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四章 前线，1939—1941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前不久的一天，史沫特莱乘上了一辆南行的医疗车。到长沙后，趁空袭的间隙，她与林博士商谈，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她似乎可以有三项选择：第一，随蒋介石政府和外国记者“汉口帮”中的大多数进一步撤向内地，到遥远的、山峦重叠的重庆避难所去——蒋介石希望由于撤退到重庆和放弃对日本的强有力的抵抗而得以在避免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被卷入这场战争；或者第二，经由香港返回美国；第三，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和医务工作者，到最危险的华中战区，参加那里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头两项选择不难舍弃。重庆远离战场，而且由于会有史沫特莱能够指望从蒋介石政权那里得到的新闻检査和警察骚扰，那里的政治气氛对她来说，就会象1936年的上海一样令人窒息。而美国，在职业机会方面，能给她提供的甚至更少。那里的民众依然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对亚洲不感兴趣。美国的左翼正由于在斯大林清洗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分裂。从个人来讲，她也感觉不到什么感情上的吸引力吸引她回去。她的父亲已经亡故。她与家庭中其他成员关系不好。多年来，她与弗洛伦斯·伦农和玛格丽特·山额这样一些女友的关系也疏远了，或者断绝了。不论好坏，中国已成为她个人的和职业上的家园。这样，她很自然地作出了第三种选择。1937年和八路军在一起的4个月，使她尝到战地报道的滋味，她喜爱这项工作。《中国在反击》（1938年）一书所得到的承认和来自《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们的鼓励都增强了她的自信。或许最最重要的是，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华中作战部队伤兵表达医疗急需的发言人。那些部队不久将由于她的朋友林博士及其同事们的服务而得到帮助。他们正为共产党领导的驻在长沙以东山区的新四军建立一个医药运送系统。
尽管吴光伟事件曾使她在延安的八路军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和朱德却仍然看重史沫特莱作为一个同情中国的外国作家以及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一个中间人的价值。在汉口，在各条战线上，已证实果然不负所望。周恩来对她产生了真正的个人尊敬。于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将史沫特莱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官叶挺和项英。他们则给了她可在战区随意旅行的方便。
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史沫特莱跋涉于从武汉向东流去的长江两岸广阔地区山陵之间，从南边的湖南和湖北，到北边的安徽和河南。她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共产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部队上。她成为外国记者——无论是男是女，包括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在内——在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那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也可能是她记者生涯的顶点。不过条件是艰苦而危险的，史沫特莱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争报道著作之一——《中国的战歌》（1943年）中，史沫特莱极为详尽地记述了她18个月的经历。战争与革命是她的主题。她以壮阔的、激动人心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关于战斗、日本人的残暴和中国军民英勇行为色彩纷呈的生动图景。由于决心唤起美国人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所有中国人的同情，她有意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团结一致。例如，她对国民党的抨击是低调的。她几乎象褒扬新四军一样，称赞李宗仁那样亲蒋介石的军阀及其桂系军队。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巨大力量之一在于，描写了作为战争的后果，在中国农村中发生的社会转变。通过史沫特莱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农村妇女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使摆脱文盲状态的人数增多起来；民主实践如何被介绍到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变化，蒋介石才未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重新控制中国农村。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未曾透露的，是她在华中战区个人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复杂情况。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和热情洋溢的，但从她1939年6月写给弗瑞达·厄特利的信中，我们得知，她在度过了汉口那种沉浸在伙伴情谊中的生活之后，常常感到孤立和孤独。尽管在《中国的战歌》中描绘了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她也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仍然是死对头；甚至新四军中的共产党领导层也陷于严重分裂。
新四军是1938年成立的，由活动在长江流域下游山区打游击的部队组成的，这一地区包括从安庆以东到上海长江的出口处。这支部队是由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老革命家招募和领导的。到1938年秋，已拥有12000多名穿制服的军人，分为四个支队，其主体活动在江南，只有一支约2000人的支队战斗在江北。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南部的云岭，位于芜湖港以南约50英里处。由于蒋介石坚持新四军的司令官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国共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由叶挺负责领导。他先前是共产党员，现在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是，由于叶挺不断地忙着往返于云岭、南昌和重庆之间，实权落到了喜欢自行其是的共产党员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手中。项英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以来，一直是红军和共产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从政治上来说，他和比较教条主义的、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布尔什维克”派一致。