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物质世界：失重经济的神话
“距离的死亡”、“失重的世界”、“连接型经济”、“数据经济”、“知识经济”、“虚拟组织”。[1]这些词都是从我1998年春动笔写这篇文章前六个月内出版的图书标题中搜集来的。以这些词为基础，还可以成倍造出新的词汇：“虚拟”、“计算机”、“远程”、“网络”或简单的“e”（电子）这些可以相互替换的前缀似乎能加在任何一个抽象名词上。仅在经济学领域内，你就可以加在“企业”、“工作”、“银行”、“贸易”、“商务”或“业务”等词汇上（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有效，比如“文化”、“政治”、“性”、“民主”、“关系”、“戏剧”、“社区”、“艺术”、“社会”、“购物”或“犯罪”等）。
不管是经济学还是其他领域，似乎大家都在形成一个共识，一个全新的现象正在诞生：我们所熟知的传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非物质化（马克思将其形容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动摇了一切解释旧世界的概念模型。我们面临着一个充满悖论的宇宙：地理失去了距离，历史失去了时间，价值失去了重量，交易失去了现金。这个新的经济学完美符合鲍德里亚（Baudrillard）式的哲学框架，一切现实都成为幻象，人类的行动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也只剩下操纵抽象事物的能力。但这些书的初衷不是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恰恰相反。弗朗西丝·凯恩克洛斯（Frances Caimcrosss）的《距离的死亡》（Death of Distance）在闪亮的蓝色书皮正面刊登了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戴安·考尔（Diane Coyle）的《失重世界》（Weightless World）也不甘示弱，封底附上了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梅文·京（Mervyn King）的大力推荐。这些书不是探究宇宙本质的学术作品，而是经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实践手册。一个新的正统学说正在生成：“知识”（knowledge）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工作是有条件的，不受地域限制，全球化的进程残酷无情，不可避免，抵抗是无用的，任何以具体时空来定义人体的观点都已过时，不可救药。这个新兴的“常识”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可以影响税收、就业法律、福利开支水平、隐私权、环境等各种问题，为一个新的政治理念提供了依托，并为资本累积的新阶段打下了基础。
我在本文中为自己设下的目标是让电脑空间重新实体化：使虚拟世界的物质成分显形。这就将我摆在了一个奇怪的位置上。这二十多年间，我一直呼吁加强关注对白领就业的经济和社会分析，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白领就业迁移的方式，现在看到社会上对此话题突然重新出现的兴趣，如果我的回复是，“嗯，等等。难道真出现很大变化了吗？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非物质化’程度到底怎样？服务就业真正的扩大程度到底怎样？‘知识’对经济增长有什么贡献？大多数经济体究竟有多全球化？”那（往好了说）岂不是会显得我出尔反尔？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必须选择一条小心谨慎的道路前进。一方面需要将“新经济”支持者的观点放到实证框架下去考察，换句话说就是泼脏水前应该看看盆里有没有孩子，别把孩子也泼出去。另一方面需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盲目认为一切都一成不变：因为用现有的工具无法准确测量某种事物，就断定它不存在。我不敢说我的这条道已经走到了圆满的尽头。但我希望在途中已经标记出一些重点雷区，可以避免踩到。如果我还没有寻找到解决方案的话，希望我起码已经确定了一些问题所在。[2]
首先有必要将问题放在认识论的语境下讨论。我这可不是在装腔作势，现如今，大多数大学专业中后现代主义的霸权地位（“硬科学”部分除外）为回答这些问题筑起了一系列障碍。[3]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追求本身提出了质疑。哪怕是仅仅承认有发现事物“真相”的企图，也有可能被指责为原始实证主义。如果承认所有的事实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社会构建的，那么就缺少了理性基础来选择用来检测论点的数据，更没有理性基础来声称个人的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正确性。不过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者如何（或是否）可以寻找到第三条路，既能躲开原始实证主义的磐石，又能绕过此类观点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的沼泽。[4]
其次，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社会构建的，因此很难产生一个针对人体的稳定概念——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人体，执行血液循环、消化、流汗、旧细胞脱落、分泌乳汁、制造精液、经期等众多生理功能（无疑还包括很多实证主义者称为“有待发现”的功能），脱离人体头脑思绪独立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当“生理”与“社会”（或“自然”与“文化”、“身体”与“头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与“意识形态”、研究对象与科学家等等）对立起来时形成的原始二元论？但后现代主义至今仍未找到解决该难题的明确方案。鲍德里亚的答案是将人体视为又一个社会构建的拟像。[5]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解决模式是对科技渗透自然的方式予以承认，认为人体不能够脱离文化环境而独立看待，人体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电子人（cyborg）。[6]以上两个观点中，人体都被简化为文化构建之物，结果导致其物质性难以被理解分析。在本文中有必要提到这一点，因为如果在概念上无法将人体定义为与资本（和其他抽象事物）不同的独特事物，任何失重经济的理论都会陷入死循环：研究者试图在资本累积过程中观察到劳动的地位，但之前已经抹杀了能够定义（并衡量）该劳动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理论也产生了第三个问题，与本文也有关系：将“文化”构想为一系列话语，由参与者不停地反复协商和反复生成。再加上对这些话语重点进行符号学分析，便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书籍、电影、“科学”、广告等文化产品及其蕴含的“理念”（至少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是脑力劳动有意识的结果）也是人类智力和体力劳动的产品。如果缺乏建模、衡量该劳动（不管是否有偿）的手段，要想分析“失重经济”都是极其困难的。
列出—些困难后，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失重经济”学派的主要宗旨。文献中出现了三个各有特色的部分，分别是非物质化、“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和全球化。虽然在概念上这三个部分彼此界限分明，但实践中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
柯成兴（Danny Quah）是非物质化理论的知名学者。他是一名哈佛毕业的计量经济学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教授职位。[7]他的中心论点是，经济正越来越非物质化，无形服务逐渐取代实体货物，成为价值主体来源。他将非物质化分为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方面：“第一，服务行业的扩大——而不是制造业或工业的发展——导致的失重性增长；第二，IT重要性的提高导致的非物质化。”[8]
