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童年和青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80）

第二章童年和青年

1．特利尔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这个城镇位于摩塞尔河畔，有一万二千居民，是摩塞尔地区的行政中心。特利尔位于莱茵省南部的农业地区，该省当时刚刚重新加入普鲁士不久。它具有宁静的乡村环境和引人注目的一排排建筑，这些建筑显示出过去的壮丽景象。在罗马人统治时代，这个城市初创时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罗姆，而且曾是帝国北部的首府。有很多那个时代的建筑保存至今，包括著名的尼古拉门一一马克思一家就住在它的后面。据说特利尔城中的教堂比其他和它大小相仿的城市都多。特利尔政教合一的政权曾对梅斯、土尔和凡尔登行使司法权，并在特利尔修建了很多各种类型的修道院、寺院和庙宇；这一封建政权在1794年法国人入侵时被推翻了。特利尔的市民是一些悠闲自在、开朗而宽厚的人们。法国人来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象别处一样，这里也种了一棵自由树，成立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但是当拿破仑战争的军需费用不断增长时，这种热情转为冷漠和敌意。然而普鲁士由于神圣同盟的反动措施，以及无力对付葡萄生产的危机（摩塞尔地区主要依靠葡萄生产），使莱茵省人民起初的友好态度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特利尔几乎没有工业，它的居民主要是公务员。商人和手工匠人，他们的活动与葡萄园紧紧联在一起。
　　这种对普鲁士的敌意在1830年的革命后不断增长，这场革命标志着神圣同盟末日的到来。法国七月革命在莱茵地区也唤起了一股自由主义的和对法国原则同情的波澜。要求莱茵地区自治的小册子开始出现，摩塞尔的葡萄种植者派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参加汉巴赫的游行示威。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像法国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经济限制和特权，赞成立宪政府和出版自由。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敌对活动得到越来越贫穷的摩塞尔葡萄种植者们的支持，因为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而且1828年普鲁士和黑森的关税联盟把情况搞得更糟了，这一联盟实际上对摩塞尔的农民关闭了普鲁士的市场。
　　这种虚弱的经济状况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象在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圣西门的学说在特利尔也赢得了信徒，以致大主教在布道时不得不对他们发出了正式谴责，更为重要的是；傅立叶的思想由略德维希·伽尔在特利尔迅速传播，伽尔被称作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179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在科隆学习法律，并于1816年成为特利尔市政委员会的秘书。1818年他在该市成立了一个“保障所有贫穷德国人的工作、工资、适用住宅及财物协会”。一年以后，他迁居美国，仿照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组织在宾夕法尼亚的哈里斯堡成立了一个团体，但很快就失败了，于是他回到特利尔发表了他的经验。18世纪20年代后期，伽尔继续他的宣传，他明确提出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因为劳动是金钱的奴隶，并且受它的剥削。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只会加重阶级对立。“那些享有财富带来的特权的人们和工人阶级从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有产者的境况越好，无产者的境况恰恰成比例地越来越糟，更加朝不保夕，悲惨不堪。”^[1]
　　在又一次受到傅立时的启发后，伽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国家建立国家工厂，作为向集体化经济过渡的一步。由于不再有剥削；工资会提高，。社会弊病会得到医治。从这个分析出发，伽尔没有比傅立叶提出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只是希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内创造出一个更新的、更公平的劳动组织。
　　这些主张不出所料遭到了当局的反对，1832年，伽尔再次离开特利尔前往巴黎。他在那里会见了傅立叶；又从那儿到匈牙利去试验新的蒸馏法。但是1835年他返回了特利尔，继续发表他的社会改良计划。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在特利尔没有占领多大阵地，但自由主义思想却有了数量可观的追随者。

