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2013）

三、扩张


1、商业与暴力：殖民主义与世界贸易
2、股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义
3、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
4、农业资本主义、采矿业和原始工业化
5、资本主义、文化与启蒙运动：亚当·斯密的思想背景


　　直到1500年前后，商业资本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总体而言，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很小。但在之后的三百年里，资本主义明显地发展了：受它影响的地区增加了，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充满活力，跨入了生产领域；它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改观了，多数人更喜欢它了。在这个被欧洲人视为近代早期的阶段，西欧地区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同时，全球各地资本主义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俗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互为条件。

1、商业与暴力：殖民主义与世界贸易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它是暴力和压迫的产物。[1]对照历史，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殖民活动的关系，马克思的说法又很贴切。那个时代经常被人委婉地称作“大发现时代”，事实是，它是欧洲强国通过暴力和商业手段征服全球大片地区的时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横穿大西洋，摧毁南美洲的帝国，掠夺它们的财富；好望角航线开通之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又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通往亚洲航线的控制权，将亚洲沿海地区的大量港口变成了自己的据点。十六世纪，“权力资本主义”（沃尔夫冈·赖因哈德[2]）在南欧地区十分常见；十七世纪，荷兰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荷兰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同法国与英国竞争、争夺北美和非洲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在竞争中获胜；通过多次和西班牙及法国作战，英国在十八世纪成了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依仗着强大的舰队在贸易中获利、建立垦殖区、以多种方式间接地统治北美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其他欧洲国家试图赶上英国，但是都没成功：西欧地区和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大了。1500年前后，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7%的地区；1775年前后，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35%的地区。
　　我们不能说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种大幅扩张的唯一原因。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世俗国家及其政府逐渐强大，试图扩充势力。此外，传播基督教也属于扩张的目的。但是，与其说传教的愿望推动了扩张，还不如说它可以为政治和经济扩张提供合法性。然而，促使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最重要的动力仍是经济利益——追求财富和盈利、痴迷于贵金属、希望在贸易中占上风、想在激烈的竞争里战胜其他欧洲国家。因此，重大的探险和征服活动通常都是由独立的征服者、企业家、船长、冒险家和商人自发组织的，这类活动既是军事行为，也是商业行为。埃尔南·科尔特斯[3]之类的征服者会在出行前大量贷款，为自己的船队准备物资、购买武器、支付报酬。巨额的债务使得他们一再外出掠夺。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擅长计算的投资者和胆大妄为的冒险家展开合作，这种充满活力的合作关系构成了欧洲向全球扩张的核心。贸易和战争组成了令人不安的共同体，它是权力欲望、资本主义的活力和无视法律的暴力的混合物。它没有成为历史常态，却又反复出现，生命力至今不绝。[4]
　　上述情况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个以西欧地区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诞生了。征服者起先在南美洲劫掠金银，之后又在当地的矿山里大量开采金银，这些金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充当支付手段，加速了欧洲的通货膨胀，一大部分金银最终流入了亚洲的庙宇和宫殿。除了武器，欧洲的出口商品很难赢得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青睐，所以欧洲人一直用金银购买亚洲的奢侈品。荷兰和英国等国的贸易组织、商人、船主和船长组织起大西洋三角贸易，其活力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首先，他们将大众消费品（以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武器为主）从欧洲运到非洲西部的港口。接着，他们将非洲居民从这些港口运到美洲充当奴隶。当时，巴西、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方各州的种植园经济正在发展，急需廉价劳动力。最后，糖、烟草、棉花和美洲其他的出口商品被运往欧洲。在欧洲，这些商品或是被售出盈利，或是得到深加工，也可能被直接消费。亚洲和非洲商人的影响力缩小了，旧的贸易网地位下降、遭到破坏。
　　欧洲内部的贸易也变得更加活跃了。人们将以粮食为主的剩余农产品从欧洲东部和中东部地区运到西部地区。西欧地区正经历着城市化进程，出口手工业崛起，需求增加。于是，欧洲内部的长途贸易中心转移了，地中海的重要性缩减了，大西洋的重要性增加了。欧洲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带从意大利北部、高地德语区和波罗的海——北海地区转移到了荷兰，之后又转移到了英国。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再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奥格斯堡和吕贝克，而是安特卫普，此后是阿姆斯特丹，最后则转移到伦敦。越来越多的长途贸易无疑带来了巨额盈利，引发了大量需求：它有力地推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也帮助西欧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农业、手工业和消费领域站稳了脚跟。[5]