我们先来看一下服务业的扩大。往近了说，至少自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70年代早期造出新词“后工业化社会”后，大多数文献就深信20世纪一个主要发展趋势或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以牺牲农业和制造业为代价而发展的服务行业。[9]衡量服务业兴起的最常用指标是服务就业，大量（通常是根据人口普査数据制作的）图表表明，在20世纪，随着时间推移，服务行业的就业迅猛增长，而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则急遽下降。在详细讨论服务就业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一下以上观点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标准的行业分类体系是将工人归类于具体部门的理论基础，但该体系无法体现出技术变革、经济活动重组在所有制和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重大劳动分工变化。比如在农田实际劳作的人数变动中清楚看到业就业的“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将农业机械化现象和食品生产商品化现象排除在外的。如果你算上所有在拖拉机制造业、杀虫剂制造业、食品包装加工业、超市分销业就业的人，那么图表呈现的下滑坡度就会缓和许多。相似的，有关制造业就业的分析也通常在某国国内或某个国际集团内［比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或欧盟］的语境下进行，没有反映出转移到地球另一端的制造业就业（但仍有可能是同样的公司在同样的国家内执行，并保留在该国的服务就业）。最后，要想让服务就业在20世纪的发展曲线呈正态增长，就不得不忽视家庭服务者数量的下降，因为随着其他行业的服务工作增长，家庭服务者的数量一直稳步下滑。[10]比如在英国，1901年家政服务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到全部女性就业的40%，但1971年时就跌到了5.2%。[11]
除计算问题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将来自于就业数字、产出数据或其他来源的“服务活动”聚合数据作为原始资料来分析的话，实际上就等于将几种大相径庭的经济活动混在了一起，将对比和矛盾的趋势揉杂分析。尽管也许可以证明在某些活动中出现了非物质化，但我认为在其他活动中出现了恰恰相反的发展趋势，从长期来看，这种商品化的趋势或从服务到物质货物的转型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宰趋势。
柯成兴与其他人在计算中使用的聚合“服务”可以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活动类别。首先是家庭和社区无偿劳动出现了社会化发展。这些劳动包括医疗保健、儿童护理、社会工作、清洁、餐饮和美发等私人服务，也包括所谓的“公共管家”，如娱乐服务、街道清扫、垃圾回收、公园维护等服务。连“现场娱乐”业——以及色情行业——也可以合理地归人这一类别。（在标准行业分类体系SIC下，该行业通常归于“旅店、餐饮、零售和批发”、“其他服务”或公共部门之下，尽管它与这些范畴没有什么连贯性。）
以上行业中活动或就业的产出能否在经济数据中被清晰体现要取决于一系列要素，包括人口结构、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意愿、文化变量、女性就业程度以及高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所谓的“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其定义为“个人或家庭在市场参与之外维持可为社会接受的生活标准的可能性程度”。[12]这些活动开始社会化、进入货币经济时便在公共财政中有所体现：比如不再于家中自弹自唱，而去参加公共音乐会，将患病儿童带到诊所看病，或在美容店进行腿部除毛等活动。相反的，如果不进行市场运作，这些活动就会再次隐藏起来，比如当政府决定不再提供学校午餐时，学校餐饮业就业率会下降，但这不代表做饭这项劳动就消失了，只不过再次进入无偿家务劳动领域而已。
我在其他地方（见第5章）也提到，并不是只有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间的界限随时在发生变化；这类“服务”活动也处在商品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13]总的趋势是，新技术的利用不是为了将这些活动非物质化，而是将其物质化（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新商品中会嵌入越来越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拿洗衣活动的历史变迁为例，首先是在家无偿洗衣或由有偿家务劳动者洗衣，然后出现了公共洗衣房（由“服务”工人运营），最后又回到了家中，虽然洗衣活动本身仍然是无偿劳动，但现在用上了越来越多的新商品，比如洗衣机、洗涤剂、滚筒干燥机、衣物柔顺剂和蒸汽熨斗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实体货物，在工厂生产，通过不同方式实体运输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家庭。对以上货物的购买需求和其他众多因素一起将该世界的“不发达”部分与现金交易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了，洗衣服并不是唯一被如此商品化的活动。食品加工业、药品业也是家务劳动商品化的典型例子。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抬起头来环顾房间四周，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以下这些广告：“便捷包装清爽干酪，多种水果口味供您挑选！”（铝箔管包装！），“底裤护垫，可移动护翼”，“眼袋补湿液”和“通用遥控器”。所有这些商品都可以追溯到非社会化的活动，但其实可能除了补湿液外，所有东西都是上一代人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资本主义制造新商品的能力近乎使用魔法，就好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一样，与“非物质化”的假设正好相反。不过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商品的原材料还是来自地球的，唯一的魔法就是人类的发明和劳动。
以上观点可以在原材料消耗数据中观察到：在英国，自1900年以来，铁的消耗量增长了20倍；铝在全球的生产量从1950年的150万吨上升为今天的2000万吨。[14]1984到1995这十年中（如果“失重理论”家是正确的，这段时期内本该很明显看到“失重经济”的影响），英国的铝消耗量从497000吨升至636000吨；铁消耗量从1433万吨上升到1509万吨；木材和纸消耗量翻了一倍多，从4100万吨跃至9300万吨。[15]
这种向着新商品制造的无情驱动力也许便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物质货物的实体生产是活劳动产生价值的最简单方式。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经营私人护理所、分包清洁公司、电脑服务、会议组织、摇滚音乐会筹办等活动都可以赚取利益。但是，因为这些领域中自动化只能有限地提高人的生产率，结果就需要依赖地理位置固定、具有专长技能的工人，因此从长期来看，制造业和/或分销无穷无尽、可再生产的物质商品更加简便，获益更高。所以，尽管全世界大多数知名歌剧院都需要政府补贴才能生存，但《帕瓦罗蒂精选专辑》（Pavarotti’s Greatest Hits）CD却获利丰厚。类似的，商品化的药物以专利药的形式大规模销售，要比聘用医生护士更赚钱。这些产品的确“蕴含”着知识（前者的形式包括作曲家的乐谱、指挥家、乐团、歌手的演出、制作人和录音棚工程师的技能、开发录音技术和CD技术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智力劳动等等；而后者和其他相关事物的形式则包括医生、科研人员和实验室员工等人的劳动）。可是，这种知识是以版税、专利税的形式购买的，这就可以视为“死”劳动，成本在生产过程早期就已经分期清偿，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利润率稳步上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服务业的某些行业中，物质化才是趋势，而不是非物质化。那其他的行业又是如何呢？