2．家庭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2]。Marx（马克思）这个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简写形式，Mordechai曾一度改为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82年，是迈耶·哈勒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卡尔·马克思的祖父在自己的岳父死后，成为特利尔的犹太教拉比，并把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大儿子，即马克思的伯父萨缪尔，萨缪尔于1827年逝世。卡尔·马克思的祖父迈耶·哈勒维·马克思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他们最初是来自波西米亚，而他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他父亲约苏亚·海歇尔·里沃去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的拉比，他与当时的犹太领袖人物有通信来往，并且作为一名为真理无畏斗争的勇士而广为人知。据说在犹太社会里如果事先没有和他商议就不会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他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的拉比，后来迁到阿尔萨斯的威斯特豪芬，在那里担任了20年的犹太律法学家。阿伦·舆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是波兰累姆堡（德语为里沃夫）人，他的祖先中有迈尔·卡岑耐伦博根，他是16世纪巴杜亚的犹太法典高等学校的校长，还有亚伯拉罕·哈勒维·明茨是巴杜亚的拉比，他的父亲在15世纪中叶因遭到迫害而离开德国。
　　对卡尔·马克思母亲祖先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没有这么多，但她的祖先中的拉比似乎一点不少于他的丈夫。她是荷兰人，是奈梅根的拉比艾萨克·普雷斯伯格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说，在她祖母的家里“子孙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拉比”。^[3]爱琳娜在一封给荷兰社会主义者白拉克的信中写道：“真奇怪，我父亲是半个荷兰人这件事几乎不为人所知……我的祖母家的人姓普雷斯伯格，而且她的血统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庭。这个家庭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驱赶到荷兰，。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并正如我说过的，普雷斯伯格这个姓有了名气，这个姓是他们迁来以前居住的镇子的名字。”^[4]
　　无视这一重大传统对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将是非常错误的。那种坚持认为。“他的犹太出身对他的一生无论哪一阶段都不可能有任何影响”的说法^[5]，暴露出对马克思的前辈的遗传和环境影响的很容易出现的那种忽视。甚至马克思家族的开明气氛和他父亲与犹太教很不紧密的关系这一点也不应隐瞒。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意识并不是容易抛弃的东西。马克思的两位亲密的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的原因改信基督教，另一个公开声明是无神论者，但他们都毕生保持了他们的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尽管仅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也经常以一种明显挑衅的自豪态度在伦敦东区举行的工人集会上宣布：“我是一个犹太女儿”。^[6]犹太人在莱茵地区的地位，据认为是提高了这种自我意识，但犹太人在这里经常被当作农民能来越穷的替罪羊。虽然在拿破仑法典调定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以及它的“基督教国家”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含有反犹太主义的色彩，它们的理由有二：犹太人具有异己的信仰和外国——以色列的公民资格。