2、股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和不断深化的殖民活动相结合，带来了新的组织结构。资本主义正在崛起，作为它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的特征变得更清晰了。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为了进行殖民地贸易，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成立了大量股份公司，1602年诞生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家。此外，新型的金融资本主义机构和组织诞生了，它们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举例而言，安特卫普在1531年就拥有了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则分别在1611至1612年和1698年拥有了证券交易所。
　　到十六世纪为止，绝大多数贸易企业都是合伙公司，它们存续时间短，组建者是若干独立经商、独立结算的商人；随着“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诞生，上市公司出现了。219名股东共同向“联合东印度公司”投资并承担有限责任，投资总额高达645万荷兰盾。股东定期获得股息（年均18%），但基本不参与企业管理。“联合东印度公司”直到1799年才解散，而它的股东却不断变化，原因是，股东可以在新问世的证券交易所里买卖股份。这样一来，企业股东的身份就能在市场上交易了。获得股东身份或者放弃股东身份都很容易。“联合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规模庞大、层级分明、下辖大量海外分支机构的组织（分支机构主要位于亚洲）。诸多经理人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管理公司，公司拥有合理的专业委员会制度和井井有条的汇报制度，它的中央办公室员工很快就达到了350名之多。公司的业务是买卖及运输多种商品，但它也逐渐扩展成了生产企业，举例而言，它在印度涉足了硝石开采和丝织品生产。
　　“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各方面都显得很现代。它跟十九、二十世纪的跨国大公司的区别在于，“联合东印度公司”具有垄断企业的性质，拥有许多近乎国家权力的大权。当时的荷兰联合共和国政府授权“联合东印度公司”，令其负责荷兰在好望角以东地区的全部贸易活动，除此之外，政府还允许公司“进行战争、签订协议、占领土地、修筑要塞”。“联合东印度公司”经常利用这些权力跟其他国家的竞争企业开展武力斗争。资本主义活动和战争行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段时期内，“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显然是靠劫掠竞争者或敌方的船只得来的。
　　资本需求巨大、难以获取资本并不是这种独特组织的唯一成因。它的诞生也符合当时政府的政治需求。商业、政治和暴力相互交织，多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经常能平息一国之内的企业竞争。“联合东印度公司”是荷兰各省的商人和贸易组织在政府的敦促下结成的联合体，它能在国际竞争中整合资源，它的对手起先是西班牙人，后来又成了英国人。当时的其他贸易组织，如规模小得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创立，1858年解散）和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也具备类似特征。其他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有此类组织。[6]
　　在欧洲，货币、汇票、外币支付、贷款和保险业务一开始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开展这类业务的不仅有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还有银行。十二世纪起，越来越多的银行专营这类业务，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支机构。银行通常吸收存款，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收取利息。向市政府、领主、邦君、诸侯、国王乃至于皇帝和教皇提供贷款很早就成了银行的重要业务。出身于纺织工人和小贩家庭的奥格斯堡大企业家雅各布·富格尔开展多种商品贸易，经营采矿企业，他还是大银行家。有了这重身份，富格尔就可以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选举活动、战争和其他国家行为提供资金。作为商人和银行家，富格尔十分成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业务年均盈利率达到了54%。富格尔于1525年去世，那时他可能已经是欧洲最富有的企业家了。同样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巨额财富也不是通过商品贸易，而是通过货币业务积累起来的。[7]
　　金融资本主义以密集的国际联系为特征，略带世界主义色彩。它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西欧地区。外币支付和汇票交易手段最初由意大利人发明，后来，它们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银行实践使它们能满足新的需求。除了私人银行，市立银行也出现了，后者诞生于十七世纪初。
　　交易市场上的证券很大一部分是从事殖民地商贸活动的垄断企业的股票。资本的商品性质加强了，资本投机行为显著增多。人们既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蒙受巨额损失。过去，只有少数活跃的、职业的贸易资本家会遇到这两种情况；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大小投资者也出现了。他们在十七世纪西欧大都市的证券市场上碰运气，下赌注、投资及投机。十七世纪初，“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持股人已经超过了一千名，其中只有八十人的投资数额超过了一万荷兰盾，绝大多数人投资很少。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各社会群体的成员，包括大银行家、城市领导层、保险公司以及中产阶级（学者、公务员、靠小额年金生活的人等等）、富裕的农民和机构投资者（如教区、公益基金会）”（梵·戴尔·维耶[8]）都认购了荷兰国债。在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倒闭之前，一场巨大的投机风潮出现了。英国政府授予这家公司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甚至允许它在尚未发现的地区（！）行使一切权利。大众认为西班牙的势力很快就会衰落，南海公司可以大幅盈利。人们争相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一个月之内，股价从120磅飙升至950磅。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参与了投资；到了夏天，泡沫破裂、行情暴跌，大家都承受了经济损失，牛顿爵士也未能幸免。据说，他曾表示：“我能计算不规则的行星运动，但是无法解释大众的疯狂。”这场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影响有限。但是，证券交易和投机行为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切身体会到了希望与失望、盈利和损失等资本主义中的常见现象。当时屡见不鲜的企业破产案例也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9]
　　近代早期，银行崛起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贷款和新型的中介与外币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也要求银行提供服务。城市政府很早就有了这类需求，之后，日渐强大的世俗国家也有了这种需求。国家需要频繁作战、维持日渐铺张的排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的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自己的收入。统治者和政府利用正在崛起的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国内建设。一部分私人和团体的财富成了银行存款或借款，政府则试图通过银行调用这批资金、实现自己的目标。政府还利用大型贸易企业收取关税和税金。政府经常在资本家那里欠下巨额债务，有时还会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强行取消部分债务。除了向债主支付高额利息，政府还会提供垄断权或开采权之类的特权，提高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如果在战争中获胜，政府也会与之分享部分战利品。通过认购国家政府和地区政府发放或担保的地产抵押债券、向国家政府和地区政府提供贷款，社会中上层的成员联合了起来；同时，教区和基金会之类的合作组织的经济活动也跟当地的集体事务和政府联系了起来。
　　这样一来，拥有巨额资本的企业是大幅盈利还是破产倒闭（这并不罕见）都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的兴衰，也取决于政治机构的命运和意志。不同国家里政府和资本家的关系也不相同。关键问题是，政府如何长期管理公债。荷兰共和国和1688至1689年成立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在十七世纪末就已经把各类政府贷款统一为公债，担保方只能是（荷兰的）各省政府和国家议会或者（伦敦的）议会，有能力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的社会阶层代表也参与此事。
　　在这种背景下，荷兰和英国的信用等级显著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两国的政府有底气也有条件提高税额，发行大量公债并支付合理利息。十八世纪，尽管荷兰的贸易资本主义衰落了，但荷兰仍是欧洲及全球的银行经济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头羊。英格兰银行建立于1694年，通过采取一系列此类措施，英国成功地革新了公共金融领域。尽管英格兰银行是一个私人经济组织，但它很快就具备了中央银行的特征：它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能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它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0]

