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有人认为，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体正在形成，这样说还是有一定理由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逐步扫除任何妨碍国与国之间资本、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自由流动的障碍，为跨国公司开启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既然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人口的就业情况愈发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些公司掌控，似乎人类终于能够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后的训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实际上真的有迹象表明拥有着共同意识的全球无产阶级正在兴起吗？
　　本文的出发点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股动态力量，在商品化和积累相互关联的过程推动下不断前进。一方面，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地追求能够攫取剩余价值的新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寻求新的市场来满足它贪婪的扩张。新商品的起源，是传统上用无偿劳动来进行送礼或交换的活动被拉进了现金经济，或者是现存商品的深入延伸。因此，人类的活动和需求就站在了这个过程的两端：生产和消费。全球彻底工业化是必然的趋势，全人类在一方面为商品生产或流通做贡献，一定程度上参与资本积累过程，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愈发依赖对这些商品的购买。
　　商品化的过程导致了社会劳动分工不断产生巨变。维持温饱的农业体系渐渐演变成与市场紧密相连的不同农业形态，农民需要购买种子、工具、肥料并贩卖自己的产品，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失去土地的农村劳工或种植园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农村经济的变革迫使农民将孩子送到城市当工厂工人。工厂的自动化加剧了劳动分工的复杂性，在典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创造出各种新的群体，如工头、熟练制图工、采购经理等。这些群体在下一波技术革新来临时又将受到威胁或被重组。以上这些历史进程就不细说了。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些群体的兴衰起伏不仅影响到劳动力的构成（即生产的组织），也影响着市场的结构（即消费的组织），因为以上每一个群体不但购买商品，也贩卖劳动。
　　当我们开始讨论当前这一波技术革新（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广泛使用）时，上一段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与自动化的历史不同，这些既是生产的技术，也是消费的技术。因此，对这些技术的拥有或缺乏很可能会引起社会严重断层。“数字鸿沟”（digital gap）这个今天广为流行的词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断层。
　　在详细分析这些新的人群之前，有必要从头开始，为我们所谈的东西下一个定义。这可就难了。
　　在构思本文期间，我在一篇新闻通讯中写道：

　　近期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題，即如何为那些与远程信息处理（telematics）有关的工作命名。即使是传统使用的名字也不是很合适。“白领”（white collar）给人的感觉是一群特殊的男性办公室工人，这也许在20世纪50年代就失去了典型的意义（也可能从来都没当过典型），“非体力”（non-manual）则忽略了整天敲击键盘的事实。“办公室工作”（office work）意味着要在一个固定地点工作，而近年来发展趋势的核心就是工作在哪里都能做。大多数新造的词汇还不如老词。“远程上班族”（telecommuter）只能形容那些用一个地点（家）替代了另一个地点（市中心的办公室）的人。“远程工作者”（teleworker）在使用中也仅指那些已经迁移的工人，不能形容那些工作可能会被去本地化的工人。有些评论人士提出了“数字分析员”（digital analyst）、“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等名字，但这些词听起来既拿腔拿调，又似乎只形容那些拥有高端技能的工人群体。另一方面，“信息处理员”（information processor）给人的感觉是又到了另一个极端，适用于数据录入那样的枯燥工作。我注意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工作新方式”（New Ways to Work）小组最近开始使用“电子工作”（e-work）和“电子工人”（e-worker）。这倒是和英国新工党的政策相吻合，新工党政府最近就“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政策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指派一名“电子部长”（e-minister）负责管理“电子业务”（e-business），另指认一名“电子特使”（e-envoy）负责监督政策实施，推动“电子包容”（e-inclusion）。^[1]

　　通讯发出后，我收到了来自多伦多的学者爱丽丝·德·沃尔夫（Alice de Wolff）—封很有意思的回复：

　　很高兴读到您关于该怎样称呼“它”的文章。我们也就如何“准确”命名进行过多次类似的讨论。我们的经验表明，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描述；第二，如何能让相关工人深以为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一个将两者完美结合的词汇。当我们使用“办公室工人”（office worker）、“行政专业人员”（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我不喜欢这个词）或“行政助理”（administrative assistant）之外的词时，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觉得不是在形容自己。我最喜欢“信息工人”（information worker），因为我觉得这个词能对这种工作性质做出很好描述，并暗示工人在“信息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和办公室工人谈话时，我就用这个词和“第一线信息工人”（front-line information worker），在当时的语境下还是很合适的。但如果我们想把这个词用于正式文件和活动的标题时，绝大多数工人都觉得和他们无关。^[2]

