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第六章 富有创造性的起义
第一节 一种反工作、反无产阶级的起义？
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有朝一日要实现的计划，也不是一个足以满足无产者（最终是人类）需要的项目，而是外在于他们的计划，就像房子建成之前建筑师画板上的蓝图。共产化取决于无产者是什么，取决于他们做什么。
1.1 对工作的自我批判
工作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这不是资产阶级洗脑的结果。工人是很实际的，他们知道工作能带来金钱，有时还能带来同志情谊和团结，给生活带来一点点意义。即使是无聊的工作，也可能有最起码的社会意义。比如，一位收费站的收费员讲述她是如何认识司机的，这些司机每天会经过她的摊位两次，偶尔会和她聊几句，给她带礼物。这种微不足道的关系并不能抹杀工作的辛苦，也不能抹杀很少有劳动者真正享受工作的事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作来“谋生”。无产者并不是后天学会热爱工作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任何一个动荡时期都会向人们表明，他们希望人生能有一个目标，希望能有归属感，而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满足。起义使个人和集体与根深蒂固的习惯决裂。
在此之前，对工作和创造工作的需求是相当普遍的，许多人的反应就像一位比利时的下岗员工在2012年说的那样，他说：“拉克希米-米塔尔有了金属，却不去炼钢，而是去赚钱。真是浪费！”，这是很正常的。对这位员工来说，理想中的炼钢，主要应该是创造就业机会。到现在为止，大多数被裁员的工人抗议的是失业，而不是工作。而革命将既反对失业，也反对工作。
在20世纪60年代，罢工者往往会争取“生活时间”，他们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自由时间。这种主张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并试图缩小其范围。我们现在有时会听到一个不同的口号：“我们要的不是仅仅活下去，而是生活”。
共产主义起义将发生在这样的交界处：被过度剥削的人领导的斗争（无法糊口的工资——有时是没有工资，缺乏安全措施，劳动法不被遵守，老板随意罚款，管理独裁和系统性的镇压），与工作条件较好的无产者的斗争相遇。虽然第一类在亚洲、拉丁美洲或非洲普遍存在，但在北美、欧洲和日本，这两类都是并存的，所以这种相遇不会发生在各大洲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当他们一同拒绝失业和削减收入（工资或养老金）所造成的极大痛苦，拒绝资本主义所贩卖或承诺的虚幻的安全和消费，对雇佣劳动和工作的批判就会发生。
共产主义起义将融合反对剥削和异化的斗争，融合对贫穷和财富的批判，起义者会要求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也会拒绝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这里显然有一个矛盾，要求和拒绝之间的矛盾，但历史的例子表明这个矛盾是可以被取代的。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曾经扰乱或破坏生产，以至于危害到工厂的运转，威胁到自己的生计。他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不去质疑劳资关系，那么斗争将开始失去意义。无产阶级的攻势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可以从消极走向积极，从破坏性的局部不服从，到积极的全面拒绝，方法是走出工厂，进入社区，建立起非商业的关系，破坏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工作，并与国家对抗，这意味着扩大其范围，并将暴动转变为起义。或者工人们可以利用工厂的动乱，在接下来的集体谈判中，从管理层那里得到最大的好处。70年代的斗争选择了后一条路。无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自我压制成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运动枯萎了，直到矛盾最终被资本的再造所解决。
当工人不再以工人身份进行斗争，他们就在反对工作，这时工人不再“尊重”机器，他们不顾生产计划和公司的经营，这意味着将自己的工作置于危险之中。这绝不只是“人”的反抗，它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70年代，大批非技术工人对福特主义的极端化和工作过程的强化做出了反应。“反对工作”在1860年和1960年是不同的，在21世纪初又有所不同。它不是激进主义者所提倡的足以推动世界的新杠杆。但是，革命时期到来的一个标志将是反工作行为的增加，首先是由少数人发起，然后变得越来越普遍。
1.2 反无产阶级的行动
所谓反无产阶级行动，并不仅仅发生在工作场所，还包括无产阶级的生活场所。[1] 例如，暴乱者摧毁了统治的工具和象征：警察局、税务局、超市、银行、房地产和临时机构，也摧毁了学校、图书馆、文化中心等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面向工作的）。
正如媒体所说的那样，破坏或烧毁这些场所和车辆，违背了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然而，如果暴动者接管它们，那就不仅仅是纯粹的虚无主义狂热了，这些地方代表着，而且确实是暴动者所拒绝的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手段。比如学校，比如没有多少下层阶级会去的艺术中心和公共图书馆。显然，这里存在矛盾的地方。在法国大革命中，由于食品价格昂贵，供应不足，愤怒的妇女有时会在市场摊位上砸鸡蛋。饥饿的人们浪费食物是不理智的，这些妇女的理性既不是饮食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几年前，在南非的一个棚户区，暴乱者放火烧毁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公共服务设施：一个图书馆和即将用于扩建电网的木杆。在孟加拉国，女工在当地人的协助下，焚烧了一家工厂，而这是她们“谋生”的唯一途径。
无产阶级的自我解体意味着破坏那些控制和保护无产阶级的东西，例如公寓楼和公共设施。控制与保护，这两种功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完全区分“坏”与“好”。
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如水晶般纯粹，在暴力时代更不可能。奔驰展厅将被付之一炬，一家床单店也有可能遭此厄运。共产化的扩展和无产阶级自身对暴力的控制是唯一的保证，这样的浪费仍将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过度的和纯粹消极的狂暴将被避免、限制或防止。自由区域不断扩大的同时，无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也会随之而来。1979年Ruts乐队唱到，“你在烧你的房子，烧你的街道，带着焦虑”，当纵火者这样做时，他们可能会与被煽动的人们发生冲突。没有无序就没有革命，我们的问题将是要看到从非社会化中产生的新社会化。否则，暴乱只会自我复制，无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仍然是消极的，没有警察的地方成了帮派的狩猎场，动力逐渐衰弱，惯性形成，旧秩序迟早会回来。
第二节 从工作到活动？
共产主义革命是对“量”和“质”之间斗争的超越，是结束面包问题和反抗日常生活的对立。除非很大一部分生产停止，否则这个过程不会启动。
要了解起义者能做什么，我们必须从他们是什么人开始，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并非所有的无产者都是作为工人被剥削的，有些人只是偶尔或随便被雇用，有些人很少得到工作，但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于资本，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谋生手段，被迫出卖自己以换取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富裕的工人也只是拥有自己居住的房子，银行里有着不多的存款。[2]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增长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在历史上，当内战迫在眉睫或地位受到威胁时，真正的有钱阶级都会离开城市，把家人送到乡下或国外，但是即使公交车司机、清洁工或学校教师想，他们也做不到。这就是阶层差异。
因为无产者作为一个集体被剥夺了谋生手段，所以起义的无产者不能依靠储蓄、资本、公共支持或富有的外国朋友。他们可以在一次狂欢式的起义后回到服从的行列（人类学家把这比作狂欢节的传统，把世界颠倒一天），也可以开始实施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为了改变无产者一无所有的状况，需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商品、生产体系），但起义者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利用这些东西——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资本，没有商业关系，没有国家的支持——因此，成功的唯一办法，也是为了抵抗反动势力，就是发明一些不同于工作、货币和经济的东西。
在像中国富士康这样的工业联合体中，超过15万农民工在那里生产电子产品，起义工人不可能继续生产同样的产品，并把它们运到世界各地，即使他们这样做，国际商业也不会允许。富士康工业基地是一个怪物，无产者除了抢占这里，找到生存和战斗的方法，其他什么都做不了。大多数工人会离开。留下来的人会关闭或撤掉大部分工厂和宿舍，只保留必要的设备，生产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开始新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这不会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我们不是指技术，而是指生产关系——不会统治生活。
大规模的工人停工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它们包括罢工和封锁。
封锁的目标是一些焦点地区，比如购物中心、通勤中心、油库......在一个零库存的社会里，切断通讯线路和停止流水线一样有效。欧洲不再有（不是亚洲）巨大工厂，但是工业更加集中了。在法国北部，法国机械工业协会（Fran.aise de Mécanique）生产的轻型汽车发动机占全世界的5%，而它只有3250名员工。2010年，法国全境发生了反对削减养老金的抗议活动，在抗议期间，该工厂被封锁了几个小时。抗议最终无效，工会控制的封锁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但它显示了现代经济赋予两百人的潜在力量。
罢工和封锁是相辅相成的，认为生产性工作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工作场所的行动应该让位于封锁流通和分配，这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流动的世界，上述观念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谎言信以为真。虽然如此，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存量和流动的社会中。这种观念也是美国和欧洲工人现状的反映，那里的失业和裁员使罢工行动变得困难。此外，以公共空间取代工作场所也不是解决办法。如果金钱和老板的压力足以让人们不敢在工作场所行动，那么他们又怎么会离开车间或办公室，去堵油库呢？工作场所内外都要行动起来，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
