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枪的枪托砸在我的房门上。我不愿成为谋杀自己的帮凶，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随即粉碎。我听到几个人的喊声：“日本人！”我感到一阵恐怖；“天啊！他们是要假装着把我当作日本人而把我杀死！”
　　一个士兵的头伸进了门板砸开处，用狂野的目光四下搜索。我用我所记得而已经够用的一句话对他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有谁推了他一把，他踉跄着跨进房间。一群身穿灰布制服、端着实弹步枪的士兵随即涌了进来。他们慌慌张张地在房里乱转，有一个闯进了浴室，另外几个拉开了衣橱的门。然后，除了两名士兵，其余的便鱼贯而出，开始去砸经理的房门，他就住在我隔壁。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我梳妆台里所有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把引得起他兴趣的一切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喜悦的赞叹。
　　用枪把我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过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这钱包扑来，瓜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另一个拿了我的铅笔，都把自己的战利品别在自己胸前口袋上。他们又从床上每人拽走一条毛毯，终于消失在楼下的大厅里。

　　在西安事变的最初一星期，我是个街头救护人员。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外国医院给我绷带、棉花，在我遇到问题时教给我一些救护知识，带我到病房去作护理伤员的示范。那家旅馆的经理给我一些小瓶装的白兰地，我自己买了一些酒精、碘酊和其他急救药物。我有一次在大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那是由于一次意外事件，当场死了18人，其余的受了伤。我常敲打商人的店门要水。那些商人在门口发生了不合心意的事情时通常都成了令人厌恶的废物。后来，当400名政治犯（全都是红军的男女军人和儿童）被释放时，我成了唯一的医务随从。300个男人中100人有伤——有些人有未经治疗而不久就会致命的老伤，有些人的，伤已经在化脓，有些人腿上有溃疡，许多人都有一双又大又硬、光赤着的农民的脚——由于在雪地行军和作战而肿大、流血的脚。我为这些人洗脚、给他们的伤口消毒、裹上绷带——再回到教会医院就某种创伤去请教他们……
　　于是，直到我们能够把这些伤员送进医院为止，我就不得不充当他们的医生。和红军俘虏在一起的，还有54名妇女和40名小男孩，我每天还要去照看他们。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有些曾经是奴隶。每当我在他们身边工作，我就觉得，我正在从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地带走过。这些贫农或奴隶，他们一辈子只知道牲口似地劳动，他们躺在那里，没有被盖、没有床铺，躺在石板地上，身上有未经治疗、尚未愈合的创伤，双脚又大、又硬、血迹斑斑——他们的形象，我会永不忘记，而将带在心上走进坟墓。我在文章里写到红军已经多年，然而第一次活生生的接触所接触到的却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会理解我。我无疑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身上穿着羊毛衣衫、裘皮外套，头上戴着帽子，脚上有暖和的袜子和皮靴。我无法和他们谈话。他们起初用含有敌意的目光望着我，不少人见到我时蹙紧了眉头往后退缩。我不知道当我给他们洗脚时他们想些什么。也许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后来，这些出狱的政治犯中许多人被送到延安去了。有时在戏院里，会有我已不记得的小男孩跑来，贴近我，握住我的手。我就知道，他是那些“战俘”中的一个。一天，我从街上走过，忽然一群妇女围住了我，抚摸我的双手、面孔和肩膀。你知道，如果你受过外国教育，这种亲热可并不总是舒服的，因为她们许多人都有砂眼。但是她们拥抱我，爱抚我，有些还哭了起来。她们就是我在西安看护过的那些贫农妇女，那些战俘——是些在红军中扛过枪打过仗的妇女，或是跟着丈夫或儿子随同红军行动的妇女，因为只有红军才保护穷人。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沿着廊道大步走来，一只手拿着我的名片。她身材不高而强壮，有一副历经风霜的褐色面孔，短发，睁着两只大大的坦白的眼睛。
　　“是贝特兰先生么？”嗓音粗糙，含有敌意。她穿一件红色羊毛衫、一条褐色裙子和一双笨重的靴子。
　　“是的”，我说。“你不会认识我，我倒认识你在上海认识的一些人。”我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真的”，艾格尼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原是我想问她的问题。但是我却不得不回答她，我来是由于天生好奇，想知道西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再写一点有关的文章。我还告诉她，我和几家英国报纸有联系。
　　“哪几家？”艾格尼丝神情冷酷。我提到《每日先驱报》，还顺嘴说出了《泰晤士报》。
　　“伦敦《泰晤士报》可不是中国的朋友。”她的嘴象个陷阱突然闭紧。“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也许，你是个英国间谍。”
　　看来再谈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我是和一个东北人同来的”，我说。“你愿意见见他吗？我们正要和孙铭九一道到临潼去。”
　　这个三星期以前还是个不为公众知晓的名字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史沫特莱显然并非不愿会一会抓住了蒋介石的那个人，但是对我仍旧有点怀凝。“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什么人吗？”她问。
　　我再碰一碰运气，提到了张学良所办日报的一位年轻编辑。运气不错，她认识。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们在北京时常住同房间。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好，”艾格尼丝说得坚决。“我会问他的。”

　　我们把当天的消息各分一份，有时还对西安城内和周围乡村的种种活动加以简短的介绍。我们作出极大努力以求客观，而我们总能由于报道的准确而感到满意。但是艾格尼丝有一种不适宜外交辞令的尖锐而严厉的风格，而且对“群众”（mass）—词有着不可救药的偏爱。事实上，她说这个词时地方腔调的“a”加上“咝”声的有力发音，我敢说，会使任何一个同她讲过两分钟话的人把她辨认出来。和她相反，我是竭力使我的语音尽可能平静而不带感情，仿效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榜样，用那种心平气和的口音广播……我们每晚从电台回来，总要在艾格尼丝的房里喝杯咖啡。在这样一些夜晚，各种各样的人，记者、学生、官员、军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走进来，我们便会就一般局势交谈起来，或是对日本人可能有的计划进行推测。艾格尼丝放弄了美国人的大多数享受习惯，却还保留着对于好咖啡的嗜好。她在一盏酒精灯上煮咖啡的手艺简直使我嫉妒。

　　一天夜晚，一个身穿朴素的卡叽布军装的瘦长的年轻人跟着一个朋友走了进来。我立刻注意到他潇洒的风度和棕色脸颊上健康的光采。他是个红军指挥官，曾经和彭德怀一起在湖南战斗过9年，然后长征到了北方。彭德怀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喜爱的红军领袖。她熟悉他参加过的每一个战役。他们坐了下来，就5年来的战略展开详细的讨论。来客发现这个外国女人居然知道南方一些偏僻村落的名字而高兴得满面红光，那些村落由于一度是激战的战场而有过短暂的名声。他们的谈话勾画出了中国红军10年历史的轮廓，生动得就象司汤达（Stendhal）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