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二、9月4日——巴黎人民——9月4日革命为什么流产和怎样流产的
第二天，大家如约来到自己的岗位，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拥进波旁宫，宣告共和国成立。
那是个星期天。阳光灿烂。大群节日盛裝的妇女和儿童兴高采烈地挤满了大街小巷、公园和广场。
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素昧平生的人也热烈握手或彼此拥抱。掌柜们则登着梯子，用斧头把门楣上象征第二帝国的金鹰和用石膏做成的有拿破仑三世胸像的圆形徽饰一一砍了下来，这两样东西过去都是他们商店字号的装饰品。
这不是一场革命，这是一个公众的节日。
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过火举动。
人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带着喜悦和得到解脱的神情环顾四周，就好像一个刚从恶梦中醒来的人，睁眼一看，周围全是熟悉的面孔，于是一下子就明白了：恶梦已经过去。
人们听到的全是充满希望的话语、雄心壮志的表白和表示忠诚的许诺，大家张口闭口都是共和国，就好像它是一种护身符，能把人从千难万险中拯救出来，能给人以粉碎一切障碍的力量和本领。
至于帝国，人们几乎不再谈到它了，我相信，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了。
帝国，它意味着过去，意味着耻辱，意昧着死亡。而才华非凡的巴黎人民——这种才华既造成了他们的伟大，也导致了他们的失败——此刻却已生活在未来之中，沉浸在自己的理想里了；他们用以作出判断的那颗炽热的心，已经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崇高的愿望和本能的英雄主义，仇恨已经置之脑后了。
巴黎人民既是殉难者又是救世主，他们会斗争，不怕死，却不会仇恨！
正由于这一点，他们遭到了失败。
他们向前行进，双眼凝视着远方高处的目标，就像寓言里所说的星相家，看不见脚下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他们憧憬着世界的解放、人类的幸福；他们用最高的速度拼命朝这个目标跑去，可是一个名叫茹尔·法夫尔的人，或是一个名叫梯也尔的人，却把他们绊倒在地，卑劣地从背后一刀把他们杀害了。
协和广场上的情景极为壮观。整整两个小时中，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营队在乐队和军鼓的引导下，从大街或滨河路来到广场，列队而过，在和煦的阳光下，刺刀闪闪发光，给人以欢快之感。
这不是战斗，不是突击；这是检阅，是庆祝。巴黎又恢复了它往日的一派壮丽景象。
市警和保安警察组成的两道警戒线，挡住了通往立法院的道路，但未作抵抗就被冲破了。[1]
第五十三营是第二个或第三个过桥的营队，他们从站在桥上的两行市警面前经过时，市警们面色苍白，神情不安，态度谦卑，连连向他们道歉。
当时我正站在一旁，一名市警向我搭讪：“咱们都是为了法兰西，对吧，公民？法兰西万岁！”
我对他说：“昨天你们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同胞呢，我亲眼看见的。”
市警不作声了，他望了望人群，显出很担心的样子。
他的同伴也纷纷学他的样子，跟拥向立法院的人打招呼，这样似乎多多少少也算参加到这场他们感到无力阻挡的运动中去了。
保安警察们则显得威严多了，他们纹丝不动，脸色阴沉，目光愠怒，样子就像在要求军官下令，让他们推子弹上膛。
从前线下来的士兵不加掩饰地对群众表示亲热。但是切莫对此抱有幻想。这中间不但没有丝毫革命气息，甚至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士兵们所期望的只是帝国的覆亡能使战争结束。
至于那些占据着杜伊勒里宫各个入口的帝国卫队——在我们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有——则一个个向起义者举枪致敬。[2]
可惜的是，人群时而往左，时而向右，一时一个主意，觉得哪里好就往哪里走，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大家甚至没有想到要去警察局，赶在保皇分子们从容地将大量文件销毁之前，夺下他们这个老窠。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掌握这些文件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
从这件事上我又一次感到，一个政党要是没有组织，该是多么危险。
事实上，自从政变以来，民主党完全解体了，彼此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有一些积极活动的活动点，有一些很有活动能力的个人，但没有任何共同的口号。
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跟着左派走。
