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幽灵！”我暗自惊叹，因为贺龙看上去不象是中国汉人，倒象某种陈旧的版画上所描绘的民间故事里有胡髭的蒙古人或中亚细亚人。他已是个四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但是步履矫健、敏捷如豹。他走近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十分古怪，有好几种颜色，因为是用许多旧军装残余的布块拼制而成的。他上身是褪了色的灰制服，下身的裤子却是黑色，裤子紧绷在身上，简直象是化了妆要演出中古戏剧似的。在他青色的中国式布鞋口上，露出了白色的短袜。从脚踝到膝盖，是一片鲜亮的绿色，那是按人字交叉裹紧的绑腿。他那一身服饰中似乎还缺少了点什么——噢，对了，一条耀眼的腰带和一柄弯刀。
　　丁玲和我一同骑马来到白雪覆盖的北吴田山（音）下一个较大的村落，彭德怀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他中等身材，象个粗壮的庄稼汉，年龄也许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容貌丑陋，但是微笑着表示欢迎时的面孔很好看。他目光平直而锐利，嗓音粗而沙哑。我们来到时，他正在生病。除了患有长征留给他的胃溃疡之外，不久前又被马踢伤。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当着他的面提起他的病痛。由于所有的人都十分关切，他们便推我上前，而我，一无恶意、二不羞怯，便对他谈到了他的健康状况。我也患有胃溃疡病，随身带着一些药粉、奶粉和苏打饼干，便分了一些给他。由于我是他的客人，他不得不听我的劝告。

　　由于她是在美国西部牛仔中间长大的，她喜欢《在老斯摩基山顶》、《红河谷》和《她来时将从山那边来》之类的民歌，（在这类歌曲唱片的配合下）她教大家跳方阵舞……起初，很少女士愿跳，常常只有男人在跳。艾格尼丝说，每一场舞跳下来，她觉得她的脚就象被一整个师踩过似的。这时她44岁，头发已开始发灰；但是她有一个孩子般的精力，而且懂得游乐的愉快，她把这种“土包子们”的舞会办得比第一流的纽约舞会更加欢快热闹。

　　延安的妇女开始注意到那里的男人中间出现了不驯的气氛，就怀疑艾格尼丝是主要的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她的窑洞里和她们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据说朱德将军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个久经锻炼的战士——就不喜欢她的丈夫单独接受艾格尼丝一次次长时间的采访，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当朱德笑着告诉艾格尼丝时，她吃惊得睁大了两只蓝灰色的眼睛。她对朱德说：“认为军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只有一件事情可谈岂不是布尔乔亚思想？”最不欣赏史沫特莱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而史沫特莱也明确地表示，她认为子珍过的是一种枯燥的修道院似的生活，而且，并不具备作为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资格。她以不理睬贺子珍的行动表明了这种观点。因此，她们之间虽不曾发生过具体的争吵，却存在着不小的怨恨。
　　艾格尼丝有着由于年轻共产党官员惧内而斥责他们的习惯。她半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从女人的压迫下解放自己，也就多半不能解放中国……艾格尼丝把方阵舞介绍到延安的举动成了使她处境恶化的最后一个因素。被激怒的妻子们终于公开表示反对。
　　我们在这里不该忘记的是，红军刚在经历了著名的长征之后来到陕北。他们曾历尽艰难险阻，许多人已经牺牲在路途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妇女活下来。大部分是共产党要人或红军指挥官的妻子或未来的妻子。
　　甚至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之后，女干部的人数也极少。附近的农家妇女，在政治上落后于时代，身材和相貌也有欠漂亮，无法成为共产党妇女的竞争对手。女干部们很容易控制她们的丈夫，只要应用自古有效的不同男人睡觉的办法就能做到。结果，她们逐渐不再关心自己的容貌。她们认为把头发梳理漂亮是资产阶级趣味，因而听任她们的头发长得既长而又蓬乱，直到长得难受了，才漫不经心地用刀割短，这些妇女中还有几个是缠过足的，她们因此而特别反对跳舞。
　　在一封信里，艾格尼丝开心地写道：“毛说，因为那些妇女不会跳舞，所以全都反对跳舞。”还说，“我至今尚未能以跳舞腐蚀毛，但是十有八九不久就能做到。他想要学会跳舞和唱歌，以备万一有机会出国。所以他必须学会最新式的狐步舞。我想他如果有机会旅行，他会不得不把妻子留在家里。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他的诗一定有了不容置疑的进步。”由于当时我对吴莉莉一无所知，我未能理解艾格尼丝提到毛的诗作的言外之意。
　　吴莉莉是晚会上举行的“交谊舞”的明星。她还是延安“新剧”剧团的头牌演员。她专门演西方戏剧里的女主角。从一开始，莉莉和延安那些土气的妇女相比就好象是童话中光彩照人的公主。对于长时期生活在农民群中的延安男人们来说，莉莉就不仅仅是一副漂亮脸蛋。她能和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美女杨贵妃相比。
　　史沫特莱和主要领导人们之间的谈话，大都由莉莉充当翻译。艾格尼丝和莉莉合作得很好，并成了亲密的好友。常常在高级官员不带妻子单独来看莉莉时，艾格尼丝就扮演守护她的伴娘。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着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尼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尼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
　　艾格尼丝谈到他和维伦·恰托帕迪雅亚的婚姻，并且描述了他们是怎样作为情人和同志而为印度的自由共同斗争的。她说，恰托是她生活中真正的爱。接着，毛想要知道“爱”对于艾格尼丝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和恰托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表达这种爱的，他们两人又怎么可能争吵以至终于分离，如果他们的婚姻已经把灵与肉联结在一起。
　　艾格尼丝后来对我说，“我对他那种孩子气的好奇感到惊奇。”还告诉我，“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象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她在毛与艾格尼丝交谈时总是扮演传话人的角色，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设想毛向史沫特莱提出的某些间题是针对她而发的。……

