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新技术和家庭劳动
哈利·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写道：
随着现代家庭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减轻了家务活的负担，也使家庭生活愈发微不足道；随着发展卸下了人际芙系的重担，也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随着发展创造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也扼杀了社区生活最后一点痕迹，用现金交易（cash nexus）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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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它（指家务劳动）包括比現在多得多的生产活动：酿酒、乳制品生产、养鸡养猪、水果蔬菜种植、亚麻羊毛纺织、医疗护理等活动都是家庭产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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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货物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工厂大规模生产商品推动了工作方法的合理化和技术的进步，商品越来越便宜，让这些商品的家庭生产模式在经济上愈发不划算。
其次，富有创造性的家庭的”生产”任务被毫无创意的消费任务所取代。购物成为了家庭工作的一部分，不但使家庭越来越依赖工资收入，也促进了零售业的发展。
再次，尽管很多由此创造出的工作由女性和儿童担任（比如纺织品行业），制造业的发展却巩固了“男性工作”（在社会上挣钱）和”女性工作”（在家里无偿劳动）的分工，也诞生了”家庭薪资”（family wage）等概念。
随着家庭制造的社会化，家庭服务也被社会化了。在家中无偿劳动的女性草药师和接生婆被收取费用的男性药剂师和外科大夫所取代，为现代医学职业和相关行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负责仲裁纠纷的睿智女性被收取费用的男性律师所取代。口头教育的传统被文学教育所取代，同样为男性所掌控。为了满足新的交换和分销需求，复杂的工业应运而生。
当然，这种概括的确过于简化了。这些现象并不是同一时间产生的，诞生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另外也不能认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过程已经完毕，它仍在进行之中，很有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里之所以对历史发展进行概述，是想着重分析该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演变，并详细观察新科技在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认识该过程，就可以对当前大规模投资微处理器技术的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正确预测会诞生何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下一次经济繁荣奠定基础，同时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发现既能够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又不会将女性（和男性）束缚在枯燥低薪工作中的社会需求。
资本主义制度下，制造业引进新技术的目的在于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货物（如果更便宜最好）。每一次大规模引人新科技的浪潮都导致熟练工人被机器取代。每一次大规模投资新技术，都会引发类似的恐慌：人们担心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新方法生产出的货物卖不出去，因为失业工人没有钱购物（”机器人不买汽车”）。其实，除了对某些个体劳动者来说会出现短期高失业率和永久性失业的情况外，整体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每当旧工业呈现资本密集趋势、缩减雇员时，新的行业都会应运而生，在初期通常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新的商品，提供新的服务。
20世纪内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收音机、电视、唱片和高保真音响，冷冻食品和其他便利食品，洗衣机、冰箱和其他家用电器，化妆品、药品、清洁剂和其他化学品，等等。
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起源于”家务劳动。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取代了上一辈女性在家中进行的劳动，如唱歌、朗读、弹钢琴等家庭娱乐，准备和保存食品，护理、洗衣服、扫除等活动。
在这一代女性的眼中，上面列出的商品是正常家务劳动的一部分，但如果她们的祖辈在世的话，面对着工厂生产的鞋、衣物、缝纫机、成药、肥皂、天然气、电灯等现代事物，会觉得很不适应。