人民群众一般都属于由国际工人协会开创的那个运动。
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一些大胆的同情者激烈地进行着论战，这些人多数是年轻的记者或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
由于力量分散，根本无法采取行动，而这种情况比任何别的因素更有利于帝国的苟延残喘。
1848年6月，人民同资产阶级在成堆的尸体前面分道扬镳，此后彼此再也不曾向对方伸出过手去。
帝国就从这种分裂中应运而生，并借以维持它的生存。结果是，一个遭到巴黎和各大城市中绝大多数公民反对的政府，仗着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恐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理所当然的仇恨，居然延续了二十年之久！
当每个人都感到爱国主义感情遭受巨大的创痛，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时，我上面所说的分裂在全民的哀伤和举国一致的愤怒中暂时地消失了，而此时帝国也就覆亡了。
然而，9月4日革命只是一场由资产阶级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是由国民自卫军完成的，而当时国民自卫军中尚没有普通人民。
由于帝国政权未作抵抗，因而人民在这场革命中，与其说是演员，毋宁说是观众。
倘若当时发生过战斗，人民肯定会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局面也就会立即改观。
如果警察局很快被占领，德·凯拉特里先生来到这里时就会发现，革命已经站稳了脚跟，他也就不得不认真对付它了。如果市政厅当时也被人民武装占领，法夫尔、西蒙、特罗胥之流在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引导下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就不会毫无障碍；而现在他们只需走进市政厅，便可让群众承认他们，便可窃走民主，由他们亲自来宣布他们独裁政权的出世。
9月4日这一天，由于缺乏应有的团结和某种政治组织，革命社会主义党遭到了议会左派的无情戏弄，被他们在各方面都抢了先。从政治角度来看，议会左派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它作好了准备，要继承帝国的衣钵。
凯拉特里来到了警察局，并且安安稳稳地在那里呆了下来。
特罗胥、法夫尔、西蒙和他们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来到市政厅，如入无人之境，[3]接着也动手干了起来。
无人引导的巴黎人民丝毫未被斗争所激怒，他们不违自己的秉性，表现得很是宽宏大量。
看到敌人已经匍匐在地，恻隐之心和厌恶感压倒了愤怒和报复心理。
他们有了共和国——空话一句！——帝国已经灭亡。他们不曾注意到，虽然他们刚刚冲垮了敌人的军队，但在他们走过去之后，这支丝毫未受损伤的军队又在暗中全力以赴地重新组织力量。
参议院和立法院的议员们乘机溜到外省去搞卑鄙的阴谋，去进行恶意诽谤和无耻叛卖，把法兰西拱手让给了普鲁士人，最终把她交到梯也尔那双沾满鲜血的手中。
市警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并进行了改组，巴黎卫队改称共和国卫队，波拿巴的将军们仍然充任军队首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9月4日晚上，巴黎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被敌人套上了桎梏，落入最凶残的敌人手里；政治上敏感的人已经预感到内战在即。
每当资产阶级自己进行或听任他人进行一场革命之后，它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带着惊恐和威胁回过头来看看跟在它后面的人民，而把它在人民的支持下从中解放出来的桎梏重新套在人民身上，也就成了它的当务之急。
人民的力量越显得强大，资产阶级就越害怕，越仇恨，曾有过一时踌躇的暴君们的队伍也就越发抱成一团。
因此，在发生一次革命之后，人民的敌人远非减少，而是倍增。
在革命的前夕，出于打倒另一个敌人——现存政府——的需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似乎还能同人民一同前进。
革命一旦胜利，除了人民之外，资产阶级再也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于是便集中全力对付人民。
仅仅让仇恨我们的人感到害怕，但并不去解除他们的武装，不去打击他们，这便是我们最大的错误。
9月4日，我们本应首先采取措施，使帝国的所有支持者和潜藏的叛徒无法加害于共和国的防务，但我们却听任这些卖国贼从容逃窜，或竟把保卫共和国、保卫祖国的重任交付给他们。