　　这段话生动体现了任何阶级讨论内在的矛盾冲突：阶级作为一个分析词汇（客观的阶级地位）和阶级作为个人身份的一方面（主观的阶级地位）之间会产生矛盾。扩大一步说，这反映出结构（structure）和动力（agency）在作为了解社会经济变革动态的概念框架时彼此产生的矛盾。我在这里不是暗示“工人阶级”或“贫农”等其他阶级划分问题的矛盾冲突可以很容易化解，但本文语境中（既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就暂且称之为“办公室工作”）的紧迫难题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中一个特殊的空白之处。
　　除几个很明显的特例外，有关本话题的文献总是让人深深感到，社会主义者从整体上来讲根本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而当他们被迫谈论时，又不知如何划分办公室工人：克伦普顿（Crompton）将他们放入“白领无产阶级”，而加利（Gallie）则将他们称为“新工人阶级”；列宁（Lenin）和普兰査斯（poulantzas）将他们视为小资产阶级分子，利益与小雇主相关，站在了体力工人利益的对立面；赖特（Wright）则认为他们占据了“阶级关系内部矛盾的位置”。^[3]马克思的理论对以上每个观点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支持。在他看来，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自主工人和小雇主）必然经历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会伴随着文书工人［他将这些人称为“商业工资工人”（commercial wage worker）］就业数量同样不可避免的增长。然而，他拒绝将后者视为无产阶级，指出“商业工人不会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因为“该劳动的增加永远是结果，从来也不是产生更多剩余价值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与工业车间相比，办公室永远无限渺小。”^[4]
　　在这里就不详细综述有关阶级的争论了。不过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办公室工人的定位模糊现象一直或多或少存在于阶级划分讨论中，不管是与职业有关［马歇尔（Marshall）等人指出，职业与技术生产关系所划分的类别相关］，与社会生产关系有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非所有权），与劳动的社会分工有关，与比较收入有关，与社会等级或其他文化构建的等级制度有关［韦伯（Weber）的“地位群体”（status-group）］还是与实证构建的阶层划分有关（大多数官方数据划分中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概念核心）。^[5]
　　19世纪时，有充分实证证据表明“文员”（clerk）这个词指的是男性。1851年的英国人口普査显示，该职务的人99%以上都是男性。虽然自19世纪70年代起女性进入文员大军的速度加快，大多数办公室工人阶级划分理论在前提上仍然认为他们是男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更正。战后有关办公室工人研究的两部经典作品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白领》（White Collar）和洛克伍德（Lockwood）的《黑衣工人》（The Black-Coated Worker）从题目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性别的偏向，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作者对构建概念一致的办公室工作定义已经灰心丧气，承认失败。^[6]读者仿佛能听到作者内心的声音：如果真没办法以独特的方式来描绘办公室工人与其他工人的不同，那起码他们在衣着上总是一样的吧。
　　虽然我同情他们在命名上遭遇的困难，但他们实在是太盲目了。当作者写书时，当时的女性［无疑身着艳丽的新浪潮（New Look）女式衬衫或色彩斑斓的套装毛衣］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办公室工作，到1961年人口普査时，女性在英国和美国均约占全部文书工人的三分之二，到1971年人口普査时上升到四分之三。赖特·米尔斯的确在他378页的大部头著作中抽出6页来讨论“白领姑娘”，但主要描绘的是她的爱情生活。^[7]他在做出悲观的总结（本质上是阐述了列宁的理论）时，也根本没有提到性别问题。他认为白领工人永远不会形成具有特色的政治动力（political agency）形态，即使真的形成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攀升也不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理性。因为白领人比起理性更倾向于相信幻象，比起对自由的渴望更倾向于接受现代焦虑造成的痛苦。”^[8]
　　这些作者在著作中也隐约地承认，不能将办公室工人视为单一的同质实体。但他们又不愿意在广义范畴下详细讨论不同之处，因此有时候这样做好像显得他们是故意对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种疏忽代表了社会经济学分析特别是社会主义话语中对办公室工作的普遍忽视，将“女性问题”这个亟待解决的话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而“女性问题”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屋顶不停盘旋着。
　　至少到1960年之前，大多数阶级理论都将女性生生地塞入了父亲或丈夫的阶级划分下。如果女性在经济上不依赖男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独立的角色（这种现象已经让某些理论家感到坐立不安），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女性的阶级地位通常与父亲或丈夫的地位相同——工厂工人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在工厂工作；吃租者的妻子和女儿也是吃租者，以此类推（家庭佣人不属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理论在这里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因为佣人被视为被淘汰阶级的成员，被并入流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可以进出无产阶级，但不会打破任何重要的理论神龛）。换句话说，可以认为人作为公民（基本单位是家庭）的阶级地位和作为工人（基本单位是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相同的，并且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女性是家庭一员时，这些不同的身份之间不会产生矛盾冲突，阶级之间的流动现象（比如“上嫁”或“下嫁”）可以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理论解释。
　　然而，一旦女性办公室工人被当作工人看待，上面那种简单的分析模型就轰然倒塌了。研究人员必须要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办公室工人的社会地位也许不同于她丈夫或父亲。我所知道的关于英国阶级地位最透彻的实证研究如此总结道：“我们的样本中有整整一半的婚姻单位都是跨阶级家庭，研究使用了戈德索普（Goldthorpe）阶级模式的三类别版本。”^[9]使用英国官方数据中采用的总登记官分类法或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模式等其他分类方法也会得出类似的不对称结果。
　　这样的结果不仅对劳动力的分析十分重要，对广义的社会分析也有重大意义：如果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家庭再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应将其视为割裂的、复杂的实体；现在必须要把原子割开了。