迄今为止，纠察者（piqueteros）[3]和欧洲的封锁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异。在拉丁美洲，纠察者（piquet）往往是一个集体的因果关系，它组织起来，进行辩论，超越其行动框架，并产生可能导致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它有点像西班牙1970年代的集会，或者说苏维埃、委员会、行动委员会，这种自主性是一种条件，它所能实现的东西不只是自主，它的成果可以比最初的目标更多。在未来的时代，罢工和封锁的综合将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方式，参与罢工和封锁的人——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家庭主妇、学生的复合体——将不再是过去的他们，他们的社会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共同行动将开始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并开启从工作到活动的进程。
为了避免玩文字游戏，让我们明确什么是工作。
工作不是生产物品。当一个有动手能力和必要工具的人为自己的家制作一张桌子时，这张桌子是与他们的能力和需求相对应的。相反，专业木匠制作一系列的桌子，他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具体需求。家具厂也不可能。为了满足需求，私人生产者设计了一种必须在各种情况下作为桌子使用的物品，而他只有通过市场研究才能知道这一点。大卖场或网上有数百种不同尺寸、形状和颜色的桌子是另一回事。亨利-福特说过，虽然汽车现在是黑色的，但顾客可以把汽车涂成任何颜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众多的标准并没有削弱降低成本的规则，只是把它复杂化了：没有一张桌子是做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张桌子要想卖出去，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一种规范，而规范意味着生产率和省时。只有艺术家或昂贵的橱柜制造商才会创造出单一的桌子。
规范化是一种技术上的必需，以便为了最大利益而大量生产。事实上，部件和零件的可交换性（比如上文提到的那家法国工厂）源于商品交换的体系，而商品要想能够交换，需要一种共同的要素，这种可以计量的要素首先适用于劳动。交换（即竞争）将提高生产率作为一个必要的规范，强加给工人。
为了同社会平均数和数字的社会决裂，起义者更多地不是使用自己拥有的物品，而是单纯地使用物品（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受到冲击——译者注）。为了使他们的起义取得成功——这将是一个优先事项——他们需要关心食物、无家可归者的住宿、交通、水和能源供应，并准备好为这一切而战。由于起义者将为自己和他人做事，就不会再遵守生产率、标准化和时间的限制。与工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从属于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称他或她为生产者会有局限性。
我们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是一个DIY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自给自足的（小的，必要的）社区都会自己做家具，吃自己种的蔬菜。我们只是勾勒出一个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在一个地区内实现，但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此外，迈出这第一步并不需要进行区域协调和规划。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起义者会这样做。意大利的金属工人在1920年夺取了工厂，但他们只是在等待。而我们知道1917年唯一一次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工人革命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理论所能做的就是说明起义会带来哪些可能性。
第三节 共产化将怎样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没有人否认物质上的需要。
“一般来说，只要人们不能获得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食物和饮料、住房和衣服，就不能获得解放。”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B）
“对革命者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不得不担心工人吃什么。” （1852年8月1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正如第三章第2.2节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观点是，人的生活主要是由满足需要构成的，从逻辑上讲，革命应该主要是建立一个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
共产主义显然考虑到了基本需求，尤其是在一个约有十亿人吃不饱的世界里。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粮食问题将如何解决？种植粮食的本能，比如土豆，将通过新的社会联系得到满足。这不是唯心主义：“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起义时期更是如此。
共产化会满足重要需求，而资本主义往往不能满足。（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根据一天辛苦工作所需的卡路里计算）。但这不会是它的首要动力，也不会是它到来的原因。起义所反应的必要性不是自然的（养活自己）的必要性，而是社会的必要性：“一种新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在共产主义中，与经济不同，任何生产行为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一切都有它的独特性，都可以成为争论的问题，不论是建造一张桌子或一栋房子，还是组织一次培训课程或一次旅行。我们所熟知的餐馆出现在19世纪初，[4]如果餐馆被取消，旅行者如何养活自己？逐步取消工作，发展人类的活动，需要处理这类问题，需要发挥各地和个人的主动性。它们将如何汇合，是无法预知的。人类活动，或者用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的术语来说是一般的活动，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和谐。共产主义不是普遍的和平与爱。和谐不是必然的：它是某些实践的结果，并被其他实践所否定，战争、公司之间的竞争、工作也是如此。
早期，无产者会互帮互助，自救。无家可归者会占据空荡荡的房屋和只具有资本主义功能的地方：银行、房产中介、工商和税务局......当然，在各种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短缺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能在仓库里买到，答案似乎很容易，但超市只能储存有限的食物和基本物品，尤其是在零库存政策下。很明显反革命将最大限度地利用供应不足和稀缺。起义者将不得不把短缺变成自己的优势，并借机通过不同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来扭转局面。
怀疑论者总是怀疑普通人，认为他们在没有货币的媒介和智者领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回答是，这种需求是人为塑造出来的：有一天人类过上了博爱和简单的生活，他们就会没有很多现在不可缺少的东西。1887年，威廉-莫里斯说，一个没有奴隶的世界将消除那些只有奴隶才需要的物品。他指的是垃圾，但他的这句话对当代的一些电子义肢（比如手机）也是适用的：人们不必有技术恐惧症，就能意识到，很多义肢的主要功能是将分离的人们联系起来，而且是在几秒钟内完成。过去的商业准则——节省时间，现在却变成了每个人永远的狂热。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生产活动不再进行时间的计算，不再削减成本，再加上直接交流的延伸，我们的交流习惯将发生改变，我们将不再一直希望立刻知道一切。
无论多么刺激，这个答案都是在自然/人为的区别上冒险。人类是自然的和人为的生物，在真实性和操纵性之间、在欲望和需要之间划清界限总是很危险的。此外，没有人能够逃脱广告的操纵力量，广告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和对下层社会的影响是一样的，对2011年伦敦人抢劫电子产品进行判断是徒劳的，我们不能说只有在开罗抢劫一袋面粉，才能被无产阶级的价值尺度所接受。
需求的内容是由历史决定的，不仅如此，需求本身也是一个受历史约束的范畴。
“无产者是脱离一切的人，他通过需求，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La Banquise》2，1983年）
虽然需求看起来是最自然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它属于一种经济概念。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分隔。
是经济把生产和消费变成两个不同的现实，使它们脱节。
共产化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两个独立领域之间的关系。
“生产者”不会把他的需求留在衣帽间里。他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包含了他的选择、他的个性，并使他的需求得到满足。同理，“消费者”也不是在真空中去承担他直接再生产的功能，他们身处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当中....。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生产行为永远不会只有生产性。这其中的一个标志将是，生产者所考虑的产品将是特殊的：它将对应于个人（当时的直接生产者或其他人）所表达的需求，而且需求的满足不会与生产行为本身分离。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一旦标准化消失，住房建设将发生什么改变。当生产率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任何参与项目的人都可以对产品和制造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事情的发展将比今天工业化的建筑业慢得多。参与项目的人甚至可能会想在建筑完工之后住在那里。会不会一塌糊涂？我们只能说，到那时人们不会去计算时间，假设项目没有完成，一切都在中途放弃（可能是因为原料的生产也没有效率），但这不是问题。这是因为活动本身就会找到它的理由，与它的生产结果无关 ”。[5]
要理解人的第一需要是人，而不落入唯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举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例子。1999-2001年的阿根廷，一些纠察者（piquet）开创了一种生产方式，产品不再是唯一的目标。这一点在非物质活动中比较容易理解：学校并不制造物品（尽管现代重视生产率的学校教育倾向于培养学位和文凭），它改变了学习者以及教师，并创造了新的关系，或者应该这样做。但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制造物品的行业。一个纠察者（piquetero）的公共面包房会烤面包，而在这个生产性行为中，个体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没有领导者，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决策等等。
第四节 丰裕VS稀缺？
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人剥削人的最初原因是在仍受匮乏困扰的社会中出现了剩余产品。这个论点可以概括为：几千年来，少数人能够使多数人工作，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取利益，他们将大部分剩余产品据为己有。幸运的是，尽管资本主义有其恐怖之处，但它带来的财富却闻所未闻，而且不断增加：大众的贫困不再是教育、休闲和艺术只能由精英阶层享受的条件。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为工人运动的大多数派别所认同）应该是一个富足的社会。资本主义强迫我们工作而不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以最不平等的方式分配产品，为了反对资本主义，革命应该组织有利于所有人的大规模生产。由于著名的“生产力的发展”，这能够做到。总之，革命解除了普罗米修斯的束缚。
