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八章 依附论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弗兰克1979a，下面简写为CULA）是以一句极好地概括了他的立场的话开头的：
我和巴兰一样相信，正是资本主义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产生了过去的不发达并且仍然造成目前的不发达。（CULA：XI）
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多么猛烈的决裂啊！把它与马克思比较一下：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49页
[1]）
我将关注依附论传统中一些最有影响的作者，主要是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把重点放在那些争议和仿效最多的著作上。与本书所考察的较早时期相比，在依附论框架中存在着种类繁多的著作，因此讨论必须是有所选择的。本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不是关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讨论的主题已经相应地作了选择。依附论是从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决不是所有它的拥护者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按其自身的地位来写依附论的历史，我将有更多的话来谈谈诸如卡多索和多斯桑托斯这样的作者。
弗兰克有时被看做是依附论的发明者（西蒙和鲁西奥，1986年），尽管有其他人能够与他争夺这一荣誉。他的作品通常釆用论文的形式，然后以书的形式辑录出版。最重要的文集是《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CULA，1969a，1967年首次出版）和《拉丁美洲：不发达或是革命》（1969b），《流氓资产阶级：流氓发展》（LL，1972）是对其批评者的答复，代表了他的立场的小小改变和重新阐述。《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DAU，1978）代表了某些问题上的进一步变化，受了其他作者的影响，尤其是阿明。由更多理论论文点缀的《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包括对世界经济的历史叙述。在弗兰克以后发表的许多作品中，有三部作品（1981,1983,1984）值得一提。我将全神贯注于早期的著作，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即使这样，弗兰克随后也已改变了他的观点。弗兰克遭到了包括拉克劳（1971）在内的其他人的批评。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MWS，1974a）是打算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进行分析的4卷本着作的第一部分，并延续到《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1980）中；它们涉及了从1450年至1750年之间的时期。人们在《历史资本主义》（1983）和一篇文章（1974b）中可以发现对他的观点的更加容易理解的介绍。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一起被收在一本富有启发性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CWE,1979；另参见1984）之中。布伦纳(1977）已经对沃勒斯坦（以及弗兰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阿明的主要著作有《世界范围的积累》（1974，下面简写为AWS、《不平等的发展》(1976，简写为UD）和《阶级和民族：历史性的和目前的危机》（1980），它们都涵盖了非常相似的主题。《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7，简写为IUD）是一部论文集，其中“争论的终结”一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阿明的主要观点。他还写了大量的关于特殊地区，尤其是北非（1966）和西非（1971）的作品。阿多（1984）收集了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以及阿明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文。阿明因为折衷主义而受到批评（巴罗勒，1982；参照格里芬和古雷，1985），尽管并不清楚为什么那竟然是一个缺点。
一 弗兰克
弗兰克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一种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他还（含蓄地）认为，在任何基本的方面受到“资本主义”（交换）影响的世界的任何地区都是“资本主义的”。他在证明下述观点上没有什么困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深深地渗透进了拉丁美洲，以至于大陆上没有什么地方还未受影响。甚至那些实质上专门从事商给自足的、维持生计的农业的地区（例如巴西的东北部，参见CULA：153—154）都是初期出口工业衰败的产物，而大庄园（latifundias，即由农民耕种者劳动的大种植园）适应商业机会而出现了，尽管它们在那里随后衰退到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
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某些地区导致了发展，而在其他地区则导致了不发达的发展。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按弗兰克对这词的使用，不是一种原初状态；他创造未发展（undevelopment）这一名称指资本主义渗透之前的事态（尽管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太多地使用它，理由是，所有更加古老形式的痕迹很久以前就巳经波资本主义重新构造过了）。“不发达的发展”的出现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是具有中心一卫星的结构。中心剥削卫星，剩余被集中到中心，而卫星则被切断了潜在的投资资金，这样它的发展被延缓了。更重要的是，卫星被降低到依附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持久的不发达感兴趣的本地的统治阶级，一个遵循“不发达政策”的“流氓资产阶级”（参见LL各处）。我将首先讨论弗兰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一“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观念，然后讨论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及其后果，最后讨论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结构。
首先考察一下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观念。
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剩余的剥夺与占有之间的矛盾贯穿在过去和现在的整个智利经济之中。的确，正是这种剥削关系以链条似的方式把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家中心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系延伸到地区中心(国家中心占用了地区中心的部分剩余），再从这些地区中心延伸到地方中心，这样继续延伸到从小农或佃农那里剥夺剩余的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商人，有时甚至从这些小农或佃农依次延伸到受他们剥削的无地的劳工。在这条路线的每一阶梯上，上层相对少数的资本家对下层众多的人行使着垄断权力，剥夺他们的一部或全部经济剩余，这些经济剩余在依次被逐级减少的上层剥夺后的余留部分，便被各层占有为自己所用。因此，在每一点上，国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资本主义体系都为少数人创造了经济发展，而为多数人带来了不发达。（CULA：7—8，类似的言论在弗兰克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例如CULA中第146—148页关于巴西的论述。）
根据弗兰克，这种中心一卫星关系的“链条”从16世纪起就已经存在；自那时起，改变仅仅表现在对卫星的统治和剥削形式方面，本质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变化中的连续性”原则（参照阿多，1986）。
作为一种描述，弗兰克的“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是似乎有理的。统治和榨取剩余的关系不仅存在于直接生产者和他们的直接剥削者之间，而且存在于世界体系的所有层次上。这个观点对弗兰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链条”既有助于把剩余导向中心，又有助于创造各种维持不发达的阶级利益集团。然而，作为一种分析，它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我要批评弗兰克主要是因为他根据纯粹表面的相似性而把十分不同的各种关系合并在一起。我尤其要指出，商人资本和现代垄断资本是完全不同的。
基本的观念涉及到一种交换关系，中心在其中具有垄断地位，因为每个中心都有几个卫星，而每个卫星只面对一个中心。这里所用的垄断概念与来自经济学教材的概念相似：一个面对众多小的买主的单一卖主，或者反过来，一个面对众多卖主的单一买主。垄断者能够制定交换的条件，并且夺得由另一方控制的任何剩余。然而，弗兰克把这一观念扩大到涵盖任何剥削的或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垄断的根源或形式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是各不相同的。”（CULA147）例如，人们能够说，地主垄断了对土地的占有，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等等。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在不同的垄断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尤其没有在阶级垄断和个人垄断之间，在生产资料的垄断控制和交换中的垄断之间作出区分，那么，断言剥削是垄断的结果则成为一句无意义的同语反复。
