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十章 第三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
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原理：即国际关系（政治的或经济的）只能从有关国家的内部结构方面加以理解，这被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和生产方式方面加以概念化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热潮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新发现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分析不发达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适当方法的争论，福斯特·卡特（1976）考察了70年代中期（争论最活跃的时期）。我将关注争论中那些与帝国主义理论有关的方面。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种非常相似的结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1[1]）然而，向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不同的地方釆取了十分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早先的发展阶段和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它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早晚，等等。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在过渡期间尤其复杂，如今在第三世界正在形成着。对第二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的硏究因此必须采取案例研究的形式；没有任何一般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本章第1节考察了由P·P·雷伊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方式连接（articulationof modes of production）的传统和观念。第2节描述了关于印度农业方面的争论，第3至第5节概述了三个有影响的对非洲社会的案例硏究：G·阿世吉关于南部非洲和热带非洲之间差异的研究，雷伊对刚果——布拉柴维尔的研究和C·莱伊斯对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研究。最后，第6节介绍了J·加拉赫和R·鲁宾逊的研究中关于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政治之间关系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非一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一 生产方式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中连续的阶段，以一种预先决定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在过渡时期，旧的方式衰败了，而新的方式首先出现在先前的制度之中，接着取代了它。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积极地破坏旧的组织形式并加速了它们的衰败。在某些阶段，革命重新构建了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因此是一种矛盾关系，新的统治阶级通过与旧秩序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尽管外部的影响可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或者甚至允许跳过一个阶段，但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连续的阶段。当然，这种简要的概述当然是讽刺性的，但我认为它把形成更详细论述基础的关键思想暴露了出来。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有一些支持它的论据。
托洛茨基有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尽管他的思想实质上仍然受到“阶段”论观念的限制，但他强调了（相对）落后的重要性，并且论证说后发社会的结构不同于已经领先的那些社会的结构。这一论题，因为对俄国适用，通过他的著作而被扩散开去（关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和详细的参考书目，参见克耐帕兹，1978；另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55页）。他认为，俄国受到来自更先进的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为抵抗这种压力，俄国政府率先既促进工业发展，又促进初（有限的）旨在提高国家军事效率的社会和行政现代化的程度。与西欧各国相比，国家机器具有相对更大的影响力，而资产阶级的影响力相对更小，而且工业城市与贫穷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短语“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概括了这一现象，意思是说，各国家、各部门和各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但发展不是彼此隔绝的。托洛茨基观点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他强调了国家的作用。除俄国、日本和东南欧有关的部分地区之外，目前就此思考许多地区是困难的；在其他地区，当遭遇西方的压力时，民族国家屈服了。前殖民地的地区常常显示出一个非常相似的扩大的国家机器，尽管它们已经通过不同的道路形成了这种状况。
关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论述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4，1899年第1版）。俄国当时正处于过渡的中间，列宁正在尽力解决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策略问题，仔细地考察了过渡的过程和所形成的过渡形式。他关注的问题实质上是那些与今天不发达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以及其中固有的阶级斗争和可能的阶级联盟。
列宁划分了四种在农村起作用的主要过程。第一，通过进步性的逐渐脱离农业的“工业”行动，商品生产和交换正在出现。这些行动形成了有特色的工业，也许以行会为基础加以组织，但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迅速渗透，并通过交换把彼此之间以及与农业联结在一起（使人想起马克思相似的分析）。第二，当以相对自给自足的家庭为单位的“中农”分解为乡村资产阶级化（kulaks, 富农）和乡村无产阶级，农民中出现了一种进步性的分化。第三，当（封建的）徭役或劳务体系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取代时，地主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农业通过两种途径产生：农民中乡村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最后，在农业自身内部出现了一种发展中的专业化模式，并因而在农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有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在这种过程中，大量的过渡形式被创造出来了：“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列宁，1974：第197页[2]）仅仅通过把它们放到从一种定义相当明确的制度（封建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过渡过程的背景中，列宁就可以弄懂它们的意思。我怀疑，至少部分关于当代不发达国家的争论受到这样的想法的困扰：在没有把它们适当地置于历史过程背景的情况下，就把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特征（列宁描述为“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与不同生产方式的明确特征联系在一起。
在以一种创造性的和非教条式的方式加以运用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分析欧洲历史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地用来论述非欧洲社会，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阶段论”看来，人们必须或者说不发达国家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正处于过渡之中（因而意味着它们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阶段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商品生产；第二，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第三，积累和引入新生产方法的压力。在不发达国家，商品生产的渗透迅速展开，但雇佣劳动和最好的生产率实际水平长期被限制在少数部门之内。或者这些国家没有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那么它们处于什么状态呢？），或者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那么资本主义概念用于什么状态呢？）。人们已经在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尝试。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釆取了最为激烈的路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是从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是否采用雇佣劳动方面加以界定的。这是定义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也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规律十分不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普遍的发展；它是在损害其他地区的情况下促进了某些地区的发展。我已经因为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缺少支持他们口号式概括的任何充分设计的理论分析而对他们提出了批评。阿明的分析是一种进步，在一个来自依附理论的全面框架中，运用了更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它可以被批评，但理由不同。