3、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


　　“所有让人想起资本主义、涉及金融机构的要素——中央银行、证券市场、做空、经纪人事务所、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的诞生几乎都早于经济学的建立（这点或许在我们意料之中），也早于工厂以及雇佣劳动的兴起。”[11]实际上，1750年前后，拥有全球关系网的贸易资本主义及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了西欧地区，但那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使生产领域转型。生产领域的转型是伴随着工业化逐渐进行的。在英国，工业化始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见本书第四章）。然而，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扩张并非毫不触及生产领域，事实恰恰相反。工业化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使部分领域内的劳动转型了；以下，本书将选出最重要的几个领域进行介绍：种植园劳动、农业和带有原始工业特征的手工业。
　　那些一提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的人，首先要习惯一种令人不快的观点：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非自由劳动的大幅增长。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是指，劳动不受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按照合同被招募、拿报酬，劳动力和报酬形成交换关系。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开采银矿时强征了大量劳动力。当地的印第安人被迫劳动，非常痛苦，经常因此丧命。巴西一开始是荷兰的殖民地，后来又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末，巴西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食糖产地，出口欧洲是主要的生产目标。加勒比海地区是殖民强国争夺的对象，它先大量出口烟草，后大量出口食糖。举例而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巴巴多斯还在出口烟草和食糖。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地区的种植园转而生产和出口烟草、稻米和靛蓝染料，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棉花成了生产和出口的主要对象。大量种植专供出口的大众消费品是殖民运动的结果，倡议者和投资者主要是欧洲的商人、贸易公司以及越来越多在殖民地定居的农业企业家。种植园经济体系的影响力跨越国界，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的产物。
　　种植园制度涉及大量生产活动，数百年里，人们也在其他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方建立了种植园。种植园是大型农业企业，专门生产高价值的出口大众消费品，种植的作物经常是单一的。在当时的殖民地，种植园的资本投资很高。据记载，在1770年，一片占地240公顷、拥有200名奴隶的中等规模的牙买加甘蔗种植园价值19000磅。其中，37.5%的资本用于购买奴隶，31.5%的资本用于购置土地，21%的资本用于建造榨甘蔗的磨坊。一开始，种植园的盈利率可以达到50%，到了十八世纪，盈利率一直处于5%到10%之间。
　　由于殖民地劳动力稀少、招募困难，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奴隶贩子将1100万到1200万名非洲居民贩卖到了美洲。其中，48%的奴隶流入了西印度地区，38%的奴隶到了巴西，只有5%的奴隶到了（后来的）美国南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奴隶起初都在种植园工作，其余的奴隶则充当家仆、手工业劳动者或者承担奴隶主指派的不固定工作。
　　除了奴隶，种植园里还有大量的“包身工”，这种现象在十七世纪之后美洲南部的英国殖民地里尤其常见。“包身工”是签订了合同的奴隶，通常要用五到十年的劳动抵偿从欧洲到美洲的旅费。他们也属于非自由劳动者。其余的劳动者则根据合同拿报酬，还可以辞职——种植园里数量可观的监工一般属于这类劳动者。他们用严格的纪律管束那些通常被编成一组的劳动力，劳动力往往被剥削压榨到极致。种植园经济一般离不开典型的精密计算和遵从目的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但它也带有掠夺式开发的特征。由于土地广大，充当劳动力的奴隶价格低廉，至少在早期发展阶段，种植园经济根本不考虑土地和劳动的可持续性。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不断崛起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需求和投资、劳动力招募和管理，彻底地改变生产领域，然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交换和商品化——却未必会顺势影响劳动的组织形式。种植园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奴隶贩子捕捉、运输奴隶，将他们贩卖给新主人的时候，奴隶确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转化成了商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人的属性，在捕捉奴隶者、奴隶贩子和种植园主之间转手。在种植园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正规、平等的市场参与者以劳动力换取报酬的交换关系，而是物主和财产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关系。很显然，资本主义——至少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跟不同的劳动形式结合。对于近代早期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劳动而言，特定条件指的是：种植园专门生产种类较少的、需要简单劳动的大众消费品；劳动力市场较为落后，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种族歧视。
　　种植园经济的效率长期低下。尽管种植园主希望尽可能提高产量，奴隶却缺乏劳动积极性、心存抗拒、故意怠工。“目前为止，抗拒体现为不服从管理、破坏、谋杀和暴动，由于白人数量少、黑人数量多，白人对反抗者的惩处非常残酷，目的是以儆效尤”（沃尔夫冈·赖因哈德）。长期的奴隶劳动不太可能催生出专业化的农业、高水平的手工业和之后的工业化。但是，直到十九世纪，种植园奴隶制在巴西（咖啡）、古巴（食糖）、美国南部各州（棉花）和许多其他地区仍能创造大量收益。跟我们反复听到的说法不同，各国政府在1833年（英国）和1888年（巴西）之间禁止奴隶劳动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因为它有经济缺陷。禁止奴隶劳动是宗教——人道主义干预及由此引发的改革运动的成果。
　　我们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奴隶劳动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非洲本土的奴隶跟美洲的奴隶一样多。但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奴隶劳动的规模急剧扩大，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通常包含劳动纪律，奴隶劳动还变得异常残酷。我们不能说，假如不在数百年里利用奴隶劳动，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工业化进程得益于此前一个世纪奴隶贸易的巨额盈利。毫无疑问，奴隶贸易影响了西欧国家的其他贸易、手工纺织业、造船业和其他经济分支。要理解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我们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和奴隶劳动、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的关系。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会抵制不人道行为，但在法律——政策的约束和调控之下，它也有能力抵制不人道行为。[12]

