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第五章 处于麻烦之中的阶级


第一节 抵抗
第二节 超越阶级？
第三节 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
第四节 我们无法评估危机
第五节 没有主体性就没有革命的主体


　　从上一章可以看出，资本主义面临着两方面的危机，一是价值生产和积累条件的“古典”危机，这是由于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妥协终结了；二是与前者相联系的“文明”危机，它是由不受约束的工业化和商业化造成的，这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商业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动力，但现在资本主义必须掌握这种动力才能使自己存续下去，而全球化是一种非常局部的补救措施。如果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主角不愿意进行改变。因此，资产阶级依旧无拘无束，无产阶级则被迫分散地进行自卫。

第一节 抵抗


　　1.1 自治的悖论


　　自工业化初期以来，如果没有基层群众的自发行动，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收益。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或起义都是在体制外或由少数人发起的，以对抗既有组织。宪章运动、19世纪末的英国工会主义、一战后的罢工浪潮、1918年德国君主制的倒台、1936年西班牙的反政变起义、反殖民战争、1968年的法国、堕胎权等等。这些行动积聚着能量，与此同时，底层的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情的运行，直到一个预先存在或新兴的领导层掌管一切。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自下而上之后是自上而下。自主是改良的必要条件：在英国工会主义的旧时代，当阶级不自己对老板施加压力时，工长们就无能为力。第一国际在1864年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进行。”我们同样可以说：“持续的改革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赢得。”

　　“所以矛盾的是，没有革命的威胁，改良主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街上有了不守规矩的暴徒，有了容易罢工的工人队伍，政府就会突然把那些讲道理的改革派看成一个可行的谈判伙伴”。[1]

　　当然，自治行动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在1850年的曼彻斯特，自我组织往往是建立工会，工人将它作为一种工具，从资产阶级权力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一个世纪后的曼彻斯特，工薪阶层要想领导一场坚决的斗争，必须同时面对老板和工会，这时的自治形式包括大会、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对代表的控制，等等。但今天，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工会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官僚机器，而在深圳的港口，赢得工会权利对工人自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不同的。

　　把工人抵御资本的新方法和新手段，误认为是工人将攻击资本主义本身，这是难免的。在20世纪30年代，把欧美的罢工和占厂潮，以及与之相伴的非技术工人组织，理解为新的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的事件证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比AFL这种手工业工会更适合泰勒制下的群众，然而CIO也是工会主义。[2]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斗争开始质疑工人-资本结构时才具有革命的潜力，而任何形式本身（甚至是武装暴动）都不能保证无产者想做到这一点。

　　自主肯定是革命的必要前提，但它既不是一个充分的前提，也不是一个能表达其全部内容的前提。

　　1.2 自治/共产化


　　1980年菲亚特工人罢工失败，次年数千名罢工的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解雇，1984-85年英国矿业界的分裂和混乱，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工人在80年代后遭到了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工作强度加大、失业、工资冻结、社会福利和养老金减少，公共服务被削减。但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的是，这种恶化遭到了更系统、更自觉的抵抗。转折点之一是1997年UPS罢工，另一个转折点是2006年美国一百多个城市里多达五百万的移民工人和支持者的游行（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示威）。从太平洋到西欧，有暴力罢工、工作场所的非法行为（真实的或阶段性的）、无数的野猫罢工、反对养老金计划的大规模示威，比如阿根廷2001年的暴动，放火烧毁工厂并杀死经理的中国工人，孟加拉纺织工人和西班牙金属工人的罢工，经常被认为无法自我组织的部门的直接行动（酒店人员、佛罗里达州的农场工人、洛杉矶的清洁工以及无业人员和临时工），欧洲周边地区的骚乱（1997年的阿尔巴尼亚、2014年的波斯尼亚），以及针对“资本主义”的舆论重新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智利的“企鹅起义”，当时有100万年轻人罢工，占领高中和大学，多次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事实上，每年发生的事情似乎更多。

