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第七章 一个不寻常而又有趣的分裂
第一节 论战
我从不攻击人，——我把人当成高强度的放大镜，可以照出一般的、虽然隐蔽的、几乎不引人注意的困境。
——尼采，《瞧！这个人》，1888 |
通常来讲，一个人越是喜欢争论，就越是无力影响现实。
没有人可以因为这种无能而受到指责，只是我们习惯于通过语言暴力来弥补这种无能。
当我们发现一个理论的缺陷时，要么不在意，要么表示不同意。但是，如果一个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那都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包含着真理的内核，虽然它的表达方式可能值得商榷。所以，理论讨论意味着指向辩论中所涉及的强点，也就是尼采的 “一般困境”。政治争论则恰恰相反：它们集中在对手的缺点上，捞出最值得怀疑的名言，因为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驳斥。
根据第四章和第五章，共产主义理论将具有批判性的起义群众称作无产阶级，但各种类别的无产者发现，他们很难融入其中，这种困难导致了激进派的态度和观点发生分裂。现在，在攻击国家和实验新的生活方式之间，或者在街头行动和工作场所激进主义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这些差异反映在真正的思想分裂中，在这种分裂中，每一种局部性理论都自认正确，驳斥其他理论的偏颇性。只有革命的浪潮才能超越它们。
第二节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步骤
《号召》（Call）和《革命将至》（The Coming Insurrection）（2003年和2007年首次以法文出版）都将共产化作为主题之一。由于这两本书都有现成的英文版本，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总结了，我们先从它们的一个基本原则说起：社会已经成为社会荒漠。因此，如果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毫无生机的时空里，那么重新出现的真实社会就会具有巨大的颠覆性。以 “脱离”（disaffiliation）的方式逃离沙漠，就是在制造 “逃离者、分离者、团结者的聚集地”，这些人将进行“世界内战”。“我们需要一些地方... ...来组织起来，分享和发展所需的技术。” （《号召》）
“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要传播无政府主义。”
“按照我们的认识，实行共产主义，只能通过一系列共产化的行为，使空间、机器、知识公有化。也就是说，对附着在它们身上的共享行为进行阐述。起义本身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其目的是 “分享或共产化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可能的。”
如果说 “简而言之，目前人们所能理解的共产化﹝是﹞，如何实现社会关系的即时性”，那么问题是：这种即时性何时开始？追问一下，共产化是否已经开始了？
两本书之间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但前提都是一样的。《号召》所建议的行动类型主要是中断流动，因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更多地存在于流通中而不是生产中。四年后，《革命将至》提出工作和生产是不重要的。“资本必须牺牲它的工资关系，以强加自己的社会关系。” 这与意大利的自治主义理论如出一辙，都是认为工作已经失去了必要性（生产物品以及价值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只是把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按照隐形委员会的说法，雇佣劳动作为一种关系已经消失了，我们能够行动的地方是社会空间。既然灾难已经来临，我们过着非生活的生活，既然阻挡生产将是无效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改变我们顺从的日常习惯，向新的生活方式进军，来破坏这个社会空间。
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导性设想：现代社会是社会中所有事物构成的网络，没有重心。两本书都描述了现实的各个方面，仿佛这些现实都只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才能存在，而不接受就足以让这座大厦分崩离析。工作就是这种思维的盲点。隐形委员会认为，那些处于雇佣劳动边缘的人（靠救济生活、轻微偷窃、互助、凑合）正在变成大多数。当每一个劳动者都失业或变成临时工时，工资制度就会崩溃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无论世界上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变得多么庞大，工作仍然是主宰。
“为了不被强迫工作而组织起来”， 什么时候？《革命将至》说：现在，因为社会生活的结构的正在破裂，我们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进一步推动这种破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隐形委员会误把各种各样的抗争行为当作与资本主义社会决裂：这是一种暴力但逐渐通向共产主义的理论。
这与一个社会关系松动的时代是一致的，我们都渴望最人道的、真实的“联系”，并且最好是带有激进的色彩。我下午在书店浏览，午夜在亚马逊上购买。但即使是沉迷智能手机不能自拔的人，在乡村咖啡馆、街角商店或乡村酒吧倒闭时也会感伤，我们愿意相信，恢复社区联系可能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谁知道呢......）并完全改变生活。《号召》和《革命将至》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我不能打败超市，至少我会购买当地生产的有机水果和蔬菜，就像本书的作者，当然也包括它的读者经常做的那样。但是，将这变成理论就错了，《号召》中存在的歧义在四年后还没有被澄清。而《革命将至》会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选择正确的步骤，结构性变革是可以一步步实现的。
把共产化等同于另类主义，这与普遍存在的对革命的绝望情绪相吻合。拒绝十月革命式的夺权，是我们大多数当代人——包括许多激进派——从上个世纪汲取的唯一教训。他们所留下的只是一种信念，即日常生活中一寸一寸的改革将逐渐涉及越来越多的人和领域，直到量变可能发展为质变。社会革命被千千万万的个人革命和微集体革命所取代。不用说，那么多的地方病灶会被推翻，国家力量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这两本书读起来就像是21世纪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尽管《日常生活的革命》有缺点，但是，拉乌尔-瓦纳格姆这本写于1967年的书，主张将工人委员会扩大到整个社会，工人管理扩大到生活管理，这将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隐形委员会或它的继承者和追随者都没有这样做。他们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束缚的尽头，是一个接近“即将崩溃”的“痛苦的实体”，只是因为我们的惰性，它才得以生存。我们正在为它续命：我们要做的是撤回我们的支持。
第三节 将无产者与工人脱钩
本节讨论了TC-SIC各组成部分最初达成的共识，下一节将讨论他们后来出现的分歧和分裂。[1]
3.1 两段论
就像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其他激进小圈子一样，TC-SIC的起点是重读马克思，也就是对马克思进行重读和重新评估。
可能SIC-TC的致命缺陷是没有能够批判马克思，也就是批判他与他的时代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他的进步主义倾向。这是我们与SIC-TC之间的根本分歧。