在弗兰克的等级中的国际和区际水平上，涉及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垄断。第一种，也是与弗兰克的论述最相称的一种，是紧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和统治而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来的、延续到20世纪的商人资本的垄断体系。商人集中了用于出口和区际贸易的产品，并且配送外国的和城市的产品。他们通常不直接参与生产；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组织生产的行动是次要的。商业垄断也许或者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关，或者与（小规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关。弗兰克没有明确作出区分的第二种垄断是现代垄断资本，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为特征。在不发达国家，它典型地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国家的垄断还存在。与商人资本相比较，现代垄断资本对生产实施着直接控制，并且通常完全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最现代的技术。混淆这两种垄断是一个重大失误。有些情况的确难以分类，例如，在跨国公司参与从小规模生产者那里购买农产品的情况下，或者在它们在相对简单的技术基础之上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如，种植园农业），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的存在并没有使这种分类无效。
在等级的地方水平上，即更接近直接生产者的水平上，弗兰克提到了商人、地主和（偶尔提到）资本家。这些人彼此之间必须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弗兰克认为，在实践中分清这些关系常常是困难的，但这恰恰使得有条有理的分析变得更加必要。我不认为，这些不同的剥削关系彼此之间独立存在。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已经相互作用和互相补充正是这使得弗兰克的论述具有其特有的叙述上的真实。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弗兰克把个人或阶级的经济等级（“相对少的上层资本家”剥削“下层许多人”）等同于空间的或地理的等级（世界和国家中心、地区中心、地方中心）。这种经济和空间关系的一致是某些，而不是所有剥削体系的特征。例如，当分散的生产单位的产品被集中到地区中心为了大量出口，或为了装运到城市市场时，商人资本有时造成了一种地理的等级。正是这种情况与弗兰克的描述最相称：经济的和地理的等级相一致。
现代垄断资本的常常是通过表面上类似的地理等级来进行管理的。总机构位于主要的世界中心，地区机构或当地的附属机构都被建立在大城市，而生产活动的定位则受人力、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支配（参见海默，1972；钱德勒和雷德里希，1961）。这种管理等级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是一种“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管理的各种中间层次只不过是公司的代理，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在工人和作为一个资本单位的公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工资关系。另一种等级是由存在着从属于大公司的承包人之类而形成的。这个问题被希法亭讨论过并且仍然是重要的（弗里德曼，1977）。至于商人资本，它涉及到交换关系，但是所涉及的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因此常常位于一个单独的城市区域之内。所有这些等级结构都不同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它的特征是惟有一种联系的“链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在弗兰克的“链条”（还有沃勒斯坦的核心一外围关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各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列宁说过，金融资本“把它的网撒到”全世界，布哈林写道，“一些巩固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面对着农业的外围。然而，对布哈林和列宁来说，这是通过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心而正在改变世界体系的国际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同时在外围发展了生产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在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看到一种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再分配系统的地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一种正在改变世界的发展过程。这些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强调中发现。惟有弗兰克能够指出，因为忽视了现代垄断资本取代商人资本之后生产关系上的真正的改变，“链条”仍然从本质上保持不变。
根据弗兰克，“中心一卫星关系的链条”是“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后面的短语界定得不是很清楚，但它的部分意思似乎是产量、就业和生产率等发展中的数量上的延迟（它其他方面的意思是体系的质的转型）。我现在回到这个（巴兰、弗兰克、沃勒斯坦和其他人以各种十分不同的形式采用过的）论证上来：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导致了卫星发展的延迟。
首先，考虑-一下剩余概念。弗兰克提到了巴兰的定义（上面第7章），但是，在弗兰克的框架中使用这一定义还有各种额外的困难。巴竺把剩余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产出与（实际的或必要的）消费之间的差额。对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而言，剩余只不过是所生产出来的超过所消费的物质余额。
然而，弗兰克明确地关注于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与交换关系的网络有关的生产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被消费的商品并不是在相关单位之内生产的，这样，生产和消费必须在它们之间的差异能够被计算之前以可比较的单位加以估价。估价问题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马克思利用劳动价值解决了这一问题。弗兰克和巴兰都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要论证交换中存在着剥削，就有必要把实际支付的各种价格与某些“正确的”价格参照系作比较。在实际支付的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显然得到了他们出售的东西的“价值”。我知道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或普遍的解决办法，这极大地降低了剩余概念的有用性。劳动价值仅仅在一个比较相同的系统中才有意义，在这种系统中，由于竞争消除了效率低的生产者而导致技术水平的某种一致性。这就是马克思在其对价值的讨论中所暗示的条件。正如弗兰克自己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世界经济在这种方面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同一的，因此，剩余概念只能以一种相当松散的和定性的方式来使用。
如果我们接受了剩余概念，我们仍然必须问：剩余从卫星向中心转移的结果是什么？这里，弗兰克把经济的和地理的剥削方面合并起来极大地增加了混乱。说一个区域从另一个区域榨取剩余强烈地暗示着某些物质产品从一个地方被掠夺并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在一个交换系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正在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不等价的商品交换，以及对某些数量价值的使用的控制从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个人（或团体）转移到生活在（或有他们的总机构的）其他地方的个人(或团体，或法人团体）。没有对剩余的使用的分析，就没有向我们传达任何关于新投资的地理位置的信息。巴兰的剩余概念的全部要点是：剩余代表了潜在投资，并因而代表了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起点，请考虑一下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理想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什么决定了的投资的地理模式。这里，投资将被引入到产生最高利润的行动之中（正是这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章）。从地理方面讲，投资将被放到成本最低的地方（考虑到运输费用），并且因此，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投资将投向低工资地区，即不发达地区。我并不认为这些理想的条件曾经存在，也不认为依照收益率安排投资将是值得做的。真正的观点是，投资的地理模式根本不需要与剩余所有者的地理位置相符合。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对不发达国家的超额一剥削将意味着更迅速的发展，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弗蘭克的大部分论证因而指错了方向：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本身并不能解释卫星发展的不足。发展的模式依赖于那些支配着剩余的使用的因素。
弗兰克对这种批评的部分回答亳无疑问会涉及到他对作为经济依附的结果的卫星经济畸形的讨论，下面将讨论他的回答。他还认为，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结构阻碍了投资从中心向卫星的反向流动。这里，与商人资本和现代垄断资本之间的区分有关。
在商业等级的情况下，对卫星剩余的生产性运用存在着各种非常实际的障碍。生产单位与剥削它们的资本主义企业相分离。如果商业利润被反过来投资到商业企业自身的扩张之中，这丝毫不会扩大实际的生产。在生产掌握在前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地方，至少在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商人资本也许既没有办法承担，也不打算承担的任务——的情况下，也许就没有投资资金能够由此被引入生产的渠道。在生产是以能够生产性地吸收货币资本的小的资本主义公司或前资本主义单位组织起来的地方（如，奴隶种植园），问题是投资资金将不是唾手可得的，除非生产是有利可图的，而如果潜在的利润要被商业经纪人挖走，那生产就不是有利可图的。
在现代垄断资本，尤其是在跨国公司的形式的情况下，事情就不同了。许多评论者（如海默，1972；亚当，1975）曾经争论的问题是，跨国公司考察全世界来选择投资地点、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等等。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非把投资集中在它们的自己的国家，它们确实是跨国的，正是因为它们过去没有这样做过。与前述那些任何资本形式相比，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应该更加接近于“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
