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导论

　　构成本书众章节的文章发表时间跨度很大，从20世纪70年代未一直延伸到21世纪头几年，起初均发表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刊物很不起眼，难以称得上是“发表”。这些作品均扎根于我在学习研究过程中两大领域的互动：一是政治舞台上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工会运动、女性运动、社区组织、我多年来参与的各种单一政策诉求运动等；二是我作为自由研究者在从事委托研究的过程中收集的事实资料，我的研究主要关注就业的重组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在某些方面，从我的工作中能够看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生涯中种种自相矛盾之处。传统的就业人士经常羡慕自营就业者，也渴望能摆脱枯躁工作的束缚，希望获得我们这类人所享有的自由，我们的研究并不会逐步有序地递进，反而像蝴蝶一样不停从--个项目飞到另一个项目上。我们可以顺着思绪的火花一直跑下去，不会受到特定学科的严格限制，也不会被工作规定所囚禁。但自由职业也有阴暗面，那就是永恒的不安全感。随心所欲的工作的确自由，但也要看有什么工作能让你做；随心所欲的写作的确自由，但也要看客户能接受什么；随心所欲的精神翱翔的确自由，但也要受到时间的束缚，当你有活做时，时间就不够用；而当你有时间了，就无法糊口。
　　这本书中收录的短文在当时并不是为赚钱而著，所以都是在其他工作的间隙中偶尔挤出时间写成的，我有时候很后悔，因为当初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没有能够将每篇文章继续拓展，得出恰当的结论，不过现在想起来，这种情况也有它自己的优点。我的研究之路虽然蜿蜒曲折，但这样能允许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允许我在不同的时间从另外的角度去检验当初的观点，就好像一个游客在不同的季节参观同一地点，不仅同伴不同，交通工具不同，用的地图标尺也不一样，每一次审视只能发现整体的一部分，但随岁月流逝，这些将渐渐地汇集成一幅完整多元的画面。
　　这一点一滴的内容后来在我多年的委托研究中得到了充实，也得到了我自身经历的补充。我在委托工作中研究的就业和日常生活的重组现象恰好体现在我自己和朋友、同事的生活之中，有时候新的研究问题就好像是从内部产生，向外部扩张[在女性运动的前期，这个过程称为“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而有的时候问题从外部闯进來，来源于研究客户的规定、政治家或评论家的声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等，不过，这些问题也会随后通过我的个人体验和与朋友的交谈在内部得到检验。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本书的文章才全部扎根于一类特定的唯物主义分析，它在20狀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退出流行，但现在好像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在大多数文章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或解释模型。
　　这个模型的形成出自多元的理念，包括亚当·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也发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激进文学的世界中自由自在的读书之旅，这段经历在本书第8章中有所阐述，不过接下来几章并没有为此做太多记录。只有那些领着固定薪水的研究人员和有充分闲暇时间的人才可以奢侈地坐在图书馆中翮阅书箝，一笔一画记录下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地点和页码。而我只有抽出业余时间，在公车、火车和儿童游乐园的长凳上读书，要么就是躺在床上研究。有些书我没有看完，有的是在朋友家翻阅（又诚实地放回原处），有的丢失，有的借人，而有的书没有读完是因为我睡着了、电话铃响了、赶工作，或者干脆觉得内容很无聊，所以，尽管很多文献都对我的思考有所影响，但可惜的是文献来源有时候记录得并不完整。而很多直接为我带来启发与灵感的朋友现在都离开了人世。我要由衷感谢并深切缅怀彼得·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亨利·纽伯格（Henry Neuburger）、吉姆·罗什和格蒂·罗什（Jim and Gertie Roche）、唐·汤普森（Don Thompson）、雪莉·典笛诺（Shirley Moreno）、露丝·艾略特（Ruth Elliot）和迈克·基德伦（Mike Kidron），我也很怀念我曾深爱的科林·理査兹（Colin Richards）、丽奈特·特罗特（Lynette Trotter）、安加拉德·品帕奴（Angharad Pimpaneau）和理査德·胡斯（Richard Huws），谢谢这些亲朋好友与我展开激烈辩论，不断磨炼我的观点。
　　如果在感谢名单中漏掉了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在此我要表达由衷的歉意，特别是对那些感到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认可的朋友，现在让我进入正题吧，先来概述一下本书各章节的概念框架或解释模型。
　　简单来说，我通过将商品化过程作为中心概念来认识变革，我对商品化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新产品、将产品标准化、在市场上销售、获取与生产规模成正比的利益的趋势。在这个模型下，最典型的商品就是一件大规模制造的物质产品，不过商品也可以指一种服务（比如代办旅游、保险服务等），但不是所有的服务都是商品（起码目前不都是），比如在大多数国家，小学教育仍然未被商品化。
　　纵览历史研究可以看到，货币经济之外的以使用和交换为宗旨的活动趋向于移入货币经济体系，被手工生产或消费服务所取代，并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形成新的制造行业，反过来又诞生新的服务行业（包括业务相关服务和新的消费服务）。这反过来又产生出新的消费活动形式（你也可以称之为无偿劳动的新形式），并形成新的消费服务行业，生产新产品发展的车轮就这样不停旋转，新商品大量涌现，社会劳动分工日渐复杂。
　　这个模型最早出现在1979年向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的一个工作组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在本书中首次面向大众出版，即第1章《新技术和家庭劳动》。工作组的发起人当时认为，生产自动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失业，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为过剩的工人没有钱来购买自动化工厂高效生产出的新产品。