此外，这样的设想相信，富足将改变人类。当男人和女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住房、学校、教育、照顾时，“为生活而斗争”的对立和态度将逐渐消失，个人主义将让位于利他主义，没有人会抱有任何欲望，贪婪、统治或暴力。所以，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充分管理这个富足的社会。以民主的方式还是通过领袖？克鲁泡特金提出了一种没有货币的制度，帮助人们获得数量充足的物品，对那些不充足的物品进行民主的配给。20世纪30年代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主张使用劳动时间进行核算。不管怎么样，无政府主义者和非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由工人集体经营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有这些方案都描述了一种不同的经济，但经济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出发点是，假设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为了生产物品，必须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分配资源。
这正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地方。
我们所熟知的“经济”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把生产物品与需求（可能是 “自然的 ”或 “人工的”，真实的或被操纵的，这一点很重要，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分开，然后再把它们提供给市场，在市场上买来消费。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哪怕是一种规范的、自下而上的、分散的、自我管理的经济。我们很难说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如上一节所看到的，生产本身会改变它与其他生活部分的关系。
现实主义者认为，对丰裕的批判是富人的奢侈品，而用现代技术生产更多的东西是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贫民窟、棚户区的迫切要求。现实主义者没有抓住重点。严峻的苦难不能通过弥合发展程度的差距来解决，共产主义的“发展援助”不是为了在避免过度增长（比如，我们要修自行车道而不是高速公路）的前提下，把“落后”地区提高到先进的标准。共产化显然意味着团结，但主要动力来自这些地区的居民自身。匮乏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贫困、绝对的排斥和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些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并进行斗争。贫民窟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垃圾中扎根求生，它还发明了建造房屋和在城市生产食品的方法。
自助的尝试现在受到资本主义环境的限制和偏见，但它们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展现了丰富的想象力。极端贫困并不妨碍共产化，它将使用不同的共产化方式。
为了强调稀缺/丰富并不是主要问题，我们可以说，按照现在对丰裕的标准，共产化可能会更难实现。食品生产现在离现代城市相当远，有时甚至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已经将批发市场转移到郊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超市以及连锁零售店的产品都要通过长途运输送来，而这些运输大多依靠汽油。起义者需要找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具体方式要看起义如何进行。例如，假设很多人离开城市，那将不仅仅是因为城镇菜园无法养活数百万人：到乡村去将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的一部分。基本的“需求”将成为伦敦和圣保罗共产化的主要推动力。
第五节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这样一个重大的话题现在才在本章中出现，但货币不可能是我们分析的起点。只有现在，在探讨了工作转化为活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共产化将如何取消货币。
货币（虚拟货币也是如此）表达和实现了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于工作（即以时间计算为基础的生产）的存在，来自于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追求，这使我们回到了工人和非工人之间的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本身又使我们回到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和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对立，前者雇佣后者。市场的发展是这种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货币是市场进步的结果。市场是私人独立生产者进行比较和交换的会场。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废除市场，但保留时间核算（=价值），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
尽管价值在交换中显示出它的存在，但是在过去几千年的大多数社会中，价值（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是由我们试图定义的工作创造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
今天，免费、打折或特价，会造成囤积或过度消费，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因为人们害怕匮乏，害怕缺少食物或必需品（手机现在是家庭和工作的必需品）。在自己家里拥有很多罐头和袋装大米，是我不会饿死的保证。为了买得起这些东西，为了下周能够买更多的东西，我需要钱。钱意味着我和家人的安全。固定的收入就是银行里的钱。囤积与财产相伴，财产是一种边界和保护，是现世生活的必需品：除非拥有收入、单位、储蓄、保险、家庭和伴侣，否则就游离于社会之外。没有财物，你就不属于社会。
起义往往会造成一种没有人害怕被排斥的局面。
当共产化结束财产时，这种（逻辑上的）恐惧匮乏的情况就会逐渐消失。不是用集体财产代替私有财产，而是取消一切财产，即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获得生活必需品，这包括“生产”和“消费”的手段。
共产化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免费获得一切，不是只把生产工具和消费方式从商品形态中解放出来：购物变得简单......不需要钱包或Visa卡。
货币的存在常常被解释为（可悲的是，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一种手段来分配那些太过稀缺而不能免费发放的物品：一瓶香槟必须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香槟产量很少。
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可以“不花钱”的东西，比如可供下载的在线歌曲，好心的人要求这些东西免费提供，但是在线音乐却是一个巨大的付费市场，不过在网上也有很多免费获得的途径。在一家商店里，虽然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垃圾食品被制造出来，但除非我花￡0.80买一包薯片，否则我就得小心保安。钱并不是调节“昂贵”物品（一套房子）分配的必要工具，分配简单的东西（一张DVD）也是如此。
金钱并不是一个令人不快却又不可或缺的工具，它是将活动与活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化。
肤浅的批评家谴责金融，赞扬所谓的“实体”经济，但一张床或一个包，需要具有价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融入其中的劳动时间——才会在社会上存在，才会有一些用处。现在除了它的成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存在的。对于有儿女的父母来说，给女儿买一辆汽车作为生日礼物，但只给儿子买一顶帽子，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们这样做，每个人都会根据花在两个孩子身上的钱来衡量他们对两个孩子的爱。当今世界，物品、行动、才能以及人类本身，要想在社会上存在，就必须进行比较，把它们归结为一种普遍的、可量化的东西。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性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每项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象）不再因其具体是什么而被体验和欣赏，无论是面包还是罐子。从价值诞生的那天起，那块面包和那个罐子首先是作为可以互相交换的东西而存在的，人们根据它们的共同点来看待它们：尽管它们的具体性质和用途不同，但两者都是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的结果，是可以比较的，有可能被归结为一个普遍的、可量化的要素，即生产那个面包和那个罐子所必需的人类平均努力。活动变成了工作。货币是劳动的结晶：它给那共同的要素赋予了物质形式。
共产化不会在保留使用价值的同时取消交换价值，因为它们相辅相成。
在过去的不少起义中，比如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永久的武装战士都是作为革命的士兵领取报酬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从未来共产主义革命里，参与者不需要、不使用、也不接受金钱来战斗或养活自己，因为物品将不会沦为商品。流通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行动和人都是具体的，不需要与另一个人相提并论才能存在。
在盖房子的时候，确保建筑者不会缺少砖头和灰泥（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共产主义建筑者会关心这一点）和房子的预算（在现在的社会中，这是个先决条件）是有区别的。共产化将使我们习惯于计算物理单位，而不是计算价值。瓦匠的钢笔和铅笔（可能是电脑）与会计部门的复式账本不同。共产主义者最关心的不会是：墙要用多少块砖？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栖息地？过什么样的生活？
资本主义将（即根据它的灵活性和生成能力）通过替代货币、物物交换、黑市和其他替代方式（见下文第13节）来抵消共产主义者摆脱货币的努力。
第六节 寄生活动？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镇的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里，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我抬起头向四处看看。一对十几岁的女孩在做作业。一个老人在看一本新闻杂志。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可能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从图书馆里要了一本装订好的论文集，正在做笔记。不论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单纯的人文主义者，都会赞同以下活动：多读纸质书（在笔记本电脑普及之前）、和平学习、自我启蒙......这与金钱掠夺和战争制造的丑恶世界完全相反。书籍不是炸弹! 之后，我就在想，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作业当然可以启蒙，但也有助于学校进行社会再生产，这个女孩未来可能会成为商人或士兵。研究是好的，但也是大学机器再生产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讲，要么出版，要么灭亡！而在市面上所有的杂志和报纸中，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人文主义者会推荐读几本？于是我给这位美国朋友写信说道：世界上有太多的文字。我以为我是在诙谐。过了一段时间，她回信了，她说：“我会说是汽车太多”。她说的当然是对的，只是现在的文字越来越像汽车一样被制造、销售、购买和消费，它们来自学校、媒体、学术界。诚然，查禁、封杀、烧书一直是压迫的代名词。但如今，至少在民主国家，阻碍我们启蒙的是越来越多的文字和图片，而不是文字、口语或屏幕信息的缺失。