　　在68年和68年后的运动中，它所设定的目标是自我组织，在法国如此，意大利更是如此。而现在，自我组织已经成为经常的实践。虽然工会和党的机构通常负责谈判，但真正意义上的行动是由参与者承担的，其程度比几十年前大得多。激进的罢工往往有自己的协调机构，不受工会控制，还有罢工者为自己说话的互联网网站。伊拉克的舒拉（shuras）（阿拉伯语，指委员会或协商）占有村镇，赶走资产阶级和警察，管理这里，直到国家军队大举回来。拉美的反叛者自称auto-convocados（自我组织）。2001-2002年，阿根廷无产者自我管理了几百家工厂，并建立了以工场、邻里互助和以物易物为基础的社区。正如巴西无地农民所说的那样，“占领、反抗、生产”。2006年墨西哥瓦哈卡州旷日持久的起义，协调起了基层的数十万人。

　　但目前的运动并没有超越自治的范畴。尽管它充满活力，但社会批判并没有批评它的局限性，相反，它把这些局限性当作它的目标。如果说共产化意味着商品交换的枯萎，生产体系和整个日常生活的重建，以及国家的毁灭，那么现在共产化还没有提上日程。自治是1977年无产阶级浪潮的高峰，也是终点，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无产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把自治当作他们的纲领。冲突是激烈的，但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结构中去。

　　1.3 重新出现的工人运动


　　工业化会形成巨大的工厂，会使居民区扩大，使劳动力集中在一起，这总是会引起或恢复工人运动。在一些国家，这种兴起确实是回到了以前的阶级和工厂斗争，比如在中国，蓝领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斗争并被击败。在拉丁美洲、亚洲，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非洲（尤其是南非和尼日利亚）都是如此。当老牌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无产阶级被打败时，“新兴 ”国家的无产阶级就站起来战斗，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结果各不相同。

　　例如，韩国直到80年代末都处于半独裁的统治之下，一直处于激烈的阶级矛盾之中，在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持续了下去。工人阶级进行反击，特别是反对私有化和反罢工法案。2013年底，韩国民主劳总的总部遭到警察突袭，导致数百人受伤，多人被捕。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和结束后的斗争都有所发展，与之同步的是工会的发展，特别是南非工会联盟（COSATU），它与共产党和（执政党）非国大组建了三方联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府+工人官僚机构”的联合。2012年，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主要是矿工工会）在马瑞卡纳枪杀了两名进行野猫罢工的成员，并在警察杀死三十多名矿工时站在警察一边。据报道，从那时起，它失去了一半的成员。野猫罢工与明目张胆的阶级合作主义发生冲突，但在一个几乎没有办法软化社会纷争的国家，对立情绪上升到了极端，资产阶级以及官僚毫无保留地使用暴力。在美国，当工会头子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对工会的成员采取“黑帮”手段。一个前“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追随“先进”民主国家的脚步。

　　拉丁美洲提供了工人运动成熟的对比性例子。在巴西，1980年成立的工人党（PT）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让前金属工人卢拉两次当选总统（2002-2011年），并在执政时尽最大努力让巴西融入全球化，同时减轻全球化对穷人的影响。而查韦斯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则摆出了一副激进的姿态，声称要进行财富再分配，反对帝国主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政治，却都与世界资本主义和国家阶级平衡相适应，巴西以温和的中左方式取悦欧美自由派，委内瑞拉以极左的姿态吸引激进派。

　　印度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给百年来的劳工斗争和组织传统注入了新的动力。印度工人的主要诉求之一是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工会被认为是实现诉求的有用工具。比如2011年马鲁蒂铃木汽车厂（位于德里附近，70%是临时工，这是印度汽车业的通常比例）为期四个月的罢工。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承认工会，加上其他的不满，他们被锁在外面，通过两次占领厂房进行反击，直到与老板达成妥协。[3]

　　在这种情况和类似的情况下（例如孟加拉国纺织工人，他们的工资微薄），斗志昂扬的阶级罢工和暴动，往往取得了皮洛士式的胜利，建立或恢复了专门从事谈判的官方工人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了缓解斗争的减震器。资产阶级被迫接受（重新）兴起的工会运动，同时他们限制罢工的权利，禁止纠察队、同情性罢工、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等等，当然也不会忘记防暴警察和治安队。然而，除了坐在刺刀上，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情。工人们总能在工程中插上一些扳手之类的东西，所以镇压不能成为处理工人问题的唯一方法。