4、农业资本主义、采矿业和原始工业化


　　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农业视为稳定且停滞的系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情况是，中世纪中期，城市扩张了，劳动力分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随之产生，但这类贸易活动通常是地区性的，形式也较为原始。几百年里，农业经历过严重的危机和蓬勃的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粮食价格差异很大。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波动。各地区贫富差异巨大，大小庄园贫富差异巨大，地主、自由的农民和社会下层人口贫富差异巨大。社会下层人口指的是拥有少量地产和没有地产的人，在很多地区，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通常依附于人、生活困苦。大量的冲突、抗议和镇压由此而生。人们不仅继承土地、掠夺土地、重新分配土地，还在市场上交易土地，但是当时交易规则很少，各地的交易规则都不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进步了。尽管历史上也有过农业生产率长期退化的时期，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率仍在缓步提高；各地农业生产率差距很大。农业——农村世界从来就谈不上完美、安稳。
　　虽然大部分人口都靠农业劳动谋生，但农业向来不是资本主义的领地。自给自足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就是说，家庭和庄园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消费的。因此，农村人口在消费者中占比很小，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在农村——农业领域，人们因循守旧，缺乏革新或发展意识。虽然农村也有各类不平等现象，但是普遍存在的乡镇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人们习惯于集体主义、不理解个性化和竞争；习惯于面对面的交换，不理解匿名的市场关系；尊重传统，轻视批判。
　　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制度严格地约束着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封建制度中的特权和依附关系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与经济因素无关，这使得市场交换难以发挥调控作用。封建制度限制了领主、农民和农村下层人口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活动。封建制度遏制了变化的动力：没有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没有盈利、投资和资本积累，没有对竞争和发展的重视，就不会有变化的动力。领主或地主和“他的”农民、有房无地的村民、仆役组成了一套多级的特权及依附制度。这套制度赋予领主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但也让他有义务照管臣民，领主的权利和义务远远多于资本主义制度里雇主的权利和义务。跟自由农民和后世的农业雇佣劳动者不同，封建制度下的臣民有义务向领主纳税、提供服务（通常要承担大量劳役）。由于农民不能迁离领主的土地，封建制度还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当时存在着上级所有权和下级所有权，也就是说，领主和臣民对同一块土地有着重叠的所有权。当时还存在着乡镇集体所有制（农村公有地、乡镇用地），有些土地可供全体乡镇居民，尤其是穷人耕种。同一地区内通常既有领主、地主管辖的农户，也有自由农民，还有邦君管辖的农民。这套制度非常复杂，各地都不相同。在西欧等地，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货币化（纳税取代劳役）和商业化了（建立土地租赁关系）。但是，封建制度也可能像在东欧地区那样变成严格的地主管理制。地主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强征劳役，臣民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臣民与土地的关系强化为“农奴制”。[13]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依然在疏远资本主义原则的欧洲传统农业世界里慢慢站稳了脚跟。这与贸易密切相关，贸易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了销售机会，促使农业生产者改变生产关系。国家干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或鼓励资本主义插手农业，或试图消除资本主义扩张对农业的不良影响（保护农民政策）。中欧和中东欧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生命力极强。它诞生于十六世纪，以出口为目标，并未摆脱封建制度。德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农庄生产大众消费品，尤其是粮食，目的是出口到西欧地区盈利；但是在内部，农庄将农民和其他仆役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土地被“收买”，他们只能自给自足，农庄还通过劳役加强剥削。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第二次农奴制”。上述农业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出口，它的基础是非自由劳动和非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近似于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种植园制度。“第二次农奴制”在普鲁士等地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尽管十九世纪初的解放农民运动消灭了“第二次农奴制”的合法性依据，但它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存在。[14]具有大企业形式、以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在那些封建传统势力强大、城市化程度低、区域性市场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发展了起来。地主跟长途贸易商签订合同，商品经柯尼斯堡、但泽或什切青运抵西欧地区，供人消费。而那些自由严重受限的农民甚至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身边的市场。封建领主在资本主义活动中只求盈利、肆无忌惮，对此，缺乏实力的邦国政府无计可施。