弗兰克举出证据表明，利润以各种形式从拉丁美洲向美国的外流大大超过投资资金从美国的回流。这确实不令人惊讶，因为一般而言确实只有一小部分利润被再投资，而不管利润是在先进国家或是在不发达国家创造的，也不管是由当地的或是外国的资本家创造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大部分利润被消费了。这也许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控诉，但并不是特别针对外国资本。巴兰认为，垄断资本尤其倾向于浪费剩余。我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它总体上是对垄断资本的控诉，而不是对外国的或跨国公司那样的事物的控诉。相关的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否比当地拥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再投资得更少。在弗兰克关于外国公司的论述中，民族主义的言辞常常取代了冷静的分析。
因此，我的结论是，（控制）剩余向中心的转移本身并不是一种对卫星发展不足的解释，它必须通过考察剩余的使用来加以解释。当然，剩余在不同的人手里这一事实也许与决定它的使用有关，但它不是惟一的因素。尤其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生产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的地方，剩余的生产性使用的范围比在生产是前资本主义和剩余被商人资本所占有的地方要广得多。然而，在任何情况下，由经济环境所提供的动机和机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剩余的转移不是“不发达的发展”的惟一原因；弗兰克还声称，作为一个卫星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了一种扭曲的和依附的经济结构。这个观念被许多作者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使他们成为著名的依附学派。要点是，即使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受到国际环境强加的抑制。
多斯桑托斯（1970）对依附作了以下定义：
就依附而言，我们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张的反映。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2]
首先考虑一下狭窄的市场问题。有两个问题：市场的绝对规模及其增长率。一个小的市场限制了使用现代大规模技术的机会；毫无疑问，在这里，小的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更大的不发达国家（巴西，印度等）不是这样。为（可能几乎无限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既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又能够克服缓慢增长的市场问题。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并不是高的（high）剥削率的结果，而是上升的（rising）剥削率的结果。相应而言，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够较快地扩张。这是反对消费不足论的一个标准的论证，是弗克所接受的一个论证（DAU，第五章）。然而，引起争论的是，生产资料主要是进口的，因而本地工业的增长就受到消费品市场缓慢增长的限制。情况因而随有关国际专业化类型的设想而转移。出口（它产生收入，从而产生需求）被设想为仅限于传统的出口。为当地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被设想为仅限于消费品上。需要关于专业化类型的解释来给予这些论证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么收支平衡又怎么样呢？假设一个国家出口有限的传统原材料，那么就不能够容易地扩大其出口。出口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这样进口的增长必定也是有限的(因为进口最终必然靠出口来偿还）。至于说到资本设备或材料，如果进口对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整个经济的增长就会受到收支平衡强制的限制。发展经济学家是熟悉这个论证的（它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参见利特尔，1982），并且它是完全有条理的。像“狭窄市场”论证一样，问题是它根据的是对专业化类型无能为力这一假设；的确，对其中出口市场是狭窄的这一特殊情况而言，它正是“狭窄市场”论证的一种变体。
需要对这些论证补充的某些内容是，对一个国家为什么应该被这样限制在它能够生产和出口的商品范围之中作出一些解释。所有的证据表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已经扩大了它们生产的商品范围，或者取代产品的进口（用行话说这被称为“进口替代品的工业化”），或者通过自己出口产品（“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有些转向出口产品的国家自己成为初级产品的纯粹进口国，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创造了市场。利益自然未被均匀分配，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却至今没有取得成功。否认某些显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不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弗兰克强调了依附的政治结果。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的地位归功于它们在从乡村伸展到帝国主义中心的“链条”中的位置，并且有兴趣来维护它。
这种殖民的和阶级的结构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部门非常充分地规定了明确的阶级利益。利用政府内阁和其他国家工具，资产阶级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制造了一种不发达政策。（LL：13）
弗兰克论证中的最精彩之处就是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即19世纪独立之后的时期——的分析。在这一时期，在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欧洲人”与保护本国工业的拥护者“美洲人”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欧洲人”由控制着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领导并受农业出口利益的引导，正是因为前几个世纪的依附已经造成了一种由一直从体系的延续中获利的集团支配的经济，他们是更强大的一方。自由贸易使从事出口的农业家得以便宜地得到进口制造品，而按贬值了的通货，当地通货的疲软则增加了出口产品的价值，使收入转移到那些出售出口商品的人手中。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当地的制造业不能够与进口货竞争，这样就维持了不平衡（LL:61）。国家政策在其他方面也适合着出口部门的需要：税收，土地分配，移民政策，港口，铁路，等等。弗兰克总结道：“欧洲‘流氓资产阶级’建立了'民族的’流氓国家，它们从未取得真正的独立，并且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流氓资产阶级的流氓发展政策的有效工具。”（LL:58）
相比之下，美国没有为除南方之外的出口农业提供各种合适的条件。
因此，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以小农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没有对发展政策设置任何障碍，这使得北方资产阶级变得强大到足以利用独立性来促进全面的发展，在南北战争中击败南方的种植园主/出口商，强迫实行一种工业化政策并达到了他们自己工业的“起飞”点。（LL58一59）
弗兰克十分正确地认为，国家政策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国家政策是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阶级之间以及阶级的各阶层之间冲突的结果；从现有的经济结构中获利的阶级和阶层对维持它感兴趣并处于获得成功的有利地位。然而，他的政治分析被下述假设完全削弱了：国际贸易不利于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利益，因而各阶级和各阶层都因为它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贸易而被分类。发展政策中的各种问题实在是太复杂，根据这种简单的对立是把握不了的。无论如何，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政策已经敌视工业发展这种观念完全是荒谬的。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工业保护的水平己经非常高（某些情况下高到不合理的地步），而且国家投资已经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可以认为，至少有些国家已经由于忽视农业和初级生产而失败了，而不是相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当工业资本开始变得如此虚弱时，它是如何成功地获得国家的这种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将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
最后的评论：弗兰克的论证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其失败的重要根源。他通常的程序是，先提出简短的、标语式的断言，然后通过举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例来对它们进行证明和详细解释，经常大段引述其他作者或原始资料。这种风格的论证的问题是，它没有给系统的理论阐述留下空间；人们仍然会不断地说：是的，它像在这些例子中那样出现了，但是，它为什么，而且必定到处都是一样的呢？除此之外，关键性的术语（发展、不发达、中心、卫星、资本主义，等等）从未加以明确地界定。使得读者从实质上是按描述性方法而提出的用法中去推断它们的意思。它们常常有一系列的意思，而不是具有一个严格定义的单一意思，因而模糊了某些他最重要的断言的逻辑。
二 沃勒斯坦
我将简要地概括一下沃勒斯坦的论证，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弗兰克的那些论证是相同的。他坚持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不是封闭的体系，不能像过去那样来对待它们。
我们把存在于其中的分工当作一个社会制度的明确特征，既然这样，为了平稳的和持续的地区需要品的供应，其中不同的部门或地区都依赖于与其他部门或地区的经济交流。
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仅仅是这样几类：“小体系”（封闭的地方经济）、“世界帝国”（以一个中心权力机构提取贡赋为特点）和“世界经济”(通过市场交换而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不必然必须覆盖全球；它是一个“具有单一分工和多元文化系统的单位”。那么，世界经济是一个没有单一中心权力机构的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世界经济（就像所界定的那样）。
