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80）

第三章 马克思的大学时期


1．在波恩和柏林写的诗
2．转向黑格尔主义
3．马克思的论文


1．在波恩和柏林写的诗


　　由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在马克思身上产生的这种对浪漫主义的兴趣与热情，在他就读于波恩大学的那一年里增长了起来。1835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乘船从摩泽尔河顺流而下，到莱茵地区的文化中心波恩开始学习法律。波恩这个城市很小，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可是它的大学却是一所拥有700多名学生的重要学府。马克思带着父亲的厚望来到这里。他父亲指望他这个全家族有出息的孩子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在儿子剛抵达波恩不久就写信给儿子说：“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是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1]在这种勉励下，马克思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他选学9门课程（后来，在他父亲的劝告下，他把课程减少到6门）。从他的期末报告可以看出，马克思学习这些课程时情绪很高，并极为认真。1836年初，马克思由于过度疲劳病倒了，在夏季的学期里，他把选学的课程削减到4门，而且他的学习热情也随之锐减。与此同时，他更多的是参加大学的社会活动，当了特利尔籍学生会的主席，他甚至由于“夜间酗酒吵嚷，扰乱秩序”[2]被学校当局关禁闭一天。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与一个年轻的普鲁士贵族决斗时，他的左眼上方受了轻伤。马克思还有一次被人告发到警方，说他携带了违禁的武器，可是后来调查不了了之。当他在那年年底离开波恩时，他的肄业证书上说他同任何可疑的政治组织都没有联系。
　　马克思在波恩的这一年中，占据了他大部分智力和精力的事就是写诗。他参加了一个诗人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都把自己的作品拿来朗诵，相互批评。这个俱乐部可能暗含着某种政治色彩：它的成员中有卡尔·格律恩，他同莫泽斯·赫斯合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还有F，C、贝尔奈斯，他后来编辑了《前进报》，这是在巴黎的德国工人的激进报纸。马克思选学的课程有一半是艺术课；当时波恩知识分子们在谢林和施莱格尔的统治下，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气氛。在马克思选学的6门课之中，也包括谢林和施莱格尔关于荷马和普罗珀修斯的讲座。
　　亨利希·马克思起初表示费同他儿子对诗歌的兴趣，他说对诗歌有兴趣总比对小酒馆有兴趣要好些。可是，当他的儿子要父亲为他的一些诗歌承担出版费用时，他便儿子等一等：“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当前必须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想要公开崭露头角的话。……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3]一般说来，亨利希·马克思在信中总是乐于接受他儿子的各种各样令人为难的主张的，例如他赞同儿子去编辑一个评论书物的计划，甚至同意他的儿子忙于戏剧批评。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父母的来信都激烈地抱怨他们的儿子对家庭缺少感情和他那极无规律的生活方式。
　　不管怎么样，亨利希·马克思对儿子在波恩的进展感到非常不满意，以致他决定把他的儿子转到柏林大学。在柏林，虽然马克思放弃了他在波恩的“野蛮和粗暴”，但是他继续写诗，而且这一兴趣在1836年他启程前往波恩（柏林）[4]前不久，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秘密订婚后，变得更加强烈了。
　　他在一年多以后给父亲写信说道：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快，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囚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要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半富、更经得起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5]
　　卡尔·马克思在刚到达柏林时，很不情愿地进行了几次必要的拜访，接着，就完全把自己隔离起来，沉浸到科学与艺术之中。他最喜欢抒情诗，至少，象他自己所说的，抒情诗是令人“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6]马克思在波恩和1836年秋在柏林写的诗没有保存下来。[7]他在柏林写的这部分诗有三册，分别冠以“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的标题。这三册诗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梅林讲，这些诗中，除了一首以外，其余的都是爱情抒情诗和浪漫的民歌。他曾有幸在这些诗歌最后遗失以前读过这些诗歌，而且他评价这些诗是“完全未经仔细推敲”。[8]诗中充满了妖魔、海妖，对群星和勇敢的骑士的歌唱。“没有浪漫主义特有的魅力的浪漫主义调子。”[9]马克思自己对这些诗是这样说的：
　　“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祥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感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一—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使诗作不够紧凑，显得松散。”[10]
　　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些诗歌是在1837年上半年写成的，与它们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一部荒诞剧和一本滑稽小说的片断。马克思试图把其中的一部分诗歌拿去发表，把这些诗送到《德意志诗歌年鉴》的编辑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那里，可是该期刊物已经交付印刷了。马克思生前仅发表了两首诗歌，这两首诗于1841年1月刊登在柏林的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雅典神殿》上，这些诗歌的基调反映了波恩当时的文化潮流和他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在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在那里，他听到了萨维尼和斯特芬斯对于哲学规律进行的浪漫主义的解释。他心中的楷模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们除了政治上反动和民族主义内容以外；都写了著名的浪漫主义诗歌。汉斯·科恩对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作了很好的总结：
　　“浪漫主义的人物，……不是把自己当作宇宙一般秩序的代表，而是当作独一无二的存衣物，并且为了自己的创造天赋而要求完全的自由，同时，浪漫主义者由于都反抗社会，他们不承认风暴和重压带来的巨大的孤寂。他们渴望一个由志趣相投的个人组成的在会，这些人将按照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来渡过一生。他们的这种社会追求的复杂性和极度的苦恼，由于他们的主观主义基础而变得更加复杂和苦恼。独一无二的个人渴望，他所有的要求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感到需要在一种奇迹般的真正和谐的联盟中来实现，在这个联盟中所有的人生的敌对与倾轧都将得到调和。”[11]
　　马克思的诗歌中充满了悲剧式的爱情，并把人类命运说成是神秘力量的玩物。其中也表现出一个将自己与社会其它部分隔离开来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所持有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作为他对燕妮爱情的结果：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12]