　　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大成人的新一代政治分析家来说，如果将办公室工作当作工作来严肃审视，就会产生巨大的理论难题，可能正因为如此，当时那些试图重新构建阶级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对这个话题才采取相对无视的态度（我找这个理由已经对他们很客气了）。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个更加个人化的理由，深深扎根于新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中、起码从英国的情况来看，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为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性和女性打开了向上层阶级移动的新渠道。11岁选拔制度让成绩优异的少数人进入文法学校学习，毕业后还可以进入逐步扩招的大学教育体系。这段时期的小说和戏剧充斥着选拔制度带来的阶级内疚感。很多人痛苦地认为自己离开父亲阶级的行为形同背叛，但与此同时又痴迷于新的脑力劳动生活提供的智力自由。他们一方面出于恋母厌父情结庆幸自己逃离了父权的威严，另一方面又对工人阶级社区的温暖和团结有一种浪漫的失落感和流亡感，而这种工人阶级社区既安全又压抑，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在道德上却有很强的压迫性。他们的父辈是赛内特（Sennett）和柯布（Cobb）笔下《阶级的暗伤》（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中的蓝领英雄，而他们则向上攀爬；他们是“聪明”的学生（也蕴含着疲惫和枯竭的意思），坐在室内为迎接高考刻苦复习，而那些对他们嗤之以鼻、15岁就离开学校的同伴们却炫耀着新买的皮夹克，骑着摩托车四处拉风，每星期五晚带上顶着蓬蓬头的时髦女友去夜总会跳舞，将一周的薪水统统挥霍掉。^[10]他们面对着新的消费主义工人阶级文化，既感到优越，又觉得被排挤，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会毕生都渴望得到理想化工人阶级男性对他们的尊重。假如他们真的想到了女性办公室工人，也只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附庸，这段历史时期内，秘书这份职业有一个典型的形象：老板的看门人。她以清脆的声音传达着“对不起，他在开会”的信息，又摆出一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性感姿态，羞辱着希望与老板谈话的工人代表，可惜的是他无法像傲慢的餐厅领班一样轻而易举就可以接近老板。如果她真的拥有独立政治行动力的话，那也只可以算是工人阶级的叛徒（知识分子在说她是叛徒的同时可能也在潜意识中批评自己）。
　　在我看来，只有上面这种理论才能很好地解释新一代男性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他们将工人阶级生活的某些特定形态故意浪漫化、类型化，哪怕这些形态中有很多早已过时；他们对某些男性体力劳动职业（煤矿工、汽车工、卡车司机、码头工）呈现出一种近乎恋物癖般的迷恋；他们抢着急于表白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坚持认为女性主义是中产阶级的东西，“真正的”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主义一窍不通。
　　普遍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在政治想象中才慢慢承认，无产阶级男性不仅可以在煤矿或工厂劳苦一天后带着满身污垢回家，期待桌上早已摆好香喷喷的饭菜，无产阶级男性也可以去学校接孩子，在家里等候太太下班回来。
　　哈利·布雷弗曼也许因为曾直接从事过体力工作，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的政治阳刚气概，所以正是他勇敢冲破了传统的框架，在他的不朽作品《劳动与垄断资本》中第一次对白领工作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将办公室视为资本与劳动斗争的另一核心之地。^[11]他也指出，技术革新和劳动分工变化之间存在关联。他的（实质上是马克思的）“降格”论点后来受到了戈德索普从韦伯理论的角度提出的质疑，戈德索普认为（从人口普査数据研究得出的）实证证据并不支持无产阶级化的假设，恰恰相反，一个新的“服务阶级”正在形成。^[12]布雷弗曼在具体分析中是否“正确”我在这里不细说了，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当时恰逢女性主义思想之花怒放，对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关系、“技能”的本质和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原因等话题展开了大量研究，而布雷弗曼和戈德索普之间的这场辩论无疑推开了一扇大门，将一个广大、富饶的理论世界摆在了众人眼前。^[13]
　　随后产生的文献五花八门，美国的泰普曼和格里高利与英国的克雷格等人设计宣传鼓动手册，煽动办公室工人采取抗争行动；英国的克伦普顿和琼斯、澳大利亚的盖姆和普林格等人进行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美国的豪（Howe）、霍华德（Howard）、西格尔（Siegel）和马尔柯夫（Markoff）等人则进行了新闻性综述，为无产阶级化的论点提供了花絮。^[14]
　　这些文献不但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为针对办公室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在市场重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技术革新等共同作用下如何转型的研究增添了大量的实证知识。不过大多数此类研究都反映出受具体地域限制的特点。此类研究分析的劳动市场通常是某国国内或某地区内的市场，将工人的地位与国内劳动市场上其他行业、其他职业的同胞相比较。虽然的确出现了一些针对蓝领工作全球化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非体力劳动跨国界转移会产生何种后果。不过，有人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数据录入工人的小规模实证研究，在暗中运用布雷弗曼的降格理论，将生产过程中女工的条件进行了直接比较。^[15]但现在还没有人将这些办公室工人在本地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类似工人的地位作详细比较分析。^[16]这项分析工作极其艰巨，我在本文不敢尝试，不过我想在接下来扫除一些目前妨碍大家清晰思考的障碍，确定研究者在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发现证据，让这种分析在未来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要勾画问题的轮廓。办公室工人（暂时就用这个不太恰当的名称吧）可以从六个不同方面定义：他们的工作与资本的职能关系；他们的职业（他们在技术劳动分工中的位置）；他们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非所有权）；他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包括家庭中的性别劳动分工）；他们的比较收入（以及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中的位置）；他们的社会“地位”（status）。以上述方法构建的定义不一定彼此连贯，也会产生不停变化的重叠群体，内部矛盾无法调和。另外，如此构建的范畴也许得不到办公室工人的承认，他们在向上、向下、水平跨界流动时也许喜欢采用其他的标准来区分彼此，如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居住地或（就像米尔斯和洛克伍德指出的）衣着服饰。