他们以僵硬的方式支持统一战线。由于他真心诚意地追求统一战线，项英与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官员的关系通常要比他的军长叶挺与他们的关系好些。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新四军已经使自己变成搅扰得日本人寝食不安的一支力量而足以吸引日军的空袭和扫荡了——这也恰恰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新四军之得以兵强马壮，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一支医疗队伍。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这支医疗队伍密切相关。她的作用对他们取得的成功现在已得到北京官方的承认。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来到新四军设在云岭的军部，表面上的理由是为林博士和红十字会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但在她看来，她的真正任务是在上海和香港为新四军的卫生部门作宣传。从1938年到1939年冬，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为《曼彻斯特卫报》所转载）充分地报道了新四军的条件及其医疗需要。私下里，她向朋友们呼吁，如英国朋友、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子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春天，大量的援助就从英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方面源源来到了。在史沫特莱中国同事的眼里，她成了英雄。
在云岭的新四军卫生处长——后来成了中国医学界领导人的是沈其震博士。他是湖南人，曾受德国人的训练，在林可胜博士亲自任命他为新四军卫生处处长之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教师。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那个冬季，沈博士曾陪同史沫特莱作了一次遍访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20个医疗队的旅行。40年后，沈博士在北京接受一次釆访时回忆起，当时史沫特莱工作是何等努力，特别称赞她亲自护理伤员。沈博士手下大多数医生和护士是从上海和香港这样一些大城市来的。他们对乡下生活感到难以适应，对日本人的轰炸也怕得要命。史沫特莱似乎对这两方面都很少介意。她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
一位在当地游击队所办刊物工作的年轻作家写了一篇报道，记述了史沫特莱1938年11月抵达新四军总部时激动人心的场面。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名叫吴江。在史沫特莱到达之前，他就把她看作是一位著名人士。早在三周之前，在纪念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一次集会上，他听说史沫特莱被称为这位伟大人物的亲密朋友和战友。现在，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本人随同一队游击队员和学生，乘筏子到云岭来了。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整个国际斗争一部分的全村军民集合在一座古老的祠堂里欢迎她。不仅卫生处沈处长，而且连思想僵硬的红军老战士、仪式主持人项英也在会上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史沫特莱的答辞被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医生方练白很好的译成了中文。这是她一次标准的通俗剧式夸张而感人的表演：她描述了自己穷苦的农村出身，她在纽约度过的铁窗生涯，她与恰托的革命婚姻，最后以赞扬中国革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结尾。象往常一样，她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那天晚会结束时，她带领大家激动地用中文唱了《国际歌》。
在云岭的最初一些日子，史沫特莱检査了那里的医疗设施，并且写了一些报道；晚上，她在蜡烛光下会见学生，和他们讨论世界政治和文学问题。她似乎从不知疲倦。在1978年接受一次采访时，吴江回忆道，她还抽出时间来与他个别交谈，详细讨论了如何写剧本以及如何在战争中搜集材料。
在云岭过了几个星期，史沫特莱和沈博士开始到边远地区的医疗单位巡视。在离军部不远的一个谷地，她被允许参观了新四军的秘密军械厂和弹药中心——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信任表示。因为拥有这样一个军械厂，从技术上讲是违反与国民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定的。[1]由于来了一位外国参观者，军械厂的管理人曾大吃一惊，在很快明白了原委之以后，他就自豪地带领史沫特莱到工厂各处参观，并向她讲解工厂临时拼凑起来的设备。生性直率的史沫特莱要求试试产品。她接过一支手枪和几发子弹，被带到院子外边，靠树立着一个靶子的地方。象一个真正的美国西部荒野之女，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急速地朝目标连续射击，三枪全部中的。她把枪还回惊讶不已的主人。参观结束后，她对主人说：“我在美国和欧洲旅行，访问过许多国家和工厂。我得承认，我还没有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军械厂。它是独一无二的。”
1939年春天，史沫特莱一次旅行回到云岭，她惊奇地发现汉斯·希伯（Hans Shippe）来到了新四军。希伯是位德国作家，也是个自行其是的共产党员。1935年史沫特莱在上海与他相识。他用亚细亚蒂克斯（Asiaticus）为笔名写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发表，他便对这本书横加批评。他断言，被他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斯诺从根本上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的独立性，不懂得共产党人将他们自己的个性服从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必要。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评论员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例如，纽约的《工人日报》上就发表了这类评论文章。