　　其它的一些诗歌表现出对某种无限的东西的渴求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的爱，另外有一些诗歌的内容完全彻底地表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幻世界。他的这些诗歌除了美学的理想主义以外，还对“市侩庸人”进行了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挖苦攻击，他笔下的庸人，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都基于对问题有条理和理智的认识，而从事着功利主义的职业。为了提高写作能力，马克思从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中做了大量摘录，马克思习惯于对他所有读过的书都做摘录（有时还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这种嗜好伴随他整整一生。而这些保留下来的笔记本对于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十分有价值的。[13]他也写过一篇喜剧小说的为数不多的几章，这篇小说的名字是《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它采用了斯特纳的幽默手法。接着马克思又放弃了写小说的工作，开始写剧本《乌兰内姆》的第一场，这是一部当代戏剧式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主人公是年老的浮士德无力的翻版。最后，还有一组关于黑格尔的非常有趣的讽刺诗，马克思指责他的傲慢、自大与晦涩。在第一首讽刺诗中，马克思写道：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
　　领会它深刻的奥秘，
　　我就会象神那样了不起，
　　象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
　　漂浮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我到了表达的语言，
　　就紧抓到底。”[14]

　　第二首讽刺诗以同样的主题开始：

　　我教控的语言，
　　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15]

　　最有趣的是下面一首：

　　“康德味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止缝到的日常事物。”[16]

　　如果把这首诗看成马克思自己的表白，那就完全错了。[17]因为在前两首诗中，马克思这位主观浪漫主义者正是批评了黑格尔过于主张联系日常实际的倾向。马克思这些诗歌的整个精神里然是在批判黑格尔，这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种普遍的观点。
　　总之，马克思第一次进入大学后；曾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表现出来的观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不再被那种为全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也不再考虑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去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马克思在1837年所作的诗正好相反，表现出一种对孤独天才的崇拜，以及对塑造有别于他人的个性的内在关注。

2．转向黑格尔主义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在1837年11月写给他父亲的信（这是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唯一幸存的一封信）中所详细描述的情况，很容易地了解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第一年中的转变。[18]在这封已经被引证过的信中，他详细地记述了他的思想过程，并从他自己新获得的黑格尔派立场对此进行了批判。诗歌并非马克思唯一关心的事，即便是他在柏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书籍，并感到不得不“用哲学去进行战斗。”这两者在他脑子里是紧密相联地企图创立法哲学的理论。他以一篇形而上学的导言作为阐述这一理论的序言，并且写了390页才罢手。在这篇序言中，他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19]马克思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马克思反对他已经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一体系是“数学的独断论”。这里，马克思在重复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前言中对数学的驳斥。在这篇前言中，黑格尔把数学的真理同历史的真理作了不恰当比较：“数学证明的运动并不属于证明的对象，而是外在于对象的一种运动。”[20]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这个他在当时从中吸取养料并形成自己思想的体系，应该受到这样的批评，它们的体系是抽象的，如同几何学一样，从公理到结论，比较起来，“在生动的尽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他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岛求得自己的统一。”[21]换者，马克思说在自己论文的第二部分概括工有己的法哲学的复杂的纲目。马克思对这种划分不满的主要理由似乎在于他并设有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把概念当作形式和内容的中介环节，因此，他的划分是空洞的，用马克思的话讲，就好象是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他装上了沙子。当他就实体的秘法展开讨论时，他意识到他的计划是错误的：
　　“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22]
　　就这样，马克思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学期；并且以撰写上述诗稿来撰写他的那些哲学问题：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斯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23]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24]，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的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25]
　　可是这种作法；在展杀出诗歌能成为什么样子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象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部化为灰烬：”[26]毫不奇怪，由于这一时期他在几个领域里紧张的脑力工作，并且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最后导致了他在一段时间里身患重病。他的医生劝告他改变一下环境，于是马克思就来到柏林近郊施特拉劳村。在这里，他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坨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成为尘世的中心。”[27]以前，作为康德、费希特的追随者，马克思一直拒绝接受黑格尔的概念的理性主义。那时这位浪漫派主观主义者曾经认为最高的存在是同尘世的现实中分离出来。然而现在，理念似乎开始被看作是现实中内在因素的。“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站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到阳光中来。”[28]
　　为了澄清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开始了写作，——他过去曾这样做过，以后也多次这样做。他写了24张稿纸的对话，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为了达一目的，他学习了自然科学、历史，还研究了谢林的著作。后者对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对话中是十分清楚的，对话将艺术与自然科学重新联在一起，“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29]这个对话是以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主义结尾的：“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人敌人的怀抱。”[30]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同的历程，从康德和费希特，经过谢林再到黑格尔。
　　这种放弃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投入“敌人”怀抱的过程对马克思来说是极为彻底的和非常痛苦的。他描写他的最新决定时说道：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象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守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梅林去，怒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由于……我们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我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空成自己的偶象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31]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完全是靠这样两个因素，首先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其次，马克思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研究团体，“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32]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讨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33]这个俱乐部的人定期在法兰西街上的一家咖啡店碰头，大家一起高谈阔论。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阿道夫·鲁滕堡是一位地理教师，他过去曾因参加“大学生协会”被捕，他定期为汉堡的《德意志电讯》报撰稿。后来，当他与马克思一起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逐渐把鲁滕堡看做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了。俱乐部里的另一个成员是当地学校的一位历史教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此人后来成为一名公认的关于佛教起源问题的研究专家。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表示了对他的钦佩。[34]俱乐部的领袖人物是布鲁诺·鲍威尔，他从1834年起，就在柏林大学里讲授神学，在以后的四年中，他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那时，他曾是正统黑格尔派马黑耐克的信徒，但很快，他就变成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言人。”[35]
　　马克思无疑也受到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听他的课比听其他任何人的课都要准时，甘斯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是自由黑格尔派，在法理学和史学领域阐述黑格尔这位大师的观点。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演者，吸引了很多听众。“前进”是他的格言，他非常赞赏1830年的法国革命；也是英国式君主政体的倡导者，他十分注重社会问题，赞同圣西门主义者的观点，并在1836年出版的著作中展现了圣西门的思想，他写道：
　　“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确确实实地原封未动地存在下来。正如一度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与平民、国王与臣仆的相互对立，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相互对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欺最多的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止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中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如今这些行会点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劳动，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逃脱出来，又受到了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种状况的方法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36]
　　虽然在马克思以后的文章中将反复出现很多这类的思想，但在此时，这些思想对他还没有什么影响。他一直考虑在法律界找个职业：他向他父亲提出，结束柏林的学习后，他要到明斯特省法院工作。他打算先做一名助理法官，最后得到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他还随便提出了一个计划，想去编辑一个美学评论。他说布鲁诺·鲍威尔和鲁滕堡已经得到了“所有黑格尔派著名美学家”的合作。
　　亨利希·马克思在对这封信的回答中没有谈及马克总提出的哲学问题，他的信更多地是重复抱怨他的儿子生活没有规律，对自己的家庭太不关心，以及浪费。此后不久，亨利希·马克思染上了致命的疾病，1838年3月，他去世了。从此，卡尔·马克思同他家庭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淡漠了。
　　总的来看，这封信详尽地反映了马克思向当时流行的哲学的转变。可是它没有任何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没有丝毫表现出马克思未来思想的发展。任何关于马克思的观念在此已经孕育的说法，都是有违于原文意思的，因为此时没有任何可以表明这一点的迹象。

