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九章 伊曼纽尔
阿里吉·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仳界经济的主要思想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与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保持着距离。它是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因或者看做与（交换或生产中）垄断的发展存关，或者看做与以牺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扩张有关。伊曼纽尔著作的副标题“贸易帝国主义研究”揭示了他与这些传统的决裂。他主张，两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仍然可能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交换是存在于世界经济中大量不平等的基础。他的解释并不依据资本主义公司的任何垄断，也不涉及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的任何行使。请注意在这段上下文中，“帝国主义”与剥削和不平等有关，但不涉及（像通常那样）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军事或政治统治。
伊曼纽尔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伸展到国际价格的确定方面，得出了一个基本的假设：商品和资本是在国际间流动的，而劳动却并非如此，因此，价格和利润率由于竞争而在国际间平均化，但工资却并非如此。这至少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我将论证，伊曼纽尔的理论提出了世界经济理论中一种可能有用的成分，但并不能被看做是本身完美的或是对世界体系运作方式的一种完美的论述。
“不平等交换”一词并不是新的，通常是非常宽泛地被其他作者所使用着。所谓的不平等交换也许被归因于垄断矩价，归因于用来逃税的“转移价格”等等。换句话说，按照马克思，能够加以论证的是，先进国家的高生产率的劳动比更落后地区的较低生产率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根据劳动价值论）。先进国家一个小时劳动的产品因而将换取不发达园家多得多的劳动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交换”只不过是有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生产率差异的种反映。曼德尔（1975，第11章）似乎把所有这些论证同时合并于一种既是折衷的，又缺乏严密性的叙述之中。罗默尔（1982：第55—60页）提出了一种其中即使在缺乏资本流动性的情况下资本问报被平均化的模式，具有更多资本的国家因而有更高的平均收入。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刘易斯（1969），本章的结尾将对他作简要的讨论。
伊曼纽尔的理论是在他的著作《不平等交换》（1972，下面简写为UE）中提出来的，在所引用的版本中，它还包括伊曼纽尔和贝特汉姆之间的争论。还可以参见阿明（1977，第IV部分）和吉布森（1980）对伊曼纽尔理论的讨论。伊曼纽尔（1974）的一篇文章，它对不同的讨论来说的确是一个贡献，详细阐述了他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关于需求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更新近的工作涉及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方向（例如，伊曼纽尔，1982）；因为《不平等交换》已经造成的影响，我将集中关注于它。
― 不平等交换
伊曼纽尔著作中主体部分的理论陈述是对马克思解决转换问题的模仿，因此国际交换首先是用劳动价值来表示，然后再“转换”成生产价格。在贝特汉姆（从一种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他的某些陈述进行批评之后，伊曼纽尔并没有临阵脱逃，而是通过一如既往地详细阐述生产价格来予以反击。因此，我将在根本不运用劳动价值的情况下介绍这一理论的更加成熟的形式（就像英文版观附录V那样陈述）。本节中的介绍将是非正式的；有关更加正式的陈述，参见本章附录。
伊曼纽尔把生产要素定义为“一种参与社会经济产品基本分配的既定权利”。伊曼纽尔因为仅仅从货币数量方面考察生产，没有考察这些货币数量的物质基础而受到贝特汉姆的批评，他答复道，社会的生产关系严格说来是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占有关系，因此是产品分配权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两种要素（两个阶级）。劳动的流动性往往使产业间的工资趋于均等，而资本间的竞争（资本的流动性）往往使利润率趋于均等。生产价格（均衡价）因此由货币成本（工资成本，原材料，固定资本折旧）加上足以给投入的资本带来平均利润率的利润额构成。价格和利润率只能是同时被决定的，因为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价格作为成本加入进来，而利润必须考虑所需要的资本，所需要的资本又依赖于资本货物的价格。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个普通的问题，而且代数现在已经完全被理解了（参见UE，附录V或者任何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本，例如，霍华德和金，1985）。第一个完整的答案是由冯．勃特克维兹提出来的：伊曼纽尔的答案模仿了斯拉法（1960）。正式的阐述在本章的附录。
在伊曼纽尔的叙述中，就像在马克思的叙述中一样，实际工资被假定为是固定的。我后面第9章第2节中将讨论工资的决定因素。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可以把利润率设想为是由生产的东西与固定的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以及所使用的生产方法和由此导致的生产的资本集约度所决定的，我们还可以把价格（工资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设想为取决于成本加利润（以刚刚描述的方式所决定）。
至于世界经济，伊曼纽尔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假设：资本是在国际间流动的，这样，单一利润率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而劳动却不是在国家间流动的，这样，不同国家的工人并不（直接地）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并且可能形成不同的国民工资水平。在论证的这个阶段，产品被设想为是自由交换的（运输成本被忽视了），因此一套单一的生产价格就在全世界产生了。
