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1章 出身
安东尼奥·葛兰西出身于意大利最贫穷落后地区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生在撒丁，在他二十岁获得都灵大学学士学位之前，他一直生活于此。其父生于一中产阶级家庭，他从意大利本土迁居撒丁，在一机关中谋到了一个小职务——地产登记处职员[1]。其母为撒丁人，生于一小农和小官吏家庭。葛兰西就生长在一个南部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该阶级的命运及政治行为将成为他后来政治思想中主要关注的对象。起初，尽管根据撒丁人的标准，这个家庭还算比较富足，但当葛兰西七岁时，全家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其父由于被指控为侵吞公款而锒铛入狱，被判处监禁五年，当他出狱时已无职业。结果，安东尼奥·葛兰西及六个兄弟姐妹都在极度困难的境遇中长大，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他十一岁时离开了乡村小学，在地产登记处打零工，三年后，其父母设法送他进了一所中学，尽管这所学校的教师就象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都是些“不值钱的货色”[2]。后来他又转入撒丁首府卡利亚里的一所文科学校，他同正在那里做工的哥哥共同生活。1911年，他争取到了奖学金，后进入都灵大学学习。来自撒丁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同时考上这所大学。该人后来成为葛兰西最亲密的政治盟友。
[1] 见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巴里，1965年版）——第12页脚注
[2] 见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第13页脚注
葛兰西二十岁时远离家乡求学既标志着他自己对知识的高度热情和远大抱负，也标志着他的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尤其是他的母亲，一位禀性不凡，又粗有文化的女人，尽管生活艰辛，意大利地方教育制度又不完善，但这个家庭仍准备让葛兰西受到他应受的一切教育。也许，这也是尊重知识成就的标志。这种对知识的尊重，即使在意大利这个最落后的地区也可以发现。葛兰西能得到教育不仅以个人和家庭的牺牲为代价，也在于他不顾自己不健康的身体，以及阻碍其发育并使其畸形的驼背才取得成功。
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把年轻的葛兰西造就成了革命家。他儿时生活过的撒丁提供了大量的农民起义事例，其反抗形式常常具有替天行道的色彩。在该岛西南也经常发生矿工骚乱。如果说葛兰西的命运不济，那么，许多撒丁人的命运就更为艰难。在都灵的一次罢工中，葛兰西同一个参与镇压该城骚乱的撒丁新兵谈话时，这位新兵拒绝承认这些罢工工人是穷人，他告诉葛兰西：“我了解穷人，知道他们穿的是什么样子。”[1]意大利南部乡村及其诸岛的穷人状况比产业工人状况要糟糕得多，这一点葛兰西永远也不会忘记。葛兰西著作中一个不断出现的论题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二者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以及都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关系。
[1] 见安东尼奥·葛兰西《南方问题》，第140页（罗马，1970年版）。第14页脚注
葛兰西深深地植根于撒丁，不仅因为他早年在该岛亲身经历了贫穷，目睹了社会的不公正，也因为他总是关注故乡落后社群的乡土文化。他迷恋撒丁人的方言、撒丁的民间诗歌、故事、以及它的语言渊源。他很早就对语言研究产生兴趣，这一兴趣由于在大学期间对语言学的研究而有增无已，但是，这一兴趣总是同他所研究的语言和文学的社会根源及背景相联系。撒丁的局势也总是提醒人们想起意大利曾经有过的表面上的联合，以及至今对意大利各地区的真正统一所产生的影响。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他曾屡次回溯意大利十九世纪复兴运动（Risorgimento）时代，以及意大利王国的形成，以便认识后来使意大利动乱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社会冲突的性质。
1911年，葛兰西为获得奖学金赴都灵参加考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意大利大陆游历现代工业城市。在他给家中的信中写道：“避开无数横冲直撞的汽车、电车，仅走了一小段路，就使我心惊肉跳。”[1]但不久，他就觉察到这一城市政治上的活动及历史的重要性：
[1] 见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第70页。——第15页脚注
“仅就现代一词最原本的历史意义而言，它是一个现代城市。在这里，所有仍在瓦解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世纪垃圾正在被清除，这些垃圾大半已被除净。那些缓和社会冲突的舒服的弹簧座垫由于坚强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迅速而顽强的产生，被抛到废品站里去了。作为这一时期历史特征的整体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在都灵已经形成。”[1]
[1] 见《前进报》，1916年5月17日《前奏》一文。——第15页脚注
如果说他本性中保留下来的撒丁地方观念这部分被都灵的奢侈、浮华以及荒淫无度的娱乐所震惊的话——不久，他便从事戏剧批评，抨击商业戏剧，并发现了易卜生（Ibsen）和皮兰德洛（Pirandello）的著作——那么，他本性的另一部分则为这座大城市之生机勃勃的魅力所感染。
