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唯理论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都理解为所谓理性的宗教。这种唯理论的观点也就是法令的观点，可是法令太不彻底，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宗教，但它的观点却是反宗教的。这种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具体内容和一定形式分割开来的做法，正是和宗教的一般原则抵触的，因为每一种宗教都认为，它同其他一切（特殊的和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正是由于它有这种确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7]

　　“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对个别事物、而且仅仅对个别事物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的只是对整个基督教的攻击，那就是说，只有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地，对宗教的一般原则的收击，对宗教本质的收击，以及对个别事物（如果它是本质的表现）的攻击，都是绝对的。攻击宗教只能来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9]

　　“什么叫做把宗教信条狂热地转移到政治中去呢？这就是说，要宣布宗教信条的独特内容是国家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要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旧的法令有权反对这种概念混乱，因为它允许批评个别的宗教，允许批评宗教的一定内容。但旧法令根据的是你们自己所蔑视的、平凡而肤浅的唯理论。而你们这些甚至把国家的个别细小方面都建立在信仰和基督教上的人，你们这些基督教国家的捍卫者，又怎能使书报检查去防止这种概念混乱呢？”^[10]

　　“或者你们就根本禁止把宗教拖入政治中去（但你们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你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宗教也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肯定）；或者你们就允许把宗教狂热地转移到政治中去。让宗教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政治吧，可是你们又不愿意这样做。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政权，但是世俗的政权可不要受宗教支配。你们既然把宗教拖入政治中去，那么世俗的政权要规定宗教在政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种种企图，就是被其明显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强制行为。谁由于宗教的冲动而想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谁就得让它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决定权。也许你们把宗教理解为对你们自己的专横和对政府的英明的崇拜吧？”^[12]

　　“道德只承认自己普遍的和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和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4]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发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方式。可是，在某一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的理性和道德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和人民根本对正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中，执政党的龌龊的良心却捏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方式，其实这种思想方式只是政府官员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则的法律是以无原则和对国家的不道德而粗鲁的看法为基础的。”^[16]

　　“当我们承认胡果先生是18世纪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本人的精神行事的，这位先生自称为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做康德哲学的爱子。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宣言中的这一论点开始谈起。
　　“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种确实的事物。胡采像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同时又像霍夫曼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因而，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地，他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证据来，全图证明下面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他把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都算做这种制度。在胡果看来，这些制度甚至是和理性矛盾的，它们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

　　“辩论人究竟斥责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出版物的缺陷；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年在备自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应当丧失满脑袋布是动物学概念的瑞士人（像辩论人自己说过的）所具有的东西吗？”^[32]

　　“这要老爷们想给自由吹嘘一番，说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赋予的超自然礼物。既然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33]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来数。然而，他们这种宏教具有凌进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34]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46]

　　“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世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敏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的；然而就是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火焰的求救哀嚎就暴露了这一点。”^[48]

　　“因为公众（包括哲学的敌人在内）只要动一动自己的观念的触须便能够触动哲学的观念领域，而在公众的眼里；和物质需要的体系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唯一的思想领域，就是宗教思想领域。最后，宗教不是反对哲学的一定体系，而是根本反对一切体系的哲学，”^[49]

　　“哲学谈论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觉，哲学则求助于理性；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你们许诺人们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学在安慰。”^[50]

　　“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符合于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的概念，那时，国家只要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不必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时，国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中产生出来（这是哲学的工作）就可以了。或者是理性自由的国家不能从基督教中产出来，那时，你们自己就应该承认，这种做法不是基督教的目的；基督教不希望坏的国家，但是，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52]

　　“以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 sat（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53]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59]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连用于报纸，毋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的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迷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为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象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60]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62]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么，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63]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毒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每写得及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表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78]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79]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励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81]

　　“在真正的国家中是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作为这一类粗陋的物质成分同国家协议的；在这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线索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没有自由的对象，而且自由的人。”^[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