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1971）

　　我趁此机会向克劳迪奥·希门诺和奥古斯托·奥利瓦雷斯致谢，是他们的协作使本书得以写成；也向智利的革命领袖们和战士们致谢，是他们帮助我看清了他们国家的真面目。

雷吉斯·德布雷


　　会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圣地亚哥。第二次在夏季的政府所在地瓦尔帕来索。人民政府已经在1月6日搬到那儿去办公，那一天阿连德总统在瓦尔帕来索市政大楼前主持了一次群众大会。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英译者彼得·贝格兰）


第一部分



　　德布雷：总统同志，一个人掌了权后，会不会变呢？

　　阿连德：是啊，雷吉斯，过去人们常常叫我“阿连德同志”，可现在他们称我“总统同志”。很明显，我体会到这个称呼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德：一个社会主义战士当了国家元首后，会不会变呢？

　　阿：不会。我相信，如果他真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他当了国家元首后将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行动同现实不能脱节。

　　德：倒还没听说过会碰到一个掌权的社会主义者在情感和行动方面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者的本色，这一类的例子实在太少了，同志。

　　阿：据我所知，这偏巧是真的。而且，这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多。

　　德：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过去的事。你是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吧?

　　阿：是的！

　　德：那大概是在32年……

　　阿：说得准确些，是在 1933年。

　　德：你本人的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基础是什么?你是怎样参加社会党的?

　　阿：我不是参加社会党，雷吉斯，我是创始人，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

　　德：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是个社会党人而不是个共产党人?”[1]

　　阿：是这样的：我们建立社会党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但我们分析了智利的情况，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党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这样一个在哲学上和理论上——即以马克思主义态度解释历史——与共产党抱有相同观点的政党可以不受国际性的各种束缚。不过，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德：听说当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宗派主义…

　　阿：当时情况你很清楚。共产党当时的特点是闭关自守。我们认为当时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政党。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政党虽有与共产党相同的思想基础，但却具有比较远大的目光，能够完全独立，并且按照不受国际准则支配的标准，采用其它具体解决智利问题的策略。

　　德：我听说，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只存在了十二天。

　　阿：是那么一回事……

　　德：这是在智利……

　　阿：对,在32年。

　　德：你有没有卷进去?马马杜克·格罗维[2]的政变对于建党是否有影响?

　　阿：影响?影响大极了。

　　德：以后你碰到了什么问题吗?

　　阿：1932年之前那个阶段，我被开除出大学。那正是在所谓伊巴涅斯独裁[3]期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它肯定不是典型的独裁统治，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温和的独裁，一种混乱的政府和混乱经济形势下的产物。正如通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学生组织不得不对独裁政权进行勇敢斗争。我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这个缘故，我被开除出大学，并且被捕。

　　德：他们对你提出过诉讼吗

　　阿：是的，我同五件案子有牵连，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马马杜克·格罗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垮台的时候，我在瓦尔帕来索一家医院里当住院实习医生；我以一个学生领袖的身份在法学院发表了演说，结果被捕了。我家里的人也都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我的姻兄弟——他是马马杜克·格罗维的兄弟，还有我的一个兄弟，实际上他是根本不问政治的。你也了解，我家和格罗维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我们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后，被释放了。以后再次被捕，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这次我们才经历了真正的公审阶段。当时我父亲的病情恶化，他的一条腿割掉了，另一条腿又发现有了患坏疽病的症状。实际上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和兄弟获准出狱去看他。作为一个医生，我很清楚他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只能和他谈几分钟的话。父亲吃力地对我们说，他所能留给我们的全部东西只是清白和正直的教养——他是没有什么财产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在葬礼上，我许下了诺言，要献身于社会斗争。我认为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

　　德：还有些事我也很想知道。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在你的行动和演说中，分明有相当扎实的思想基础。所以我不知你是怎么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的。

　　阿：说起来，事实上那时我还是学生，我说的是1926年和1927年我刚开始学医的时候，我们医科学生就是最进步的。

　　德：比文学院的那些搞哲学和搞文史的“人文学者”还进步吗?

　　阿：是的，医科学生是传统上最进步的。那时，我们住在贫民区，实际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来自各省。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阅读《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也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德：我想，据说你们和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读托洛茨基的书。

　　阿：哦，我相信有人会对你说共产党不读托洛茨基的书，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限制。我很清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不过我根本是个讲究行动的人。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站在斗争的前线。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德：对，这就是常言说的“生活大学”，但书本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知识源泉。提一个具体问题：你有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阿：当然读过。

　　德：好，因为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讨论到它。

　　阿：我在议会的多次演讲中都曾经引用过这篇著作的章节，结果引起了反动报刊发言人的非难，有一份叫《信使报》的报纸转载了我的一次演讲中和列宁书中的几段，以此来证明我别有用心，当然是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啰。我认为《国家与革命》这类经典著作包含着一些基本性的概念，但这些著作是不能当作一种教理问答手册来使用的。

　　德：我常听说你同共济会有过联系，可是你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晓得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度有过一场重大的争论。例如在二十年代的法国，共济会会员就从诞生不久的法国共产党中被开除出去了。你是否认为你和共济会的那种传说中的联系同你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阶级立场有矛盾呢