服务活动的第二个类别可以定义为人类资本的开发一一知识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这第二类别下包括教育、培训和某些研发活动。本部门也无法摆脱商品化：例如课程标准化、教学用互动CD-ROM等产品的开发等。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指出，大学内部网（一系列电脑通过电信网络互联）的实施开启了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新篇章。诺布尔认为，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功能都在经历商品化过程，科学知识转型为市场产品、网络课程和教育软件。[16]
以上新商品的内容是抽象的，这里的抽象是指从在该部门工作的讲师、研究员和毕业生头脑中抽取的内容。与教科书等传统的商品化知识不同，这类新的抽取手段基本不会通过版税等方法承认作者的著作权。
尽管如此，这些手段在本质上与从熟练织工头脑中抽取毛毯设计再嵌人自动化纺织机的程序指令等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里劳动力并没有消失。即使雇主真的能将那些有创意的员工（也许也是最会惹麻烦的员工）头脑中的有用知识清空，并解雇这些员工，不管余下的工作流程变得多么去技能化、多么紧凑密集，雇主仍然需要雇佣一定的劳动力（包括有创意的员工）才能补充智能资本，生产新的教育商品，管理新的标准化课程，以标准化的步骤传授给下一代学生。
近年来教育的系统化过程与其他形式的非体力劳动系统化极为相似。比如，对学生作业的评判传统上是一个教师实施个人专业判断的主观神秘过程，而现在要求学生在标准化答卷上打钩，这个模式和银行家对客户的评价模式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银行经理在审核客户是否有资格得到贷款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标准化问卷，评判标准统一，由软件高效地做出审核。
因此，正是在这个部门内由新的信息技术带来了劳动过程（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巨大变化。然而这种现象似乎并没有提出任何“旧”经济学框架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第三类服务活动是柯成兴和其他“失重”学派经济学家最关注的地方，即“知识工作”，包括直接参与实体商品的生产，或参与完全失重的新商品的生产。前者的典型例子是时装鞋，一只鞋的价格里只有一小部分与原材料、实体制造运输成本有关。鞋的主要价值是来自其“失重”特性，包括设计、品牌、营销手段等等。戴安·考尔指出：“买家买的是能够提升她形象的东西，而不是保护脚的东西。”[17]不管购买者愿意多出多少钱来购买高端产品，归其本质，她仍然购买的是一件实体物品，制造商从中赚取利润。20世纪90年代一只耐克跑鞋的市场价值与19世纪巴黎一个抢手的圆帽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大规模生产的，后者是个人手工制造的。[18]前者中，“知识”从专业的知识工人中以再生产形式抽取；后者中，知识嵌入了制帽子工人的技能中，必须要有工人实体存在才能生产出新的圆帽。
因此，专业知识工人的出现就是制造业劳动分工专业化的产物。[19]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实体环节通过自动化愈发将资本密集，装配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去技能化，工作成本越来越低。回到运动鞋的例子，制鞋的劳动过程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极其廉价的劳工完成的。比如，1995年，印度尼西亚有12000名女工受雇制造耐克鞋，一周工作60个小时，很多人的酬劳低于政府规定的每天1.8美元的最低工资。据估计，即使将工人薪酬增加到每天3.5美元，每双鞋的劳动力成本仍然会低于1美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3年，迈克尔·乔丹仅靠允许耐克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以及他的有关体育成就）来推广产品就赚了2000多万美元——这笔钱比印度尼西亚生产1900万双耐克鞋的劳工成本总量还要多。[20]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最后一只鞋之所以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归功于制作劳动，是因为对弱势工人群体的超级剥削；但“新经济学”则完全让工人群体消失不见。可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可以将它视为过去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过程不断演化的延伸。[21]迈克尔·乔丹挣的钱也许要多得多，但他对最终产品价值的贡献在类别上其实只是相当于世纪之交时出现在皮尔斯香皂广告中的那些小女孩的贡献，或者就好像王室贵族对橘子酱产品做出官方首肯，允许厂商使用其纹章一样。[22]
那不同点在哪里？也许不同就在于新技术不但被大规模引入商品生产，也引入了商品分销。大规模生产商品的全球市场扩大迫使业界提高分销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引入全新的方法将产品送至潜在客户，劝说客户购买。有些情况下，还产生了一种悖论般的现象，仿佛让人觉得回到了大规模生产前的产品定制时代。比如你可以在某些网站输入你的尺码，订购适合自己身形的牛仔裤（当然了，前提是你必须要从单一制造商提供的标准化版型菜单中选择）。生产过程某些环节的电脑化与新通信技术应用相结合，在客户和厂家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互动关系。这就取消了各种各样的中介（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将制造商生产过剩的风险或生产错误产品的风险降低到近乎为零：只有客户已经订购的产品才会生产。不过在这个例子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需要制造、包装、实体运送到客户手中的物质商品。
在其他情况下，分销商品的物质形态就没那么容易确定了。这里也许可以举一个呼叫中心的例子。这个呼叫中心处理各种活动，比如销售飞机票、电话査询、安排金融交易、软件问题技术支持、处理保险索赔等。新技术的复杂应用使以上服务个人化成为可能，不用考虑服务发生的地方究竟在何处。比如，可以使用软件捕捉来电的区号，然后将呼叫人转接到一个可以使用正确语言、甚至是来电当地口音的操作员，创造出一种操作员来自当地的幻象，而操作员实际身处何方、在哪个时区都无所谓。同样的数字触发器（即呼叫人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将呼叫人的个人信息在说“您好”之前就显示在操作员面前的屏幕上，允许操作员做出非常个人化的应答，打造出一种具有亲近感的幻象，同时也避免操作员因记录没有必要的信息而浪费时间，提高了操作员的生产率。
电脑会自动弹出对话，操作员只要照着念就万事大吉，这就将操作员的技能需求降至了最低点，此类工作也使高度远程监控成为可能。针对英国呼叫中心工人（已经占到了英国劳动力的1.1%，全欧呼叫市场预计将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的研究发现，工人的工作受控度很高，薪水相对较低，经常全天候轮班，流失率极高，通常工作12到20个月后就会出现“过劳”（burn-out）现象。[23]数据表明，这些工人根本不是什么新型的、经济学上前所未知的知识工人，反而是早期办公室工人（如银行出纳、保险推销商、订票员、电话操作员等）的泰勒化、去技能化的后代，尽管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同，工作条件也不同。但似乎他们给（可以无形，也可以是有形的）产品或服务带来的附加值是可以用传统的手段来合理衡量的。
