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五章 重访加利福尼亚，1941—1942
一个年近半百，饱经风霜、身无分文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41年5月下旬来到了洛杉矶，心里想着，阔别7年的旧时相识会怎样接待她。为了寻找一个暂时栖身处所，她给住在洛杉矶郊区蒙塔贝洛的前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及其妻艾莉诺写了信去。她在中国时一直和他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最近一次是为了替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他们同意她来家借宿。史沫特莱两星期的居留，对于艾莉诺·布伦丁来说是不舒服的，却也有助于增进了解。在为下一步进行安排的同时，史沫特莱竭力使自己表现得象个知趣的客人。她帮着做家务杂活，还讲了些在中国游击队的见闻以娱布伦丁夫妇及其子女。但是她也发过一次脾气，既使艾莉诺惊讶，也使她对史沫特莱有了深一层的认识。[1]
对于回到美国，史沫特莱一定感受过极大的心绪不宁。除了1934年短暂的来访，她已经去国21年。如今，1941年，她有理由耽心，早年的左翼朋友——尤其是她在纽约结识的那些共产党理论家们——会排斥她。30年代她那种说出来刺人耳膜的思想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出于这种理由，她向冈帕兹伸出了求援之手，此人一直保留着他原有的美国国籍，曾把她的《大地的女儿》译成德语，而此刻已是纽约生财有道的金融家。尽管他在政治上已不活跃，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全都深感失望，但仍然是左翼旧相识慷慨的朋友。他一向钦佩史沫特莱的正直、理想主义和勇气。所以，当1941年5月史沫特莱写信对他说，她要写一本书，以有血有肉的真实图景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正在怎样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时，他能够理解。他成了史沫特莱的大“天使”，史沫特莱在写她那本有关中国的书时所需要的钱，大部分称来自此人的资助。
为了筹措更多的款项，史沫特莱联系了一系列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演讲的聘约。她作为诸如纳粹执政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久负盛誉的报纸的记者的履历和她作为《曼彻斯特卫报》战地女记者独一无二的见闻、体验，使她成了卖得出价钱的演说人和有新闻价值的采访对象。对她来说幸运的是，1941年的国际局势有助于淡化她以往的政治立场而给了她一个重新界定个人信念的机会。
1941年夏季，正在远东酝酿着的危机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这一年年初的事态发展曾迫使罗斯福总统不得不重新考虑试行他的对华政策，即向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人提供均等的支持，以作为牵制或拖住日本人的最有效战略。
1940年以前，蒋介石想要进攻延安共产党人的愿望，曾由于是他的政府而不是毛泽东的运动在接受着几乎全部来自苏联的援助这一事实而受到制约。斯大林也象罗斯福一样相信，使东京的武装力量深陷于中国的泥沼是阻遏日本扩张的上乘良策，而且，他相信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是国民党人而不是以农村为基地的共产党人，而且，对于能否控制这样的共产党人他缺乏自信。恰恰是由于考虑到斯大林的支持，蒋曾在攻击延安的行动上犹豫不决。
但是随着1940年德国对俄国的威胁增强，斯大林迫不得已削减了苏联对蒋的援助。美国人立即乘虚而入填补真空。尽管罗斯福及其谋士想要避免内战，并且反对那种鼓励蒋进攻延安的主张，但是又觉得必须向蒋提供援助，以应付德国和日本之间新近缔结的军事联盟。1940年12月东京承认汪精卫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的行动。又增强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必要性。在东京承认汪记傀儡政权后的几天之内，罗斯福便设法通过国会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而在贷款协议达成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蒋的将领便攻击了扬子江以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由于意识到中国的内战将使日本军队得以脱出身来向东南亚大举推进，华盛顿急于看到统一战线的破镜重圆。由于试图逼迫改革，对蒋介石施加了要求他的政权民主化、肃清贪污腐败和停止攻打共产党人的压力。得到《时代》与《生活》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合作的蒋，在美国报刊上声誉日隆，并且被鼓励着在推行某种中国新政。罗斯福想要消除中国境内极左翼的政治号召力，以便战后能有中国这样一个亚洲最大国家作为友好的盟邦。为了进一步加强蒋介石一方的地位，罗斯福政府敦促它的外国朋友象对待一个“强国”那样，对待国民党政权。