3．马克思的双亲

　　亨利希·马克思对他儿子的成长肯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犹太家庭中巨大的家长制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卡尔·马克思对他父亲高度的尊敬。在亨利希·马克思身上，犹太人世袭的特性已显得非常世俗化了，非常少了。他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认为他从他的家人身上没有得到过任何东西，他经常向他的儿子提到他怎样历经艰难，最后获得特利尔市上诉高等法院的律师职位。他赞同启蒙思想，据他的孙女爱琳娜说，他是一个“真正的I8世纪的法国人。他可以背诵他的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7]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仰是一种肤浅的，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后来的内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形容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莱辛的新教徒”。^[8]他的人生观正是他给他儿子的忠告中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9]
　　然而，亨利希：马克思并不是完全抛弃了他的犹太身份。有人认为，出于坚定的信仰，他坚持使自己受了新教洗礼；作为他自然神论信仰的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事在他那时候的德国新教中是非常普遍的。^[10]但是，不少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被迫在他的宗教信仰与他的职业之间做出选择的。^[11]直到1815年莱茵地区对犹太人所使用的主要法律是1808年的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制订的法令，这些法令给犹太人完全的平等。拿破仑法典的内容只涉及经济，并没直接影响亨利希·马克思：实行一种经商需领取执照的制度，在从事抵押之前需要特别批准。问题是1815年莱茵地区重新并入普鲁士王国时，对犹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被并吞的时候，亨利希·马克思给冯·萨克总督写过一个备忘录，标题是《对于1808年3月17日拿破仑法令的几点意见》^[12]，在这封信里，他非常有礼貌地询问，专适用于犹太人的法律是否将被废除。在这里他提到了他的“教友”，并充分表明自己与犹太社会有关联。总督似乎没有回信。
　　总之，犹太人在两方面情况都是最糟的：1818年颁布的一个法令提到拿破仑法典无限期地有效；两年以前普鲁士政府曾决定，莱茵地区也应该服从自1812年开始在普鲁士实行的法律，这些法律尽管允许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又规定他们在国家机构中任职必须得到用王的作为特殊例外的许可。省最高法院主席冯·塞斯1816年4月在莱茵地区做了一次巡行，并访问了亨利希·马克思。他对亨利希的印象是“知识渊博，非常勤奋，表达清晰，绝对正直”。结果他建议让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个犹太官员保留他们的职位。但是普鲁士的司法大臣柯切森不同意这些例外，于是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宗教信仰，以避免象冯·塞斯指出的那样“砸了饭碗”。他在1817年8月前受了洗礼^[13]，并把原名海歇尔改为亨利希。
　　对伏尔泰非常钦佩的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的自由派运动保持着联系，这一点不足为怪，虽然这种关系由于他还常常要依附于普鲁士及其政府而显得很矛盾。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在法国占领期间成立的文学团体，以它的聚会地点命名；卡西诺是特利尔的一幢内有市图书馆和音乐厅的大楼。在法国七月革命以后，自由派运动壮大起来，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宴会，向在莱茵地区议会中来自特利尔自由派的代表表示祝贺。这一宴会在普鲁士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德国南部举行的一系列主要宴会之一，它们是为竞选更多的代表议席活动的一部分。亨利希·马克思是这次特利尔宴会的组织者之一，并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语调温和恭顺。他最接近自由派人士们要求的，就是他深切地感谢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宽厚仁慈地使我们建立了第一批民众代议机构”。^[14]在讲话结束时他说：“让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幸福的未来，因为有一位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君主决定着这个未来。他高贵的心灵将永远都会接受他的人民公平合理的愿望的，”^[15]宴会中唱了几首革命歌曲，警察在向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亨利希·马克思也跟着唱了。这个宴会引起了政府的震怒，而两星期后一次更激进的行动，即在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日时，人们唱起《马赛曲》，挂起三色旗，则使政府更为气恼。普鲁士政府严厉申斥了省主管官员，并派警察监视卡西诺俱乐部的活动。这次活动亨利希·马克思没有参加，他不亲法国，而且憎恨拿破仑和他所说的拿破仑“疯狂的思想方法。”^[16]他对普鲁士的深情赞誉明显地表现在他给冯·萨克的信中，也表现在他关于“科伦事件”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残存部分中。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一个专制君王有权违反自然法则以便保卫国家^[17]。当他获悉他的儿子卡尔·马克思正在写诗时，他甚至鼓励他试作一首颂歌，它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所起的重大作用。”这首诗应当是“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18]
　　有关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的情况，相对来说知之甚少；目前残存的少量信件，使用的是一种很不合语法的德语，并且根本没有标点符号，她给她荷兰亲戚的信也是用德文写的，这一事实表明，在她父母的家中，她可能讲的是意第绪语。由于与她自己的家庭联系密切，她总觉得自己在特利尔象是个陌生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材料把她描述为一位朴实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操劳的妇女，她有些过度忧虑，并接受了不少悲伤而枯燥的说教。她的亲人和家庭几乎就是她的全部生活范围。她在马克思一家人中是最后一个受洗礼的，在家里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所有的孩子都一起受了洗礼，很多朋友应邀出席了仪式。这次洗礼是1824年8月在亨利希·马克思受洗礼之后大约大七年，正是大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时举行的。在孩子们的洗礼仪式上，母亲的宗教信仰登记的是犹太教，而附注中记录着她同意孩子们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只是由于她的双亲的缘故希望暂缓她自己的洗礼。她的父亲于1825年去世，她在这一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她的推迟受洗以及她对犹太教的传统的依恋，对于青少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一定有影响。他从他母亲那儿肯定学到很多有关他的祖先和他们的宗教的知识；尽管（勉强地）改变了宗教信仰，但不少犹太人的习惯和态度必定还残存在马克思一家人身上。
　　关于卡尔·马克思对他母亲的态度，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母亲，说她是“一位天使一般的母亲”。她一直活到1863年，但是常感到因经济纠纷引起的苦恼。马克思与他母亲的荷兰亲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相反，马克思和他父亲（死于1838年）的关系非常亲密。马克思在父亲55岁生日时送给他一册自己写的诗集“作为对永恒之爱的一种微弱的表示”，他写给他父亲的信唯一留下来的一封中充满了爱的言词。据爱琳娜·马克思说，卡尔·马克思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他父亲的照片。“这个面孔对我来说似乎异常地美。他的眼睛和前额和他儿子的一样，可他脸的下半部、嘴和下颌部分显得更俊俏。整个看来显然是犹太人的面貌，虽然是英俊的犹太人。”^[19]
　　马克思家有九个孩子，马克思是长子，大弟弟莫里茨-—戴维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四个很小就都死于肺结核。亨利希·马克思的收入是很可观的，就在卡尔·马克思出世的那年，全家搬进了这个城市上流住宅区西蒙大街一所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尼古拉门的右边。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马克思的姑姑常跟她说，马克思小时候对他的妹妹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暴君，他象对马一样驱赶她们，在特利尔的圣·马克山跑上跑下，更糟的是，他强迫她们吃他用自己的脏手拿更脏的面做的“糕饼”，然而她们都不反抗这种待遇，因为“卡尔做为回报，会讲非常好听的故事”。^[20]