　　阿：雷吉斯，首先让我提醒你，法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是一个共济会会员。

　　德：对，对……

　　阿：只是到第三国际时期，这两个运动才确实变得水火不相容了。

　　德：对。

　　阿：呃，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同共济会有过渊源。我祖父阿连德·帕迪恩博士是十九世纪时期共济会的一个“大师傅”。那时，当一个共济会会员就意味着卷进了斗争。共济会和劳塔罗会[4]都是当时独立运动和反对西班牙斗争的中流砥柱。

　　德：博利瓦尔和苏克雷也是共济会会员。

　　阿：不错。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传统，并且由于共济会运动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原则而战斗的，所以我就保持了这样的联系。如今我在共济会运动中却主张：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会有平等，当然，甚至连平等的机会也没有；由于有阶级剥削，也就不会有博爱；而且真正的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不瞒你说，我是按照共济会原则的真正内容来解释这些原则的。我完全明白，在有些国家里，共济会的所作所为不能算是同这些原则一致的。

　　德：总统同志，你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阿：以正统的观念来说是这样，我出身于资产阶级。不过我要补充说明，我的家庭同资产阶级中经济上强有力的方面没有联系，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所谓自由职业者。我母亲的一家也是如此。

　　德：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呢?

　　阿：上个世纪、智利反保守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这场斗争是在宗教战线上展开的。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进步倡议，例如兴办世俗教育。我所有的叔伯和我父亲都是激进党[5]的战士。那时，一个人只要是激进派，就意味着他持有进步的观点。我祖父创办了智利的第一个世俗学校，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博得了“红色阿连德”的外号。

　　德：从那时以后……

　　阿：从那时以后，我的家庭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

　　德：原来家庭传统竟能影响你的教养。你是否记得还有别种影响呢?

　　阿：当我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时，我常到一个鞋匠铺里去闲逛。鞋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胡安·德马尔契。我去听他谈天，并跟他交流彼此的看法。这是我在瓦尔帕来索初级中学念书的时候。放了学，我总是去同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谈天。他对我的少年生活起了很大影响。他大约有六十或六十三岁。他是喜欢同我谈的。他教我怎样下棋，给我讲生活的道理，并且借书给我看……

　　德：哪一类书?

　　阿：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些理论书籍，譬如说，象巴枯宁的著作。但对我最重要的还是德马尔契对这些书的评论，因为当时我没有深入钻研的脾气。他以自修工人所具有的那种通俗而又鲜明的语言给我解释书中的东西。

　　德：我明白了。从那以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政治生涯。你是众议院议员吧?

　　阿：是的，不过开头我是学医的。我是学生领袖，后来，为了能在瓦尔帕米索的医院里工作，我不得不参加四项考试；虽然我是唯一的应考人，但是由于我做学生时的表现，就没有录取。我开始工作时是当病理分析助理，这说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很艰苦、很单调的。我必须进行尸体解剖。也还是在瓦尔帕来索的时候，我在工作外还从事战斗活动，我实际上就是瓦尔帕来索的社会党的创始人。我到过山区和郊区，还到过农村……

　　德：所以，当你回到瓦尔帕来索的时候，你又自由自在了

　　阿：瞧，我常说，我的政治生涯是在瓦尔帕来索开始的，我是这座城的人，并且是来自瓦尔帕来索的第一个总统。

　　德：据说自从你当选为从瓦尔帕来索选出的众议院议员后，年纪很轻就当了人民阵线[6]的部长。

　　阿：一点不错。我三十岁时当了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一个部长。看！这张照片里的那个人就是唐佩德罗。他是一个人品出众的人，一个十分和气的人。说来真有意思，他同人民的联系起了作用，把他带到越来越激进的立场上来了。起初，他是个所谓“卓越”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家。之后，为了报答人民对他的真诚和热忱，他逐渐变成一个信心更强、同人民的愿望更加靠拢得多的人了，但是他一向只是个激进党人，从来也不想再当别的什么。这是人民阵线时期的事了。那时固然和今天一样，也还是那么几个政党，但是激进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却是占支配地位的党。这就使得今天的人民联盟和那时的人民阵线有所不同：在人民联盟里，没有一个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党，但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阶级——工人阶级，而且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总统。

　　德：以后，你就继续留在议会里了，并且在最近几年里当上了参议院议长。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又有议会、共济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种种瓜葛，怎么能够在行动上贯彻一条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呢?既然你曾经同许多资产阶级机构搞在一起，再加上担任着现政府的总代表，你是怎样设法当上群众的领袖，革命事业的倡导者的呢?