　　此外，官方数据提供的实证数据所采用的构建分类体系并不完全吻合上面任何一种定义，无疑又多了一层麻烦。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扼要重述一下手中的证据，按上面六种定义一一分析。
　　第一种定义，在与资本的关系方面，可以认为办公室工作涵盖以下职能范畴：（a）产品服务内容的设计和延展——软件开发、审稿、网站设计、产品设计等；（b）产品服务投入的采购与销售——这里包括为数众多的文员，布雷弗曼认为此类文员的就业数量会随交易量上升呈指数增长，因为每一起交易的价值都需要在某个系统的一面“镜子”中记录，而这个系统“自动认为每一个雇员都有可能撒谎、不忠、松懈”；（c）生产分销流程及工人的管理——18世纪“计时员”的后代，该职位职能现在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监督部门和物流工作；（d）流通——银行金融服务部门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此类别，也包括一些会计和零售部门；（e）劳动力再生产——与教育、儿童护理、保健、社工等有关的工作；（f）负责基础设施、市场管理、人口管理的相关地方、国家或国际政府部门。^[17]
　　以上分类中，只有（c）和（d）符合马克思对“商业工人”的描述：“商业工人不会直接生产剰余价值……该劳动的增加永远是结果，从来也不是产生更多剩余价值的原因。”^[18]（a）以知识的形式为产品进行投入，就像手工艺者在过去贡献自己的技能一样。它作为独立非体力劳动的存在仅仅是劳动分工增长的反映而已。可以认为，此类工人为剩余价值做出直接贡献，但前提是雇主必须盗用他们劳动的产品。
　　以上分类法可以在过去二百年间任何一个时段延展开来，但随着时光流逝，随着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将其应用在任何一个具体案例中都是极其困难的。
　　也许最重要的变化要数“服务”活动的日益商品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观察的市场相对简单，可以将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视为一个实体物件，在工厂制造完成后销售给另一个资本家来作为资料生产其他实体物件（比如纺织机、桶、印刷机）或卖给批发商或零售商，让消费者进行最后消费（一件衬衫、一块肥皂、一份报纸）。但自那时以来，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面说的每一类活动都变成了一系列新商品的基础，包括软件包装、精神药物、电子监视系统、信用卡、教育CD-ROM、婴儿警报器等等。虽然经济分析的原则在本质上没有变动，但若想将生产拆分为具体的部件，描述不同部件间的互动，分析各部件与实现上述主要职能的互动情况，则是一件极其精细、耗时巨大的工作。^[19]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过程就好像将不规则碎片放大观察，在小齿轮中发现更小的齿轮，随着资本永无止境般地创新，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都成为新盈利产品的基础^[20]，每一件商品的生产过程，即使是在母公司下作为另一件商品生产过程的次回路而进行的，都会小规模地进行全套活动（设计、管理、执行、送货到客户手中）。随着职能部门内部劳动分工日趋繁复，将工人按其与资本的职能关系进行分类也愈发困难。
　　此外，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变化也加剧了分析的复杂程度。私有化、大型组织拆分化、部门合并、交互持股、“垂直整合”等现象打破了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划分，模糊了经济“公共”与“私营”部门的界限，也无视政府统计学家划分的次部门分类。举个例子，新的“多媒体”部门就将传统上隶属不同类别的组织聚到了一起，包括公共部门（国营广播公司）、基于金属的制造业（电脑硬件公司，通过其软件部门和电子制造商实现）、印刷和造纸（出版商）、唱片和磁带制造、玩具制造（某些电脑游戏公司的始祖）、商务财务服务（非隶属电脑制造商的独立软件公司）、电影发行商以及电信公司。其他许多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产业聚合现象，比如银行和零售业的结合，制药厂和农业的结合（多亏了生物科技）等。
　　旧有的部门土崩瓦解，新的部门应运而生，同时在企业角色之间也出现了复杂的关系，有些组成了不断变化的联盟，共同开创特殊市场，合作开发新产品；有些彼此之间互相持股（公众还以为它们之间是竞争对手）；合并、拆分、并购等活动的消息络绎不绝。^[21]更复杂的是，除了这些外部调整外，大多数公司持续进行内部重组，一个个职能部门被转型为独立的成本或盈利中心，或者干脆分出去成立企业。如果再加上向外部公司的外包现象，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今天的公司再也不能被视为稳定、同质的实体。我们必须将公司视为在永远流动的状态下相互渗透的实体，在持续进行的再谈判过程中通过一张合约的大网将彼此联结在一起。将“雇主”按不同部门分类、再将工人按“雇主”部门划分的做法可以算是上述变动的副产品，这就使官方数据（起码以现在的形式）不可能成为严肃分析的依据。
　　第二种定义，办公室工人的方法与工人的职业有关——即工人在劳动流程中完成的任务。帕金（Parkin）在运用韦伯理论时指出，有些领域内，工人在过去进行成功组织，建立起职业协会和工会，在与企业的谈判中成功地确立外人进入特定行业和职业的公认资格；在这些领域中，此类职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定义的，职业界限在谈判中得以清楚划分，职业实践的确立与维护一是靠传统习俗，二是靠那些凭封闭状态获益者的高度警戒来实现。^[22]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群工人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劳动分工决定的，因此工人的劳动流程也是由主流技术的设计决定的（我在此必须要指出，该技术反过来也是委托人的理念决定的，在技术中已然嵌入了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
　　有些职业群体在过去25年间一直努力保护传统的工作实践，但即便是在这些职业中，也很难完全抵抗信息通信技术的侵袭。今天连医生和律师都随时査阅电子邮件，更不要说电话工程师了；除了一些资格很老的经理外，45岁以下的管理层人员几乎没人指望雇一个私人秘书来帮忙。与此同时，各个劳动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聚合现象。不管是电话销售员还是排字工，索引编制员还是保险代理人，图书管理员还是账务员，规划检验员还是裁剪师，所有人在一天的工作中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同样的工作上：坐在屏幕面前，一只手停留在键盘上，而另一只手在键盘和鼠标之间不断飞舞，坐落在屏幕上方的，是浮雕模样的灰色丑陋标签，用本地语言写着“文件”、“编辑”、“査看”、“工具”、“格式”、“窗口”和“帮助”，这些都是80年代末一位毫无审美品味的微软员工的杰作。莱诺铸排机、罗拉代克斯名片机、卡片索引、一捆一捆的方形纸、油印机、制图板、切桌、电传机等等众多20世纪中叶盛行的机器全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想当年只要能够掌握这些机器，就可以得到特殊的地位，自豪地使用特色技能。随之消失的还有与掌握同样技能的人共同分享的身份。当然，我们必须牢记，掌握这些技能带来的安全感就像紧身衣带来的安全感一样。技术的有限转换性意味着当每一波技术创新大潮来临时，工人都愈发脆弱，不过它的确为工会组织创造了条件，在与企业谈判如何引进新技术的时候也发挥了作用。
　　当然，掌握了电脑操作和通信仪器的运用并不是就能从事任何工作了。这些技能通常是其他“核心”技能的附属，而“核心”技能指的是完成“工作本身”所需要的技能。不过连这些技能可能也在经历着一个改变其本质的调整过程（也许是常规化，也许是彻底商品化）。比如，社会工作者现在可能只需在屏幕上填写标准表格就可以，不用再提笔写字，不会再亲自为客户带去更加微妙、定性的专业报吿；教师现在要采取标准化测试；保险损失理算员在决定索赔者补偿额时也许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谨慎心态；网络记者也许要撰写高度格式化的文章；建筑师的工作也许简化到将标准部件重新搭配就能实现工作，通常这些转变都被劳动分工的变化所掩盖着。一名专业人员的工作职务可以被拆解至最核心的部分，所需专业人员数目也被削减，而原来工作的一些能够常规化的部件则转移到低技能的工人那里。因此，如果电脑服务台收到常规问询，要么会采取自动电子邮件回复，要么由低端员工处理，只有真正困难的问题才会去麻烦薪水更高的“专家”。也可以像英国的NHS健康热线（NHS Direct）—样，鼓励病人给呼叫中心打电话，与护士先沟通，然后再挂号看医生。
