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家务科技：解放者抑或奴役者?
马克思主义者和很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传统上认为新技术在本质上是“好东西”。这种理念用简单的话概括如下：很久很久以前，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建立之时，所有的工作（生产和服务）都在家中完成，没有酬劳可言。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在家中受男主人压迫，工人在各自家中独立工作，彼此之间没有联系。随后，诞生了引发社会进步的双重力量：科学和技术。一项又一项传统家庭劳动被卷人社会化大潮。纺织、编织、酿酒、烘烤、医护、肥皂蜡烛制造甚至娱乐等传统上属于女性的任务都转变为在家庭之外进行的有偿工作，一个新的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应运而生，靠贩卖劳动获取薪酬。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间歇性地向前迈进，在过去约200年中决定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种融道德与“科学”为一体的混合理论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两者均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好东西”。它将女性从“家务劳动的苦工”中解放出来，让女性成为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男性获得同等的地位，这样一来，最终女性就可以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解放，在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中家务劳动充分社会化，私有财产和女性受到的压迫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过去十年间，有很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有关工作场所科技影响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她们认为科学并不是中立的，新技术的引进可能不会提高工作质量，反而通过剥夺工人技能、建立新的控制机制来进一步恶化工作条件。（我在这里不是指新技术对工作数量的影响，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阶级的就业数字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新评估往往忽视了新技术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让人吃惊的是，社会主义者仍然普遍认为家务劳动的自动化（以及其他科学应用）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好东西”，很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仍然喊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口号，像宗教信条一样将它奉为我们的基本目标之一，并把它当作区分我们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准绳。
本章会分析有关家庭科技的一些传统观点，看看是不是真的符合现实情况，还会分析家庭主妇生活中的矛盾情况，并观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新科技策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有关新技术对家庭影响的调査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应用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帮助女性摆脱家庭工作者的身份，没有让女性从繁重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尽管很多自由派学者都就“对称家庭”（symmetrical family）和男性女性分工界限的变化问题颇费笔墨，但在大多数家庭里，家务活仍然是由女人来干。有关家务劳动时间的研究表明，女性花在家务上的平均时间甚至还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20年代的每周60小时左右升到70年代的70多个小时；奇怪的是，在这50年间，“节省劳动”的电器、家用化学品、方便食品等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生活中。究竟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因素。第1章中对此有所描述，芭芭拉·艾伦赖希和蝶卓·英格利希的大部分研究都表明，意识形态在推动“家务活的生产”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教育体系、广告、医生和精神分析师的“专家”意见汇聚成一股力量，劝说现代女性不要像祖母一辈那样每年只在春季进行一次大扫除，而是要保证房屋各个角落必须每周甚至每天清扫；衣服穿一次后必须清洗；如果孩子得不到母亲专注持续的照顾，就会产生严重的母爱剥夺现象。他们的劝说实在太成功了，今天每一位母亲都总是被内疚感折磨着，担心自己忽略了孩子，担心细菌在肮脏的厨房肆虐，给家人造成健康威胁。
第二个因素是家庭生活私人化的直接产物、每一位家庭主妇在自己的家中都重复做着其他家庭主妇从事的劳动，需要拥有自己的洗衣机、冰箱、电炉、吸尘器、柠檬榨汁机、油煎锅等现代舒适家居必不可少的家用设备，很多设备其实95%的时间都闲置不用。这样一来，也就谈不上规模经济，低自动化的主要节约成果就是规模经济。不管是给两个人做饭还是给20个人做饭，都要进行拿出食品处理机、组装、拆卸、清洗、放回原处这一系列步骤，其他各种家务活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女性都单独完成着同样的工作。
第三个因素来自于经济领域其他部门的科技运用，这个因素并不是特别明显，但可能影响要更大一些。有偿工作被自动化、合理化，受益和效率最大化，劳动成本最小化，因此越来越多的无偿“消费工作”［芭蒂亚·温鲍姆（Batya Weinbaum）和艾米·布里奇斯（Amy Bridges）语］就悄悄加到了消费者头上，而这些消费者就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女性群体。[2]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家庭主妇的工作清单上添加了一系列的自助服务任务。如果有人生病了，医生不再登门看病并收取上门费用，病人必须要花费自己的无偿时间往返于诊所，到了诊所后还要等待。今天的家庭主妇现在必须自己去最近的超市，选择所需货物，从货架上取下，拿到收银台，等待，最后运回家，而这些工作在过去都是花钱让别人做的。超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往返的距离更长，家庭更依赖冰箱等电器存储食品，这就允许零售业将大部分存储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此外，社会文化认为无偿劳动就等同于女性工作，所以这类自助任务［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顺尼（Jonathan Gershuny）认为未来的趋势是“自助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落在女性肩上，再次确立了女性劳动在整体经济中的较低价值，就这样周而复始，让女性在家庭中承受的压迫永远延续下去。[3]
