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序论

一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共产党宣言》时，满怀信心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这一末日至今尚未到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衰落期间，在1918-1919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在最为晚近的1973年，许多人都曾预言资本主义的危机迫在眉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生存，尤其是在那些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的生存迫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去解释资本主义本该早就从它的顶峰走向灭亡，为什么他还会继续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至今尚未成功地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之所以具有出乎意料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尽管他政治上失败了，他的著作十分零散、艰涩——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以阐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并指出在旧制度似乎仍具有强大威力时，革命运动可以取得进展的方法。
　　“谁真正试图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和研究呢？”当代法国马克斯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写道：“我只能想到葛兰西。”[1]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阿尔都塞尤为注重的方面是葛兰西对社会上层建筑和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的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后者决定着这种关系。葛兰西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布哈林所代表的那种粗糙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试图依据这样一种方法，即承认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纯经济力量的影响使葛兰西创造了“领导权”（hegemony）原则。至今人们仍认为，这是同葛兰西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如何保持其势力并获得支持。葛兰西根据某种方法认识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仅依赖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价值观念，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则几乎不了解这种方法。

[1] 路易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64年），第114页。——第2页脚注

　　由于葛兰西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因而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显著地位。二十世纪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托洛茨基本人对于艺术和个性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则是葛兰西同代人、且广为人知的乔·卢卡奇所着重从事的工作。但是，同托洛茨基相比，文化、教育和哲学问题时葛兰西思想和实践中更为核心的问题。同时，他又比卢卡奇更为直接地卷入了政治实践和组织活动。
　　由于葛兰西强调政治领导必须基于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先地位，同样也基于经济上的优势，因而导致他思考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必须思考的另外两个问题。葛兰西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运动的中坚，这毫无疑问使他的著作深受西欧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并且，葛兰西也许比其他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除马克思本人外）都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历史。从历史研究中，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在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巩固中，就象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一样，是最根本的力量。由于葛兰西强调在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动革命变革中，杰出人物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他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了政党的作用。鉴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曾强调共产党对群众之领导的重要性，鉴于他相信党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意识的体现，并且，只有这样，党才能以整个阶级的名义行使其专政，因而，葛兰西更关心让群众参与党的政治决策并赋予“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汇以不同的侧重点。尽管葛兰西没有解决领导与被领导、党和群众的辩证矛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使他对那些在列宁政党思想指导下的斯大林暴政统治中饱受动乱之苦的人民又一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以马克思、列宁的名义所做的一切，许多西欧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回归到这一传统中来。他们急于掌握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便发现另一个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及同黑格尔唯心主义传统的联系还没有被他晚期著作中严酷的经济决定论所掩盖。他们回复到罗莎·卢森堡是由于她强调群众的自发革命行为的必要性；他们或是回复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诸如卡尔·科什（Karl Korsch），那是由于他宣扬分散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并宣扬必须使这种革命立足于所有工人都可以参加的工厂委员会基础之上。他们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理想化的修正，而（修正后的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的实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们试图根据托洛茨基的著作创造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强调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批判，试图暗示他似乎是一位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家。葛兰西的著作对上述内容贡献尤丰。他对那种较为粗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他对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文化因素对于历史变迁的作用的认识；他在1919-1920年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致力于发现一种可以把有效的领导同广大群众的真诚合作结合起来的新的革命组织形式——上述这一切都表明应该如何采取同斯大林不同的方法来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
　　此外，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在他逝世后四十年里，即使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仍旧经常被引用以支持（意大利共产党）这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共产党之成功的路线和当时的各项政策。上述事实也会说明他的著作可以回答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何以才能在非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中起作用。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存在着如何在民主制度中发挥作用等一些特殊问题。如果该党欲吸引和保持群众的支持，它就必须提出一个可以使它的支持者直接获得好处的先进的政治纲领，同时还必须提供新社会最终图景，此外，它还必须能够使党的积极分子每日每时都怀着革命必将最终取得成功的希望。葛兰西的许多最重要的概念，诸如“领导权”的思想，这一思想阐明了一个阶级如何建立其独立于直接的政治力量之上的文化和道德的优势；又如“积极的”（active）革命和“消极的”（passive）革命之区分，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旨在提出一些方法，正如本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所做的那样，依据这些方法，即使不能实际执政，也可以扩大其影响，加强支持它的力量。葛兰西不仅提出（存在着）比用于论证官僚专政和残酷的苏维埃制度的理论更为人道、更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他也提出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共产党如何才能真正有希望获取权力。
　　如果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政治经历中洞察了如何吸收党员以组建群众性的政党的问题，那么，在他入狱直到结束其生命的囚禁生活期间，他被迫反省上述经历，则使他同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相比较都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和哲学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迄今仍然适用的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的学说；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仅可以从葛兰西的著作中发现有关历史的过去和今天、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许多原始思想，而且也可以找到有关文学或教育的论述。他用自由知识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尽管他仇视那个造就了他本人的思想传统，但他似乎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架设一条相互沟通的桥梁。
　　此外，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还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作家。他早期对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在其思想方法和精神活动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同时也在写作风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新闻评论之辛辣、《狱中札记》之精美、豁达，更为突出的是他生动感人的个人生活记实——《狱中来信》，在这里，他记录了他的痛苦以及为超脱这些痛苦在精神上所做的努力。所有这些使得葛兰西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及政治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他作为一个作家，其著作不仅被那些致力于寻求新的方法，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当代欧洲社会的人们继续阅读着，而且任何一个关心历史起源或希望对二十世纪的悲剧和成就做出新的洞察的人也都在继续阅读他的著作。