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即，单一分工但多元政治形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不会引起另一方。我们只是正在通过不同的特征来解释同样不可分的现象。（CWE：6）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分为三个层次的国家：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地区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导致剩余从外围向核心的转移，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国家机器。国家权力是中心的机制，因为“市场中的行动者”都试图通过利用国家来改变贸易条件以便“在当它不会使其利益最大化时，避免正常的市场作用”。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他国的统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从起源上讲，核心一外围的划分是通过一种技术决定论来加以解释的。西欧专门从事制造业和动物饲养这些需要相对高的技术的活动，并且更多地是由报酬相对优厚的自由工资劳动力来进行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相对强大的“核心”国家的基础，能够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操纵市场。西班牙属美洲（采矿业）和靠波罗的海的东欧（谷物）专门从事相对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活动，因此资本家选择了（通过国家干预）强制劳工的形式，而且在制造业与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的差别。当地政府是软弱的，并且容易被核心征服，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外围的”了。
一旦情况如此，核心国就能够操纵整个体系的运转来维持这种核心一外围的划分以迎合它们的需要。它们有意削弱外围的国家或通过征服完全消灭它们，并且还通过强加垄断限制、保护它们自己的工业、禁止外围相应的保护等方式来改变市场的运转。
“半一外围”是一种工人贵族的国家或地域。如果没有它，世界体系就成为两极分化的和易于反叛的，而一个中间层次则瓦解了各种对抗。作为对半一外围现状的一种解释，这种论证让人难以接受。半一外围的建立是有意的吗？沃勒斯坦引用的各种特殊的例子(16世纪的意大利，后来的俄国，包括苏联）看来并不是曲核心国家有意创造的。无论如何，如果核心被划分为各个独特的民族国家（根据定义），那么谁在那里监督整个体系的利益？半一外围的观念对理论而言倒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为变革提供了一个地点。新的核心国家能够从半一外围中产生，而衰退的核心国家则能够下降为半一外围。另一方面，半一外围的观念能够容易成为各种例特别（ad hoc）解释的借口：核心阔家被预料是要成功的，这样，所有行为恶劣的核心国家都被重新说成是半一外围的，如此等等。存在着根本不给理论留下任何实质性内容的风险。
眼下，人们还是可以问道，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沃勒斯坦似乎把任何为市场利润而进行生产的人都当作资本家。劳动力的确是一种商品，但“雇佣劳动仅仅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以此被招募和补偿的各种方式的其中之一。奴隶制、强制的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生产、交谷租种和租佃都是可供选择的方式”。(CWE:17）马克思的体现了自由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资本主义概念被无情地抛弃了。在沃勒斯坦看来，“阶级分析”等于对特殊国家之内的“辛迪加集团”的利益分析，而且，假设我们考察这些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结构性的地位和利益”，“阶级分析”就是合理的。同时，阶级没有永久的现实，并不比“种族国家”具基本性。这起码是我对沃勒斯坦著作中那些通常难以理解的段落所做的一些更多的解释（参见CWE：24，224—226）。已经成为众多争论话题的中心点是：“劳动控制的方式”（雇佣劳动，奴隶制等）是由现实的市场联系加以确定的世界体系作用的附带结果。核心国的情况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往往是（由统治阶级，在国家支持下）加以选择的，而在外围，采用的是更加强制的制度。
总的说来，沃勒斯坦的主要观点是，世界体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没有多少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除此之外，我发现的不过是一系列的定义和短语，还有大量详细的、似乎常常与他的全面概括没有什么关联的历史资料。所缺乏的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理论水平，即严格地确定结构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了他为此所要求的结果。
三 拉克劳的批评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交换关系的体系。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把诸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那些剥削关系——这些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包括在内。这种方法已经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的批评。拉克劳在一篇已经成为许多争论的出发点的文章（1971，重印于1977年）中阐述了他如下的基本观点：
当然，弗兰克有权抽象出大量的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模式。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能够赋予由此产生的实体以资本主义的名字……但是，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弗兰克声称他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因为对马克思而言一—对任何甚至表面了解他的著作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一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是由自由的工人出卖其劳动力而构成的，其必要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拉克劳，1977：第23页）
马克思把交换和商人资本的发展看做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完全一致的。我已经叙述过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分析。
拉克劳在“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之间作了区分。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形式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体。”(1977：第34页）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惟一相关的两种生产方式：
封建的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其中生产过程是根据以下方式运行的：1.经济剩余是由受超经济压迫制约的劳动力创造的；2.经济剩余被某些直接生产者之外的某个私人占有；3.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依然掌握在直接生产者的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剩余也是受私人占有的支配，但是与封建制度不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劳动力的所有权是相分离的。（拉克劳，1977：第35页）
“经济制度”由“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单位——无论是在地方的、国家的或世界范围内——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1977：第35页），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能够包括作为构成要素的不同生产方式”。（类似的观点被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作者发展了，并将在第10章被进一步讨论；这里，讨论一下拉克劳的看法，因为它是作为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批评而提出来的。）根据拉克劳，不排除封建的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这样，弗兰克假设拉丁美洲的封建地区已经深深地受到交换影响的论据就成为离题的了，而且“证实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封建性质并不必然包括维待二元论者的命题”。（1977：第32页）
沃勒斯坦回答道：“在我看来，实质问题涉及到为了进行对比而确立的适当的分析单位……如果斯威齐和弗兰克不是遵循马克思的字面意义的话，就能更好地遵循他的精神。”（CWE：9）他的答复的实质是，体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且实际存在的惟一整体是世界经济。这非常充分地显示出了要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直接根据所观察的事实来寻求描述性的判断。相比之下，马克思坚持抽象的必要性。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直接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物（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样、相反，它是一种概念上的客体，思维的产物。目的是要在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进行详细分析之前辨别出各种主要的关系并对它们进行分别的考察。沃勒斯坦的答复因而是无的放矢，因为马克思并不寻求一种实际存在的整体。
然而，诉诸马克思的威望仅仅是为教条主义者解决了问题（比较福斯特·卡特，1979）。马克思的确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为生产方式下了定义，但是，仍然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方法在解释现实方面要比其他任何方法产生更好的效果。我已经证明，弗兰克的分析中的主要缺陷直接来源于他对生产关系的忽视。如果这一点被承认，那么它就加强了拉克劳的论证。另一方面，拉克劳自己有关不发达和前资本主义方式连续性的解释是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的。