　　阿：我经常想到这个问题。首先，青年时代精神上就有种抱负，后来就有真正为人民做点事的抱负。我是一个党员，一直是同群众一起工作的。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基层出身的智利政治家，很接近人民。雷吉斯，你应当记住，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出身于中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其中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身感受过剥削的痛苦，但是懂得并体会到剥削是什么；他们在领会了剥削的含义后，就站到了被剥削者一边来反对剥削者。我经常是用我的政治立场去影响你所列举的那些机构的，而这一立场历来反映了人民争取社会公道的愿望。这也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事。

　　德：好，让我们换一个题目吧。总统同志，你今年六十二岁了。

　　阿：是的，经历不少的六十二年。

　　德：不妨说，你是属于贝坦科尔特、阿亚·德拉托雷、阿雷瓦洛这一流人物’同一辈的人。今天，这一辈在政治上已经风流云散了。他们现在是拉丁美洲史前的老一辈人了，不过你却是当代史上的中心人物，而且还将影响拉丁美洲的将来。为什么他们都已经被人们一脚踢开，而你却在继续前进呢?

　　阿：瞧，你说的话相当厉害，但说的都是事实。事实是这样的：社会党在成立了两三年之后，在智利召开了一次拉丁美洲人民党派的会议。那时候，有美洲革命人民联盟[7]和其他民粹派运动的代表到会，但明显的分歧已经存在了，因为社会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是绝对反帝的；那时，美洲革命人民联盟也自称是一个反帝的政党。事实上很遗憾。究竟怎么回事呢?当那些人民党派掌权了，例如“民主行动党”[7]在委内瑞拉掌了权，它们就缺乏那种进行必要改革应抱的积极态度，它们没有展开改变政权和制度的斗争，相反，它们倒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再拿美洲革命人民联盟来说，它没有掌权，但是在争取掌权的过程中，它冲淡了、削弱了并且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结果，这些党派都被历史抛落在后面了。它们并不代表或者表达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

　　德：你本人认识许多这样的领袖人物吧。

　　阿：对，全都认识。例如贝坦科尔特，就住在智利。他流亡到这儿来时，我正任唐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卫生部长。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德：他在这儿时你帮过他忙吗?

　　阿：我们是朋友。他住在我家对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交谈。我得指出，他是个才思敏捷的人，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参加了社会党的不少集会。

　　德：我想，这儿往常挂着贝坦科尔特的相片吧?

　　阿：是的，但自从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破裂后，已经多年不挂了。

　　德：那是在什么时候?

　　阿：至少是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了。

　　德：什么时候帝国主义问题变成了你的一项课题?换句话说，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了你的反帝使命的?另外有些人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这项使命，或者即使认识到了，他们又放弃了。说起来，你是在什么时候投身到反帝行列中来的呢?

　　阿：我想，一个人读了列宁的著作，特别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后，他就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有所理解。这个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不发达国家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我们社会主义者宣称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因此我们过去是而且始终是把民族解放摆在首要地位。外国资本的渗透和统治，在过去几年中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社会党有着反帝的传统。历史上，这个传统同 1932年6月4日在这个国家发动的、称为“社会主义革命”[2]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虽然这个过程为期很短，却给先进思想以深远的影响。我手头有一份 1932年革命者的《当前经济行动纲领》，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的特权阶级用我们的民族遗产和人民的苦难去做交易，换取外国资本给他们的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

　　德：这股反帝潮流是不是1936年出现、1938年组成政府的人民阵线背后的那股推动力量?

　　阿：瞧，我们认识到人民阵线无疑地是代表了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标志着小资产阶级参加到掌权的行列中来了，并且因为它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了工人联合会；但是，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经济上的依赖意味着政治上的受人支配。有了人民阵线就是一个进步，这固然是事实，但既然经济依赖这个拦路虎仍旧存在，人民阵线就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解放或完整的主权。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人民阵线方面的活动是走向我们最终目标的一个步骤，不过我们在每一场合也看到基本问题并不可能得到解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物质财富受外国资本控制着。正是这种实际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在附庸性的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的斗争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基础，是所有其他结构改革的基石。

　　德：在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当政时期，是更着重于反法西斯斗争方面的。

　　阿：但你还应该记得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期：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着在资产阶级民主或法西斯主义二者之间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我们象世界上所有其他工人阶级运动一样，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这是合乎逻辑的。

　　德：你同我们谈论到的那些人分道扬镳的理由是什么呢?决定的因素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同你那一辈的拉了美洲领导人分道扬镳呢?

　　阿：因为我们体会到，即使这些领导人掌握了政府，他们仍然没有政权，委内瑞拉就是一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政权是因为他们允许外国资本继续控制他们国家的基本财富。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设法使他们的国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德：在你同我们不妨称为“拉丁美洲社会民主派”的那些人们分道扬镳的过程中，难道古巴革命没有起过它的作用吗?

　　阿：我们在这以前就已经同美洲革命人民联盟和贝坦科尔特的党断绝了关系。后来古巴革命毫无疑问是起了巨大影响的，因为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本性，看到了在它企图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此外，我们还想到在拉丁美洲曾发生过五十多次海军陆战队登陆事件。你不应忘记，例如桑迪诺[8]，他的活动就是本大陆社会斗争的一个部分。

　　德：甚至对智利人也是这样吗?是否他也成了智利历史上觉醒中的一个因素?

