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1930年代）
第五章 英国诗人（二）工业革命时期
一
资产阶级幻象现在进入了另一阶段，工业革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暴发”阶段。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全部田园的宗法的关系——包括诗人同他表达其愿望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冷酷无情的”现金关系。
当然，这种情形并没有使得诗人自认为是店老板而他的诗是乳酪。这样想就是忽略幻象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具有相互补充和能动的性质。实际上，结果适得其反。结果是诗人一天比一天更认为自己是一个远离社会的人，一个只体现他内心的本性而不对社会的需要负责——不论表现为公民的职责、对上帝的敬畏还是财神的忠实奴隶——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他的诗的价值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存在于诗的本身。
这是资产阶级矛盾的最后爆裂性的发展。资产阶级幻象早已从一极转到另一极，而这最后发展的结果，便是它只能象爆裂的飞轮中拋出的一块旋转的金属一样，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中心。
由于十八世纪的妥协的结果，在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特征的一套保护政策之下，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那时由于使用机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它获得了极大的自我扩张能力，同时，“工厂”本来是农场的手工业助手，这时也同农场分开，成为一个更有力的敌对力量，向后者挑战。
一方面工厂内部有组织的劳工继续增多，另一方面外面市场的个体无政府状态也在增长。一方面是生产方式日渐社会化，另一方面是占有方式日渐私有化。在这一极是没有土地、没有工具的无产阶级日渐增加，在另一极是资产阶级日渐富有。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矛盾，赋予工业革命可怕的势头。
资产阶级过去发现它本身的革命清教徒式的自由理想太“过火”了，因而回到似乎是永恒理性的重商主义式的高度鉴赏力中去，现在又发现它的心灵是对的，而理性是错的了。
这首先表现为过去的土地贵族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说明工厂的兴起压倒了农场。土地贵族阶级和它为了发展而要求的节制，现在面临工业资本家及其要求的挑战。资本从机器和国外原料来源上找到了无穷无尽自我扩张的力量。早期的任何形式不但对它毫无价值，反而有许多束缚。劳动力的价格保证可以降到它的实际价值上，因为机器的竞争创造出它需要为它服务的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又随谷物的实际价值为转移，后者又由于在殖民地和美洲体现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因而在那里比在英国要低一些。保护农业资本家的“谷物法”因而便妨碍了工业家。他们之间的利益在工资劳动力缺少的时期是调和的，现在冲突起来了。一切妨碍工业资产阶级自由扩张的形式束缚必须予以摧毁。为了作到这点，资产阶级号召其他一切阶级站到它的旗帜之下，正如清教革命时期一样。它自称是代表反对压迫者的人民发言，它要求改革和取消谷物法。它攻击教会，不论是作为清教徒（卫理公会教徒）还是作为公开的怀疑派出现。它攻击一切妨碍平等的法律。它提出人天生善良这一概念，人生而自由，但在任何地方都被囚禁住。这种种对于现存的一套法律、成规、形式和传统的反抗，常常表现为心灵对理性的反抗，表现为感情和情操对僵化的形式主义和过去的暴政的反抗。马洛、雪莱、劳伦斯和达里〔注：劳伦斯（1885—1930），现代英国作家。达里（1904—1990），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的类似。每一个人以一种适合其时代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反抗。
除非我们了解这一点，即每一阶段上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都只表现在他使自己的基础革命化，否则我们便无法了解诗的最后这一发展。可是它使自己的基础革命化，结果不过使它一贯地更加资产阶级化，同样，每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诗人都是革命的，可是他所表达的那种运动，把他革命的诗所抗议的矛盾更强烈地暴露出来。他们是“镜子里的革命家”。他们企图达到镜子里的目标，结果却离开实际的目标更远。而那个目标不过是作为生产者和作为诗人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自由而已，他们的悲剧和悲观主义之所以深沉就在于他们想去得到他们想望的目标时，那目标却永远在向后退。《无情的妖女》〔注：济慈的一首有名的歌谣体诗。〕把他们都迷住了。他们醒来时是在寒冷的山边。