如果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具有不同的工资水平，那么在任何产品都不具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自由贸易和竞争排除了同样商品多样价格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存在着能够使两个国家的利润率相同的两种方式。第一，如果它们生产同样的产品，即使高工资国家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利润也只能被平均化，因而成本是相同的（或者更严格地说，因而劳动和其他成本加上平均利润率等于同样的生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差别相应于生产率的差别，并通过生产率的差别来加以解释。尽管伊曼纽尔承认这种解释适用于同样的商品，但他并不把它当作规范的例证，理由是，存在着一种各国（或国家集团，先进的和不发达的）在其中专门生产不同商品的国际分工。
第二种是其中会产生“不平等交换”的可能性。两个国家也许生产完全不同的商品，这样它们相互间并不处于直接的竞争之中。如果一种商品只在高工资国家生产而另一种商品只在低工资国家生产，那么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必然体现工资成本，这样，它们的价格反映了工资的差别。简而言之，即使两个国家的工资相同，但与它们所处的状况相比，高工资国家的产品更昂贵，而低工资国家的产品更便宜；这就是伊曼纽尔所说的不平等交换。对后面的讨论而言，这里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假设工资不依赖于价格广工资是自变量”，这样，工资的差别就是不平等交换的原因。第二，必定存在着某些障碍，它们防止所有的生产都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和享有更低的生产成本。这一理论因此设想了一种预先确定的国际专业化模式。
在没有为其自身的出口赢得更高价格的情况下，即使工资在两个国家是相同的，但因为低工资国家不得不为其进口付出高于它所愿意的价格，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的”。它因此不得不出口更多的东西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进口。与此相应，高工资国家获得更多的进口以作为一定数量出口的回报。贸易的实际数量在不同的价格下是否会保持相同则是另外一回事；论证关心的仅仅是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s of trade）。
为了理解理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和不切实际的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所涉及到的各种原理。我已经谨慎地提出两个国家尽可能相同这样的情况。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并且有两种商品（1和2）。A国只生产商品1，而B国只生产商品2。我将比较两种情况：两个国家具有同样的工资和A国具有更高的工资。我假定：（A国）5个单位商品1的生产需要1个单位的劳动，加上生产周期开始时，作为生产资料的1个单位商品1自身和1个单位商品2的投入。对B国）商品2而言，生产条件正好是一样的：5个单位是通过1个单位的劳动和各自1个单位的商品生产出来的。假定实际工资是固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即A国和8国的工资相同，每个工人必须得到充分的报酬，年度开始时，购买1个单位的商品1和1个单位的商品2。对每个被雇佣的工人而言，资本家必须在年度开始时，投入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各自1个单位的商品用作生产资料，加上一份足以购买各自1个单位商品的工资。
为了计算利润，我们必须了解货币成本和货币收入。一般而言，我们不可能在不知道商品价格的情况下来计算成本，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不知道成本和利润的情况下来计算价格。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同时了解两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直接知道利润率，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两种商品必须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但总体上讲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个特例中，所有成本在年度开始时都是采取资本支出的形式，这样，年度成本就与所使用的资本相同。我们可以写作：
销售价格=成本+利润，
但是
利润率=利润/资本=利润/成本；
用r代表利润率，则：
销售价格=（1+r）成本。
假设利润率在两个国家必须相同，价格方程式则立刻变为：
5p1=（1+r）（2p1+2p2）
5p2=（1+r）（2p1+2p2）
这里，p1是商品1的价格，p2是商品2的价格。由这些方程式，直接可以得出：p1=p2，r=0.25或25%。p1和p2的实际水平难以被确定，但这无关紧要；它仅仅是计算出的交换比率，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一起，己经被假设为是固定的。
现在假设A国的工资率上升，这样，它现在将购买各自1.5单位的商品，而B国的工资则像以前一样足以购买各自1个单位的商品。严格按照同样的步骤，则能够再次得出价格方程式：
5p1=（1+r）（2.5p1+2.5p2）
5p2=（1+r）（2p1+2p2）
利润率r降至1/9或11.1%（把方程式相加并且把（p1+p2）约去），并且结果产生了相对价格：p1=1.25p2。低工资国家，B国，为了购买1个单位的进口商品1，现在不得不输出1.25单位的出口商品2。其“进出口交换比率”（出口价格除以进口价格）已经降低了20%。因为实际工资已经上升（即使仅仅在1个国家），而且生产率仍然相同，利润率则被降低了。