　　阿：是的，并且一向都是。我们各人民党派始终铭记桑迪诺。同时不要忘记，甚至博利瓦尔也一度亲口说过：“美国借‘自由’之名企图把美洲淹没在苦海之中。”

　　德：那么，这就说明为什么智利社会党长期以来就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关系。

　　阿：显然是这样。它同欧洲某些自封的社会党也同样没有关系。

　　德：总统同志，我想，你是胜利后到古巴去的第一批政治家之一吧。

　　阿：是的。

　　德：你同古巴革命首次接触的情形怎样?

　　阿：贝坦科尔特就职时，我在委内瑞拉。因为我手头还有一点零钱，我想到要去古巴。非德尔·卡斯特罗已经进入哈瓦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菲德尔可能是 1月6日或许是 5日到那里的。我是在1月20日到那里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日子。当时我住在旅馆里，而下午有一次游行。这次游行不仅仅使我觉得吃惊，而且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它由两百个迈阿密〔注：迈阿密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座城市。——译者注〕警察带头，在一辆敞篷车上坐着迈阿密市长，我想，他身边还有哈瓦那市长。第二天，我正打算坐飞机到智利去时，碰到了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9]。我是在智利认识他的。他问我在哈瓦那干什么，我说：“我是来看看革命的，但是这儿并没有什么革命，所以我要走了。连迈阿密的警察都参加了，这还算什么革命?”他回答说：“你弄错了，萨尔瓦多。留在这儿吧，跟领导人谈谈。”我说：“不，不，我要走了。”但因为他极力挽留，而且因为我深知卡洛斯·拉斐尔为人，所以我对他说：“好吧，但是你得让我跟领导人接触接触”。果真，那天下午，我接到了阿莱达的电话。我不认识她，也没有听人说起过她。她是切的秘书，但当时切还没有同她结婚。她对我说：“格瓦拉司令派他的车来接你，他在卡瓦尼亚兵营等待同你见面。”我到了那儿，见到了切。我记得这是一间非常大的房间，房间里还有一个铜床，但是他却躺在一个吊床上，光着上身，只穿着裤子。我来到时，他的气喘病正在大发作。他正在使用吸入器进行治疗。我坐到床边等他恢复过来，并且对他说“司令”（少校），但他打断了我的话：“好，阿连德，我深知你是何许人。我听过你1952年总统竞选时期的两次演说，一次很好，另一次很糟糕。因为我对你的为人有十分明确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谈。”以后，我开始赞赏切的才智、他对人的深厚感情、他那着眼于拉丁美洲全境的远见以及对人民斗争的现实主义的理解。他使我同劳尔·卡斯特罗碰头，随即我又见了菲德尔。我回想起来就好象是昨天的事一样。菲德尔正在出席一次内阁会议，把我也带了进去。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的一部分。我们进了餐，随后又同菲德尔一道到一个房间里去谈话。那里有一些农民正在下象棋、玩纸牌，地板上放的到处是机枪之类东西。我们找到房间的…个空角落，在那儿谈了好久。在那里，我才了解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怎样一个人。

　　德：要小结一下。智利有它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十二年来，你却一直密切留心着古巴革命。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模式，也不存在什么必须机械地加以模仿的东西，但就你个人来说又从古巴革命学到了什么经验教训呢?

　　阿：一个不平凡的经验教训。首先，只要是团结一致的人民，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人民，总是不可战胜的。再者，如果人民有了可靠的领导人，有了既能表达人民的愿望，又能意识到人民就是政府的那种领导人，而菲德尔和切就是这种领导人的例子……

　　德：你谈到了菲德尔。你们两人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阿：事实上，从我们见面的最初时刻起，他的智慧和他的坦率就深深打动了我。他无穷的智慧简直惊人，象一道人类的思想洪流冲刷着它面前的一切。我们的友谊是这样的友谊，在其中一直是有着……

　　德：有意见分歧吗?

　　阿：是的，是一些根本的和尖锐的分歧。

　　德：但总是摊在桌面上。

　　阿：总是这样

　　德：当菲德尔听到智利人民联盟胜利时，他是怎样反应的呢?

　　阿：他送给我一份古巴革命的机关报《格拉玛报》，第一版通栏都是我们选举胜利的新闻。他在报社等候智利发来的消息，并在第一版登了他的贺电，宣称我们的胜利是反帝的胜利。他在这份报上签了字，而且他周围的人也都签了字。我把它当纪念品保存下来。他还在选举后的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

　　德：总统同志，你谈到了切，你个人跟他交往如何?