　　总体来看，需要大众标准电脑技能的工作任务正快速增长，一是只需要此类技能的工人数量出现增长，二是同时需要其他技能的工人在这些技能上花费时间的增长，或两者兼有。这就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奇怪后果。既然工作技能都已经大众化，工作之间、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跳槽也就更加容易，但按照同样的逻辑，每位工人也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更容易被别人取代；因此可见，新的机遇也伴随着新的威胁。职业流动性提高，潜在劳动力急遽扩大，很难在共同技能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群体身份。
　　高速的变革挫败了在技能群体周围筑起壁垒的企图。为学习新软件包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但在几个月后就出现了替代产品，一切努力都化为枉费。新的断层在形成的那一瞬间就会对现存的等级制度发起挑战。在总公司内部，电子邮件将高层和底层员工直接联系起来，不需要再经过中层经理传达；当一名员工向另一名员工展示如何杀毒、如何解压恼人的附件时，一种全新的、陌生的、跨越等级的同志友情悄然而生。但就在同一个时候，总公司的员工与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呼叫中心或数据处理处的员工之间却可能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未来会出现更多变革，因此很难在广义上概括职业发展趋势：有些工作流程被泰勒化、去技能化，但有些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多种技能；有些群体被排除在外，但有些则找到了新的机遇。加拿大的拉瓦（Lavoie）和皮埃尔·德瑞安（Pierre Therrien）最近一项颇有意思的实证研究对电脑化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根据沃尔夫和鲍莫尔（Baumol）的方法，将职业分为五类：“知识工人”、“管理工人”、“数据工人”、“服务工人”和“货物工人”。他们的结论是，电脑化带来的最大增长并没有遵循主流观点出现在“知识工人”群体中，反倒出现在“数据工人”群体中，即“操纵并使用知识工人开发出的信息”的人。^[23]这个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常规化趋势在量上要大于创意化、隐性（tacit）化、多技能化趋势的观点。
　　虽然“网络设计师”、“呼叫中心操作员”和其他新兴的职业类别频频出现在招聘广告中，这种类别划分方式在劳动市场上也良好运转着，但官方数据中并不做这样的划分。问题在于，这些工作是永恒不变的吗？会不会形成新的集体身份？工人们会不会选择以雇主、工作地点等其他变量为基准，建立工人组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阶级身份的形成会以何种程度独立于地理位置，也决定着国际层面上的工会组织潜力。
　　第三个定义，办公室工人的方法是分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粗略来讲，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类方法，如果工人拥有生产资料，那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如果他们是挣着工资的工人，雇主拥有生产资料（因此也拥有产品剩余价值），那可以归为无产阶级。此模型下，自营就业者和小企业所有者隶属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重要斗争中会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去，除了一小部分幸运者能够成为资本家外，大多数人都会沦为贫民或无产阶级。
　　但这个模型越来越难以用在办公室工人身上。首先，自营就业现象一直拒绝消亡。虽然自营就业率没有像80年代新自由派希望的那样大幅上涨，但起码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内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1975年至1996年的20年中，欧盟各地的自营就业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基本没出现过变动。^[24]这种“一锅端”的类别划分其实涵盖了众多各不相同的阶级地位。在一个极端是手下雇佣着几个员工的自营就业者，在阶级划分上也许都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然后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为各种各样的雇主工作；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零散化的工人，他们的自营就业地位其实反映出劳动市场的薄弱一一这些人缺乏谈判实力，哪怕实际上就是在为单一雇主工作，也没办法获得正式的就业合同。虽然整体人数没有变化，但来自英国的证据表明，自营就业人群的成分发生了变动，越来越多的人流向了零散化那一极端。坎贝尔（Campbell）和戴利（Daley）的一项研究发现，1981年到1991年间，拥有雇员的自营就业者比例从39%下降到31%，而米格（Meager）和莫拉利（Moralee）则发现，刚刚踏人自营就业者大军的人和过去相比更加年轻，女性更多，从事着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25]他们在分析英国家庭专门调査（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数据后发现，自营就业者跌入最低收入级别（底端10%）的可能性是普通公司雇员的三倍，即使考虑到自营就业者可能会过低报告自己的收入，这种可能性仍然维持在两倍左右。^[26]
　　话说回来，自营就业也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状态。米格和莫拉利在另一项研究中对欧洲劳动力调査（European Labor Force Survey）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发现了很高的流入率和流出率。^[27]这就使人很难将自营就业视为稳定的阶级身份标识；对有些人来讲，自营就业也许就相当于不同工作之间的补给站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人难以将自营就业视为独立类别：公司愈发倾向于将雇员“当作”自营就业者来管理，或者强调拉赞（Rajan）所谓的“观念的灵活性”。^[28]绩效管理和绩效工资、合同不限定工时、工作压力加大、害怕被裁员等要素共同营造出一个工作环境，让经理的高压权力在员工心中得以内化，因此，工作节奏就不再由老板的威权所决定，而是由雇员自发的驱动力所推动。这种管理体系并不像工厂中的计时薪酬（尽管由机械控制工作节奏），而是更接近于包出制（putting-out system）的计件工作率，模糊了工人和雇主的关系，当两者之间出现实体隔离的时候就愈发模糊。英国每20名工人中有一个人现在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在家使用电脑和电信链接传送推进工作进程，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比例还要高一些（但欧洲其他地方的比例要低一些）。这些人中近乎一半是正式自营就业者。因为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电脑，也许有人会忍不住将这些工人视为21世纪版本的家庭手织工，但单独的一台电脑难道真的算生产资料吗？一台织布机可以独立于其他织布机生产布匹，但普遍情况下一台电脑对雇主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与其他电脑相连接，而整个连接系统的所有权并不在工人手中。