进步主义不仅仅是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它意味着相信进化是不可避免的，即历史是一个连续的线性阶段，每个阶段都优于前一个阶段。上升的资产阶级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过程的领头羊，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合乎逻辑地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而下一个阶段必然是更繁荣、更和平、对所有人都更公平的。
诚然，马克思不断谴责资产阶级的进步，他说资产阶级的进步带来了危机、痛苦和战争。但他相信工人运动会兴起，并且正是胜利的工业资本主义培养了工人运动，尽管如此，但工人运动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天一定会谋杀他可怕的父亲。无产阶级的上升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步。当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革命变革的条件，而且制造了革命本身或至少导致了革命时，他们就属于进步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可能是相当微妙的，马克思经常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他一再试图加速事件的进程，鞭策摇摆不定的统治阶级发挥其历史作用，使无产阶级最终能够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2]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的生产力，是一个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诞生的历史时代，这种逻辑自然与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首要性相一致。[3]
第二国际和后来的第三国际继承了进步主义，并增加了与资产阶级目标不同的终极步骤：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人阶级的革命（激进派版本），或将资本主义社会化（改良派版本）。
即使TC-SIC的“滞后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同，即使它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理解完全不同，但这一假设仍然存在。
正如TC-SIC所说的那样，两阶段理论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阶段，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将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的改良/革命、工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革命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联系：在第一个时期，改良主义的阶级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二个时期，改良主义的阶级行动变得不可能。19世纪的全部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几乎全部资本主义都被定义为一个时代，它的特征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也就是没有试图打破资本主义）提出他们的主张，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工人身份是肯定的，而这个时代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结束了。TC-SIC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劳资关系关系无法再生产的时代。
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其必然规律，所以它支持在资产阶级或官僚的指挥下发展生产力（在官僚的指挥下当然是资本主义，否则还能是什么？），理由是这最终将带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虽然它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TC-SIC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它们都秉持着两段论：到昨天为止是一个必然的、漫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然后在今天，革命必将到来。
TC-SIC的基本信念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即劳资关系的社会再生产不能继续下去的阶段。谁说的？这个理论建立在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之上。
3.2 工人的身份是什么？
上面提到的两段论是他们理论的核心部分，除此以外，在他们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身份，以前这种身份认同可以存在，现在则不行了。
当然，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的意义上，而是社会历史学的意义上。[4]
工人阶级认同结合了三个要素。
（1）创造团结的集体行为（反抗老板、站在老板一边与警察斗争等）；
（2）工会、工人党等正式成员身份；
（3）意识形态上的归属感（“阶级意识”）。
在今天这些要素都如何呢？第3项下降了很多。第2条下降得少一些，但也下降了很多。第1项要素还在继续：工作场所内外发生了许多集体自卫行为。与1960年相比，状况无疑是不同的。但是，1960年和2018年之间是否比1900年、1930年、1960年和2018年之间有更多的质的区别？
没有任何一场起义尝试过TC-SIC的著作和本书中所描述的共产化：至少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
问题是，在1871年、1917年、1919年、1936年……，当起义者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尝试去实施工人计划时，工人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工人世界，把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发展大生产，满足基本需求，解放时间用来休闲。正如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工人的世界。如果西班牙无产阶级没有被佛朗哥和斯大林镇压，就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一个由民主的农业和工业集体组成的联邦。
这个答案太短了。
起义工人很少试图接管工厂，并代替资产阶级管理工厂。
在动荡的年代，革命的或激进的工人并没有努力去建立一个工人领导的资本主义。1920年，他们在被占领的意大利工厂里抵制工作。在俄国，1917年有工人监督，但此后几乎没有尝试工人管理。1936年的西班牙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生产的努力。[5]
在不太动荡的时代，工人对生产合作社的兴趣非常小。工人们几乎不会试图控制一家经营相当好的公司。他们只有在公司破产或老板逃跑时才会这样做，希望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像1974-75年的葡萄牙一样。否则激进的工人宁愿让资产阶级当家作主。每当工会或政党暂时取代资产阶级时，如1918年后的奥地利社会化，或1945年后的法国一些公司，普通百姓都让领导人去做，而且在经理让他们进行工作时，他们没有展示出多少热情，表现得多少有些像以前的工人。
