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者：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的失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和《民兵组织和军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论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这几乎成了罗莎·卢森堡敢于参与的所有大型论战的模式。这种情况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周，一再重复。她战胜了每一个对手，无论在马克思哲学方面，还是政论方面，或者理论构造的可理解性，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尽管如此，历史的当事人，比如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却走向她所警告的方向——这发生在战争问题上、罢工争论上以及1899年发生的成为悲剧样板的第一次事件上，当时罗莎·卢森堡将修正主义之争推向理论的高峰，到如今大部分人仍无法企及这场争论的左派和右派层面。这是关于什么的呢？罗莎·卢森堡站在左派一边，而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密特则处于右翼一边，他们的论证过程非常直截了当：资本主义并不是那么邪恶，有产者也需要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利益彼此对话，比如在议会中，能够带来很多改革；到那时，社会的最终状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的社会主义，即他们理解的共同体的所有财富、环节以及民主规划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实际上就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谈判（虽然艰难但有价值）是选举的手段，“革命”对于这种非常和平的过程来说，就像“创世纪”对于已经开化的宗教信徒来说是一种比喻。施密特和伯恩施坦已经十分清晰地阐明了“社会伙伴”一词。

　　我为了避免担当人们已经开始派定给我的角色而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它带来的后果是∶整整一系列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还有其他的书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信徒就这本书对于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性质重新获得了一致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本破坏的著作。只不过前者宣称这本毁灭性批评的著作有效，后者则证实说它已经完全失败。由此产生了一方面的对名誉有损的恭维，另一方面的刻毒的攻击。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在两个阵营里都有不少人保持着比较冷静的判断，他们按实际的面目对待我的书：一次修正、审查和析疑的尝试。^[1]

　　罗莎·卢森堡是公正的：一方面，她称赞这种论调的独创性；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她早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导言中写道：伯恩施坦等人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施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W1/1，第370页）因为罗莎·卢森堡现在不愿意将运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差异完全等同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异，所以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不可或缺性：“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在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当然，有些见解同这些话是有密切联系的。”（同前书，第371、373页）

　　面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没有什么比科学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更加重要。人们习惯于在这时候最好对此一笑而过。但是，如果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出发，就像罗莎·卢森堡所理解的那样，那么重新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就没有那么困难。只要马克思主义者从某种规律（不管是危机理论、价值规律或者其他规律）出发，认为这种或那种发展必然要发生，他们实际上就忽视了社会分析和所有其他科学研究之间的重大差异——因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所以社会能够总是从提供给它的选择当中进行抉择，而且还要容忍自我消灭。（顺便提一下，这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发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说，阶级斗争不会总是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而结束；结果也可能是斗争的各个阶级的“共同毁灭”。）如果我阐述了一种理解我的对手的行为的理论，他就能要么从这一理论中、要么从我的行为中学会更加狡猾地行事（比如运用各种伎俩延迟自己的灭亡）。资产阶级不必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使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失去效力，他只要同与其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就足够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提高了资产阶级企业经济学的水平，甚至提高了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的粗糙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宣传水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完全被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没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成了一个矛盾或者无稽之谈，就像“科学的乐队指挥”一样——指挥的音乐素养并不能保证晚会取得成功，但是总好过“每个人都演奏自己最擅长的音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罗莎·卢森堡为了在同伯恩施坦的斗争中一开始就能正大光明，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一章就提出了自己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大家知道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伯恩施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同前书，第375页）对此，当今最明显的指责当然是，人们根本就不应该论证世界的毁灭（不但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的创造者也没有这份荣耀）。

　　因为罗莎·卢森堡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投机泡沫、抵押危机和货币贬值的真实的世界市场中，她就在信用方面同伯恩施坦的乐观主义进行了论战——信用发放机构的资本主义化“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最一般地说——不外是从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清除等级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张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力量。因此，危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同前书，第379页）。她解释说，这对卡特尔、企业联盟、垄断和托拉斯也同样适用，伯恩施坦希望从这些机构的产生中读出，资本似乎倾向于自己进行社会化。卢森堡说，这种从上而下的社会化不是集体幸福的前兆，而“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个别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的下降的”（同前书，第页），从而又成了堵塞措施，只不过使这种经济方式已经毁坏的财富的最后崩溃更加猛烈罢了。最后，是中产阶级。罗森堡认为，虽然中产阶级没有消失（这必须要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斯大林对其进行清算，就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对沙俄时代的富农所做的那样），但是，它就像新办企业一样，“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的战争一样，在战争中，较弱的一方部队是直接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在这里，宁可说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的镰刀来再割。两种趋势捉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其中，归根结底总是压低的趋势胜利，这是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的。但是，这决不表现为中间阶层绝对数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工业部门中，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资本额逐渐提高了，第二，小资本从自己手上经营新工业部门得到安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是生存期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是社会的物质新陈代谢越来越快。”（同前书，第387页）