二
布莱克、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和雪莱各以不同的方式把这种意识形态的革命表现为浪漫主义革命。
拜伦是一个贵族——可是他是一个意识到他那个作为一种力量的阶级已在瓦解并需要投向资产阶级去的贵族。因而产生他的嘲世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
在革命时期，这些背叛本阶级的人，常常是有用而又危险的同盟军。他们常常背叛本阶级而靠近另一阶级，并不是出于一种“对整个历史运动的认识”，而是对由于本阶级的崩溃而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不自由的环境的反抗，因而他们在一种利己的无政府状态的心情下，抓住另一阶级的愿望，作为他们私人战斗的武器。他们常常是具有强烈的装腔作势成分的个人主义的浪漫人物。他们愿意本阶级毁灭而不愿另一阶级兴起，而当另一阶级的兴起已很显然，并要求他们从一个垂死阶级的单纯破坏性的敌对，转而对新阶级表示建设性的忠诚时，形势可能使他们在行动上——如果不在口头上——投入敌人的怀抱中去。他们成为了反革命分子。丹东和托洛斯基〔！〕都是这类典型的例子。拜伦在完成这一发展之前就在希腊密苏朗基城死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甘愿在希腊而不愿在英国为自由而战斗。心灵对理性的反抗在他表现为英雄对环境、道德和一切“渺小”与传统的反抗。这种拜伦主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样有代表性的是，在拜伦身上，这种拜伦主义伴随着彻底的自私以及对旁人感受的漠不关心。弥尔顿的撒旦作出了新的姿态，但远没有那样高贵，甚至脾气有些坏。
拜伦最成功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嘲笑者——作为唐璜〔注：指拜伦的长诗《唐璜》的主人公。〕一样的人。一方面嘲世，嘲笑人间存在的笑剧，另一方面又伤感，抱怨目前社会虐待一个人的伟大才能的情形——这就是拜伦主义的本质。它既表现贵族阶级分子的道德堕落，又表现对贵族阶级的反叛。这种人因此常常充满了死的思想：法西斯主义在临死搏斗时的死的思想，雅各宾党人的死的思想，赞美英勇的死以辩护不大光荣的一生。如果这些贵族成为革命者，他们在从事出色的个人英雄业绩时——有时不必要，有时有用，不过总是浪漫的和单枪匹马的——同样也表现出这种内心的死的愿望。他们超不出绝望的革命英雄这个概念的范围。
可是，雪莱却表现出一种远为真诚的动力。他代表着在历史的现阶段自认为是社会的动力、因而不仅为本身也为代表全体受难人类提出要求的资产阶级发言。他们似乎觉得只要他们能够实现自身，即是说能产生他们本身自由所需的条件时，就可以保证全体人类的自由。雪莱相信他是为一切人、为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发言，号召他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受重商主义时期的约束之苦的资产阶级成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注：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太坦神人，因盗窃天上的神火交给人类而受到众神之王宙斯的惩罚。雪莱名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写的是宙斯被推翻后普罗米修斯得到解放的故事。〕这是使用机器的资本家恰当的象征；让他自由，世界也就自由了。雪莱是个葛德文主义者，〔注：葛德文（1756—1836），英国激进作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对雪莱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相信人是天生善良的——是制度使他变坏的。雪莱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诗人中最革命的，因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不是对过去的探索，而是当前的革命纲领。它符合于雪莱本人直接参加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一事实。