寄生活动还存在于很多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学校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灌输了保守的思想和习惯。（事实上，现代教育声称要教年轻人如何不性别歧视、肤色歧视、仇外、恐同等等。）但它确实灌输了资产阶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功能是训练年轻人适应以工作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学与做的分裂，在教室里坐上十五年或更久的义务，以及教学演变为一种超强的制度和业务，这一切都与工作作为一种割裂时空的存在有关，而这种割裂时空的存在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力。共产主义者只有解决另一种分离才能摆脱学与做的分离，他们将通过推翻现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切来改变学校。
同样，起义者的“交流”方式将决定“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既然共产化结束了所有的分离，那么，按照“我们就是媒体”的原则，就不仅仅是摆脱《太阳报》而拥有一个自我管理的《卫报》了。媒体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撒谎（他们经常说真话，或者说是实话），也不在于他们受大企业的贿赂（虽然大多数媒体都是这样）。媒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们是连接（或者说重新连接）人的中介。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以雇佣劳动为中心，正是因为与之相伴的消费，迫使我们为了与世界发生关系寻找中介，迫使我们去满足自己获取大量即时信息的压倒性欲望。麦克卢汉（McLuhan）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情境主义者，他在1964年说“媒介就是信息”，这句话至今仍然有分量。信息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实和范畴，它与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舆论的兴起并行不悖，它意味着脱离解释的所谓中立事实，英美报刊在不同版面上展示新闻和评论的传统就说明了这一点。以真实信息为基础的公开辩论领域对议会民主的形成至关重要。
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对信息和信息存储（也包括删除信息）的执着，与价值和时间对我们生活的支配有关。起义的过程将发明新的个人和集体交流手段。
第七节 拯救地球已经太晚了？
相比于人类的福祉或健康，一个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内在理由去关心蜜蜂或冰盖。单纯的逻辑和伦理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资本主义升级为对自然资源大量的开采，在几个世纪内耗尽了几百万年形成的煤炭和石油，在没有更新的情况下抽取地下水，使土壤贫困化，然后用化肥改善土壤，进一步耗尽土壤，但后来又用更多的化学物质丰富土壤。这个系统不断地用迂回的手段补救它所产生的不平衡，但又造成新的不平衡，再通过更多的技术来补救......。
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现在宣扬可持续发展的福音。它仍在强迫我们接受它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交易。“今天努力工作，明天就能享受丰收的果实” ，但它又增加了一个附加条件：“今天要以不同的方式消费，否则明天你的孩子就会有危险”（换句话说就是：消费现在卖给你的东西）。
起义者不会去处理生态问题，今天愚蠢的消费者会为了地球而拒绝吃过季的草莓，为了拯救生物多样性而将汽车换成自行车，但起义者与他们不同。起义将持续很长时间，而它的逻辑就是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决裂：为什么起义者需要发展更多巨大的钢铁厂、水泥厂或炼油厂？管理它们将与他们将要做的事情不相容。从工作到活动的转变，排除了生产主义延续的可能性。
例如，农业企业与运输方式（生物燃料）和饮食方式直接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破坏环境的畜牧业和工厂化农业也在蔓延。共产主义者不会仅仅为了自然或未来的缘故，决定用黄豆代替肉制品。他们不会为了遵循合理的饮食规则而必须成为（或被教导成为）有德行、有理智、愿意掌握自己的欲望的人。改变将和决定一样，来自于自发的互动，正确地说，也来自于决定。由于临时工不可能继续在加利福尼亚或安达卢西亚的田地里劳作，因此，在纽约或柏林，一年中任何一天吃草莓或青椒的欲望将不得不减少。同样，由于许多被过度剥削的肉类加工工人将离开工厂，这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将超过几十年的素食运动。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栗子是法国中部山区一些农村地区的主食。这样的“贫穷”饮食与我们在 “富裕”国家所习惯的各种食物相比，并不占优势。谁知道呢，可能到那时，我们会享受到的食物比目前超市里出售的丰富菜品要少。
我们没有拯救地球的计划。事实上，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包括图表和数字，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这些计划声称是可以阻止全球温室效应的正确方法。我们只知道，摆脱货币世界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拆除工业巨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八节 日常生活变化还是大问题？
你不能制造革命。
你只能成为革命。
——《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年 |
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茨（Witold Gombrowicz）曾经提出，哲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关心裤子和电话。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尼采，他几乎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拒绝 “把生活中所有值得非常认真对待的事情，比如营养、居住、精神饮食、病人的治疗、清洁、天气，都视为无关紧要！。我们要改变的是日常生活：做饭、吃饭、旅行、见人、独处、读书、无所事事、生儿育女、辩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意味着我们赋予了日常生活最完整的意义。遗憾的是，自从60年代末这个词成为时尚以来，“日常生活”通常被限制在工作之外的时空，似乎人们放弃了改变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希望，只满足于改变一些次要的行为：感情、身体、家庭、性、夫妻、食物、休闲、文化、友谊。
相反，共产化将正视次要事实的存在，它们是“大”事实的反映和表现，这些大事实包括，货币、雇佣劳动、作为价值积累中心的独立公司、与其他时间隔绝的工作时间、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项目性汰旧引起的消费、在社会生活和冲突中充当调解人的机构、加速一切和最大限度的流通...。
资本与工人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的结构，并使社会再生产，废除这种关系是废除其他关系的首要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等到公司制度、货币和利益动机完全消失之后，才开始改变学校教育和住房，那就太愚蠢了。共产主义者不会偏安一隅，但因地制宜地行动将有助于整个变革。
比如，共产化意味着转变我们对调解和调解员的癖好。前段时间我听说有社区组织者，我感到很惊讶。但我不应该惊讶，因为现在的社区不能没有管理。如果在一个未来的社会，人们一直觉得需要心理学家、治疗师和治愈者，这将证明它没有能建立一个共同体，我们仍然无法通过社会互动的流动来解决紧张关系，因为我们希望由专业人士来解决冲突。
共产化将消灭压抑性（和自我压抑性）的制度和习惯，创造非商业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将越来越趋向于不可逆转。“超过了某个点，就不能再回来了。” “我们必须达到那个临界点。”（卡夫卡）
我们要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制造、流通和使用物品。比如打破私人公园的围墙供孩子们玩耍，或在市中心种菜。它还意味着取消城市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分裂。现在自然世界已经变成了表演场所、休闲场所和主题公园，在那里，十天沙漠跋涉的（温和的）艰辛弥补了周六开车去拥挤超市的枯燥。这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实践必须是私人的、付费的。
共产主义是一场人类学革命，因为它处理的是马塞尔-毛斯（几乎不是革命者）在《礼物》（1923）中分析的问题：一种给予、接受和互惠的能力。这意味着不再把我们的隔壁邻居当做陌生人，也不再把路边的那棵树当做由工人照顾的一道风景。共融将改变我们与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团结不是来自于我们外部的道德责任，而是来自于实际的行为和相互关系。
其中，正如我们在第6节关于学校的论述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化将消灭学习与实践之间系统性区别。我们并不是说无知就是幸福，也不是说几个星期的彻底（自我）教学就足以让任何人能够将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或弹奏大键琴。虽然学习可以是有趣的，但它往往需要长期的艰苦工作。共产主义将取消的是把青年关在教室里。其实，现代学校试图通过增加校外活动和工作体验来弥补这个分裂。这些补救措施收效甚微：学校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裂痕取决于另一种分离，而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分离：工作（即有偿劳动和生产劳动）与非工作事务（家务、带孩子、学习、休闲和其他无偿的事情，它们都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之间的分离。只有使工作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时空，才能改变整个学习过程。
与大多数乌托邦和现代极权主义政权相反，共产化不会产生一个充满新人类的“美丽新世界”，不会使每个人在天赋和成就上都与他们的同胞平等，不会使他们都能够掌握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到天体物理学的所有知识领域，而是让他们自己的欲望，最终与其他同样友好的同胞的欲望，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错误地相信天堂是接受地狱......或在炼狱中徘徊的必经之路。共产化是更加直接的：