另一方面，尽管罗斯福政府内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队伍值得支持，但是为了向美国公众兜售一种修复统一战线的政策，却又要求修饰和美化共产党人的形象。问题是美国十分熟悉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共人士大约总数也不足20个人。这少数人中包括军人——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弗兰克·多恩——和记者如爱德加·斯诺。而此时此刻对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最新接触的美国极少数人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要算是一个。因此，她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公开露面。对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都是一个切合时宜和颇受欢迎的举动。她的谈话，有效地投射出了一种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在对共同的日本敌人所进行的战争中形成了一种起作用的联盟的形象。
史沫特莱第一次重要演说，是波莫纳学院教授俱乐部午餐会上的演说。她神经极度紧张。是厄内斯特·布伦丁和艾莉诺开车送她去的，为的是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持。据艾莉诺说，在行车途中，史沫特莱在后座弯着腰，呜咽起来，而且激动得不知所措，声称自己病得无法演讲。布伦丁夫妇十分惊讶：尽管有着在中国和德国多年的演讲经验，她似乎为即将面对一群美国学术圈内的听众而感到了真正的恐惧。到达以后，史沫特莱让布伦丁夫妇到镇上去买些三明治来，并且请求他们在她讲话时一直等在场外。
一进入教授俱乐部，她便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她敦促美国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她叙述了她刚刚离开不久的香港的局势，她警告，不久的一天，美国就会不得不和日本人迎头对撞。最后，她感情激动地吁请美国对英勇的中国人民增加援助，他们已经在打着十分漂亮的仗。反应十分热烈。
史沫特莱离开教授俱乐部相当晚，当她爬进汽车回到布伦丁夫妇身边时，完全变了一个人，又是背诵打油诗，又是开粗俗的玩笑，唱了牛仔歌谣，又唱中国军歌。后来，午夜过后某个时间，车子由于汽油告罄而停在一段荒凉的路上。史沫特莱立刻勃然作色。她叫厄内斯特蠢货，因为是他让汽油用光了的，她要求他立刻想办法要一辆出租车，以免得毁了她这天晚上的成功喜悦。但是厄内斯特强忍着心头的不快把她留在车上，和艾莉诺一道步行着沿路寻找汽油。这是艾莉诺在同一个晚上第二次目击了史沫特莱的脾气发作。使她深感诧异的是，史沫特莱这样强的情绪意识和她从某一种情况榨取每一点戏剧性效果的能力。最终，她还憧得了，为什么史沫特莱这种性情要同厄内斯特建立任何超出友谊的关系是总也不可能的。
在波莫纳演讲几天之后，史沫特莱就离开布伦丁夫妇到离圣迭戈不远的丘拉维斯塔看望妹妹默特尔和弟弟萨姆去了。6月11日的《圣迭戈联合报》曾发消息欢迎她的来到，宣称她是日本政治敌人黑名单上“最想除掉的”6名外国人之一。消息帮助激发起人们对史沫特莱即将在这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的兴趣。
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罗斯福很快就向苏联送去了援助。7月，在莫斯科签订了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对德媾和的互助条约之后，英国和俄国的部队联合占领了伊朗，以阻止德国的扩张。就这样，苏维埃俄罗斯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的盟国。因此，在公开场合，史沫特莱觉得为了中国人的事业和共同的战争努力，她将不得不停止强烈批评苏联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曾导致她所热爱的中国新四军遭受伏击，和早先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恰托帕迪雅亚在列宁格勒的失踪。