雪莱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却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所用的辞汇是第一次自觉地唯心的——即是说，充满了诸如“光辉”、“真理”、“美”、“灵魂”、“精气”、“羽翼”、“昏晕”、“喘息”之类唤起大批不明确的感情的字眼。由于其无穷的感情联想，这些字的集合体似乎使每个字眼指示出某种明确具体的整体，而其实这种整体并不存在，每个字都不过暗示一串不同的概念。
这种唯心主义反映出革命资产阶级的信念，即妨碍个人的现有社会关系一旦被摧毁，“自然人就可以实现”——他的感觉、情绪、愿望都会成为物质的现实，马上实现。雪莱没有看出这些摧毁了的社会关系只能由那力量足以摧毁它们的那个阶级〔注：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来代替，同时不管怎样，这些感觉、愿望和情绪都不过是他生存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要实现它们就需要一种社会行动，这种行动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的感觉、愿望和情绪。
在诗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幻象是一种反抗。华兹华斯和雪莱一样，在他的诗里，反抗也采取了回到自然人的形式，华兹华斯同雪莱一样，受法国卢梭主义的影响很深，在“自然”中寻求自由、美——这一切属于人的社会关系现在都不在人的身上。法国大革命现在发生了。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要求现在染上了倒退的色彩。它不再希望借反抗得到自由，而想借回到自然人去得到自由。
华兹华斯的“自然”当然是经过许多年代人类的努力而摆脱了野兽和危险的自然，在这个自然里面诗人享受着舒适的收益，即使在他欣赏没有被工业文明“破坏”的自然的景色的时候，也是靠工业文明的产品过日子的。工业资本主义同农业资本主义的划分已经把乡村同城市分开。工业制度中包含的劳动分工，使得足够的剩余生产可能存在，用以维持一个诗人无所事事地住在坎伯伦〔注：坎伯伦，英国西北部一郡名，华兹华斯出生于此。〕。可是认清二者间的关系，认清使一个自然诗人有异于不能说话的类人猿的文化、语言才能和闲暇，都只是经济活动的产物——认清这一点，就会戳破资产阶级的幻象，并暴露出“自然”诗的人为性。这种诗只有在人由于工业文明已经控制了自然——但是还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时候才会发生。
因此，华兹华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象雪莱，他的反抗是倒退的——但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因为他要求离开社会关系，离开工业制度的特殊社会关系，而同时却依然保留着只有这些关系能产生的产品，来取得自由。
于是产生了一种理论，认为“自然的”即口头的语言要比“人为的”即文学的语言好些，因而也更富于诗意一些。他没有看出两者都同样是人为的，即都是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也都同样是自然的，亦即都是人与自然斗争的产物。它们不过代表那种斗争的不同领域和阶段，其好坏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同那种斗争的关系。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华兹华斯写出了一些最坏的诗。
华兹华斯的资产阶级幻象的形式和弥尔顿的有几分近似。两个人都宣扬自然人，一个是清教徒的“精灵”的形式，另一个是泛神论的“自然”的更迷人的形式。一个用原始的亚当来证明人类本性天真，另一个用初生的孩提。一个用原罪而另一个用社会关系来解释失去天恩。因此两个人都是在自觉地力求高贵和高尚的时候作品最好。不过，弥尔顿反对原始积累及天真的对君主欲望和意志的神化，没有象华兹华斯那样美化人身上的野蛮因素、自然的原始人。因此他没有提出一种引起诗“堕落”的诗的技巧理论。
济慈是在资产阶级幻象的现阶段，作为自由市场的生产者，第一个感到诗人处境困窘的伟大诗人。华兹华斯有少量收入；雪莱虽常感匮乏，却属于一个富裕家庭，他的匮乏不过是由于满不在乎、慷慨和不务实际，这正是某些性格的人对于富裕家庭常有的反抗表示。济慈却出身于一个小的资产阶级家庭，经常为金钱问题所苦恼。对他来说，诗的销路是件事关重大的事。
因此，对济慈来说，自由便不象对华兹华斯那样是回到自然去。他一回到自然便总会产生不舒服的焦虑：钱从哪里来呢？也不会象雪莱那样，自由在于摆脱现世的社会关系，因为单纯形式上的自由，还是会给个人留下一个谋生的问题。济慈对于资产阶级现实具有比较充分的知识，因而他能够为将来的资产阶级的诗定下一个基调：“革命”是从现实中逃开。济慈是浪漫主义复兴的旗手。诗人现在鼓起“看不见的诗翼”，离开日常生活的可怜、严酷、真实的世界，逃到一个浪漫、美好和给人以享受的世界中去，而这个浪漫世界比照了那个现实世界，并由于其本身的可爱，而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无言的谴责。
