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4章 共产党
1921年1月，在经历了数月之久的关于原则及策略的痛苦争论后，意大利社会党最终分裂了。少数派的大部分代表退出了里窝那会议并组建意大利共产党。尽管葛兰西仍然希望共产主义者可以团结大多数，并希望避免分裂，但他作为里窝那会议的代表在讨论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感染力的公众演讲家，他总是通过其文章在一些小组中，而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施加影响）。阿玛多·布尔迪加在分裂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的两年，他一直为此而奔走。正是由于布尔迪加强硬地坚持原则的纯洁性、纪律性、并独立于其他集团，因而在党的初级阶段统治了共产党。葛兰西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不是执行委员，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做记者。《新秩序》已成为日报和党报，葛兰西继续充任编辑。
1921年到1922年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对葛兰西来说都是困难的年代。法西斯党正在迅速增强其力量，在意大利北部许多地区法西斯几乎发动了一场内战，以反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葛兰西已习惯于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往返于公寓和编辑室之间）；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看来就要土崩瓦解，但取代它的似乎不再是社会主义。尽管葛兰西从未放弃革命的希望，但现在他认识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人运动应更多地致力于保存自己而不是推翻政府。
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葛兰西的一个姐姐去世了，他的一个兄弟成了法西斯分子。他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为工厂委员会所进行的紧张斗争和继之而来的失败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他仍旧继续工作和写作，尽管在私下里他不断加紧批评布尔迪加的宗派主义和顽固地拒绝同工人运动的其他成员合作以结成反法西斯阵线，但在公开场合，他却接受了党的路线。1922年党决定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将他派往莫斯科。有人曾认为，这是布尔迪加为消除令人窘迫的批评以及排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所做出的调动，但是布尔迪加尽管政治上毫不妥协，可在个人关系上却从未出现龃龉。事实上，尽管葛兰西和布尔迪加在策略和原则上存在着痛苦分歧，但二人之间仍然相互尊重。以为早期党员曾经回顾道：“布尔迪加关心并表示了对葛兰西的健康的痛切忧虑，也深深地敬佩其智慧和知识。葛兰西钦佩布尔迪加精力充沛的性格和他从事艰苦工作的能力和才干。他称赞布尔迪加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党最初的组织和建设所做的积极工作。”[1]1926年至1927年的一个短暂时期，在他们双双被法西斯逮捕后，一起被拘留于乌斯蒂卡岛，此时，彼此间似乎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正如意大利共产党历史学家巴奥罗·斯普里阿诺（Paolo Spriano）所指出的那样，第三国际领导为了更换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并使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就得罢免布尔迪加，这种说法并不过份。事实上，三年后，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
[1] 卡米拉·瑞弗拉，引自巴奥罗·斯普里阿诺：《意大利共产党史：从布尔迪加到葛兰西》第249页脚注1。——第53页脚注
1922年危机期间的几个月葛兰西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这段危机在十月份以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总理从而开始法西斯时代而告结束。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时间，葛兰西住在一所疗养院以恢复其完全崩溃的身体及神经。在那里，他遇到舒赫特（Schucht）一家，这个家庭包括母亲及三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女儿朱莉娅（Giulia）后来成了葛兰西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的母亲。1923年12月份，葛兰西被第三国际派往维也纳，翌年5月返回意大利。由于葛兰西被选为意大利议会代表，所以他可以无视法西斯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尽管法西斯分子已成功地控制了国家，迫害他们的敌人，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马上取消议会，有一段时期，甚至反对党的议会代表还可享有不可靠的免于拘捕的豁免权。归国后，葛兰西发现他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领袖，因为，正如我们将要了解的一样，布尔迪加已不打算执行国际所制定的政策了。
自1921年至1926年底葛兰西被捕，他不仅深深地埋头于制定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也深深涉及共产国际的政策。他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滴思考着有关共产党和它的内部争论、以及法西斯长期而直接的威胁等紧迫问题。同时，由于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它同社会党的分裂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领导，所以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1919年和1920年期间被给予许多希望的欧洲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发生时，葛兰西自己的观点也必须顺应或至少也要适应和解释党的路线。尤其是在这时，在列宁病危期间和1924年逝世后，俄国党内的权力之争已经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反响。