　　阿：我已经告诉你了，第一次去古巴，就碰到了切。从那时起，我对他就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深切的感情。可以说，我是他的朋友，这儿有一张他的相片，上面有他的题词：“以古巴革命和我个人兄弟般的情谊，赠给卡尔门·帕斯·贝亚特里斯和玛丽亚·伊莎贝尔。”这可以表明他认识我的女儿，并且我们全家都对他很有感情。此外，我还要给你看一件东西，它对我来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东西可特别，我把它当成宝贝，就是《游击战》。这本书是在切的书桌上的。这一定是印出来的第二本或第三本，因为我猜想第一本送给菲德尔了。书上题着：“赠给萨尔瓦多·阿连德，他试图用不同的方法，取得我们同样的结果。对你怀着深情的切。”你或许还记得，后来1961年时，在乌拉圭埃斯特角的避暑地开过一次经济会议，会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提出了他的“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切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那个蛊惑性的纲领提出了他著名的、具有预见性的批评。在同一个时期，乌拉圭一些反帝组织邀请我参加一个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会议，它是同埃斯特角会议唱对台戏的。另一个被邀请的人就是切。这样我们就有了在乌拉圭再次见面的机会。在蒙得维的亚大学的毕业大厅举行的反帝会议上，我发了两次言，而切则作了闭幕词。在切致词后我们离开会场时，他对我说：“萨尔瓦多，我们分路出去，这样，假如有暗杀企图的话，我们不至于一道变成枪靶子。”我们分路离开了。后来我们得知，确实有暗杀企图，一个不知名的反动特务向一群正等待政治领袖们出来的人们开了枪，打死了一个乌拉圭教师。那天晚上，切请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边吃饭边谈。当时，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母亲。他很爱她。谈话中他告诉我一个当时的秘密：他应当时阿根廷文人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的邀请，将子第二天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一次私人旅行。他终于去了。这次私人身份的、但显然带有政治味道的会见的结果就是弗朗迪西政府垮了台。此后不久，巴西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由于切路过巴西时授勋给他，就有人预谋加以杀害。他被杀害的消息使我十分难过。我和千万同胞深表哀悼。
　　我还得告诉你，雷吉斯，我认识不少地位最高的人，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两个人，在他们两人身上看到一些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这两个人就是切·格瓦拉和周恩来。在他们眼睛里总是有着什么东西：两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他们都有一种坚定不移、含蓄深邃的神情。当我们谈话时，要是我注视格瓦拉司令的话，我就会发见在他开口之前，我就晓得他要说些什么。他的眼睛常常流露出一种善忘和孤独的神色。老是给我留下这么个深刻印象：他还没开口，我就从他眼光中看到了答复。

　　德：切被杀害后，在玻利维亚军人独裁统治期间，你有没有机会在各个方面表达你对那里革命运动的休戚相关?

　　阿：你也知道，切的游击队战友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是参议院议长。那时，我陪他们一起到伊基克，后来又陪他们飞往复活节岛和塔希提岛〔注：阿连德在此处谈话内容与本书注10略有出入。——译者〕。在那儿，庞博、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三人在我随身携带的那本《游击战》上题了词：“同志，谨志数语，以此对送这本书给你的切表示我们的敬意。——他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中的战友。”

　　德：你这样做，确实有勇气，因为据说右派充分利用了你所表示的休戚相关态度从四面八方大喊大叫：“阿连德在干什么呀?他公然无视民主原则张牙舞爪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仅不得不自卫，而且还得反击钉在后面狂吠的资产阶级。

　　阿：确是那样。在我离开智利的十天中，他们反对我的主要武器是冷嘲、热讽、挖苦和讥笑。所以我换了一下位置，从受攻击者变成攻击者。我迎头痛击那些诽谤者。老实说，从那时起，对我的攻击停止了。而且，原来计划是指责我，把我一脚踢下参议院议长的职位。他们没有敢那样做[10]。

　　德：当你在全国体育馆的正式就职典礼上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政治演说时，那儿挂着一张格瓦拉司令的画象。你把他说成智利青年的榜样。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同他的政治态度不同，但你为什么仍然支持切·格瓦拉、古巴革命以及拉丁美洲的国际主义?

　　阿：因为我的的确确认为，拉丁美洲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在思想上表现得如此贯彻始终，表现得如此勇敢无私。切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但为了促进拉丁美洲的斗争，却抛弃了一切。你问题的答案包含在切在那本书的题词中：“赠给阿连德，他试图用不同的方法，取得我们同样的结果。”当然在形式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我们这两种立场基本上都相似，实际上可以说相同。

　　德：战术上的分歧吗?

　　阿：一点不错。每个领导人必须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样，每个国家都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准备自己的战术。

　　德：拉丁美洲游击队队员们来到这里，想方设法突破玻利维亚的军事封锁以后，我想，你去过加拿大参加支援越南的团结大会，后来你又去革命的亚洲作了一次旅行。

　　阿：我应邀访问了朝鲜和越南。

　　德：这次访问对你的政治思想有没有影响?

　　阿：当然有。但它没有改变我的政治信念，反而使我的政治信念更坚定了。当我体会到朝鲜战争意味着什么，理解了朝鲜停战协定是美军第一次签署的协定，弄清了南朝鲜的现状如何之后，朝鲜在经济发展上所达到的水平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正是在越南，我在古巴切身体会到的信念再次得到了证实：只要是团结起来、政治上觉醒了的人民，而人民的领导人在道义上又是坚韧不拔、享有威望和受到胡志明的影响，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为这些人民的勇敢和气魄所感动。在同越南南方同志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清晰明朗、高瞻远瞩的政治看法中受到了教育。民族解放阵线所提出的十点建议是他们政治看法上高瞻远瞩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革命阵线”理解为爱国战线这一点使我很感兴趣。

　　德：在我们用严格的政治术语交谈前，我想问一件大事。我想你是在胡志明逝世前不久见到他的。

　　阿：是的。我认为可以自称是有幸见到胡志明的最后一批拉丁美洲人士中的一个，事实上是最后的一些政治家中的一个。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刻。

　　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给你的印象如何?