4．中学时期

　　1830—1835年五年中；卡尔·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上学^[21]。这个学校过去是一所耶稣教会学校，那时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由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莱门特·温斯拉斯介绍到这个学校。他采用了他有名的前辈费布罗尼乌斯的原则，并试图从康德的观点出发使宗教信仰同理性一致起来。为了同教士的无知作斗争，他把学校变成了一个小神学院。在法国占领时，该校的水平大大降低，但在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以后，它被改组，拥有了几位很有天才的教师^[22]。在学校中，影响最大的是校长雨果·维登巴赫，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教师，并且是马克思一家的朋友。耿德对他的印像很好，说他是“一个精通康德哲学的专家”，^[23]他参与了卡西诺俱乐部的建立。在汉巴赫示威以后，维登巴赫受到警察的监视，学校遭到了搜查，在学生的东西中找到了汉巴赫演说稿的抄本和反政府的讽刺作品。1834年，当卡尔·马克思在该校上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卡西诺俱乐部事件，数学教师和希伯来语教师分别被指控为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和唱革命歌曲。维登巴赫本人受到了解职的威胁，但最后只任命了一个反革命的副校长洛尔斯来抵制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从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中的抱怨里估计：出来：卡尔和另一个学生在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假装忘了向洛尔：斯告别，使他们显得很引人注目。^[24]
　　在卡尔·马克思当时的同学中，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出身于中下层家庭——是农民和工匠们的儿子。据说卡尔的同学们都怕他“因为他毫不费劲地写出讽刺诗和抨击文案反击他的敌人”，^[25]很久以后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轻蔑地提到：“这些家伙的特点是脑子笨，年纪大，就象过去在我们家乡的特科尔中学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26]马克思在他的同学中没有建立持久的友谊，虽然他们当中有他朱来的内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说，埃御加尔是“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偶像”。后来证明他是一个性格不坚定的人，具有模糊的共产主义思想，他曾两次移居得克萨斯：即使这样，马克思还是很爱他的。
　　学校里学生们的成绩不好，半数的人没有通过毕业考试。卡尔·马克思的平均成绩还算不错，他在班上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在学生们高校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学校很重视语言教学，马克思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作文学得很好，他的宗教成绩也令人满意，他的法文和数学较差，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成绩最差。^[27]保留在马克思手中的他最早的三篇文章是他为了中学毕业考试所写的论文。其中关于奥古斯都大帝的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无足轻重。然而有关宗教的一篇和另一篇德文作文都很有特色。这两篇文章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对完美个性的热情颂扬，这种完美个性的形成要靠摒弃个人权势和名声，无私地献身于为全人类谍利益的工作。论宗教问题的作文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28]马克思在文章一开头就说：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使我们看到，从古至今人性一直在试图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准，“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29]但是罪恶的欲望干扰人的自然本能，而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能克服这种欲望。并达到“一种情乐，…是一个伊整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您要我割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重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0]这篇文章不仪不仅写得相当动人，非常甜美虔诚，而且结构基本合趣，解释丁盖督教的产生对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发展是多么必要。马克思对上帝抱有一种非常疏远的和没有什么色彩的自然神论的观念，这与他父亲的观点相似，是在学校负责讲授宗教课的约源夫·库珀牧师的观点。”库珀还负责特利尔不大的新教教区，他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道德问题特别感兴趣，而且他也受到康德的巨大影响，他接近宗教是由于他认为这是把人教育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最好方法。库珀把他教学的基点置于耶稣这个人和《圣经》的内容上，避免了门户之见，这是由于受到理性主义基本原理强烈影响的缘故。^[31]马克思的文章的格调在很多方面像他的老师，并受到老师的赞扬，虽然老师也很有理由地这样评论：“所谈到的与基督一致的实质并未加以论述，而对这种一致的理由也只论证了一个方面。”^[32]
　　那篇德文作文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它显得更富有独创性。^[33]马克思的论点是：虽然人对事业并不能任意地选择，然而正是这种自由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一个人不应该让野心和转瞬即逝的热情左右：重要的是要抓住为人类服务的机会，避免沉溺于抽象的真理。他在文章的结尾，热情奔放地表示坚信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的幸福而牺牲。
　　就主题和结构而言，这篇文章与马克思的同学们的文章都非常相似。它的思想基础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这种理想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相互依存的。^[34]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根本不存在一个超验的上帝的迹象；上帝这个词与自然和创造是可以互换的；而其历史进程是内在固有的。马克思在他的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超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3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个为内心深处“轻声而整定”的声音所启示的目标。这一目标容易被野心和渴望荣誉引入歧途，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弄清你到底适于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过各种因素，那么就应该热切地从事所选择的事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形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36]这句话曾被当做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萌芽而受到推崇。^[37]卢因——多斯赫甚至就这句话说：“这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觉醒在这短短的句子之中，第一次睁开了眼睛。它是一个火花，它的光芒一年一年增长；直到最终发出了耀眼的光辉。”^[38]然而，人的活动一直受到先前形成的环境限制这一思想至少象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一样古老。假如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已经存在于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这倒是很惊人的。认为马克思在他早年的文章中一直在提出他后来得出了答案的问题，这样看是错误的这里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以后也要避免。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发展是一个趋于一个确定目标的过程，这是一种误解，这是从后来归向的目标来观察各个阶段，从而误解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马克思“尚未”达到这一目标，而仅仅是显示出一些“先兆”。无论如何，马克思这篇文章随后的一段话中提到了身体或精神的限制，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仅仅是：一个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马克思继续说，一个经过选择的事业使人能够获得最有尊严的职业，这是“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39]
　　这种关于完美境地的观念是主要决定职业选择的东西，永远都要牢记：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40]