希伯于1939年访问延安，经他安排，在他到达之前就散发了他批评斯诺那篇文章的中文译本。他第一次拜会毛泽东时，便反复攻击斯诺，对方的反应是沉默；其他高级人士则拒绝见他。几周之后，他要求再次会见毛主席。这次毛泽东不容对方有开口的机会，严词驳斥了希伯，并且告诉他，如果他对恢复德国共产党的党籍还抱任何一点希望的话，最好住口不再谈论斯诺。希伯后来告诉史沫特莱：“毛泽东对我太严厉了。他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1939年春，希伯对新四军军部进行了两周访问。他与史沫特莱每天见面，每天为了斯诺，还为了其他问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他们之间的立场对立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一般而言，它反映了新四军共产党领导层内的争论。史沫特莱站在叶挺与陈毅一边。他们的观点与在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相似。她要求共产党在军事指挥上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因而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以防蒋介石又一次背叛。而希伯的观点则与新四军中的项英和在延安的王明、博古接近。他要求共产党人接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服从国民党的地位，并更加顺从莫斯科的指导。总之，他的论点是，斯大林向蒋介石提供主要援助，只要这种援助继续不断，蒋介石就不敢攻击共产党。史沫特莱和希伯之间每天争吵得如此喧闹和激烈，以致他们的中国主人不得不比原计划提前安排史沫特莱出发到战地去釆访；不久，希伯也离开云岭到上海去了。
史沫特莱在与希伯的争论中捍卫斯诺的同时，她在另一问题上所釆取的立场从表面上看却与他要求独立于国民党的立场相矛盾。在致斯诺的那些信件中，她曾要求斯诺在医疗援助问题上在她与孙逸仙夫人之间选择立场。这两位女性都在上海、香港和美国为中国的医药需要筹款，但他们觉得是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个中心问题是林可胜博士的作用。孙夫人不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与她的妹妹，也是她的主要对手蒋夫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孙夫人看来，接受统一战线达到了医疗援助工作主要通过林博士的程度，就意味着把支援的物资和钱财交给蒋介石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国民党政府。她认为，要有什么医疗援助的话，能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手中的，也一定少得可怜。可是，史沫特莱对林博士忠心耿耿。象过去许多次一样，她信任一个人被证明了的品格和能力。林已经表明，他愿意向一切中国士兵提供医疗照顾，而并不仅限于能够通过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种意识形态检验的部队。史沫特莱坚信，他是能够递交所需医疗设备的最合适人选。不幸的是，由于史沫特莱过去与孙夫人的争吵，她的老朋友们并不总能把她的要求与他们所认为的这两位女士之间的个人恩怨区分开来。在这种背景下，史沫特莱现在要求她的朋友如斯诺、路易·艾黎和杰姆斯·贝特兰就他们站在哪一边作出选择。起初，斯诺夫妇仍然试图保持中立，但到了1939年年中，他们与史沫特莱的关系破裂了。而香港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却选择站在史沫特莱的一边。在史沫特莱筹募资金的活动中，希尔达成了她亲密的朋友与坚定的支持者。
由于这场争吵，史沫特莱发现她与英国在华的主要人物如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相处得比和斯诺夫妇这一类美国朋友更好。考虑到她长期来对英国殖民政策所持的敌对态度，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变。由于与几位老朋友、老同事的关系疏远了，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愈益感到孤独。但这也更加强了她对中国红十字会，对林博士和对新四军医务人员在感情上所承担的义务。
到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率领下，新四军主力部队开始北渡长江，进入皖北。史沫特莱随同一支部队北上。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这次渡江的情景时写道：
9月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10英里外闪闪发光的大江。我们看见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笨重船体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荻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冯达飞指着我们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5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扬子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为了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坝顶。两边都是黑沉沉的泻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奸贼出现了：发红的半月象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泻湖。我可以看见我前面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伕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我们登上江边的帆船时，）我们许多人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象死了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伊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象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5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70华里（约合23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糊糊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我们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出声来。我们的眼睛向迷雾中深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音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江边岸上有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了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人都起来了，在等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作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迖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