3．马克思的论文


　　（1）导言


　　在马克思给他父亲写过这封信后的一年中，他几乎放弃了大学里所有的正规课程，集中精力自己阅读书籍，并与他那些博士俱乐部里的密友们讨论问题。他继续听的唯一的一门课就是哲学，在他后两年的笔记本里，全都是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斯宾语莎、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著作中做的摘录。与此同时，谋生的需要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更迫切了。他父亲生前希望卡尔为寻找一个能允许他尽快与他那“天使般的姑娘”结婚的职业打下基础。他母亲也谈到这个问题：她抱怨威斯特华伦家轻视她，燕妮在他自己家里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马克思去写他的博士论文，以此来结束他的学业。他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使他得到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职位。[37]
　　这篇论文是在将近1838年年底开始着手的，1841年4月交稿。这篇论文保存了下来，但不完整，它是我们了解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主要来源。这篇论文最初的笔记写于1839年间，共用了7本练习本，马克思将它们冠以《伊壁鸠鲁哲学》这一题目。可内容远远超出了论文的范围，其中论述了诸如伊壁鸠鲁学派同斯多葛学派之间的联系，希腊哲学中的哲人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宗教观点的联系，以及后期黑格尔学派哲学的前景等题目。这篇论文本身的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主要差别》，它包括了马克思对那些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人的批判和这两种哲学差别的目录。另外还有一篇附录，内容是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的批判，以及关于黑格尔和谢林的两篇冗长的笔记。[38]

　　（2）题目的选择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好象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伙伴们的讨论中激发起来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不是黑格尔的直接门徒，所以他对黑格尔学说的知识总是通过，或者说伴随着黑格尔门徒们的评论获得的。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黑格尔是与“黑格尔绝大多数门徒”同时着手进行的。正是通过在博士俱乐部的讨论，马克思才“越来越被当时流行的这种世界哲学所吸引”。青年黑格尔派限随着费希特，正处在再次肯定主观事物具有高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的过程中。他们对后亚里士多德派抱有很深的同情。其理由有两点：首先，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自已在黑格尔“总体哲学”之后所处的境况，与希腊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所处的境况是一样的，其次，他们认为后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包含了很多现代哲学的基本因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深地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观，并且包含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唯理性主义的特性。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认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布鲁诺·鲍威尔，一个刚刚由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转向日益激进观点的人，他认为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是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基石。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哲学家们，在古典世界及其客观的社会联系被破坏后，铺平了通向基督教的道路。然而，按照基督教教义，人是人所创造的那个上帝的对象，这样，这一教义就低于无神论者和古希腊思想家们通过严格地区分哲学与宗教而达到的那种人类意识水平。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也在他那本献给马克思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中，把古希腊思想家、无神论与启古运动联系了起来。他的书赞颂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科本坚持说国王的伟大是来自他结合了伊壁鸠鲁学派的文化、斯多葛派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和古希腊怀疑论者的宽容以及摆脱了教条的束缚。
　　马克思在介绍论文时也用了类似的几行文字，他在序言中写道：“必须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导论，在该著作里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来详细地分析伊壁鸠鲁、斯多葛和怀疑论这三派哲学的相互关系。”[39]马克思说黑格尔已经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这一体系的一般特点：
　　“但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地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伟大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40]
　　在马克思论文的前几段，他详尽地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些作家掌握着希腊哲学和当时哲学舞台的钥匙。这些哲学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马克思继续说道：“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朔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41]简言之，马克思选择了这个题目，就是要通过考察希腊哲学史上类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黑格尔之后的学派的状况。