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来说，一种更忠实于马克思的选择就是把工资关系看做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正如拉克劳建议（上述第8章第3节）的那样，并且论证不同生产方式在一个单一社会中可以共存，或者永存（抛弃了“阶段”观念），或者经历一个非常长期的过渡。.在这段上下文中使用了不同的短语；人们可以谈到（资本主义和从属方式）之间的保存一分解关系，谈到“受阻的”过渡（至少在字面上保留了“阶段”观点），或者，像贝特汉姆在另外的上下文中所做的那样，在没有指出朝一个或其他方向运动的情况下，谈到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所有这些方法似乎从本质上讲都是语义上的；关键是分析的实质。
支持把注意力集中在直接生产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上，并因而集中在作为资本主义明确特征的工资关系上的例证，是由布伦纳（布伦纳，1977）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最有力地提出来的（另参见布伦纳（1985），以及阿斯顿和菲尔品（1985）对讨论的报道）。他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提高生产率的趋势把资本主义与所有先前的生产方式区别了开来：
［沃勒斯坦的］立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就如同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这样的论证与下述观点是不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通过创新促进积累的作用，被构造进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自由雇佣劳动力的阶级关系的结构之中。因为从这种占优势的立场出发，经济发展和不发达两者之间都不是直接相互依赖和彼此促成的。每一个都是特殊的阶级关系发展的产物，都是某种程度上历史中确定的“外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有关系……沃勒斯坦诉诸于这样的立场，认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剩余转移过程的结果……他因此必然以……忽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任何内在趋势告终。（布伦纳，1977：第60—61页）
自由雇佣劳动的存在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才是重要的。第一，因为只有在一个向由劳动的体系中，劳动才能从一项工作中被重新分派到另一项工作上，并被集中到更大和更复杂的生产性组织之中。在资本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聚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地方，资本才能够是真正流动的。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在雇佣劳动体系中，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竞争于是获得了强制的力量。任何不能跟上社会确立起来的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都被逐出局外；积聚和集中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部分因而依赖于工资关系。节省劳动的创新造成多余工人从而使降低成本得以可能，并创造了一种封建制度中所没有的选择，在封建体系中，农民被束缚于特定的土地所有制。竞争迫使资本家使成本最小化，不断地再造一支流动的劳动力后备军。
在封建制度中，再生产所需要的东西是由农民的小块土地来满足的，这样，领地（demesne）的产品，它们也许在市场上出售，都是剩余的产品。一个封建地主，要使短期利润最大化，会试图限制农民的流动（使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减少土地和投入到农民小块土地的劳动时间，但不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而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甚至达到制度的再生产受到威胁的程度。市场机会的扩展甚至能够强化封建剥削和引起生产力的倒退。布伦纳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的波兰（沃勒斯坦特别喜爱的例子之一），“尽管整个经济有出口的倾向，但它最多能够输出其全部农产品的百分之五到七。”（布伦纳，1977：第69—70页）农民小块土地比领地生产得更多，并且每英亩能够产生更大的市场价值，但它们被无情地削减掉以扩大地主的利润。这里，（给予统治者的）利益导致了倒退。如果从根本上讲的话，向雇佣劳动的转变在很长的时期内只对地主有利。在农奴制己经衰败到难以恢复的地方，雇佣劳动才得以运用。
农业中一种替代的制度是小农所有制。这里，如果农民能够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市场再次缺乏强制力（参看卢森堡），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附属再次抑制了灵活性并因而抑制了技术进步。英国是欧洲惟一的在没有产生小农所有制的情况下农奴制已经被消除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其中生产者完全依赖于提供他们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而劳动力本身并没有成为商品。生产工业原材料的农民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完全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够相对容易地扩散开来。
生产方式，是从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加以界定的，因此不是社会制度纯粹形式上的特征，它也没有从纯粹分配的方面来界定彼此对立的阶级。在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决定发达和不发达方面，它具有极端重要性。布伦纳展示了联结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与其动力的机制，并因而论证了它们的关联，并非仅仅是维护它。发达和不发达是阶级结构的产物，而阶级结构本身又是不能被抽象加以分析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
也许关于生产方式作用的最重要和深刻的讨论是由P·P·雷伊提出来的。他在布伦纳的工作之前，更加直接地针对当代不发达国家进行分析；本节其余的部分将关注于讨论雷伊的理论框架，而他对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的案例研究将在第四节论述。在《生产方式的连接》中（它构成了《阶级联盟》，雷伊，1973，下面简写为Alliances的大部分），雷伊提出了他主要的理论观点并讨论了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雷伊，1971，下面简写为Colonialisme）仔细研究了刚果一布拉柴维尔从“世系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奴隶贸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negrier[3]，勒布里斯、雷伊和塞缪尔，1976）是一本研究非洲工人移民既在非洲内部，又在非洲和法国之间——的论文集。雷伊写的“理论导论”是他观点的一个非常好的简要概述。雷伊的工作的出发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关于雷伊所研究的非洲部分地区社会关系性质的争论；关于这些争论，参见梅亚苏（1964）、泰莱（1972）和雷伊（1975），以及《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布拉德比（1975）和福斯特·卡特（1978）在其用英文写的文章中对雷伊的工作进行了有启发性的讨论。关于生产方式的“连接”（articulation）观念，参见沃尔佩（1980）和迈尔斯（1987）。
雷伊的出发点是由阿尔都塞和巴利巴提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巴利巴在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阿尔都塞和巴利巴，1970，第III部分）中，并在此书英译本的术语表中，对这些概念以及它们相互关系作了最好的表述。简而言之，他们坚持认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是一个抽象的、无时间限制的概念，从一种特殊的，严格说来是种确定的连接两个阶级的关系（当然，无阶级的方式除外）方面来加以界定。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概念上的构造；但是一种更加具体的构造；现实社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形态。（这里，有一些棘手的哲学问题，涉及抽象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不想纠缠它们；参照鲁西奥和西蒙，1986）。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两者都必须从它们的再生产角度加以分析，也就是说，它们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必然相互联结产生一种能够至少暂时维持自身存在的作用体系。对这些概念的批判性的讨论，参见卡特勒、兴德斯、赫斯特和胡塞因（1977）。
在理解雷伊的工作中，最相关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社会形态（如同拉克劳的“经济体系”）可以包括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坚持认为，除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外，一种生产方式居支配地位，确定了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或统治的阶级。雷伊的生产方式连接概念，牢牢地扎根于按阿尔都塞风格分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的分析之中。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把少产方式设想为一个接着一个的依次发展阶段。因为一种方式不能一夜之间取代另一种方式，必然有一个长的过渡过程，在此期间，旧的生产方式开头占支配地位，然而允许新的生产方式成长起来，然后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占据支配地位，而旧的生产方式会持续一个更长的时期。雷伊独创性在于坚持认为这个过程如此之长，以至于过渡是一种正常的情形，并且以通常在研究“纯粹”生产方式具有的严密性来分析这一过程。