史沫特莱在靠近湖北边界的立煌县度过了1939年10月。[2]在她来此访问的时候，立煌这个小城掌握在由一批桂系军阀将领率领的比较进步的部队手中。立煌在次年2月沦陷前的一个短时期内，曾是华中统一战线抵抗力量的中心，史沫特莱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谈到了那里的状况，她说，统一战线看来工作得很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特别注意到，建立一个新的学校体系的共同努力正在进行中。她从当地报纸的立场看到了希望。这张报纸的主编张勃川思想开明，鼓吹在地方政府中实行民主。关于立煌的医院，她给林博士和中国红十字会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说这是她迄今看到的战时中国最好的医院。在《中国的战歌》中，她以这样的心绪一连写了好几章，向美国读者解释，立煌的情况怎样为未来抗日战争开创了一个有希望的先例。
因为史沫特莱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在战时访问立煌的外国记者，她的到来曾被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她应邀到几个大的群众集会上作演讲。在这些场合，她常常列举印度国大党人——特别是当时已在西北地区全面开展工作的印度医疗队——所作的贡献，来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援（史沫特莱与当时抵达重庆不久，来作友好访问的尼赫鲁保持着联系，她正试图促使他前往北方其他几个游击根据地时，中途顺访立煌）。
从中国人的报道看来，史沫特莱在立煌期间，就好象是某种“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式的人物[3]，她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年轻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从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流亡来的难民。通过她那位精力旺盛、受过美国教育的翻译方练白医生，史沫特莱同这些年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某些场合，这种谈话变成了她在立煌逗留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对话。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名叫孟波，那时才24岁，是个合唱团的指挥和作曲家。他与史沫特莱谈论过音乐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结果非常有趣。[4]
史沫特莱对当地文化的兴趣称得上真诚，她在感情上非常强烈地与中国人认同。可是她不能把这种兴趣与当前的政治情况分离开来。例如，在《中国的战歌》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一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当地一个国民党剧团演出的几出短剧，其中一出短剧涉及到6个月前在安庆的一场战斗。当地的桂系军队突袭并歼灭了一支日本驻军。剧本对一个在中国出生并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军官给予了同情的描写，这在许多观众中引起了混乱。史沫特莱写道：
演出结束时，他们要求我说几句。而我却站起来建议，让观众讨论一下这两出戏。我的建议遭到一位官员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观众的思想太幼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讨论演出。演员们还没有卸装，他们支持我的主张，并要我带头发言。剧本的两位作者也愿意答复批评和问题。
我说表演无可挑剔，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军官表演成中国的朋友。如果他是，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剧本的作者回答道，这个日本角色取材于真人真事；在5月4日那次战斗中，安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闸门打开了。有十几个人，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各种训练班的学员，都争着要求发言。他们大步走过甬道，跳上舞台，发表他们的观感。他们谈得很有水平。一个军人说，一出戏里充满了普通老百姓不懂的高谈阔论。另一个指出，一出戏表演了日本人和傀儡们在一起饮酒作乐，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游击队的威胁，而游击队却不发动攻击，只有一个傀儡头目的妻子出于恐惧而自杀。他大声疾呼，任何一出戏也不应该让人们觉得，叛国会有任何好处。游击队应该把那些卑鄙的狗东西一个个杀死在筵席上。
剧作者回答道，啊，那是否真实呢？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唤起民众！
1939年11月，史沫特莱再次来到前方游击部队中间。起初，她北上进入河南省南部，她在那里遇上了有着“红枪会”之类秘密会社名称的旧式农民互助保安团队。这些组织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合作，在后方对日军进行骚扰袭击。将近12月底，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了。史沫特莱向西南行进，来到了绵亘于安徽、湖北边界的大洪山区，那个地方土地贫瘠，又在风口上。在那里，她与一支附属于新四军的特种别动队[5]，一起呆了三个月。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李先念是一位木匠出身的罗宾汉式人物，共产党游击队领袖，魅力超凡的民间英雄。（1949年，他成为安徽省第一任共产党的省长。1984年，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有三章写她在李先念部队时的那段经历。她对新四军所在地区把妇女组织起来的做法给予特别的注意。她用那架老式的布朗尼照相机，照了一系列相当出色的记录妇女集会、扫盲班和女战士的照片。
史沫特莱对陈少敏特别感兴趣。她是那个地区唯一的女指挥员。那时，人们管她叫“陈大脚”或“陈大姐”。20年代后期，她才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到1939年，她在华北已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史沫特莱会见她时，似乎感到她们俩气质相似，都象皮革般坚韧、办事都非常认真，并且都还是单身。陈大姐博得了男性部队的尊敬这一点，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它看成是中国男性农民方面的解放日见成熟的一种征象。在史沫特莱看来，陈大姐超过了传说中的中国女英雄——那位乔装男性后来成为战场统帅的女勇士，一个东方圣女贞德——因为陈并没有乔装。
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已经恶化，而且由于日军对游击队的钳形攻势加紧收缩，李先念劝史沫特莱离开战区到重庆去。他说，在那里，她能恢复健康，去实现她那最重要的使命——把华中的斗争告诉全世界。对于这种论点，史沫特莱已经熟悉。她知道，她不得不离开了。但是离去的前景却在个人感情上，甚至在母性感情上，伤害了她。她对侍候她的“小鬼”，一个叫盛国华的男孩产生了深情。她想把他从前线带走，送他去上学。离别的时候临近了，她请求允许领养他。关于这件事，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他（李先念）问我为什么要领养国华时，我竭力为我的理由找一个科学根据。我说这孩子有一种科学秉赋，我提到他对虱子、对风和雪的观察，他学习读书写字非常之快，他能在夜里凭星斗辨认方向。好吧，李先念说，你可以领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而他本人也同意。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倚着门框说，我说的国华能做的那些他们都能做。他自信关于虱子的学问还要渊博得多。我是否愿意把他也收养下来……我们的谈话变得带点斗气的味道。