　　讨论这一点毫无意义，也没有篇幅继续深究了。不过与其相关的一点却很有一些讨论价值。起码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经济中，可以认为为了解释个体与资本（及其阶级地位）的总体关系，有必要一方面考虑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思考他们与“消费资料”或“再生产资料”的关系。^[29]
　　商品化的无情发展趋势造成了消费服务行业的衰败，被资本货物取而代之。工人为了服务自己和家人，自己上班，自己做事，必须要投资包括汽车、洗衣机在内的资本商品。此外，体面安居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购房。对以上货物的需求将工人紧紧拴在了市场上。安德鲁·卡内基一个多世纪前精明地评论道，让工人阶级拥有房产是防止他们罢工起义的最佳办法。^[30]由此看来，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工人购买以上货物的成功程度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自己阶级地位的主观看法。这是否会导致客观的不同还有待调査。工人与“再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有房者的地位与独立手工艺者、个体户的地位类似。该类比关系还可以更进一层：“再生产工作”的劳动分工不一定仅包括有房者自己，也可以雇佣清洁工、保姆或其他佣人，因此有房者在再生产工作的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就好像小雇主在生产中占据的地位一样。^[31]在考虑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新”信息工人的阶级地位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佣人（也包括常住的佣人）就业现象更加普遍。比如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有关香港的报告指出，工程师等熟练体力工人和呼叫中心雇员、直销员、移动呼叫公司雇员等低薪办公室工人虽然住在廉租房，但通常会雇一名常住的家务“助理”（helper），连请不起家庭助理的工薪家庭也会请，然后给助理施加极大压力，将成本最小化，保证“物有所值”。香港甚至出现了雇佣印尼人的趋势，因为印尼家务助理比香港35万名菲佣的要价“更便宜”。有意思的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香港政府采取冻结家政助理薪酬的做法来缓解普通香港家庭的困境。^[32]
　　就我所知，使用非职业变量划分工人阶级地位的方法目前还没有人测试过，需要进一步分析确认。不过，在家庭工作增长的语境中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家庭工作者提供了很多通常由雇主提供的东西：工作空间、储藏空间、取暖、照明、保险、休养和整休时间、管理和监督（如自我管理、填写报告和工作时间卡等形式）以及健康和安全风险。家庭电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有趣角色，因为它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再生产工具，既能用来工作，也能拿来订购杂货、帮孩子做作业。
　　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工作和消费界限的模糊化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构成了不断变化的界面。比如，飞机票的订购可以通过电话进行，让呼叫中心的工人输入信息，也可以让顾客自己去航空公司网站直接办理；数据录入的劳动要么就是有偿的，要么就是无偿的。因此，有偿“生产”工作的劳动分工和无偿“消费”工作的劳动分工很难分开讨论，而且因为性别分化严重，所以又涉及广义的社会劳动分工问题，即前面提到的第四种分类方法，但本文因为篇幅有限，就不做详细说明了。
　　第五种是用简单的相对收入来定义。那些希望将社会塑造为一个整齐有序的等级金字塔的学者在过去一百多年间都面临着这个棘手的问题。从狄更斯（Dickens）到吉辛（Gissing），19世纪不少小说中，一个贫困但优雅的文员通常还没有粗俗的壮工赚得多，这个文学传统一直延伸到了20世纪，如福斯特（Forster）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格罗史密斯（Grossmith）的《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和奥威尔（Orwell）一些脏兮兮、偏阴暗的小说。文学作品中的文员用牺牲金钱为代价，换来在中产阶级立足（但不是很稳）的机会，而与他唱对手戏的，是那身无分文但受过良好教育、在佣人居住区和主人客厅之间暧昧的社会空间中尴尬盘旋的女家庭教师（不过他的出身比她要贫寒，口音更乡下，而他的性别也决定了他无法出演女性世界那些嫁入豪门或身败名裂的不朽剧目）。
　　收入和地位的分离是大多数阶级划分体系的一个核心，甚至连最实证主义、理论性最弱的体系也是如此。总登记官分类（Registrar General’s Categories）的基本原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总登记官的分类反过来又是英国官方数据阶级分析的基础。1928年总登记官办公室一位高官在一篇文章中反对按收入来划分阶级：“任何社会划分模式都需要考虑文化……而等级的职业基础也倾向于强调文化。”他心目中的标准是“在相关职业圈子中的一般地位”。^[33]
　　克伦普顿和琼斯发现，1918年到1936年之间，男性文员和熟练体力工人的收入相当。在接下来的40年中，文书工人的收入相对下降，到了1978年时，文员的收入要低于所有体力工人的平均收入，男性文员的平均工资还不及半熟练的男性体力工人。当然，女性文员的收入就更低了：1913年是男性文员工资的42%，50年代中期上升到57%，70年代末涨到了74%。^[34]到90年代末时，欧盟国家女性文员每小时工资达到了男性的80%。^[35]在购买力方面，文书工人明显要弱于大多数体力工人。
　　既然许多信息处理工作可以通过电子链接跨区、跨国转移，现在不但需要在国家内部比较收入，也需要进行区际、国际比较。准确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各国税制和薪酬体系差异很大，但在雇主决定将哪个职能部门迁往何处的时候，会以“总劳动成本”的形式着重关注收入比较，区别还是很大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表明，1994年印度软件程序员的年均工资为3975美元，马来西亚是14000美元，香港是34615美元，英国是31247美元，法国是45552美元，美国是46600美元，德国是54075美元。^[36]不过应该看到，这种不同也许是暂时的。比如班加罗尔（Bangalore）软件业的巨大成功就推动了当地薪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比加尔各答等印度其他地方的薪资水平要高许多，而这些地方软件技术人才仍然远远供大于求；班加罗尔的工资水平比俄罗斯等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高，在这些国家，编码等常规编程活动现在是分包自印度的。基尔那尼（Khilnani）在研究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班加罗尔对当地劳动市场的影响时指出：“这些公司已经转变了印度职业领域的工资结构。它们给不到三十岁印度工人的工资比印度公营企业工人在临退休前拿的工资都要高。”^[37]