　　评论家们在这里也试图发现马克思后来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这一思想的征兆。^[41]这又是想在马克思南文章中找出比它本身所具有的更多的内容。马克思所说的是，在从事研究抽象思维的职业时应该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42]首要的问题是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只言片语来装点门面。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在对立中思考的习惯，他研究对立面直到其最终的结果，同时又试图把对立面做为一个整体中不尚的侧面来理解。
　　这篇文章以一段华丽的言辞结尾，显示出一种纯真的、青年人的理想主义：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3]

　　这篇文章是由维登巴赫批阅的，他认为“相当好”，并且称赞马克思思想丰富并组织得很好，但他颇有道理地批评马克思“过份追求不常见的、富有想象力的表现欲望。”^[44]这种爱好过多的想象和喜爱诗的倾向-马克思在后来几年中表现出来的——很大部分是受了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男爵是马克思全家的朋友，是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岳父。他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他1770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在4年战争中一直担任布伦瑞克公爵的总参谋长，并且对普鲁士和英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英国乔治三世授予他爵位。他和一位苏格兰贵族妇女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她是英军总司令的侄女，阿盖尔公爵的后代。因此他的儿子路易斯·冯·威斯特华伦的出身与大多数普鲁士官员很不同。他欢迎拿破仑在他的家乡布伦瑞克实行改革，1816年他被普鲁士首相哈登堡派往特利尔作为有关司法事务的政府顾问。在这里他接触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家是1819年买下冯·威斯特华伦隔壁的房子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第一次婚姻有4个孩子，老大费迪南在职位上升迁迅速，在1850年至1855年的曼托伊费尔反动内阁中任普鲁士内务大臣。在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3个孩子中，燕妮是索非娅·马克思的好朋友，她于1838年夏与卡尔订婚；埃德加尔高中时和卡尔在同一个班里。^[45]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的英语和他的德语一样好，并能毫不困难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还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诗歌。爱琳娜·马克思写道：“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使卡尔·马克思对浪漫派充满了热情，亨利希和卡尔一起读伏尔泰和拉辛的著作，而男爵则给卡尔读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成为马克思一生中最喜爱的作家”。^[46]男爵为青年马克思牺牲了很多时间，俩人在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散步时交谈学问。男爵做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喜欢进步的政治思想，并使马克思对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产生了兴趣。马克思始终对男爵的友谊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激之情，1841年他以最热情洋溢的方式把他的博士论文献给了男爵：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象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具理所固有的热情味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味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热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47]