7月24日。日本开始攻占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从而导致日美贸易的停顿，并切断了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他还把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收归国有而置于麦克阿瑟将军统率之下。各种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开始接受一般说来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是保障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关键这一观念。从此，再被问到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战斗时，史沫特莱回答时总是说，日本人的入侵已经使得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团结相当长一个时期。
史沫特莱的讲话常常受到美国共产党员的骚扰，他们认为在对待罗斯福总统和国民党方面表现得过份宽宏大量。在7月24日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一封信里，她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是十分恼怒。
苏联遭受到进攻之前的共产党报刊曾使我感到惊愕。我登上国土之后不久在一些人数不多的场合进行一系列演说时我的知识常受到共产党人的诘难，他们声称罗斯福曾经命令中国政府消灭共产党军队，否则他们便不能获得美国的贷款！这是撒谎……在我的小型报告会上，共产党人一而再地走上前来，伸出一只手指指着我，用十几种难听的话咒骂罗斯福……当然，我不曾坐在纽约党的总部里施舍聪明才智。我只到过中国的前线、敌后和重庆……
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势力，他们为国家和人民而战，一向认为任何（对日）和谈活动都是对民族的背叛。然而他们并非仅有的进步势力，他们的军队也并非中国仅有的作战军队。以往，我都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我支持他们，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政策——使中国摆脱封建而实现一种初步的民主。（这种）观点激怒了美国共产党，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理论：一旦你拒绝追随他们的党的路线，你便立刻投入了放债人的行列。但是我一如既往——一个真正的美国民主主义者，信奉本来意义上的正宗民主主义，然而要求这种民主主义扩大或延伸到包括经济民主。我将观察和研究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并将同情任何一种自以为奉行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样线的进步政党，我的头脑也许不是正确的那一种，然而却完全是我拥有而必须借以思考和判断的头脑，而我迄今尚未能被任何人说服，可以把它交给哪个党去听凭他们随心所欲的摆布。
但是史沫特莱仍然发现，她在加利福尼亚未参加组织的左翼人士中是有朋友的。在圣迭戈地区，她虽是到丘拉维斯塔去探望妹妹和弟弟去的，却寄住在哈利·斯坦梅茨（Harry Steinmetz）家，此人是圣迭戈州立学院的社会活动家和教授，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已经保持了好几年。斯坦梅茨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是在1934年夏季，在劳工会堂听她就广州和上海局势发表演说的时候。事后他向史沫特莱自我介绍，并邀请她到家里去进一步交谈，她在那里见到了斯坦梅茨的父亲（哈里·H·斯坦梅茨），一位医师和业余收发报爱好者。史沫特莱很快就和他们俩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回到中国后，她便开始从上海经由一种曲折迂回的途径通过他们向美国发送一些新闻报道和其他电讯。她先把想要发的东西交给上海一位甲状腺专家，名叫米勒（Miller）的美国医师，再由他交给一个银行家朋友派信使或通过航空邮件寄送到马尼拉，再从那里通过一台业余电台发往圣迭圣。据哈利·斯坦梅茨1976年回忆，大部分的电讯都和上海的蓝衣社活动和警察镇压行动有关。1938年和1939年，史沫特莱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系统在圣迭戈地区为新四军募集医疗援助。
哈利·斯坦梅茨是一个独立的左派分子，他宁愿留在党外，有时也参加美国共产党所支持的运动和活动，有时又反对这个党的路线。他记得史沫特莱对于服从党纪这种观念的反感和她提到美共领导层时所使用的刻薄的词句。他还确信，史沫特莱是恋爱着埃文斯·卡尔逊，并曾希望有一天能和他结合。他记得有一次他们会见时他曾在场，并且知道，他们之间有频繁的书信往还。[2]