这里就涉及“失重经济”文献中另外一种知识工作：根本不产生任何物质最终产品的工作。它的形式可以包括算法（如软件）、无形金融产品（如寿险）、创意作品（如电影剧本）或投机行为（如期货投资）等。以上这些东西在本质上不是新型事物：乐谱、记录着音乐“指导”的自动钢琴打孔纸、化学公式、机器图纸、食谱书等东西在本质上都和电脑程序算法没什么两样。自货币出现以来，赌博、高利贷、保险业早就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形式。17世纪时，官方数据的最初用途之一是计算年金。［比如商人约翰·格伦特（John Graunt）利用伦敦死亡率（London Bill of Mortality）构建出人均寿命[24]］作家、诗人、剧作家、视觉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和音乐家在几千年来都创造过“无形产品”。当我们闻知摇滚音乐家在世界股票市场上以未来版权收入为抵付来借钱时，也许听起来像是凭空变钱的魔法，但实际上这和18世纪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赌博输钱后以未来继承遗产为抵付打白条的行为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柯成兴认为，失重产品不遵守经济学的传统法则，因为它们可以同时无限扩大、无法分割、无法挪用。换句话说，一个新的点子只可能被发现一次；一旦发现后，就可以反复使用，永远无法“耗尽”。即使存在着名义上的约束，比如专利或版权，在实践上也可以自由再生产。[25]然而，尽管新的通信和再生产技术的确能让理念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性迅速传播，但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上每次有新的发现时，肯定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使用青霉素治疗感染、重力理论或发现电力等）。理念的复制现象则更是贯穿于时尚业的悠久历史。
以上抽象产品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是可以讨论的。某些情况下这些产品是物质货物的代理（比如可以用来交换房屋的房贷、可以用来交换新车的保单或者可以用来交换货物或现金的信用卡交易），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一首歌或一首诗），则有必要将其视为与满足人类欲望有关的产品。
如果我们想避免构建一个完全由“知识”构成的纯粹抽象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无形的存在体处在一个虚拟空间中，由虚拟的投入支撑着，创造出虚拟的产出；这个宇宙中没有生存，没有死亡，无限的消费成为可能，不会排泄垃圾），则有必要坚持看清其潜在的物质性。我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更加深入观察工人及其劳动过程的物质性。只有详尽审核该过程，才有可能探寻出每一个阶段对最终商品“价值”的特殊贡献。这种分析也可以用来阐明马克思曾发现的劳动被渐进抽象化、并入资本的过程，并将其放在愈发依赖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背景中讨论“知识”工作。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断言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分工让一大批劳动力从事“非体力”工作——生产或处理“信息”（尽管这种工作仍然要求人体做出敲击键盘等一系列体力活动，对生理健康产生影响）。电脑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数字化成为可能，也使信息处理的某些领域的自动化成为可能，电信技术的发展则允许数字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从某一处传输到另一处。以上技术通过整体作用使众多类似流程得以标准化，允许雇主以工作业绩来监督工人，也允许雇主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地球上任何一个拥有合适基础设施和技能工人的地方。
我们现在必须要扪心自问，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最终商品的价值如何构成？马克思已经给出了关于物质内容的答案：过去工人的死劳动体现在用来生产价值的机器中，体现在原材料开采和建立企业所需的资本中，也体现在负责处理价值的工人的活劳动中。至于无形内容，过去工人的死劳动也使得新点子的出现成为可能，但也存在着两种形态各异的活劳动。[26]第一类活劳动是被剥夺技能的工人按部就班的劳动。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作“过程”（process）知识工人。他们可以在生产过程（比如开发软件的编码员、设计网页的图形设计师、输人数据的打字员、管理原材料采购或生产流程组织的经理、核査最终产出的质量监控员）中工作，也可以在分销过程中（比如呼叫中心员工或发票管理员）工作，尽管当工作零散化后，也许会采取按业绩（或按计件）付薪酬的方式，但通常是像体力工作一样按时补偿，即使该活动被外包出去，薪酬或工资单也是可以核实的，因此将劳动成本与产出相结合从而计算附加值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知识工作，我们称之为“创意”（creative）或“原创”（originating）劳动（有些此类劳动其实是由“过程”工人创造的，但有时“过程”工人的贡献得不到承认），产生新的智力资本，以理念、设计、项目或定义更加明确的（可以是无形的）文字、音乐或图片等智力产品等形式出现。这类工作的贡献计算起来要更加困难。理念可以从有偿劳动力处挪用（大多数国家内，若知识产权是雇员产生的，该产权的所有权自动归雇主所有）。但理念也可以由自由职业者、独立个体或组织创造，前提是签署协议，将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归于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智力产品的使用权也许要涉及费用支出、版税或复杂许可协议的谈判等问题。从另一方面讲，这些理念也可以被简单盗用。知识产权的法律概念不仅适用于那些很清楚自己是价值理念创造者（如作家、艺术家、投资者等）的工人的产出，也适用于那些不清楚自己合法权利的人的隐性（tacit）知识。比如部落音乐也许会被盗用来制作CD或电影音轨；部落的视觉艺术也许会被拍下，印在T恤或包装纸上，或被扫描成像，在网页设计中添加“民族”风情；部落的神器也许会被服装珠宝设计师拿来作为新产品系列的“灵感”。还没完呢：那些制造“民族”方便食品的超市通常会坚持要求负责准备食品的分包商给超市独家食谱使用权；家庭或社区代代相传的知识被盗用为私人拥有的智力资本。[27]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人会以科研名义申请人类基因密码的专利，将不同动植物的基因作为专利保护（稍作变动来确保独特性），从而生产新药品和基因工程产品。[28]
难怪知识产权问题是当今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既在国际贸易协议层面争辩不休，在工作场所谈判时也吵得面红耳赤。比如在英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工会近年来与大型企业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纠纷，争论的焦点在于自由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是否能够保留自己工作的版权。很多大型公司，包括被视为中左翼的《卫报》在就业条款中都规定包括电子和非电子的所有权利都属报纸所有。[29]在某个层面上，这可以视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简单纠纷，工人为获得自己劳动产品的更大份额而斗争。
但是，这里的所有权概念与普通工厂中的所有权概念有很大不同。二百多年前，工人阶级基本上放弃了对自己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争取，以此为交换获取工资。而那些坚持索要版税、坚持维护自己劳动成果再使用权利的知识工人在行动上与无产阶级并不一样；他们拒绝异化。