　　1.4 无产阶级的动力和资产阶级的结果


　　群众从他们的物质条件中汲取能量。

　　然后，通常在一段时间后，这种无可争辩的无产阶级内容就会转入幕后。

　　在1936年7月的西班牙，在武装抵抗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工人的人数比教师多，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习惯于捍卫（有时是用枪）自己的利益，反对国家和资产阶级。他们走上街头不是为了支持政府。2011年以来，阿拉伯群众没有为民主而战。这既不是他们动员起来的原因，也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因。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被煽动起来参加示威和暴动，因为他们的困境（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变得更加严重，面粉、大米、天然气的价格上涨，工资降低。这一连串的情况在1789年或1848年之前都曾经发生过。当一个政权已经耗尽了它的能力，甚至是统治不善的时候，那么一个小的因素——腐败丑闻、军事挫折、警察的过度镇压，或者像突尼斯那样具有社会意义的自杀，就足以引发群众的反应。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战斗的人，“一无所有”，没有财产。他们不是支持自由主义改革思想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财产和有钱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对他们来说，言论自由，获得教育、医疗和福利是基本要求的一部分，这是生活下去的可能性，但由于他们被剥夺了谋生手段，被迫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谋生，所以他们被剥夺了这种可能性。在政治上，如果始终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与国家发生直接冲突，而不是进入议会。对他们来说，能够公开集会，发表意见，组织起来，阅读自己选择的报纸，撰写和散发传单，停止工作，上街游行，是社会斗争的条件，他们与反独裁阵营的主流阶层是对立的。资产阶级很少介意独裁者，只要他们能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对他们来说，民主权利并不意味着工人自由进行组织的可能性。相反，当示威和暴动推翻一个反动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赢得这种自由，尽管是短暂的。那里存在着激励他们并激发社会和政治能量的深层原因。

　　起义者如何利用这种自由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的利益激活了这些事件，但并没有自动把这些利益变成无产阶级全力实施的目标。例如，像在1789年后的法国一样，他们可能会催促实行价格管制、征用、对富人征税、对主食进行补贴，甚至是一些现在所谓的计划经济。在 “阿拉伯之春”发生时，起义者没有提出这样的方案，此后也没有。由于社会和权力厌恶真空，所以政治空白可以用各种内容来填补，宗教就是其中之一。伊斯兰教徒往往通过弥补公众在医疗、教育、福利等方面的缺陷，在他们受欢迎的地区赢得选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伊士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后的大选中表现得相当出色，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当地的骚乱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其他大陆的无产阶级起义，尤其是亚洲的无产阶级起义，将为我们提供其他的例子，说明最初的能量和发展过程之间的矛盾。[4]集体的创造力、冒险性、创造性、博爱性、言论自由，有助于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斗争共同体......它与国家和资本发生冲突，但是还没有开始推翻它们。尽管无产者已经做好了与高高在上的权力对抗的准备，但他们并没有在社区和工作场所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关，以组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仍然把信任寄托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社会运动是无比丰富的，但还没有丰富的、变革性的共产主义意志。

第二节 超越阶级？


　　2.1 占领/转化


　　几乎全世界范围内的“占领”和愤慨运动被解释为人们试图超越阶级，因为它们没有将自己锁定在工作问题和（软性或硬性）资本-工人谈判中。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通常是对反工人和反社会的政府措施作出反应，而很少与发生在工作场所的冲突有关。大体上，它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这更多地是阶级关系内部的危机，而不是阶级关系的危机——一种可能使阶级消失的危机。目前的动乱表现得好像它可以吸收阶级，但却不消除使阶级存在的东西：资本-工人的对立。团结对革命是必要的，但革命的团结应该打破阶级，而不是把阶级融合成一个集合体。在塔利尔、太阳门、塔克西姆......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卖给那些组织工作并从中获利的人，简单地说，就是剥削，它被解释为穷人与富人、无权与有权、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