在这一时期，葛兰西关于理想的革命党和改造生产力的思想很难有机会付诸实践。在这一时期，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某些党组织的维护和保存必然成为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后，葛兰西认识到也许由于缺少一个全民族的党组织才导致都灵的失败，因而，他开始提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革命党的观点。在1920年后期和1921年写的许多文章中，他一直不断地批评意大利社会党。不管新的政党将成为什么样子，总之它将不会象社会党那样。葛兰西尤其批评了意大利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悲剧人物加辛托·麦农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他试图执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一方面保持党的统一，同时又依附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则要求消除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塞拉蒂要求由社会党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而同时又认识到意大利局势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革命不是某位‘领袖’所施的魔法……革命是千变万化、各种各样环境和复杂因素的总计，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并在给定的历史时刻导致危机的解决，而这些危机则有着坚实而深刻的经济根源。”[1]
[1] G·M·塞拉蒂：《依靠列宁同志周围的共产党人的团结》。引自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起源》第135页（斯坦佛，1967年版）。——第56页脚注1
从根本上说，根据他更为深刻的反思，葛兰西也许不会不同意。但是，在1920年至1921年的环境中，他相信正由于事情如此复杂，正是由于保持党的团结的缘故，拒绝采取行动只能导致灾难。在塞拉蒂运用同样字眼之前几个月，葛兰西也曾写道：“革命不是变魔术。”但是，他继续写道，“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并且还号召工厂委员会创造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工人“不再通过议会喧闹的、混乱的表演而是在工人公社里表达他们的社会意志，他们所面对的是今天还在奴役他们而明天将成为他们的统治对象的机器。”[1]
[1] 《革命的发展》，见1919年9月13日《新秩序》。关于该文的详细讨论见古恩·A·威廉《无产阶级制度》，从第144页开始。——第56页脚注2
现在对葛兰西来说，塞拉蒂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着他在意大利生活中最厌恶的一切。在他的一篇最辛辣的文章中，他将这些社会主义者比作意大利古典喜剧人物普西尼拉（Pulcinella）。
“普西尼拉是意大利人的经典类型，是个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事也不在乎的人，而社会党的许多态度就是这种类型的绝妙化身。普西尼拉对一切事情都不认真，普西尼拉总是逃避为他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们（指社会党）教导说，阶级斗争就象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们命里注定总是正确，因为历史就保证他们永远正确。这场游戏又象一尊超然的天神，很少受凡人行为的影响，以便使之象神秘的命运，或更象一个钟摆那样走马灯似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呀转……但是，有一天，这场游戏散场了，走马灯灭了。”[1]
[1] 《普西尼拉》见1921年4月16日《新秩序》第354页。——第57页脚注
葛兰西的这些抨击经常包含对一些社会党领导人的人身攻击。后来，葛兰西认为有必要在1922年意大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为他的抨击加以辩护：
“我认为正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这场极端尖锐的反对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的斗争才是十分必要的。当逆流挫败了工人阶级的时候，至少有必要成功地说服群众，失败的责任不在于他们，以便不使他们对自己丧失信心。”[1]
[1]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见1922年3月28日《新秩序》，第512页。——第58页脚注1
1926年塞拉蒂逝世时（同年，他已加入了共产党），葛兰西甚至准备为他致哀：
“塞拉蒂同志是老一代意大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中最崇高和最卓越的代表，他表现了前辈所能表现的最宽厚无私的品质……的确，在我国，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象他那样受到人们的爱戴。”[1]
[1] 《塞拉蒂同志及其同时代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见《团结》1926年5月14日，该文载于加恩瑟罗·费拉塔和尼科罗·加罗合著《葛兰西2000页书及其战斗年华》，第770页。——第58页脚注2
1920年，伟大的抗议运动失败后，葛兰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指责社会党领导人，并强调有必要纠正群众十分容易犯的那些错误：
“呵！意大利社会主义对于群众来说，是早期觉醒和反抗的自发运动，是一场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以混乱的形式开始，它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自我意识，混乱但却充满了热情和一切发展的可能，尤其充满了首创精神，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付诸行动。意大利社会主义，它的理论家的头脑，它的领导者和鼓动者的头脑十分不幸地同最抽象、最枯燥、最贫乏、名曰之实证主义的十九世纪哲学相联系。”[1]
[1] 《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见1921年1月2日《新秩序》第11页。——第59页脚注
葛兰西再次强调，一个杰出的政党其领袖拥有行动意志的必要性。这种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归因于他讨厌盲目信仰粗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党领袖们的含混态度，同时，也归因于他讨厌（即使这种厌恶是短暂的）群众本身。1920年9月，在工会接受同雇主的和解以结束占领工厂之前，葛兰西写道：