尽管如此，工人对“理念”的所有权（而不是处理该理念所花时间的补偿权）是极为模棱两可的。知识工人通常在所谓知识食物链中占据了一个中介般的地位。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理念也许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他人那里复制来的；理念也许来自老师的讲授，来自阅读书籍，或者通过观察那些不认为自己有创意的人而得来的；理念也许是一个团队中大家互动的产物。一名新闻工作者或电视研究员通常从对“专家”（可能是拿着薪水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想借助采访宣传自己的书）的采访中获得信息；我们没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来决定最终产品应该“属于”新闻从业者的雇主、新闻从业者、“专家”还是食物链上其他环节的人，比如“专家”的研究助手，或者研究助手在研究过程中采访的某人，或者研究助手采访对象的父母，因为他们从小对孩子进行教导，孩子在长大后才能在采访中发表意见。类似地，一个研究水稻抗病性的科学家从东南亚农民那里获得研究信息，最终他的雇主声称对研发的新株水稻拥有所有权，那么这名科学家也处在一个中介地位；保罗·西门（Paul Simon）将部落音乐融入“他的音乐”，那么他也处在类似的位置；一名摄影师拍下了一位牙买加老渔夫的脸，作为广告印在了罐头饮料上，那么这名摄影师也处在同样的地位。
最终，是市场的力量决定着谁能够占有多大份额的蛋糕，但有关“价值”如何形成的分析却因上述原因变得非常复杂，建模虽然复杂，但不代表完全不可能。为了要建立模型，必须要先清楚意识到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身体为“失重”商品奉献了真实的时间。
这就引出了大量失重经济文献探讨的第二个大问题：所谓的生产率悖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自1973年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增长率在表面上一直维持在低位，比战后到1973年间的增长率低很多。之所以选择1973年作为分水岭，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石油危机对经济数据造成强烈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后来称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计算机革命”的产业浪潮。左翼和右翼政党都广泛认为，新技术的引用会激发人类潜能，提高工人生产率，创造更多更新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本该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从证据来看，起码在表面上经济并没有腾飞，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应创立新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悖论也许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惊人。
首先，我们来看证据本身：生产率通常是由产出价值和劳动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柯成兴指出，如果我们单看数据的话，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工人是法国农民。[30]他这句话的含义是，表面上的高生产率数据也许仅仅是人为提高最终产出价格造成的。这就意味着，“生产率悖论”也许部分地是由电脑化过程导致的价格大幅下跌所造成的。
但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真的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吗？在此方面，纽伯格（Neuburger）采用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尽管产出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大幅下跌，在一些OECD国家内根本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31]此外，他的研究也表明，英国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只会在整个经济10%的部门中呈现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32]话说回来，虽然悖论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极端，但似乎的确存在着。那应该怎样去解释？政治经济学真的无法提供答案吗？
我在这里只能提及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为这个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问题献上一份微薄之力。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全球化的影响。以国家为基础的会计体系很难准确分析全球化经济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某个国家可能有很高产出，但某些投入也许是另一个国家内以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形式实现的，需要进行复杂的调整，允许浮动汇率等要素，允许在大型跨国公司内转移定价行为，然后也许会出现某些偏差，正面或负面影响GDP数据。
信息技术产生的额外生产率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不会体现在产出数据中。额外生产率也许会提高无偿劳动而非有偿劳动的效率，比如让图书馆用户更加简便地寻找图书，或让银行客户更加快捷地从银行取钱等现象。额外生产率在数据中的体现程度要取决于信息技术对自助服务发展的鼓励程度。有人认为，一个公司若改善客户服务，就会赢取市场份额，最终致使产出数据提高，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整个部门都采纳新技术后的总体效应；客户的期待值会上升，但没有一家公司拥有竞争优势。此外，杰夫·马德里克（Jeff Madrick）也分析了包括服务供应过剩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到了美国的数据统计。[33]
此外还有一些与公共部门相关的具体问题：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引入新技术，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许的确会改善生活质量，但不会反映在产出数据中，因为尽管空气更清洁，儿童更健康，骑自行车的人更高兴，表格设计更简洁，但国家财政目前并不直接计算这些因素。有人指出，英国国营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公共财政中生成常态偏差，造成GDP的低估。
对公共部门的研究也提出了更多与家庭劳动社会化有关的基本问题（在前面谈及服务就业时提到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在表面上下降的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这段时期内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大军，市场愈发需求儿童护理和其他在家庭中提供的服务。[34]来自挪威的一个研究团队使用了社会会计框架将GDP增长分为生产率提高和无偿家庭生产转向劳动力市场导致的“再分配”（reallocation）提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71到1990年期间，挪威GDP增长的四分之一可以归功于家庭服务从无偿向有偿工作的转变。”[35]
纽伯格自己对”生产率悖论”现状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大多数OECD国家的工作条件出现了质的提高，投人成本的增加（反映在更低的生产率增长数据中）代表了劳动的真正改善，比如工人更加健康，工作场所更加安全，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假期更长和其他一些成绩，毕竟，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1970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发生了激烈抗争的工会运动，男女同工同酬、歧视保护、产妇权利、非公平解雇保护、安全工作环境权利和一系列其他权利起码在名义上写入了就业保护或反歧视法律。虽然很多法律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许多工人得不到保障，但纽伯格认为，这激发了从资本到劳动的重大再分配现象，这一点从生产率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由此可见，生产率和增长的问题极其复杂。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问题不能单独从技术角度考虑，必须放在社会和历史整体条件下分析。