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工人身份”体现在要求工人管理经济的政治纲领中，比如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提出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记住，工业化国家的先驱和长期领先的英国，在1918年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工党和可以称为“工人政治观点”的东西。在后来成为霸权国的美国，大型工会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的政治观点，社会主义政党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伯恩斯坦代表了一股很大的底层潮流，但他并没有肯定工人的身份，而是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工人的身份被消解了。只是在1945年以后，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才试图共同管理经济，在1918-19年，他们的力量处于巅峰时期，获得了大量工人的支持，但他们让资产阶级为所欲为，而社民党的基层没有向他们施加任何压力，让他们采取其他的行动。
工人对自己的身份和工作的肯定有多深？虽然工人主义思想很普遍，但真正把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政治观点却少了很多。主流和有影响的工会几乎没有质疑资产阶级对经济的领导权。只有革命工团主义为工人领导的资本主义而斗争，在1914年以前，有法国总工会（CGT）、1912年成立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USI），再加上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德莱昂（De Leon）以不同的方式，希望政治统治由有组织的工人的直接进行，全产业大会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功能。但是，工团主义——不同于工会主义——是前福特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衰落了（在法国早在1906年就已经衰落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快就衰落了。由于德国左翼共产主义者是工人主义，所以1921年以后只有极少数工人留在德国共工党和统一组织（Unionen）中。[6]
综上所述，工人对管理自己的公司和整个经济持消极或被动的态度。革命的障碍并不是工人只能争取一种工人领导的资本主义（取代资产阶级），或者说更加温和一点，争取工人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管理（20世纪上半叶的澳大利亚，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1945年以后的德国）[7]，即使没有人会严肃地否认大规模改良主义的现实，但这一事实也很难仅仅用“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阶级”这一理论来解释。
两阶段理论归根结底是说，工人运动充当了革命最好的敌人（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因为它是来自内部的敌人），因为工人认同自己的身份，并且被工作所定义（不管他们是否有工作或想要工作），所以他们很少转变成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并准备推翻资本和雇佣劳动）。为什么呢？按照TC-SIC的说法，因为他们有进行工作的可能性和前景，这既属于眼前（找到工作，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种前景（以工业为基础的政治方案）。工人永远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陷于工作、工作伦理和一种封闭的团结当中，在危机时刻他们希望拯救公司或国家经济。
我们被告知，这已经是过去了：处于末期的资本主义正在终结稳定的就业、公司、行业、国家......全世界农村的混乱正在剥夺数亿人的谋生手段，而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工作，即便如此，他们得到的微薄收入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据统计，蓝领工人还是有的（尽管比以前少了），但没有工人运动的空间。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是现实的正面，而无产阶级则是它的反面，终于，现实已经翻到反面。工人/无产阶级的困境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是可以解决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改良主义的社会空间了，没有留给工人进行组织和提出要求的可能性。
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在世界范围内，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仍然在组织起来，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施加压力。虽然亚洲和拉丁美洲（非洲的程度要小得多）的工人斗争并不都是或只是以工厂为中心，但它们往往直接或间接的与工作有关。
是所有的工人都完全原子化了，还是所有的工人都已经走在了起义的路上？显然，都不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战斗，有的人在暴动，以各种形式（自主的或者不自主的）组织起来，建立和退出工会，有时不屑于永久性的正式集会，有时把行动保持在工作场所或行业的范围内，有时则拒绝这些限制。除非我们认为，只有以前的工党、欧洲社会民主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全盛时期的共产党，或30年代富有战斗性的CIO才算工人运动，否则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工人运动。当然，这些组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这些机构，以及产生这些工会和政党的工人斗争和阶级认同，在此之后仍然持续了几十年，工人运动以前就存在，此后它采取了新的形式。1900年的形式与1950年的形式不同，就像今天的工人运动与1950年的不同。
只有当人们认为工作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时，才有可能证明相反的情况。但工作仍然是中心。我所说的工作（work）不是指就业岗位（job）。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星球上提供的工作机会比求职者少得多，但这并不能否定工作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它仍然是当今世界的生命线。因此，工人与资本对抗。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就会相伴而行。
TC-SIC的理论，对过去和现在的解释都是错误的。
情境主义者曾经建议我们应该“回去研究古典工人运动的幻灭”（《情景国际》1962年第7期）。的确如此。为了正视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打破这样一个神话：无产阶级总是准备革命，但不幸地走上了歧路，或者被背叛了。但我们并不想走另一个极端。我们没有认为，工人到现在为止一直坚持不懈地只为改良而奋斗，一直在美化工作，甚至比资产阶级更相信工业进步，并梦想着一个由工人管理的资本主义。这种对历史的重建，同样具有误导性，它用一个神话取代了另一个神话。
可悲的是，这样的理论掩盖了争论中真正的问题：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群体，是不能通过他们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封闭的工人斗争造成了一种内向的阶级经验（“我们与他们 ”[8]），而无产者只有在起义中才能超越这种经验。共产主义革命与阶级对抗有关系，但不是单纯的强化阶级对抗。近两个世纪，无产阶级在这个障碍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共产主义理论也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基本定义：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这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这个定义，无疑是矛盾的（不是阶级的阶级），TC-SIC把它变成了一个阶段，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无产阶级即将变成一个不能再成为阶级的阶级。据说，亚历山大把他无法解开的戈尔迪之结[9]切成了两半。在历史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纸上，大笔一挥，“亚历山大方案”相当奏效。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无产阶级来解开这个结：即通过革命来解除自己的束缚。