卡尔逊自1937年起，从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持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来到朱德的八路军总部以后，一直是史沫特莱的密友。卡尔逊是个虔诚的宗教学信徒，他的几份报告曾经使得他的上司大感震惊，因为他不仅声称共产党人在打着一场解放战争，而且认为，他们对待人民的行为是“真正符合基督教义的”。由于海军当局警告他，如果再用这种口吻多说一句。就要送他上军事法庭，卡尔逊便在1938年辞去了军职。他就他的经历和体验写了一部书，《中国的双星》（1939），并且和周以德等人到美国各地演讲，敦促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珍珠港事变前夕，非常可能是通过他和罗斯福的私人关系（他曾是这位总统的警卫），卡尔逊又重新加入海军陆战队，去建立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以中国北方朱德的游击队为模式，接受游击战术训练的实验性营队。罗斯福的儿子吉米（Jimmy）就是“卡尔逊突击队员”之一。军方并不情愿卡尔逊实行他那种利用民主理想的政治灌输作为军事战略关键性组成部分的非正统方法，但是在1941年，他的实验得到了总统政治上的支持。史沫特莱后来把卡尔逊的一些思想纳入了她为美国军事人员所作的讲话之中，由于他的许多批评性意见和她自己的极其相似。1943年他在给史沫特莱的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
现代军事领导人们似乎未能理解或是故意不想理解的。有两个因素。其一，生活舒适和令人方便与对付一种机警而顽强的敌人的陆海军作战行动是不协调的；其二，能够鼓舞士兵倾其全部内在力量去战斗的，是以良好素质为其依据的领导，这种素质是他们对于作战理由的深刻认识和对于为之而战的事物值得为之一战的坚定信念。我们将会战胜，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我们在人员和财力上作出的牺牲和我们的努力，不成比例而且是远远超过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懂得了不存在通往自由的平坦大道时会出现的情况。
8月14日，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两国有关战后目标规划原则的联合声明。其中第三点是支持各国人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9月24日，据宣布，有15个反轴心国，包括苏联在内。已正式赞同《大西洋宪章》。
罗斯福当时似乎相信，这场战争势必导致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开拓殖民地的权利，当然，曾经是和日本人之间争吵的核心问题。日本人断言，他们是新兴的世界强国，却由于种族歧视而被剥夺了开拓殖民地的合法权利。日本声称有权接管法属印度支那，以便把那里的人民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世界上，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将取代殖民主义。他显然把《大西洋宪章》视为一举而可两得的工具，一方面从根本上使日本人的种族主义宣传难以立足。另一方面是鼓励民族主义力量起而制止日本扩张，然而后一种却不是邱吉尔的目的。史沫特莱深为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高调所感动，而且，早就被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寇尔这样一些英国显要人物所说服，他的许多同胞也都承认殖民主义的终止不可避免。
有鉴于她以往对大多数英国人都持敌对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史沫特莱在获得演讲聘约方面帮助最大的竟是香港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写给洛杉矶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的介绍信。9月，罗纳德·霍尔（即何明华。译者）主教本人从香港来到美国，他和史沫特莱一道，象一对配合默契的一流演员，周游洛杉矶地区各地。
史沫特莱和霍尔成了由政界、教会、商业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洛杉矶支援中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的一部分。在神职人员之外，这一集团还包括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参议员罗伯特·肯尼（Robert W.Kenny），编辑凯里·威廉斯（Carey Williams），和锡德里克·哈德威克（Cedric Hardwick）爵士。通过宣称“中国为民主而战”的传单和广告，这个委员会预告霍尔主教和史沫特莱将于9月29日在爱乐礼堂演讲。广告许诺，听众将听到有关中国是怎样以“宁死不屈的斗争”抵抗“日本鬼子”的第一手报告。到9月，史沫特莱已经在竭力主张，美国应该向所有的轴心国，包括日本，宣战。1941年整个10月和11月，史沫特莱在这个委员会主持下继续不断演讲。与此同时，她还开始为她准备写的书整理笔记、拟订大纲。