这一切是葛兰西及其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他们被新世纪中持续发展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以及把意大利从落后的社会转变为先进社会的可能性所激励。葛兰西非常同情“未来主义运动”的作家和艺术家反偶像崇拜主义，也同情他们为建立新的文化去摧毁旧的文化。1921年，葛兰西在回顾这场运动时写道：未来主义者“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明确的概念，亦即，我们这个时代——工业时代，伟大的工人阶级城市时代，紧张而动荡的生活时代——必须有新的哲学和艺术形式，新的社会习惯和语言形式……”[1]他同未来主义者一样确信意大利必须向二十世纪机械化时代飞跃。葛兰西似乎从中学时代起就了解一些马克思的著作，从马克思那里，他认识到工业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之先决条件的必然性。当他谈到都灵最重要的企业——菲亚特汽车厂的奠基人阿格奈利（Agnelli）及其同时代的工业主义者时，他写道：
[1] 见《新秩序报》1921年1月5日《马利奈蒂是革命者吗？》一文——第16页脚注
“我深深地敬佩这些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是比其他时代以及我们这一时代的那些君主更为强大、更有作为的君主。正是这些人把那些无知、狡诈的乡下人从平静、被动的慵懒生活中清理出来，把他们缚到我们时代之工业文明这一光彩夺目的十字架上……阿格奈利是工厂的奠基人，他也奠定了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1]
[1] 见《前进报》1961年5月8日《和平的领域》一文。——第17页脚注
葛兰西后期许多思想都只能被理解为同他个人的生活背景相对立——这些背景包括他的撒丁出身，他亲身经历的极度贫穷，他同城市及都灵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同时，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思潮中，在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不久后，葛兰西及其同学，著名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安琪罗·塔斯卡（Anglo Tasca）便同该党发生了联系——的活动中才能得到理解。
那时，在意大利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是生于1866年的哲学家本尼德特·克罗齐（Benedetto Crocc）。自1893年他发表《蕴含在艺术观念中的历史》一文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抨击了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信仰并宣扬在历史变革和艺术创造的鉴赏中主观及直觉想象的理解方式的重要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克罗齐经历了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时期，通过对马克思的研究，导致他向黑格尔哲学兴趣的复归。在这二位思想家——他们提出了历史是拥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无所不包的过程的概念——之前，展现在克罗齐前面的是十八世纪早期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嘠姆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同克罗齐一样，维科也是拿波里人。维科不仅把历史看作在不变规律作用下运动的循环过程，而且相信历史研究包括着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研究。至十九世纪末，维科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要先驱。克罗齐编纂了维科的主要著作《新科学》，克罗齐和葛兰西二人都深受维科的思想及语言的影响。
克罗齐既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向他们学习。黑格尔坚持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历史，是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其物质条件的发展过程，而这些条件则为理解历史提供了钥匙。在这一方面，克罗齐与之更为一致的是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另一方面，克罗齐看到历史的变迁只有依据个人和具体情境才能得到理解，他一直保持着对历史活动中特殊性的意识，也一直保持着对形成每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各个要素的特定结合方式的意识。他是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代表，他同黑格尔一样确信历史是自由的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每一发展阶段都以人类潜在自由的进一步实现为标志。在克罗齐的著作中，尤其在后期法西斯主义者统治时期所写的著作中，自由主义者和对无限的世界精神的信仰相结合，常常导致一种十分空洞且又崇高的信仰，即有朝一日，一切都会变好。但不管怎么说，对于1914年以前的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克罗齐的哲学给历史研究赋予了意义和道德目标，也使人们意识到从过去到现在的持续联系。此外，克罗齐的历史观点包括了全部人类行为——艺术、经济、哲学——因而，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生命的全部。
在都灵大学学习文学和语言学的年轻的葛兰西不可避免地受到克罗齐这些观点的影响，也受到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史家弗朗西斯科·德·桑科蒂（Francesco de Sanctis）的影响。对于桑科蒂来说，对文学之研究深深地根植于对社会及思想史的研究中。尽管葛兰西逐渐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也从未摆脱上述影响。在葛兰西一生中，可以说他一直在同克罗齐进行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狱中札记》的一些最长的文章都是在讨论克罗齐的哲学。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学到一种信仰，相信历史是支配着和包含着道德、政治、艺术的精神活动，是联系过去与现在以及现在与未来的途径。从克罗齐那里，他认识到了实证主义者的缺陷，并且一如他后来在批判布哈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表明的那样，他也认识到那种被当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之粗糙形式的缺欠，他还具有比同时代许多社会主义者深刻得多的文化概念。