　　（3）马克思准备写作论文的笔记


　　在这些笔记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马克思对迫随黑格尔世界哲学的哲学风气的论述。哲学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打断了直线运动，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然而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42]
　　这一段和紧接着它的那一段是马克思所写过的东西中最晦涩的一部分，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东西仅仅是个人的笔记，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可能还不能断定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说话是非常隐晦的。一个“关节点”在这里就是一种哲学，它将它以前的全部哲学原则都熔进了一个链索的总结之中。这就在一种哲学的发展中结束了一个阶段，同时在总合以前哲学的稳定发展的同时，迫使未来的思想在一个崭新的方向产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开始了一个“实践运动”。“同世界耍阴谋”。这里，我们发现世界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哲学与它冲突了起来。马克思继续通过描绘黑格尔去世时的哲学状况来阐述哲学与世界之间的对立过程：
　　“虽然哲学被封闭在一个完善的、整体的世界里面，但这个整体的规定收是由哲学的一般发展所制约的；这个发展还决定了哲学在转变与现实的实际关系时所采取的形式。因此，世界的整体性一般地说是内部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点，因为精神的存在是自由的，其丰富达到普遍的程度，心脏的跳动在其内部，也就是在作为整个机体的具体形态之中形成了差别。只有当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所以，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43]
　　简单点说，这一段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的哲学由于它的完整性与普遍性，使自身变得不现实，并与不断分化著的世界形成对立。这样，哲学本身就支离破碎了。
　　“因而这个哲学能动性地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44]
　　马克思继续说道，任何不理解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人，一定会坚决否认一般说来在整体哲学之后人们还能活下去的可能性，对这种人来说，在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伊壁鸠鲁是不可理解的。
　　所需要的是方向的基本改变：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45]
　　马克思接着又说，在这种时期，他们面前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软弱无力地模仿过去，或者进行一场真正的根本性的剧变：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都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象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一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钢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篆刻出来的东西，就象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她还没有白昼的色彩。
　　“然而不幸的根源在于，那时的时代精神，即本身是充实的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得十分理想的精神单子，不可能承认那种不是由精神单子形成的现实。这种不幸的幸运的一面，是作为主观意识的哲学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所采取的主观形式样态。
　　“例如，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派哲学曾是它那个时代的幸运；又如在大家共有的太阳落山后，夜间的飞蛾去寻找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46]
　　马克思在结束这冗长的笔记时再一次指出，在一个完整的哲学之后，采纳新方向要取决于这种哲学的特性：
　　“另一方面，也是对哲学史家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哲学的这个转变过程，它转化为有血有肉的过程，因规定性而异，这种规定性象胎记一样把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和具体的哲学区别开来。……然而在哲学上指出这个方面是重要的，因为根据这一转变的一定形式，可以得出关于哲学成长过程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世界历史性质的相反结论。以前作为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已成了规定性；而曾经是存在于自身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变成了否定。在这里我们仿佛看见哲学的生活道路之最集中的表现和主观的要点，就象根据英雄的死可以判断英雄的一生一样。”[47]
　　马克思这篇笔记中的语言，虽然通篇是很生动的，但却非常晦涩难懂。笔记中弥漫的那种总危机的气氛是当时所有青年黑格尔派共有的。黑格尔自己曾声明：“人们无需费力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正在形成并向新时期过渡的时代。时代精神已经同迄今它生存和幻想的世界决裂了，并且还准备淹没过去的一切；它现在正赋予自己一个新的形式。”[48]马克思在撰写论文期间曾同布鲁诺·鲍威尔保持经常不断的通信联系，鲍威尔在1840年写道：“巨变将是惊人的并且应该是伟大的。我几乎敢于说，它将会比那次预示着基督教来到世界上的剧变更伟大更神奇。”[49]