这里一点也没有谈到生产和贸易的数量；要谈这一点将需要另外的假设。在第一种情况下，不平等交换理论是一种价格理论，与进出口交换比率有关，它取决于单位产品成本和单位劳动力的工资率。作为例证，我将在生产、消费和贸易方面，就上面假定的定价的例子，陈述一种可能的结果。假设商品1和商品2总是按固定的比例来使用，1个单位的商品1对应于I个单位的商品2，两者都作为生产资料，而且当它们作为消费品被工人或资本家购买时，并不管它们的相对价格如何；假设所有工资和利润都花费在不是纯投资的消费品上。两个假设都完全是约束性的；更真实的情况将在后面讨观论。假设每个国家雇佣100名工人。如果像在第一组价格方程式中那样，工资是相等的，那么我们就得到表格9.1中陈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在构造表格中，我已经假定利润被消费在它们所产生的国家之中。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就不必如此，因为一个国家的利润也许归属于其他地方的资本家，但这是一件与不平等交换相当不同的事情，后面将会讨论。
表9.1 商品的来源和使用；相等的工资
| | | 产出 | 用于投入 |
被工人使用 | 被资本家使用 | 净进口 |
| A国 | 商品1 |
500 | -100 | -100 |
-50 | -250 |
| | 商品2 |
0 | -100 | -100 |
-50 | +250 |
| B国 | 商品1 |
0 | -100 | -100 |
-50 | +250 |
| | 商品2 |
500 | -100 | -100 |
-50 | -250 |
注释：（1）商品的来源（生产，进口）用+表示，使用用-表示
（2）在正文中所作的假设的情况下 |
表9.2 商品的来源和使用；八国的工资增长
| | | 产出 | 用于投入 |
被工人使用 | 被资本家使用 | 净进口 |
| A国 | 商品1 | 500 | -100 |
-150 | -27.78 |
-222.22 |
| | 商品2 | 0 | -100 |
-150 | -27.78 |
+222.78 |
| B国 | 商品1 | 0 | -100 |
-100 | -22.22 |
+222.22 |
| | 商品2 | 500 | -100 |
-100 | -22.22 |
-277.78 |
| 注释：参照表9.1 |
现在把表格9.1与上述第二组价格方程中，A国工资更高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表格9.2。因为A国的产品现在以更高的价格交换，所以A国的消费水平在生产和生产率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变得更高。它们并不是进口250单位商品2来交换250单位商品1，而是进口277.78单位且只出口222.22单位。尽管工资已经在A国，而不是在B国上升，但八国的总利润现在超过了B国的总利润，而以前它们是相等的，因为利润率被平均化了，并且A国的预付资本由于工资的增长而增长了（请记住，工资是预付的，这样，资本家是根据预付工资来期待利润的）。
在放弃这个例子之前，请考虑一下表格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如何以传统的国民收入测量方法被记录下来的。这些数据通常是从货币方面来反映的，这样，假设商品2的价格被确定为1美元。在第一种情况中，每个国家将有500美元的总产品，300美元（$500—$200）的净产品（产量减去置换）。在第二种情况中，A国的总产品价值625美元（500单位，每单位1.25美元），它的净产品（净国民收入）值400美元（$625—$225），而B国的总产品仍然是500美元，净产品是275美元。因此，只要考察一下国民收入的数字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A国的高工资是由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作保证的，但这种更高的“生产率”是由产品以价格来估值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价格是更高的工资的结果，不是更高工资的原因。在工资增长之前和之后，物质的生产率当然是一样的。
例子中所计算出的“生产价格”是均衡价，由使得利润率平均化的均衡条件所决定。实际价格围绕着这些水平波动，但总是趋向于回到这些水平上，因为只要（比如说）商品1的价格高于均衡水平，那么A国的利润将比B国高，资本将流入A国，扩大了供给并且迫使价格降下来。
反对这种许多经济学家将想到的理论的理由是，工资的增长将导致贸易收支逆差，并因而导致有关国家的通货贬值。然而，作为一定数量的商品，因为实际工资是固定的这一关键的假设，兑换率的改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货币工资是固定的，并且由于减少了通货的价值而实际工资被减少，贬值只能影响均衡价格。至于贸易收支差额，往来帐户的赤字只能在如果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而且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出现，任何超出储蓄的投资都是由流入的资本来提供资金的，任何往来帐户上的赤字都与资本帐户的剩余相等
想要对这一理论事实上也许意味着什么产生某些印象，请考虑一下伊曼纽尔所给的一个例子（UE：338，367—368；我已经做了一些更详细的计算）。他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从第三世界向先进国家的进口总共达250亿美元（在1965年），这仅仅是先进国家约1万亿美元国民收入的2.5%。在答复中，他论证道，如果工资占这些进口成本的50%，并且如果第三世界的工资不得不增长20倍使它们达到先进国家的工资水平，那么，第三世界的出口价格将不得不增长大概10倍（要把利润上的反应考虑在内），达到2500亿美元，占先进国家国民收入的2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当然，人们可能怀疑任何像同样数量贸易这样的事情是否按这些价格进行；伊曼纽尔的论证只关心价格，并不关心贸易的数量。
二 工资
请注意，髙工资国家生产什么种类的商品无关紧要，只要它们不遇到来自低工资生产者的竞争。不存在这样的假设：高工资、高价格商品是高技术产品，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尽管它们也许是这样的。伊曼纽尔举的是木材价格的例子：因为瑞典、加拿大和其他软木材出口国的工资一直是高的并正在升高，软木材以高的和正在升高的价格出售，而非洲硬木材则并非如此。
伊曼纽尔的国际价格理论中的关键因素是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工资差异，因此就需要考虑工资的确定。在需要建立均衡价格的时间范围内，工资有必要独立于市场力量之外，因为如果工资成本本身容易波动，它们就不能够支持价格的均衡状态。这就排除了任何工资市场理论。古典的工资理论（李嘉图，马尔萨斯）——其中工资是由肉体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也不会有所帮助，因为对这些需要而言，各个国家间不存在明显不一致的理由。