“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把他们自己基于‘群众’基础上，他们在行动上的预先一致，并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形式和时间里进行协商。而另一方面，革命却只能基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础之上，预先的协商和代表会议体制的领导，对革命都是不妥的。革命就象一场战争：正如一场战争由军队总参谋部做准备一样，工人总参谋部也必须时时刻刻准备革命这场战争。而代表会议只能确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奖赏胜利并毫不宽容地惩罚失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就是使群众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以创造使群众准备采取行动、立即响应革命号召的条件。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也采用同样的方法，通过疯狂地鼓吹爱国统一和对外部的仇恨来竭力创造条件以使群众支持由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蓄意谋划的战争。如果一场战争一开始就要获得人民的批准，那么，任何战争都不可能爆发……同理，革命运动也不可能让工人全国会议来发号施令。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无足轻重或小人物的事情，只有思想坚定，意志敏锐有如利剑，在最困苦的失败面前不愧为工人阶级的战士的人，才能被称为革命者。”[1]
[1] 《政治能力》，见1920年9月24日《前进报》；《新秩序》第171页。——第61页脚注1
葛兰西试图将工业民主的某些形式同由具有献身精神的杰出人物所领导的强大的政党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了社会党的无能和妥协，也把他自己同无政府主义者明显地区分出来。该集团在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些人曾是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在葛兰西看来，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宗派主义者，自命不凡地觉得他们的革命是纯粹的革命。正如葛兰西所说：“他们劝说人们，他们就是已发现的革命真理的陈列馆。”[1]同时，他们也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革命党必须立足于特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基础之上。根据葛兰西的看法，这样的阶级意识是不能自行产生的，而必须经过认真地培养。生活于现存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太混乱、太不幸，以至无法懂得他们自身的真正利益：
“期望在身心两方面均已堕入被奴役状态的群众自发地实现历史的发展，期望群众能自发地开始并持续进行革命的创造活动，是唯心主义者的幻想。依靠这类群众的不可匹敌的创造力而不是通过系统的工作组织一支有纪律的、自觉战斗的伟大军队，不准备付出任何牺牲，不教育他们把口号同时付诸实践，不准备为革命承担实际义务，不准备做革命的动因——这一切，都是对工人阶级的真正背叛，是对前进中的革命的不自觉的反动。”[2]
[1]《论无政府主义》，见《新秩序》第396页。——第61页脚注2
[2]《论无政府主义》，见《新秩序》第400-401页。——第62页脚注1
意大利工会中工团主义也同样糟糕，1919年11月葛兰西写道：工团主义者的理论，
“一直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的理论，即手工业或工业工会的理论。它当然也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但却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和私人占有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形成的现实基础之上，因而它仍然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一个伟大而抽象的空中楼阁。”[1]
[1] 《工团主义和建设》，见《新秩序》1919年11月8日第48页。——第62页脚注2
新的革命党必须避免无政府主义者含混的乐观主义，它也必须避免工团主义的幻想，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指导下的某种组织形式中也依然可能实现革命的目的。
在共产党内积极活动的这些年代里，葛兰西发现他在理论上遇到一些困境。他相信，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必须基于某种特殊类型的阶级意识基础之上。在组织和道德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它都必须从资产阶级世界中彻底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布尔迪加拒绝同其他社会力量达成任何协议，即使是策略性协议，因而，葛兰西对布尔迪加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一方面他仍然相信政治决策的参与形式，他认为，这种形式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已经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他又越来越强调坚强而果断的领导的必要性。此外，他和布尔迪加都接受了列宁关于革命党的独创性的概念，但在1922年后意大利的局势中，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意义的认识又存在分歧。由于他们每一个人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因而同第三国际为了在意大利实现其所要求的一切而制定的原则越来越不协调。为了理解葛兰西和布尔迪加之间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论，以及他们二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包括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我们必须了解葛兰西如何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以及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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