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社会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2章社会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及其战争期间的一段时期里，当葛兰西在都灵就学继而又作为记者开始发展其社会、哲学及历史思想时，很自然地吸引了葛兰西的意大利社会党正刚刚开始其一系列的内部危机，葛兰西后来对解决这些危机做出了努力。正如大多数欧洲社会党一样，意大利社会党也分为改良派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集团。改良派认为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现存的经济法律框架中改善社会及工人的命运，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则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只需等待，只需增加其成员，改善其组织，提高其成员的阶级觉悟，直到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到来。在意大利，这些分裂又由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叫嚣及意大利国家的野心勃勃这样一些相互分歧的态度的存在而变得十分复杂。例如1911年，意大利曾卷入对土耳其的战争，以争夺利比亚的北非省；一些社会主义者既以普遍的爱国心为理由，也由于他们确信殖民主义掠夺将提高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提供输出剩余人口的机会，因而，他们曾支持这场战争。其结果在党内产生了分歧。同样的情形在1914年大战爆发时再次出现，当时大多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支持意大利中立，而党内的一些著名人物，包括本尼特·墨索里尼则为保卫意大利而领导那次战役。当时，意大利站在英、法一边。实际上，葛兰西在他1914年10月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中，也对墨索里尼肯定战争的态度表示同情，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在这场危机中作为被动的观望者是错误的。正如他多年后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所说（这一思想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我讨厌中庸之道。”^[1]葛兰西对墨索里尼诉诸行动的做法的反应，在他后期生活中经常遭致反对。

^[1]见《城镇未来》1917年2月第2期，《描绘童年》（1914-1918年）第78页。——第28页脚注

　　意大利工人运动内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之间的分裂激化。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斗争要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确信为了夺取政权必须通过选举和组织政党，以便向旧的、以议会为基础的制度发起挑战；而工团主义者则信奉以罢工为工具的直接行动，他们谴责说，政治行动不过是以一套班子换取另一套班子的诡计。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仍有很大影响。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利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就是1914年6月“红色周”（Red Week）罢工运动的领袖之一，这场运动使全国瘫痪。战争加剧了意大利的社会矛盾，其结果，也加剧了工人运动的内部矛盾。从1914年到1919年期间，葛兰西越来越积极地卷入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党内的宗派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他表明了自己对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党的正确的策略、意大利民族主义及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同革命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些问题）的立场。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知识分子的葛兰西在这些年代里得到了发展。他继续进行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尽管他身体不佳，且患有周期性的神经衰弱，但他仍作为记者开始积极活动，并越来越深地卷入了都灵的社会党政治活动。1915-1918年这一时期，在葛兰西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对他的政治、文化兴趣范围和他对知识的渴求以及独立不羁的精神有所了解。葛兰西早期发表的文章大多刊登在《人民呼声报》（《H Grido del Popolo》）上，该周报发行额约1500份。象所有初涉记者生涯的人一样，葛兰西为许多专题撰写文章——诸如普通杂文、文学和戏剧批评等，随着战争的发展，他开始为社会党人机关报《前进！》都灵版撰写文章。他立刻感到自己成了国际反战运动的一部分——《人民呼声报》为伟大的法国批评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开辟了一个专栏以批评交战国政府的政策。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学领域。他认识到文学、尤其是戏剧的潜在作用所引起的强大的社会影响。易卜生和皮兰德洛就是对发动革命做出了贡献的作家。葛兰西说：“皮兰德洛就是戏剧领域的突出队队员，他的许多戏剧就是投入观众头脑中的炸弹，它摧毁了那些陈词滥调以及感情和观念的废墟。”^[1]他阅读当代法国作家的著作并发现了英国文学，这些著作使他饮娱终生，尽管他的一些热情在今天使我们感到吃惊。后来，在1917年，当他把科普林（Kipling）的《假如》（If）当做“反教士的经书”、当作“一个未被基督教精神污染而又可以为所有人接受的道德典范”翻译出版时，他注意到，“切斯特顿（Chesterton）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柯南·道尔（Conan Doyle）不过是个平庸的作家”。^[2]科普林的确深受葛兰西青睐，《丛林札记》（The Tungle Book）是葛兰西后期生活中屡次引用的一部书。

^[1] 葛兰西：《文学和民族的生命》（都灵，1950年版），第370页。——第30页脚注
^[2]《狱中来信》，第370页。——第31页脚注1

　　对文化问题的强调也许部分归因于战时条件。即使葛兰西的非政治性文章也被严重删改，但他的早期文章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主要见解。他说他信仰“整体的新闻学”。他认为把人类行为的一方面从它方面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象黑格尔一样，他也认为时代精神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批判和创造新的文化思潮就是革命的准备。正如葛兰西所谓“资产阶级精神国际”的出现引导着法国革命一样，今天，社会主义运动也应起类似的作用。^[1]葛兰西一直坚持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工人进行教育。他在1920年写道：这种教育运动，

　　“旨在创造新的文明、新的生活和思想态度、新的感情，为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倡体力及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对哲学以及艺术领域、历史研究领域、新的真和美的作品之创造领域的研究精神。这种性质的运动在第一阶段里，它是纯粹的斗争工具，第二阶段才开始积极地创造工作。”^[1]

^[1]《社会主义和文化》，载《人民呼声报》1916年1月29日；《描绘童年》第25-26页。——第31页脚注2
^[2]未署名文章，1920年12月。《新秩序报》1919-192年【汉译本脚注印刷如此。推测为1920】，第493页。——第32页脚注1