　　（4）马克思的论文


　　马克思在他论文的序言中，简洁地描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误解，谈及了黑格尔对这一时期论述上的不足。接着，他又论证了自己批评普鲁塔克攻击伊壁鸠鲁无神论的含义，并为哲学的至高无上性大唱颂歌，赞美哲学高于其它一切学科，特别高于神学。为了证实他自己的论点，他引证了休谟的话；
　　“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作等：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50]
　　因此，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对大师把哲学与宗教调和在一起的作法进行了批判。他继续说：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种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种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51]
　　马克思认为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52]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作了详尽发挥的哲学的中心概念。黑格尔本人也把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时期称为自我意识的时期，[53]可是他的激进的信徒们却使这种自我意识脱离了它的严格限定的背景，使它变成一个绝对的原则。对于这些黑格尔的信徒来说，人的自我意识在继续发展并认识到那些它原以为与人的意识相分离的力量，诸如宗教，正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这样，自我意识及其主要武器哲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揭露所有与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力量和观念。[54]
　　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情，也反映在马克思论文的正文里，在那里，马克思以不赞赏的态度把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同伊壁鸠鲁的自由伦理学作了比较。[55]德谟克利特是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公元前五世纪末，他以原子和虚空理论论述并总结了200年来希腊物理学的思辨。伊壁鸠鲁执教于100多年以后的雅典时代，这是以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为标志的后亚历山大时代，他努力为个人的行为提出一些原则。[56]马克思以一个悖论开始了他关于这两位哲学家之间关系的论述：伊壁鸠鲁认为所有的现象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由于他希望保留意志自由，他又否认世界是被永不改变的法则控制着的，这样，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与之相反，德谟克利特对现象的实在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他却认为世界是被必然性所控制的。由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只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他不象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抄袭德谟克利特的哲学，而是把自发性观念引入原子的运动，而且针对德谟克利特的由机械法则统治着的无生气的自然世界，他又提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类可以在其中起作用的自然世界。马克思之所以更喜欢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两条理由：第一，伊壁鸠鲁强调人类精神的绝对自由，这就使人们摆脱了对那些超验的客体的迷信，第二，伊壁鸠鲁强调“自由的个体自我意识”，从而指明了一条超越“整体哲学”体系的出路。
　　伊壁鸠鲁的这种解放作用是马克思最为钦佩的。几年以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57]并在他以后的著作中经常以这样的评语提及伊壁鸠鲁。与对伊壁鸠鲁的这种热情相对应的是论文的一个附录，其中攻击了普卢塔克，特别攻击了他那篇题为《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的论文。[58]马克思将普卢塔克的观点分门引类——列出后，证明了这些观点中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马克思强调指出，对神的信仰乃是出于将人类的美德与它们本来的主体——人分离开来，并使之依附于一种幻觉的主体。同样，灵魂不朽也归结为要求有万古不死的个人。马克思所有这些观点，很明显是受了费尔巴哈最初的著作的鼓舞，费尔巴哈早在1839年就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了。马克思用了很大篇幅去揭露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批判中的谬误，因为他认为普卢塔克是用神学的观点对哲学进行攻击的典型。他在序言中写道：“如果说这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文章，那么这样做，是因为这个论战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代表着一定的方向，并且很恰当地陈述了神学化的理智和哲学的关系”。[59]