最后，那个男孩拒绝跟史沫特莱走，说她可以在“最后胜利以后”再来领养他。史沫特莱悲伤地走了。她徒步向西南经过长距离跋涉，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宜昌，她在那里赶上了一条船，便溯流而上，向重庆前进。
重庆高踞在俯视着长江与嘉陵江汇流处的一座多石的山头上。在1938年12月蒋介石政府迁到这里之前，是一个偏远的中世纪式城市，深藏于四川省西南嵩山峻岭之中，其自然景色之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城市大部分的竹泥结构建筑，似乎象是河岸上堆积起来的沙堡。从经济上讲，它曾是这个地区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在当地素以老鼠多、清水少而闻名。在1938年到1940年间，它的人口翻了一番，充斥着大城市逃来的难民。城南的山脚下，到处是简陋的、临时搭起来的房子。虽然是个山城，所处的纬度却几乎与埃及相同，因此，冬天的寒冷产生了浓雾，能连续几天遮天蔽日，为躲避日军空袭提供了理想的保护。可是当气候暖和时，浓雾消散，城市的面貌便清晰可见了。于是，开凿在附近山上的洞穴便成了住在城里的中国居民和外国人的第二个家。1939年和1940年的夏季，能见度都很好，曾经是日军轰炸最猛烈的时候。重庆变成了冒烟的废墟，每天都可以看到长江水面漂浮的尸体顺流而下。
就政治和社会情况而论，自20年代以来，重庆一直被一批与蒋介石只保持着松散联盟关系、由于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军阀统治着。而现在则还有蒋介石的公安部长（原文如此——校者）戴笠将军在对那里的中国人敲榨勒索、行凶作恶。他的部下把史沫特莱来自上海的一些朋友当作特殊的打击目标，例如，思想开明的非共产党报纸主编邹韬奋。史沫特莱在重庆期间，邹为了保全性命而逃到了香港。
尽管存在着这些令人沮丧的情况，重庆象汉口一样，对史沫特莱来说也有一个可取之处：重庆使史沫特莱与国际新闻界及外交使团又恢复了接触。她与美国大使馆的资深武官、会说中文的包瑞德（David Barrett）相处得很好。她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又得以再续友谊——他为医疗救护又捐了一笔钱，并为史沫特莱在怡和洋行建造在俯视江流和城市的悬崖峭壁之上的总部内找了一个栖身之所。在外国人的社会活动圈内，一般来说，史沫特莱是有点坏名声的神秘人物，因而常被邀请去发表演说。她第一次演说是在重庆国际妇女俱乐部，她“身穿蓝色工装，留着近乎男式的短发”出现在讲台上，用严肃、冷静的言词谈论华中战区的状况。在发表演说和因剧烈的胸痛而住院之间的空隙，史沫特莱在国际记者招待所里会见朋友，那是建在城市边缘蕉林里的一所东倒西歪的竹结构的房子。她回避隔壁的中国宣传部，该部主任董显光好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对史沫特莱的报道实行检查和删改，或者干脆把她驱逐出中国。在新闻记者招待所里，史沫特莱与报道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交上了朋友，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休·迪恩（Hugh Deane）和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研究，新近刚到的白修德（T. H. White）。特别是迪恩，据他回忆，史沫特莱就中国局势与他所进行的长时间讨论，使他获益匪浅。
虽然总的来说，重庆的状况使史沫特莱感到沮丧，可是她发现那里有两件新事物使她感到鼓舞。一件是：在她的朋友林博士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新的卫生部在整个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了医院网和医务学校。她把这视为社会化医疗的基础——这一看法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至少是国家医疗系统的基础。她也为路易·艾黎、孙逸仙夫人和陈翰笙等人所领导，由私人集资兴办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感到兴奋。以数百名海外投资者提供的钱财作为资金，一批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在内地建立起来了。这似乎也为战后经济预示了某种社会主义形式。
1940年6月中旬，林博士从设在相邻的贵州省贵阳山区的一个医疗训练中心来重庆进行定期访问。[6]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使他感到吃惊，他一定要史沫特莱跟他一起回贵阳，以便在那里休息并为一次可能要做的胆囊手术作检査。或许到这时史沫特莱对重庆已感到厌倦，她终于同意。到这月底，他们两人就已经乘上一辆很旧的红十字会卡车（由印度尼西亚华侨捐献的），朝南向贵阳前进了。卡车轧轧作响地行驶在那条沿途抛着各种废弃车辆、坑洼不平、蜿蜒曲折的路上。到达贵阳时，史沫特莱已是浑身泥污，可是精神倒挺好。她搬进了林博士所住院子隔壁的招待所。她在那里休息，欣赏林博士的藏书，同时继续工作，撰写她在新四军中的那段经历。这一段小憩的宁静只有两次被日军轰炸所打破。正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中所写的，第一次炸了贵阳市，第二次炸了有明显标志的都云观医疗大院。[7]
7月28日，敌人的海军飞机专程绕道来炸红十字会总部和医疗中心。那次空袭使得这里的医生不得不为第二次受伤的伤兵作第二次手术，而由正在康复的士兵构筑过夜的临时住所。林博士开始考虑疏散的计划——那将是一种会使医疗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的局面。那天夜晚，林博士带回一块炸弹片，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它，对我说：“我真想用它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军用物资给日军的美国厂商。”
史沫特莱体力恢复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演讲，也作过几次广播讲话。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在为欢迎刚从缅甸抗日前线撤下来的一批英军伤员而举行的晚会上，她曾纵情跳舞通宵达旦。可是胆囊病仍给她带来了麻烦。到了8月。她与林博士一致认为，她应当乘卡车作一次200多英里崎岖不平的旅行，到桂林去，然后，再由桂林飞往香港，以便在那里接受她所必需的高级手术。她那时的计划是，在香港恢复健康，然后返回都云观，继续写作并与林博士一起工作。
史沫特莱乘夜航机飞越日军阵地。于8月26日凌晨抵达香港。她是那架没有标志的邮机上的唯一乘客。她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在那里的英国移民官员有礼貌地拘捕了。他们告诉她，第二天她必须出庭接受询问。在这个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的香港，她有生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管辖的土地，而且是未经签证。英国的情报人员从1918年以来一直在跟踪她，在她于纽约被捕时，曾掲露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30年代，殖民部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就积累了有关于她的大量档案。由于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印度人社会，他们关心的是要了解她是否仍然致力于鼓吹反英甚或在那里煽动暴乱。在第二天上午开庭询问时，一位身穿法衣，头戴假发的英国法官历数史沫特莱过去危害大英帝国的种种罪过，特别是她对印度独立的支持，并且指控她是个道德品质可疑的妇女。史沫特莱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她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罪行，同时为她有关于性的自由权利辩护。[8]最后，达成了一项约定：只要史沫特莱不发表演讲或从事政治活动，她就可以继续留在香港就医。非常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她与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之间的关系，使她免于被港英当局勒令限期离境。