　　这一思想大概可以这样表述∶因为经济秩序是无政府状态的，所以它就无法获取连续性，而且它还生产了一种能结束这种生命的要素，这种要素正将精确地这样做——薄弱之处在于这个小词“将”。这就比如：同你结婚对你我都是有意义的，甚或是可以预计幸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这样做。然而，诊断的缺乏合理性却不应允许掩盖病历的证据∶自从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束之后，出于军事、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系统竞争的原因加诸资本主义的壁垒大为消失了。在这些壁垒消失之后在很多地方（不仅是证券交易所）出现的事物，完全获得了卢森堡式的称号“无政府主义的”。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无疑比另外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论点更加有价值，有意思的是，罗莎·卢森堡在她反对伯恩施坦的三页纸的前提条件中也觉得提到反资本主义没有价值。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斐迪南·拉萨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将此转嫁到卢森堡本人头上（甚至马克斯·霍克海默也是这样做的），并且简单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对被剥削者造成一定程度的痛苦、污秽和贫穷，最后被剥削者只能将其击溃这种“贫困化理论”通常是敌视资本主义的左翼的崩溃梦的底衬；在这样的思想大厦中同资本事实上的增值危机的联系多半只能在模糊的意义上形成。但是，这却不适合罗莎·卢森堡的情况。相反，每一次对暂时的危机和最终的崩溃的匆忙确认只能挑起她的公开反驳：“人们习惯于把迄今为止发生的巨大的商业危机看作是马克思用图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旧危机。这种图式的最好的证明似乎是大约十年一个生产周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假如人们仔细观察一下迄今发生的一切巨大的国际性危机的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就会相信，它们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同前书，第383页及下页）

　　人们希望稍微有点明智的人很快就能理解，资本主义在全球70年来或停滞或变形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从凯恩斯到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体制的自我补救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所想象的理想的实验室工作条件。如果人们不是吸血鬼，愿意在走下坡路时使用明智的生产管理制度，那么就无法看到患有小病的制度濒于崩溃。新事物准备、发展，在同现存事物的矛盾中经过考验，得以贯彻。而在伯恩施坦和施密特看来，任何人都不应该做所有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二人宣称，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受到最终崩溃的威胁，而且其所遭受的危机、无政府主义和无意义都不够严重，没有遭到彻底的危害。他们将既有条件看作为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准备的一种尝试错误的学前幼儿园，社会主义从中成长，就像中学毕业生从小学生成长而来。正如罗莎·卢森堡所阐述的，施密特举例说明，税收谈判、资产者在各个方面上的彼此联系、国家监管以及市场参与者的网络化所带来的一切，必将资本主义越来越臣服于“社会控制”，然后将以缓和、冷静、自然发展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卢森堡说，这幅漫画是真实的过程，但是，她解释说，这个过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由（并且有着同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结果）：“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纯粹建立在交换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资本所有权就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生产物的权利，变成纯粹是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关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直到在股份公司中变成完全多余，资本所有权就变成完全同本人与生产的关系脱离了的、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头衔，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上，资本主义的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因此，像施密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从所有者到仅仅是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实际发展正相反，是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仅仅是所有者。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统制’也就同施密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统制’起作用的——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事实上同所有权上的一份、同‘总所有权’毫无关系。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限制，相反倒是对它的保护。或者在经济上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一个工厂法中或多或少总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事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统制’，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同前书，第393页及下页）

　　如果托宾税和金融风暴监管的支持者、左派投资家比如乔治·索罗斯、支持基本保障的人以及其他全球正义（或反正义）同盟的成员读过罗莎·卢森堡的著作，那么当今一些争论就可以变得非常简洁了。这一生命力顽强的方向，很多信奉国家的人早在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出现前多年就已经在卢森堡那里体验到了，《国家与革命》中只是再次阐述和总结了自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所有成果和方法，这一理论遭到失败，随后，从魏玛到智利，从1968^[2]到后社会主义的俄国，都可以证明，“只要民主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实际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这种紧急状态理论在卡尔·施密特那里也存在）“民主制就整个来说，不是像伯恩施坦所假想的那样，是一个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手段使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趋于成熟和成长。”因此，“社会控制”在这一层面上“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一句空话”。（同前书，第399页）