这个世界是拉米亚为她爱人或者月神为安狄米恩建造的暗淡迷人的世界。这是海披里安的有着金门的上方世界，是文字描画出的夜鹰〔录入者注：应为夜莺。〕，希腊古瓮，巴延岛所在的地方。〔注：以上提到的人和物分别见于济慈所作《拉米亚》、《安狄米恩》、《海披里安》、《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等诗篇中。〕这里彼岸世界是同现实世界大胆地对立着的。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
〔注：济慈《希腊古瓮颂》中有名的结尾两句。译文引自查良铮译《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7页。〕
这个世界常常受到无情现实的威胁，这种现实以圣哲、敌对势力或单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出现。伊莎贝拉的爱情世界被两位刮钱的兄弟所破坏。甚至《圣亚尼节的前夕》〔注：《伊莎贝拉》和《圣亚尼节的前夕》均系济慈叙事诗名作。〕里的野性的美，也只是暴风雨和暴风雨之间的插曲，一场从寒冷和黑暗中间侥幸得到的五色梦——最后几节宣告腐化的胜利。《无情的妖女》给她的武士的不过是他睡醒之前片刻的欢乐。开花的紫苏草是从伊莎贝拉的情人腐烂的头上长出来，用她的泪水灌溉的。
幻想，这骗人的妖童，
不能老耍弄它盛传的伎俩。
…………
噫，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
那歜声去了：——我是睡？是醒？③ |
〔注：济慈名诗《夜莺颂》的最后一节，引自《济慈诗选》（查良铮译）第74页。〕
象科尔特斯一样，济慈出神地望着诗的新大陆，贾浦曼金色的国度〔注：指济慈早年有名的十四行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译文载《济慈诗选》第13-14页）。科尔特斯（1485-1547）是探险家和墨西哥的征服者。贾浦曼，注见前，以翻译荷马史诗知名。〕，那是创造出来以补偿旧世界的不足的，可是，不论在那里边航行多久，那毕竟不过是幻想的世界而已，
一种新的辞汇出现在济慈的诗里，这是在未来诗里占优势的辞汇。不是华兹华斯的——因为并不诉之于乡村的未经破坏的质朴。也不是雪莱的——因为也不诉之于在现实物质生活的表面上飘浮而可以象泡沫一样撇去的“理念”。乡村只是现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玄学世界的泡沫又太不现实，因而常常只能暗示出产生它的现实世界。必须建造这样一个世界，它正因更不现实而更为现实，正因它具有充分的内在顽固性，足以用一种成功的魔术似的自信心和现实世界相对抗。
新世界并不象华兹华斯和雪莱那样采取被认为是现实世界中最自然、抽象或美丽的部分来构成，而是由镶嵌艺术家那样的人用文字组成的，因此这些文字必须具有坚实性和现实性。济慈的辞汇就充满了象象牙细雕一样具有坚实的物质结构的文字，但这是些“人为的”结构——全部是有色、有香、古僻、挺硬、宝石般而又是反当代的。它象祈祷画一样生动。当前的世界日益被摆在封建主义的世界中，可是又并不是一个封建的世界。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是有着歌特式教堂和充满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后期那种蓬勃发展的生命和活力的世界。在这里诗的革命也具有强烈的倒退性质，同华兹华斯的一样，但同最真诚的革命诗人雪莱的却不一样。
资产阶级对于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取消社会关系和更大平等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是它却带来了更大的组织，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程度更高的托拉斯化与兼并以及更大的不平等。可是这种种矛盾的发展，每次都革新了它的基础，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同样，表现在雪莱、华兹华斯和济慈诗里的资产阶级革命，虽说发展上是矛盾的，却替诗创造了大量技巧上的新手段，并革新了艺术的整个结构。
这时，基本发展在许多方面同产生伊丽莎白时代诗的原始积累时期的发展相似。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中间重新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作家发生了兴趣。表现在伊面莎白时代诗里的原始个性的汹涌爆发，带有一种集体的伪装，因为它集中在那个集体性人物君主的身上。而在浪漫派诗里，由于表现的是个别人物，即“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感觉和情操，所以带着更为做作的味道。诗同故事、心灵同智性、个人同社会分了家；一切都更做作，更分化，也更复杂。