拉克劳写道：“[弗兰克]向我们表明了先进国家是如何剥削外围国家的；他始终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某些国家为了其自身的发展进程而需要其他国家的不发达。”（拉克劳，1977：第35—36页）还有：“如果我们要说明……发展导致了不发达，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外围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就是中心国家积累过程的一个内在条件。”（拉克劳，1977：第37页）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谬误。拉克劳主张，如果发展需要不发达，那么不发达会产生，而不是以其他什么方式。资本主义所必须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这是一种拙劣的功能主义[3]。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发达对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它也许仍然不会产生，或者是因为宗主国资本的所有者（一直不理解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或者是因为他们缺少实现其愿望的手段。另一方面，不发达也许不是必要的，但还是能够产生，就像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在交火中被杀，而他的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必要的。再者，不发达也许在对发展并不是必要的情况下有助于发展，这可能是锦上添花。我也许太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逻辑谬误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实在是太常见了。拉克劳试图通过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来表明不发达对发展的必要性，我已经对此做了批评（第二章）。他主张，先进国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降低了利润率，这必须通过向有机构成低的地区扩张来补偿。然而，即使情况确实如此，这也解释不了前资本主义方式的延续；更确切地说，人们总是期待在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导致资本主义取代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例如，就像列宁所期待的那样）。
布伦纳（1977）在提出非常不同的正面论证时，发展了拉克劳的关键性的观点并增加了对沃勒斯坦非常彻底的批判。他的中心观点是：资本主义首先在促进技术发展、提高生产率并因而增加利润（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方面是无可匹敌的。这种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是马克思的主要结论之一。布伦纳表示，其他生产方式（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叫“劳动控制的方式”）不具有同样的动力。“劳动控制的方式”也同样不是由统治阶级自由选择的。它们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因此，世界经济的不同部分有其自身的趋势，这些趋势源自那里所确立的生产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独立地发展，而是说分析应该从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出发，然后继续分析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条论证思路将在第10章进一步加以展开。随便说一句，请注意，如果提高生产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那么，“核心”，或“宗主国”的繁荣就不必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发展就不必然是不发达“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这并不是否认能够并且的确产生剩余的国际流动）。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它重申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四 阿明
阿明的两部主要著作的标题概括了他的指导思想：《世界范围的积累》和《不平等的发展》。积累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必须当作世界范围的一种单一过程来进行分析，但是它又产生于一个划分为许多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包含不同生产方式的世界之中。积累并不有助于在这些社会形态之间创造一致性，而是把它们划分为两类：
那些中心的形态和那些外围的形态。中心的积累是自我中心的记比一(autocentic, selfzxay centred）；它是受其自身内在的动力所支配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外围，积累是依附性的或外向的（extraverted），受中心一外围关系的制约。
按照我的理解，阿明的分析的中心是对不平等的专业化的解释，下面会详细讨论。简言之，他认为，国际专业化的模式取决于绝对成本水平（而不是像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取决于相对优势），而且，成本水平依赖于生产率和工资。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早，或处于各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较大的领先地位，在此期间，无论是在中心还是在外围，工资都被压低到某种接近生理上维持生存的水平。这就确立了一种不平等的专业化模式。后来，中心的工资开始上升，但中心在生产率方面的领先地位依然足以保证至少大部分工业部门中更低的成本。不平等的专业化因此既是不平等发展的原因，也是不平等发展的结果；两者都取决于各种生产条件，并反映在交换关系之中。
假设在这种类型的不平等专业化和发展条件下，中心的资本主义会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发展：驱逐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受到阻碍，因为外围只能在以资源为基础的活动中（矿业，热带农业）进行竞争，而且只能有面向狭隘的国内市场的有限发展。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资本主义部门之外，这样，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被消除。这就对不发达国家的典型结构——“外围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种解释。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中心的工资开始上升，而大量的失业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则抑制了外围的工资。阿明对中心提高了的工资的解释既含糊不清，又前后矛盾；这里我不详细论述；参见布鲁厄（1980a；1980b：第250—256页）。中心的高工资和外围的低工资导致了不平等交换，正如伊曼纽尔所分析的那样（在下面第九章讨论）。简单地说，伊曼纽尔认为，外围的低工资意味着其产品的低价格，而高工资中心的产品则以高价出售。根据阿明，这甩有些事情需要关注一下：中心在生产率上具有的优势大大超过其更高的工资，人们也许同样期待它的价格是低的。然而，他认为，尽管中心在大多数（工业）生产行业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而尽管有工资差距，却仍维持着不平等的专业化），外围在不多的、其所专门从事的生产行业中也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此，在其出口工业上，外围把高生产率与低工资结合了起来，在国际性的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下，这就是不平等交换的诀窍。
阿明批评伊曼纽尔在没有充分解释工资的情况下就把工资当作一种“自变量”。用阿明的话说就是：“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国际价格，还是不平等的工资水平？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由历史原因（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工资的不平等，构成了专业化和使这种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国际价格体系的基础。”（UD：151）因此不存在什么自变量，只有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过程〈另参见阿明1977：第185页）。
外围的社会形态以各部门间相互脱节为特征，因为缺乏大多数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品的各工业间的联系，马克思用其再生产图式分析过，在世界水平上存在着，但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是不完善的。外围还以生产率的不平衡为特征：由外国资本操纵的、处于最现代行列的出口部门与原始的前资本主义部门共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并没有成为独一无二的。作为需求模式的一个结果，第三部门（tertiary sector）过度扩张，并缺少工业投资的机会。外围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根本不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它们是“不发达的发展”的产物。
那么阿明关于世界体系的论述又是如何与其他作者的论述相一致呢？他从伊曼纽尔那里接受了对国际价格的分析，加上了他自己有关不平等专业化的论述来补充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上，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对国际贸易的第一次严肃分析。当然，其他作者己经描述了由于外国竞争而造成的外围工业的崩溃（马克思关于印度手织机纺织业的崩溃的论述，等等），但是阿明发展了这一观念并使其处于他分析的中心。不平等的专业化为分析外围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兰和依附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阿明从不同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形态，就像第十章讨论的许多作者一样。在他的分析中垄断同样起了非常小的作用，而资本流动却是最具重要性的。
