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了一次集会。我也从床上爬了起来参加集会。办事处里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包括几位负责人，以及炊事员和炊事员的帮手。还有许多刚从南京和苏州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政治犯，来自北京、天津取道西安前往延安的学生，由延安前往其他城市途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八路军士兵、警卫员、“小鬼”和两名外国人（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杰姆斯·贝特兰）。
　　那次集会开得热烈而有狂欢气氛。有人介绍晋北大捷的经过，但是他的讲话一再被震耳的口号声打断。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主持这次庆祝仪式。那位新西兰记者为集会表演了一段他本国土著民族毛利人的舞跆。我用两首歌子折磨了我的听众。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则用他所谓的日本情歌把我折磨了一通。一位红军战士讲了长征中的一段往事，讲红军战士如何在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下横渡天险大渡河。他讲完了，邓颖超便站起来，唱了一首优美的长征歌中的两节。

　　今天夜晚，在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在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觉去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涵义。他们的歌声象强大的管弦乐队在夜间演奏。我，今天吃过东西的我，意识到了，我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植根在这些工人和农民心底的，为中国解放而斗争的本质真谛。我仍然是个旁观者。我眼看着他们和街头昏暗的暮色溶合在一起；他们还在唱着。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止是生命。

　　真正的中国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讲述。然而在今天，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的同行朋友，尽管他们都是中国人，能够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象我一样，远离群众生活。其中的一位，舒群，关心的首先是“风格”。如果你向他问到一本书，他会告诉你的首先是那部作品的风格，然后你才能想办法从他嘴里探听出一点有关内容的东西。立波更关心内容，倒是真的。但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如此艰苦，常常疲惫不堪而无法利用他的经验。往后，我想，他会锻炼得坚强而不为这种生活所困。

　　有时，在朱将军自己谈（到他的父母）时，我的笔会无法往下记录，他便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望着我。
　　“有时”，我向他解释，“你讲的好象是我自己的母亲。我们虽不曾为封建地主劳动过，我的母亲却为有钱人洗衣物，并在节假日到他们家里去帮厨。她有时也会偷偷带点东西给我们几个孩子，让我们每人咬一口，并且告诉我们她的东家家里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她的手，由于操劳，也几乎是黑的，她的头发，也在脖颈后面挽成一个髻。她的头发黑而蓬乱。”
　　“你的父亲呢？”他寻根究底地问。
　　“我幼年时，他是个贫穷的农民，他耕田时赤着脚，不过大部分时间穿皮鞋。他厌恶我们的生活，三番两次撇下我的母亲跑出去。他并不象你们家男人那样有手艺，他后来当上了只干粗活的按日计酬的散工，我们总也吃不饱肚子。”
　　“天下穷人是一家啊，”他用粗哑的嗓音这样说了一句之后，我们相对无言，静坐很久。

　　在精致文雅的宴会和无关痛痒的谈话中间，她突然打断孔博士的话头，要求他为正在山西抵抗日本人的农民游击队捐献一大笔款项，山西是孔的老家。安娜·路易丝感到很难堪，几乎呆住了，因为她知道，正如艾格尼丝肯定也知道的那样，孔祥熙是共产党的死敌。不出安娜·路易丝所料，孔祥熙大发脾气，他说，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当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再要求特殊待遇，他反对人们为他们募集额外的钱。他们三人都很清楚，孔的回答是不公正的，八路军的人数比蒋介石为之发放薪饷的人数多出一倍。艾格尼丝当时并不想使用这个论据。“哦，孔博士”，她争辩道，“我并不是为八路军提什么要求。他们当然对自己的军饷感到满意。孔博士，我是为那些为了保护你的财产而在和日本人打仗的农民游击队向你募捐。离席时，她带走了一张捐给农民游击队的数额很大的支票。安娜·路易丝回到寓所时，对她和她的同屋之间的不同点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结论是，她自己中产阶级的良好教养决不允许她冒昧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但是艾格尼丝却从不承认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要接触周恩来，是件难办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必须由他能够接受的人引见才行。于是（新闻记者沃特）鲍沙德（Walter Bosshard）便安排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餐厅一次午餐会上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见面。她这时已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这是一项抽空做的工作，她主要的精力仍然用于发动气势汹汹的进攻以逼迫外国人士和团体捐款和提供医疗器材来改善中国人对他们的伤病士兵疏于照顾的状况。她不具备传统观念中的魅力和女性美，面孔呈长方形，身材也少曲线。她的金发，夹杂着太阳灼烤成的深浅不一的黄色条纹，漫不经心地剪成了短发。她穿衣的唯一目的是遮蔽躯体而毫不考虑款式……她对大多数军人不抱好感，她钟爱的中国红军自当别论。在她心目中，军人在政治上幼稚无知，这是她一见面便用一种鲁莽而有点刺耳的口吻陈述明白的观点。但是经过这挫折我的锐气要我有点自知之明的起始阶段，她便平静下来，和我交谈得十分融洽。喝咖啡时，我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到奥中饭店去吃维也纳猪排。虽然她由于感到意外而有一个瞬间瞪大了双眼，但还是接受了邀请。那天晚上，艾格尼丝在以锐利的目光第三次盯了我一眼之后，用力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直截了当地说：
　　“这都是为了什么，多恩上尉？我他妈非常清楚，我不是你们这号（男人）想要约会的那号（女人）。”
　　“我想请你为我引见周恩来，并且请他对我坦诚相待。”
　　“好吧，至少你还诚实。这是你值得称赞的……且不说所有这些饮料。我喜欢诚实。即使我觉得是在钻进圈套，也要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我正好和周有约，明天一早要去见他。”
　　后来我们隔着桌子真诚地握了握手，从此便开始了我和这位易动感情而不走运的女士之间长期的友谊。她思想激进而有一颗伟大的心，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约束，不信任一切政治领袖。