在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中，两种生产方式不是彼此独立的，恰恰是并肩坐着的。存在着相互作用，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影响另一种方式的运转，这样，过渡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就不能按孤立地分析一种生产方式的逻辑那样来理解。在一种生产方式将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意义上，两种生产方式是矛盾的，但是，在过渡期间，每一种都必定被再生产出来，这样它们再生产的条件必然是一致的。雷伊把这称之为两种方式的“连接”。
在雷伊论述的所有例子中，加以详细展开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像卢森堡一样，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以牺牲所得到的其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为代价的扩张趋势。这种对福斯特·卡特（1978）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同样效果”（homofience，从字面意义上讲，“具有同样的结果”）的坚持使他坚定地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边，并使他拒绝任何（如巴兰和弗兰克所提议的）从资本家的限制性行为角度对不发达的解释：
让我们别再指责资本主义犯下了它所没有犯过的罪行，它是不会想到去犯这一罪行的，即它按照自身的规律总是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发展“不发达”国家的欲望。（Alliances：16）
然而，为什么有些地区先进，而另外的地区则并非如此呢？如果单单资本主义到处都有同样的影响，那么差异必定存在于连接的另一半，即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媒介和土壤”（用卢森堡的话说）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方式之中。雷伊批评卢森堡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方式的内部机制。资本主义继封建制度之后繁荣起来，然而“一般而言，除日本之外的非西方国家，曾经表明并仍然表明，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自己确实是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
雷伊开始继续思考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首先是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这样，与前资本主义方式的连接必然就此把人口中增长的部分排除在前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或者至少保证他们必须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或他们的一段生命花在挣工资上）。在农业上，尤其在基本食物的生产方面，资本主义相对缓慢地使自己得以建立。因此，资本主义的部门必须通过与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者的贸易而为其工人获得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那里，它继封建制度之后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方式，像马克思在其对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需求通过驱逐农民和销售作为地租而榨取的剩余产品而得以满足。
然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够从内部产生。这些地区能够（并且的确）参与交换，并被拉进世界市场，但是，交换加强了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控制并且增强了对植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抵抗。这才是雷伊论证的最重要的部分；他仅就刚果一布拉柴维尔这个特殊地区（第四节）作了详细的论证，人们根本不清楚论证是否推广到了其他地区。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们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为了让这些地区对资本开放，必须取代现有的统治阶级并且改造本地的社会。运用直接的军事和行政强制来招募工人和迫使村民出售专供销售的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雷伊把这种行政强制体系称作殖民的生产方式。一旦前资本主义的框架被改造得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它就能够听之任之。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发展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和当地政府来加以保证：今天不发达世界的“新殖民”模式。正式的非殖民化对资本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威胁。更改了形式的、先前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资本主义的机制不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支持再生产。
雷伊从这个论述中得出了他主要的政治结论。资本主义与觅新构造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互相需要并且互相维持。在同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试图消除前资本主义的压迫形式是不可能的，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俄国，中国）己经能够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消除这些陈旧的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以前的封建地区勇往直前，但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阻碍。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地区通过交换而连接，但前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信号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交换没有改变基本的生产关系并且没有对更合理的生产组织提供任何强烈的促进因素。因此资本主义有好的理由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但还是缺乏手段。当中心的资本主义达到金融资本阶段时，障碍则被克服，根据雷伊，正是在这一阶段，资本才能够从外部强行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部分论证不是十分清楚。事实上，欧洲国家改造殖民地区的生产方式的确要早得多（例如，从16世纪起在拉丁美洲），但是它们强加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雷伊的全部年表适合非洲。金融资本的时代因此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征服的时代，但理由完全不同于列宁所提出的那些理由。（至于按相似的思路对列宁的重新解释，参见米复勒，1976；米夏勒和雷伊在其他大多数观点上是不一致的。）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出现在先前的封建地区，并且经历了那里的全部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一封建主义连接），带来了生产力相应的巨大发展；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世界的其他部分被卷进了交换关系之中。金融资本的兴起是强制征服和转变“不发达”地区的信号，（最终）伴随着非殖民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地位，但由于前资本主义方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发展仍然迟缓。
雷伊大量地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像罗莎，卢森堡一样，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中强制的作用，但是，他区别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封建统治阶级本身采取的强制）与其他的过渡（来自外部的强制），还区别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生产制度的转变（这不需要涉及强制）与无产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他的论证明显地（和公认地）来源于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商人资本的论述。在此期间，雷伊所依据的马克思工作的各个方面实质上已经被忽视了，因此，指出这些来自马克思的根源并不是贬低雷伊的贡献。更蜇要的是，他为殖民主义之后的“新殖民”阶段提供了一种解释，把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其先前的阶段，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连贯叙述联结了起来。
二 印度的争论
大约在弗兰克一拉克劳（关于拉丁美洲）的争论，雷伊、阿里吉和其他人有关非洲的研究的同时，在印度有一个内容非常相似的争论。表面上看，争论点是印度农业是否应该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十分无聊的语义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印度农业的落后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因为缺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鲁德拉（1969，1970以对旁遮普大农场非常朴实的统计调查从而挑起争顶论，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明确界定的资本主义农场主（farmers）阶级。帕特奈克（1971a，b;1972）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批评，而查托帕迪埃（1971a,b）则指责两人都是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继而出现了一场全面的混战（巴纳吉，1972,1977；弗兰克，1973；沙乌，1973；阿拉维，1975）。麦克伊彻因（1976）和福斯特·卡特（1976）考察了这场争论。