3.3 极大的简化
TC-SIC认为有两个完全独立的阶段：一个是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一个阶级而斗争的阶段，另一个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再允许，无产阶级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阶级的阶段。这相当于一种最终危机论，把一切都简单化了。
危机应该使所有的无产者贫困化，同质化，结束资产阶级的分裂政策，降低社会的水平，制造两极分化，一个无力的统治阶级在社会上变得多余，而反对它的大量失业工人最终团结起来。
把历史切成阶段是有用的，但是不能用来预测“最后”的阶段。
过去，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了“最后危机”或“致命危机”，他们试图证明（通常借助于《资本论》第二卷所论述的再生产），当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再生产时，必然会走向崩溃。他们实际上所展示的只是基本矛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如今，这种理论已经从图式和数字中走出来，而认为劳资关系本身无法再生产。总之，到现在为止，共产主义革命（或者说真正的尝试）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还不够彻底：工人运动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工会、改良主义的政策；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改良主义，它最多只能去搞一个工人管理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资本的完全真实的统治摧毁了除了共产主义之外的一切可能性。
我们应该对灾难论的诱惑有点警惕。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共产党人说，人类正在进入战争和革命的时代，1917年之后他们更加提倡这一说法。此后，我们看到的战争比革命多得多，也没有看到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也深知“颓废论”的陷阱。所有“终极危机”理论都在寻找一条单行道，可以堵住通往非共产主义道路的分支大道。然而历史是由十字路口组成的，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当历史的模式化预示着进化的终点——在这里是资本主义进化，并声称自己是终结所有理论的理论时，历史的模式化就失去了意义。
共产化的概念本身就足够重要，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产阶级只能为共产主义而战。
在一个制度的演变中，除非这个制度结束了，否则任何一个分水岭都不能被认为是最后一个。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
有趣的是，新的历史切割是如何进行的。我们被告知，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统治下，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的资本主义统治在20世纪称王，阶级斗争虽然激烈，却很少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10]，于是这个理论将真正的统治一分为二，并划定了第二个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加真实，这一次，终于没有死胡同，也没有岔路，改良主义和激进民主变得毫无内容，工会和政党也失去了控制。虽然这种思想与通常的“最终危机”论不同，但是方法也是相似的，寻找最终阶段，而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毫无疑问，在二十年后，如果革命还没有到来，他们就会定义一个第三阶段。[11]
3.4 齿轮效应
没有什么能迫使无产者变成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问题而来，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回答这个问题的意志。这种意志永远不会随时到来，但它必须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先规划它。[12]
相反，齿轮思维把历史解释为一种只允许向一个方向运动的机制。这是进步主义的常态：一旦演化达到一个特定的阶段，例如19世纪民主的出现，这个过程就不能逆转，就像钟表上弦时齿轮紧紧地抓住弹簧一样。二十世纪初，相信普遍繁荣与和平不可逆转的自由主义者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感到困惑。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想知道民主的社会契约怎么会被法西斯主义摧毁。
马克思的进步主义倾向并没有使他认为资本主义会产生某种结构上的不可能。也许这是因为他认同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后来，由于预期中的革命并不在眼前，资本主义的成熟被合理化了，理由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承担者和首要代理人，无法独自实现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行动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仿佛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演化所解决。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一种观念更为致命地腐蚀了德国工人阶级，这种观念就是他们在随时代潮流而动。” （瓦尔特·本雅明）
“马克思思想中科学决定论的一面，使其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他本人生前如此，他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更是如此。” （居伊·德波）
[13]
3.5 “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14]
TC-SIC当然不会逆流而上。有些人最爱听的莫过于科学证明：末日将至，人类解放在即。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阶级都是一个问题。
TC-SIC提供了解决方案。
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使人沦为可以出售的劳动力，并把这种条件普遍化（比如奴隶制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从而使无产者处于一种消极的地位，它否定了人的潜能，但也产生了革命（革命将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TC-SIC使马克思的定义不再辩证，将可能性变为必然性。阶级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必须被卷入其中的人所取代的关系，阶级是将人们锁定在分配好的角色中，尤其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因此阶级共同体是消极的。幸运的是，工人阶级这个身份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因此......