　　能够真正说是性格美赋予了面貌美的人是不多的，她（史沫特莱）却算得上是一个。她的面貌既有男孩子气，又不失女性阴柔，粗犷，然而妩媚。（她）是我有生以来所见为数有限的精神伟大的人物之一。她对人类的苦难和委曲怀有某些圣人和革命家才有的那种炽热的同情。在她心目中，中国的伤兵、忍饥挨饿的农民、劳碌过度的苦力，都是真实意义上的兄弟。她能敏锐而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为减轻这种苦难积极努力而不知休息。她和那种教条主义革命家不同，那些人喜爱抽象的群众，对具体的个人痛苦麻木不仁，她却把时间、精力和微薄的收入的大部分都花费来帮助为数众多的个人。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汉口的江岸，她正在那里把一些可怜的伤兵搀扶上她出钱雇的人力车，送他们上医院。那样的伤兵在汉口随处可见，但是别人从不曾想到要加以帮助。象对知识分子一样，她对“无知的”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能力，很快就使得一批人力车伕自愿运送伤兵而不取报酬。

　　在汉口度过的最后那些日子，依旧萦绕在我心头，从心理学和人性的观点看，都是些不寻常的日子。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我还会联想到萧伯纳的《伤心人家》。正象你当时所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在富有魅力方面能比得上在异国活动的美国记者，但是我不知道在芝加哥街头再遇到那同一些人时，情况会是怎样。魔力消失！一直和我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只有埃文斯（卡尔逊）和弗兰克（多恩。埃文斯从上海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由（杰克）贝尔登带给了我，他来了一个星期。当时埃文斯想起要把他发表在《美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副本送一份给我。而弗兰克·多恩则是在回美国途中给我写了一封充满人情味的长信，当时他在轮船上。但那时的轮船很象汉口——一座孤岛，一个人在岛上除了他自己别无依靠。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已经把我忘掉了。有一次，（蒂尔曼）窦丁（Tillman Durdin）曾向重庆一个人打听我的下落——他这才想起来我还活在这人世某个地方。
　　我有点眷恋汉口的魔力。那是我一生一个10年中最快活的地点。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外国男人，他们中间有些是下流恶棍，但是大多数都具有西方世界许多男人都有的那种魅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中国人有多么不同。尽管我从不喜欢被人们象对待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那样对待，而来自英国、美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男人，仍然有一种由衷而不自觉的尊重妇女的态度。一点愿为妇女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感情，一种对于妇女的文雅礼貌。（他们的）友善中往往蒙和着一点温柔或浪漫气息。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是一种气氛，而在中国男人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在中国男女之间，甚至友谊和同志情谊也不存在，外来语“浪漫”一词，已被引入中国语言，意思是性关系混乱。而“爱”，按中国通常的用法，指的是性交。在一个中国男人看来，甚至触摸一下女人的手或臂，都意味着某种性行为而成为惊世骇俗之举。
　　所以，我在这片沙漠（中国）里生活了10年，因此，我发现了一个有魔力的地方。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我对此想得很多。我是应该回到西方世界，还是应该留在这里？我恐怕必须留在中国。汉口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感。我希望把它保留心头，作为珍贵的记忆。我常想到那一出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剧中人同在一艘即将沉没大洋中心的轮船上，当他们一致面对死亡时，阶级差别消失了，人性使他们互相靠拢。但是，暴风雨过后，轮船获救，古老而冷酷的阶级差别又复归来。我觉得那艘轮船就是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