失重经济的第三大因素是全球化。这里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观点，认为新信息技术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完成，全球人口都变成了潜在的虚拟劳动力。全球化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虚拟经济以现在的形态是如何映射到我们生活的地球实体的？
虽然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充斥着“距离的死亡”、“地理的终结”等委婉用语，但奇怪的是极其缺乏实证证据。[36]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等怀疑论者极端地声称全球经济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形态存在，甚至认为今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要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7]而在另一个极端也存在着海量文献，很多由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者写成，这类文献的出发点是全球化正在发生，重点放在研究全球化现象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含义。然而这类文献的实证证据却很薄弱，大多停留在花絮和显而易见的案例研究层面上。[38]极少有人系统化地研究跨国信息处理工作迁移的范围。
要想描绘一张不停变化的国际劳动分工数据图是极其困难的。除了很难区分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出外，工作的流动还不一定以一种清晰可见的形态体现在贸易数据中，因为涉及大量形态各异的合约协议，在国家财政中的体现形式各不相同。物质货物必须要以实体形态跨越国界，因此经常记录在进出口数据中；但互联网上传输的数据来无影去无踪，无法简单评估数据流动的价值。当然，衡量数据流量还是可能的，不过我不同意卢克·苏特（Luc Soete）等支持征缴“比特税”（bit tax）的人认为流量可以衡量价值的观点：一个需要熟练工人花费数千工时书写的电脑程序通常在容量上（以比特计算）要比由无偿劳动在很短时间内生成的一段视频或—张扫描照片小得多。[39]
一件事可以很难衡量，但不代表这件事就不存在。很明显，电脑信息处理和电信传输的广泛使用已经为信息处理工作的地理定位带来了大量全新选择。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这些选择完全不受物质限制，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很明显这些选择要基于实体基础设施，1997年2月15日，68个国家批准了一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协议，正式启动电信市场自由化过程，自此之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市场都向大型跨国电信公司敞开，随之而来的是基础设施快速传播，电信成本大幅下跌。但这个过程具有高度选择性；绝不能说它让全世界人口都进人了“信息社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大批的社区基本不通电话，即使有些地方铺上了电话线，质量也很差。“失重”活动的基石、能快速传递大容量信息的光纤电缆只在世界上某些地方铺建，主要是新加坡这样的可以高度利用电缆、获取丰厚利润的大城市。
连“无线”通信也必须依赖于卫星等物质货物才能保持运作。1998年5月20日，泛美卫星（PanAmSat）的银河4号（Galaxy IV）卫星内部控制系统和后备开关发生故障，为全体美国人上了惨痛一课。据报道，该卫星当时为美国80%多寻呼机用户提供服务，同时也负责国家公共广播（National Public Radio）、几大电视网和路透社新闻的数据传播。虽然CBS很快就切换至银河7号，但包括很多医院在内的寻呼机用户的服务被完全切断。[40]
电信基础设施并不是参与全球失重经济的唯一物质前提条件，硬件的支持也十分必要，同时因为硬件更新换代速度很快，需要不断升级：这其中包括个人电脑、移动电话、调制解调器、扫描仪、开关以及与硬件制造使用有关的众多元件和配件。这些东西的成本不但在各个国家的绝对数字不尽相同，而且与当地基本收入和生活标准的相对比较也不一样。迈克·霍尔德内斯（Mike Holderness）曾经指出：“一台普通电脑的售价在英国相当于一年的失业保险抚恤金，却相当于加尔各答三个中小学教师一年的总收入”，加纳唯一因特网供应商的每年上网费相当于一名加纳新闻从业者一年的总收入。[41]
因此，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可以做任何事的观点在现实中要受到一系列空间因素的限制。当然，不是所有人类活动都能去本地化的现实给它套上了又一个紧箍咒。大多数的工作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深深扎根于地球表面的某一个固定地点或一系列地点，因为这些工作涉及原材料的开采加工、物质商品的制造（可以有限度地去本地化）、交通、建筑、实体服务的运送（包括保健服务和垃圾回收）等活动。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工作的确可以去本地化。原因有很多。首先，劳动分工的变动提升了简单信息处理工作的比例。其次，信息数字化使信息可以远程存取，不需要实体接近数据源，节省了交通成本，第三，电脑任务的标准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活动接受远程监督（按业绩的管理取代了对工作流程的管理），反过来允许工作被外包出去，或在离经理很远的地方完成。第四，由于IBM和微软等公司的垄断等原因，出现了跨工作、跨行业的技能整合，几类普遍技能（如掌握微软Word或Excel）取代了大量的机械特有、公司特有、岗位特有的繁杂技能，这些技能在过去不仅限制了工人的流动性，也让雇主对员工技能产生依赖，迫使雇主必须停留在能够得到相关技能的地方运营。第五，我之前也提到了，出现了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快速传播以及成本的大幅下降。[42]
原则上讲，这样一来，任何拥有合适基础设施和技能的地区都能够多样化本地经济，以和其他地区平等的身份进入信息处理的全球市场。通过清除某些地区的战略优势（如规模经济、贴近市场等优势条件），全球化本该使各地区平等竞争。正是这种观点构成了对新信息通信技术的乐观态度，期待着利用技术能够振兴偏远地区。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虽然雇主现在有大量的地点可以选择，但奇怪的是似乎反而加剧了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理隔离现象。尽管比较竞争优势的特定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比较竞争优势要比过去更加重要，每一个地区都必须针对每一类活动单独展开竞争。公司再也不用被迫将大多数信息处理活动放到同一个地点经营，现在可以自由地为每个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单独挑选最佳地点。一个公司可以决定将制造厂开在墨西哥，研发团队放到加利福尼亚，数据录入搬到菲律宾，软件开发移到印度，并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和荷兰建立两个呼叫中心。决定每一个地点时，依据都是技能的可获得性和当地劳动市场条件、税制的优势等等。如果市场竞争激烈度加剧，当地工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条件，或当地税制发生变化，公司也许就会另择他处：比如可以将制造厂搬到印度尼西亚，数据录入转移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编程放到俄罗斯进行，或在一些普通的呼叫中心部门开始雇佣在家上班的工人。即使在某一国家之内，也可以观察到越来越大的地理专业化趋势（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和生活标准的极化）。我最近在英国完成的一些研究表明，成功吸引高技能“创意”知识工作（大多数集中在伦敦西边富庶的“绿色”走廊）的地区和只能吸引机械式后台部门和呼叫中心业的地区（基本上全部集中在没落的工业区）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43]基础设施薄弱的边远农村地区则什么都吸引不来。