　　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无产者不应该和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有一天失业者拒绝和医生一起示威，就会万事大吉。问题是他们一起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工厂占领到街头占领，从私人场所到公共场所，如果占领者改造他们所接管的东西，那么这种转变就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虽然在改造东西之前，我们必须先掌控它，但接管并不意味着改变。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代表着夺回生活的意愿，代表着一种不应该把生产和工作当作生活中心的直觉，如果生产和工作被正视而不是被绕过，这可能是对经济和工作进行批判的起点。否则，被占领的工厂限制占领者，并把他们控制在工人问题的范围内，同理，占领广场的人也沉浸在占领的任务中。团结是革命突破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一部分取代全部时，共同体本身就成了目的。2012年5月，一位马德里的参与者在说。“人们正在争取自己做决定。” 何谓自我，做出什么决定？

　　诚然，工人越是执着于讨价还价，他们的身心就越是停留在工作场所，工厂或办公室的墙不仅仅是砖头，还渗透着思想和态度。但远离工厂大门，并不足以让人对工作产生排斥。在“占领”运动中，由于批判还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它缺乏深入的内容，使得分享和自主等重要的必要条件沦为意识形态，群众性的横向行动本身成为了一种纲领。

　　工人主义是一条死路，一个时期的活动家可能手无缚鸡之力，我们并不会为此感到遗憾。但这不是把一个死胡同换成另一个死胡同的理由。现在人们认为工厂不能创造革命的主体，但是大量无产阶级化的前中产阶级也不会自动凝聚成革命主体。所有人都不是天生的颠覆者。即使在逃避官僚控制的情况下，也不是只要有共同行动就能革命，只有当它进行某种质的改变时，它才会破坏法律和秩序。

　　在同一空间中生活的群体，也会一起行动，这就可以产生一个自我管理的城市，产生创造性的能量。就像起义一样，占领有一种生成的力量，它们是社会化个体诞生的特殊时刻，参与者不再孤独，但他们的个性不会被消解。（他们不是像参加政治会议或足球比赛那样的旁观者）。这个过程是产生质的飞跃的条件，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众的反抗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但它不一定会摧毁资本主义。

　　分享金钱、食物、衣服、急救、儿童护理，建立和巩固了一个互动的集体，但有一个问题，分享金钱打破了价值计算，因为较富的人会给予较穷的人，但慷慨并没有取消货币，也没想要取消货币，这其中隐含的（或有时是明确的）观点不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只是平等化而已。[5]

　　在激进的圈子里，批评“占领”运动的人坚持认为它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这在社会学上似乎是不可否认的，但关键并不在于工人所占的比例有多大，而在于公共空间占领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人斗争之间很少有交流和协同。无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很少，在2005年法国郊区（banlieue）骚乱中也是如此。在2008年的希腊起义中，散工或失业者与有稳定工作的的工人之间，有一些联系，但不是很多。

　　利用公共空间作为社会武器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现象。印度的bandh（意为“封闭”）是一种地方性的大罢工、封锁和社区接管的组合，以抗议不公正或支持某种要求。没有人上班，商店不开门，公共交通停止，整个地区——有时是一个城市——将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禁止通行。当地人封锁道路，将政府代表挡在外面，并创造他们自己的临时时空，以公民抗命和暴力（投掷石块、纵火、入室盗窃）的混合方式，提出或小或大的不满。阶级界限模糊不清，店主与员工并肩作战。这其中有多少是社区自卫？这个社区又可以进行多少自我改造？一个不一定导致另一个。跨阶级的集合体并不取代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是摆脱它们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

　　2.2 激进派与改革派的复杂矛盾


　　在撰写本文时，2008年的希腊叛乱仍然是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运动的高峰。然而，即使在那里，“矛盾的动力”也占了上风，“它的多数是改革派”，他们像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提出要有“稳定和永久的工作”。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就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同时并存。”[6]

　　尽管（也因为）总的趋势是走向贫困化，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要求，有时还取得了部分成功。亚洲的罢工和暴动导致了10%到20%的工资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工人有时的工资涨幅高达50%，而且并不罕见，这些涨幅是否能持久是另一回事，但这在经济上并不荒唐，当工人的工资甚至不能糊口时，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不可能的。