SIC-TC的前景在两个方面让人放心：它保证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且更方便的是，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15]无论其最初的创始人是怎么想的，但这种阶级理论允许清空阶级的内容，然后用许多内容来填充它，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通过将阶级简化为其他阶级中的一种压迫性身份，TC-SIC的观点与身份政治产生了共鸣。
第四节 相互交叉的身份政治
在对工人身份的批判中，当TC把重点放在工人身上时，我们所听到的是身份。
从一开始，TC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在目前的资本主义阶段，工人除了成为无产阶级之外，别无选择。无论TC如何定义阶级，它的共产化观点都来自阶级分析。
对于其他理论家来说，阶级不再是形成社会结构的东西，只是革命所要面对的东西，而共产化则成为一种批判性话语的一部分，这种批判性话语的重点（或多或少，取决于作者）是身份认同。[16]
这其实并不是 “共产化理论”的第一批推动者所期望的，但这种发展其实合乎情理。
一旦理论将无产者与工人解离，革命主体就会在工作之外和工作场所之外被发现。那么在哪里呢？在二三十亿失业者中，以及那些虽然可能有工作，但并不以工人的身份行动，而是被性别、种族等其他因素决定的群体。这些理论研究的是非阶级集体，与工作或工作场所没有特殊关系。身份已经成为最能概括这些类别和决定因素的词。
阶级......好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那几个不领工资的亿万富翁是有问题的。过去，工人是一个内向的阶级，但至少理论上知道对他们应该有什么期待。现在阶级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大多数人。世界上工资微薄的被剥夺者值得被称为（唉，老式的）“无产者”（相对于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人），但这个庞大的群众太遥远了，数量上太过巨大，不能作为一个准普遍的无产阶级，也不能作为已故工人阶级的可靠替代品。
简而言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让“阶级”成为历史变革的承担者。[17]
所以，他们选择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与身份政治达成一致：性别+阶级+种族+性......这个清单可以无限的列下去，这些词应该像循环签名一样排列成一个圆圈，以避免确定哪一个更重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矛盾中，阶级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理论上的挑战就变成了如何将阶级和非阶级身份焊接在一起。既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剥夺和排斥，那么外部的人如何才能进入并摧毁排斥他们的制度核心？这种方法需要无休止地重新组成一个跨身份的联盟。一本杂志在出版性别专刊之后，会有一本关于种族的专刊。
大学自然应该成为这一探索的焦点。现代民主制度擅长进行自我批判，而校园则是专门进行这类批判的场所。大学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为了未来的工作而训练年轻人，当然，只有少数课程和博士可以把麦克斯·施蒂纳或情境主义作为课题，但是必须要研究社会矛盾，为此给精英们披上叛逆的外衣也无妨。
批判性的讲师正处在他们所认为应该在的地方。工人主义者曾经早起在工厂门口发传单，甚至在流水线上找工作，从而参与事情的核心。那些认为再生产斗争比生产斗争更重要的人，从逻辑上讲，他们想在再生产过程的核心上采取行动。
大学讲师最擅长的是建构，而批判的讲师却是要解构。
他们解构或重构的是什么？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了共产化的概念是对二十世纪末的一些态度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当前的共产化理论中，后现代主义变得更多了。对阶级分析的拒绝与后现代对普遍性的否定有关：没有所谓的自我，每一个身份都是一种建构，主体是他们所处位置的产物。任何可以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东西都要被拒绝。“旧”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固定的身份基础上的，它有一个中心，一个本质，它决定了它的一系列身份：工人的身份，父亲的形象，等等。在“新”资本主义中，一个主体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经验存在：话语，当然还有权力，因为权力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权力。世界不是由人组成的：世界是由故事组成的。社会——至少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重心的自我驱动的循环过程。
将这应用于社会分析，这意味着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历史主体，只有一个异质的、相互重叠群体（工人、妇女、LGBTQ人群、移民、美国土著人、黑人）在流动，聚集在相互交错的集体、社会中心、非政府组织、信息平台......阶级被认为具有分裂性，人们对它不屑一顾的：真正的革命者将是包容的，并考虑到所有形式的压迫，因为所有形式的压迫都是先于或衍生于另一个。
那么社会分化呢？
假设被歧视的黑人是一个商业律师，而被压迫的妇女拥有一家大商店，他们如何与一个失业的黑人妇女交往？在我看来，虽然后者显然是革命主体的一部分，但至少在初期，前两者是不可能成为她的伙伴的。革命主体只能由每一类被压迫者和被剥夺者组成。那么为什么不将其称为......无产阶级呢？因为这正是后阶级理论所拒绝的：它要的是一个多层次的主体。身份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多文化主义。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中的“局外人”与那些因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受到歧视的人，以及那些覆盖面最大的类别（妇女）团结在一起，就会实现工业核心无法实现的目标。假设基于工作而行动的工人只关心改善他作为工人的命运，那么各行其是的群体们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把一个个单独的问题聚在一起。与共产主义理论（而非社会学）所定义的“阶级”相比，身份（甚至是相互联系的）的潜力显然更小。面对工人/无产阶级之谜，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纸面上解决它，TC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提出终极解决方案的组织。更多最新的理论家还有多年的时间来调和阶级与身份，并为评论家留下丰富的选题。