然而，葛兰西也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克罗齐，这不仅是因为克罗齐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克罗齐逐渐站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并且也因为，作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并且事实上也作为欧洲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克罗齐是一个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学家，而葛兰西从学生时代起就逐渐增强了对这种制度的敌视，他也厌恶克罗齐拒绝象他那样承认哲学必须也必然导致政治行动的看法。克罗齐的哲学仍然是思辨的——一种精神自我设定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按照葛兰西的术语来说，则是一种“实践的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是一种以实践行动为标准的哲学，葛兰西称赞克罗齐思想的广博和辉煌，并钦佩其学说中所谓歌德（Goethean）式的那些成就。正如葛兰西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丧失了理智……否认他们的过去……而克罗齐则依然冷静，保持着静穆和对信仰的肯定，他相信，‘抽象地说，罪恶不能消除，历史是理性的’”。[1]但是，这种崇高的超然态度和超越斗争的观念也可以导致拒绝承担责任，葛兰西称这种超脱为庞蒂皮浪主义（Ponzio-pilatismo），亦即庞蒂乌斯（Pontius）和皮浪（Pilate）的处世态度。
[1] 引自《狱中札记》1975年版，第1216页。——第21页脚注
尽管葛兰西批判了克罗齐，但他仍旧感激克罗齐。正如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目的，葛兰西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克罗齐。他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和克罗齐哲学共同之处在于，“就我看来，‘实践哲学’是将黑格尔主义翻译成历史主义的语言，因而克罗齐的哲学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将实践哲学再译为思辨的语言。”[1]这种思辨成分是克罗齐哲学的弱点，但这两个体系（实践哲学和克罗齐哲学）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企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葛兰西将这些问题视为历史变迁和人类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他在狱中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都属于意大利从本尼德·克罗齐开始的道德和理性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克罗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现代人能够也应该脱离宗教的帮助去生活——我的意思当然是脱离天启宗教、实证主义宗教、神话学的宗教，或任何名义的宗教。”[2]
[1]《狱中札记》第1232-1233页。——第21页脚注
[2] 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第74页。——第22页脚注
此外，克罗齐还指出了历史变迁的诸因素，这对葛兰西自己的革命理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狱中写道：“克罗齐的思想至少必须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来欣赏，因而，可以说，他将着眼点有力地指向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和思想事实，指向伟大的知识分子们在文明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上……”[1]不幸的是，这种尊重并不是相互的。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一卷出版时，年逾八十，仍旧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则将该书视为“草率提出的、徘徊不定的思想，常常是毫无根据地自我疑惑、猜测和怀疑……（缺乏）区别、建立和统一为整体的思想综合的力量。”[2]但是，尽管如此，克罗齐的声明——他的特点就是在做声明时摇摆不定——“葛兰西是我们的一员”依然是正确的。
[1]《狱中札记》第1235页。——第22页脚注
[2] 《狱中札记》1948年版第78-79页；见荣根尼奥·加林的《意大利文化中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第22页脚注
