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3章 工厂委员会运动
战争结束后，伴随而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破坏在意大利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危机，这种危机导致1922年底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的抬头。在这些年代里，尤其是在1919-1920年“红色的两年”中，对许多参加者和观察者来说，这似乎是使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极好机会。工会成员自1918年到1920年从二十五万增加到二百万，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意大利所有工业地区都发生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艰苦斗争，同时，农民和无土地的劳动者也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罢工浪潮动摇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使工业家和中产阶级警觉起来，并迫使他们同1921年至1922年不断强化的墨索里尼法西斯运动携起手来。此时，自由议会制度看来越来越无法应付这场危机，这次破坏似乎给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在这种紧张而令人兴奋的气氛中，葛兰西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年轻记者脱颖而出，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意大利共产党一位缔造者和领袖。1917年仲夏，都灵反对战争和强烈抗议食品短缺的游行已使许多地方领导人被捕或充军，这使不适于服兵役的葛兰西负担起非常重要的职责。继而，十八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了，葛兰西及其朋友开始出版《新秩序》，它直到1921年1月前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化周刊”，这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已成为“共产主义者日报”[1]——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气候变化的标志。《新秩序》不久就成为富有影响、销量很大的报纸，该报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问题，翻译外国作家的著作，尤其是无情地批判社会党领导策略。由于葛兰西愈来愈深地卷入政治决策和革命实践活动中，因而我们有可能从这些报纸中一周接一周地跟踪葛兰西思想的变化、发展。就在这一时期，葛兰西提出并试图把他两个最具特征的观点引入实践过程，尽管这两个观点都是葛兰西思想中的重要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相互矛盾。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把革命运动建立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第二个观点是关于革命政党的观点。
[1] 见《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导论》，《新秩序》1921-1922年。——第39页脚注
都灵是意大利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战争期间汽车工业工人数量的增长不计其数。那里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自战前建立的工厂委员会，它在不太紧张的时期曾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过相互沟通的渠道。尽管对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的作用，以及对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中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所扮演的部分角色经常发生误解，但由于这一榜样，很自然在1919年和1920年都灵工业冲突中工厂委员会似乎是工人运动所能采纳的显而易见的组织形式。正如葛兰西1919奶奶6月所说：“社会主义国家已潜在地存在于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特定的社会生活制度中。”[1]
[1] 《工人民主》，1919年6月21日《新秩序》第19页；《论工厂委员会运动》尤见古恩·A·威廉《无产阶级的制度：安东尼奥·葛兰西，工厂委员会和意大利1911-1912年共产主义者的起源》（伦敦，1975年版）。——第40页脚注
至1919年秋，工厂委员会运动已遍及都灵及彼得蒙特的许多工厂中。对于葛兰西来说，工厂委员会不仅是革命运动的核心。它们也将是未来社会的雏形：“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型，无产阶级国家组织所固有的一切问题都存在于工厂委员会组织中。”[1]工厂委员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教育中心，也是葛兰西、陶里亚蒂和塔斯卡在此执教的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并在同委员会运动的联系中建立起这些中心。葛兰西希望，委员会将创造一种组织普通工人的新方法，这种房啊将保持工人的自发性，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决策，并避免在目前工会运动中所出现的官僚主义、以及他认为社会党领导所存在的怯懦性。他写道：
“党必须拥有一个简明清晰的设想，它必须从小资产阶级的议会党转变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正在通过建立工人国家的方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成为拥有自己信条、策略……和铁的纪律的纯洁的党……这种永远同各部门保持联系的领导力量必须在所有方面成为无产阶级发展的推动力。各个部门必须在所有的工厂、工会、合作者、兵营中提倡共产主义组织形式，这些组织不断地将党的观点、政策传播到群众中去。这些部门将组建工厂委员会，以管理工农业生产，它将提出必要的口号，以建立工会、工人协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它们成为可以信赖的因素，群众将授权他们以组织政治上的苏维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
[1] 《工团主义运动和建议》，见1919年10月《新秩序》第36页。——第41页脚注
[2]《论意大利社会党的复兴》，见《新秩序》1920年5月8日，第121-122页。——第42页脚注1
诚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而且也许是一个矛盾的计划，但它却是一个尝试。葛兰西准备在其后几年中对此纲领加以发展和修改，以便解决所有革命运动都遇到的如何协调自由和权力、自发性和纪律性关系的老问题。
