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一、9月3日之夜——帝国的最后一桩杀人罪——茹尔·费里的兄弟
对任何一次革命，都有三件事要考察：合理性、目的和行动。
六年已经过去了。六年前那光荣的一夜，巴黎人民如同遭到一伙扒手的袭击而被激怒那样，一举把梯也尔和他那帮保皇派的将军赶下了台；这帮家伙身上还带着12月的殷红血斑、9月1日色当惨败和1月28日的泥浆。[1]
自那时之后，精神上出现了平静，理智战胜了最初的绝望和愤怒，抑郁而凄慘的流亡生活，像一瓢凉水泼在当初斗争时的狂热激情上。
因此，我觉得自己现在正处在可能有的最佳条件中，可以既不言过其实，又不带任何幻想地表明我的看法。
我现在就公开宣告：这次革命比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为合理，目标更为高尚。
要想很好地理解3月18日和巴黎公社，事情必须追溯到9月4日和国防政府。
后者是因，前者为果——这只要几页篇幅就能说明。
我只追溯到9月3日的晚上。
那天，色当溃败的传闻，虽然官方未予证实，却已在人群中悄悄地散布开了。自从宣战和初战失利以来，人心早已骚动不安，此时更是有增无已。
晚上九点多钟，一大队挤得紧紧的人通过蒙马特尔大街，朝巴士底狱走去。队伍中有一些妇女，她们的情绪格外激昂，强烈要求废除帝制。
看见这个场面，我有了信心。六个星期以来，共和社会主义党一直在等待，期望能爆发一场群众运动。我们曾竭尽全力去发动它；但是，像缓冲器一样夹在人民和帝国之间的左派议员牢牢控制着群众，而二十年来的专制独裁和贪赃枉法，也已经使群众萎靡不振，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似乎丧失了信心，连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感觉也不复存在了。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出现几个市警，成群的人就四处逃奔；在群众集会上，谁也不敢同他旁边的人搭讪，倘若有人提高声音讲出一句有气魄的话来，周围的公民就会投以不信任的眼光，把他当作一个煽动分子。
巴黎到处是警察，这些幽灵，这些令人憎恶的家伙，搞得巴黎迟钝呆滞，使它不能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这不是怯懦，当然不是。从9月4日到5月30日，巴黎人民证明了他们能够作出令人何等崇敬的努力，他们表明，在一连串前所未闻的挫折和背叛面前，任何艰巨的任务也不能使他们望而却步。
然而，专制制度最可憎恶之处就是它离间公民，使他们互不往来，互不信任，彼此猜忌。
谁也不再活动，因为谁也不再信任他周围的人，于是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由一个个勇敢的、准备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的人组成的人群，行事却畏畏缩缩。
这就是9月3日晚上巴黎的精神状态。
可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大队人，数目比我以前见到的任何一次都多，也显得更为坚决。各阶级和各种年龄的人汇集在一起了。这说明，全城的居民都行动起来了。
在人群中，可以看到有产者、工人、妇女、儿童、老人、别动队和几名穿着军装的国民自卫军。
毫无疑问，起来反抗的是整个巴黎。
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废除帝制！
人行道上为数众多的行人鼓掌欢呼。
就这样，队伍一直走到吉姆纳斯剧院，突然，队伍停了下来，人们不再呼喊，并潮水般地后退，按着是可怕的溃散。
原来是蓬努凡尔大街哨位上的几个市警把子弹推上了枪膛。
尽管有几位坚定的公民努力稳住人心，但是，惊慌逃奔的人群已经无法阻止了。
我被逃奔的人群挤翻在一辆停在吉姆纳斯剧院人行道边上的出租马车底下，当我从马车的另一侧钻出来时，我发现自己只身一人站在一队市警当中，他们手里拿着剑，像一群狗那样追赶着已经跑远了的丧魂落魄的人群。
不过，还是有一大群人跑到了剧院门口，密密麻麻地站在台阶上，夹杂在幕间休息时走出剧院的观众当中。
一名别动队员——起先我并没看见他——朝这群人奔来，想找一个藏身之所；正当他抬脚踏上台阶时，一个资产阶级装束的人紧贴着他的身子朝他开了一枪。
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当胸中了一弹，一声未哼就张着双臂仰面倒在地上。
没有一名警察回过头来瞧一眼，他们继续追赶；尸体就这样躺在那里。
开枪的人是一名市警警官；我想，这桩无缘无故、不事声张地犯下的杀人罪，就是帝园的最后一件德政了。
帝国以杀人开始，以杀人告终。
正在这时候，一名市警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声对我说道：
“先生，走开，别在这里找死！”
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向他们下达的命令是什么；这证明，死到临头的帝国还在想着杀人。
要重演12月2日的惨剧，它手头只缺士兵。
大约一小时之后，一个身材高大、上唇没有胡子、两颊长着髯毛的人走进马德里咖啡馆，他要求大家安静，以便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接着他就讲了以下这段话：
“诸位，我是茹尔·费里的兄弟。我以他和整个左派的名义到这里来告诉大家，立法院正在举行夜间会议，左派议员此刻正在要求废除帝制。因此，请各位都到立法院去，尽可能多招呼一些人去。人民应该在那里支持他们的代表。”
这位先生的举止和言辞实在可笑，哪能半夜十一点钟到大街上的咖啡馆里召集人民去进行革命行动呢！
人民并不在这里，至多只有百十来个人跟着这位演说家走了。
这件事只能证明，茹尔之流的左派极端害怕被八里桥[2]或帝国某个普通刽子手下令逮捕，于是恳求人民出来示威，以此作为他们自己的最后避难所。
与比同时，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正在传递着一个较为高明的通知。
大家约定，次日中午身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立法院会合。
公民们都得到通知，第二天中午以前，每人至少要搞到一顶军帽，要在黑裤子上系一个红布条，要尽可能使聚集在协和广场上的人群看上去像一支军队，而且要显得和正规军相仿佛。
[1]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在巴黎进行屠杀。1870年9月1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停战协定。——译者
[2] 八里桥，法国将军，原名古赞·蒙托邦，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在北京附近八里桥率军击败中国军队，因此被法皇路易·波拿巴封为八里桥伯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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