同时，无论身份群体是否过于异质，是否会趋同，共产化作为一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进行整体性变革的意识形态，为这些群体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据称这种变革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第5章第3节中提到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的一部分）。马克思的大多数读者仍然把他理解为工人阶级接管世界的预言家。大多数“共产化理论”的读者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必将崩溃，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证明。这样共产化就变成了你所加入的东西，具体内容取决于你的个性和职业：一个人会把它理解为理论抽象的邀请，另一个人会把它理解为行动主义的邀请，第三个人会把它理解为艺术创作的邀请，理想的情况是把三者结合起来：上午阐述，下午游行，晚上表演。
我们不应该惊讶于无害的共产化已经流行起来。德波成为一个神像，这是未来的一个信号。二十一世纪初，法国一家杂志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关于德波的特刊，只是缺少一个元素：德波的革命立场。[18]对情境主义国际的肤浅解读确实为另一种“恢复”，即共产化铺平了道路。将景观的概念简化为对非现实性和非真实性的谴责，有助于强调历史的非物质性，从而强调身份的不一致，因此强调阶级（作为一种身份——译者注）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话语从来没有完全取消阶级：它把阶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志，一个指向“激进主义”的路标保留下来。
十年或二十年前可以在文学月刊上读到的东西，现在已经在大西洋两岸的大学里教授。很多关于“共产化”的言论和文字都是正确的，只是缺少革命的内核，或者说宣传的是一种假革命。很久以前，马克思也是这样，但《资本论》的作者主要写的是阶级斗争，这在今天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加上日常生活和艺术（非艺术的艺术）。后现代的讲师会讲诗学、政治经济学、危机。一篇文章会把毛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工人主义的托尼-内格里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保罗-马蒂克合并在一起，即使他们不相容也没关系，因为在非连续性的碎片化时代，不协调性是互补的，任何提法都是受欢迎的，甚至是“起义”，但是它要被无害的术语阉割。这就像邀请一个朋克参加资产阶级的聚会：把造反变成一种风格。
第五节 无产阶级是一个矛盾
从共产化开始被明确提出到现在，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概念，共产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在那里，它甚至从未受到反官僚主义或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有限影响。现在，它几乎没有受到新危机的刺激：当前的事件非但没有澄清理论，反而滋生了混乱，因为在现实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化即将到来。
正如《杂志》在1978年所唱的那样，共产主义发现自己被两面夹击。
一方面，它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实践和态度混在一起。在旧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死了）改良主义中，工会和党是激进工人和国家支持的大企业之间的中介，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新的日常生活改良主义免除了这样的中介，而是依靠一个由实践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他们促进了当前的水平主义、联系、合作和分享，并将其理论化。通俗化的、淡化的“共产化”符合“公地理论”（common theory）不断重复的内容：共同的财富就在那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共同夺回它。[19]
另一方面，有一种倾向是把共产化变成终结所有理论的理论，它对共产化的具体转变过程的不感兴趣，它所感兴趣的是，将共产化变成一个定义全新时代的手段，革命最终将指日可待。仿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以自然法则的不可阻挡性，生出自己的否定”。《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第32章）。这是错误的，而且更糟糕的是毫无意义的：共产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不是重新解释和取代过去所有革命思想。
一个从来没有炸东西冲动的男人或女人，几乎没有机会写出有意义的、颠覆性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从未感受过满满一书架革命书籍和档案（或者互联网海量的革命文献）的嘲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一个恰当的理论是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的。
活动家把自己想象成事件的结晶，而大理论家则把自己想象成普遍理解的主人。两者都是风暴眼里的漂流者。
“我宁可一劳永逸地给革命指定一个遥远的未来，也不愿让职业革命家每天都预测它，但每天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
[20]
在每个时期，共产主义理论都表达了两点：前一个阶段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以及当代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内容，后者似乎预示着新起义的内容。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完整性，反映的是无产阶级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今天的斗争也不例外。