诗人从现在开始表现出商品生产的特征。到再晚一点，当它为诗歌定了整个基调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它。目前最重要的标志是济慈的说法：他可以永远写下去，事后再把他的诗烧掉。诗本身已变成了目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悲剧的气氛从现在起已笼罩了一切称得上“伟大”的资产阶级的诗。诗变成了悲观主义的和自我折磨的。拜伦、济慈和雪莱都是英年早逝。虽然人们总惋惜他们没有把最好的作品写出来就逝世了，可是华兹华斯、斯温伯恩和丁尼生〔注：斯温伯恩（1837—1909），丁尼生（1809—1892），均为英国诗人。〕的例子却很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如此。至少就雪莱和拜伦的情形说，他们早死的个人悲剧，反而防止了资产阶级幻象在他们的诗里客观地表现出来的悲剧。因为确保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现在暴露得这样快，以致在诗人一生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全部，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暴露出来。诗人年轻时的热望、抱负、信念消逝了，再不然就不顾改变了的现实生硬而枯燥地重复一遍，暴露出作者的缺乏信心，成为对他们早年的诚挚的一幅嘲笑的漫画。当然，一切人都会变老而失去他年轻时的希望——但并不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中年的索福克勒斯能够带着彻底的成熟诉说他生命的悲剧，而且他到八十岁时写的一个剧本还反映出老年的智慧之子的清醒的宁静。可是成熟的资产阶级诗人却既写不出悲剧也无法超脱，仅仅沉闷地重复年轻时的信仰——或是沉默。历史的发展如实地暴露出矛盾，却又迫使资产阶级依附于这种矛盾，从那一刻起谎言就进了他的灵魂，而他由于闭眼不去认识必然，他便听任灵魂受到奴役。
在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借自由、平等和博爱之名，反抗过时的社会关系。他们象雪莱那样要求代表全人类发言。可是后来无产阶级也在要求自由、平等和博爱，开始还不明显，以后就越来越清楚了，然而把这些交给无产阶级就等于放弃了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并藉以剥削无产阶级的那些条件。因此，开始借全人类之名大肆吹嘘的自由运动，常常在这种情况下停下来：这时资产阶级不得不背叛它诗里所表现的理想，忘记它也曾代表全人类发言，并且去镇压其类似要求和资产阶级自身的生存势不两立的那个阶级。反抗的资产阶级一旦失掉群众的支持，经常会被反动的力量击溃，倒退一大步。真的，这些力量早就领教过“一个利害的教训”，再也不过分反抗显示出力量的资产阶级，双方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背弃了自由的诺言，放弃了他们的理想之后，出现了一段平静，只是他们自身已把斗争的理想果实让了一部分给更反动的力量——如果是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就让给封建力量，如果是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就让给大地主大金融势力。
这样的运动就是从罗伯斯比尔到执政内阁和反雅各宾党的运动，这是作为法国革命的结果而遍及欧洲各地的。十九世纪的全部历史就是这同一种背叛的记录，这在诗人们一生中表现为背弃年轻时的理想主义。1830年、1848年和最后1871年，就是所有资产阶级诗人重蹈华兹华斯的覆辙的一些年份。华兹华斯的革命火焰，由于法国革命最后阶段中无产阶级参加的结果，便突然冷却，让位于常识、体面和虔诚。
济慈写道：
“没人能侵入这高地，”阴影回答说，
“除开那些人世的不幸对于他们
真是不幸、又不让他们休息的人。”① |
〔注：引自济慈的《海披里安的灭亡》第一部第147-149行。“高地”指诗的世界。据希腊神话，海披里安是日神（一说日神之父），为天神乌拉诺斯和地母该亚之子，太坦神族中最后被推翻的一人。济慈曾据同一题材写过两篇长诗，即《海披里安》和《海披里安的灭亡》，均未完稿。〕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诗人的命运就正是这样的：世上的不幸，包括他们自身特有的不幸在内，不让他们休息，可是时代的风气却强迫他们去支持引起不幸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有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自己会同它联合，并真正为了受苦的人类和为了今天是大多数明天就是全体人类的阶级而发言的阶段，他们只是在勉强为了正在创造明天的世界的阶级发言，那阶级每走一步都要退回来并背弃它本能的期望，因为它自觉地认识到，它正在创造着的明天的世界里并不会包括它自己在内。
赵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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