普遍的观点是，“绿色革命"（各种高产作物的引入）与农民之间差别的扩大有关，因为富裕的农场主更能够承担必要的灌溉和肥料的费用。所有争论的参与者（鲁德拉除外）似乎都己经同意，这体现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争论点是印度的农业在殖民期间（1949年之前）是否（像查托帕迪埃所认为的）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使“绿色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之内的一种发展阶段，或者，农业是否（像帕特奈克和其他人所主张的）以前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的事实是争论双方的共同基础：农业部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市场而生产，一部分农村人口（30%〜40%）是由农业雇佣工人所构成的，但是，生产方法上的发展却一直非常缓慢，没有什么剩余作为再投资。（对这些事实及其历史背景的有用的回顾，请参见阿拉维，1975。）
为方便起见，我们忽略争论的时间顺序，而从査托帕迪埃开始。他认为，印度农业尽管仍然处于过渡之中，但实质上早就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印度与列宁时代的俄国实质上处于同样的境况。缓慢的发展速度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是缓慢的。简而言之，他重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这种分析，每个国家实质上依次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麦克伊彻因（1976）大体上支持查托帕迪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过渡的分析方面对印度所作的诊断，但更强调外部的因素。他不愿意接受任何认为生产方式可以被“组合”的观念，除非在相对短暂的过渡吋期，而是认为，印度幸存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掩盖了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帕特奈克（1971a,b;1972），以及沙乌（1973）和巴纳吉（1972,1977）也把表面形式和根本现实区别开来，但以此支持相反的结论。她主张，雇佣劳动的存在并不是印度农业是资本生义的真凭实据，因为假如缺乏就业机会，工人就不是真正自由的。此外，如果剩余没有被生产性地投入到同一部门或者甚至同一企业，那么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否从积累方面来定义资本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是另两个主要特征、其二，定义是否适用于公司或农场的层次，或是某种更高的层次。布伦纳（上面札已经讨论过）在欧洲的背景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引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提高了生产率；而印度的争论则因为印度明显缺少这种关系而有所不同。弗兰克（1973）注意到，在英国，剩余的确被当作了投资。
定义是一个语义问题。重要的是发现产生积累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及积累所采取的形式。帕特奈克对殖民时期农业的停滞有一个解释。因为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英国的竞争使得工业没有发展，这样，农产品市场萧条了。农业受到了“古老的资本形式”（商人资本，高利贷）的剥削，“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导致前资本主义方式没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建的情况下慢慢地瓦解了”。（帕特奈克，1972：A一149）独立导致了（国家资助的）工业的发展，并因而为农业投资提供了机会。帕特奈克于是认为印度农业在殖民时期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但她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可以选择的分类。
巴纳吉（1972）和阿拉维（1975）提出了“殖民的生产方式”概念来涵盖殖民地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巴纳吉后来抛弃了这一观念，因此我将关注阿拉维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共同的特征，但这个概念不同于雷伊的“殖民方式”。）阿拉维的主要观念是想恢复经典的作为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概念。他认为，殖民地印度既不是封建的（因为有普遍的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没有什么积累）。他不愿意谈论各种方式的组合，因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只能共存于矛盾的状态中，并且没有人曾经“证明乡村‘资本家’阶级与‘封建的’地主之间存在着任何冲突”。（他显然没有注意到，人们差不多能够同样地说早期的现代英国。）不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把殖民主义对应于资本主义的或封建制度的一个阶段，因此，它必然是别的什么事物，一个“殖民的”阶段。他的殖民方式的特征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内部的断裂、普遍的商品生产、剩余向宗主国的转移和缺少积累等等（对照巴兰的“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或阿明的外围资本主义）。如果让阿拉维选择的话，他有资格把这称为生产方式，但它远不像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它没有明确的生产关系，它没有界定任何具体的阶级对立。把它称为生产方式很难看到能够获得什么。
巴纳吉（1977）发展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积累这个观念。生产方式是必须通过分析才被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的确定整体”，它不能够被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如商品生产，或雇佣劳动之类）。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可以与多种多样的“剥削形式”兼容。然而，不同方式的“运动规律”又如何加以区别呢？它们似乎就是那些控制生产的人的不同的（社会地决定的）动机或目的。资本主义是为积累而进行的生产，封建制度则倾向于满足地主的（社会地决定的）奢侈消费的需要，并且“宗法一农民”（patriarchal—peasant）的方式受农民家庭生存需要的支配。他认为，尽管种植园农业中表面相似的生产单位是资本主义的，但拉丁美洲的大庄园（latifundias）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它们倾向于资本积累，虽然“仅仅从长期看，是一种受封建消费方式支配的、相对缓慢和主要是零星的趋势”。（巴纳吉，1977：第16页）我发现这种区别难以理解。尽管在这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中有许多附带的巧妙之处（如，证明雇佣劳动在13世纪的英国就像在目前的印度农村一样普通），但主要的论证似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悬而未决。“运动规律”来自何处？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和动机的社会基础是重要但被人们忽视的主题，但是它们必须得到解释，而不是被当作解围的事物（deus ex machina）引进来用以界定不同的生产方式。我想，在社会结构的相对持久的特征中寻找它们的基础将使我们回到生产关系。
从印度的争论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剥削形忒”（雇佣劳动，农奴制等）的作用。许多作者已经指出，表面的或法律的关系也许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名义上独立的农民也许依赖于商人的贷款和得到一个与其说是真正的市场价，不如说更像计件工资的产品价格。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法律的和真正的关系之间作出区分。例如，当奴隶真正是能够在奴隶市场上买卖的奴隶时，主张奴隶种植园能够是资本主义的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根据布伦纳的解释，有强烈的理由认为（真正的，不是法律的）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适当的分析水平：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生产单位，或其他什么。这不是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能够选择在一个水平上分析而不顾及其他；对世界体系的任何适当的论述必然包括它们全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惟一的问题是语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等修饰词能够附加在什么样的实体上？人们能够谈起一个资本主义的农场，或一个封建的国家吗？孤立地看，这些都是无意义的问题。
三 阿里吉
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和转变的某些最有创见的工作出现在关于非洲的研究之中，也许是因为资本主义最近对非洲的渗透比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要多得多。我将讨论三位研究非洲的作者：阿里吉、雷伊和莱伊斯，而从乔瓦尼·阿里吉开始。他的最重要的稿件——有些作品是与约翰·索尔合作的——收集在《非洲政治经济文集》（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阿里吉和索尔，1973，以下简写为EPEA；尽管原文在书目中列出，页码出处根据本文集）之中。这些论文中最著名的是《历史视野中的劳动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硏究》，它完全可以被当作是一篇杰作。
阿里吉研究了资本主义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渗透。他认为这个地区分为两个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的两个区域：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在他对两个地区的分析中，隐含的（有时相当明确的）截础是关于当地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连接的论述。从阿里吉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把热带的和南部非洲的当地社会看做实质是原始公社制的：