阿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阐述的那种经济规律仅仅适用于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事实上是与其他生产方式共存的。一种仅仅涉及狭隘经济变量间数量关系的“经济的”分析只能是事情的次要部分。只有通过对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才能懂得真正的历史，也才不能把真正的历史归结为生产方式的一种预先确定的延续。他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因而关注于历史的分析（UD，第一章，第五章）。这里我不指望能给予阿明著作的这一方面以充分的论述，我不会试图这样做；我将只是挑选某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并试图说明其主要的轮廓。阿明关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讨论因为其结合了广博的知识和有分析力的见解而格外引人注目。
他界定了五种生产方式，其中四种是人们熟悉的：原始一公社的、奴隶占有制的、简单小商品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显然与众不同的方式是：
“纳贡”的方式，它通过强行征收贡赋而把一种剥削这種村社的社会政治机器加在现存的村社头上；这种纳贡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各阶级最为普遍的形式，我在（a）其早期形式与（b）其诸如“封建的”生产方式这样的发展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別，其中乡村公社失去了其对属于封建领主的土地的所有权(dominium eminens)。(UD:13)
“纳贡”的方式我们显然早就知道，另一个称呼叫做亚细亚方式。它包括一系列社会结构，从没有怎么脱离原始一公社方式的非洲社会（尽管非洲文化是伟大的），到封建的欧洲。这个概念的包容一切的性质的确降低了其有用性，尽管人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在其中难以做出任何十分严格的区分的领域。
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融合儿种生产方式，并因而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阶级结构。纳贡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形态可以包含商品生产和交换，尽管纳贡方式的纯粹形式并不这样。例如通过贸易，不同的社会形态相互作用，这能够为靠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为生的社会形成基础。分析任何社会形态的关键是剩余的生产和流通，许多方面就像巴兰一样，被定义为“为确保重新构成劳动力而超出所需要的消费的生产”。（UD：18）这就为历史分析提供了一种充分的和灵活的框架。
阿明描述了一个由三种“主要的”纳贡形态（中国，埃及，印度）组成的前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周围是非常不稳定并更多地受中心影响（而不是相反）的“外围”。地中海的外围产生了一个由奴隶占有方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并且依赖于其自己的外围（欧洲）来获得奴隶的供应。这种社会在野蛮入侵者面前的崩溃产生了欧洲封建制度，并且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遥远的东部外围，日本演变成一个封建社会并因此成为一种本土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一切与马克思的判断（现在通常遭嘲笑）亚洲社会没有真正的历史具有一种令人怀疑的相似性，但恰恰相反的情况是，这些亚洲社会现在被称做“中心的”。有一点要注意，外围也产生了进步；阿明认为，今天，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从外围开始。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尽管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如此的不同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至于类比实在不能被视为证明了任何事情。
阿明对封建制度的论述有点矛盾。它是最发达的纳贡模式：
“既然充分发达的[纳贡模式]几乎总是倾向于成为封建的（这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埃及）”（AWS:140），那么，“中心的”纳贡形态就被描述为向封建制度的运动。另一方面，封建制度是外围的，因为从分析上看它是一种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IUD:16），而且因为（从地理上讲）它发展于那些自然条件不利和中心化趋势更弱的地区的边缘（UD：55—56）。这也许表示所引用的两部著作间立场的一种改变，但是我觉得它是对各种定义的不令人满意状态的一种反映。当然，关键是资本主义从“外围”的封建制度中产生，这样，以往的外围就成为中心。
资本主义起源于封建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历史，它是既通过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也是通过掠夺物的商业积累来加以解释的；但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不清楚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地方的确是因为它是以封建制度为先导的。美国、加拿大等“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是中心无产阶级化的副产品，这导致了向外移民和在殖民地形成了小商品生产占异常比重的社会，并因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环境。
阿明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人们熟悉的）阶段。第一个是重商主义阶段，以资本主义在其本土的出现和联结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交换关系网络的建立为标志。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简称“竞争的资本主义”，尽管与外围的各种关系常常是垄断的），从1800年前后持续到1900年前后。根据阿明，这个阶段以中心与外围间大致平等的交换为特征（因为在中心，工资仍然是低的）。生产率的提高被当作竞争条件下降低价格的手段来实施。当“欧洲和美国退回到它们自己”时，这是世纪的一个“停顿”（UD：187）。再者，在阿明的用语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如果不是在他的叙述中，就是在他的“停顿”还指这样一个时期：其间，“资本主义市场的向外扩张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即下一页，第188页）在这一时期内，一种新的国际专业化模式的基础无论如何被打下了，而且中心与外围间的划分线被设立了。
当然，阿明主要关注于（1900年起的）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心，工资（随生产率）开始上涨，资本变得非常具有流动性，而且世界市场变得紧密相联，这就为不平等交换的产生创造了各种条件。在正在出现的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中心竞争力量的阻碍，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保留了下来。外围的社会形态是根据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渗透的日期、自然条件所提供的各种机会等，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正是在对通向外围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路线的分析中，作为一个分析历史的作者，阿明的技巧是最突出的，而我并不打算进行概括。
然而，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外围形态都趋向一种共同模式的外围资本主义。在阿明的论述中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外围资本主义是通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来加以界定的，而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仅仅成为一种“外壳，它的内容已经变成劳动力的出卖”。（IUD：191）
我们还经常把我们自己限定在“微观经济”的水平上，即公司的水平上来寻找资本主义关系……在外围的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模式似乎也可以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市场之中，但实际上资本支配着直接生产者。后者不是小商品生产者……事实上，他很可能类似于以前存在于欧洲的家庭手工业工人，受到资本的剝削，事实上他向资本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而不是―他的产品。这里，如果看不到正是劳动力的出卖推动了制度，就无法理解世界体系的统一。（IUD：90~91；另见110：361）
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方式的吸收（与不同方式间的连接相反）最近己经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阿明也承认，当跨国公司把它们的行动转移到廉价劳动力的源头时，跨国公司的兴起能够使事情得以彻底改变。把这些线索综合起来可以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预言：“外围资本主义”正处于非常根本和相当迅速的变化过程之
阿明的论证的核心是经济过程：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受到中心工业占优势的竞争力量体现在削价与外围工业抢生意，或确立一种根本上制止新工业出现的价格水平的能力上的阻碍。在阿明看来，至少从工业革命起，这种机制就既在中心，又在外围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所有发展阶段发挥着作用。
向出口行为（外向型）的畸形转变，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并非产生于“国内市场的不足”，而是由中心在一切领域的较高的生产率所致，这迫使外围把自己限定在产品的补充供应者的角色上，从事它所具有自然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特色农产品和矿物。作为这种畸形转变的结果，当外围的工资，就相同的生产率而言，巳经变得比中心更低，集中于外围国内市场的有限的工业发展将变得可能，尽管同时交换将变得不平等。随后的工业化模式尽管是进口替代型的，但与跨国公司内部新的国际分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影响一起，并没有改变外向型的基本条件，即使它们改变了它所釆取的各种形式。（UD：200）
手工业生產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阻碍迫使人们开始进入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后来进入过分扩展的第三（服务）部门，迫使工资下降并巩固了地主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地位。低工资和前资本主义方式的持续存在都起源于缺乏充分发展的工业部门。也还有其他的机制在起作用。当超经济强制是使利润最大化的最节省成本的手段时，资本就决不会轻视它，而要闯入商品生产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的社会，强制是必要的。国家权力、经济垄断权在发展的所有阶段也都发挥着作用。然而，阿明强调了外围各种形态朝一种共同道路的趋同，尽管它们的历史十分不同；上面概括的经济机制是他对持续不发达的一般解释。