　　在荷兰，农业资本主义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荷兰封建传统薄弱、城市化程度高、农产品需求量大。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国内市场关系的增长，诞生于中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发展。城乡贸易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催生出了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令市场进一步整合。当国内市场出现剩余产品时，长途贸易也变得发达了。人们买卖、租赁土地，地区性的资本市场发展了起来。市民对一部分蓬勃发展的农庄投入了可观的资本；这些农庄为了改善耕种方式、开发新产品而投资、积累资本。其余规模较小、所有权不固定的农庄衰落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据说，在十六世纪的荷兰，三分之一的劳动（不仅仅是农业劳动）都是有报酬的自由劳动。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现象出现了，收入差距及财富差距都在扩大。1550年前后，一半农村居民属于拥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的社会下层人口。然而，由于政府采取了保护农民的措施，大型农业企业并没有建立起来。农产品生产急剧增长，荷兰实现了富裕。[15]
　　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荷兰相似。英国封建传统薄弱，农业生产很早就和市场整合在了一起。英国农业倚重羊毛出口，很少生产价值较高的专门产品。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的生产率和富裕程度都不及荷兰。但英国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超过了荷兰：十五到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经济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有权集中现象，其代价是，小型农场衰落了，小块土地经常被兼并。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公有土地的私有化——即所谓“圈地运动”——扮演了一个争议极大的角色。土地私有化和田亩归并通常要靠议会决议撑腰，贵族——富裕市民阶层的权力精英影响着议会决议，它们不保护农民的利益，却能为建立以大型农场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其结果是，雇佣劳动大幅增加，劳动力得到了“释放”，他们流入城市，可以为将来的工业化出力。在十六和十八世纪之间，以大型农场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完全成型了，这一切的前提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土地租赁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农业的转型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也有力地推动了耕种方式的进步。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农产品价格飙升，鼓舞着土地所有者和租赁者进行投资、开垦并购置土地、修建排水设施和道路。畜牧业和系统化的畜禽养殖变得更重要了。轮作经济发展成熟。不同于安于现状的传统农民，土地所有者和租赁者重视盈利、奋力创新。许多雇佣工人愿意为了更高的报酬付出更多劳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农业革命”。尽管国内需求增长了，英国仍在1650年前后成了农产品出口国。到了1850年，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向英国看齐，但是英国的农业生产力还是遥遥领先。“以每一名工人生产出的农产品中的卡路里为衡量标准，英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是法国的两倍，是其他三个地区的三倍（指德国、瑞典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6]
　　在欧洲，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过去一直与资本主义无关。人们有时进行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劳动（例如生产布料和服装）；有时以农业劳动为主、手工业劳动为辅（欧洲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有时受人雇用，在雇主家里以劳动换取报酬（计件或按日计酬）；但是大多数手工业劳动者还是在自己经营的作坊里劳动。作坊生产的是待出售的商品。作坊生产顾客订购的商品，或者大量生产能在周边市场或自家小店里出售的商品。作坊生产的目标不是使商品在不涉及熟人买卖、以商人为中介的市场上流通。作坊手工业的基础是劳动和所有权的统一，也就是说，作坊主亲自劳动，有时也需要少量帮手（伙计和学徒）。但他不是企业家，也不会雇用大批雇工。按照传统，作坊采取团体——行会管理制：手工业劳动者隶属于与自己的职业相关的行会，要遵守行会集体制定的行规。行规的基础是兄弟般的平等，而不是竞争原则。行规试图确保所有成员都能过上温饱的、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不追求盈利的最大化。行规应当“使富人不要伤害穷人”。行规能决定哪些作坊可以带学徒，还能按照产品门类为作坊的产量设置上限。这样一来，行规就阻碍了创新和资本积累。尽管某些地区并没有组织严密的行会和行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手工业劳动者一般也只追求吃饱穿暖、收入合理、兼顾生意和道义——这也是当时普通百姓的观念。
　　作坊之外的手工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大型冶金场、大型工场或者采用集中劳动方式的工场都是例子。手工业生产机构有时并不完全符合上文介绍过的手工业的结构特点。举例而言，一些作坊（尤其是纺织业作坊）很早就参与了跨地区贸易和出口活动。收入较高的城市手工业者属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而许多小作坊主生活贫困。在前工业时代，农村和城市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行规一般只在城市地区有约束力，对农村影响不大。农村手工业劳动者经常违反行规，乡镇当局也会干预、破坏行规。在不同的国家，行规的性质和内容都不一样。行规先在欧洲西部地区退出了历史舞台，欧洲中部地区紧随其后。总体来说，在结构和文化方面，欧洲的作坊式手工业显然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17]随着商业资本主义渗入手工业，这种局面改变了。为了革新技术，人们需要更多资本。从十五世纪开始，习惯于独立劳动、通常组成合作社的采矿者（“矿山合作社社员”）日渐频繁地跟商人打交道；商人愿意向他们提供资金，还参与销售，越来越多地干预采矿活动本身。举例而言，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厄尔士山脉和哈茨山[18]的采矿活动都有企业参与，高地德语区的贸易资本家据此扩充实力、积累财富，十六世纪富格尔家族的历史就是明证。独立劳动的矿山合作社社员逐步变成了靠报酬生活的矿工。[19]