　　但是，这种新的文化不应是教条主义的和片面的。尽管葛兰西象所有人一样其判断也可能是教条的，片面的，但她仍然希望改变他的思想。这里有个小小的例证：在狱中，他惊奇地得知，他的小儿子要读《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本多年前对北美店主产生很大影响的书”。他重读此书并承认：“在众多的老套子和人为的渲染中发现了一些相当剽悍的形象。”^[1]1918年他写道：“个人的文化生活愈宽，基础愈扎实”，

　　“他的观点就愈接近真理，这些观点就能被所有人接受；拥有宽广坚实之文化基础的个人愈多，一般观念也就愈接近真理——这就是说，应保持真理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可能发展直至成熟和完善。应遵照这样的原则，即使真理已经成熟和完善，它也不应表现于教条和绝对的形式中。真理，由于它可以被传播，因而它就必须适应它的社会组织之历史和文化条件。”^[2]

^[1]《狱中来信》第791,808页。——第32页脚注2
^[2]《书和思想以及思想和书》，载《人民呼声报》1918年6月15日；《描绘童年》第216页。——第33页脚注

　　也许葛兰西从未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确定性同克罗齐的历史相对性和主观性的内在冲突，但至少他一生都对这一问题保持着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强调了文化及文化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正由于这一点，他从未简单地把观念看作生产力的产物。这是葛兰西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它所引起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关系问题的思想，往后，我们还将回顾这一思想。葛兰西正是把这种关系看作诸方面相互影响的辩证过程，用葛兰西的一个最为著名的短语来说，它们结合成所谓“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
　　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使他丰富了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这一切给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很大的影响，也有助于他后期在囚禁年代里的写作和思考。在这一时期，他的文风逐渐完善——犀利、辛辣，但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清晰，比大多数意大利记者更为精确。当然，尤其是在这些年代里，作为记者队伍中的一员，他获得了政治实践经验。这些记者面对战争所引起的困难，创办了许许多多的政治报纸。葛兰西力图反映战争给都灵工人带来的冲突，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不局限于意大利）洞察这场战争的更为广泛的含义。渐渐地，从1915年年底开始，尽管葛兰西性情暴躁，身体虚弱，患有周期性抑郁症，但他已开始在都灵社会主义者中崭露头角，他很快将自己同最激进的力量，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少数派代表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1915年和1916年兹莫瓦尔德（Zimmerwald）和肯塔尔（Kienthal）会议上再次强调他们反对战争，并重申他们的革命信念。葛兰西在1915年11月写道：“对我们来说”——这种语言表现了一种对克罗齐和马克思的特殊综合方式——

　　“国际是一种精神行动，它是全世界无产者所具有的意识……尽管各民族有其不同的态度，但为了进行反抗，他们组成了一个集体，团结成为一个力量的纽带。国际的共同目标是以生产的因素作为历史动力来取代资本，并使至今还没有历史或只有潜在历史的无产阶级的迅猛暴动汇成浩浩荡荡的运动，这一运动会创造世界的生命。”^[1]

^[1]《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大会以后》，见1915年11月13日，《描绘童年》第7页。——第35页脚注1

　　葛兰西欢迎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是不足为奇的。也许值得惊奇的倒是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列宁的个性和思想的意义的认识速度。葛兰西在1917年7月写道：列宁“有能力将其思想转变为驾驭历史的力量。革命正在走向彻底的胜利，但距离将有可能取得的相对平静时期还为时尚早。生活永远是革命。”^[1]在1917年前，意大利还没有人知道列宁的著作，其著作逐渐从法国传入意大利，刊登于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所创办的一份名为《解放者》的美国刊物上。但对于托里尼斯（Torinese）工人阶级来说，列宁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当1917年8月彼得洛格勒苏维埃代表团访问都灵时，工人们高兴地欢呼“列宁万岁！”（但毫无疑问，这一口号并未取悦于该代表团，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据陶里亚蒂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单行本《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逐渐为意大利人所了解，可以肯定，到1918年，列宁已经对葛兰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最伟大的苏联》载《人民呼声报》1918年7月28日；《描绘童年》第124页——第35页脚注2

　　十月革命强烈地吸引了葛兰西，不仅是因为它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还因为他认为十月革命为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俄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工业革命发生均较晚且道路曲折，两个国家均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十月革命似乎证明了通过某种途径越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而这个途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无法设想的。葛兰西于1918年1月写道：这是一场同马克思《资本论》对立的革命：

　　“事实战胜了观念……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认了《资本论》的一些论断，那么，他们并未否认（马克思的）内在的、活生生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它们不会消亡，它们是意大利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继续，这些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已被市政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污垢所污染。这种哲学认为，历史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粗糙的经济因素而是人，社会的人，相互作用的人……并且通过这种关系产生出……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通晓并评价经济事实，或使这些事实适应其意志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些力量创造了客观实在。这些推动力象一座可以随意输出的，喷发着的火山物质一样生活、运动、变化。”^[1]

^[1]《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见1918年1月5日《前进！》；《描绘童年》第140-153页。——第37页脚注

　　这段话反映了葛兰西得到来自俄国的消息时的激动心情，以及根据克罗齐的术语所做出的的本能反应，这段话也许还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十分肤浅。结果，这段文章经常作为葛兰西的“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以及他屈从于克罗齐和柏格森（Bergson）思想的证据来反对他。诚然，其后不几年，葛兰西主要在列宁的影响下成为更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葛兰西在对列宁的成就进行评价时，在他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俄国社会和俄国经济时，他的文章既表明了他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也表明了他的不满，这些不满在后来他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批评中表现了出来，因为该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作了极为粗糙的解释；也表现了他一直所坚持的思想：经济上的解释对说明历史现象来说是完全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