　　阿：首先，他长得比一般越南人高些，两眼炯炯有神，是一个非常威严的长者，一个谦逊得难以相信的人，然而这就是胡志明。我了解他的历史。我知道他的事迹。他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始人，他是他的人民的领袖，然而他的谈吐又是如此朴实……比如说我们在一起时他怀着深情谈起“他的孩子们”（我知道他们叫他胡伯伯），用一种确是符合人民对他的希望和信任的态度谈起他们。没有什么比胡志明对我们的态度更使我个人感动的了，例如他对我们说：“谢谢同志们，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你们为道义上支持我们作出了贡献。”从胡志明，从一个为斗争鞠躬尽瘁的人，从一个打败过日本人、法国人并正在击败美国人的、胜利的领袖口中，听到这番话……

　　德：胡志明是一个举止非常简朴的人吗?

　　阿：他举止简朴得简直难以相信。他接待我们时特别亲切。在下而这件事中就表现出来了。他用西班牙语说“谢谢你们”，他又用西班牙语说“你们国家离这儿好远啊！”我奇怪地问他在什么地方学会了西班牙语，子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商船上当侍役的那些日子里曾游历过拉丁美洲沿岸。这个人物过去流亡国外时仅仅靠当侍役来谋生，现在尽管在世界上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还是那么谦逊地欢迎我们。他对我们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也是很了解的。

　　德：你正准备不久就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吗?

　　阿：今天中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的公报将在巴黎、北京和圣地亚哥三地同时公布。

　　德：这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智利是拉丁美洲第一个……

　　阿：当然是继古巴之后。

　　德：对你和人民联盟运动来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阿：意义很大。首先，因为智利是在行使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得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关系。再者，从同中国那样的国家建立关系一事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它表现为我们在文化、政治、贸易各个方面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民联盟把这一步骤作为自己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因。因为，雷吉斯，我必须向你指出，我们同古巴的关系，同中国的关系（还有一个朝鲜贸易代表团在这儿，一个越南的代表团也就要来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的恢复，都是人民的成就，是人民由于有了政治觉悟，这些事情才办得到。这不是我们领导人送给他们的礼物。不是的，这是多年来斗争的果实。多年来人民有这样的要求，并且这也是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的证明。

　　德：你理解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进程吗?我指的是文化革命。

　　阿：理解的

　　德：你认为它有什么重大意义?

　　阿：对我来说，打算过多谈论中国文化革命恐怕未免卖弄渊博了。在智利，要对那么遥远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有所理解是困难的。我虽不低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但有关这一现象的消息一经传到智利时，就被歪曲、不再可靠了。因此我不能自称已经弄懂了这一现象的真相。我知道，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一直想方设法消灭那些正使这场革命瘫痪和走样的各种分子。这些分子必须挖出来加以清除。在我看来文化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

　　德：归根结蒂，起决定作用的是群众，而党不能凌驾子群众之上。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总统同志，在讨论当前智利形势本身之前，恕我再问最后一个有关你个人的问题。你曾经多次被推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但我们很清楚，总统职位本身对你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是否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用来达到你革命目的的另一条战线。实际上你的总统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当总统难道不会搞得你动弹不得?繁文缛节之类的东西难道不会阻碍你采取有效行动?难道不感到自己逐步习惯于机关化了么?

　　阿：当然，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因为我们注意到这种危险，我们正设法根除它。此外，同人民群众的接触，农民和煤矿工人的觉悟，同工会代表和棚户居民〔注：“棚户居民”指贫民区居民，他们是在他们并不具有合法权利的土地上搭盖房子的。——英译者〕的交谈，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听取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批评——这些都给我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以更大的促进。假如我让自己过总统的传统生活，假如我没有充分理解当上总统并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问题，那么，我或许会被束缚历届总统的各种繁文缛节捆住手脚。凡是繁文缛节的东西，从细小的事情到重大的事情，你都可以采用新的规格。现在，已经没有人穿燕尾服参加典礼了；我们也不用总统乘坐的花马车了。我们已同繁文缛节的传统观念决裂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对人民讲演时，我们总是对他们提出我们的观点。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赞成什么，我们将要干什么。我们不讲空话。这是一个利用外交渠道的问题，好让外界对于摆在我们眼前的局势真相确信无疑。

　　德：现在让我们讨论智利当前的形势吧。弗雷一下台，改良主义就完蛋了，失败了。你一上台，智利人民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但革命又是什么呢?革命是权力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中。革命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另一个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但这些事在这儿却都没有发生过。那么，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阿：请原谅，同志，让我们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智利人民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而我们也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阶级斗争。在竞选期间，我们说：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政权，改变制度，我们设法组成一个政府是为了夺取权力来实现智利所需要的革命改造，摆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工会等方面的依赖性。你怎么说这儿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你又认为你是在怎样一种国家里呢?但是，雷吉斯，你不用着急，让我告诉你。在掌权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