　　伯恩施坦在策略上根本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尖锐化，而是依靠矛盾的缓和。〔……〕总之，伯恩施坦的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顿。^[3]

　　因此极左派或者拉萨尔主义的革命必然到来的决定论就可能被颠倒了——罗莎·卢森堡留下的永久功绩是：向修正主义证明，没有决定论的怪念头，修正主义本身就不能发展，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观点来自于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救赎史计划，一种莱布尼茨式的对全世界的完美以及在其中管理的慈祥的天意的信仰。卢森堡正确地向她的对手指出：他们不能两个都拥有——一方面，期望增长、推进、全球化、现有规则的齐整化继续前进，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生产力增长永无止境；另一方面，是对可爱的依赖工资的劳动者的说教，不提激化、增长和加速，因为所有都要在有序的、受到监管的轨道上运行——“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自己对自己做了判决，并且有两个方面。因为，第一，这个理论，在有关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暴露出空想性质（一个停滞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望而知的），我们关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的说明得到了证明。第二，这个理论，从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事实看，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同前书，第405页）对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来说，关键问题是使资本主义超越其自身，而不是将其像一条不合适的注解一样取消。罗莎·卢森堡知道：“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也只是扰乱，而危机的延迟让他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使他的不够用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取消了生产无政府状态。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个别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同前书，第407页及下页）因此，修正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小所有者最喜欢的理论，在今天它以右派社会民主主义、左派自由主义或者绿党的面目出现，是手工业者、医生、生态主义者、社会改革者、小书商、左派网站设计者以及其他小所有者的最爱。

　　出于经济生存的最深层原因，他们愿意相信，用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朽的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像社会一样的东西，不过他们和撒切尔夫人相反，对此表示哀悼，而且因为衰败的恐惧感而沮丧，希望通过“人对人是狼”状态的“沉沦”而有所缓和。然而，他们的理论家们以慈善家的调子也提不出什么比小企业和（在大生产不能停止的地方）大众股票更好的点子。关于这一点，罗莎·卢森堡写道：“情况既然如此，而伯恩施坦却把股份公司这个现象恰恰相反地理解为资本的分散，而不是理解为资本的集中，〔……〕？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施坦把资本家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把资本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整体，而是简单的货币财产。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拉斯中不是看到12300人合而为一，而是看到整整12300个资本家。”（同前书，第411页）伯恩施坦所描述的理论，同值得同情的美国的公司人的幻想——工人和职员的养老金由公司管理和提供——并没有什么区别。资本主义自从进入安然时代以来，这种温和的再分配的借口即使在最天真的人看来也非常虚弱，罗莎·卢森堡早已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不同于那些受到欺骗的失去养老金的人发现这背后逻辑不清的行动：“当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了财产关系中去，〔……〕他也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范围搬进了财产关系的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了富者和贫者的关系中去了。这么一来，我们就被他巧妙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带回到死囚犯的福音的作者威特灵这边来了，区别只在于威特灵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正是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想把它做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施坦相反，他是在化贫为富，即抹煞阶级对立，因而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中去看社会主义的前途。”（同前书，第412页）

　　在最便利的时候保护马克思主义不致陷入教条主义和无原则地误入机会主义的，是它并非从一种实然中导出一种应然，比如从个别资本家的存在状态导出一种怀柔的和社会友好的学说，而是其纲领始终领导着分析。罗莎·卢森堡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魔钥”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派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封建经济的过去，并且特别是也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货币分析、资本理论、利润学说以至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此是——这不过是另外一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同前书，第415页）

　　在这里吸引人的是黑格尔的遗产：辩证法使得这位女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简单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正面”，而且将那些资本主义的、有助于摧毁它自身的东西，也看作其正面——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思想。在沃尔夫冈·波特那里，这种思想的可疑之处在于：“在将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下，马克思能理解资本，因为它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最初阶段确实是理智的。然而这意味着：只有在革命确实实现的前提条件下，理论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每一种严肃的社会理论经过更长的历史都会遭受弄虚作假的危险；马克思的理论就遭受到了这种危险，而这却造就了它的伟大。〔……〕随同马克思理论失败的是对革命的合理论证，尽管失败了，人们对于这种合理论证还是可以确定，如果人类在革命中事实上构建为主体，就能够以其意志和意识创造自己的历史。”^[4]谁试图在大脑中维持这么巨大的总体图景，就不要放弃尝试赞扬那需要克服的体系的美好的内部结构。“自由市场=民主”这个等式在冷战时期——当时资本主义非常频繁地想要显示自己最美好的方面——从未毫无问题地起作用；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那样存在，当时尝试过自由市场的南美、亚洲或者非洲等地区，也不无稀奇地熟悉完全独裁的统治方式。罗莎·卢森堡写道：“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构成普遍的、绝对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全部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直到民主共和国。”（W1/1，第424页）（她在这方面有幸未能见识到法西斯主义，否则的话，肯定也会对此有所提及。）