　　资本主义进入手工业世界的最重要途径是影响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家庭工业和家庭手工业。[20]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在农村及家庭中相当常见；城市的商业资本则十分重视跨地区的市场，具备资本主义活力。因此，两者的结合矛盾重重。为了让它们顺利合作，商人要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分包者，也就是说，要变成贸易企业家，干预当时非集中化的生产活动；而第一线的生产者，即作坊主、家庭工业劳动者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却是以各种形式依附于资方，越来越像雇佣工人。
　　一小部分原始工业诞生于开始生产出口产品的城市手工业作坊。举例而言，十七世纪，索林根的金属加工者技艺高超，发现了新的机遇；里尔的织布工人则很难开打销路，这时，他们都想到了出口。商人和原本的手工业劳动者都能充当分包者，行会关系没有迅速消亡。大部分原始工业诞生在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区。在那里，小农阶层就业不足，有着劳动愿望，而充当分包者的商人和其他中间人正是利用了这点，依靠农村较低的报酬盈利。农村通常没有行会规定，分包者无所顾忌。分包者与寻找挣钱机会的农村底层人口签订合同、预支原材料、收回成品，再把成品运到跨地区的市场上出售。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农村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诞生做出了贡献。十六到十八世纪是这类原始工业的发展期，各地原始工业的起步时间并不统一。在欧洲，原始工业一般出现在土地较为贫瘠的农村地区。以德国为例，苏台德山脉、威斯特伐利亚山区和图林根森林地区都有原始工业，莱茵河下游地区、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原始工业出现得更早。英国的北部和南部原本是纯农业地区，而纺织品生产、金属制品生产和采取非集中化劳动方式的采矿冶金业的中心恰恰出现在那里。在荷兰南部，也就是后来的比利时，城市中的手工业在十七世纪明显衰落了。相反，在乡镇，布料、花边和武器生产的规模扩大了，生产者按照分包商的要求从事来料加工或来样加工。十八世纪，法国的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到2%，这主要归功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原始工业在中东欧地区也很常见，但在阿尔卑斯山及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很稀少。
　　某一地区的生产和跨地区的资本主义的联系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地区形成了购买体系（商人只负责收购和出售农业手工业者的产品，比勒菲尔德附近的麻制品生产就是这样）；有些地区形成了简单的分包制度，分包商提供原材料，负责将产品贩卖到外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巴塞尔、安特卫普、里昂、克雷菲尔德和柏林等地的丝织业，这种制度维持了数百年）；有些地区形成了以采取集中劳动方式的大工场为中心的分包制度。举例而言，黑森林地区的“卡尔弗纺织品贸易公司”雇用了大约五千名纺纱工、织工和其他纺织业手工劳动者，他们分散地加工各种羊毛制品和羊毛布料；但还有168名工人是在公司直接监督的大工场里集中地完成染色、脱色和印花工作。
　　原始工业体系能代表处于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原始工业体系在许多方面十分传统：值得一提的技术进步没有出现；全体家庭成员通常在家中按照传统方法劳动，原始工业劳动通常是季节性的业余劳动，遵循前资本主义的逻辑。经济不景气、产品价格很低的时候，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就拼命工作，维持生计；经济景气，产品价格较高的时候，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就降低了，因为他们不用特别卖力工作也能养活全家。随着原始工业体系的扩张，监管生产者、协调生产步骤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始工业体系对创新和发展的限制也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原始工业体系不可能转变为一种能自行推动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即便是在后世，原始工业顺利过渡到真正的工业化的现象都很罕见。
　　另一方面，原始工业体系颠覆了生产关系，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它为数百万人创造了谋生机会，加快了人口增长。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命运明显与市场和市场波动息息相关。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现代：男女更平等了，新的消费机会出现了，人们可以接触到产自殖民地的商品（糖、茶和烟草）和一些时髦的新玩意（取代了麸皮面包的白面包、一次性烟斗、怀表、窗帘）。手工业劳动者关注市场、关注消费，但他们不进行集中劳动，劳动方式类似于家务劳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学习有纪律、有目标、较为理性的劳动。经济史专家扬·德·弗里斯所言“工业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近代早期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真正的工业化始于十八世纪末。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纺织业既有成果也有局限，它们引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重大发明：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21]（1779年）。这些发明为大工厂工业和真正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原始工业化并未催生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跟种植园经济、采矿业和农业的发展一样，原始工业的发展也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深刻地改变了生产领域。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这种变革影响深远、令人惊叹。[22]