革命者认为自己的时代是最有利于革命的时代，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当人们把自己想象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可以囊括整个过去和未来，揭示人类进化的全部意义时，这就变得荒谬了。
无论多么重要，共产化的概念并不能为我们提供革命之谜的终极答案，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将过去和现在割裂开来。我们也许正在开辟新的天地，但我们受到时代的限制，就像马克思在1867年......或我们在1967年一样。
共产化只是可能发生，因为创造世界的人也可以不创造世界，因为工人阶级（无论其成员目前是在职还是失业）也是批判工作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这一点变成公式化的辩证法，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以此为乐。任何认真对待这个定义的人都无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种二元性是矛盾的。
除了这种内在冲突，我们没有其他的战场。它在1919年1月戏剧性地爆发了，几千名斯巴达克主义起义者在战斗，而近百万的柏林工人几乎对此漠不关心。共产化将是矛盾的积极解决，此时无产者有能力也愿意通过取代资本主义来解决社会危机。因此，共产化也将是无产者与自己算账。
在这之前，为了给这个矛盾的解决做出贡献，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理论要承认矛盾，而无产者要解决矛盾。
[1] 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1977创立于法国），网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eoriecommuniste/home
SIC是一个诞生于2009年的国际讨论小组，一些参与者仍然活跃，另一些则不活跃，还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共产主义理论在2013年离开了SIC。相关的信息可以在sicjournal.org获得。关于SIC的“共识”，参见sicjournal.org/about/
[2] 特别是看他在1848-49年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担任《新莱茵报》编辑时进行的政治活动。要了解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一个好办法是阅读他的书信，以及弗朗茨-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样的传记。
[3] 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如克鲁泡特金和埃利塞-雷克卢斯（都是著名的专业地理学家）也支持决定论的观点，他们更强调社会组织而不是生产。对他们来说，工业和商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为一个普遍的人道社会创造了可能性，在这个社会里，种族差异、边界和国家都变得毫无意义。在许多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之间关系的结果，革命的发生应该是由于人类趋向统一的动力。
[4] 在现实的职场中，躲避工作的人和美化工作的人至少是一样多的，但这会被当成肤浅的心理学，所以资产阶级会让我们不要在意。
[5] Michael Seidman, Workers against Work: Labor in Paris and Barcelona during the Popular Fro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To Work or Not to Work? Is That the Question?,” 2005, libcom, https://libcom.org/library/to-work-or-not-to-work-dauve
[6] 革命工团主义认为应该通过工会来组织工人社会。它主导了法国总工会（1895年成立），直到20世纪初。然后，这个工会走了工会主义通常走的路，也就是变成了改良主义。尽管意大利工会联盟（1912年发起，由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很有战斗性，但它的力量始终不足以威胁意大利社会党领导的工会的霸权。
英国工党的很多成员在1920年离开了该党，加入了新生的英国共产党。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成立于1876年）在1914年前失去了它仅有的一点影响力。这两个政党都主张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莱昂。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不谈，这种工人阶级派别的实际成果，是后来CIO的产业工会主义，为工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记录在案的是，德莱昂（1852-1914）不同意工团主义，因为他认为政党（和议会行动）是必要的。他与IWW的关系很不好，后者最终将他开除。他认为议会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将有助于以前组织在产业工会中的工人、矿工、农民，促使他们建立工人委员会，以夺取生产资料。民选政府将让位于工人委员会的民主，从那时起，全产业大会将作为真正的政府。
1914-18年后，除了西班牙的CNT以外，工团主义者唯一的据点是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
[7]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1905年，澳大利亚的工党在选举中第一次获得多数，建立了第一个工党政府，几十年来，工党政府一直只支持组织起来的白人工人，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封闭群体，反对外国（亚裔）工人。
[8] 关于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工人意识如何区分“我们和他们”，参见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
[9] 按神谕，能解开此结者即可为亚细亚国王，后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解开。用来比喻棘手的问题。
[10] 在 “未发表的《资本论》第六章”（他1861-65年手稿的一部分）中，马克思区分了工人的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前者的基础是工作日的延长和对劳动的广泛剥削，后者的基础是更短但更密集的工作时间。这种区分并没有把两个连续的时期分开，还有形式隶属和现实隶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资本的形式统治不是制度完全成熟时必须处理的残余，而是真正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包使“现代”公司能够通过海外廉价的劳动力来保持盈利。