如果说克罗齐创造了历史主义的框架，葛兰西则试图在这个框架内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使之适应二十世纪意大利的形势，那么，知识界许多其他影响也作用于这位在都灵大学就学的撒丁学生。就在这一时期，一些意大利社会理论家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意大利自由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维尔弗莱德·帕里托（Vilfredo Pareto）和吉塔诺·莫斯卡（Greatano Mosca）二者都批判了议会制度，而帕里托则同时提出和撰写了他的杰出人物论。正如葛兰西后来所做的那样，这些观点是那些关注政党的作用和性质的人们所必须思考的。弗里奇曼（Frenchman）和乔治·索莱尔（Geoges Sorel）的著作正在被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所翻译、阅读和讨论，这些人物中包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本尼特·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该人于1912年成为米兰社会主义者报纸《前进！》的编辑，那时，葛兰西刚刚开始同社会主义运动接触。葛兰西后来批判了索莱尔的工团主义追随者，他们醉心于由工人当政的乌托邦幻想而对日常组织活动的任务没有兴趣，但同时，他也赞赏索莱尔所谓“我崇拜的两位大师的品德：马克思的严谨的逻辑和普罗顿（Proudhon）激情澎湃的平民式的雄辩。”[1]并且他对索莱尔鄙视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也抱有同情。索莱尔还坚持只有品德高尚的工人阶级才必然可使社会复兴，要执行这一使命，工人阶级就必须对自身和自己的目的抱有信心。对索莱尔来说，正如对葛兰西一样，社会主义是包罗万象的东西，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尤其是一种新的文化。“下层阶级”，正如索莱尔所说，“事实上并不注定要靠上层阶级施舍给他们的残羹剩饭为生。”[2]葛兰西一直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文化及政治上做出特殊的贡献，必须依靠自己的基础和根基起作用。葛兰西同索莱尔一样赞赏罗马天主教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天主教生存并保持其影响达数世纪之久；他还相信社会主义欲达到相当程度的成功，就必须立足于某种信仰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仰将影响其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
[1] 未署名文章，《新秩序》报1919年10月第2期。合订本1919年-1920年第460-461页（都灵1954年版）。——第24页脚注
[2] 引自列奥那多·帕吉《葛兰西和现代原则：意大利社会主义及其危机》，第12页，（罗马，1970年版）。——第24页脚注
欲讨论葛兰西学生时代的经历及对后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必定面临该时期他读过多少马克思著作的问题。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马克思生前就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到1911年，当葛兰西上大学时，或是通过对克罗齐的历史和哲学理论的讨论，或是通过对帕里托社会学理论的讨论，总之，意大利知识分子已广泛地了解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拉伯里奥拉（Atonio Labriola）自1904年逝世后成为那一代意大利人最感兴趣的非德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作家，因此，马克思的语言和思想已为所有年轻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所熟悉。我们还知道，1914年至1915年间，葛兰西选修了安尼巴尔·巴斯德教授（Annibale Pastore）主讲的有关马克思的课程，巴斯德教授后来回顾道：葛兰西“非常不安份，不知怎样以及为什么他必须从克罗齐的影响中解脱出来。”[1]但很可能仅仅几年后，当葛兰西开始其积极的社会主义战士生涯时，他就真正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已经能读德文，假如我们参考他的《狱中札记》来下判断的话，那么，当他经常依靠记忆引用在狱中无法保存的原著时，（我们可以看到）对他影响尤为深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理论，他似乎从没有多大兴趣。他尤为关心的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转变的历史契机问题。他经常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说，社会任务在其取得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显露之前是不会被该社会提出来的，并且，一种社会，在蕴含于其经济关系中的所有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发展之前也不可能解体并被取代。使葛兰西感兴趣的是历史变革迫近的明显标志，而且尤为使他感兴趣的是构成每一特殊社会之特征的文化和道德价值体系。
[1] 见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第92页。——第25页脚注
1911年到1915年期间，对于葛兰西这个从外省来到都灵的穷学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表现了他的思想宽度和阅历，还有他第一次解除战斗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接触都市无产阶级的日常问题。葛兰西及其少数同学，包括陶里亚蒂和安格罗·塔斯卡，这些人后来成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亲眼目睹了1913年春季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汽车工人大罢工。同年夏季，葛兰西返回撒丁岛时，又目击了自1911年选举权扩大以来第一次议会选举，也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有农民参加的选举。“正是这次经历”葛兰西的朋友塔斯卡后来回忆道，“使葛兰西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1]
[1] 见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第88页。——第26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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