不过，政权既已落入左派手中，这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帝国这个衰老、腐朽、名声扫地的独裁政权垮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崭新的独裁政权；前者至少还有一点厚颜无耻的坦率，后者却卑劣地用共和的旗帜来掩饰自己。
这些人一旦控制了局势，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保存帝国的一切机构和所有人员，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部为镇压人民而巧妙地安装起来的机器，他们没有功夫去寻找更好的机器。
事情居然到了这种地步：九月政府竟然连当时还在巴黎的二十个区中担任区长的保皇党人也舍不得撤换。[4]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特罗胥才终于决定任命新区长，因为他对人民将会用暴力把旧区长们撵下台一事，有些感到害怕。
另外还有一桩事也足以说明问题。9月4日过去三天之后，在市政厅门前站岗的仍然是巴黎卫队。让这些面目可憎的家伙站在那里，不啻对群众不折不扣的挑衅。[5]只是当在场的群众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后，这些家伙才被撤下去。
这个小小的细节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然而，真正的共和派已经颇感愤怒和忧虑，他们已经预见到，在那些家伙的手中自己将会怎么样。
就在9月4日那天，当政府已经建立后，我在里伏利大街上遇见了德勒克吕兹，他绝望地对我说：“我们完了！”
他说得对，可是怎么办呢？
在革命的次日，面对着迈着正步向我们扑来的敌人，再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吗？
不能考虑这一点，当时的巴黎不存在革命的因素。
广大群众尚未完全从帝国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
四个月之后，群众才苏醒过来。打破长达二十年的麻木不仁状态，四个月并不算多，我以为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以这种巨人般的步伐前进。
群众沉浸在共和国这个字眼中；街上再也看不见市警的影子了，这就够让他们喜不自禁的了。
他们以为已经获得了自由；此时他们所想的只是保卫疆土，驱逐普鲁士人，为此他们已经一致奋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再是为保卫帝国而战，而是为拯救共和国、拯救法兰西而战。
扭转这股潮流的方向是不可能的。
于是，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坚决地行动起来，他们压抑着自己正当的反感和理由十足的不信任，给国防政府以真诚的支持；他们不苛求国防政府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要求它办一件事：在军事上保卫国土。
人民也是如此，在政治方向上先不作任何苛求，只要求把一切分歧搁在一边，集中全国的有生力量击退普鲁士人。
人民在紧要关头显示出了深刻的辨识能力，他们完全懂得，一且以共和国的名义打败了普鲁士人，共和国就永远地、坚如磐石地建立起来了。
政治将是后话；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清算昔日的旧帐，这些都可留待来日。
眼下要紧的是打胜仗，因为打胜仗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取胜，民主社会主义取胜。
正因为如此，九月政府的那些人不愿意打胜仗。
那末，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1] 冲破警戒线的情况很是别具一格。最先到达警戒线的营队，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鼓手队长。营队有些犹豫，鼓手队长却毫不惊慌，他转过身来，面对鼓手。背向敌人，把鼓槌高高举起，倒退着闯过了警戒线，鼓手们也紧跟了过去，缺口就这样打开了。
[2] 有一件有趣的事应该提一下。一个从非洲征召来的黑人士兵爬上了拉康费朗斯滨河路边的一棵树，解下包头巾，向国民自卫军欢呼；他喉音浓重的喊声十分滑稽可笑。
[3] 我这里是说没有需要对付的人。
[4] 当时毫无迹象表明政府要让人民来选举区长，而这本来应该是政府最起码的义务。
[5] 那天我在市政厅，是我把这件不光彩的事告诉埃蒂安·阿拉戈的。巴黎卫队在市政厅站岗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所以知道此事的人很少，但政府的企图并不因此而不必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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