相反，伊曼纽尔的出发点正是马克思的著名的论断（尽管含义非常模糊）：“工人必需品的数量”包含了“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这因而在各个国家间以及不同时间内是不同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是一定的。”（《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1]）这里的意思可以被解释为：实际工资在短期内，甚至超过数10年，对下降的压力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因为工人已经采纳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受到不能被轻易改变的义务的约束（历史的因素）。例如，如果工人能够彻底发挥作用，城市布局可以迫使人们把某些支出花在交通上，住房材料的物理特性也许同样要求某种在维护、供热等方面的支出。道德因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要求：一旦某种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标准，那么改变它就将遇到极大的抵抗。工资也许依照市场的影响围绕着这种特定的生活水平波动，但任何波动都太短暂，以至于不会体现到工资中去（因而工资是自变量）。根据伊曼纽尔，“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每一个国家之内，而并非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相对一致地起作用，因而不平等交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在纯粹分析的水平上，他的定价模式恰恰也能够描述单一国家内高低工资产业之间的关系。
他还是不得不解释“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并且为什么它在不同国家间是不同的。他论证道，工会的压力和政治行动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范围内通过持续的行动改变均衡价格。经济发展的确有助于提高工资，但并不是直接的。更确切地说，经济发展，通过把工人集中起来，产生了对更髙的技能水平等等的端要，为工会和提高工资的政治行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伊曼纽尔还主张，高工资有助于发展，至于原因稍后再考虑，这样，一个循环就被建立起来了，其中相对髙工资导致（在一段长时间内）更高的工资，诸如此类。
伊曼纽尔的模式因而把经济力量分为三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发挥作用。短期内，价格和工资围绕着它们的均衡水平波动。在更长的时问中，均衡价在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下是确定的，而均衡工资是相对固定的，并且作为“自变量”发挥作用。假设在一个甚至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就没有均衡状态，因为过程是累枳的。
对工资决定因素的这种论述是可以接受的吗？作出判断的困难在于：尽管伊曼纽尔的论证似乎相当有理，但没有其他似乎同样有理的理论。有关的因素是如此的难以定义，以至于难以通过运用历史的或经验的证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确，除了担当了把工资看做是特定的借口之外，理论究竟具有什么真实的内容是不清楚的。
假设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一贯地朝有利于高工资国家和不利于低工资国家偏斜：那么它为什么至关重要？在伊曼纽尔的基本模式中，随着产品和资本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不清楚它究竟起多大作用。存在着三个阶级：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单一的资本家阶级。当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和单一利润率形成时，显然没有一个具有独特利益的、独特的民族资本家阶级能够生存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人成功地提高了他们的（均衡）丁资，他们因此要以牺牲利润为条件；这显然出自这样的（伊曼纽尔所坚持的）观念：工资是自变量，因此一个国家工资的增长不能够减少其他国家（特定的）工资。归根到底就是，无论何地的工资增长都在世界范围内损害了资本，无论何地的工资缩减都有利于资本。如果资本不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影响就仅仅落在民族资本家阶级身上。难道我们能够说高工资国家是作为一个国家受益吗？显然不是，因为不存在民族利益，而是两种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高工资当然有利于工人，但没有人不是这样看的。工人并不是从不平等交换中获益，而是从高工资中获益。
三 需求和发展
伊曼纽尔主张，不平等交换构成了不平等发展过程的基础，出于两个不同方面的考虑。第一，需求吸引了资本，这样，由不平等交换产生的高收入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并且开始了一个累积的发展过程。第二，高工资导致资本——集约型生产方法的运用，这提高了生产率并促进了发展。
需求吸引资本投资这一论证显然不适合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各种模式，因为这一论证假定了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国家间预先确定的一种专业化类型。作为高工资和不平等交换结果的一个国家的髙收入也许意味着更多的需求，但这种需求正像是对国产商品的需求一样，很可能是对低工资国家产品的需求，并且与此相应，低工资国家的低水平需求也将分配到两种国家各自的产品上。
事实上，有持相反观点的充分理由，即高工资和价格将排斥资本。如果像理论所要求的那样，高工资国家的产品以高价出售，那么，通常这将意味着更少的产品将被售出，并且高工资国家的收入和就业将相应被减少。关键的因素是对该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当价格提高1个百分点，需求数量的百分比下降。如果下降百分比大于1，那么销售数量的下降将超过价格的增长，总销售收入将更低。如果下降百分比小于1，那么价格的提高导致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在第九章第一节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中，我假设，需求独立于价格之外（需求弹性为0）产生的结果是，更高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更高的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产量的变化也将影响进口生产资料上的支出，此外，收入的变化将影响需求的构成：对来自收入增加国家特殊产品的增长的需求不能够确切地弥补收入已经减少的地方的缩减的需求），但基本的原理应该是清楚的。价格提高其有双重影响：它们提高了各个单位产品的收入，但它们减少了销售单位的数量。全面的影响也许在其中每一方面都起作用。