　　这种“机器人不买汽车”的观点（20年后在某些圈子中仍然有人信奉）让我感到很困惑，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我在审视技术创新历史后发现，虽然每一波技术革新都毫无疑问导致一大批工人成为贫民，我们也绝不该忽视他们的惨状，但在整体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永久的失业现象。实际上，虽然用更少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新商品的出现引发了新行业的诞生，新的行业又需要新的劳动力。问越在于，这些商品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因此研究了之前发生的重大技术创新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电力能源发展的驱动下，大规模技术创新为我们带来了收音机、冰箱、吸尘器等一系列家用电器，将传统上位于货币经济之外的很多日常活动卷入了机械化大潮。在此之前的技术创新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工厂生产的服装、肥皂、食品等商品。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否产生了新商品呢？这就是我这篇论文的假设，并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然而因为工作组由男性掌权，他们对我的观点并不认同，反而误以为我在指责男人不做家务活。一个又一个发言人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向我解释为什么洗衣机的发明是件好事，我最后终于选择放弃，将文章从工作组安排发表的论文集中撤下。
　　虽然有了这样不快的经历，但我的基本观点继续酝酿发酵，与其他观点碰撞融合，形成了本书第2章《家务科技：解放者抑或奴役者？》的基本观点。本章的研究背景是西约克郡女性和新技术组织，这个女性组织是在之前一次有关女性和新技术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会议上成立的。当时一份女性期刊《红尘》（Scarlet Woman）接触到这个组织，计划出版一期特刊。不巧的是，当时我女儿正好出生，所以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打字剪贴——在胶印的年代里，这是创作期刊图片唯一省钱的办法。不过我选择了投稿进行弥补，写了不止一篇，而是两篇。第一篇（没有收录在本书中）运用二手资料，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在恶劣环境下工作，为新电脑硬件基本元件生产硅片，第二篇（也没有选入本书，但后来收录在一本英国女性运动的文集中）则讨论了此类新科技对女性无偿劳动的冲击。
　　1984年，我又写了另一篇文章，将这两篇论文的分析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5年在《激进科学》（Radical Science）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本书的第3章《终端隔离》。我在此之前针对家庭做过研究，观察到家庭中女性无偿劳动对使用价值的生产正因为“消费工作”所需的额外无偿劳动而增加，甚至有被后者取代的趋势。所以我当时希望进一步探究家中无偿劳动与不时在家中进行的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当年已将英国电信集团私有化，正在制定在国内建设通信基础设施的战略来支持所谓的“增值服务”（value-added services）。当时的战略也考虑到，员工以后可能在家中工作，用电话线传输工作成果，我之前就对此类人[“新家庭工作者”（new homeworkers）]开展过调査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我在之前也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发现他虽然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涵义写过很多，但没有回答如何定义再生产资料的问题。马克思对异化过程的分析认为雇主拥有工厂和用来生产的机器。但如果工人在家工作，也拥有机器，却与同样在家工作的手摇织布机织工不同，这名工人只是个雇员，他的工作节奏和目标完全由雇主来决定，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种购买和占有愈发昂贵但迅速过时技术的趋势是不是暗示着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巳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说已经出现了--种新的现象，无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第3章就尝试对这个问越做出解答。
　　第4章《全球办公室》写于同一时期，但面向的是完全不同的读者。我意识到，既然技术发展允许信息处理工作在远离办公室的家中完成，那么借助相同的技术也可以将工作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只要这个地方拥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就可以移过去，自1982年起，我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组织了一场旨在鼓励公平贸易的会议，发展中国家代表竞相出席，我就为会议写了《全球办公室》这篇文章，将我之前整理的信息和观点做了个总结。
　　第5章名为《挑战商品化》，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在一本书上，由某设计师组织负责编辑。该书的主烛是工人安抚方案（workers’ alternative plans），该方案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闻旨先由卢卡斯航空公司（Lucas Aerospace）的一群工会代表提出，后来在他们极宵个人魅力的发言人迈克·古利（Mike Cooley）的推动下广为人。与那个年代众多激进分子一样，古利在之前曾受大伦敦议会委托（在被撤切尔政府解散之前的那段短暂时期内），帮助制定伦敦地区以工人为電点的雇佣战略，该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他的工作内容。我非常敬重古利这个人，但我觉得他的理念无法提供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大伦教议会的很多方案都是这样，似乎一提到工人就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形象：工人挥舞着扳手，在生产线上劳作，就像一幅静止不动的定格画面，仍然停留在工资上涨、工会强势、工人技能和原材料同等价值的60年代初期，响应着哈罗徳·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1964年为工党赢得英国大选时的口号——“白热化的科技革命”。