热带非洲的大部分人口由独立生产者组成……个人通常能够通过部落的或家族的权利而获得土地。通过买卖而获得或转让土地是相当罕见的。……市场交换是……外围的……。从政治上和/或经济上讲，封建的因素、土地所有者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或者不构成国家的权力基础，或者并不十分重要。（EPEA：13—14，141）
然而，本地的农民对各种市场剌激因素——供应商品和任何时候提供给他们的谋取工资的工作（尽管不是其他因素）——都一对非常敏感。与雷伊相比较，阿里吉并没有把当地的生产方式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热带非洲的缓慢发展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来扩大对劳动力和前资本主义农业产品的需求，并不是因为两者之』的供给不足。
热带非洲的主要特征起源于资本主义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程度。在资本主义渗透的更早阶段，主要需求的是非熟练的劳动，而性质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是由保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立场的流动劳动者来满足的，在那里，他们的家庭能够生产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并且相互的义务保证了个人生病时和老年时的安全。低工资、低熟练程度的模式发展起来了。阿里吉认为，这种流动的劳动力是农民的一部分，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生存是在前资本主义部门得以保证的），这样，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然而，现代的国际公司运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需要更少量的半熟练工人。因为即使半熟练劳动也需要劳动力的稳定，因此训练工人是值得的，这反过来需要工资的大幅度增长，超过流动工的水平，促使工人切断他们与传统经济的纽带。同时，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殖民地权力的国家机器支持相对高工资的精英和准一精英阶层。阿里吉把这些集团一起统称为“工人贵族”（尽管承认这一术语有些不妥）。在缺少任何真正的当地资产阶级或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情况下，这种工人贵族构成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参照第十章第五节莱伊斯的论述、可以理解，国家政策支持相对高的工资，这促进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的运用并相应促进了低水平的就业。
结果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其中，（小的）现代部门相对而言没有提供什么就业机会，并且没有怎么购买传统部门的东西，因为工资相对较高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把其收入花在现代部门的产品或进口产品上。对进口产品的高度需求，加上缺乏真正的资本货物部门，导致贸易收支紧张，它制约了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任何加速增长，而前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因缺乏任何来自需求的剌激而停滞不前。农民的相对贫困可以导致分化和资本主义农场主中富农阶级的形成，但对农业产品需求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正在产生的富农扩大雇佣劳动的动机和经济能力，这样……在没有把小农阶级稳定地吸收到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下，它往往是产生了一个贫困的小农阶级。”（EPEA：126）
这种明确的表述与帕特奈克的观点（第十章第二节）和“依附理论者”十分相似。阿里吉主要关注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对阶级结构的影响，然而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国外投资应该采取他所描述的那种特殊形式。另外，他几乎毫无商量地假定，小规模的、以当地为基础的发展没有前途；莱伊斯对肯尼亚当地资产阶级形成的讨论（第十章第五节）显示，发展的前景也许比阿里吉所设想的更好。（有关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全面的讨论，另外参见下面第十一章。）
德简夫里（1981）对拉丁美洲农业和发展的分析与阿里吉对热带非洲的描述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德简夫里认为，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盟。保护措施提高了工业产品的价格，而许多政策措施（包括食物进口）抑制了主要食品的价格，使得工资得以控制。食品生产是不赢利的，并被留给了农民，而大种植园专门从事于非食品农业出口商品的生产。政策被用来支持出口农业部门，以便获得地主的支持和支撑贸易支付差额；出口部门也从廉价食品和低工资中获益。食品生产中的投资是不赢利的，这样，食品生产增长缓慢，为未来留下了隐患。拉丁美洲的阶级结构不同于非洲的阶级结构（工资被压得低，并不高，因为当地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原因），但结果却非常相似：两种情况下农业部门都受到损失，农业增长也受到损害。
相比之下，南部非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以规模大得多的资本主义渗透而闻名（矿物发现的结果），另外的突出之处是出现了富裕的定居的殖民资产阶级，这种早期繁荣所创造的各种（真实的和想象的）机会使他们得以产生。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之间的差异因此来自于资本在两个地区所发现的不同机会，而不是来自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任何重要差异。阿里吉研究了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尽管他坚持认为南非的发展是相似的。
在资本主义渗透的早期阶段，在当地招募足够的劳动力确实是困难的，并不是因为非洲人完全不愿意对市场刺激因素做出反应，而是因为与按矿山准备提供的工资比率从事雇佣劳动相比较，努力地生产用来销售的商品会带来更好的现金回报。在这个阶段，非洲农民能够在不参与货币经济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产品或劳动力的出售都是使用剩余劳动时间来提高生活水平。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简单的：非洲农民被逐出土地，这是原始积累过程的典型特点。然而，值得稍微更细致地考察一下罗得西亚原始积累的一些独特的方面。农民被驱逐出土地不能够立刻发生，因为需要为矿业部门提供食品。罗得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在很早的阶段（1902年）就被剥夺了（EPEA:195），但非洲农民仍然占有土地，因为土地是充裕的而劳力却是缺乏的。欧洲的土地所有者最初是通过“半封建的”的关系来剥削非洲人的：勒索劳务或货币形式之类的地租。地租和税负迫使非洲人进入货币经济，但并没有迫使他们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只是出卖他们的产品。直到1921年至1923年的萧条之前，从现在的赞比亚和其他地方来的辖区之外的非洲工人对罗得西亚的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在第一阶段期间，不同的相反趋势也发挥着作用。非洲农民投资改进生产工具，主要是“土地一使用”型的工具（挽畜、犁），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但同时他们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变得更加依赖干货币经济，越来越多地被欧洲资本主义农场主排斥在最好的土地之外。由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市场上交易的供应品，压低了非洲人通过出售其产品而能够获得的价格，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由于土地的缺乏和随之过度耕作而造成的肥力损失而有所下降。1921年至1923年的萧条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当时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从那时起，非洲的居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依赖于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与热带非洲的农民处于十分不同的状况。
随着部落保留地区家庭其他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当，非洲工人在农业经济中保持的立足点允许工资降低到单个工人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垄断市场供应的工业引进了更现代的技术并“稳定了”各部门劳动力时，非洲的平均工资上涨了，而其他部门无产阶级的工资则维持在单人生存的水平。阿里吉以更简练的句子总结道：“实际工资保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水平上，并不是因为供需的力量，而是因为政治一经济机制，它保证了按‘期待的’工资率的'期待的’供应。”（EPEA：214）
阿里吉的分析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分析的极好应用。它常常被误解为只是提出了某种特定的殖民机制；我感受最深的是，比如说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起源而言，它是多么的相似啊。“半封建的”阶段和农民受自身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个别土地所有者的驱逐，这些都是人们相当熟悉的。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地方那里存在着表面上相似昨“半封建的”结构（例如，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制度）——迄今为止已经以一种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了。阿里吉的解释似乎是，罗得西亚的经济迅速扩张是因为具有众多民族（殖民者）资产阶级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植入。
四 雷伊