5、资本主义、文化与启蒙运动：亚当·斯密的思想背景


　　贸易、金融、农业、手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了所有欧洲国家。但只有在荷兰和英国，这些萌芽才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调控原则。荷兰最初只是一个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多省联盟；1579年至1648年[23]，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英国从1688至1689年开始就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随着苏格兰在1707年并入，英国成了联合王国或称“大不列颠”。荷兰和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具备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差别很大。[24]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出现较早，十七世纪，荷兰是所有欧洲革新国家的唯一榜样；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超过了荷兰，这是因为英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它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式发展前景更好。荷兰固守自己在贸易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域的优势，注重出口和国际金融业务，而英国还会促进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领域的发展，跟荷兰相比，英国的发展更倚重内需。荷兰和英国都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但两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不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能体现荷兰和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25]促使这两个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取得发展优势的因素数量众多，以下三个最为重要、互为条件：第一，两国从中世纪以来就很重视长途贸易（荷兰尤为突出）；第二，两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一直很弱（这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来的统治史和荷兰的朝代史有关）；第三，从十六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在殖民活动中遥遥领先。荷兰和英国的优势也得益于它们的地理条件：荷兰位于欧洲的边缘，英国是一个岛国。
　　假如我们要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在欧洲西北部地区发展较快，我们就不能忽略当地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特征。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英国的情况。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举例而言，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宽大拱廊里，殖民地产品、商业书籍和广告琳琅满目；保险公司和公证处提供服务；编辑部设立了代表处；人们在咖啡馆里交流信息、吃喝、聊天（1700年前后，伦敦约有400到500家咖啡馆）。市场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借贷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不限于特定身份的社会成员。这就是十八世纪的“消费者革命”。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协会和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它们有着各种目标：社交、为工人运动做准备、互助、讨论、赌博。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说，尽管市场关系经常导致竞争和自利行为，但它也能增进信任、促进社会化。
　　欧洲西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也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以城市居民为主），各类报纸、书籍、目录日渐普及。这样一来，科学领域的新动向就能得到传播（科学家和实干家在相关活动及协会中碰面时也会相互交流），但是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触到这类信息。实用知识很受重视，有人以传播实用知识为职业。
　　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注意到英国人追求娱乐、热衷赌博、痴迷新生事物。在英国，赌博和体育从十八世纪起就是商业活动，打赌的冲动和冷静计算概率的倾向利用各种机会相互结合：赛马、板球比赛、斗鸡；人们有时也买彩票或者在证券交易所里投机。文化和娱乐产业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学者对赌博、投机和娱乐评价极高：学者认为它们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能培养社会美德。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还不是富豪，贵族及受其熏染的上流社会人士都爱摆出轻视钱财的样子。阶级差别十分显著，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一群人聚集在咖啡屋，另一群人出入白兰地酒庄。绅士的俱乐部不对外开放，工人开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组织。尽管农村的平民文化已经受到了市场关系的影响，但它还是更重视传统习俗和“公平”观念，不太关注盈利和进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已经较为适应日渐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城市文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又影响了城市文化。[26]
　　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价值重估。重要的十八世纪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赞美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而是选择了“贸易”和“商业社会”等表述。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神学、哲学和国家理论仍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举例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人文思想援引再次得到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指出资本主义极为可疑。学者试图捍卫重视群体利益的美德，反对自利、私有财富和腐败。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主要来自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它崇尚爱人如己、将无私视为美德，反对追求个人利益、积累财富，尤其反对盈利性的货币业务。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近代的宗教观”，强调“贴近世俗的信仰”（海因茨·席林[27]），这使大众对劳动和职业有了更正面的看法。马克斯·韦伯强调清教—加尔文主义的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小教派信徒（门诺派教徒、贵格派教徒）中确实出现了更多企业家，验证了韦伯的观点。[28]真正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格劳秀斯[29]、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学者对当时的战争惨状印象深刻，希望能为文明社会树立新的、世俗化的美德，崇尚人权、自由、和平和富裕。1748年，孟德斯鸠一反欧洲传统的主流思想，赞美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传播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克服愚昧、收敛暴力、改良风俗。伯纳德·曼德维尔[30]、大卫·休谟、孔多塞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观点也与此相近，这些学者大多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他们认为，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大众的福祉；利己未必非得损人；生意和道德不一定相互对立；市场能阻止人们出于激情而发动战争，帮助人们争取利益；市场能培养勤奋、坚韧、正直、遵守纪律等美德。总之，我们发现这些学者大体上支持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趋势。他们不仅希望资本主义能带来更多财富，还希望它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好的秩序。建立这种秩序不需要国家的专断干预，它需要的是尊重自由、对个人负责、有能力以协商而不是战争形式处理矛盾。[31]
　　1776年，苏格兰的启蒙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既符合实际又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贸易、资本形成、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当下享受的能力。斯密批判蓄奴制、农奴制和传统的仆役劳动中的压迫式人身依附制度，赞美交换过程（也包括用劳动力交换报酬）带来的自由权。斯密支持市场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自主地做出决策，但他并不一味赞成“自由放任”；他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斯密提出，没有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尽管斯密认为自身利益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出发点，但他不赞同将人类视为单纯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斯密反对压抑个人的自利思想，而是主张引导它，让它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但人们不能将引导工作（完全）交给市场，公共道德和结构合理的组织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温和地调节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斯密经常批评英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以垄断为基础的对外经济政策。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斯密是一个改革者，但他赞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趋势。本章已经描述过这些趋势，它们体现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等地区的扩张和发展。[32]斯密和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视为实现富裕和重大社会进步的途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或者认为只要机构改革到位，这些缺点就能被克服。举例而言，他们将欧洲以外暴力和商业的联系归咎于重商主义。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强制特征，而它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试举一例：在农村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资本主义能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但是自古以来，哪里出现了资本主义，哪里的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斯密描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在分配时极度不均。[33]斯密了解这点，但是此类思考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
　　对于经济秩序，亚当·斯密做出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想。他设想的经济秩序与孔多塞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由理智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相匹配。斯密认为，个人能最好地判断自己的利益。他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一种脱离专制国家束缚的理性秩序。此前几百年的历史使得斯密不信任统治者的智慧和传统思想。斯密和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它们的内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强加给心怀抗拒的大众的。资本主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历史悠久的不公现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许诺合理的回报。资本主义创造财富，传播自由。因此，它不仅能吸引商人和企业家，也能吸引知识分子。许多“普通百姓”或许也会对它感兴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学者看法不无道理。荷兰和英国是两个在十八世纪末很接近斯密设想的“商业社会”的国家，按照本书使用的术语，它们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资本主义特征。英国和荷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是社会积累的巨额财富，保证了1500年到1800年之间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收入在绝对值上有所提高，相对值大致不变；而在欧洲大陆，如维也纳和佛罗伦萨等地，工人收入绝对值大致不变，相对值却减少了。1500年前后，欧洲西北部边缘地区（尤其是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贫富差距；到了1800年，差距已经变得很大。[34]不论是对于精英阶层，还是对于社会大众，这种现象的意义都很重大。在欧洲中部地区，直到“饥饿”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温饱危机（“贫困化”）的破坏力一直在增长，但是这种危机对英国几乎没有影响。1800年前后，英国已经成功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在几十年后的工业化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在十九世纪初预言，假如不制定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对于数十万人来说，马尔萨斯陷阱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彭慕兰[35]提出的“大分流”等挑战性观点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经济史上的突破为什么出现在了欧洲的西北部地区，而没有出现在经济同样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这种经济史上的突破转化成了不断自我推动的高速发展。上述讨论并未涉及“资本主义”，而本书也无意对其做出贡献，但根据此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如果要解释“大分流”，我们就必须对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它们最适于解释的还是生产率和发展的区别。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将视角拓宽至经济史之外，对此，资本主义概念很有帮助。（2）通过比较欧洲内部的情况，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英国和紧随其后的荷兰在十八世纪末具备的优势得益于长期的进程，这些进程延续了数百年。因此，在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延续时间很长的缓慢变化。（3）国家政府的积极举措、殖民运动和原始工业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缺少这三种因素，或者说它们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36]目前的研究结论是，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具备了左右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离不开国际联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十三卷（《资本论》第一卷），788：“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 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1937- ）：德国历史学家。