但当时在英国，尤其是伦敦地区，大多数就业者都在服务行业工作，因此我很想弄清楚，为什么那些好心好意、立场坚定、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者竟然无法意识到服务工作也是真正的劳动。在描述服务就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时，我又一次回到了早期建立的商品化模型并加以改善，特别关注其对有偿和无偿劳动中的技能和自治性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6章《女性工作健康》的内容取自于我人生中另一项重要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就参加了各式各样关注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运动，特别强调女性问题，同时我也在为伦敦灾险中心（London Hazards）编写一本有关办公室灾险的手册，当时正在筹办一场女性和健康图片展，我被遨请撰写一篇关于女性工作健康的短文来配合展览目录，因此就下笔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主旨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研究中：工作健康的各个要索不能够单独拆开分析，不管工作场所在哪里，不管怎样“用脑”，工作是由全身来体验的。工作是否愉快，有何种行为，这些都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包括决定着工作的性別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等。
　　第7章《远程工作：未来预测》的主題是“远程工作”（teleworking）。也叫“远程上班"（telecommuting）、“网络工作”（networking）、“远距离工作”（distance work）、“电子家庭工作”（electronic homeworking）和其他一系列相似的词汇，但都无法完全体现其含义。这篇文章与本书其他章节之间也存在些距离，和我的职业“有偿”研究走得比较近，与我的“志愿”工作联系少一些。当然了，这两类研究之间是藕断丝连的关系。我曾志愿参加过很多运动，呼吁改善家庭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我的委托研究自然也受到了我个人经历的影响，因为我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家中完成的。当《期货》（Futures）杂志邀请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本想针对此话题最后再写一次，就此了结，因为我已经对这个主題很厌烦了，20世纪80年代时，很多政策制定者似乎对这个话题异常感兴趣，总是来向我询问，我只好一遍又一遍为相同的问题重复者相同的答案。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屏幕，各种各样的不同定义都投影在屏幕上，而不同的定义又随之带来了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试图清晰确定“远程工作者”范式的努力似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看来我真的是错了！你越想否认一个现象的存在，别人就越将你视为研究该现象的专家。自从发表这篇文章后，我直到今天也没能摆脱掉这个话题，而有关研究的酬劳则成为了我个人收入的重要一部分。
　　也许是因为“撤切尔时代”的结束，也许是因为我生活环境的变化（女儿上中学，拉长了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我也在当地一所大学兼职教书），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想梳理一下我在思想领域的探索，不仅在远程工作研究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也渐渐发现自己已没有新鲜话题可讲，在性别与技术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此当又有人让我写一篇会议发言稿时，我决定借此机会来反思我在该话题上的思想进程，包括与同—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之间的往来，以及我对相关领域文献做出的反应。这就是第8章《集体梦想的褪色》，该章也对前7章的内容也进行了评价。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我在之前10年间写过的理论成为很多人心中再自然不过的道理，不过有的时候这些理论是以不同的名义出现的，而现在当我描述某项技术带来的冲击时，再也不用事先费力介绍这项技术了。这段时期我做了大量的委托研究工作，但这本书没有收录1999年以前的文稿。1999年时正处于互联网经济的鼎盛时期，《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鼓励我写一篇名为《物质世界》的文章，这就是第9章的内容。看到文章受到好评，我也备受鼓舞，又写了第二篇文章《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收录为本书第10章。这些文章都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它们的内容合在一起绘成一幅图画，描绘着商品化重塑今日世界的过程。《物质世界》观察到商品化进程不断在新地点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业；知识经济并没有让物质溶解消逝，反而带来了新的物质商品，吞噬者地球资源。《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则阐述随这些进程而产生的复杂劳动分工及其对工人、工人的阶级身份和工人的组织潜力带来的影响。
　　本书以《是谁在等待？围绕时间的争执》一章收卷，在内容上又重新绕回了原点。第11章回顾了我在1979年那篇论文（第1章）中呈现的商品化模型，将视野移出办公场所，重新回到家庭中，就这些发展对无偿消费工作的冲击提出了质问。文章特别关注如呼叫中心等场所服务工作的“泰勒化”（Taylorization）是否正导致私生活的“泰勒化”，是否会对人的幸福带来冲击。
　　这么多年以来，我使用的这个模型让我得出很多有悖常理的答案，新商品从哪里来？为什么自动化没有导致大规模失业？为什么知识经济或失重经济与能源和原材料消费的增长有关？为什么节省劳动的机器没有带来更多闲暇？我希望本书各章节提供的答案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其中一些观点；答案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发人深思，所以我也衷心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问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