　　如今，以德国为例，在老工业中心地带，由于无法鼓动工人争取更好的工资或工作条件，下岗工人就会尽可能获得更多的遣散费（有的甚至高达10万美元）。这远不是无产阶级批判自己状况的标志，而是剩下的唯一可能的无产阶级要求。

　　第1章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老”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无产阶级攻势，我们指出这些运动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于传统工人运动的东西（就像今天共产党的新式改良主义，或30年代CIO的新工会主义）。然而，从那时起，正如上文所总结的那样，工人运动在其他领域发展起来了。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而且产生了最恶劣的环境，工人就会与资本对抗，找到向老板施压的手段，而且永远不会结束防御性（即改良主义）的努力。无产阶级不会赌上一切。

　　改良派组织和少数激进派之间的矛盾，也是无产者内部的矛盾，甚至是每个无产者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将一直持续到更加风雨飘摇的时代。

第三节 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


　　可以理解的是，共产主义给自己弄了个坏名声，现在给自己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的人很可能大多是东德或秘鲁光辉道路的怀念者（他们在网络上有自己的小圈子），或者是被形形色色的理论搞乱了，总之他们和本书提出的观点毫不相同。

　　然而，不使用这个词，甚至拒绝这个词，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共产主义。所以，让我们不再考虑词汇，而是考虑今天激进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社会批判似乎更接近于共产主义。没有人认为（甚至是苏维埃管理的）大规模电气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事实上，那些谈论苏维埃的人宁愿没有大电站。人们普遍质疑工业发展，希望生存条件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一个万能的技术综合体掌控，而是众多自力更生的、横向联系的社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

　　虽然DIY集体实践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实质问题。

　　当代的时代精神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演变，它无法回避自身的癌变，就像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巨型机器的梦想反映了1950年的技术乐观主义一样。一种共同的智慧（或一种幻想）已经被另一种智慧所取代。政治家们赞美低碳发展，石油峰值成为新闻，“高质量”和“大众”的报纸都喜欢软技术而不是硬技术。当清醒的资产阶级写出资本积累的过剩时，也会说拒绝过度增长没有什么好处。大多数批判理论并不与主流思想相抗衡：它与主流思想并行不悖。“共产主义的幽灵”萦绕在这个世界上，但它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公社生活、互助、基层自组织......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共产化的一部分，只是当它们与指挥整个系统（及其可能的变化）的基本现实脱节时，它们就被意识形态化了。”[7]共产主义“可能是作为一种对无国家、无货币、无工资的世界的普遍愿望而存在的，但它现在很少超越愿望的层次——无论如何，它很难超越以前的时代。

第四节 我们无法评估危机


　　为什么1950年比1920年更能理解1920年的事件？因为在1950年，人们知道1920年的后果，而那些经历过1920年代的人当然无法预见。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事实性的，它需要一种新的观点。每一代人都会改写前一个时期的历史。

　　要理解转折点和临界点，就必须抓住变革的预兆，它们的规模很小，但非常重要......我们有可能夸大它们的重要性，把部分误认为整体。困难的是，既要突出对未来有利的事实，又要不忽视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的事实，否则我们就会把例外变成常规。

　　如果所有的派别仅仅因为把世界资本作为共同的目标，就能自动走向一起，那就太简单了。事实上，有共同的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一起针对它。我们的问题不是斗争的存在或发展，事实上斗争比所有网站加起来的数量更多、更了不起，它们的开花结果不取决于理论家或活动家。起义是有的，也会有的。但共产主义的？......我们知道，危机和紧张也会产生反人类和反共产主义的冲突和反应。法律和秩序是反革命的，但混乱也可以是反革命的。现在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内战，很少有能称得上是走向解放的进步。随着当前形势的深化和恶化，数以亿计的无产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却不会去实现共产主义。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这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

　　这段话还需要我们细细品读。在那之前，会有工人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或者与工厂关闭作斗争。会有占领者以节日的团结和社区为目标。会有像2008年希腊那样的骚乱。会有南美的下岗工人为了得到更好的遣散费而堵桥。或者印度村民为反对汽油价格上涨而举行bandhing封锁区域。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形式的抵抗都是单独作战，或者最多只是并肩作战，它们对“资本的侵蚀”做出反应，但并没有聚在一起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变他们自己。