那么，伊曼纽尔关于高工资和价格导致吸引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这一论证还遗留下了什么？如果我们接受他关于高的工资和价格水平意味着增加收入这一（含蓄的）假设，那么假设中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够挽救他的论证，一个隐含在他论证中的变化。假设某些商品被进行国际贸易，但其他商品并非如此。非贸易商品包括容易腐烂的和体积大的商品、建筑物和许多服务。保护性关税也能够人为地阻止某些商品的交易，否则它们就会被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高收入将意味着对非贸易商品以及贸易商品的高的需求水平。因为非贸易商品只能在本地生产，资本将流入高工资国家以满足这种需求，导致这些产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收入并因而产生更多的需求。例如，如果一半的收入被花费在非贸易商品上，考虑到相互作用，那么，来自贸易商品生产的每1美元收入将为非贸易商品的生产者产生另1美元的收入。伊曼纽尔没有明确处理的这一模式，使人联想起凯恩斯理论的对外贸易收益增殖率，或城市经济学中，城市的“出口”“经济基础”理论。
论证的实质是，每个国家应该既生产贸易商品，又生产非贸易商品。为了使不平等交换有某些依托的东西，贸易商品是必要的；你必须交易以便从有利的贸易关系中获利。对把高收入转变为对外部资本的吸引物而言，非贸易商品是必要的。高价格由于减少了售出数量而减少了出口产业的就业，但对非贸易商品的增长了的需求可以对这有所弥补。另一方面，如果每单位产品提高的价格超过提高的收入而结果销售下降，那么作用机制就正好相反，并且通过减少对非贸易商品的需求而加倍减少收入和就业。
当然，非贸易商品必须由本地劳动力生产。他们的价格就像贸易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同样的方式支配，这样，相同的非贸易商品在高工资国家将比在低工资国家有更高的价格，因为它们的价格包含了更高的工资成本。就像伊曼纽尔如认识到的那样，这提出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是，比如说，另一个国家的2倍，那么货币工资（以现行的兑换率转换）将不得不相差得更多，也许4倍，或者甚至10倍，因为高工资和高的生活费用（非贸易商品的高价格）是相伴随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非贸易商品的生产率到处都相同，而且利润率也相同，那么，与另一个国家相比，一个国家的更高的生活水平只能来自于贸易商品（它们的价格到处都一样）方面的高购买力，这样，如果工人消费中贸易商品的份额相当低，产生生活水平上的适度差异将需要货币工资上的巨大差异。货币工资上的偏差决定了国际价格，因为资本家的生产决策受货币成本支配，并非受货币工资将购买什么的支配。实际工资上相对适度的差异也许因此就为交换中的极度不平等提供了基础。
在讨论不平等交换在创造当地需求和吸引资本输入中的作用时，我己经假定需求依赖于当地产生的总收入。不清楚这是否是正确的，因为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我们不能够预先详细说明资本来自何处，我们也不能预言利润收入将花在何处。英国资本家从在非洲的生产中自然积累起来的利润很可能花在了巴哈马群岛。另一方面，工人显然必须在他们被雇佣的地方消耗他们工资的主要部分。伊曼纽尔正确地强调了工资收入在产生吸引资本的当地需求中的重要性。然而，如果着重点放在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上，不平等交换的作用就被改变了。正是高工资，而不是不平等交换本身，创造了一个扩大了的市场。不平等交换的作用就是允许国家间利润的平均化，这样，高工资到处都对利润产生影响，并不只是在高工资国家。没有利润的这种平均化，高工资国家将是低利润国家而且不能够吸引资本。
我想强调的是，本节所建立起来的模式是我的，而不是伊曼纽尔的，尽管我认为它体现了伊曼纽尔论证的基本点。我已经通过把伊曼纽尔的名字明确地与各种观点联系在一起而试图指出各种直接来自他的观点。
值得暂停一下来对本节中所构建的世界经济情景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它或许似乎是一种消费不足论者的模式，在那种模式中，发展被认为是依赖于需求，尤其依赖于工人的消费需求，但情况并非如此。不存在这样的假设：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是短缺的。所讨论的问题是：发展发生在哪里？随着国家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投资在不同场所间的划分。随着贸易商品生产中一种预先确定的国家间的专业化模式（正如迄今为止所介绍的那样，这对理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扩张的范围肯定超出任何特定的国家之外，直至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定价机制所做的，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由此参与这种世界分工的条件，并且反过来支配非贸易商品部门扩张的范围。
然而，在这种模式中，不平等交换并不产生一种国家间累积的发展不平等，除非在工资差异中存在着累积的发展。伊曼纽尔的确预言了一种累积的工资差异的扩大，这最终对他的整个论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工资理论再次作为他整个理论的核心出现。
四 生产方法
在伊曼纽尔把不平等交换与实际发展联系起来的论证中，第二个要点是：高工资导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及高的“劳动有机构成”（后一个短语是伊曼纽尔自己的发明）。不平等交换再次作为头等重要的机制，在利润没有相对地相应下降的情况下，它允许一个国家中比较高的工资。
至于所涉及到的资本有机构成，基本点是简单的。当工资居高不下时，资本家通过用生产资料代替劳动时努力使成本最小化（竞争迫使他们这样做）。更准确地讲，他们更多地使用那些在低工资国家生产的生产资料，因为在高工资地区本身生产的那些东西同样将被提高价格。因此，就像更低价的产品代替更高价的产品那样差不多的方式，结果是减少了高工资国家的就业，并且降低了资本对高工资地区非贸易商品生产的兴趣。然而，为什么由工资增加造成的机械化将有利于一个工资增长已经发生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报本上是不清楚的。人们当然可以说，机械化就是发展，并因此就把问题解释过去了（我并不认为伊曼纽尔完全就是这样做的，尽管他有时差不多是这样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为持续的或累积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伊曼纽尔的回答是坚持认为，机械化改变了劳动和生产的社会性质，并因而为更进一步的工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就既连接了他的（上述）工资理论，又连接了劳动有机构成理论，对此我现在加以论述。