　　（5）论文和笔记


　　神学与宗教的对立的思想是马克思在1841年底加进了他的论文的那篇扩充的笔记中的一个主要论题。这里主要直接针对的是谢林，这位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到柏林来“根除黑格尔派龙种”[60]的谢林，在他题为“启示哲学”的讲演中作了这样一种划分：即否定的纯理性哲学和肯定的哲学，后一哲学的真正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上的演化，如它在人类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宗教中的记录。谢林的教程被大肆宣扬，并在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恩格斯、基尔凯戈尔和巴枯宁都去听了谢林的首次讲演。黑格尔派的反应是强烈的，马克思的反应也不小。他在这里的方法是拿谢林当时正在说的东西周他自己以前的著作进行对比。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中经常有一些因素看起来好象是退回到黑格尔之前，特别是回到费希特的关于人的辩证的自我创造思想去：科本公开宣称自己是费希特的信徒，布鲁诺·鲍威尔和赫斯二人则是把费希特的原理掺进了他们的思想中[61]。马克思的笔记是以摘录谢林早期著作的三段话为开头的，这三段与费希特思想非常相近；
　　“‘软弱的智慧不是那个不认识客观的神的智慧，而是那个想要认识神的智慧’总之，可以奉劝谢林先生回想一下他早期的著作。例如，在《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这一著作中，他说道：
　　‘譬如，我们假定为客体的神是我们知识的真实基础，那么，这样一来，既然神是客体，神本身就进入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可能是这整个范围所以赖以建立的最后根据了。’
　　“最后，我们提醒谢林先生注意上述他的那封信的结束语：““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如果早在1795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1841年又该怎样说呢？”[62]
　　接着，马克思继续阐述道，黑格尔颠倒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从而也就推翻了这些证明。传统神学说：“因为偶然的东西有真实的存在，所以神存在。”而黑格尔把这种说法变成：“因为偶然的东西不存在，所以神或绝对者存在。”接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二难推理：第一种可能性是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就好象马克思所概括的本体论的争论一样：“凡是我真实地（实在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真实的表象”。[63]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神灵都具有同等的实在性。康德对本体论的证明有过著名的批驳，他拿一百磅想象中的纸币与一百磅真正的纸币相比较，但这种批驳不能切中要害，事实上，纸币与神的信仰是非常相似的，如果你向一个国家输入纸币，而这个国家不承认这些纸币，那么这些纸币的价值将是纯粹的想象上的。“如果有人把温德人的某个神带给古代希腊人，那他就会发现这个神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一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就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64]
　　第二种可能性是“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65]马克思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真正的证明必须倒过来说：“因为自然安排的不好，所以神才存在。”但这就等于说无理性构成了神的存在。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笔记时，再次引证了谢林早期著作中的两段话，从而将后期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的纯理性主义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
　　“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66]
　　论文附加的第二个重要笔记接过了第一个笔记中探讨过的关于黑格尔总体系之后的哲学前景的论题。在这个笔记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就所谓黑格尔已经同反动派妥协的普遍指责谈了自己的看法。“对黑格尔也是这样，那也只是他的学生们的无知才用适应或类似的东西，简言之，从道德上来解释他的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规定。他们忘记了，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热情地赞同黑格尔的一切片面的说法，这一点可以用他们自己著作里的例子清楚地证明给他们看。”[67]马克思在为黑格尔辩护时提到要区别黑格尔这位哲学家的内在思想和他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外在形式：
　　“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显然缺乏一贯性的毛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一点他是意识不到的，那就是：这种表面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这样一来，凡是表现为良心的进步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这里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良心受到怀疑了，而是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被构成了，后者具有特定的形态和意义。——因而同时也就越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68]
　　隐秘的黑格尔和公开的黑格尔之间的这种差别是青年黑格尔派普遍承认的。[69]布鲁诺·鲍威尔甚至发展到了断言黑格尔的真正要旨是“无神论、共和主义和革命”[70]与此相仿，马克思也希望用黑格尔派的原则来解释黑格尔。
　　这里，马克思再次回到后黑格尔哲学以及被他称之为“从纪律过渡到自由”的问题：
　　“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以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71]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后来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实践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奥古斯特·冯·希茨柯夫斯基提出的，此人是一名波兰伯爵，曾在柏林学习哲学，师从正统黑格尔派米谢莱特。[72]他也曾到过巴黎，并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1838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历史科学引论》的小册子，试图证明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们的创新。因为希茨柯夫斯基是第一个严肃地谈论从思想到实践的转变这一问题的。他的这本书主要论点是：尽管黑格尔只论述了现状与过去，但是哲学现在应谈论未来：很大程度上，就象居维叶通过一颗牙齿可以再现出一只全兽那样，哲学应该力图建造出未来。这种关于未来的哲学应该是面向全社会，从而将成为实践的哲学：
　　“因此，哲学应该听任自己变为基本上应用的哲学；正象艺术性的诗歌被改编成为思想性的散文一样，哲学必须从高高在上的理论降到地上来，成为实践。实用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实践的哲学（此种哲学对生活和社会状况具体影响等同于在具体的活动中使用这两者。）大体上说，这就是哲学未来的命运……。正象思想和反思压倒了优美的艺术那样，行动和社会活动将压倒哲学。”[73]
　　使哲学变成行动的哲学，这种见解鼓舞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很多成员，特别是莫泽斯·赫斯。甚至布鲁诺·鲍威尔也曾将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来使用。鲍威尔在1841年初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
　　“理论现在是最强有力的实践，我们不能事先说在何种程度上它将成为实用的。”[74]
　　马克思在写这篇笔记时，按自己所见到的样子写了一段关于哲学和世界的关系的话。他看到这一问题的两方面。关于客观的一面，即哲学的客观，他说：
　　“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75]
　　这里有趣的是哲学的丧失这一论题，采什科夫斯基已经称黑格尔的体系是“哲学结束的起点”，[76]而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则同他后来关于“无产阶级废除哲学”的思想非常相似。
　　同时，马克思也谈到了问题的主观方面。他说：
　　“这就是被实现的哲学体系同体现着它的进展的它的精神承担者、同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与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因为在对象里作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在这些自我意识里就表现为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77]
　　后黑格尔派的情况是分成了两个对立的流派：第一个流派是自由派，它努力保持哲学的概念和原理；而第二个流派则把哲学的非概念的东西，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流派就是实证哲学。马克思说：
　　“第一个流派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自身的向外转向；第二个流派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的转向自身，同时这第二个流派认为，缺陷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流派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陷，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作的正是对方所要作的事和它自己所不愿作的事。但是第一个流派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派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本身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源，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同它们的意义是互相矛盾的。”[78]
　　这两个流派都属于黑格尔学派，不难看出马克思是赞同自由派的。那些“实证派”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学派的核心。他们似乎同马克思在第一个笔记相应一节中所批评的“虔敬的灵魂”是一路货色，这些人，如米谢莱特和希茨柯夫斯基，只是竭尽全力地去改进哲学。自由派或者叫做批评学派则是受到布鲁诺·鲍威尔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帮人。
　　马克思在结尾部分对他一直在描述的过程作了总结，他说，“因此，那个起初是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哲学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79]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为此作的笔记，典型地反映了他撰文时所处的思想环境。马克思后来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法阐述的许多论题——特别是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废除哲学的观点，在这里都第一次出现了。不过这些观点是以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的人所共同采用的形式出现的。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倾力于他的博士论文，而且他还从事了一些其它项目，这些项目同样也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般趋势，以及博士俱乐部所讨论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绝不只是接受他人的思想，马克思的朋友科本在给他的信中说，在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前，“我没有我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得出什么认识，”[80]他还谈了自己的看法，说鲍威尔的文章《基督教国家》中的很多观点是源于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是青年黑格尔派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引出政治结论的第一篇论文。马克思博士论文序言中所阐述的精神——哲学与宗教的直接对立——更多地包含了这些政治结论。1840年初，马克思打算写一篇《宗教哲学》，并想在波恩开个讲座，抨击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此人曾试图调和宗教与康德的哲学。为了实现这个设想，马克思象完成此时自己的其它计划一样，同布鲁诺·鲍威尔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鲍威尔曾和黑格尔有过私交，他是渐渐地转向黑格尔派左翼的。并且是在1840年才真正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81]到1840年夏天，马克思就此问题写完了一本书，他把手稿寄给布鲁诺·鲍威尔，并附上了一封致出版商的说明信。然而，这本书并没有被出版，布鲁诺·鲍威尔写信给马克思谈了他的那封说明信：“也许你可以用这种言辞写信给你的洗衣妇，可是你不能这样写给一个你想从他那里得到好感的出版商。”[82]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打算写一部题为《费希尔·瓦普兰斯》的滑稽剧，反击K.P.费希尔试图在哲学上证明有神论的《神性的理念》—书。[83]马克思也被逻辑问题所吸引，并希望写一篇关于辩证法的书：他做了大量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并在与鲍威尔的通信中讨论了有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还想写一篇批评当代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文章，以阐明亚里士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是只讲形式的。
　　与此同时，鲍威尔极力劝马克思结束他那种“愚蠢的考试”，到波恩去与他一起工作。1841年4月，马克思向耶拿大学哲学系递交了他的论文，并很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一切事宜均由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夫办理，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也是马克思的一个熟人，可能是他告诉了马克思耶拿大学哲学系的情况。[84]