第五节 没有主体性就没有革命的主体


　　危机时期有双重特点。情况变得更加客观，因为它们缩小了“通常”的可能性：工作机会减少，金钱减少，机会减少。同时，各种“不寻常”的选择出现了，从绝望、直接反应、信教、到起义。动荡要求从常态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自由。参加或远离罢工、示威、地方倡议、路障、占领、暴动和路障，认识新的人，挑战自己的身份、过去和观念，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个人和集体的选择。

　　我们上一章的结尾是潘涅库克在1934年写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就是资本主义的崩溃。” 重要的是，这句话是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结论，而这种理论研究的是这个制度如何“自然”地孕育危机。所以，一篇思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文章，却宣称只有无产阶级活动才能摆脱这种制度。这种双重性需要一些解释。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与倡导道德、资产阶级善意或工人理想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共产主义者希望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基础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使“现代”无产者有能力进行以前被剥削者不能也不愿进行的革命。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B）

　　1914年前夕，当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1913）一书中着手证明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时，她并不期望革命会从这场危机中产生，因为结果不可避免地跟随着原因。她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和战争，但并不是必然走向自我毁灭，也就是被剥削者通过自觉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8]20年后，世界处于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潘涅库克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历史是由有意识的行为所创造的，它涉及到决定......而这些决定并不是随意做出的。用当代的决定论（自我怀疑的社会，产生了文化悲观主义，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当代的决定论）来取代19世纪的决定论（基于对自由意志的普遍信仰，当时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样）是毫无意义的。

　　革命既不是长期破坏行动的成果，也不是意志力的成果。革命在1852年、1872年、1945年都没有出现（尽管有些同志把二战结束误认为是新的红色十月的来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实现一切。在关键时刻，我们会得到机会，结果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决于我们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它的成功。历史运动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它的参与者使它这样做。当人们不再相信革命，不再迎接他们发起的挑战时，革命就会枯萎。不能用化学家分析分子反应的思维来理解历史。共产主义理论越是接近“科学”，就越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不需要证明的。



[1] The Paradox of Reformism: A Call for Economic Blockades, from the Solidarity Federation website.

[2] 关于美国工人历史，参见Jeremy Brecher, Strike!,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PM Press, 2014.

[3] 2012年，马鲁蒂铃木的工人再次罢工，为支持讨薪和抗议临时工而发生暴动。经理被杀，工厂部分被烧毁。

[4] George Katsiaficas, Asia’s Unknown Uprisings, vol. 1, South Kore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Oakland: PM Press, 2012）; and vol. 2, People Power in the Philippines, Burma, Tibet, China, Taiwan, Bangladesh, Nepal, Thailand and Indonesia, 1947–2009 （Oakland: PM Press, 2013）.

[5] 关于美国 “占领运动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参见2012年《国际主义视角》（Internationalist Perspective）第56期，以及2012年《无政府主义》（Anarchy）第72/73期上阅读。

[6] TPTG （Ta Paidia Tis Galarias, or, “画廊里的孩子们,” 一个来自希腊的团体）, “The Ivory Tower of Theory: A Critique of Théorie Communiste and ‘The Glass Floor,’” 2010, libcom, https://libcom.org/library/ivory-tower-theory-critique-theorie-communiste-glass-floor

[7] Matthew B. Crawford在他的Shop Class as Soulcraft：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Work （New York: Penguin, 2009）中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化。一个作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机械师的情况并不多见。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助于他揭穿 “知识 ”社会的神话，在这个社会里，未来的大多数工作都会让我们坐在屏幕前。他对自力更生的坚持是最可喜的，“这使一种思想再次产生，那就是：让我让自己变得有用....我们想要感到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它负责”。这有助于打破“计算机革命”所产生的掌握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的幻觉，其实我们使用的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机器。
　　然而，回归手工艺和本地社区，现在只能在社会边缘实现。摩托车维修店不敌大企业的统治。摩托车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

[8] 根据J-P. Nettl为卢森堡写的传记（1966年出版），在她的文章、演讲和日常活动中，她很少提到《资本积累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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