　　德：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

　　阿：对。我们已做了不少的事。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是因为背后有智利工人阶级传统的支持。智利工人阶级从上世纪就开始斗争，在本世纪已经作为一支不能轻视的力量登上了舞台。1909年，工人联合会在智利成立了。它本来只是个互助性的组织；但到1919年，搞了一份新的纲领，它为自己确立了废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你必须把智利工人阶级的战斗传统考虑在里面。在其发展过程的有些阶段中，有时它的利益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你还必须记住，智利也有一些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政党。现在人民参加了政府，从这样的一个地位出发，他们正通过人民联盟制定的纲领为取得政权面斗争。人民联盟这个先锋队包括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即社会党和共产党；两个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政党，即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两个具有同样背景的运动，即基督教徒运动（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行动[11]。此外，政府还可以依靠工人统一工会[12]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因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占主导的地位。政府不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相反，在内阁里却有雇佣劳动者，而雇佣劳动者中有四个是工人。通过这个政府，人民的大多数将代替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掌权的少数人。至于目前阶段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正在设法把它的威风打下去。把它推翻！

　　德：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在这里仍然原封未动。你事实上只掌握着行政权。

　　阿：对。

　　德：但是没有掌握立法权和司法权，也没有掌握公安权的机构。法制、机构等一套都不是无产阶级搞出来的；资产阶级制定宪法是为了适合自己的目的。

　　阿：当然。听我讲下去，下面我们就要谈到那些问题。竞选时我们说了什么呢?选举虽然并非没有可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赢得胜利不容易，那么，从胜利到接管政府这一阶段就将非常不容易，而要进行建设就更加不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正在为智利闯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是由智利人为我们祖国开创出来的。我们说，我们将利用现有宪法中的一切方便之门来开辟一条走向新宪法即人民宪法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在智利我们可以这样做。假如我们提出的议案遭到议会否决的话，我们就诉诸公民投票。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提出议会不应再有上下两院[13]的提案被议会否决了，我们就可以举行公民投票并取得胜利。这样，两院制就完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实行建议中的一院制了。哪些人将被人民选举到这个一院制议会中来呢?我想应当是人民的那些代表们吧。假如我们把我们所说的话予以兑现，并且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继续做下去，那么……

　　德：同志，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大选以来，你赢得了许多选票，或者还不如说，你从人民中赢得了支持者和同盟者。

　　阿：我认为是如此。

　　德：许多人就是如此告诉我的。人民联盟正在社会上扩大其支持面。以前，左派政府一旦掌权，往往就会丧失了支持，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支持面却扩大了。这件事很有意思。你以为什么时候就能看到一个真正群众性的革命多数呢?

　　阿：你看。我们掌权时间不长，还看不出有丧失支持的情况。但有一件事却可以肯定的，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这就是我们的右派敌手，请注意，甚至也还有许多左派方面的人——他们起初都不相信我们能够胜利，随后他们又不相信我们会把所讲的话加以兑现。于是我们狠狠地对那些反动派进行了反击。连续地反击。我们打了他们。他们倒下爬不起来了，于是我们再干了他们一下。在铜矿国有化问题上的宪法修正案这件事上就是一个例子。想一想工人统一工会和政府的协议，想一想全国农民协会的创立，在康塞普西翁没收一个重要纺织公司的事件，钢铁工业国有化、煤矿国有化以及银行国有化提案事件等等。那么，雷吉斯，你说，我们是不是正在寻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呢?难怪人民都做我们靠山，支持我们。我今天下午就要到瓦尔帕来索去，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德：好极啦。

　　阿：那儿要开一个群众大会。你将会看到人民是怎样响应的。

　　德：我知道你同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

　　阿：人民已经了解到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的重要意义。除了基本的社会经济措施外，我们还有一个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直接纲领。我们是第一个实现竞选诺言的政府。例如，婴儿营养不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曾建议免费供给每个孩子半公升牛奶。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取消了五花八门的面包类型，并且规定了面包大小的标准，取消了价格上的鬼花样。面包是人民一部分的主食品。智利是一个高度通货膨胀的国家。1969年，它是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所以必须在收入方面进行调整，至少每年调整一次，凡是靠薪金收入和工资收入的人都要调整。人民阵线政府〔注：英译本作人民阵线政府，疑系人民联盟政府之误。——译者〕继承下来的是一个 35%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它必须在1971年以法律来调整收入。这次我们在国会提出的法案同以往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不仅设法恢复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而且着眼于刺激需求，以加速国内的经济发展，而国内的经济发展过去曾受到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阻碍。不要怕，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正为通往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德：不，我并不怕。我明白智利有它的特殊情况，有必要这样子前进。重要的是：一切都在变动中，而且两个月来进步很大。但是我又回到了早先提出的老问题。阿连德同志，支持你的工人已把你选出来当总统，但是如果我问你，你将怎样去争取并在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的政权，那么，你又将如何回答呢?

