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罢工而斗争：《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为罢工而斗争：《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如果说罗莎·卢森堡同伯恩施坦的论战绕过了棘手的领域，策略地绕过了纲领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论战罗莎·卢森堡就打破了束缚，围绕战略（比如议会的影响和选举鼓动）和策略（比如在议会会议之外人们还需要施加压力吗？）之间的交集领域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来展开。推动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阐述的观点的动力是1905年俄国革命。在反对伯恩施坦故布迷雾、企图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时，罗莎·卢森堡起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成了正统的、教条的了，现在她做好准备（就像马克思本人听到巴黎公社建立的消息一样），质疑19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思想，以便不会由于教条的惰性而耽误历史的发展。因此，在她现在所积极推动的将猛烈热情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的宣传作为政治武器方面，她的对手不仅是那些出于利己的原因反对社会民主政策、捍卫工会自主权的工会干部，而且还有那些理论家们，他们以经典作家为基础，以他们的语言（即使并非总是符合他们的思想）来谴责群众罢工是自发的无意义的事情。首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他的20世纪初的诠释者和效仿者留下了几篇文章，而罗莎·卢森堡明显不认同这些文章。不仅仅是恩格斯为反对主要由巴枯宁的门徒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策动的“制作革命”进行了论战，对此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文章的开始就详细地涉及了（以便以后更加详细具体地阐述其过时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和其他人以非常不好的语言反对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得（1845-1922年），盖得在他的年代支持总罢工的口号，因此以一种像甘地那样的面目出现，试图以总罢工即非暴力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难理解的）不夺取国家权力来实现阶级敌人的下台。在这些争论当中，对斗争武器的不同衡量始终都是对权力问题的不同观点的反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是要服务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们不需要进入狭义上的国家领域就能够改变社会?在这种我们今天似乎很难理解的观点之下，议会斗争、选举和政党政治可以说比罢工“更加激进”，因为后者总是以纯粹的经济问题开始，从而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所有事情相比，缺少宣传性，“本质上非政治化”。

　　所以，恩格斯和其他同志同盖得的斗争，并非像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同革命的纯粹军事起义理论的代表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及其门徒的斗争那样是反对冒险主义或者极左行动主义的斗争。（在列宁看来，“布朗基主义”这个词代表着轻视俄国人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认为只需通过街头暴动准备的军事夺取政权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同“布朗基主义”的指责进行了斗争；但是在1905-1918年间，没有人敢于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罢工鼓动者或（在彼得堡或者其他地方主要来自罢工的）苏维埃权力的支持者诽谤为“盖得门徒”。

　　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篇文章的开始，为了免于任何将她同盖得或者布朗基等人联系起来的批判，她毫不迟疑地利用了在写作文章时最近发生的革命史。与恩格斯和其他盖得的敌人不同，她阐释道：“现在，俄国革命对上述论据作了彻底的修正。它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进一步阐述的——总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议的政治斗争策略或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批判是错误的；相反，目前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阶级斗争新因素和新条件的那些思想与方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的思想与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的实践也是以这些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作为群众罢工思想的第一次历史大演习，俄国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无政府主义的名誉，相反，它倒是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性清算。”（W2，第95页）因为陶醉于自发起义的无政府主义因素的非政治家证明了，如果这种起义确实发生，好像在宪法上已经无法对他们不假思索地当作非政治化的罢工事件加以利用、领导，更别提开通政治影响的渠道了：“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未站在斗争的前列；革命行动及群众罢工的政治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当作‘资产阶级政党’而拼命加以反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手中，或者部分地掌握在像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那类多少受社会民主党影响并与之靠拢的社会主义组织手中；还不止如此，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派别。”（同前书，第95页及下页）卢森堡说，这种令人惊奇的状况仅仅因为，只有对国家权力的瓜分、占据和革命改造的最严肃的、计划周全的、有纲领性的同时也是有意图的框架构建好之后，完全自发的状况才可能有一席之地。因此，“在俄国，群众罢工不是作为绕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而运用戏剧性手法去突然发起社会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首先为无产阶级创造日常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的条件的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证明了政治权利和政治条件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反对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而以全力捍卫了这一观点”。（同前书，第96页及下页）