　　卢森堡没有详细讨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有助于其灭亡的事物；资本主义以歪曲的、有害的方式所做的，是真相的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另一面。因此，卢森堡这个辩论家在同伯恩施坦的争论中明确提到：“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们不是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对社会主义疏远。〔……〕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的外壳里挖出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同前书，第431页）

　　罗莎·卢森堡在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伯恩施坦的观点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后，她紧接着分析，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潮流本身的产生应该看作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定条件的表达。她所理解的修正主义问题，迄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历史学家库尔特·戈斯魏勒1997年还就这一问题撰写了400页的一大卷书《反对修正主义》（WiderdenRevisionismus），这本书详细地论证，在工人运动政治化和极端化的所有地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潮流都出现了。共产主义诗人彼得·哈克斯将戈斯魏勒的看法解释为“戈斯魏勒法则”：同所有其他政治观点相比，社会主义有着结构上的缺陷，它想要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自由主义依靠自我调节的市场，保守主义则靠上帝、祖国和王权的某种现代形式，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依靠的是既有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净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以血洗涤。而社会主义则要求建立从未出现过的事物，这种努力在目标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可能有损士气，中途摔跤或倒下，当然就像马拉松比赛当中的放弃者一样。（参看《哈克斯/戈斯魏勒通信集》）

　　不过，这种总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表明修正主义过程作所采取的具体的运动形式。罗莎·卢森堡所考察的事例，长期来看也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因为伯恩施坦的理论“是替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W1/1，第441页）卢森堡意识到，伯恩施坦的思想在接下来社会主义百年运动史上都会起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一边护卫着极“左”的、志愿以头撞墙的冒险主义者，另一边则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合作拥护者。“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锐利的武器。较小的一个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个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同前书，第443页）

　　同伯恩施坦决裂的补充是《民兵组织和军国主义》一文，这篇著名文章不仅仅是分析性的著作，而且是党的策略上反修正主义的著作。在这里，思想家卢森堡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结成的情谊，这种情谊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最后将变得极端重要。罗莎·卢森堡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国家提供了无薪军队，它不要求武装无产阶级的人民，而为当权者夺取了党。随着这一致命的决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为修正主义的一派和革命的一派，从俄国到德国都是如此。卢森堡的观点乍看上去同美国有权利的民兵的"武器持有权"的呼吁没有多大区别，但很快离开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狭窄思维，机智地转到总体考虑的轨道上，比如研究爱国的军国主义和关税保护政策之间的联系（好像她认为，如果仅仅是康采恩让工会打头阵的话，那么工会有一天甚至会将转化为赤裸裸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旧民族主义的阑尾以“军事驻地”的名义据为已有）。她极其严厉地驳斥了当权者的那些如今贴着“社会工程”的社会心理学标签而更加深化的观点——对此负责并且在这一方面是狠狠的卢森堡式责骂的承受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斯·席佩耳，席佩耳的其他可笑的观点还包括支持以军事来“释放”社会（大约是做失业的蓄水池，正如今天在美国所做的）。罗莎·卢森堡目光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论断同席佩耳鼓吹的另外一种思想——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刺激富人的奢侈消费得以避免，当经济萧条之时，富人应该吃更多的鱼子酱，买更多的汽车——有着同样的逻辑结构。席佩耳是新经济的早期思想先驱者，但是他毕竟在这方面有错误，因为他声称，他对于违背他的意愿的军国主义的社会“不是感到愉快，而是感到非常不愉快”，即，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却更加令人厌恶得恶心，对此不会原谅。罗莎·卢森堡写道：“这不过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保证，说席佩耳不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而是带着厌恶的心情来维护军国主义，说他对于他的机会主义政策本身并不感到高兴，说他的良心比他的头脑好。鉴于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席佩耳的邀请，同他一起进行‘革命无产阶级信念’的竞走。忠实不允许我同这样的人竞走，因为他背朝着出发点走进跑道的时候，他是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极不利的地位的。”《同前书，第465页及下页）

^[1]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法文版序言，1900年。

^[2] 指1968年源于法国的欧洲左翼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译者注

^[3]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9年；WI/1，第405页。

^[4] 波特：《使用价值》，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