当大规模的停工和暴动打破了自动的社会再生产时，无产者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这将促使他们自己去发明其他的东西。个人和集体的创新与每个参与者以前的角色没有直接关系。公交车司机将不会是决定公交车怎么做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她曾经的职业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她更知道如何驾驶和维护这辆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专业技能才会发挥特定的临时作用。那么，社会学上的决定因素将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将是我们是否需要或想要巴士，什么样的巴士，去哪里？
有些地区会落后，有些地区可能会陷入暂时的混乱。我们不要指望共产化会处处顺利、时时安宁。
马克思说，改造世界，兰波说，改变生活，对我们来说，这两个警句是一体的。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作家大会上的讲话》，巴黎，1935年。 |
第九节 从上班族到餐后评论家？
“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 （德国意识形态，第一部分，A）
这种说法因其天真而受到资产阶级的嘲笑，而激进派则因为这段话中令人反感的活动，特别是打猎，而攻击它，因为这段话赞成人类对动物的统治。另一种批判性的观点可能会问，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哲学或艺术保留到晚上，就好像我们因为生产粮食而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粮食生产似乎占据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1845年，马克思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布局，他插入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成见。但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偏见，那就太装腔作势了。
这句话最有道理的地方是，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人不会一辈子被捆绑在一个行业或功能上，而今这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发生了流动，也往往是被迫的：技术最差的人通常会得到最差的工作、最差的工资和最低的社会形象，他们是第一个被裁员并被赶入再培训计划的人。而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一心多用，这种多线程工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方式。
工作是有阶级性的，当一个阶级社会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就会把社会分工说成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技术性分工，它会说：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什么都做一点，所以大家都要专业化，社会越发达，工作种类越多。遗憾的是，有些人比别人有更聪明或更有技术，所以雪莉做经理，玛丽亚做清洁工。幸运的是，如果玛丽亚能灵活地向上爬，她就有了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如果不能，她的孩子也会有）。
左翼对等级制度的答案往往是：为一个每个人都能做一点事情的世界而奋斗。雪莉和玛丽亚将既是管理人员又是清洁工。这是不对的。专业化更多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工作是由底层的群众完成的，由上层的少数人控制，因为工作与生活的其他部分是分离的，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重新）控制生活，将消除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分隔，也将消除分工。
只要工作作为一种专门用来生产（和挣钱）的时空存在，等级制度就会继续存在。只有生产行为向生活的其他部分开放，才能改变这种状况。除其他外，这意味着目前的工作场所作为一个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场所，不再只有参与工作的人才能进入。
我们以起义区一个被占的印刷厂为例，该厂有五十个劳动力。如果这五十个人为革命事业印制传单、海报、小册子，但仍然负责某一项任务，并坚持厂子不允许附近的人进入，那么他们只是为运动“服务”。虽然货币没有流通，他们也没有想要去竞争，但他们的活动仍然是独立的，印刷厂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
相反，如果工厂向社区开放，不是一次性的开放日，而是培训以前的“外人”，系统地交流知识，如果印刷工开始学习新的行业，如果“体力工人”和“脑力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如果原材料的获得不需要货币和信用，如果印刷品的流通不需要出售，如果这些非商业性的联系发展成网络，并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那么这种多样而又融合的过程有助于社会的共产化。
转型所必需的自主性并没有消失，但现在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了。本来，在这些前提下，是印刷工人的自主：他们是最先集体停止工作的人。不同的是，虽然五十个职业者没有一个没有失去技术，但他们已经不是印刷工了。大多数时候，他们每个人也都在参与其他事情。他们经常离开这个地方和地区，参加示威、会议、辩论或暴动。在印刷厂时，他们会培训附近或远方的人：原来只是一个水管工、一个教师或一个理发师的人熟悉了印刷机。另一方面，一个照相专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装修房子。工作并不像共和国废除君主制那样被废除：它被分解成一系列潜在的、无限的时刻和行为，这些时刻和行为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框架。
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者往往被限制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职能范围内，他们的技术技能与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机器相适应，而“服务经济”则使情况变得更糟。一个人对生物学知之甚少，却可以被聘为实验室技术员：知识在软件中。起义造成的混乱可能会变成一种变相的祝福：它将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兴趣和能力范围。
就像开公交车一样，“时间因素”是不容否认的：古腾堡的印刷机、上世纪70年代的新技术和计算机辅助印刷有天壤之别（考虑到回归“印刷机王子”原海德堡会有其爱好者）。重要的是社会动力，有足够的创新能量，不断提升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
革命不是企业之间的事情。无论他们选择什么名称，共产化的委员会或集体都不会是行业性或工作性的，而是地域性的。如果印刷厂对健康有危害，或者人们认为它有更好的用途，那么就需要打破工作和工作场所，否则就不可能关闭（暂时或永久）印刷厂。
第十节 性别问题应该怎么办？
这个主题可以出一整本书。相反，我们将从一个既能扩展想象力又不失可信度的故事开始。想象有一个大的城镇起义，很多人都停止了工作，从天亮开始就有公共汽车堵在街上，中午有催泪瓦斯，讨论还在进行，现在时间是下午四点，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妇女都离开了会议和被占领的公共建筑。为什么呢？大部分教师都在罢工，她们照看了一天的孩子，但现在是学校关门时间，孩子们必须要照顾。所以妈妈们要去接女儿、儿子放学，为他们准备晚饭。
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悲哀的笑话。在许多大的动乱或起义中，男性的统治占了上风，现在也是如此。参加过1960-1961年比利时大罢工的朋友们都记得，当时的团结是多么的热烈，但总是由妇女来为罢工者和示威者做饭。好像民众或工人的反抗并不介意妇女的从属地位一样。[6]
共产化将以何种方式确保自身的再生产——以及其成员的再生产——将决定其未来。
男女关系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但分工（如前一节所见）不足以解释性别分工。
资本主义使两性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变化不在于女人工作。她们以前也是工作的，比如在农场和商店里，但通常是在丈夫的监督下工作，家庭正好是最普通的基本经济单位。父权制是一家之主的统治。变化是在妇女从事雇佣劳动之后发生的。这个过程始于工业革命，重要的是，女权运动最初发生在英国。[7]
资本主义促进了性的分化和压迫，但父权制并非不可或缺。
男权统治的延续既不是过去的残余（虽然传统在其中也有一定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虽然“分而治之”政策是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段。
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与社会再生产和家庭有关。[8]
令人感兴趣的是，共产主义者在19世纪中叶是如何设想家庭的。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章和第2章）
[9]
马克思提到生产和再生产是正确的。150多年后，这种情况并没有结束，它已经扩展到每个人身上。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是现在、未来或潜在的 “生产工具”。
但马克思认为家庭演变为单纯的金钱关系，这是错的。家庭关系不只是金钱关系。与1848年截然不同的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危机时期，家庭为被剥夺者提供了其他地方很少能找到的保护，因此，家庭仍在继续。家庭是抵抗“冰冷的利己主义”的最后手段，但也受到了金钱关系的侵蚀，因此这种非商业性的避难所变得更加珍贵。矛盾的是，社会危机越深，人们从家庭纽带中索取的东西越多，家庭要承担的矛盾就越多，也就越是不可或缺。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中，人类取消了自然繁殖，孩子不是生下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在“孵化场”中长大，之后再“调教”。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不过，如果孩子仍然是在家庭中出生和养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家庭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它没有产生平等的两性关系，而仍然是性别分工和男性统治形成的主要场所？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首要原因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
在我们的社会中，私有财产具有枢纽作用，但这种作用远不只是使用权问题，比如一个人在没有买、租或者得到车主许可的情况下，不能开不属于自己的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我们相信，我们都拥有一点东西，“没有比小偷更卑鄙的了”。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不是什么行话，在这里完全够用。资产阶级是必需品（生产资料，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的拥有者，成为丰田公司的大股东和拥有一套自己居住的公寓之间有天壤之别。用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这种差别，就是阶级。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原子化的世界里，不是诞生于真空之中，我们出生的家庭，是私有财产的守护者和传递者。当然，大多数家庭的成员死后都不会遗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并不能否定家庭在财产制度中的关键地位，这种作用因离婚、继父家庭、民事伴侣关系和非异性家庭的不断增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家庭并没有被取消，继承金钱和资产的合法权利，是民事伴侣关系和同性恋婚姻中的重大利害关系之一。[10]