　　上述发展态势也许象征着全球薪资汇合的开端，拥有明确特殊的IT技能、从事不受地域限制工作的工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薪酬水平可能会逐渐靠拢。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汇合（迄今为止基本没有人进行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会大幅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会受到限制（也许还会实际下降），不过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发展中国家工资的提升会通过涓滴效应造福其他经济部门。在去本地化工作的持有者和地理位置固定工作的工人之间可能会出现新形式的极化现象。去本地化工作是否能在任何地理位置扎根也要取决于一系列变量。如果是以劳动分包形态出现，则根很难扎实。最终雇主总是可以选择是将工作带给工人还是将工人带给工作，软件业将这种过程称作“专业代工”（body shopping）。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间，常常可以见到成群成群的印度软件工程师被公司派到伦敦、法兰克福、洛杉矶或其他需要他们技能的地方。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时，这些人通常都受雇于分包商。1992年贸易自由化终于让从印度出口软件成为可能，班加罗尔随之建立了大规模软件出口业，后来海得拉巴（thyderabad）、浦那（Poona）、清奈（Chennai）等地也纷纷效仿。然而，雇主仍然保留了选择权，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最近都放宽了移民手续，为拥有稀有技能的软件工程师获得绿卡创造方便，因此，当技能在全球形成市场时，雇主是否选择迁移反映在工人是否决定移民或留守故土上。
　　并不是所有的新型去本地化工作都需要技术性的软件技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数据录入和打字、呼叫中心工作等低技能文书工作也实现了强有力增长。这类工人的收入也许不如那些工会力量强大的生产工人。高托斯卡（Gothoskhar）认为：“在印度，呼叫中心年轻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要远低于中年蓝领工人。”不过她接下来又指出，完全基于收入的比较在划分工人阶级地位时可能会产生误导：“但今天对呼叫中心工人的招聘条件是，必须来自双薪家庭，父母大多是‘白领’，受过英语教育等等，排斥低种姓，排斥农村出身者，排斥父母是所谓‘传统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38]
　　这就将我们转向了第六种定义方法，即基于地位的阶级划分。韦伯理论认为，这个词可以涵盖不同的变量，包括种族、语言群体、宗教、肤色或种姓、甚至包括奴隶制程度。大多数劳动市场的结构（以及大多数劳工运动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以上因素的力量足以造成包容和排斥、特权和剥夺的现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劳动市场按种族界限划分的程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不过这类断层在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否进入新的信息工作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行英语的听说读写，世界某些地区也需要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或阿拉伯语能力。在英语非母语的国家，英语能力很可能成为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特权。该国国内的就业门槛一下子就超过了其帝国主义母体国内的门槛。当然，劳动的供需不同和相对工资水平的差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经常可以见到，在美国辍学者或大专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由本科毕业生或研究生来完成。辛克莱·琼斯（Sinclair Jones）针对班加罗尔一家为美国医生进行转录工作的医学转录中心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美国这种工作通常都是家庭工作者完成的，根据行数时间计件付费，工人的教育背景最高只到社区大学程度，而印度的应聘者通常都拥有硕士学位。话虽如此，“即使美国和印度工人的教育资历相差悬殊，但让印度人来从事这项工作仍然能大幅节省成本。印度的文科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乐观。班加罗尔的一名英语教师也许每月收入为3000卢比（约75美元）。”但是在转录中心内，“一名有两年经验的优秀转录员每月薪酬为7500至9500卢比（190—240美元），有些人月薪超过12000卢比（300美元），而美国的工人每月会挣1800至2400美元，相当于一名熟练的印度医学转录员只是其美国同行收入的八分之一。”^[39]但她在当地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会与美国同事完全不同。
　　这就影响到办公室工人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利益，该如何发掘与其他国家同行工人追求共同事业的潜力。但这时又必须处理另外一个麻烦。当工人受雇于外国公司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许会被夸大为殖民者对当地人的帝国主义剥削。^[40]当地工人不会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同一个跨国公司雇佣的其他工人是一致的，反而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为保护国家利益必须与当地资本家同盟，携手反对外来帝国主义者。而且，一旦发达国家的工人流露出任何种族歧视的迹象，上述心态就会进一步加剧。
　　我们必须要看到，处在共同劳动过程中、拥有共同雇主、与资本拥有共同关系的信息处理工人群体的确有很大潜力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然而却存在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似乎遏制着共同阶级意识的兴起，而在这些强大的反作用力当中，破坏力最大的也许要数种族主义歧视。
　　大量证据表明，新型“电子工人”在各国内部已经成功建立组织，比如1999年英国电信呼叫中心工人举行大罢工，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数据录入员也成功实现工会化。^[41]也有证据显示，雇主在挑选地点时，有意避免工人可能组织工会的地方。辛克莱·琼斯在针对班加罗尔那家医学转录中心的研究中说道：“采访对象的确提到，他们在初期本来想将中心建在喀拉拉（Kerala）^[42]，因为当地识字率很高。但喀拉拉的工业组织化程度也很高，所以公司决定还是不冒这个险。因为公司非常看重快速周转，最怕停工现象，所以公司管理层积极避开一切企图组织劳工的活动。”^[43]
　　然而，类似的工会活动在跨国层面上比较罕见，也很零散。一个著名的特例就是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Canadian Auto Workers Union）与英国、美国的姐妹工会一同与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成功签署一份涵盖呼叫中心工人的协议。总体来看，工人的抵抗行为非常凌乱无序，只能编写病毒或搞其他的破坏活动。
　　有一个因素无疑会影响工会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即工会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符合工人自身的最大利益。如果低级办公室工作被现为最底层的劳动，但通过讨老板欢心就能够一步步往上爬的话，那努力工作、行为检点、多拍马屁就是升职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如果不太可能得到升职的机会——比如公司高层都在地球另一端上班，或者只有男人、白人、某个国籍或某个种姓的人才能晋升——那与同事携手为了共同事业展开斗争也许就是提高收入的最佳办法。在这里，性别和种族又一次在决定阶级身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新的科技无产阶级明显正在诞生，但它是否真的这样定位自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1] Analytica, e-mail newsletter, March 2000.