　　从而，整个论文的核心思想就是关于《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部巨著的实际运用：党需要工会和罢工，因此它不会抱着确保职业政治家的议会薪俸的唯一生存目标僵化为官僚机器，而群众罢工和工会运动也需要党，因为只有党的活动才能在事实上给予它们以纲领性的焦点，从而罢工不至于消耗在金钱的斤斤计较中，不至于沉浸在与压迫者的社会合作的幻想中。让罗莎·卢森堡具有在与修正主义斗争中已经表现出来的非凡洞察力的特殊条件，就是东西方的双重视角，她在这两个活动范围内直接地亲身经历过，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从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同已经以某种形式取得选举权、联合政治等等的地区之间的对立，可以推导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这又是社会国家的妥协的舞台同利益集团反国家管制的风暴的舞台之间的对立的预备形式。只有用卢森堡对这种对立态势的辩证观点才能理解，2007-2008年冬德国火车司机罢工和同一时间保加利亚教师罢工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工资水平可能在哪个点上：一方想要取得的，是另一方所想要捍卫和不想失去的，也就是说，唯一的可能就是以罢工武器强制取得可以感受到的职业生活的改善（并因此可能超出日常生活产生政治影响）。每一场由资本利益的支持者发动的地点和工资附加成本的争论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应该建立的，即，资本外流到没有工会干扰、阻挠剩余价值榨取的地区的幽灵，同总体资本主义的水平化和全球化趋势构成内在的矛盾，正如并非所有地区的工薪阶层都在同等程度上受到无权利、无保障的压迫。反之，同罗莎·卢森堡的时代相同，有帮助的只是将斗争看作斗争条件本身的不断改善。罗莎·卢森堡1906年的文章精确地描述了她的左派的工会纲领：“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同前书，第128页）

　　如果一个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禁止任何工人运动的表现，如果就连最简单的罢工在那里也成了政治上的犯罪，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一次经济斗争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成为政治斗争。^[1]

　　罗莎·卢森堡接下来阐述关于这一经验移植到德国的问题，她讨论得有点繁琐；可惜她缺少数据资料证明，革命形势在西方是何以能够被掌控和被破坏的（后来她又偏同李卜克内西以及斯巴达克同盟者以昂贵的代价找出了答案）。她发现，俄国发展进程的特殊性是否是沙皇专制主义的直接结果，这个问题在纯粹理论上无法得到解释。在一个自俾斯麦以来在国家结构中已经做出了若干对工人运动显著让步的国家，一旦发生罢工，会发生什么事情，卢森堡也只能猜测。她以这种演绎的方式，获得了由其他阐述充分证明的结论，即，在所有情况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显然并不在于从技术上对群众罢工进行准备和领导，而是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W2，第146页）。当然，对于这种推导，关于群众罢工在政治权力斗争方面、而不仅仅是在自我宣称的经济权力斗争方面的作用，她自己的理论却回避了其最重要的经验的历史的支撑：1905年革命中议会的作用，苏维埃的产生。因为罢工运动的企业委员会转变成为指挥管理的新机构，是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历史性的创新，革命者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权力问题的方式方法精确化和具体化。忽略这令人吃惊的不足（不过，这是她同时代其他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共有的特殊的短视形式），作为罢工著述的作者，她无疑属于少数几个左派头脑之一，他们懂得，颇有远见地要求对自身的政治实践进行论证，准备将其付诸使用，他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始终坚持各种不同的但是结构上可以比较的斗争。正如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纲》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样（有意识地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将两个相距甚远的例子摆在一起），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是少数几本响应马克思以他全部的思想和行动对世界提出的要求的著作之一∶如果你们所写的所谈的，不能同你们的实践相一致，那么就是一堆空话。

^[1]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W2，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