以上研究结果对“距离的死亡”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数据显示，地理位置实际上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有些地方似乎有能力培养比较优势，拉开当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有些地方似乎可以利用语言技能、时区优势、廉价劳工、专业技能或良好技术设施等条件在新的全球劳动分工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市场；而有些地方则被全球化列车远远甩在了后面。除了几个特别幸运的地方外，任何区域都能拥有充分多样化的本地经济这个梦想似乎不太可能成真。
知识工作的未来会怎样？两个现有的趋势似乎会继续发展下去。一方面，包括稳定的等级制度、严格的规章、有序的（有时暗示着歧视性的）升职规矩、“铁饭碗”、流程管理、时间空间统一性等在内的传统官僚体系会继续瓦解，被原子化、疏散化的劳动力所取代，这些工人受业绩管理，缺乏安全感，准备好在任何地点工作。哪怕此类工人（其中包括很高比例的“创意”知识劳动力）并不是正式的自营就业者，社会也会愈发将他们视为自营就业者。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出现一类新的白领无产阶级，从事一成不变的“过程”知识工作，在泰勒化工作流程的监视下和高压的工作条件下劳动，地理隔离现象会让第二类工人很难提升为第一类工人。
智力劳动的地理分布（工作向人移动）当然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在分析20世纪末资本主要积累形式时，也有必要从移徙工人的实体移动（人向工作移动）角度和大规模全球市场角度来分析全球劳动分工。
不过，这并不需要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失重经济。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有血有肉、丰富多彩、混乱脆弱的人类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重新摆在我们分析的核心地位。
[1] Frances Caimcross,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Diane Coyle, Weightless Worl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Oxford: Capstone Publishing, 1997; Christopher Meyer and Stan Davis, Blur:The Speed of Change in the Connected Economy, South Port, Mass.: Addison-Wesley ,1998; Don Tapscott, (ed.), Blueprint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Wealth Creation in the Era of E-Busi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8;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5; Dale Neef, (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Knowledge: Resources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8; Bob Norton and Cathy Smith, Understanding the Virtual Organization, Hauppage, N.Y.: Barrons Educational, 1998.
[2] 在这个过程中，与经济学家Henry Neuburger的讨论使我受益良多。他对这些问题严谨 的怀疑态度在我认识的人之中绝无仅有，如果我的论证中任何出现错误，自然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承担全部责任。
[3] 现在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似乎后现代主义的霸权已经开始衰败，传统的现代主 义学者正卷土重来.话虽如此，我们巳经有几代学生在学校被灌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他们已 经或即将进人知识劳动市场，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应该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4] Roy Bhaskar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目前预测未来方向的最佳答案，见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ondon: Verso Books, 1997 和他的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Verso Books, 1997，另见 Andrew Collier,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Books, 1994；以及 Meera Nanda关于Bhaskar的有趣评论，见“Restoring the Real: Rethinking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Science,” in Socialist Register, (ed.), Colin Leys and Leo Panitc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6]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7] 他的网站是：www.weightlesseconomy.com。
[8] Danny T. Quah, “Increasingly Weightless Economies”,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February 1997, p. 49.
[9]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3.
[10]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英国全国规模的数据变化。不过1979到 1980年间，在Quentin Outram的热心帮助和宝贵指引下，我在十年一度的《就业普査》数据基础 上开展了一项详尽的研究，并补充了今年《就业普査》的数据，研究对象是英国西约克郡某一地区根据职业和行业分类的服务就业情况（即包括那些雇主被归类在“制造业”或其他非服务部门 下的“服务”工人）。这项研究特别关注女性就业，在研究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1901至1971年家务服务的下降和其他形式的服务就业增长几乎呈比例变化。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虽然于1980 年由 Leeds Trade Union and Community Resource and Information Center以（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on Women’s Employment in West Yorkshire）为名出版，但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11] C. H. Lee, British Regional Employment Statistics, 1841-1971 ,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2] 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i fare Capitalism，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1990.