家务劳动社会化有一点很有意思，尽管已经社会化，但并没有像期望中那样减少劳动的总时间。尽管家庭之外出现了新的有偿劳动机会，但家中的无偿劳动量基本没有变动，甚至还略微有所上升。
安·欧克利（Arm Oakley）对有关家务劳动时间的（少得可怜的）研究进行了统计，发现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中，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使用大规模生产的家用商品和节省劳动的设备而减少，此外，家务劳动的质量也没有提高，起码与通常被视为紧张、累人的有偿工作相比没有提高。一提到家务劳动，人们就会觉得比较单调、琐碎、压力大，就好像生产线上非熟练工人每天面对的工作一样。[3]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节省劳动”的设备没有节省劳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几个不同的因素，大部分都与新技术引进的方式有直接的关联。首先，工作程序化的提高和服务行业工作者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消费工作”不断增长，将负担悄悄加在了消费者的肩上。比如，从超市货架上自己拿货物，自己将蔬菜装人袋子，自助加油站需要自己动手，银行自动取款机前需要排队等等，这样一来，花费时间的不是领着薪水的工人，而是即使耗费了时间也没有得到报酬的消费者。有关银行生产力的研究表明，核心生产力的提高可以通过一系列此类举措进行，比如让顾客自己填写存款单等。柯林·图芝（Colin Tudge）总结得不错：
“便利”只不过意味着在一个地点节约的任务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这个道理用在经济领域也很恰当。食品业渴望摆脱一切无法盈利的任务。食品业不想将食物带到你身旁，你自己得去超市购买。食品业只想负责食品存储的部分责任，你必须买一个冷藏柜来保存食物。谁给你汽油钱？谁来交养路费？谁花钱买冷藏柜？冷藏柜放哪里？所有这些事项，再加上你往返于超市耗费的时间，都算在了食品费用中。这些账目不会出现在公司财务报表上，但最终会登录在你个人的收支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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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家庭科学运动（domestic science movement）、疾病细菌理论和”科学母亲”理论的发展诱发了家务劳动标准的重大变革：每年只在春季进行一次大扫除的人被成功说服一个星期最少要清扫一次，否则就是不道德；秋天将自己缝进内衣、春天才拆线的人发现自己的孙子一辈天天都要换内衣。艾伦赖希（Ehrenreich）和英格利希（English）的研究显示，起初是资产阶级自觉提高卫生意识，但后来广告和公关行业接管了这项工作，现在天天督促工人阶级女性要将家里弄得舒舒服服、清洁明亮。[5]
第四，刚才提到了有偿劳动的发展，这种发展割裂了“公共”劳动和家中“私人”劳动的关系。家庭被视为避风港，当一个人在冷漠、烦闷、紧张的工作场所忙了一天之后，家庭会为他提供娱乐、休息、情感支持、性快感和满足感。尽管这些需求正逐渐被社会化，但主要还是家庭主妇的职责。快感也慢慢被视为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由此推动了娱乐业的发展，娱乐厅、旅游、美容、时尚、色情业等等得到了极大发展。一位词源学家观察当代美国人的语言习惯后指出，所有的快感都是可以购买和拥有的商品：美国人在说“玩得开心”或“发生性关系”时用的是have，意思是“拥有”（have fun, have sex），在说“上床”或者“吸大麻”时用的是get，意思是“得到”（get laid, get stoned），而“做爱”、“作乐”等老式词组则用的是make，意思是“做”（make love, make merry）。
虽然对情感需求的满足已经成为现金交易的一部分，但满足情感需求的义务仍然落在家庭主妇的肩上。如果家庭不幸福，就是主妇的失职，而家庭的幸福需要在家务劳动中投人大量时间精力。有偿工作愈无聊、单调、紧张，情感的需求就愈发强烈，而这通常是新技术引进的直接后果。
新商品和新服务的诞生所需时间长短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通常都是非常迅速的。举个例子，英国收音机、电气耐用品和其他消费耐用品以不变价格（1970=100）计算，1961年在这些商品上的支出为7100万英镑，1976年上升到1亿7200万英镑。[6]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同一时期增长一倍多的电视租赁收入。1976年，72%的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88%拥有一台冰箱，95%拥有一台电视机。[7]尽管家用电器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才诞生，但这些数据显示二十多年后市场已经被完全渗透。
任何家庭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在第一个阶段，该劳动须满足的“需求”在此之前只有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才能得到满足，通常是仆人的工作。因此，它也被视为“奢侈品”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这种“奢侈品”越来越便宜，工人阶级中收入较高的家庭也可以享有。这种现象被誉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吸引越来越多渴望拥有该奢侈品的人在下一个阶段，它就成为生活必需品，不仅因为人民感到压力要“向张三家看齐”，而且因为社会服务和设施的提供前提就是人人都可以拥有。比如，现在的房子内部设计会考虑冰箱的位置，因为除了冰箱没有冷冻食品的设备；为未来的学童设计考试时，会考虑他们人手有一台计算器。这样一来，通过消费需求，工人进一步融入了薪酬体系。