已经为史沫特莱在好莱坞塞尔玛大街找到一处临时住所的斯坦梅茨现在又把她介绍给了一位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馆员格莱迪斯·考德威尔（Gladys Cldwell）。考德威尔有一处对于史沫特莱称得上是理想的地方：圣巴巴拉区东面山区加利福尼亚州奥贾伊的一所消夏别墅。由于了解到史沫特莱写书需要一个安静的远离尘嚣的环境，考德威尔表示愿意把这座别墅借给她用。到11月，史沫特莱就收到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预付给她的一小笔稿费。她想，这笔钱再加上冈帕兹的捐助，将可以使她不必再接受新的演讲聘约。她现在一心只想完成她的著作。
但是正在这一时刻，史沫特莱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遭遇到了太平洋上事态发展的突然震动。11月29日，日本首相声称，英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必须排除。随后在12月7日，他们又以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全国上下目瞪口呆。史沫特莱当时正在圣迭戈发表演说。据她在潦草的日记记载，圣迭戈由于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她曾帮助在街道上巡逻；以及，有流言声称，曾有人看见15架日本飞机从旧金山上空飞过。11月8日，史沫特莱在洛杉矶市政厅的一次集会上讲话，对中国的局势作了概括的介绍。11月10日，她在当地的对外贸易协会上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说，斥责商人“武装和装备了”日本。她指出，日本人正在开始进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据她现存的最后一篇日记记载，12月16日，华纳兄弟公司曾就一部影片的拍摄问题找过她，并且提到，她将于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发表广播讲话，
史沫特莱在讲话中继续猛烈抨击。她指出，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节节胜利，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他们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我们文明核心的溃疡正在暴露出来。这种溃疡就是自以为白人优越而且注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在粉碎这种信念——把它淹没在我们的血泊之中，同时在号召被奴役的亚洲人民掌握当前历史时机把白人赶出去。”
她指出；例如缅甸人，正在积极帮助日本人，以便摆脱白人的统治。她还引述曾经深得民心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前市长加尔各答苏巴·钱德拉·鲍斯（Subas Chandra Bose）不名举的事例。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为一个自由印度而奔走呼号的鲍斯，曾经多次被英国人投入监狱。终于转而求助日本。史沫特莱认识鲍斯，她指出，他在邻接缅甸的孟加拉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因而使孟加拉陷入了一种不堪一击的地位，也许会成为日本人征服缅甸之后便接着倒下去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然而，史沫特莱又谨慎地说明，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甘地和尼赫鲁，并不认为能够从日本锁链取代英国锁链的变化中得到任何好处。
史沫特莱在结束她的大多数演讲时都断言，对于日本人煽动种族仇恨的宣传唯一有效的反应只能是以平等的态度给予中国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她声称，英国以它的种族主义态度导致了它自己在香港的失败。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她说；英国军官曾告诉她，英国曾由于两个理由而拒绝和中国人就香港的联合防御达成一项协议。第一，英国不想让中国有权要求在战后归还香港。第二，他们认为，迄至当时为止。以中国为对手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在和一个“三流国家”作战，而当他们面对一流强国英国时，“将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战斗。”英国人曾相信，他们能在香港固守二三个月，直到他们的海军舰队前来增援。事实是，香港在17天之后便陷落了。史沫特莱结论道，美国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以平等的盟国对待中国。她强烈暗示，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共产党人都不会接受充当美国傀儡的地位。