阿明的论证路线还能够与“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相对成本”（comparative costs）理论联系起来。有两点与此相关。第一，仅仅因为地理的原因，外围的各种形态在“特色农产品”和（某些）矿物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接受这一点并不难。第二，所创造的就业不足以吸收全部的劳动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在阿明的论述中所涉及的确切的机制并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必须一开始就论述一种预备的论点。在主流经济学中，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被当作是既定的。阿明正确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外围并不是本来就注定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不同活动中的劳动生产率是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专业化理论所能做的就是揭示不平等的发展如何出现在贸易关系中。这些关系反过来改变了后来的发展模式。
权威的关于国际专业化的后一李嘉图理论是建立在充分就业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在通常的仅仅具有两种商品的李嘉图式的例子中这并不太明显，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生产一种商品，其他国家就必须专门生产另一种商品。实际上当然存在着商品的多样性。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如果一国，比如A，有另一国两倍的劳动力，那么它必须专门从事吸收两国体系的三分之二总劳动的商品生产。如果我们考虑一系列的商品，按秩序排列，一端是A国具有最大的相对优势的那些商品，那么在A国的进出口商品之间就很可能确立了一道分界线，处于允许两国都充分就业的那一点上。这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在A国存在着资源闲置，那么，那里的回报因素（工资、利润等）必定下降，直A国在某些其他的生产部门能够通过削价与B国竞争为止。在充分就业（或者至少相等的失业）得以到处确立起来以前，分界线沿着活动的谱系移动。
相比之下，在阿明的论述中，(由“看不见的手”）分派给外围的工业不足以充分吸收那里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这样就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并且同时，货币资本就从生产性使用中转移了出去。他的论证看来是不完善的；下降的工资（和其他回报因素）应该恢复外围在足够的领域中的竞争力以弥补需求的下降。
事实上，他的分析处于一种更糟糕的状态中。他声称，与更发达经济的贸易将产生失业。李嘉图的经典分析（1951，第7章）想要表明，贸易将提高不够先进经济和较为先进经济的收入，因此没有必要为了恢复充分就业而强制地压低工资。李嘉图式论证的要点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只能够传动相对价格的结构。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比其他国家以低于实际成本100倍地生产每一种商品，从根本上讲，这与假设相对成本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区别。我将考察这种分析，从两种国家都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情况开始；基本点适用于任何商品生产体系。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能够从中挽救阿明的论述。第一种情况是，相对优势在其中是这样的：假设技术运用于不发达地区，那个地区被排除在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之外。这正是阿明的例证；外围被排除在“工业的”行业之外，这是通过劳动一密集的（手工业）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被迫专门从事农业（土地一集约型的）。结果是增加了对土地的压力，租金提高，并且或者强制压低工资，或者导致失业。（这是斯托尔普一萨缪尔逊(1941)的论证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这里，关键是相对成本的模式。
第二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李嘉图式的论证假定，不同国家间只有商品是流动的，因此只有（相对的）商品价格被平均化了。如果取而代之假设资本也是流动的，资本家就会在任何成本最低的地方从事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因而取决于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这仍然不足以充分保证在外围将存在非工业化和失业。如果工资的差异与（假定的）生产率差距相适应，对外围而言就没有理由是无竞争力的。阿明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一旦中心的工资已经上升得非常高，新的“轻”工业就会在外围建立起来），但在他的论证中它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我们因此必须假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工资被固定在实际的费用上；例如，在19世纪，无论中心还是外围，工资都接近于生活维持费，因此外围的工资不能被削减（关于这一段落所依据的理论论证，参见布鲁厄, 1985）。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是，正如阿明所主张的那样，当资本是流动的并且生产率的差异超过了工资上的差异，那么贸易就可能造成失业。更先进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利润率（更低的成本），因此资本就从不发达国家流失，形成了失业。专业化取决于绝对成本，并非相对成本。在阿明所引的李嘉图的一段话中，李嘉图评述了这种可能性（李嘉图，1951：第136页）。阿明提到了资本从外围流失到中心，这符合这种分析，可是他还认为，超额一剥削的结果是外围的利润高于中心，这与这里所提出的分析不是一致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不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及其发展对论证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外围）“部门生产率不平衡性”的幌子下，阿明探讨了相对优势的模式：
当然，除在两个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之间之外，不可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比较各种生产率……正如伊曼纽尔曾经提醒过我们的那样，只有在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人们才能谈及不同的收益率。虽然具有一种特定的价格结构，但如果条件是这样的：即劳动，或资本，或两者，在一个部门不能像在另一个部门那样获得相同比率的回报，那么我要说，生产率在那个部门中是更低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劳动和资本来说，实际的趋势是在所有部门中都以相同的比率获得回报。然而，如果[中心的]这种价格结构……被传播到外围，如果各种技术条件（因此和生产率）被分布到中心之外的地方，结果将是各种因素在不同的部门中不能以相同的比率获得回报。(UD：215一216）
这里，请注意中心的价格结构决定世界价格这一假设。这排除了伊曼纽尔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因为不平等交换的观点恰恰是指，外围的低工资体现在支付给外围产品的低价格之中（参见下面的第九章）。阿明也许会争辩道，价格是与中心的和外围的成本一导致生产率的不平衡（像所界定的那样）和不平等的交换——相对应的那些事物之间的中介。
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中，阿明更进一步地否定了伊曼纽尔的分析，坚持认为中心和外围生产的是同样的产品，并且否认“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是独特的，即它们都具有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IUD:209）这一点似乎这样的：即它与生产什么无关，因为需求无论如何都能够被创造出来，比如说塑料花。然而，即使所生产的商品是不断变化的，它们彼此之间仍然必须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存在交换的或社会分工的基础。特别是，如果使用价值并不是“独特的”，那么就没有不平等专业化的余地，而阿明的分析就会与不平等交换理论一起消失。如果外围和中心生产同样种类的商品，它们必须以同样的价格出售，那么超额一剥削必然作为在外围从事生产的公司的超额利润，而不是通过不平等交换出现的。如果资本只是部分地流动，那么超额利润和不平等交换就能够共存。阿明没有清楚地详细说明所涉及的各种假设。
仍然需要对生产率的各种水平及其发展作出解释。阿明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商品交换是惟一的整合因素时，不同地区的生产率是按照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的。专业化将依赖于比较的(并非绝对的）成本。假设在诸如外围被排除在主要工业部门之外这样的成本模式下，模式将趋于持续存在，或被加强，因为将没有获得工业经验的机会。
一旦资本成为流动的，就难以看到技术、从而生产率水平为什么没有与资本一起被转移。然而正像阿明（IUD:212）所了解的那样，它们显然处于某种状态之中。答案的主要部分的确必定在于对外经济：即个别企业或者不能为自己提供的各种生产条件，或者在工业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地方不需要提供的各种生产条件。例子有熟练的劳动力、供应者的网络、相应的运输服务等等。这些当然就是为什么难以（即，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代价高并因此是无利可图的）在一个新地点从事生产的所有原因。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更早时期，比如说1900年左右，当时中心的工资仍然非常低，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熟练工人手中，而没有被有组织地完全地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参照布瑞夫曼，1974），这就容易理解，对中心现有的资本主义公司而言，没有什么把生产转移到外围去的动力。