[13] 见本书第1章和第5章。论点的总结见Ursula Huws, “Consuming Fashions”, New Statesman & Society, August 1988，最近的观点见 Ursula Huws, “What Is a Green-Red Economics?: The Future of Work”, ZMagazine , September 1991.
[14] Tim Jackson, Material Concerns: Pollution, Profit and Quality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6.
[15]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Digest of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信息提供者是 Earth的朋友们。
[16] 见 David Noble, Digital Diploma Mill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17] Diane Coyle, “Why Knowledge Is the New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dependent, no. 23, April 1998.
[18] 两者的比较要由衷感谢James Woudhuysen。
[19]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20] “There Is No Finish Line-Running Shoes: The Follow-Up“, News from Irenes, no. 22, March 1995, pp. 33—36.
[21] 可以从 Charles Babbage 于 1832 年在伦敦出版的《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入手，了解制造业系统化、有意识地引进流程来实现劳动成本最小化。
[22] 那些小女孩是每年从”皮尔斯小组”选美比赛中选拔的。这个比赛从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孩子时就在进行，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仍然会继续下去.
[23] Sue Femie and David Metcalf, “Hanging on the Telephone“, Centerpiece: The Magazin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3:1, Spring 1998, p. 7; Research by Datamonitor, quoted in Una McLoughlin, ”Call Center Staff Development“, T, October 1997, pp. 18-21; Incomes Data, Pay and Conditions in Call Center, IDS Report 739, June 1997; G. Reardon, ”Externalizing Information-Processing Work: Breaking the Logic of Spatial and Work Organization“, U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on Globalized Information Society: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Maastricht, October 1996, PP17-19.
[24] Martin Shaw and Ian Miles, “The Social Roots of Statistical Knowledge“ in Demystifying Social Statistics,(ed.) John Irvine, Ian Miles, and Jeff Evans, London: Pluto Press, 1981, p. 30.
[25] Danny Quah, “Policies for the Weightless Economy”, lecture to the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London, no. 21, April 1998.
[26] Luc Soete将知识嵌入商品（或用他的话说：“对增长做出贡献”）分为三个形态，分别是 “可简单转移的可编码知识”、“不可编码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以及“編码知识”，见Luc Soete, “The Challenges of Innovation“ in IPTS Report 7,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 Seville, September 1996, pp. 7-13。在分析附加值成分时这种分类法极其有帮助，但在关注劳动过程时用处就要弱一些。
[27] 在西伦敦苏豪地区情况就是这样.当地居住着来自印度南亚次大陆的众多人口，当地 的一个主要行业就是为英国超市连锁店准备咖啡和其他印度食品，见Ursula Huws, Changes in the West London Economy, London: West London 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 1992。
[28] 优秀的双月刊 GenEthics News : Genetic Engineering,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在每 一期都对此问题有新记录。
[29] 记录在全国新闻从业者工会的月刊The Journalsit中。
[30] Danny Quah, “As Productive as a French Farme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 29, September 1997.
[31] Henry Neuburger, “Thoughts on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unpublished paper, n. d., p. 1. 他认为tfp的衡量是循环的，因此选择了劳动生产率作为更有力的指标。
[32] 同上，p. 9。
[33] Jeff Madrick, “Computers: Waiting for th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 26, March 1998.
[34] Sue Himmelweit, discussion of ONS Households satellite account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November 1997, quoted in Neuburger, “Thoughts on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35] Julie Askalen, Olav Bjerkholt, Charlotte Koren and Stig-OIof Olsson, “Care Work in Household and Market: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paper submitted to the IAFFE-sponsored session at the ASSA meeting, Chicagof no. 3一5, January, 1998. 我要衷心感谢Sue Himmelweit让我注意到这项重要研究。Henry Neuburger已经在英国从部分上测试了这个假设，对儿童护理和餐饮业两个领域以家庭卫星账户的形式进行建模，使用投人和产出测量方法。他的结论是：“传统的GDP忽略了无偿的儿童护理，20世纪60年代低估了增长，而70 年代则高估了增长。”见 Henry Neuburger, “Modifying GDP”,unpublished paper, n. d., p. 2. 有关卫星账户的开发和社会账户的矩阵的有趣讨论，见Neuburger, “Measuring Economic Activity”, unpublished paper, n. d. 证据很明显非常复杂，自相矛盾，但这些研究表明从传统会计准则中获得的是一幅不完整的图像。
[36] 我对该文献的详细讨论见 Ursula Huws, Teleworking: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Service, London, July 1996; Ursula Huws. “Beyond Anecdotes: On Quantify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W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on Globalized Information Society: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Maastricht, no. 17 —19, October 1996.
[37]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Oxford, England: Polity Press, 1996, p. 27.
[38] 我对该问题的讨论见“Beyond Anecdotes: On Quantify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ork”.
[39] Luc Soete and Karin Kamp,The “BIT TAX”: The Case for Further Research, MERIT, University of Maastricht, 12 August 1996.
[40] Richard I. Cook, M. D., Cognitive Technologies Lab., Dept. of Anesthesia and Critical Ca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quoted in Risks-Forum Digest 19. 75, forwarded by Red Rock Eater News Service （pagre@weber. ucsd. edu）,May 1998.
[41] Mike Holderness«, “The Internet: Enabling Whom, When and Where?”,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 UNU/INTECH Workshop, Maastricht, no. 23—25, October 1996.
[42] 我对这些和其他相关因索的总结已发表在一些文章中，包括Ursula Huws, Follow-Up to the White Paper——Teleworking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V, September 1994, also published in Social Europe, Supplement 3, European Commission DGV, 1995; Huws, Teleworking: An Overvieiv of the Research; 及第 7 章。
[43] Ursula Huws, Sheila Honey, and Stephen Morris, Telework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Swindon, England: Rur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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