　　（6）与布鲁诺·鲍威尔的合作


　　马克思的论文一经通过，他就返回特利尔，时间不长，1841年7月，他就到波恩去同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在那里，他朋友的不断加剧的困难，好象危及了他们俩人在大学教学的机会。因为鲍威尔正在写他的著作《对现福音书批判》，这本书否认了耶稣的历史真实性，并把福音书当作福音书作者们的神话虚构，他们俩人从当年3月起就计划创办一个评论刊物，名叫《无神论者档案》，并准备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85]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也是极具战斗性的。卢格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里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蒙太涅，并提出了无神论的口号。上帝、宗教、永生都从它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人被宣布为上帝。”[86]另外。格奥尔格·荣克，一位生意兴隆的科伦律师和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说，“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联合创立神学—哲学评论杂志，那么上帝可要好好地由他所有的天使们围护好。并耽迷于自怜之中，因为这三个人将真的要把他逐出他的天堂。……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现存的一种最不道德的宗教。”[87]然而，这些计划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鲍威尔在11月出了一本书，名为《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最后审判》，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虔诚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这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打算在攻击黑格尔的招牌下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革命者。马克思可能同在写《最后审判》的鲍威尔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一些人认为这本小册子是他俩合著的。总之，他们俩都准备再写一本这个小册子的续集，名为《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为了写这本书，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关于艺术和宗教的书。1841年12月，鲍威尔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可是他没等马克思完稿就不得不发表了他那部分，因为1842年1月，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患了重病，并于同年3月去世了。这些事件好象也妨碍了马克思发表自己的论文的计划。因为他在1841年底写的一篇新的序言中曾说；
　　“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它当初本应包括在一篇综述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里，鉴于我正在从事定会不同性质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目前我不能指望完成这一著作。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88]
　　1月1日马克思回到特利尔，并且在那里一直呆到4月，但在此其间他曾陪伴莫泽斯·赫斯做了一次专门旅行，到波恩去听鲍威尔讲课。马克思仍然想出版他与鲍威尔合作的研究成果。1842年3月，他给卢格写信说：“总之，说到本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89]4月，马克思写道，他的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写一本书了，”[90]可是到了7月，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这个想法。即使马克思是这样的年轻（当时年仅23岁），并且尚未发表任何东西，但他已在同代人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恩格斯转述了他从青年黑格尔派的伙伴那里听来的关于柏林哲学家们的喜剧般的诗：

　　“谁跟在他[91]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
　　他有一颗暴烈的心。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胞，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紧攒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象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藏冲，
　　好——似恶魔缠了身！”[92]

　　在这期间，格奥尔格·荣克谈到马克思时说：“马克思博士虽然是一个革命的魔鬼，但他仍然是我所认识的具有最彻选思维的人中的一个。”[93]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艾尔巴赫描述马克思的：
　　“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彻底的打击！他既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个（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决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94]
　　然而，马克思的才能却无法施展：1842年3月底，布鲁诺·鲍威尔从他的教学职位上被辞退了，马克思便不得不放奔了他在大学供职的全部希望。很快，他开始把精力转到从事新闻写作方面，以此为武器日益直接地参与了政治斗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3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37页。

[4] 根据其它可靠材料证明1836年马克思是离开波恩转入柏林大学，原文这里说“前往波恩”可能是笔误或印刷错误。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9页。

[7] 麦克莱伦写本书时，这些诗还未找到。后来在整理马克思文献时找到了这些诗。马克思于1836年秋，10月中——12月于柏林写的诗教；即“爱之书”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及“歌之书”现均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0卷391—567页。

[8] F.梅林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裴迪南·拉萨尔的文学遗产》，（斯图加特，1902年）第1卷，第26页。

[9] F.梅林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裴迪南·拉萨尔的文学遗产》，（斯图加特，1902年）第1卷，第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9-10页。

[11] H.科恩：《德意志精神》（伦敦，麦克米兰，1965年）第5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68页—669页。

[13] 见M.鲁贝尔“卡尔·马克思的学习笔记（1840-1853）”，《国际社会史评论》（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1页一65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1页一65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集第651页一652页。

[17] 执这种见解的是：W.约翰斯顿刊在《思想史杂志》上的“马克思在1836年—1837年的诗”一文（1867年4月）第261页，K·卡门卡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基础》，《伦敦，鲁特莱奇，1962），第20页。另见S.阿文纳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第8页。