1940年秋，香港的人口大约100万，相当于1980年的五分之一。香港本岛的相当一部分以及新界（在连接大陆的半岛上）的大部分还都是农村地区。战争难民的突然涌入，使这块殖民地不胜负荷。住房极其短缺，象样的医疗服务也严重不足。疟疾和霍乱的发病率已达到近乎流行的程度。使得所有的人，无论贫富，也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对局势感到绝望的是，尽人皆知日本人进攻香港已经不可避免。自从1938年广州陷落以来，这块殖民地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日本人只是在等待发动攻击的合适时机。那里的气氛和两年前的汉口相似：紧张，大难临头之感，再加上某种轻飘的同舟共济的伙伴情谊。
中国战争难民的流入，把香港变成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例如，孙逸仙夫人正住在那里，为反对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非共产党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凝聚点。由路易·艾黎、陈翰笙、孙夫人等领导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总部也设在香港。此外，由于滇缅公路关闭和日本人对上海加紧控制，使得大多数对中国的国际医药援助都要通过香港中转。最后，香港还是一个国际阴谋和谍报中心。在1940年到1941年的那个冬季，有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日本的代理人和蒋介石的代表正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人们担心蒋介石就要做成一笔交易而接受一项媾和方案——由于1941年初蒋夫人抵达香港而一度加剧了的一种恐惧。
从文化的角度看，香港成为中国许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避难所。例如，茅盾、萧红和夏衍，这些人和史沫特莱在上海时都认识。支持着这些作家的是史沫特莱的朋友邹韬奋创办的那些报纸和出版机构。邹韬奋新近从重庆政治流亡到这里，他可能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中国新闻记者了。
由于有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担保，史沫特莱于1940年9月初被移民官员从旅馆的软禁中释放。希尔达在香港是个有实力的人物，她丈夫是香港医务总监，而她本人可能是香港最引人瞩目的社会活动家。自从1938年以来就热心致力于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希尔达，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医疗援助的组织工作。她属于史沫特莱喜欢的那种类型——一位漂亮、豪饮、独立的女性，在为社会事业而斗争的同时，也懂得享受生活。
史沫特莱一被释放，希尔达便把她带到了玛丽皇后医院，让她作胆囊检査。没过几天，史沫特莱就动了手术。给她做手术的医师是保罗·威尔金森。他长着红色的络腮胡子，为人热情，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学教授。史沫特莱和威尔金森很快成了朋友，并且堕入了爱河。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两人并不匹配。威尔金森是个喜怒无常的遁世者。他对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和背诵拉丁和希腊散文的能力极为自豪。虽然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是他对英国、香港或中国的政治都不感兴趣。然而，他在大学里的许多英国朋友——例如历史学教授诺曼·弗朗斯——却都是共产党人。在社会情况方面，史沫特莱以揶揄他们的僵硬立场为乐。她尤其不同意他们中当时出现的一种倾向，即把中日之战以及欧洲的冲突轻率地归结为只不过是资本家之间的战争。
史沫特莱卧病玛丽皇后医院时期，对英国在香港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写了一篇措词尖刻的抨击性文章。她这份研究报告使用了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分两期发表于《南华早报》署名仅仅是“美国观察家”。不出几天，就招致一系列愤怒的反应，而史沫特莱泰然处之。虽然她就是那位“美国观察家”的身份从未公开泄露过，史沫特莱却是在用间接的方式宣布她的到来，同时显然是对英国当局有关政治活动禁令进行一次实力试探。
史沫特莱出院不久，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就把她介绍给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Ronald O. Hall）牧师。象希尔达一样（或者象汉口的鲁茨主教那样），何明华是个思想开明的社会活动家。他邀请史沫特莱到他在沙田的乡间住宅去住几个月，以恢复健康（那时的沙田还是个铁路线旁的农村集镇，如今已被香港市区不规则的扩张及香港中文大学所吞没了）。史沫特莱接受了邀请，在沙田度过了1940年余下的大部分时光，一边休息一边写作。她有时也偶然进城去看威尔金森、希尔达以及象陈翰笙那样的一些中国老朋友。她也为学生团体作过几次公开演讲。她试图通过谈论战地状况，新四军的英勇业绩和抗日战士对于医药的迫切急需把战争带到生活中来。不过总的讲，她似乎注意到英国官方的责难而保持着一种低姿态。
史沫特莱感到压抑和孤寂的其他原因是，她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高级代表廖承志的争论以及她与孙逸仙夫人之间的困难继续存在。由于史沫特莱1941年7月24日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使她遭到廖承志本人的反击。史沫特莱在那封信中写道："这位共产党代表从战争一开始就坐在香港……他的屁股在后方坐的时间越长，就长得越胖。”使她反感的是，廖承志当时正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共产党关于华盛顿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路线方面，而不是同周恩来核实重庆的现实状况。至于孙夫人，虽然希尔达作了使这两位女性和解的尝试，可是她们之间的决裂仍然是既深，又烈。她们对在国外筹募医疗援款的策略意见不一，而孙夫人对于史沫特莱支持林博士和蒋介石的重庆医务机构，始终不满。而且，孙夫人还对朋友们说，史沫特莱太感情用事，和她共事不可靠。她们之间的夙怨，继续使双方的朋友——其中包括路易·艾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尔西·邱茉莉、陈翰笙和杰姆斯·贝特兰——处于困难境地。这必然又导致史沫特莱进一步的孤立。据那时为史沫特莱所信任的艾黎和陈翰笙回忆，她那时给他们的印象就仿佛是个忧郁症患者。同孙夫人的决裂使她感到精神上的折磨，而她认为被她从30年代初起就投入很多精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排斥的想法又使她感情上深受伤害。