根据伊曼纽尔的观点，高工资带来了高的“劳动有机构成"。这里，他是指在全部劳动力中熟练工人、专业人员等占有高的比例。即使基本的工资比率和工资级别到处都相同，具有高薪熟练工人比例高的地区将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由此形成的更大的市场。高的基本工资比率和高的熟练工人比例之间为什么应该存在着联系？一项富国和穷国的偶然比较表明，这两种因素实际上的确是相伴随的，但所需要的是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很可能某个第三种因素的结果的统计学的联系。
有可能证明，机械化是高工资的结果（如上所述），并且机械化反过来导致培训和雇佣工程师、技术员等。然而，马克思认为机械化趋于消除技能，而且布瑞夫曼（1974）已经再次强调了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方面。布瑞夫曼还认为，传统的技能分类是严重的误导；农场工人和其他通常划归为非技术的人，事实上是具有高技能的。这并没有立即摧毁伊曼纽尔的立场，因为他关注的是社会公认的技能比例，是通过支付超出其他工人标准的工资而得以公认的。然而，它的确使人想起这样的可能性：某些技能被公认和奖赏，因为它们在高工资国家尤其重要，而传统手工艺也许缺少奖赏，正是因为它们运用在低工资地区。如果情况如此，那么高的或低的劳动有机构成只不过成了展示高或低工资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具有其自身独特效果的、高或低工资水平的独特结果。我断定伊曼纽尔还没有成功地论证他的案例的这一部分。
五 对伊曼纽尔理论的批评
在继续对这一理论的主要批评之前，值得考察某些历史的例子，伊曼纽尔把它们提出来用以表明理论如何能够被精心构造来处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首先，考虑一下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期间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为对世界经济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为止，实际工资并没有上升到什么富裕的程度，与伊曼纽尔关于工资是自变量和高工资导致发展的理论相矛盾。伊曼纽尔主张，英国的工资甚至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比较高，纵然实际工资没有提高，但（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因为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提高了货币工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依赖于货币工资的相对水平。工人不是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利益以“超额地租”的形式落入了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这是一种有独创性的论证，但仍然可以提出批评。第一，对棉纺织品世界市场的征服它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至关紧要的机会是降低的价格，而不是高价的结果。技术进步才使降价成为可能，虽然伊曼纽尔可能会说，谷物法把价格抬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但这仍然取决于技术进步，取决于源自作为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的机械化生产而提高了的生产率。高货币工资跟随着飞速的发展，高工资并不促成发展。第二，不清楚地主手中增加起来的“超额地租”是如何刺激经济发展的。就它被节省下来，并且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而言，它可能没对英国的相对进步起什么作用，即使那时资本是在国际间流动的（尽管从任何大的范围上讲，它在那个时期并非如此，但理论要求这样）。尽管地主的额外收入有多少是花在工业产品上面很可能让人生疑，但就额外收入被花费掉而言，它创造了额外的国内需求。
第二个例子是欧洲人开拓的殖民地。伊曼纽尔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变富裕了，而拉丁美洲国家却没有，主要是因为在此之下产生移民的社会条件，加上占用土地的形式（与拉丁美洲相比，土地在美国是相对自由地获得的）和优惠的高工资，这使得不平等交换的机制开始运转。他论证道，南部非洲之所以发展到一个更低的程度，正是因为使用了廉价的当地劳动力。根据伊曼纽尔，关税保护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只是把进口商品，尤其工业产品排斥在由高工资造成的扩大的市场之外。这个论证是吸引人的，因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相对成功是一个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重大历史问题。然而，对这种解释必然存在着疑问。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也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生产的，那里的工资要低得多。在不同工资水平的国家生产同样的商品并且拿它们到世界市场上交易的地方，高工资国家必定相应地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或更低的利润）。因此，与作为发展结果的，并非发展原因的高工资一起，生产率的增长再一次以动力的面貌出现。在这些案例中，农业上的高生产率必定至少部分是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充裕的土地的结果。无论如何，早期的美国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是由廉价的（奴隶）劳动在南方各州的种植园生产的。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观察。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通过提出一种对国际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通过对其某些重要性的展开，他己经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分析方面的空白。这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等于就是一个实质件的和重要的贡献。然而，伊曼纽尔提出了一个更强烈的要求。