第四个因素要来自于女性作为护理员的角色。社会认为女人的职责就包括在家里家外负责全家人的卫生和安全，尤其要照顾孩子、老人或残疾人。有偿工人早就发现新技术会带来新的危险；而正是过去一个世纪的科技发展将家变成了一个死亡陷阱，身体不便、头脑不灵、不识字的人非常容易出危险。
20世纪最重要的三项技术发展——内燃机、化学工业和电力——也许正是人类的三大杀手，任何一个照顾过小孩子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在户外，交通危险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室内，从卫生间清理到妈妈的镇静剂，到处弥漫着有毒化学品，而插座和电线让每个房间危机四伏。电视上和诊所里的安全广告用详尽的描述敲打着母亲的内疚感：孩子如果伤残或死亡，母亲要付全部责任；很多国家立法禁止将孩子独自撇下不管。因此，儿童护理就成为紧张繁忙的24小时工作，科学和技术又一次在一方面减轻了家务活儿的分量，而在另一方面似乎又增加了家务劳动的负担。
每次谈到新科技的缺点时，都会有人觉得是在美化科技发明之前的某个远古黄金时代。在讨论家务劳动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牢记，无论什么时代劳动条件都非常艰苦，科技的进步的确为女性减少了体力劳动，给女性更多选择，让女性摆脱了某些疾病的魔爪。但我们也同样要记住，科技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避孕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女性选择是否要孩子的自由（但还没有将女性的身体从男性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又引发了新的健康危机，所以技术的确带来了优势，但根本没有将人从家务活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某种程度上，技术对家庭的影响与技术对工厂的影响几乎成平行对等关系。哈利·布雷弗曼和他众多支持者分析指出，工人的技能和知识被盗用，融入了机器设计中。熟练的工匠，比如切割车床工，有一天突然发现只要学会在电脑控制的机器上按电钮就行了；同理，今天的家庭主妇也可以抛弃某些专业知识，比如不用再记得不同面料的衣服应用何种洗涤方法，只要在自动洗衣机上简单地选择正确程序就万事大吉。做饭也变得简单无比，只要按照说明书来做就可以，唯一需要的技能就是识字能力。
对“专家”的依赖程度也因此有所提高。我们再也不明白东西是什么做的、怎样用了。在工作场所中，这种现象导致两极分化，最上面是极少数人身居高位，而最下面有很多无需技能的工作。在家里，女性感觉越来越无助，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喷雾剂的警告标签说：“危险，不要在宠物和食品旁使用；远离儿童”，那主妇别无他选，只能盲从提示，放弃了一切用手中材料即兴发挥的可能性。她还被迫花越来越长的时间焦急等待“专业”维修员或安装工的到来。
以上现象都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家务活越来越容易，所需技能越来越少，现在谁都可以做家务，这就意味着男人有可能分担更多家务劳动，将女性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当家务活的质量没有实现广告宣传的产品奇效时，男人又有理由来责怪女人。过去的女性代代相传打理家务的神奇本领，而今天的女性代代相传的只是财产，没什么可值得尊敬的。特别是对年长的女性而言，这种变化可能会让她们感到自己可有可无，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取代自己，由此带来的绝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经济保障的缺失。这与老一辈熟练工人的经历很相似，当这些工人的工作因为新技术应用变得简单时，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成为了累赘。
科技的发展还在另一个方面给女性造成负面经济冲击。今天一个正常的家庭若想正常运转，需要比过去大得多的资本投入，尽管大多数女性现在挣的钱是男性的一半，但这就意味着如果有名女子想离开男人自己过活，那她就会立刻陷入经济深渊，毕竟她过去的家庭生活标准建立在1.5人收入的基础上，而现在只有0.5人了。随着社会的变迁，正常家居需要配置电话、冰箱、电视等众多设备，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代生活会变得愈发难熬。
这些现象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很多人都找到了可以过活的解决方案：要么与其他女性住在一起，要么自己租廉价房屋，要么逼着男人分担家务，要么从事高薪职业，拿钱来解决生活的困难（不过很多人都为此疲于奔命或被迫不要孩子）。因此，当我们要制定旨在造福全体女性的社会要求时，就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很明显，我们不能仅仅在工作场所挑战新技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新技术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方设法抵抗技术带来的最恶劣影响。社区组织也许在这方面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也许我们应该要求医生上门巡诊，福利官员主动来访，接生婆登门服务，超市提供送货服务。我们还必须继续要求建立照顾儿童、老人、残疾人日托中心，要求改善街道和游乐场治安，要求房屋设计更加合理。
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澄清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定义。那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社会——女性的一切家务劳动都被自动化，都被转变为有偿服务，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健在，女性解放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清楚定义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服务，坚决要求将这些服务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
[1]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eirdre English, “The Manufacture of Housework”, Socialist Revolution, Octobei-December 1975.
[2] Batya Weinbaum and Amy Bridges,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ycheck”,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1976.
[3]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 Economy, Atlantic Height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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