如果私有财产消失了，那么家庭——我们所知道的家庭——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它将变得没有用处，因为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作为遗产的承担者而存在的（这个词很有说服力，就像爱国主义一样：什么东西属于一个父亲或一个父亲群体）？
回到我们的小故事，从十九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亚洲，妇女不仅积极参与（而且经常发起）抗议和罢工（例如在纺织业），当她们认为有必要时，她们也不会退缩，会采取暴力或武装行动。我们只举两个非常不同的例子。
米卡·埃切贝赫雷（Mika·Etchebéhère）和伊波利特·埃切贝赫雷（Hippolyte Etchebéhère）在1931年从阿根廷来到欧洲，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伊波利特在1936年领导了该党的一个民兵组织。当他被杀后，米卡成为民兵队长，在各种战斗中作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个德国女性团体Rote Zora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联邦宪法法院、大企业或性商店的象征性爆炸，既没有杀人也没有被杀，唯一被捕的成员被判缓刑。[11]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妇女参与激进行动还不足以抵消男性的统治。如果米卡不是已故领导人的遗孀，民兵还会接受她吗？一切都仍在起作用，在男女问题上，并肩作战和同志情谊不足以导致“平等”。一种（反）革命的分工产生了，妇女发现自己负责“女性”事务，如做饭、护理和照顾孩子。在争夺住房的斗争中，她们往往专门负责购物、取暖、食品或房租。多样性和均等性与此关系不大。即使街垒上一半男一半女，也不能说明几天后的角色和身份会变成怎样。
这不是性别比例的问题，而是起义者做什么的问题。
正是 “公”/“私”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存在，最终让女性回到了“女人”的角色（即家庭角色）。一场针对工作和经济进行的起义，必然会破坏公私之分。瓦解公私之分，才能使那些有枪支天赋的女人留在街上，而不是带孩子回家，才能使那些有强烈的做饭倾向的男人，跟随自己的倾向。在我们提到的比利时罢工中，女性参与者是无产者的妻子，而在共产主义起义中，女性将作为女无产者参加。我们将同时摆脱工作和家庭。
这种公私之分的瓦解，上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发生了一点，在一些占领地又发生了一点。
另一方面，只要一场运动还停留在劳资之间讨价还价或民主要求上，即使采取暴力手段，女性也不会比男性做得更多，她们最终会以某种形式回到“女人的位置”，也就是家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需要有成千上万个米卡，而是有一个与1936年的西班牙不同的情况。正是由于妇女和男子没有启动共产化，妇女的从属地位很快又回来了：妇女被强行排除在民兵队伍之外，与民兵被强行编入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队的情况是一样的。
废除个体经济与废除家庭是分不开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A
男性的统治不会在一天或一个月内消失。这一过程将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冲突，就像激进派/改革派（男人和女人）无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样。以上例子说明了解决这类矛盾的必要性和困难性。但如果这类矛盾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重要，那将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资本主义不是妇女被奴役的原因，因为妇女被奴役的时间比资本主义长了几千年，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然而今天，正是资本主义使这种奴役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与它进行一般的斗争，只能与雇佣劳动和私有财产进行斗争，它们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形式。革命不会因两性之间的矛盾而发生，也不会因两性之间的矛盾而前进，但只有解决了这个矛盾，革命才会成功。
第十一节 暴力怎么办？[12]
到目前为止，起义者通常都是把国家搞得焦头烂额，然后要么是国家镇压了起义，要么是起义者让政治家遏制了起义，把起义的能量输送到体制内。
共产化意味着革命不会是一个连续的阶段：先是国家权力的瓦解，之后是社会变革。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将是纯粹的或者说社会性的，因此是非政治的或仅有一点政治性。共产化意味着与公共的——以及私人的——镇压机构作斗争。它是暴力的。顺便说一下，有哪一次民主革命仅仅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的？
与以往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化更多地是通过颠覆而不是消灭来进行的，它会消除反革命力量获得的支持，以此来削弱它们。共产主义者的推动力不会来自于枪毙资本家，而是通过剥夺资本家的功能和权力。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会是敌人，而是破坏社会关系。没有货币、没有利润的关系将扩展到整个社会，并扩大国家与日益增长的革命人口之间的断层。我们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我们的共同体在社会上的扩张能力。
然而，社会关系是在建筑物、物品、机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变化既不是瞬间完成的，也不是自动的。一些障碍将不得不被扫除，不仅仅是暴露出来，而是被清除掉。我们需要的将不仅仅是公民的不服从，消极的抵抗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表明立场，有些人会站在反对共产化的一边，而力量的考验并不只是用语言来战斗。如果我们的暴力是纯粹防御性的，这就等于相信非暴力的暴力。国家（不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是巨大的武装力量。当这种武装力量对我们发动进攻时，起义者的斗志越强，力量的平衡就越会偏离国家权力，流血事件就越少。
起义不仅仅是前一天占领建筑物、竖起路障、鸣枪，第二天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它不仅仅是自发的、临时的、短暂的聚会。起义需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否则我们的运动将在今天飞速发展，明天就会烟消云散。一些起义分子将不得不保持组织性，并变成武装集团。（况且，没有人什么都会，什么都想干。）但是，如果这些集团作为专门从事武装斗争的机构发挥作用，它们就会形成对社会合法暴力的垄断，很快我们就会有一支“无产阶级”的警察部队，加上 “无产阶级政府”、“人民军队 ”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就会夭折。
毫无疑问，这将不得不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例如如何处理我们偶然发现的警察档案。虽然革命可能会使用现有的警察档案和安全机构的数据，但这只能是例外，基本上会像处理各种犯罪记录一样，把它们处理掉。
革命不是非政治的。它是反政治的。
共产化包括对国家的破坏，以及建立新的管理程序，不管它们是什么形式。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另一个方面有所贡献。两者缺一不可。要么两者结合，要么两者都失败。如果无产阶级不摆脱政党、议会、警察机构、军队等等，那么他们所要实现的一切社会化，无论其影响多么深远，迟早都会被粉碎，或者失去动力，就像1936年后在西班牙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对警察和军队的必要的武装斗争只是军事斗争，是一条战线对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如果起义者不同时对国家的社会基础进行打击，那么他们只会建立起一支军队而已，然后在战场上被打败，就像1936年以后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只有未来的国家才会想要把现存的国家打倒。
在这里，现实主义者又会主张进一步发展工业，并特别提到必须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保卫我们自己。高科技武器生产需要流水线，需要机械化，需要流程优化，需要专家管理，需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建立安全体系，需要在敌方阵营内部收集情报的特务机构。如果你打算用一支军队的来和反革命军队进行斗争，那么就只能是这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有更好的组织和装备，你不会在村子里制造无人机（也不会在村子里操作无人机）。这就是列宁的党所理解的，它创造了一支比白军更强大的红军。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共产主义者不会在官僚-军工复合体的游戏中打败资产阶级，他们只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打败它。
共产主义革命不会把手段和目的分开。
共产化只有在一个大规模停工、大规模街头游行、广泛占领公共建筑和工作场所、暴动、起义、国家对越来越多的人群和地区失去控制的社会中才能发生，换句话说，一种足以使社会转型的动荡，而不是零星的调整。抵制反革命武装机构，就涉及到我们能否打消他们的士气，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在他们进攻时进行反击。随着共产化的发展，共产化会着重利用自己的优势，越来越少地诉诸于暴力，但只有浪漫主义者才相信不流血的重大历史变革。
在2006年的加拉加斯世界社会论坛上，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宣布：“问题不在于废除资本主义，而在于停止创造资本主义。” 这的确是《一无所有》中总结的共产化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革命，而是成为革命。颇有道理。但霍洛威“不夺取权力而改变世界”的理论，否认其与国家的对立关系，使这一进程失去了现实性。和霍洛威一样，我们也不想夺取权力。但与他不同的是，我们知道，国家权力不会仅仅因为一百万个地方集体的压力而枯萎：它永远不会自然死亡。恰恰相反，它的本性就是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捍卫现有的秩序。共产化不会把国家权力放在一边：它将不得不摧毁国家权力。
宪章运动的座右铭是 “如果可以的话，就和平地行动，如果必须的话，就强硬地行动”，这句话只有在我们明白，我们将被迫“强硬地”行动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如何创造一个没有“暴力的垄断者”，而混乱不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革命时代，社会暴力和社会创造性是不可分割的：无产者控制自己的暴力的能力，将取决于这种暴力是否同时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要使摧毁国家不只是一句空话，消极的行为必须也是积极的，创造性体现在，不是建立新的警察、军队、议会等，而是建立直接依附于社会关系的新的议事和行政机构。