1941年1月初，中国发生的事件使史沫特莱改变了重返内地的计划。在皖南，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爆发了战斗。新四军守卫江南云岭总部的部队被歼，军长叶挺被捕，项英被杀。这是1937年宣布实行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与国民党部队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战斗。由于这场被叫作“新四军事件”（应称“皖南事变”，——校者）的战斗的发生，国共双方关系破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再也没有进行军事合作。[9]
新四军事件的噩耗使史沫特莱感到震惊和无能为力。在那里的外国记者中，数她最了解新四军，可是当这支军队遇到大难之际，她却滞留在香港。由于国民党强行封锁消息，对新四军事件只发表他们自己的报道，在重庆的周恩来极想让外部世界了解他对这一事件的观点，他设法通过那时恰巧正在重庆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把信息送了出去。经历了一些意外周折之后，她终于设法把它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前往纽约时，斯特朗途经香港显然没有会见史沫特莱——这使艾格尼丝再次痛苦地想起，她已被中国共产党抛弃。
新四军事件的累积性影响，伴随着林博士因与她的关系被迫离开贵阳而在重庆发生政治麻烦的消息使史沫特莱确信，眼下在中国她不可能再有多大用处了。她断定，也许最好是回美国去，恢复健康，写一本书，做一些事情影响公众舆论以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埃文斯·卡尔逊路过香港。史沫特莱曾和他谈起关于她的打算。当她说到问题是缺钱时，卡尔逊答应，一旦她准备好启程便会给她电汇一笔回国的路费。
到1941年春，史沫特莱的大部分时间是回香港市区度过的。例如，4月份，她曾在那里为一本她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在贵阳的矫形中心筹募资金而写的关于中国伤兵的小册子进行宣传和推销活动。在这本书的发行工作上，她得到一位名叫戴维·麦克杜格尔的年轻的苏格兰人的大力帮助。他那时是香港新闻处主任，同时也是她的一位好酒友。她在喝茶的时间在格洛斯特饭店的前厅里会见她的中国女朋友罗茜·谭和伊娃·何东博士（出身于香港有名的英籍华人家庭）。当地报刊有时报道史沫特莱在威尔金森博士的陪伴下，出席艺术展览或其他文化活动。到月底，厄内斯特·海明威从重庆抵达香港，史沫特莱在一次招待会上和他见过面。她形容海明威“谈笑风生、充满自信，而且英武雄壮”。海明威则为他即将编成出版的一本书《战争中的人》向她征稿。
暮春时节，史沫特莱与艾米莉·哈恩（Emily Hahn，项美丽）同在一起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前不久才由于为《纽约客》杂志撰写有关自然科学的稿件而闻名的“米吉”·哈恩，在30年代中期为了到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一个作家的奇遇，舍弃了在温尼特卡那芝加哥郊区的舒适生活。她是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头发乌黑的漂亮女子。她常身穿貂皮大衣，咬着一根雪茄，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她的标记是：肩上骑着一只宠物——长臂猿，据她说，意在挡开不招人喜欢的男人。史沫特莱和她同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哈恩正在了结她和中国诗人辛梅（音）之间一段长时间的私情，而已经由于一位英国情报官员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而怀上了婚外孕。她正在写一部后来颇为畅销的有关蒋夫人、孙夫人和孔夫人这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对于哈恩来说，中国就意味着重庆、汉口、上海和香港。她的政治同情是属于国民党的，但她对政治并没有很深的兴趣，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史沫特莱很欣赏她，一则她们都是作家同行，二则，哈恩喜欢在恰当的地方使用粗俗不雅的语言，活泼而健谈。因为她总是满不在乎地摒弃传统的社会准则，史沫特莱同情她，并乐于充当她的心腹和支持者，而哈恩则对史沫特莱与保罗·威尔金森之间的亲密关系回报以同情的关心。
35年后，在接受一次访问时，哈恩回忆起史沫特莱的情况时说她：懒洋洋地穿着丝绸睡衣，那颗不加修饰、饱经风霜的罗马式头颅和她柔软的、似乎仍然年轻的身躯形成强烈的对照。她坚持说，史沫特莱极其耽于肉欲，仍然喜欢饮酒作乐。如果她想要，她能够和最出色的男人调情。同样强烈迷人的是她那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情绪，以及她那智慧和情感的力量：
世界对史沫特莱来说充满着龙，她永远在和龙作斗争。在她关于事物的概念中，逍遥自在的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虽然她并不为此感到忧虑。那时，她知道我需要一个人做伴，她就来了。伴随着艾格尼丝的总是一种紧张气氛。户外的气候可能平静、温和得不得了，然而当她从外边进屋时，你会想到外边刮着大风，雨雪交加，乌云滚滚飘过山头。一天晚上，我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旁，我发誓，那是个可爱的春夜，在太平洋沿岸的任何地方，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突然，门撞开了，艾格尼丝皱着眉头闯了进来，从她那健壮的肩膀上抖掉雪片。我几乎能听到外边的马蹄落地声，能闻到马鞍皮革的汗臭味，和她骑马飞奔时擦着的冰冻的松针……“我给你带来了一只鸡”，艾格尼斯吼道。
在1941年把史沫特莱介绍给蒋介石夫人的多半是艾米莉·哈恩。从1940年10月以来，史沫特莱一直与蒋夫人保持通信，正在为以蒋夫人的名义编的《中国必定复兴》一书撰写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章。史沫特莱是根据早先统一战线的精神接近蒋夫人的，明知这次会见是会激怒蒋夫人的姐姐和对头孙夫人的。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蒋夫人）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象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尽管她结识了蒋夫人，史沫特莱的同情仍然未变。她充分注意到1940年至1941年间，中国非沦陷地区国民党的镇压加紧了。她关心为逃脱戴笠将军在重庆实行的白色恐怖而逃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她尤其担心年轻的女作家萧红，她在上海时认识的鲁迅的女弟子。萧红30年代初期从家乡满洲逃亡出来。已经写出了三本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清楚地证明，她是同代人中一位难得的人才。