然而在现阶段，工资差距是大的，跨国公司具有大量的转移技术的经验，因此，要理解生产率鸿沟为什么会持续存在就困难得多。没有它，阿明的主要论证就将失败。他承认，工业从中心向外围的转移的确是一种趋势，但是又提出了大量的理由说明这种趋势为什么不占主导地位。第一，它花费时间，而且刚刚开始。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它为什么，比如说，会比资本设备的周转时间费多得多的时间呢？第二，资本主义需要中心的高工资来提供一个市场（IUD：213）。即使这是真的（它仍然是消费不足论的另一个版本，我已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批评），但仍然没有解释个别公司为什么会继续在工资高的地方从事生产。第三，他提到了需要国际收支平衡（IUD：213）。这不是问题：如果伴随着资本货物的输出，资本从中心大规模的流出将不会干扰其国际收支平衡。一旦工业已经被转移，那么中心支付进口的能力将被削弱，但总的行动水平，并且因而对进口的需求也会被削弱。对外围而言，阿明愿意接受这种论证；但为什么对中心而言就不愿意继续接受这种论证呢？第四，为了“再生产其自身的生存条件”，外围的发展必定受到阻碍和扭曲（IUD：218）。这只不过是重申了问题。但它为什么以及如何自己再生产呢？他最终相当绝望地断言，比方说，如果墨西哥成为美国的一个十分发达的省，那么“矛盾将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和政治领域”。（UD：381）
总之，阿明提供了一种关于外围发展的似乎合理的解释，外围至少在某些部门保持一种不同的工资水平、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持续的前资本主义模式）和一种滞后的生产率水平的时候，被分阶段地整合进了世界市场。然而，他对生产率的发展，尤其在跨国公司的时代，没有一种适当的解释。德简夫里（1981：第9页）把阿明看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的部分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他对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比大多数人更有经验，然而，他的总体框架却被划归于依附论传统。
五 依附论：资产负债表
依附论硏究的基本原理似乎是：（1）(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被划分为一个中心和一个外围（或同样意义的术语）；(2)外围的各种社会是“依附的”，而中心的那些社会却并非如此；[3]依附性以某些有害的方式制约或扭曲了外围的发展。我将依次考察这三个原理。
依附理论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和外围。弗兰克的确承认卫星、卫星的卫星等的链条，而沃勒斯坦则提出了“半一外围”，但这一术语显然表明了基本的两极模式。如果这样一种分类是有用的，那么，与所有中心经济相区别的所有外围经济必然具有同样的重要特征。非常难以看清它们是什么。例如，请考虑一下韩国、埃塞俄比亚、印度、新加坡和阿根廷。我想，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被大多数依附论作者看成是外围的，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又能得到什么呢？惟一能正当地把它们都划归“外围的”办法就是主张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依附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在于发现“依附”意味着什么。根本的意思似乎是，中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外围的依附国则不是。从任何简单的意义上讲，这无疑是荒谬的；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受外部事件的影响。当然，规模至关重要；例如，美国显然要比新加坡更不依赖于国外市场，似同样地，比利时是比印度更加“依附的”（从那种意义上讲）。事情一定是更加复杂。一种可能的意思是，中心的国家从其对世界体系的参与中获利，而外围的国家则并非如此。我暂时推迟对这种可能性的讨论。我猜想，依附观念中的另一个要索是，世界体系是由中心国家以某种适应其自身目的的方式形成起来的。这可以明智地被说成是主要国家的政治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正是重新塑造世界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完全可以认为，在正式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实施着政治统治，或者把这种政治统治强加于那些从未正式屈服的国家之上。然而，依附理论的要点似乎是：各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市场机制维持着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依赖性，并不需要公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对这个规则而言，沃勒斯坦是一个例外）。如果意思就是这样，则表明没有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在市场体系中没有中央计划机构，没有总体目的。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大量的个别企业和家庭制定它们各自的计划，它们通过市场相互作用。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在这种分析水平上，各国都不是相应的单位。
因此，在依附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必须是主张“依附”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或扭曲，而中心国家的发展却不是这样。这不是一种能够轻易加以评价的主张，因为它预先假定了某些依附国家不能达到的、标准的发展速度和模式。依附传统早期的作者对它们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清楚的；外围甚至将进一步地落后于中心，将不能发展重要的工业部门，并将继续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付它们的进口产品。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把更充分的讨论推迟到第11章，这里仅仅指出所有权威的统计资料将说明什么：不发达国家的产量己经比更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人口也增长得更快，但即使如此，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至少已经跟得上工业产量和输出己经更为迅速地增长了；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关键并不是在某种抽象的或理想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正在做着好事；存在着贫困，工作条件常常是十分恶劣的，等等。关键是，依附理论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给予有用的指导。有一些为“依附的工业化”概念下定义的努力，但是，除了那些在依附理论上有智力投资来保护它的人之外，这没给多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依附理论的一个更有力的控诉是，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的不平衡。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极高的增长率，并将无疑很快地加入到中心国家的行列中去。最广泛讨论的例子在东亚，尽管在南欧和其他地方也有例子。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人均收入数10年来实际上已经大幅度下降。制造业出口的增长已经更大量地集中于一些异常成功的地方。强制地把这些非常不同的案例归入单一的“依附”范畴完全不是有益的。
假设它有这些明显的缺陷，理解依附理论如何以它所采用的方式逐渐支配了激进思想就有点困难，更为困难的是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相异的分析框架。能够加以论证的是（哈里斯，1986，第7章），依附理论，以及相关的观念，适合于第三世界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的确，一种把所有罪恶都归咎于外国人，并且把国家支持民族工业的干预合法化的思想体系，无论对国家机构的人员，还是对正在出现的工业资本，都是十分适合的。依附理论出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虚弱的时期，并在发展经济学中有其根基，它从中继承了民族利益和民族发展的概念。它看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外围”国家内在结构差异的考察。
六 小结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世界范围的交换关系的网络，即把剩余从卫星（外围）导向宗主国（核心）。两人都坚持认为，世界经济不同部分的内在结构和发展主要是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较低水平上的生产组织（企业、部门、民族国家）是次要的。两人都主张，发展和不发达是硬币相反的两面，即一面是另一面的结果。我对两位作者的主要批评是，他们宏大的全面叙述和他们对（有时是有启发性的）特殊史实的讨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缺少的是真正的理论。然而，由于强调不发达的重要性和从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心的和外围的社会形态。在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了其他的方式，并产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过的那种发展过程。在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中心更先进工业竞争的“阻碍”，因此前资本主义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种十分不同于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阿明对不平等专业化的解释依赖于中心和外围相对的生产率水平.他没有对此加以充分解释。他的解释是依附理论最精致的版本，并且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
从更全面的水平上讲，依附理论失败了，因为它不能解释在所谓的外围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十年间爆发的工业化，它也不能有助于说明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注释：
[1]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2] 中译文参见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02页。一译注
[3] 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结构一功能理论把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看成整体，其中所有各个部分都发挥其功能以相互维持并保持整体性，如果个部分破坏了，便会引起其他部分的重新调整。参见[英]布洛克等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35页。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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