从情绪上看来，史沫特莱正是春风得意。太平洋战争已使她成为举世嘱目的人物，她自信可以写出一本重要的书来，一本能对美国政策产生真正影响的书。因此，她已无心听取来自密苏里悲惨童年的声音。
有关史沫特莱演讲的新闻报道传到了密苏里州的奥斯固德，引起了她最亲密的童年朋友玛米·韦斯顿（Mamie Weston）的注意。一次来到加利福尼亚时，玛米通过电话找到了史沫特莱。但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却是，不，她不记得任何一个玛米，也不记得1903年曾经有过交换表链的举动和保证友谊永久不变的誓言。玛米伤透了心。史沫特莱卷续说，她很抱歉，但是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从那个时候以来她已经有过太多的经历。以至简直想不起往事。而且她表示不想要见到玛米。史沫特莱仍然是一想到童年就非常难受。她认为写完《大地的女儿》也就把它永远埋葬掉了。现在充满了使命感和爱国热忱，她不想再让陈旧的往事来消耗她的心力。
1942年2月，史沫特莱兴高釆烈地搬到奥贾伊去继续写她的书。不久，她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支持系统。这回是约翰·泰勒（John Taylor）一家。据约翰的妻子艾诺·泰勒（Aino Taylor）在1975年接受采访时说。她和艾格尼丝之间的友谊是她一生以往以至终身最亲密深厚的情谊。史深特莱到奥贾伊之初。艾诺还是个29岁的家庭主妇，她丈夫约翰是个小学教员，年收入1750美元。同住在这一家的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英格丽和艾诺的母亲艾尔维拉。艾尔维拉是一个职业按摩女，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史沫特莱为求解除背疼而第一次登上她家的家门。在泰勒一家人心目中，史沫特莱对生活的爱，开怀大笑的笑声，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似乎弥漫着整条山谷。艾诺的生动记忆包括，喝着一杯又一杯咖啡，听着古典音乐，侃侃而谈的多次谈话，为艾格尼丝新写成的章节落下的眼泪，由史沫特莱百读不厌的《坎特伯雷故事》中一些粗俗段落引起的喧闹的大笑。艾诺和艾格尼丝常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远行到一家葡萄园去购买和品尝新鲜葡萄。1942年复活节清晨，她们围着一棵橡树脚下长在一条藤蔓上的一个橙形小甜瓜站住了脚。史沫特莱对这棵甜瓜能够从坚硬的酸性土壤破土而出长到成熟的生命力和勇气赞叹不已。她说，这是一个奇迹，“其神奇不亚于耶稣复活而且远为真实”。她依旧是个热心的园丁。
泰勒一家至今想起史沫特莱时还把她看成是个20世纪的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有预言能力而准确的预言不被人们相信的女预言家。译者），她曾公然宣称，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或是共产党人——掌握了全部真理。她所相信的是，教育，当然，还有政治参与。史沫特莱把艾诺·泰勒视为自己的保护对象，不断教导她，切不可让自己变成一个只知埋头洗尿布的傻头傻脑的家庭妇女。她所强调的家庭妇女是对于世界上发生些什么事情漠不关心的那种，她强调随时盯紧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切，以便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经过史沫特莱执意坚持，艾诺也开始阅读史沫特莱每天必读而且读得非常认真的《国会会议记录》。一贯对男人和有钱人釆取讥消态度的史沫特莱坚持，只有压力才能为妇女和穷人争取到权利上的让步。
艾诺拒不接受艾格尼丝认为婚姻是“万恶之源”的观点，而史沫特莱则不相信艾诺居然并不感受到她丈夫的某种压迫。但是她们俩一致同意不妨存异。约翰·泰勒和史沫特莱也成了好朋友。约翰常为她砍劈取暖木柴，而且两人常就文学和政治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史沫特莱曾向泰勒夫妇明确表示，她不喜欢的并不是约翰，而只是婚姻这种制度。