[11] 如果你问为什么在无产者中很少有革命的迹象，你就会被告知，“新一轮斗争”的证据要从反面找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无产者无法抵御资本时，就意味着他们要攻击资本了。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作为，因为正面攻击即将发生。以缺席来证明存在。弱点就是力量。今天的失败证明明天的胜利。辩证法创造了奇迹。
[12] 与那些无法忍受选择、欲望或意志等词汇的人进行辩论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更愿意将他们所谓的严谨词汇建立在一个没有情感的历史框架中。换句话说，就是否定自己主体性的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有个人经验和感受的主体，他们的麻烦在于，被压抑的自我往往以自我满足或竞争的形式重新爆发。
[13]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84个论点
[14] 路加福音2：10
[15] 用 “共产化者（communisers）”代替 “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的灾难性做法就说明了这种偏离。由于SIC-TC声称在共产化中发现了对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历程的全新理解，所以发明者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然而这个词的选择却带来了混乱。一个共产主义者支持并可能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共产化者参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有在革命过程中才会发生，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人是共产化者。由于 “共产化理论”的捍卫者说得好像“共产化”已经在实施了一样，这种混淆就更加有害了。
[16] 这一部分涉及到许多理论，Endnotes是 “阶级+身份 ”的代表，并且持这种立场的作家越来越多，点名其中两三个会对其他人不公平，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轻易地获得。Endnotes（总部设在英国和美国）：endnotes.org.uk。
[17] 如果读者认为我在描述无产者与工作完全脱钩，然后革命与阶级完全脱钩时走得太远，这里引用一段话。“'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概念，似乎是严格的毛泽东主义。有人引用企鹅译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为它辩护，认为这种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提到'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矛盾'。但这里的术语是Gegensatz（反对），而不是Widerspruch（矛盾）。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资本和工人'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矛盾的提法”。（2013年endnote 3，《社论》第3节）。我被反对了（gegensatzed）。
[18]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399, June 2001.
[19] 共产化和公地理论（commons theory）之间经常发生混淆。后者的基础是，目前存在的社区、合作和团结联系可以发展成推翻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社会动力。这适用于诺德斯特（Nordeste）的前资本主义村社联系，也适用于纽约的高科技办公室工作：根据公地理论倡导者的观点，计算机知识属于我们的集体，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占有已经属于我们的东西。
这种理论的吸引力很大，但可行性关系不高。很少有人相信，小社区的复兴会消除巴西的不平等，也很少有人会相信互联网和 “创意公地 ”是通向非商业化世界的道路，或者数百万个合作社会让跨国公司破产。
公地理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有强烈的语言（“颠覆”、“针对世界资本的大规模内战”......），最重要的是，它承诺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公平再分配：它谈论的是我们如何共同生活，承诺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无论是传统的改革者还是日渐衰落的福利国家都无法实现。见Hardt和Negri Commonwealth，2011。
奈格里等人认为变革的可能性在于现代技术，而大卫-格雷伯（他提出了著名的“我们是99%”的口号）则认为在人类学数据中。人类的社会性建立在他所谓的 “底线共产主义”（baseline communism）之上，它包括合作、个人互动、互惠、基层民主、分享工具和产品等。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也会接受类似的人性观，但对他来说，如果没有革命，这种底层潮流就会停留在历史的表面之下。虽然大卫-格雷伯自称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但他认为，通过共产主义的态度和实践，变革将会出现，并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中来。在这里，渐进主义又以极端的措辞表达出来。参见对他的《债: 第一个5000年》（2011）的评论，载于《wildcat》第93期，2012年夏。
[20] 出于Ernest Coeurderoy（1825-1862）《万岁！或者哥萨克革命》（Hurrah!!! ou la Révolution par les Cosaques），他是一名法国的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1849年后被流放，最终在瑞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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