雷伊的一般理论框架已经被讨论过。他对资本主义在本国之外的影响的分析实质上依赖于对刚果一布拉柴维尔“世系”社会的个案研究（雷伊,1971）。在把严谨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对其渗透的细致硏究结合方面，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成果。雷伊主张，第一，他能够对世系生产方式下定义（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在所研究的地区安置下来之前，这种生产方式是占支配地位的；第二，地区的历史能够通过非常谨慎地考察资本主义的和世系的生产方式的互动来加以理解。尤其是，在奴隶贸易期间，世系生产方式非常适合于形成供输出的奴隶供应，而在生产出口货物上则非常不足，并且完全不能够独立地或者产生无产阶级，或者产生一个可以提供食物的市场来支撑无产阶级。这些事实确定了它与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历史条件。
雷伊认为，世系生产方式确定了两个阶级：首领（或长辈）和他们的依附者（或晚辈）。每个首领都有一群依附者；个人由（真正的或名义上的）家族关系而确定了在制度中的地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不同规模的团体中进行，首领的生活必需品主要在其自己的家庭内生产。各个团体由交换网络联结起来，由首领加以实施；首领的阶级地位和世系生产方式由首领在这些交换中的作用来决定。以前的交换中获得或由依附者的剩余劳动生产的“贵重货物”（prestige goods）被用来相互交换，交换奴隶（在1920年以前），或交换女人（作为团体成员的新娘，为她们支付嫁妆或“聘金”）。
其他作者已经把这种制度（或相似的制度）描述为是原始一公社的，即无阶级的。雷伊提出了一个非常仔细的阶级定义：
我们将谈到任何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其中，一个特殊集团控制着剩余产品，部分或全部剩余产品被用作直接生产者与这个集团之间各种依附关系的再生产。（雷伊，1975：第60页）
资本主义也通过交换关系（劳动力的出卖）来界定，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就像在世系社会中一样，剩余产品也许并不专用于统治阶级的个人消费。有争论的是，首领（长辈）不是一个独特的阶级，因为晚辈们会依次继承，但雷伊反驳说，大多数人口（奴隶和他们的后裔、妇女、大多数自由的男性）被排除在外。
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而言，奴隶制和奴隶交换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懂得，世系社会中的奴隶制度完全不同于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制度。当犯下一个罪恶（偷窃、行巫术）时，罪犯可以被移交到被冒犯集体的首领手中，这样，奴役总是把个人放到其原始的集团之外。接受罪犯的首领可以把奴隶继续交换或把他安置在自己的集团中。一旦被安置下来，他就不再是可以买卖的并且获得一个实际上与集团其他成员没有多少差别的身份。奴隶的生产不存在，永恒的奴隶身份也不存在。雷伊争辩道，在一个人口是主要资源的社会中，这种“男人的流通”与“女人的流通”（作为妻子）一起发挥作用，使人口从过度密集的集团重新分配到人口不足的集团。
可以轻易地看到这种制度是如何适应于奴隶贸易的。常常引起争议的是，伴随商人资本的商品交换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并且人们立刻就会认为，在整个16世纪至19世纪晚期期间，差不多有数百万奴隶（从整个非洲）的输出己经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相反，雷伊则认为，在这期间世系社会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奴隶贸易只不过是这些社会正常机能的扩展。
欧洲贸易者通过沿海的王国等级制的世系社会——而得到奴隶，每一个王国都垄断着为数不多的可用港口中的一个。贸易者通过重要世系的首领购买奴隶，这样，与欧洲人的贸易就被同化到首领之间的交换制度之中。沿海的世系社会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佣金等等），这可以被用来获得比所输出数目更多的奴隶，这些奴隶于是能够被安置下来并融合到社会之中。“在整个奴隶贸易期间，罗安哥（Loango）王国为其自身既充实了商品，又充实了人口。”（Colonialisme: 279）对更遥远的内地各世系社会而言，情况也大体上一样，它们充当了把奴隶运往海岸，向内地运送欧洲产品的传送带。在这期间，属于“贵重货物”范围的东西来了，差不多全是欧洲产品一统天下。占统治地位的首领的财富和权力增长了，他们之间交换关系的网络扩展了而不是被破坏了。“世系社会居民的减少因为控制人口流通的机制而［得以］缓慢下来，最重要的是通过所获得的部分奴隶的再次进入机制而得以补偿。”（Colonialisme: 279）居民减少的主要地区是遥远的内陆，在这些地区没有一种世系结构或那里的世系生产方式是软弱的，无法供养净得的奴隶。这就阐明了雷伊的总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交换关系并不必然毁掉前资本主义社会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铺平道路。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因为非洲之外的各种原因），欧洲商人试图发展产品贸易以作为替代。所涉及的产品主要是象牙和橡胶，以传统的和极端浪费的方法所获得的狩猎和采集产品，这有可能破坏这些产品的自然资源。在1898年至1900年期间，一直正式对该地区实施控制的法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特许公司”之间划分版图来建立“合理的”出口生产。在雷伊的论证中这个事件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开端的失败是他证明资本主义无力首先通过经济手段来使自己得以确立的主要证据。特许公司发现它们不得不不去应付当地的首领，因为法国殖民权力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作用。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企图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付给首领的）工资是高的，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和工人的储备是不可靠的。公司最终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内陆的贸易点，而不是在海岸继续从事传统方式的易物贸易。贸易在数量上受到限制，因为世系社会仅仅通过交换来满足其对贵重货物的需求。生活必需品继续依赖市场范围之外的传统生产。因为釆用浪费的生产方法，供给枯竭并且公司实际上不再存在。
在雷伊看来，从1920年军事征服完成起直到1934年，这期间的特征是殖民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强制补充和产品的强制出售。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系生产方式连接中的第一阶段，相当于本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主义和世系社会之间以前的关联完全是外在的，并没有构成一种连接。由强制招募的劳工修建的刚果一大西洋（Congo—Ocean）铁路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以1.5万或2万条生命为代价的项目。
开始，在特许公司破产之后，一个“维持生存的”社会仅仅与商业资本交换以满足其对显赫货物的需求。后来，从1934年（甚至1932年）至今，劳动力的“自由”出售……并且继续助长了产品的出售。这是因为，在铁路修建期间，那些曾经以自给自足经济为生的工人同时成为了雇佣劳动者和购买者；而那些仍然留在乡村的男人以及尤其是妇女则变成为供应品的销售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被打破了……在第一阶段期间，一方面是工人，另一方面是产品是通过暴力而获得的，因为社会不知道如何对待“支付”中强行接受的货币……但很快情况就完全颠倒了，货币成了……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聘礼的媒介。（Colonialisme：365—366）
尽管行政当局肯定抱着一种“文明化的使命”（将文明理解为资本主义），但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为转变世系社会而有意建立起来的。它们发现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什么选择。
1921年，行政当局被事实所迫，惟有采用适合于他们计划范围的干预形式：生产方式自身的重组……我们认为，所做出的众多经济的，甚至是技术的选择具有转变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功能（无论它是否是那些负责人的有意识的目的——G·索特尔并不断定他们具有足够的智慧曾经自觉地尝试这样的干预）。（Colonialisme；367）
世系生产方式通过嫁妆（聘礼）的货币化而适合资本主义的需要。雷伊强调指出，世系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是通过货币形式表达的，根据雷伊，正像货币地租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货币表达。作为世系首领之间聘金支付的货币流通通常没有被转向其他目的。同时，首领要求年轻男子挣钱给他们来支付聘礼。以聘礼形式支付的可用货币的数量因此不断地增长，并且聘礼的水平也相应膨胀。年轻男子为了支付他们的份额而被迫为工资而工作或出售产品，这样，通过把产品，首先是劳动力逼到市场上，世系的生产关系，首领对女人流通的控制从而适应了资本主义的需要。同时，聘礼的膨胀使它保持在雇佣劳动者力所能之外，除非它靠首领积累起来的储蓄而得以增加，这样，首领便维持了其控制；世系关系得以维护。
在殖民期间，世系社会的政治结构首先受到蔑视和破坏，接着便在很大程度上按经济一社会结构同样的方式被重新构建。传统的首领体制被吸收进了行政管理，而部落、氏族和世系间先前的统治模式则再次出现。独立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政府初生的本土资产阶级和政治领导阶层都来源于同一个控制着奴隶贸易并从中受益的集团，这是一个具有数世纪作为资本主义和土著社会之间中间人活动经验的买办集团。
这一阶段为新殖民时期做好了准备。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纯粹经济的方法来关注其自身的再生产，但需要一种前资本主义方式伴随它，以便提供额外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还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提供食物。与先前的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更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相对而言得以充分理解。在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第一次大萧条，接着是世界大战使发展中断，经过20年的间隔之后，这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充分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动力是宗主国金融资本在出口部门的投资。只有宗主国的资本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殖民时期已经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但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资本主义的阶级。世系方式的转变已经确保可以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区域的自然资源现在对资本主义开发打开了空间。外部市场占支配地位，因为由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创造的内部市场主要是食物市场，通过小规模生产来满足。