史沫特莱在奥贾伊接待过几位有意思的来访者。一位是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译者），他即将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来看望史沫特莱是想请她写几封介绍信给几位印度要人。在泰勒夫妇看来更值得纪念的是她和索伯格、厄内斯特和艾莉诺这布伦丁姐弟三人的重逢，包括在附近桉树林内的野餐。史沫特莱最后一次见到索伯格是1934年在纽约。这时，索伯格已经和罗伯特·哈伯曼（Robert Haberman）离婚，又和一位东欧知识分子巴兹尔·埃利森（Basil Ellison）结婚而搬到了纽约州的新帕尔兹。1942年夏，她乘火车到加利福尼亚来看她在洛杉矶的弟弟厄内斯特，并同他一道驱车到奥贾伊来看她先前的弟媳艾格尼丝。据1975年对索伯格、艾莉诺和泰勒夫妇的釆访看来，那次探望整个情况良好。[3]史沫特莱终于对索伯格有了一种无保留的好感。写了四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再加上她的自传小说，她已经证明她有能力比在纽约开办一家印度餐馆（象索伯格1924年向她建议的那样）做得更多更好。她甚至和三位布伦丁一起幻想着有一天建立一个合作农场而一同终老。
在奥贾伊友善的气氛中，《中国的战歌》的草稿源源不断地从史沫特莱的打字机上打印出来了。1942年10月初，她提上装着接近完成的那部手稿的箱子离开了奥贾伊，搬回到好莱坞去修改几处松散的结尾，然后前往纽约，准备到那里后在克诺夫的编辑帮助下再作最后的润色。她已经感觉到一种个人的满足，但是离开好莱坞之前，她为一起事件而大感兴奋，这起事件似乎意味着深刻的良好变化正在美国发生。
华纳兄弟公司一位对《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可能性感兴趣的导演，邀请史沫特莱出席一次由产联（产业工会联合会）资助，为一艘新造海军商船《布克·T·华盛顿》号命名而举行的宴会。船长是总工程师布莱克（Black）。船员是来自18个同盟国家的海员。宴会上，妇女服装工会的代表们向每一名船上人员赠送一件表皮衬里的外套，来自好莱坞的流行歌曲作家唱了几首幽默歌曲。史沫特莱尤其由于一首有关《大西洋宪章》的歌曲而感到高兴。她在10月初的一封信里吿诉艾诺·泰勒：“那首大西洋宪章歌引起的轰堂欢呼几乎淹没了歌词。致使他们不得不又重唱5遍，这首歌唱的是有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邱吉尔说，把你的自来水笔递给我，然后并排坐在凳子上。拟订了那份。《大西洋宪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什么都没有遗漏，民歌味十足。只是少了点天才的光彩……整晚上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他们都是些同在一起工作的工人。”显然，史沫特莱对1934年以来工会所取得的进步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他们为了消除种族隔阂所作出的看上去是真诚的努力——这种努力似乎连好莱坞也在进行。
10月中旬，史涼特莱启程前往纽约，这时的她，满怀着乐观情绪，为美国的未来，也为她自己的前景——终于出现了财务上的稳定。也许还能拍一部由《中国的战歌》改编的电影。临行，她还匆匆写了一封告别短信给艾诺·泰勒（日期是“10月某日——星期一”）：“我的书昨日写完，今日寄出。我将于星期三晚动身，经盐湖城、奥马哈、芝加哥前往纽约，我打算在火车线沿途每一站会见我所有的旧日相好。我预期会见到一批又一批无组织的群众，我要对他们说，成立工会，参加产联。”
[1] 布伦丁的家庭医生曾为艾格尼丝的疲惫和背痛开了一针维生索，她本来是同意的，但是一见到针头就反悔了。这时她惶恐不知所措，先是怕得呻吟随即弯腰躬背，高声喊叫。艾莉诺见状目瞪口呆。难道这就是在从中国寄来的照片中看到的亲自护理伤兵的那同一个女人？为她而感到难堪和羞耻的艾莉诺这才充分理解30年前史沫特莱在电车上有类似表现时厄内斯特的反应。（艾莉诺·布伦丁访问记）
[2] 哈利·斯坦梅茨注意到她日益増强的自信和对于40年代的政治采取了一种说来比较放松而不是那么狂乱的态度。而在1934年，她曾经尖声喊叫着宣传她的信念：大萧条的条件已经使得参加美国共产党成了所有工人的当务之急。1941年，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她也很少谈到苏联。中心的话题是必须援助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她谨慎地把他们比作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战士。
[3] 然而，据艾莉诺回忆，她觉得，似乎是两位女王在为占据舞台中心而彼此竞争。艾格尼丝是“实干家”，而索伯格是“知识分子”，据艾诺在采访时给后一称谓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大谈思想而毫不考虑实现这些想法显然需要做些什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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