　　在战争（气氛）和有关战争的流言声中，我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美国花园。外边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种子，各样都有；包括藤蔓植物、旱金莲属植物；还有各种蔬菜：茄子、豆类，西胡芦、黄瓜。我动锹挥锄干了几个月，直到现在，我的花才开始开放出引人羡慕的。美丽花朵。当这些花结籽时，我将把它们分送给许多农民；好让我们这里的花能有几种新品种。
　　我常在一清早漫步山岗、谷底，去采撷野花：有飞燕草，一种橘红色大花百合、莺尾花，还有几种别的。它们在这里都开得非常漂亮。然后，我骑上我心爱的小马“云南”象风一样穿越山谷、登上山头。这匹马是贺龙在云南缴获而由朱德送给我的。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传记，养鸡养鸭以供食用，还要为我自己烹饪备餐。我还是我的一名警卫员的护士。他已经病了三不月，是急性肺炎，后来是肺弱。他是个四川农家子弟，大约20岁，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躺在床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书。现在他已好转，能唱几十首农民的和红军的歌。我还很“依恋”一个大约八岁的小鬼。他是我们这里最逗人喜爱的小东西，他住在我的窑洞里，做一点小杂务活，同时。还上学念书。我要让另一个小鬼也到这里来，因为他患有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关怀。他是先前关在西安监狱里的小政治犯之一，是在西安事变期间获得释放的。他也是个大约11岁的四川农家孩子。
　　我现在的小鬼是个奇人。直到我让他搭起一个鸡窝为止，他一直让鸡和鸭在他的床底下过夜。他床铺的上方有一个燕巢，巢里有三只刚开始学飞的雏燕。和我们同住一个院落的农民家有几只小狗小猫，我的小鬼对他们实行着保护性统治。他每天把两只鸭子带到河边去，然后他们三个就一道游泳。他收集马口铁罐头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上的许许多多画页。象美国孩子一样，他也把长长的细绳穿在马口铁罐头筒上自制电话。他是一个真正的小鬼，但是他敢于和一个比他高大两倍的孩子打斗。我生病的警卫员有点象父亲似地疼爱他，每天帮助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精神。
　　总之，我过着一种比我梦想过的还要安宁、还要美妙的生活。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上海，我都不能生活得这样自由、这样快活。

　　我在延安见过毛泽东许多次，或是在他工作的窑洞，或是在别处。我觉得很难和他的目光相遇，他回答我的问题总是采取绕圏子而回避个人责任的方式。有几次他干脆就不愿回答，从而使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进去。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尽管他的人望和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我出席过好几次有他讲话的公开集会。场地在露天，听众难以数计。他的演讲术并不高明。他说起话来就象嘴里含着一口汤粥，他的说话声也难以使人听清。他肯定知道这种情况，而总是使用简短易懂的句子，但是缓慢并且多次停顿，这样，前几排的听众就能把他的话向没有听清的后排听众转述。然后是全场一片表示赞成的嗡嗡声，毛就等待这种声音平静下去了再继续讲。他开始演讲还是非常平静，两只手一动不动。然后，他就会开始指手划脚，而他的演讲也就越来越糟。这倒关系不大，因为非常准确的是只要靠近他的那些人一开始鼓掌，在场的所有人就当然会响应。这是颇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因为能使人感觉到，无论毛说些什么，他都是所有听众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