第十二节 谁将会成为共产者？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共产党宣言》）。这两句话都很关键：独立运动和绝大多数。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说每个无产者都能在共产化进程中发挥同样的作用。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发起变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成为革命的“领袖”。恰恰相反，革命只有在他们逐渐失去特殊性的情况下才会成功。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被剥削的社会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根本性变革，因此并不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加入进来，大家抱着同样的愿望和能力去实施一个相当和平的过程。不是这样的。虽然卡斯托里阿迪斯（Castoriadis）向我们保证，只有3%到5%的人会反对，但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会看到真相。
我们既不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也不是生活在后阶级社会，因此也不是生活在后工人阶级社会。如果工作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人们可能会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公司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把数以亿计的地球人变成流水线工人、起重机操作员或电脑文员呢？工作仍然是我们社会的核心，那些在工作世界中的人——无论目前是否有工作——至少在共产化的早期或几周内会有更大的力量。
这种具体的和（我们以前说过的）临时的作用不会使他们变成先锋队。
当铁路工人是唯一要罢工的人时，他们不太可能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状况之外：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相反，普遍的罢工、大规模的混乱和起义打破了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流程。停工、街道和社区倡议的扩展，为铁路人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他们有可能与其他团体合作，转向不同的活动：例如，他们可能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免费开火车，把罢工者或示威者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这也意味着开始对铁路系统进行不同的思考和行动，不再相信为了进步而进行的工程壮举，不再固守“高速列车因为快而优越”的观点。
共产化的成功取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和等级制度的淡化，它将突破分工造成的隔阂，还将拆除关于个人能力和志向的心理障碍。这个过程将比我们预期的更复杂，也更难以预测：任何大型社会运动的经验（德国1918年、西班牙1936年、法国1968年、阿根廷2001年，不一而足）都表明，当局势失去控制，造成僵局和突破时，史无前例的情况是多么不稳定。一件事成为了另一件事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铁路的例子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之间的区别将逐渐消失，这又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我们在哪里生活和如何生活的重要问题上，因为今天的交通工具，是由城市对行政、居住、工作、娱乐、“自然”等特定区域的划分决定的。
这一点值得回味，因为按照一般的激进观点，全球受压迫的人类群众被赋予了足以改变世界的进步力量：这个群众如此巨大，它涵盖了不低于99%的世界人口（甚至比卡斯特里阿迪斯的设想还要多）。这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民。人民确实存在，它在历史上一再表现出来，它出现是1848年的民主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在1848年6月以前，在阶级现实和资产阶级的士兵打碎民众的一致意见以前。在官僚政权消亡时（特别是在波兰），以及最近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方出现的也是人民。
2013年，一个捷克团体明确表示，他们不属于这样的99%，并挑衅地写道：我们是1%。
你们是99%，抗议资本主义的过度和国家的滥用。你们是要求选举改革、社会替代、经济援助、政治措施的99%....。我们在99%的人所过的现代生活中从来没有感觉到家的感觉，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排队乞讨面包屑上，但你们却坚持维护99%的问题。我们将到其他地方寻找我们的可能性
[13]
问题不在于革命者由什么人组成。大学捐资者和超市收银员有明显的区别，但关键是他们在一起能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如果他们仅仅是在一起，哪怕是团结、互助、共餐、托儿，但不打破市场规则，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第十三节 达到转折点？
我们将如何到达并通过卡夫卡所说的转折点？
资产阶级的策略将是两方面的：在起义无法遏制的地方，它将拖延时间，坐视事件的发生，等待起义的能量耗尽；在它感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将主动出击，打破起义。
前面所有段落试图说明的一个要点是，创造力将是我们最强大的资产。
对付那些想保留金钱作为方便的计量工具的人，共产主义将创造一种不需要价值的不同生活。人们将以千瓦而不是以时间来计算，因为他们的活动将不需要一个共同的标准。
这不会在一个月内实现，会遭到抵抗，需要与法律和秩序进行对抗。有时共产主义的努力会被压制。有时它们会被转移和偏离，因为创造力是是一把双刃剑。
当货币消失，但新的生活方式还不确定时，各种临时的解决方案就会出现，从易货贸易、替代货币和时间银行......到黑市。
社会货币改革计划并不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可靠方案，也不是认真改善资本主义的方法。补充货币就像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它们弥补了不足。德国城镇在1918年后引入了市镇货币，以缓解马克的缺失。在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为了刺激交换，一些瑞士人和奥地利人试验了一种特殊货币，在一群公司和合作社内有效，有些人甚至铸币，每月损失1%的价值，以阻止囤积。其中一些作为公司间的易货机制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交易系统作为经济萎缩的补救措施而诞生，特别是在阿根廷，那里在90年代还出现了易货俱乐部（通常是针对失业的中产阶级）。现在意大利的时间银行承认时间支票（一个人欠另一人时间），存在半官方的时间美元。还有的地方发行了只在当地有效的货币，希望通过一种有利于团结和生态的贸易形式，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逃避金融对健康活动的控制。到目前为止，阿根廷是唯一一个社会货币曾经达到全国范围的国家，但目前危机的恶化正在使缓解大规模贫困的权宜之计重新出现。人们没有消灭货币，而是用另类的货币进行替代。地方经济是经济，人与人之间的时间计算是具有人情味的价值。[14]
社会的创造性确实是一种革命的资产，然而动荡时期也会产生反革命的项目和实验。像比特币这种奇特的货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商业和金融工具，当正常的方式失灵时，可能会成为一种规范交易的方式。虽然从长远来看，这些临时解决方案几乎都不可行，但它们会影响共产主义对雇佣劳动和工作的批判。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革命是有趣的，也是艰难的。革命没有捷径。巴黎公社被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节日”，但如果革命仅限于被压迫者的暴力节日，那么革命就会失败。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防暴警察，而是无形无质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具有文明的规模，那么它的动力和韧性又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于它可以发明先进的剥削劳动的方法，提高生产力，积累和流通财富，这种能力十分惊人，并且在不断更新。灵活性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它有能力取代僵化的形式，有能力在必要时重塑等级制度，抛弃既得利益。它对各种不同学说和制度的适应性也很强。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使资本主义具有了文明的范畴。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除了创造抽象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扩大它，并最终启动和积累更多的数字而不是商品之外，没有其他动机。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同时创造了某种普遍性，这也是一种自由的形式（民主在政治上实现了它）：它孕育并青睐于一种潜在地脱离传统、土地、出生、家庭、宗教和既定信条等纽带的新型人类。在二十一世纪，一个现代伦敦人吃着西印度群岛（她上周在那里度假）种植的香蕉，看一部阿根廷电影，在网上和一个澳大利亚女人聊天，租一辆韩国车，从她的客厅里可以接触到任何古典或荒诞前卫的艺术作品以及所有的思想流派。资本主义正在向她兜售不亚于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反对，这是愚人的金子，因为它是由情境主义所说的被动性和景观构成的，而不是真正的生活经验。的确如此......然而，无论这种感觉多么似是而非，它的社会“功能”在于它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甚至激情。
我们如果认为，在一个有可能并确实进行了共产化的时期，会自动地、迅速地消除虚假财富（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吸引力，那就错了。两个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制度可以多么足智多谋。在动荡的时代，社会创造力不只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为了渡过难关，资本主义也将提倡真实性和集体性。它将为个人提供超越原子化自我的机会。它将提出对“形式”民主的批判，捍卫作为共同遗产的地球，支持合作而不是竞争，支持使用而不是占有。简而言之，它将假装改变一切......除了资本和雇佣劳动。
共产主义的观点一直提出要无限开发人类的潜能。从物质上讲：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享受世界上的一切成果。但在“行为”方面也是如此，为了促进、协调和实现才能与欲望，应该反对一切常态的维护者。超现实主义者（“绝对自由”）和情境主义者（“不受约束地生活”）更进一步，颂扬了违法行为的颠覆性。
今天，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形式将这种批判反过来，对我们进行了批判。当前的政治正确及其 “善的帝国”，为挑衅和越轨行为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许多屏幕：与1950年相比，神圣与亵渎、禁止与允许、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英国读者要等到1960年才能买到未删节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34年在巴黎出版的亨利-米勒的《热带的癌症》（Tropic of Cancer），1961年在美国被禁，1963年在英国被禁。50年后的今天，网络色情，不管这个有问题的措辞涵盖了什么，都是普遍存在的（据明显无法证实的统计，12%的网站和25%的网络搜索涉及色情）。当代反革命对道德秩序的诉求会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少得多，而且往往带有 “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 ”和放任自流的味道。另一方面，共产化将通过催生出趋向于普遍性的生活方式而占据上风，但并不以上瘾、德性和公共形象为主导。