“这种工人民主制……将为群众制定规范和铁的纪律，它将成为获得政治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课堂，它将吸收所有的群众，使他们养成坚韧不拔的习惯，并习惯于将自己看作战场上的一支军队，而如果这支军队不希望遭到破坏并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它就需要凝聚力。”[1]
[1] 《工人民主》，见1919年6月21日《新秩序》第12页。——第42页脚注2
葛兰西经常运用这类军事化的比喻。在他看来，革命运动必须成为纪律严明、克己奉公和富于献身精神的力量。工人的民主意味着使工人接受其领导人即“政治委员”所做出的决策，而这些领导人则由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由选举者授权给他们，但一经发现他们是少数派时，就必须辞职。[1]包含在整个体系中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此后，葛兰西将把它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这个信念就是，通过教育和解释，有可能说明人民自愿地接受其领导人所规定的决策和观点。
[1] 《工人民主》，见1919年6月21日《新秩序》第12页。——第43页脚注1
葛兰西关于工厂委员会的观点立足于工厂工人都成为委员会委员这一假说基础之上。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运动既应该包括工会会员，也应包括无组织的劳动者，它的支持者既有社会党党员，也有持其他政治信仰的人。葛兰西在1919年8月写道：在当今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
“由新型的无产阶级组织来发动，这种组织基于大工厂而不是小手工业，基于生产单位而不是行业帮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当它借助严密的组织功能而发展、成长，繁荣自身时，它便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成为工业生产领域中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1]
[1] 见1919年8月23日《新秩序》未署名文章。——第43页脚注2
这个以全新的制度来代替现存的行会结构的提议遭到了商业工会领导人，尤其是钢铁工人工会的非难，这种非难尤以都灵汽车工业为甚，尽管1919年夏季以后，葛兰西同已经建立的工会领导人达成了和解，但他们的关系依然不佳。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他仍旧有希望赢得大众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不断地批评社会党的领导人，并毫不掩饰他对这些人的轻蔑，因而他同工会领导两翼的关系越来越糟。
由于都灵工业关系史上的原因和，该城各工厂所存在的“内部委员会”以及《新秩序》组织成员已经确立的影响，因而，1919年夏秋两季在普遍存在的工业骚乱和大众的不满中，工厂委员会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并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象一句流行的话所说的那样，都灵真正成了“意大利革命的彼得格勒”。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意大利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形并未出现。葛兰西及其朋友的影响依然局限于某一地区，而都灵的工业民主实验事实上加剧了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分裂和解体，在现存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分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革命者内部的分裂。尽管意大利社会党表示了他们对列宁的钦佩，但该党并不是象列宁所设想并在俄国创建的那种有力地团结起来的革命政党。
在认识到上述情况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来自那不勒斯的工程师阿玛多·布尔迪加（Amadeo Bordiga），他号召成立更多的、更为紧密团结的和毫不妥协的革命党，他在战前就一直拥护发动真正的革命运动，这种运动不应在理论研究中浪费时间。在1912年青年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他曾经斥责了知识分子的影响，斥责了强调教育和学习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葛兰西思想十分典型的特征。布尔迪加在这次会议上宣称：“学习的必要性是学校教师会议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事情。”[1]到1919年，布尔迪加号召社会党禁止议会活动，清除改良派，把注意力集中到革命组织上来。此后五、六年间，布尔迪加和葛兰西成为对立的两极，意大利社会党激进派和1921年1月同社会党分裂后产生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这两极中摇摆不定。
[1] 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12页，（都灵，1967年版）。——第45页脚注
1919年秋，《新秩序》的销量已逾5000份，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胜利掩盖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我们已经看到，葛兰西对领导和纪律的必要性的认识同他所坚持的工人阶级每一成员都应参加革命决策的需要并不总是相互一致的。在葛兰西的文章中，许多谈到工厂委员会的地方都说明他把工厂委员会看作一种可以长期运用的革命工具，一种教育群众、团结工人、增加凝聚力和信念以使他们有能力掌握政权的方法。但另一方面，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又似乎正把革命形势推向前去，在此形势下，有必要采取一些紧急行动，这时已没有时间认真地组建新型的革命组织。1919年6月爆发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大罢工，这场罢工的目的是声援匈牙利被挫败的革命以及被残酷压迫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党1919年10月在波伦亚召开了代表大会，尽管一直不知道苏维埃所应包含的内容，但也提出一项号召成立苏维埃的议案。当时，对一些人来说，苏维埃是取代自由议会制的一种社会组织，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则是直接进行革命的方法。此外，这次会议还声明它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国际的周围。下面所说的就是葛兰西当时的设想：“只有承认工厂委员会是革命的开端，则它的建立才有价值，只有实施（对工厂的）控制是革命进程的一个步骤，则实施控制才有意义。”[1]
[1] 《阶级的统治》，见《新秩序》1920年1月3日，第249页。——第46页脚注