另外一个规律就是新商品的生产或新服务的提供所创造的新职业一般由女性来从事。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资本家总在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该职业与传统上家庭中的“女性工作”也紧密相连。而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规律竟历来如此，并具有高度普遍性。
家庭外就业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从事90%以上劳动力为女性的职业：打字员、秘书、女仆、护士、炊事员、缝纫工等。有一半从事50%以上劳动力为女性的职业：餐馆老板、厨师、厨房杂工、酒吧服务员、办公室清洁工、理发师、洗衣工、制衣工、餐厅服务员、管家、社会福利工、针织工、中小学教师、电气装配工、纺织工、包装工、电话接线员和办公设备操作员等。[8]
基本上所有这些工作要么和家务劳动有明显关系，要么与家用商品的制造有联系。与男性工作相比，这些工作的薪酬很低。
计算机微处理器技术的引进似乎也会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新商品和新服务会应运而生，又一次将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进一步剥除家务劳动技能；针对现有服务和制造业的投资会加剧剥削劳动力，推动集中化进程，将耗费时间的劳动密集型任务推到消费者头上；有偿工作愈发紧张烦闷，因此女性面临更大的压力来提供情感支持、安宁、喜悦和快感；消费压力会上升；新的低薪工作会为女性创造出来。
把话说绝还有些为时过早，不过从现有证据中的确可以观察到某种趋势。微处理器技术已经为社会带来了新商品。安·巴伦（I. Ann Barron）和罗伊·柯罗（Roy Currow）指出：
在近期和不远的将来，包括电视、炊具在内的很多家用设备可能都会配备微型电脑控制。这些产品会由不同的厂商独立开发，单独运行，除了与人类主人互动外无法彼此联络。放长远来看，当发明家庭信息分配系统后，不同的家用设备就会通过信息系统分享信息，比如炊具可以由电话远程操作，煤气表可以远距离查询，电视机在每个房间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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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家公司正在研制开发用微处理器控制的家庭机器人，从事如洗刷、扫地、打磨、吸尘等劳动。《卫报》（Guardian）的一篇文章（1978年12月12日版）中报道了一台机器人，价格为2000英镑左右，还配一条裙子，“体型娇小，不会让人感到受机器支配，”秋时工业（Quasar Industries）如此介绍道。不同种类的家用电脑和各式各样的电子玩具有的正在开发，有的已经研制出了原型。
微电子技术已经引发了服务行业的合理化，“自助服务”也相应得到了很大发展。受到微处理器技术最大冲击的，是服务行业中的信息处理和标准式工作以及制造业中的“服务”领域，这一点在后几章中会更加详细地描述。“节省”下来的此类工作任务大多数都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
不但操作机器需要花费额外时间、培养额外技能，消费者在自助服务时也需要从事偷偷加在他们头上的劳动，另外还要被迫和机器界面打交道，要忍受那些牢骚满腹、被剥除技能的工作人员，毕竟这些人是消费者和大多数组织之间唯一的人类连接点。
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微处理器技术也让大多数工作流程更加无聊、紧张、空虚和孤单。技能剥除、机器监视、工作节奏加快等因素都是引起该现象的原因，结果不但导致工人身体和心理出现状况，还要求工人自己在“个人生活”中加以克服。
此外，轮班制工作也导致社会生活和性生活的失调：随着新技术的引进，管理层希望能在新技术过时之前尽量让投资物有所值，所以会越来越要求工人进行轮班制工作。
虽然女性仍然被视为家庭幸福安乐的负责人，但男性也承担了重大责任，既要应付以上那些工作压力，还要提供“快感”来购买满足感。
最终，新的技术为女性创造出了新的低薪工作。瑞秋·格罗斯曼（Rachel Grossman）写道：
（半导体）行业的竞争依然激烈，产品价格下跌的速度比生产成本的下降还要快。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各家公司需要一面推出电子玩具、家用电脑等新产品，一面纹尽脑汁合理降低支出。讽刺的是，要生产节省劳动的设备，其实需要大量工人的劳动，所以劳动成本就成为公司削减开支的头号靶子。
格罗斯曼文章中提到的美国跨国公司走遍世界各地搜寻最听话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后在东南亚找到了一群穆斯林小姑娘。格罗斯曼指出，这些小姑娘每天挣的钱只有40便士，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4年时间就会失去视力，除了卖淫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这些小女孩的工作就是装配芯片，但这些亚洲电子工人没有意识到，她们和身在加利福尼亚的工人其实处境非常相似。硅谷工厂雇佣着约6万名装配工，负责启动半导体生产流程，在亚洲装配工完成工作之后还要测试最终产品。这些美国工人中90%为女性，差不多一半都是亚洲和拉丁血统，包括菲律宾人、韩国人、越南人、墨西哥人、亚速尔人等。与身在东南亚的姐妹们不同，很多加利福尼亚女工都是单身母亲，靠个人工作养家糊口。[10]