^[2] 邮件来自 Alice de Wolff, April 2000.

^[3] R. Crompton and G. Jones,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De-Skilling and Gender in Clerical Work,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4; E. O. Wright,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N.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E. O. Wright,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his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4] K.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4, pp. 299一300, cited in Crompton and Jones,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p. 8.

^[5] G. Marshall, H. Newby, D. Rose, and C. Vogler,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88, p. 23.

^[6]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D. Lockwood,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8.

^[7] 引自H.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 296.

^[8] Mills, White Collar, pp. 352—353.

^[9] Marshall et al, p. 68.

^[10] R, Sennett and J.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2.

^[11] Braverrn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2] J. H. Goldthorpe,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m Britain,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80, and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ed.) Giddens and Mackenz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我在第8章已经详细讨论过其中一些问题。

^[14] J. Tepperman, Not Servants, Not Machines: Office Workers Speak Ou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J. Gregory, Race Against Time, Cleveland: 9 to 5, 1981; Marianne Craig, The Office Worker's Survival Handbook, London: BSSRS, 1981; Crompton and Jones, White- Collar Proletariat; A. Game and R. Pringle, Gender at Work,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L. K. Howe, Pink Collar: Inside the World of Women’s Work, New York: Avon, 1977; R. Howard, Brave New Workplace, New York: Viking/Penguin, 1985; L. Siegel and J, Markoff, The High Cost of High Te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15] 相关讨论见 U. Huws, N. Jagger and S. O’Regan, Teleworking and Globalization, Brighto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Studies, 1999, and include A. Posthum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lerical Work: A Study of Of/shore Office Services in the Caribbean, SPRU Occasional Paper no. 24,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1987; Antonio Soares, “The Hard Life of the Unskilled Workers in New Technologies: Data Entry Clerks in Brazil” in Human Aspects in Computing (ed.) H. J. Sullinger,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1; ”Telework and Communication in Data Processing Centers in Brazil” in Technology-Mediated Communication, (ed.) U. E. Gattiker,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2; D. Pantin, Ex port-Based In 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Caribbean, uuith Particular Respect to Offshore Data Processing, Geneva: FIET, 1995; R. Pearson, “Gender and New Technology in the Caribbean: New Work for Women?”, in Gender Analysis in Development, (ed.) J. Momsen, Discussion Paper no. 5, Norwich: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91; R. Pearson and S. Mitter,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Low-Skilled Information-Processing Worker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r Reuiexv, April 1993.

^[16] 例外的情况见C. May’s analysis in The Rise of Web-Back Labor: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Plymouth, 1999; the pioneering field studies of Jan Sinclair Jones, in various unpublished papers and in “First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Home-Based Telework in the Global Context”,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ustralian Sociology Associaiton Conference,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no. 5-7, December 1999.

^[17]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p. 303.

^[18] K. Marx, Capitals vol.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4, pp. 299—300, quoted in Crompton and Jones,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p. 9.

^[19] 见第9章。

^[20] 见第5章。

^[21] 有关战略结盟和相关事务的讨论见J. H. Dunn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London: Routledge, 1993.

^[22] F.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London: Tavistock, 1979.

^[23] E. Wolff and W. Baumol,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The Implications of Unbalanced Growth, (ed.) L. Osberg et al., Quebec: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1989; M. Lavoie and P. Therrien, Employment Effects of Computerization, Ottawa: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Applied Research Branch, 1999.

^[24] European Labor Force Survey data, Eurostat.

^[25] M. Campbell and M. Daley, “Self-Employment: Into the 1990s”, Employment Gazette , June 1992.

^[26] N. Meager and J. Moralee, “Self-Employ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New Inequalities （ed. ） J. H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同上。

^[28] A. Rajan and P. van Eupen, Tomorrows’s People, Kent, England: CREATE, 1998.

^[29] 见第3章。

^[30] 引自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ei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31] 见B. Young,“The ‘Mistress’ and the ‘Maid’ in the Globalized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32] 邮件来自 G. Greenfield, Globalization Monitor, Hong Kong, June 2000.

^[33] 引自 Theo Nichols, “Social Class: Official, Sociological and Marxist”, in Demystifying Social Statistics （ed. ） J. Irvine, I. Miles and J. Evans,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p. 159.

^[34] Crompton and Jones,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p. 27.

^[35] Eurostat data, 1999.

^[36] UNCTAD and PIKOM data, quoted in S. Mitter and U. Efendioglu, “Relocation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Work: Implications for Trade Between A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unpublished paper, Maastricht: U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7.

^[37] S.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Delhi: Penguin, 1998, p. 148.

^[38] 邮件来自 S. Gothoskhar, June 2000.

^[39] Jones, “First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Home-Based Telework in the Global Context.”

^[40] 相关分析见 P. Lloyd, A Third World Proletaria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41] R. Pearson, “Gender and New Technology in the Caribbean: New Work for Women?” in Gender Analysis in Development, （ed. ） Momsen, Soares, “The Hard Life of the Unskilled Workers in New Technologies: Data Entry Clerks in Brazil.”

^[42] 印度一个邦，位于印度的西南端，文化发达，是个艺术圣地。——译者

^[43] Jones, “First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Home-Based Telework in the Global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