二

　　安东尼奥·葛兰西生于1891年，卒于1937年。在其四十六年的生涯中，他经历了十几年的学生生活，其后在都灵成为活跃的政治评论家。在墨索里尼残酷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的严酷年代里，有五年时间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最后十年是在法西斯监狱中，或者说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在病房里，尽管他已濒临死亡，但仍被严密监视。在弥留之际，这个生命就代表着痛苦、摧残和失败。但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里，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作为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出现，葛兰西的著作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他是最令人感兴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并赢得了国际声誉，许多人还把他视为继列宁之后欧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
　　在葛兰西的生活中，思想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整个精神结构就是论战性，”他在狱中写道，“因而，对我来说，从事‘无关痛痒’的思考或为研究而研究都是不可能的。”[1]同时，他一直注意根据历史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去分析自己以及他人的政治活动，并且只要他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和严酷的环境能够允许，他就利用其囚禁时被迫停止活动的数年将其政治活动的经验吸收到更为广泛的历史和哲学框架中。

[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来信》（纽约，1973年版）第239页；（都灵，1965版）第390页。——第8页脚注

　　尽管由于被捕入狱，葛兰西的生活遭到决定性的冲击，但他的思想仍然令人瞩目地发展着。虽然象所有政治活动家一样，葛兰西的思想也几经改变，并且很多时候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态度却一直贯穿于他生活的始终。
　　从另一方面来说，葛兰西的这种生活环境也迫使他无法留下任何一部完整的理论著作。从1914年10月葛兰西第一篇署名文章发表之日起到1926年11月8日他被捕入狱为止，他的文章都是为有关报刊杂志写的报导和评论文章，大多数文章的篇幅都不超过一两页，在狱中，当他进行范围广阔的思考时，在多数时间里，他的身体极度衰弱并倍受监狱条件的限制，以至于无法写出篇幅稍大的文章。此外，虽然有时也存在某些未署名文章的归属问题，但葛兰西的报刊文章发表日期仍十分准确（其中大多数已集成文集并出版）。可他三十二卷的《狱中札记》则不同，尽管1975年出版了由学者编纂的善本，但札记的写作日期和对它们的解释仍存在很大争论。
　　围绕着对葛兰西著作的出版和解释问题进行的热烈的政治讨论，使得学者对葛兰西著作的编纂成为日趋复杂的问题。自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共产党东山再起，直到1964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逝世，其间，葛兰西学生时代这位亲密伙伴和朋友一直充任该党的领袖，他自然急于运用葛兰西的著作来论证党的日常策略，一如他常做的那样。葛兰西是共产国际的忠实追随者，如虽持某种怀疑态度，但仍然参加了对托洛茨基的谴责。但毋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尤其是《狱中札记》里的思想同本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期间正统的斯大林路线势不两立。正如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评论的那样：事实上，葛兰西“由于历史的某种讽刺，亦即由于被墨索里尼投入囹圄之中，才把他从斯大林的手中解救出来。”[1]而另一方面，陶里亚蒂在莫斯科流放生活中养成了关于什么是可说的东西，或什么是不可说的东西之高度敏锐的政治意识，因而才生存下来；并且，意大利共产党当局对葛兰西思想加以解释，并开始显示这些思想的真正深刻性和复杂性也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E.J.霍布斯鲍姆：《伟大的葛兰西》见《纽约书评》1974年4月，第21卷，第5号。——第10页脚注

　　正由于葛兰西被用来论证当代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因而，运用这些策略的左、右派批评家们都急于在他的遗著中寻求支持。对葛兰西的解释和再解释在意大利已成为知识界的巨大任务。在罗马，有葛兰西研究中心，各种有关会议讨论着他的观点；有关他的著作和文章浩如烟海，并正在稳定增加。意大利域外之异邦也想掌握他的著作，以用来指导当今革命的政治活动。此外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某些人感到他们可以要求享受发现这一鲜为人知的思想家之荣誉时，葛兰西的一些解释者对“他们的”葛兰西的占有欲就变得愈发强烈，并愤怒地批评其他企图染指葛兰西的人们。
　　由于葛兰西著作的零散性、不完整性和艰涩性，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兴趣，并承受许多相互争议的解释。葛兰西真正致力于解释并变革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即使在后一方面他失败了。他还提出了认识欧洲历史及二十世纪社会的许多新方法。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他身陷囹圄和病入膏肓的年代里，他以斯多葛精神鼓舞自己，在哲学上取得了成就，他是我们时代知识分子中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