这种情况不禁让人回想起19世纪初纺织业的情形，同时似乎也预示着未来的走向。已经有证据显示，英国电子元件制造商正将生产转移到马来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不过“政治稳定的”工业化国家可能仍然会在国内保留一定程度的生产。新创造出的工作机会很明显的是给社会底层最廉价、最可有可无的工人准备的，这些人就是女性，尤其是弱势群体女性，包括移民、单身母亲以及那些除了老实工作外别无选择的女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几点试探性结论。首先，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显然不会凭借自身力量推动女性解放。有偿工作者早已发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不能将他们从压迫、异化的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所以如今才开始要求工人通过掌控工作流程来解放自己，同理，女性也必须要求对消费手段和服务手段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将自己从压迫、异化的家庭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资本利用新技术这个工具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拉入其轨道，如果没有人对其统治提出挑战（不仅是在生产这个环节上），只能造成进一步的压迫。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应提出何种要求，因为它不仅会作用于工作场所，在工作地点之外也会带来影响。
第二，我们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很重要。新技术不仅影响着有偿工作，也会极大地改变着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的本质，我们需要女性运动和社区组织动员力量，反对新技术带来的最恶劣影响。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会催生社区组织的新形式。尽管高度自动化行业会原子化（atomize）工人群体，疏远工人之间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也会在排队时、等候室内聚集消费者和服务使用者。在新的形势下，可能会产生新的宣传和组织形态。工人组织和社区群体的联手也似乎成为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行动，比如医院工作者和病人已经携手反对医院关闭，公交工人和乘客联手反对提高车费，房客群体与工会也在“地方政府直接工作部”（Local Authority Direct Works Department）中走到了一起。
最后，必须要关注新行业中低薪女工的处境。无论是无偿家庭劳动者还是被超级剥削的有偿工人，她们都是受新技术负面冲击最强烈的群体。如果不采取行动改善这些女工的处境，一切女性、一切有偿工作者的处境都会随之恶化。
[1]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uu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2] Alice Clark,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 M. Kelley, 1968.
[3] Ann Oakley，Woman s Work: The Houseiv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6.
[4] Colin Tudge, The Famine Business, London: Faber &. Faber, 1977.
[5]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eirdre English, “The Manufacture of Housework”, Socialist Revolution, October-December 1975.
[6]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Social Trends,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977.
[7]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976. 见http://www. statistics, gov. uk/ssd/Surveys_family_expenditure„survey. asp.
[8] 信息摘自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Gazette, November 1978。
[9] I. Ann Barron and Roy Currow, The Future with Microelectronics, London: Frances Pinter，1979.
[10] 两处引用都是摘自Rachel Grossman, “Silicon’s Ugly Secrets”, Computing Europe, no. 10, June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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