即使我们赞同不平等交换只是价值由此从一个国家集团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集团的机制之一，赞同它的直接影响仅仅说明了生活水平差异的部分原因，但我认为有可能指明，不平等交换是基本的转换机制，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它使先进国家能够启动并且有系统地赋予发展的那种不平衡以新的重要性，即调动了所有其他的剥削机制和充分解释了财富被分配的方法。（UE：265）
正如伊曼纽尔所理解的那样，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差异比不平等本身所能够解释的要大得多。有许多商品是两种国家集团都生产的，而国家间的生产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因此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察不平等交换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我已经证明，伊曼纽尔的论证主要归结为这样的断言：高工资是发展的关键，而且在反过来没有相应的利润率差异情况下，不平等交换在允许工资差异的存在方面是重要的。我们被告知，高工资，首先通过创造一个更大的当地市场，其次通过鼓励机械化而促进了发展。尽管不清楚哪一个能够解释国家间不平等的累积发展，但这两方面的论证都有很大的优点。然而，如果我们跟伊曼纽尔一样认为，作为对工业化的一种间接的、长时间延迟的反应，工资在高工资国家将进一步提高，而且，在缺乏这种刺激的情况下，工资在低工资国家将仍然是低的，那么，累积的偏差就能得以解释。他的工资理论因此是关键性的，我已经证明它是似乎有理的，但决不是不可批评。
对伊曼纽尔的模式有一种更深刻的重要批评。我已经始终根据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特定的行动划分提出了这种批评，这样，单独一个国家的高工资意味着其产品相应的高生产价恪。反对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为什么高工资、高价产品会继续在高工资国家生产？假定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为什么任何投资最终会流入高工资国家？对某些产品而言答案是清楚的：石油要从阿拉斯加、北海等地开采，因为它是一种稀有的、必须从其被发现的地方开采的自然资源。但是先进国家主要专门从事最不受自然资源地点束缚的产品的生产：制造品，尤其高技术产品，它们的原材料占总成本非常小的比例。
伊曼纽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多次尝试解决它。一种尝试是要证明，有如此多的不同的产品，以至于“一个高工资国家从未能够在它不能发现……不受低工资国家竞争影响……的专业化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因此印度，一直生产纺织品，取代了英国，现在能够转而生产纺织机械等等，但“如果印度有一天专门从事冶金和工程……英国将毫无困难地再次从事[纺织品]生产”。（UE：145—146）这一论证是完全错误的。对专门从事于什么各国没有选择（而且如果它们能够这样做，它们会选择做任何事）。在伊曼纽尔的模式中，生产掌握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手中，它们在国家间自由地移动资本，并且受盲目的竞争力量的驱使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从事生产。如果它们自由地在低工资国家生产所有商品，而且生产率和其他成本都相等，那么它们将这样做。伊曼纽尔以一种相当迂回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承认，根据他自己的论证，如果不发达国家只在它们房自己中间进行贸易，那么它们将做得更好；他还讨论了它们是否可能共同决定这样做，结论是，它们将从生产它们当时（共问）进口的商品中受益，并非受益于与高工资国家的贸易。然而，他考虑过这将涉及建立一种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尽管他的理论设想了自由竞争。然而，正如我上面已经论证的那样，真正的问题是要解释，在丝毫不需要外贸垄断的情况下，为什么自由竞争本身不会产生结果。（参照布鲁厄，1985）自由竞争显然还没有这样做，但为什么则留待解释。
他最有力的论证几乎是作为事后的思考而提出来的。富裕国家正在从现存的专业化中受益。如果生产要在贫穷国家开始，它将不得不遭受新建工业的各种不利条件：“在新部门的这种'环境适应’期间，新旧生产者成本之间的比率并不是仅仅通过考虑工资差异的作用就能够推断出来的”。（UE：151）他说，在此期间，高工资国家有时间来“调整它们的目标”。这些观点仍然令人十分怀疑，因为“生产价格”的确立（这是他整个论证的理论基础），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来使资本流动性产生效果，而且，如果一个穷国创建一个新的工业分支是困难的和代价高的，那么对一个富国而言将同样是艰难的。实际上，先进国家很可能具备更灵活的经济结构，但这意味着更强的技术能力，不仅仅是工资上的差异。
伊曼纽尔最后的论证的确有说服力：一个新的工业分支被引入一个国家的适应期，“就私人资本相对短浅的目光而言，是太长了，在一个竞争的体系下，这是新分支引入和建立的独有的机制”。（UE：51）然而，论证的基础归结为：在新地点开始从事生产比改变行业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地区的生产规模要花更长的时间。尽管它在活动时期结束时就会获得利润，但所需要的周期长得足以使私人资本不愿意为此事费劲。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的论证（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论证——它是为保护新建工业的关税所做的基本论证）。在我看来，它本身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尽管它也许是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