^[1] L.伽尔《关于费希特对最著名蒸馏器的评述的研究》（特利尔，1845年）第73页。关于特利尔当时环境的详尽研究，见H.蒙兹《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发展基础》（特利尔，1973年）。

^[2] 关于马克思谱系的详细研究，见B.瓦赫施泰因的“马克思的家系”。载于《大卫·西蒙森斯教授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23年）237页：E.卢因——道尔什的“卡尔：马克思的家庭和谱系”，载于《钟声》第9卷（柏林，1924年）309页、340页及以下诸页；H.霍罗威茨的“里沃夫家族”，载于《犹太人的历史和科学月刊》72期（法兰克福，1928）487页。

^[3] W.李卜克内西《回忆卡尔·马克思》（约伦堡，1896年）第92页。

^[4] 1893年10月31日爱琳娜·马克思致亨利·白拉克的信，引自W.布隆伯格“关于马克思生平的一份不为人知的资本”，载于《社会主义国际评论》第一期（1956年）。

^[5] H.P.亚当斯《从早期著作看卡尔·马克思》（伦敦，弗兰克·卡斯，1965年）。第二版，11页。

^[6] 参见E.伯恩斯坦的《新时代》。16卷，（1898年），122页，

^[7] 爱琳娜·马克思，出处同上（1898年版）5页。

^[8] 引自O.迈恩岑——希尔芬和B.尼古拉耶夫斯基《卡尔·马克思》第二版（美因——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63年）第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32页。

^[10] 请见F.梅林《马克思传》（伦敦，艾伦和昂温，1936年）第8页；W.森斯《卡尔·马克思，他的无宗教的思想发展》（哈雷，1935年）第12页。

^[11] 见A.科伯“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1808年的拿破仑反犹太人非常法”，载于《科伦历史协会年鉴》第14卷，111页以下诸页。

^[12] 重印于上书，第120页以下诸页。

^[13] 在他的孩子们1824年洗礼登记时，亨利希·马克思说到过以前给他施洗礼的牧师只是一个“区传教士”，因此他的洗礼必须赶在特利尔新教教区1817年8月7日成立以前举行。

^[14] 引自迈恩岑——希尔芬和尼古拉那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第10页。

^[15] 引自迈恩岑——希尔芬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第10页。

^[16]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卷，下卷，第205页。

^[17] 同上，再版本，281页以下诸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60—461页。

^[19] 爱琳娜·马克思，见《新时代》（1883年5月）第441页。

^[20] 爱琳娜·马克思《回忆卡尔·马克思》（苏黎世，1934年），第223页。

^[21] 有关详情请见科尔纽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卷，第61页以下诸页。

^[22] 参阅C.格伦伯格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第239—240页。

^[23] J.歌德《1782年10月25日法国的战役》。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卷，下卷，186页。

^[25] 爱琳娜·马克思。见D.梁赞诺夫《思想家马克思》（莫斯科，1927年）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76页。

^[27] C.格伦伯格“高中毕业生马克思”，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卷（1925年）424页。

^[28] 首次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一卷（下）171页；重刊于《卡尔·马克思，关于方法和实践的文章》，G.希尔曼编（汉堡，罗沃尔特，1966年）第11页以下诸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18—819页。

^[30] 同上，822—823页。

^[31] 有关库珀的更多的记述，见森斯《卡尔·马克思：他的无宗教的思想发展》13—1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卷（下），171页。

^[33] 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慰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卷（下），16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页。

^[34] 对马克思的文章与卢梭的《爱弥儿》之间所做的令人惊奇的比较，请看G.希尔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书的详细评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66年）33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页。

^[36] 同上书，5页。

^[37] 例见梅林《马克思传》，5页，科尔纽《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卷，64页。

^[38] E.卢因·多斯赫“青年马克思”，载于《钟声》第11期（柏林，1924年），1502页。

^[39] 《马克思恩裕斯全集》。第40卷，6页。

^[40] 同上。

^[41] 参网科尔组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重德里希·恩将斯》第一卷，65页。G。门德的《十尔·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发展》第三版（柏林，1980年），2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页。

^[43] 《马克思跟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卷（下）167页。

^[45] 关于这个家庭的情况，请见F.梅林的“威斯特华伦一家”，《新时代）第十卷（1891—1892），481页以下诸页。

^[46] 爱琳娜·马克思，引自“卡尔·马克思”《新时代》（1883年5月），第441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