第十四节 这些问题和回答有多少相关性？
以上的章节是否“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不，它们反而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个调查问卷是让读者提出更多自己的问题。
冒着言过其实的危险，让我们申明，资本主义既不是自生自灭的价值，也不是万能的商品化：它是资本和劳动的强制结合。
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抵制剥削并不能自动消除剥削。
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能行”，而去证明共产化是可行的。而是想要知道，抵抗剥削和剥夺，除了加重制度的危机之外，如何能达到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
目前的危机和以前的其他危机一样，说明了这种矛盾性。无产者在资本的困境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西方他们进行抵抗（即使有失败，因为他们经常是这样），在亚洲，他们越来越多地提出要求。到处都有工人对资本做出反应。问题是社会基本矛盾（资本/工资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激进批判的贡献有多大。
阶级斗争要做的不仅仅是维持自身的发展，资本变得不能雇佣工人不足以导致资本的毁灭，二三十亿失业者不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就去摧毁资本主义。无产者在老牌大都市经历了三十年的裁员。就官方数据而言，在欧盟，2013年有两千六百万人失业；在美国有一千二百万人，再加上一千万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者（共占劳动力的近15%）。这导致了动荡，但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激进。
当工人在就业和失业、合同和非正式工作、受保护的工作和临时工作中不断挣扎，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困境，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可以开始对工作进行自我批判。这有助于创造一种不同类别的人相遇的局面，正如2008年在希腊开始发生的那样，在那里，“种族”壁垒（本国/外国，希腊/阿尔巴尼亚）也开始崩溃。当无产者既没有被完全排斥在外（如母女失业家庭），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确信时，他们更容易对工作进行批判。完全陷于工作世界的公务员和完全被排除在工作世界之外的永久乞丐，可能是革命的一部分，但他们很可能不会发起批判，因为这种批判必须是自我批判。
只要生产继续进行......只要生产者只是停止工作，而不做更多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革命的时刻，就是起义中断社会再生产并开创新东西的时候，资本主义“无法再生产”就发生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
起义创造了条件，使对分离的恐惧能够消失。私人占有是一切分离的基础：它把人类与他们的生存手段、生活、他人和自己割裂开来。革命使无产者和生产资料、无产者和自然重新结合起来。
只有共产化才能回答革命的根本难题：阶级斗争如何才能不仅带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而且带来废除两个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如何才能既“胜利”又自我毁灭？我们的理论 “基础”也是我们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要有更多东西：更多的斗争，更多的起义者，更多的自主性，更多的斗志，更多的武器。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但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才能打败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四，4，1844）
走到这一步的读者现在已经知道，贯穿本书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经验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和态度，因此，本章以一句矛盾的名言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吧，好吧，”迪克说，“那我该怎么办？”
“只要记住，”戈林小姐说，“取得胜利的革命，就是一个成年人必须一劳永逸地杀死自己的童年。”
“我会记住的。”迪克说，对戈林小姐冷笑了一下。
——珍．柏尔斯，《两个严肃的女人》，1943。[15]
[1] 关于反无产阶级的实践，参见Bruno Astarian, “Crisis Activity and Communisation,” 2010, http://www.hicsalta-communisation.com/english/crisis-activity-and-communisation
[2] John H. Goldthorpe, The Affluent Worker: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纠察者（Piquetero）是指一种团体，他们封锁街道，目的是就某一特定问题或要求进行示威和呼吁关注。该词是阿根廷西班牙语中的一个新词，来自piquete（英语中的“picket”，中文意为纠察），其具体含义是在重要地点站立或步行示威抗议。
这股风潮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执政期间掀起的，很快就成为一种流行的抗议形式，至今仍在南美社会政治舞台上盛行。70%的纠察者（piqueteros）是妇女，其中一些领导人也是妇女。
[4] Prole.info, Abolish Restaurants （Oakland: PM Press, 2010）, 8.
[5] Astarian, “Crisis Activity and Communisation.”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关于性别问题的意见，参见Gilles Dauvé, On the “Woman Question”, 2016: https://troploin.fr/node/88.
[6] 人民起义也很少为关在监狱或疯人院的人操心。虽然男性的支配地位更为重要，但起义者不要求结束各种类型的监禁和关押，反映了他们的自我组织十分薄弱，仍然受资产阶级的支配。
[7] 玛丽-沃斯顿克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于1792年写了《为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她的丈夫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写了《关于政治正义的询问》（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年）。他们的女儿玛丽（《科学怪人》的作者）嫁给了诗人、激进主义者、工人斗争的支持者珀西-雪莱。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关于棘手的种族和阶级问题，参见Gilles Dauvé，White Riot: Race & Class in 20th Century South Africa, 2018: https://troploin.fr/node/93
[8] 这就是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深刻区别，后者更多的是与 “分化和征服 ”有关。记住种族是一个历史概念：美国在20世纪初曾就芬兰移民是否是“蒙古人”（相当于讨论是不是白人）的问题进行过辩论。
[9] 1846年，马克思（未发表）的观点比较准确。“婚姻、财产、家庭......是资产阶级指导其统治的实际基础....。根本谈不上 ‘如是’的家庭。在18世纪，[封建]家庭的概念被哲学家们废除了，因为实际的家庭已经处于解体的过程....。家庭内部的纽带、构成家庭概念的独立成分被消解了，例如，服从、孝顺、婚姻中的忠诚等等；但是家庭的真正主体、财产关系、对其家庭的排他性态度、强迫同居——由子女的存在所决定的关系、现代城镇的结构、资本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都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还有许多违法行为，因为家庭的存在是由于它与生产方式的联系而成为必要....。家庭即使在19世纪也继续存在，只是由于工业和竞争的更高发展，家庭的解体过程变得更加普遍......“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章，杂项，“家庭”）。
关于马克思和家庭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读物是玛丽-加布里埃尔（Mary Gabriel）《爱情与资本：卡尔·马克思，燕妮·马克思与革命的诞生》。Love and Capital: Karl and Jenny Marx and the Birth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2011
关于家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参见我的Alice in Monsterland，以及Anthony Leskov, Communicating Vessels: An Anthology, Communicating Vessels Books, 2006.
[10] 北美和欧洲的家庭越来越平等，家务和育儿方面的不平等分工越来越少。主流生活中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些事实并没有打破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家庭之间的联系。
[11] “Resistance Is Possible,” （抵抗是可能的），1984年对Rote Zora两名成员的采访, http://libcom.org/library/resistance-possible-excerpts-interview-two-anonymous-members-red-zora
[12]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Oakland: PM Press, 2015）, chap. 1, § 11: “States and How to Get Rid of Them.”
[13] We Are the 1%,（我们是1%） 来自捷克团体Tridni Valka （阶级战争）.英文版见finimondo.org site.
[14] 社区货币和 “等时间、等价值 ”原则有其支持者和预言家。保罗-格洛弗（Paul Glover）就是其中一个，他写了Hometown Money, 2013
[15] 珍．柏尔斯，《两个严肃的女人》，1943年。她嫁给了作曲家和（后来成为）作家保罗-柏尔斯，他写了《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她是那种有太多话想说而无法表达的人之一，她只写了一部小说、一部戏剧和几个短篇小说。1957年，她中风了，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见她的选集，My Sister’s Hand in Min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ne Bow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以及米利森特-狄龙（Millicent Dillon）为她写的传记, A Little Original Si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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