首先必须加以解释的是19世纪欧洲殖民地区（美国、加拿大等）的迅速发展。私人资本的确流入了这些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工业。为什么“新建工业”问题在某些地方被克服了？而在低工资地区，那里出口商品的生产应该是完全有利可图的，但建立新工业问题就无法克服吗？其次，在伊曼纽尔的框架中，高工资国家专门从事什么门类的生产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不管如何都将从不平等交换中受益。然而实际上，富裕国家都是那些具有庞大的、现代的工业部门的国家，甚至在那里它们也出口初级产品，而贫穷国家则是那些具有大量农民或前资本主义农业部门的国家。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富裕”国家也是那些“先进”的国家。必须对此加以解释，我不信工资的差异是首要的原因。
刘易斯的不平等交换观念（1969：第17—22页）与伊曼纽尔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刘易斯的模式中，劳动是惟一的成本，所有国家都生产商品，它们被用来贸易，因而具有单一的世界价格。不发达国家在食品生产上具有比先进国家低得多的生产率，这样，它们必然相应具有更低的工资。其他商品只在先进国家（制造品）或只在不发达国家（热带农产品）生产，这样，它们的价格必然反映了这些地区的不同工资水平。从伊曼纽尔模式的意义上讲，非食品类商品的交换是“不平等的”，出于非常同样的原因：价格反映了工资差异。然而，在刘易斯的模式中，工资差异源自两个地区都有的工业中的生产率的差异。
六、小结
伊曼纽尔的基本贡献就是，当资本在国家间流动而劳动并非如此时，把对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均衡价格）的分析扩展为对国际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他的分析依赖于存在着一种假走的、预先确定的国际专业化模式。（在这方面，正如他的工作的其他方面一样，伊曼纽尔与依附理论家有许多共同点。）伊曼纽尔论证中的主要缺陷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的资本并非都流入低工资地区。相反他却争辩道，高工资吸引资本（因为市场是巨大的）并且导致更加机械化的生产方法的使用。我己经证明，这个分析只有根据非常特殊的假设才能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附录
在本附录中，我将简要地陈述生产价格的代数学，首先以具有单一的工资比率（通常情况下）为条件，然后以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工资（假设代表不同的国家）为条件。我将不采用伊曼纽尔的符号（UE,附录V），它以斯拉法的符号为基础，在我看来是相当笨拙的。我将改用我自己的符号，它是以现在已被相当广泛使用的森岛（森岛，1973）的符号为基础的。我还将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改变伊曼纽尔的模式以便简化陈述。我假设，所有的生产资料在一个单一的生产周期都被耗尽，以避免与折旧有关的复杂因素。伊曼纽尔并没有做这种简化的假设，并对斯拉法关于折旧的论述表示怀疑（在英文版增加的注释中）。就我的理解，伊曼纽尔的方法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书写斯拉法方程式的方法。我还假设，作为一系列不同商品物理量的工资购买力是一定的。这是伊曼纽尔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他赞同这样一种模式：其中，工资作为“货币商品”量是固定的。他注意到，工人实际购买的商品依赖于价格，这样，这两种设计都有些做作。
基本的问题是：已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求得一组使利润率在所有工业中都相同的价格。首先，定义一些符号。给所有商品编号，从1到n。设为生产1个单位商品J所必需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i的数量，设Ij为劳动的数量。这些系数被假设为固定的。设每小时劳动的工资为w，且价格（目前未知）为pn。我们假定，工资必须足以购买大量设定为b1，b2，……，bn，的商品，则：
W＝p1b1＋p2b2＋…＋pnbn
比如说，如果第i号商品只被用作生产资料，那么bi=0，如果它只被用于消费，那么对所有j而言，aij=0。奢侈品，不是实际工资的一部分且不被用作生产资料的商品，可以被忽略不计。工资被假设为在生产周期开始时被预付（根据马克思和伊曼纽尔，而不是斯拉法）。设厂代表利润率（目前未知）。
我们现在可以写出方程式。预付资本（每单位产品）与生产成本是相同的，因为资本就是资本家为了生产而不得不花费的金额。成本加上利润应当等于价格，而利润应当等于预付资本乘以平均利润率，则：
p1=（p1a11+…+pnan1+wl1）（1=r）
p2=（p1a12+…+pnan2+wl2）（1=r）
…………………………………
pn=（p1a1n+…+pnann+wln）（1=r）
并入工资的方程式得出：
p1=[p1（a11+b1l1）+ …+pn（an1+bnl1）]（1+r）
p2=[p1（a12+b1l2）+ …+pn（an2+bnl2）]（1+r）
……………………………………………
pn=[p1（a1n+b1ln）+ …+pn（ann+bnln）]（1+r）
带有的n=1的n个方程式是未知的。n价格和利润率）。然而，仅仅是相对价格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任意地确定一个商品的价格并且解决余下的n-1价格和利润率。计算方程式是一种相当原始的研究方法；任何数学家都知道，它既不能保证将会存在一种答案，也不能保证这种答案会是惟一的。所幸它能够表示，如果从根本上讲实际工资被固定在允许创造利润的水平上，价格将的确是有定值的和是正数。
这一分析可以更加简洁地写成矩阵形式。设A为带有元素（aij）的矩阵，B为实际工资矢量；L为劳动需求矢量，P为价格矢量。我们可以把方程式写作：
P=P（A+BL）（1+r）
这里，BL是矢积（不是数积）。这是一个（多少有点）伪装形式的标准问题，求一个矩阵的特征值和相应的特征矢量。
现在来讨论伊曼纽尔的主题：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工资情况下的定价。设Wj为在第j部门的工资，相当于实际工资矢量Bj=（bij, …bnj）。商品j的方程式现在必须写作：
pj=[p1（alj+bljlj）+ …+pn（anj+bnjlj）]（1+r）
方程式的结构在所有实质性的方面都没有被改变。当然不需要在每个部门都有一种不同的工资；两个国家可能恰好有两种工资。
请注意，就像生产方法的改变一样，改变了的系数bij以非常同样的方式成为方程式的一部分。任何部门中提高的实际工资等于技术系数中成本提高的变化。可以表明（例如，希姆尔怀特，1974）：任何减少成本（按变化前所保持的价格）的变革将提高利润率，而相反，成本的增加则降低利润率。因此任何部门工资的提高都减少利润，而任何地方的低工资则提高利润。
注释：
[1]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枓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