[3]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曾征服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

[4] Reinhard等（eds. ）2015; Beckert 2014，第二章及第三章（“战争资本主义”）；关于征服者及其罪责见Graeber 2011, 334, 465。

[5] 对于殖民运动时期的剥削有没有促进欧洲的工业化，经济史学家争论不休。举例而言，O’Brien 1982提出殖民运动时期的剥削对欧洲工业化影响很小，但我认为殖民扩张无疑大力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关于消费资本主义随着早期现代殖民运动而崛起的内容参见Trentmann (eds. ) 2012，第二部分。

[6] Chaudhuri 2005, 80-97; Frentrop 2002, 49-114; Reinhard 2008, 42.

[7] Ehrenberg 1896, 122-24.

[8] 赫尔曼·梵·戴尔·维耶（Herman van der Wee，1928- ）：比利时经济史学家。

[9] 牛顿的言论转引自H. Berghoff in Budde (ed. ) 2011, 73-75; Kindleberger/Aliber 2005, 42, 58. 公司破产的历史见Safley (ed. ) 2013。

[10] Van der Wee/Kurgan-van Hentenryk (ed. ) 2000, 117-264（引言260。）

[11] Graeber 2011, 345.

[12] Reinhard 1985，第四章到第六章；同作者2008，第五章（引言112）；Appleby 2010, 121-137. 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尤其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参见Johnson 2013; Baptist 2014; Beckert 2014, 第五章；Zeuske 2013, 27-96。现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总体兼容性得到了强调。相反，传统观点强调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如Haskell 1992。关键在于要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和谐共存或者互不相容的条件。

[13] Rösener 1993提供了入门简介; Brenner 2007, 63-84提供了分析。

[14] Duplessis 1997, 76-82, 147-153.

[15] De Vries/van der Woude 1997, 195-269, 主要见200 f.; van Zanden 2009, 205-266。

[16] Eisenberg 2014, 45; Duplessis 1997, 63-70, 175-184; Appleby 2010, 75-86.

[17] Bücher 1927, 主要见981 f.; Thompson 1971; Schulz 2010。

[18] 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德国与捷克边境处的山脉。哈茨山（Harz）：德国中部山脉。

[19] Sokoll 1994.

[20] Mendels 1972; Kriedte等2008; Ogilvie/Cerman (eds. ) 1996。

[21] 珍妮纺纱机：早期多轴纺纱机，发明者为英国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英国发明家、企业家。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1753-1827）：英国发明家。

[22] Troeltsch 1923 (2012)；Kisch 1989；Kulischer 1965，第2卷，113-137，主要见114，116，123；Kriedte；Medick 1996；Duplessis 1997，88-140，主要见215，219；Allen 2009，16-22；de Vries 2008。

[23] 1579年，荷兰北方七省（今属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共同反对西班牙的统治；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

[24] Brenner 2001，主要见224-234。

[25] 数据来自Allen 2009, 17。

[26] Eisenberg 2014, 73-100; Clark 2000.

[27] 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1942- ）：德国历史学家。

[28] Schilling 2012, 634 ff. 关于韦伯的理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对韦伯理论的批评参见Eisenberg 2009, 83-85; Schama 1987, 326 ff. ; Allen 2009, 7; Steinert 2010；最新的支持韦伯理论的著作：Segre 2012。

[29]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

[30]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生于荷兰，后定居英国。

[31] 关于传统的质疑观点及相关文献综述：Muller 2003, 3-19；关于十八世纪时的转变：Appleby 2010, 87-120；总结：Hirschman 1992, 105-141，主要见106 ff.。

[32] Muller 2003, 51-83：斯密思想入门；简要介绍：Rothschild 2001, 116-156；另见：Vogl 2010/11, 31-52；马克思主义的观点：Brenner 2007。

[33] 荷兰的例子参见van Bavel 2010, 72-77。

[34] Allen 2009, 25-79（主要见34, 39, 40）论“工业化前英国的高薪经济”；Broadberry/Gupta 2006, 2-11; Clark 2005, 1308, 1311, 1319。

[35]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 ）：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

[36] 参见 Pomeranz 2000。十年后对争论的评论：O'Brien.2010. P. Vries 2013。论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主义中原始工业化的薄弱：Lu 1992, 主要见 492,496; Chaudhuri 200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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