[18] 首次发表于《新时代》，1897年，第56期，第4页，附有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写的前言。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页。

[2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1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一14页。

[23] 在希腊神活中，缪斯是文艺女神，萨帝尔是森林之神，半人半兽。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69—736页。《献给父亲的诗册》。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31] 《马克愿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16页。

[32] 博士俱乐部是1837年在柏林出现的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左翼激进分子代表的小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有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历史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人。马克思也积极地参加了俱乐部的舌动，该俱乐部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页。

[34] 关于科本的情况，特别参见H.希尔什（思想家和战士）（美国法兰克编，欧洲出版社，1955），第10-81页。

[35] 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情况，见G.迈耶“在三月革命前普鲁士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开端”，载《政治杂志》第6期（1913）；E.巴尼科《三月革命前的基督教表现》（耶拿，1827），S.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第二版（密执安，安·阿尔伯，1962）；C.切萨“布鲁诺·鲍威尔与自我意识”，载《意大利哲学评论杂志》第1期（佛罗伦萨，1960）；G.A.万·登·贝尔格·万·耶辛加“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活动”，载《1963年年鉴》（米兰，1964）；H.斯图克《行动的哲学》（斯图加特，恩斯特·克莱特出版社，1963），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36] 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柏林，1936）第99页以下诸页。有关甘斯的情况，见H.莱斯奈《爱德华，甘斯：三月革命前的生活》（图宾根，1965）。

[37] 关于论文的由来，参见梅林《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文学遗产》导言。第1卷，第51页。

[38] 这些内容全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这篇论文曾被重新编入《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包括最初的笔记）中，编辑是G.门德（耶拿，1964），这些论文也完全收入卡尔、马克思的《方法和实践文集》，第一卷。还有一个意大利译本《唯物主义学说的基础》A.萨贝蒂译（佛罗伦萨，1962）。关于马克思的论文，有两部大部头的评论著作，R.桑沃尔德《马克思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巴塞尔，1957），希尔曼：《马克思与黑格尔》。一些有价值的关于哲学方面的讨论文章被收人H.波皮兹《异化了的人》（巴塞尔，1953）；M.弗里德里希《青年马克思都里的哲学与经济学>（柏林，1900）；M.戴尔普拉《马克思的辩证法》（巴里，拉特扎，1965），第23页以下诸页。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是科尔纽《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卷，第179页以下诸页；C.瓦肯海姆《卡尔·马克思论宗教的破产》（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3）第90页以下诸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算160—16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算160—169页。

[41] 《马克思恳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4—195页。

[42] 《马克患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35—13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6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7一138页。

[48]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1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241页。

[50] 《马克思恩格东全集》第40卷，第189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190页。

[52] 同上书，第195页。

[53] 参见《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131页以下诸页。

[54] 关于这一点，特请参见《C.切萨“布鲁诺·鲍威尔与自我意识》；载《意大利哲学评论杂志》（1960）第1期；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48页以下诸页。

[55] 马克思的偏爱好象仅仅取决于这两个人道德哲学的比较，作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更加渊博，更有创建的思想家。

[56] 详见：B.法林顿《伊壁鸠鲁的信仰》（伦敦，1967）或登费尔德和尼科尔逊，第7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IV，122页。

[58] 这篇附录没有保存下来，但可以报据前面的笔记重新整理出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2页。D.鲍姆加尔滕“论被认为遗失了的马克思博士论文附录”，载《现代社会学问题》（波茨坦，埃塞曼，1949）。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页。

[6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致本森，见C.冯·本森《来自他的信件》（莱比锡，1869）第2卷第133页。

[61] 有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起源的论述，强调费希特的贡献，见R.伽罗迪《卡尔·马克思：他的思想发展》（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1967）。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3-284页。

[63] 马克思是按其古典形式，而不是按其黑格尔的形式引用这句话的。他的论述近似漫画，见瓦肯海姆《卡尔·马克思论宗教的破产》第10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7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7页。

[69] 最典型的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最后审判》（莱比锡，1841），重印于K.勒维特《黑格尔左派》（斯图加特，1962）。

[70] 鲍威尔，同上书第42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72] 有一篇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评论，强调希茨柯夫斯基的巨大影响，见R.劳特“斯拉夫思想家对马克思世界观之形成的影响”，载《东方基督教时代》第22卷（罗马，1955）第399页以下诸页。

[73] A.冯·希茨柯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柏林，1838）第142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分，第1卷（下），第250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76] 希茨柯夫斯基：《历史科学引论》第101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9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9-260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60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257页。

[81] 关于这种说法的证据，见森斯《卡尔·马克思，他的无宗教的思想发展》第31页以下诸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上）第224页。

[83] 同上书：第1部分第1卷（下）第237页。

[84] 见门德：《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第6页。关于马克思与鲍威尔通信导致马克思提交论文的详细描述见梅林《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导言第1卷，第57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152页。

[86] A.卢格《书信集和日记》。P.内尔里希编（柏林，1466）第1卷第239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261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6页。

[89] 同上书，第27卷，第423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273页。

[91] 指布鲁诺·鲍威尔。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第268页。

[93] 同上书第262页。

[94] M.赫斯《书信集》。西尔伯奈编（海牙，莫顿，1959）第6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