问题在于，对革命过程来说，事态发展太快，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推进这些事态的发展。正如葛兰西一向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党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者没有控制住事态的发展负有一定责任。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运用了革命的词藻，但却没有真正准备革命，也似乎并不真正相信革命的可能。同时，有力地结成联盟的工业家们正准备破坏工人运动，并为此而竭力争取政府的支持。1920年5月葛兰西描述当时的局势如下：
“当今意大利，阶级斗争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或是导致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创造新的分配方式，以此来复兴生产；或是导致对统治阶级的非常可怕的反应。统治者为了使工业及农业无产者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已达到竭尽全力的程度，他们将试图残酷地瓦解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组织（社会党），并试图将经济抵抗组织（工会及其合作者）并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1]
[1] 《为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复兴》，见1920年5月8日《新秩序》，第117页。——第47页脚注
这是对未来五年多法西斯主义分子将成功地做到的一切所做的理智而正确的预言。
1920年春天，当葛兰西发表这些评论时，冲突已危在旦夕。都灵的工业家拒绝承认工厂委员会或与它们打交道。工人对此进行的回答是持续进行罢工，而雇主们则以关闭工厂来进行报复，政府也派遣大量军队以维持该城的秩序。与此同时，米兰社会党领导人正进行一场关于苏维埃作用的抽象讨论。葛兰西抱怨道：“当都灵的工人群众勇敢地捍卫工厂委员会时，在米兰，他们却在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计划和建立工厂委员会，以此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的理论方法。”[1]
[1] 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53页。也可见汤玛索·德蒂：《塞拉蒂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形成》，第35页。——第48页脚注
1920年4月都灵罢工失败后接着是再度出现于意大利各地的工业骚乱，在许多工业城市，这种骚乱采取了占领工厂的形式；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没有土地的农民占领了居外地主地产。三周内，革命危机已经传播到广大地区，并且当意大利里拉对外汇兑发生灾难性下跌时，再度出现了对整个经济崩溃的恐慌。此时，出现了妥协，工业家和工会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在大多数工会成员的一次特别表决中通过并签署。对这一协议，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该协议是意大利自由体制的最后胜利。它使工会在工业系统中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它在经济上对工会成员做出了让步。事实上，它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它成功地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统一纳入国家机构之内。实际上，这正是葛兰西所担心的。1920年9月20日占领工厂开始时，葛兰西写道：“然而，工人对工厂的纯粹而简单的占领，即使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软弱程度和无产阶级的强大成都，也不能赋予自身以任何新的明确的地位。权力依旧掌握在资本家手中。”[1]根据葛兰西的观点，事实上1920年是以灾难和失望而告终的。都灵的工业家已经破坏了工厂委员会运动。葛兰西似乎已经从社会主义运动残余力量的多数人中彻底分离出来了。根据葛兰西的一般理论，对工厂的占领本应成为革命浪潮的最高峰，而实际上则以改良主义工会领导力量的加强而告结束。葛兰西及其朋友已失去了对都灵以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工厂委员会的力量本应为革命过程的下一步骤铺平道路，但它却在工厂委员会未发展到下一步骤之前便被破坏了。把委员会看作革命学校和把它作为直接进行革命行动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得到了证明。
[1] 《前进报》1920年9月2日。——第49页脚注
即便葛兰西的直接影响也受到限制，但1919年和1920年期间，葛兰西的名声超出了都灵这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在都灵，他度过了战争年代。葛兰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兴趣，因为列宁在1920年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上针对反对葛兰西的左、右翼批评家表示了不快，对葛兰西集团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列宁指出了《新秩序》、尤其表扬了它所刊登的《为了社会党的复兴》一文。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的拥护已使他开始思考革命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工人运动中工业派和政治派的关系问题，但这也使他同党和工会的领导人疏远了。他和他的朋友在都灵是孤立的少数派，不久，他们自己也四分五裂，他们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又一次更大的分裂，这次分裂使意大利社会党解体并瘫痪。几个月后，葛兰西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作为民族政治人物东山再起，这次东山再起以社会党1921年1月里窝那（Livorno）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并产生出独立的共产党而宣告结束。这些经历使葛兰西变成一个更为强硬、更为无情的政治家，也使他能更为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这些经历也使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得到普遍发展，因为这些经历强迫他去分析1920年的失误。它们也强迫他更深刻地思考工人和其他集团尤其是农民的关系。此外，几年后，他提出了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他思考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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