雷伊关于新殖民时期的最重要的主张是：前资本主义的（世系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仍然阻碍了发展。这不再是劳动力缺乏问题，而是“部落制的”政治在新独立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政府的统治问题（尽管这是有待证实的，而不是被证明了的）：
世系体制的加强无疑阻碍了“发展”。许多善意的欧洲观察者相信，从技术的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府会有兴趣支持有效率的现代官僚政治来反对部落制的官僚政治。他们忘了一件事，即资本主义并不是对发展的技术层面感兴趣（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对社会层面感兴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榨取剩余价值。（Colonialisme；462）
因为这个原因，资本主义政府支持部落制并维护世系的生产方式，在世界的其他部分维护其他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今天扮演了一个实质上是反革命的角色：它维持现有的最古老的形式；当它们受到威胁时，它恢复它们（参见乍得苏丹领地的例子）。”（Colonialisme：463）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被资本主义所维护并随其兴衰。除非速度太慢，否则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不必去除这些古老形式的负担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去除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所承受的双重负担；战胜资本主义也将扫除前资本主义的形式。
雷伊的分析有待商榷。首先，能够加以证明的是，世系社会事实上是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制度。这种批评会伤害雷伊的分析必须建立在主导方式的确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这一主张，但却不会触及他的解释。其次，“殖民的”生产方式的观念实在让人不满意。这一观念似乎是雷伊的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对此他后来加以拒绝）的产物：必定存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并且在那个阶段它不能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尚未确定。这只是一个行关当地水平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其本国有可靠的再生产的基础。在其他情况下，雷伊坚持认为，生产方式必须通过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界定，阶级关系再生产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在殖民的生产方式中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它联结了什么阶级？殖民组织显然不再生产它自己：确切地说，它生产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根本不需要把殖民主义描述为一种生产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劳动力的强制招募和产品的强制出售描述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它是由某一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和世系的生产方式的连接而产生的，并且有助于资本的利益。
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不管其他大陆如何，雷伊所研究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的地区对非洲其他地区具不具有典型性（参照克鲁梅耶和斯图尔特，1981；樊·宾斯伯根和盖希勒，1985）。雷伊主张世系社会能够承受奴隶贸易的影响并且能够在其基本结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这一主张似乎不适用于非洲其他地区。在许多地区，奴隶贸易毁灭性的影响得以相当充分的证实（例如，阿明，1976：第319—322页，以及所引用的参考书目；有关对资本主义历史中奴隶制的更广泛的讨论，参见迈尔斯，1987）。阿里吉发现，在非洲其他地区，土著居民从一开始就愿意出卖农产品和劳动力，尽管只是当价格合适的时候。武力在南部非洲被用来把非洲人逐出土地和强迫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就像在欧洲一样；它并没有被用来驱使人口进入市场，而是把想要的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然而事实是，武力被运用了，而且它是来自于外部，并非来自于当地的统治阶级，这样，雷伊的分析并没有被完全摧毁。
五 莱伊斯
可以理解，第一批关于第三世界生产方式和阶级的作品主要关注农业中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存在。随着阶级结构变化的凸现，重点落到了农业人口中无产阶级的形成方面。许多作者接受了依附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并且解释说，他们假定发展缓慢是根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存在。能够把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引导到依附论的框架中去，在这方面，阿明（第八章讨论过）就是一个范例。
莱伊斯（1978）对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研究标志着争论中的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因为他以前是作为非洲背景中依附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出现的（莱伊斯，1975），如今他明确地抛弃了这一观点。他证明，肯尼亚在全部重要时期都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步扩展，提高了工业的生产率并且有（一部分的）资本入超净额（net inflow）。依附理论家曾经主张，第三世界发展的例子是“例外的”；肯尼亚的案例并不是如此轻易就能解释过去的。同时，莱伊斯与沃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过程正在进行之中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关于沃伦，参见下面第十一章、他反而为特例研究辩护以说明为什么发展在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地方进行得更迅速。
在殖民化之前，在如今的肯尼亚中部，一个“积累者”阶级己经通过向新的区域移民、掠夺和贸易得以控制了土地和牲畜。他们作为殖民政府的“首领”安置下来，得到了使用被殖民者剥夺的土地的权力，但是能够通过教育、雇佣劳动和商业来保护，甚至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还确定了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支配地位，并且当国家获得独立时以强势集团的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个已成为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集团，能够在整个殖民时期转移在征服之前所积累的资本，并且在殖民时期结束时以统治阶级的身份出现。（莱伊斯相信M·科温奠定了这种分析的基础，主要在未发表的论文中。）国家在其后的阶段中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国家机器控制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加大了本国资本积累的范围和速度”。（莱伊斯，1978：第250页）殖民者的资本主义已经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无产阶级，基础设施）。受国家资助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接一个部门取代了殖民者，先是农业，然后是城市房地产业、商业，最后是制造业。莱伊斯坚持认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角色，而是“反映了本土资产阶级的现存阶级力量，以他们已经取得的资本积累为基础。”（1978：第251页）他把“现代化精英”的观念，以及把国家看做是国内外资本之间调解人的观念当作“神秘化”而加以拒绝。虽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观点，但他也许已经把它夸大了；当然，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政治精英也不得不权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和构建一个可操纵的权力集团。仅仅把国家当作统治阶级的被动工具，这未免太简单了。
在20世纪70年代，原始积累继续以“各种现代的掠夺方式”进行着，而国家假装看不见，但是也有一个本国资本从有着快速回报的商业向制造业的运动，制造业的回报尽管更慢但却更可靠，因为那里更少竞争。民族资产阶级稳定了其地位并且开始扩展既定资产阶级的所有附加权利：出现了不同门类的资本、与此相关的附属团体（律师、会计等）、独具特色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私立学校、杂志等）、阶级组织（肯尼亚雇主联盟）和阶级意识。
莱伊斯不认为肯尼亚的例子具有典型性；它以肯尼亚经历的某些特殊性为基础，尤其是存在着一个经历殖民时代而得以充分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积累者阶级，以及存在着一个殖民者阶级，这为民族资产阶级所准备接管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他的例子都具有其自身的特征（鲁贝克，1987，包括由不同作者所做的关于非洲不同部分的研究）。莱伊斯的确主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外围的社会结构中得以极大的扩展，生产力能够在其中并通过它们而得以极大提高，因为在殖民时期之前以及期间，不得不主要考虑阶级力量结构的理由是：由不发达和依附理论而展开的某些泛泛的理由不能确定这种发展的限度。（莱伊斯，1978：第261页）