史沫特莱关心萧红不止出于政治考虑。她知道萧红对于自私而不懂得体贴的男人有着受虐狂式的弱点。1940年以前，她已遭受第一位丈夫、小说家萧军的遗弃而流亡香港。史沫特莱在上海就是通过萧军认识了萧红的。1941年初，她和两个地道的无赖（措辞不妥。校者）住在九龙的一间棚户里。那年3月，史沫特莱找到她时，她正患着严重的肺病。起初，史沫特莱带她到何明华主教在沙田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可是到了4月，经与包括茅盾夫妇在内的其他作家商议，她把萧红送进了玛丽皇后医院，并吁请朋友们资助医疗费用，以便她经过一个夏天的治疗而得到康复。可是萧红沉痢不起。她于1941年12月去世，年仅28岁。没过几天，香港便陷入日军手中。她那两个情人（原文如此，但其中一位是与她举行过婚礼的丈夫——校者）把萧红草草地埋葬在浅水湾近旁之后，便立刻开始了谁最有权获得她的作品版税的争吵。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将萧红和蒋夫人加以对比。蒋夫人代表着旧式精英；萧红则代表了中国的新式女性，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而改变了的中国女性。她过着贫困的生活，而把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为争取妇女的社会正义和穷人的权利而写作的事业。
1941年5月初，史沫特莱断定，她再也不能耽下去了。收到了埃文斯·卡尔逊汇来的一笔钱之后，她便搭乘一艘开往加利福尼亚的挪威货轮回国了。在《中国的战歌》中，她对这次航程是这样描写的：
船上的12名乘客中，有3名圣灵降临会女传教士，其中一名与我同舱。她们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谁。这几位女士原本来自美国南方，她们在那里有黑人仆役，到了中国又有中国仆役。所以当她们谈到天堂时，她们就把天堂说成是这样一个地方：真正的虔诚基督徒将永远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而虔诚程度较差的将成为他们的仆役。
另一名乘客是个年轻的比利时牧师，他已经归化为中国公民。他和我对中国的多数事情都有一致的看法，于是我们在太平洋上就宗教和社会的未来前途争论了四个星期。
1941回来的那个女人已不是1934年秋横渡太平洋时的那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了。两件事情改变了她的形象：与孙夫人的争吵和被中国共产党所抛弃。这两件事使她感到空前的忧郁和孤独。在美国，她不得不寻找新朋友或恢复与老相识的交往，她知道，在有组织的左派中是找不到他们的。就政治而论，史沫特莱确信，此刻，1941等，远东的前途取决于华盛顿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她正回到中心舞台，而且有条件为这场辩论作出贡献。
[1] 根据延安与重庆签订的有关条款规定，新四军只能从重庆获得军火而不得自行制造。蒋介石总是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1938年年中，只给新四军供应了刚够装备这个军的武器，此后，几乎再没有补充。为了适应该军游击部队的不断扩大，领导决定必须发展自己的临时军械厂。
[2] 这个地区长时期以来，一向以盗匪为患闻名，曾是明代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公元3世纪一个反面角色曹操的基地。在古代和现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叫金家寨，当时刚被以一位已经阵亡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注释有误，当时卫立煌仍然健在。国民党政府以立煌为金家寨重新命名，是在他攻下了久攻不下的这个鄂豫皖苏区重镇之后。——校者），作为安徽省非沦陷地区的首府。关于这个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见伊丽沙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华北的起义与革命，1845—1945》（斯坦福，1981）
[3] Pied Piper，勃朗宁一首童话诗中的人物，他的笛声有神奇的魔力，一次，引出全城的老鼠并使之淹死在河里，另一次引来了全城的儿童，跟随他走进了一座神奇的大门洞。——校者。
[4] “有一天，史沫特莱一边喝茶一边向孟波：“你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合唱曲吗？”孟波感到意外，他辩解说，他的合唱团曾以乐队伴奏，演出过巴哈的某些清唱剧。她建议道：“你们为什么不试试贝多芬？”她为孟波唱了几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曲调，然后又唱了歌词，最后由孟波回唱。他们再试着一起唱。当他终于学会了时，史沫特莱发出大声的喝采，冲过去拥抱他。结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曲被译成了中文，并发表在当地一份音乐杂志上《孟波访谈录》。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孟波由于推崇贝多芬而在上海音乐学院受到严厉批判。
[5] 即豫鄂挺进纵队——校者。
[6] 当代中国卫生制度的根基，就是由林博士及其同事所莫定的基础和在延安发展起来的那种游击队医务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
[7] 林博士1938年从长沙来到贵阳，并在两年之内，将都云观近郊山区建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新的总部，他以陆军中将衔，兼管两处。他手下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作班子：来自中国最高医学学府、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再加上从西班牙的法国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15名医师和技术人员（他们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俘而关进集中营的）——林博士争取释放他们的条件就是在中国工作。林博士这次在贵阳招募这批人员曾得到南斯拉夫医生贝利斯拉夫·鲍谦熙（Bcrislav Borcic）的帮助。鲍谦熙与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就相识了。到1940年，用英国和印度尼西亚华人捐献的钱建造的物质设备已颇为可观：有教室、宿舍和实验室，一所收治重伤员的大医院，一个能停放300至400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急救车的停车场，有5个存放医疗供应和设备的大仓库，还有3个由门诊病人当工人的制药合作工厂。
[8] 关于史沫特莱当时如何对付港英当局，有多种传说。40年代后期，维伦德拉纳什的侄子拉姆·恰托帕德雅亚曾在波士顿见过史沫特莱。据他说，她是这样回答法官的，她说，是的，她是和很多男人睡过觉，要说他们中有一个英国人的话，她也简直记不起来了，因为“他在我身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经过一阵尴尬的沉默，法官摇铃宣布“休庭”。（访谈录），也可参看项美丽（Emily Hahn），《我看中国》（1944年，纽约）。
[9] 对史沫特莱来说，新四军事件有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续篇。她于几个月后获悉，她喜欢的1939年在云岭和立煌给她当过翻译的方练白医生和汉斯·希伯在一次日军伏击战中牺牲。希伯与他的妻子罗秋迪于1939年回到上海后，在向新四军部队偷运医疗供应方面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初，正好在事变之后，希伯决定去皖北访问残存的新四军部队。在牺牲前不久，希伯发出一篇长篇分析性电稿，分析了残存的新四军的战斗力，意在回击国民党关于新四军已被歼灭的宣传。见亚细亚蒂克斯（即汉斯·希伯）“重访新四军地区”《美亚》5，第三期1941年9月）P. 287-294；并见王贺《汉斯·希伯》载《革命文物》第四期，1979年7、8月，P. 38-41。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