六 加拉赫和鲁宾逊
当然，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已经得以广泛研究，但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一直都极不情愿从总体上把帝国主义理论化或系统化。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几乎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职业素质。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外就是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鲁宾逊的工作；我将指出，他们预见到了本章其他各节中所讨论的某些主题，虽然运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文体和术语，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向他们的工作学习。由论述“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加拉赫和鲁宾逊，1953）的创新性文章而引发了《非洲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鲁宾逊和加拉赫，1960的全面研究。某些新近的文章（鲁宾逊，1972，1986）概括了鲁宾逊如今称之为偏心的（excentric）帝国主义观；关于他至1988年研究工作的全部书目，参见波特和霍兑德1988）。
1953年的文章就开始抵制认为19世纪中叶的“自由贸易”时代是一个对帝国无足轻重的时期这样一种观念。因为加拉赫和鲁宾逊指出，这一时期英国没有放弃任何领土，正式的帝国的确引人注目地扩大了，而不正式控制的地区甚至得以更进一步的扩展。鲁宾逊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更强调的第二个主题是拒绝现有各种理论的欧洲中心论，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帝国（empire）历史中的重大发展必须用帝国中心的相应发展来加以解释，殖民地只不过是中心各种事件的被动牺牲品。偏心理论（“偏心的”，欧洲之外的中心，是欧洲中心的人为对立面）强调了帝国主义当地合作者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的术语来说，买办），这是一个令人回想起弗兰克（后来）关于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概念的观念。
帝国主义者致力于获得“便宜帝国”，以最小的成本和风险而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他们宁可操纵而不是直接控制，他们尽可能地依赖于当地的合作者和使用当地的资源。强迫接受正式帝国意味着这种政策的失败，当失去不正式的控制时，是勉强采纳的。不同的非欧洲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因而为操纵和不同种类的潜在合作者提供了不同的机会。不同地区帝国主义历史的差异能够通过本土社会结构的差异，通过伴随外围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发展，而不是通过中心的变化来解释的。
鲁宾逊（1972，1986）一方面指出了欧洲殖民地区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指出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区之间的差别。白人殖民者是理想的合作者：文化上与欧洲相联，准备并且愿意寻找出互利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因此，在拉丁美洲是非正式的英国帝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权力稳定地转移到当地政府手中。相比之下，在非洲和亚洲，“欧洲化在制度上的障碍被证明是难以克服的”。（1972：第276页）缺乏当地的资产阶级，并且帝国的权力不得不归于寡头统治集团和当地的精英。当这些地区被拽入网络时，当地的政治体制被动摇了，而帝国主义者迟早被迫选择撤退或取而代之，或者选择“从外部重新建立合作”。（1986：第278页）原来的模式仍然建立在可利用的当地资源的基础之上。在力量的不平衡达到其极端的情况下，在天平的一端，殖民地总督“摧毁本土结构”并且“强加最苛刻的条件”。（1986：第278页）有趣的是，鲁宾逊所提到的例子是刚果一布拉柴维尔（参看上面第十章第四节雷伊关于殖民阶段的论述）。更常见的是，当地的结构尽管能够保留但被重新构建了，并被迫承担了帝国大部分的费用，提供了帝国大部分的人员；分裂的印度既自我征服，也付出了代价。
（正式）帝国的结局是以相似的术语加以解释的。帝国主义依赖于一系列的“契约”：欧洲列强之间的“契约”（例如，分裂非洲的各种协议）；帝国主义者和合作者之间的“契约”；合作者和受统治的人众之间的“契约”。1940年以后，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相对于美国、苏联而言欧洲殖民列强力量的衰退，这些帝国都非常迅速地崩溃了。帝国变得太昂贵以致于不能维持下去。（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119一120页）
我们将如何对待这种解释呢？至少就所涉及的要点而言，我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这至关紧要的话父鲁宾逊确实正确地评论道：“没完没了地争论帝国主义是出于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动因看来归根到底是无用的。”（1986：第281页）的确，接受加拉赫和鲁宾逊的叙述将涉及到抛弃这样的观念：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阶段，但这一观念看来实在是太陈旧了。另一方面，我怀疑加拉赫和鲁宾逊有点过分强调他们理论的“偏心”因素。他们完全认为（资本主义）欧洲的扩张冲动是理所当然的，试图通过在外围按其方法所发现的障碍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例如，鲁宾逊（1972）几乎是随便地断言，欧洲是把各种非欧洲经济整合进市场和投资体系中并且保护它们对抗竞争的动力之源，并且不容争辩地假定，欧洲在整个过程中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巨大优势，允许它随时随地以所需要的代价维护控制。欧洲人领先程度和特征随着时间的变化肯定有所不同，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不同选择的相对代价，而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结果，从（正式的或不正式的）控制中所获得的各种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是不同的。如果通过不同行动过程给（帝国主义者）所提供的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历史，结论必然是，成本和收益既受中心，也受外围发展的影响。
七 小结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直接生产者及其直接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各种生产方式，并把它们看做是社会发展各个连续的阶段。这种方法仍然能够被维护，但当它运用于现代不发达国家时，它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一种选择是把各种先产方式重新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否认生产关系的适用性，但足，这其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另一种选择是，通过证明各种生产关系能够，或者持久地或者经历非常漫长的过渡而共存于一个单一社会中，来修改作为连续阶段的生产方式概念，即各种生产方式的“连接”。实际上，这仅仅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但许多作者己经用它对特殊地方的发展做出了有启发性的论述。
争论中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在解释发展或不发达时，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如何？对某些作者来说，它们居核心地位，而其他人则用能够在多种社会体制中出现的各种因素来解释不发达的持续存在，比如剩余的榨取，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不平等交换等等。我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单一的解释未必适用于全部发展阶段中的所有情况，这样，一种完整的理论可以吸收两方面的观点。国家政策至关重要：不断增多的大量重要文献把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与阶级联盟和国冢政策联系了起来。政治独立是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扩大了当地政治力量的行动范围，尽管它不会自动地保证民族的政治自主权。第二（并且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生产关系中的变革如何能够得以分析？某些作者把生产关系看做是非常持久的，仅仅作为灾难性事件（比如征服）或持续阶级斗争的结果才发生变化。而其他人则把“剥削形式”或“劳动力被招募和补偿的方式”看做非常容易改变以适应各种经济条件。我还是不清楚人们能不能确定地概括出来。
注释：
[1]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这段话出自《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作者所标页码有误，他后来给译者的电子邮件指出了这一点。——译注
[2] 中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贞。
[3] 布鲁厄在给译者的电子邮件中指出：“把这本书名翻译准确比较困难，在法语中，Negrier意为奴隶贸易（slave trade），因此，Capitalismenegrier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奴隶贸易的资本主义’（slave—trading capitalism），我想不出更好的译法。然而，我认为雷伊的标题运用了‘negtier’字面意思是‘黑人商人’（trader in black people）这一事实——那本书写的是除奴隶制度之外的殖民地国家干预的各种形式，它迫使非洲人放弃农民经济并叶使他们的劳动适用于资本主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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