　　阿：我的回答是：一旦铜矿、钢铁、硝石矿都真正在我们控制之下，一旦我们实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土改措施，一旦我们通过国家控制了全国进出口，一旦我们把国民生产大部分集体化了，那时候，我们手中就有了真正的政权。我说“大部分”，因为我们在纲领里对全国坦白地宣布在经济方面将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国有化工业、合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确认我们的国家主权，拿回我们的基本财富和向垄断进攻——假如说这些事不能导向社会主义，那么，我真不知道哪些事才算是导向社会主义的了。至于智利一旦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国家，我们就能掌握真正的政权，这一点就更不用怀疑了。因此，我们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条。这是实现结构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的最重要的法案是把财富的基本来源，铜矿收归国有。你认为对吗?

　　德：对，是这样。毫无疑问，当前你活动的主要着重点，也就是主要战线，同经济基础有关。要理解这点，人们只要想一想过去就行了。拉丁美洲有着一段很长的历史是充满了假社会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和民粹主义者的蛊惑活动的。人人尽知，这些东西是无法对付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和金融基础的。但社会主义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总统同志，你知道得比我清楚，国有化本身的意义不大。国有化是否能从仅仅国家的法令转变为真正社会化的过程，即由国家真正地和有效地进行控制和管理，这都得等着瞧。所有这一切，不仅要看愿望如何，还要看生产资源的全面发展如何。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国家，其阶级性质如何，也得等着瞧。一旦工人在理论上成了他工作所在的工厂或土地的主人之后，在那些生产中心，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和权威对比是不是会真正改变，还得等着瞧。你知道列宁有一句口号，“社会主义等于电气化加苏维埃。”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不适应智利现状的那些字眼，但我们现在能否就“苏维埃”和“电气化”的方面，就“人”和“物”的方面讨论一下……?

　　阿：如果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一旦人们解决了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当前很吸引人的宪法问题，为人民保持政权问题和摧毁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其它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变得突出了。你指出得对，关于社会主义化的生产资源的管理问题和增长问题，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之间的新的关系问题需要加以处理。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必须明白智利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高度垄断性，虽然它的生产结构是很脆弱的。例如，在工业方面，不到3%的公司就控制了我国半数以上的工业资源：资本、销售量、利润等等。而且，这些公司和其它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不到五十家工业、商业和金融团体所组成的一个集团所支配的。不过，在智利也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长期传统——当然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办事的。例如国家经营的若干企业，对物价和市场供应的管理，对外贸的部分或全部控制，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通过采用国家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先行办法，我们就已经向着社会主义接近了。实质问题在于改变这些企业领导班子的社会经济或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征用那些仍在私人手中的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源的基层组织方面和控制生产资源方而作了准备工作。

　　德：然而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社会关系又将如何建立起来呢?

　　阿：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采取的形式和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你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在社会主义各国充分讨论过了；各种各样的标准也制定出来了，有的还在实践中。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结论，而且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武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却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种历史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产物。当然，其中某些因素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来的。这些因素在许多国家中或多或少都是共同的，例如：创造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其中人类活动的社会性得到强调；把劳动看成是人类的基本职能而重新予以估价；把刺激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的那种冲动压抑到最低限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已经干预或者已经征用了的那些企业的管理权今天实际上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手中，而工人委员会则是由国家任命的一个经理来领导的。这些企业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现在和将来的需要。随着国家所有制的向前发展，达到这个目的的计划措施将得到加强。

　　德：总统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一个阶级会甘心情愿放弃政权的。我们知道人民还没有掌握政权，但至少已经参加政府了；而对于一个局外的观察者说来，政府的更易是在一种很文明、很漂亮的形式下进行的。例如，我最近看到一份《世界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把它引出来：“在智利，马克思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舒舒服服地坐上了以前一直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占据的宝座。”事情果真是那么容易吗?前政府的大人先生们对人民联盟政府果真是那么仁慈吗?

　　阿：关于反动派对我们接管政府进行反抗的情况，我认为是有些被歪曲的。在选举中，他们耍尽了手段。早在1958年和1964年，他们就用了造谣、诽谤、污蔑等手段，卑鄙地咒骂共产主义。到了1970年，就更变本加厉了。说起来，错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们自以为能在三马竞赛〔注：指当时三个候选人竞选总统。——译者〕中可以取得胜利而不可一世。我们赢了，但是我得告诉你，雷吉斯，象我曾对人民说过的那样，象我刚才对你说过的那样，赢得胜利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也是不容易的。让我说得详细点。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办法来打败他们的。我们的战术对了，他们的战术错了。那时，我对人民说：“从9月3日到11月4日这段时间里，智利将会感觉到自己活象一只被佩莱〔注：佩莱（Pele）是巴西当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号称“足球之王”。——译者〕踢来踢去的足球。”我就是这样表达的，好让人民懂得。《世界报》可以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智利的实际情况却完全同它说的不同。从9月4日我当选总统直到11月3日我就职那天，我这个人还说不上准备接管政府，我倒更象当上了检察长。

　　德：前政府中不是有人担任这项职务吗?

　　阿：显然，前政府有一个检察长，但是他对保障已把权力交托给人民联盟的法制根本不发生兴趣。我及时警告过这个官员，我告诉他说，有一个棉纺业巨头为了证明他有理由带着钱离开智利，竟把一颗炸弹埋到他的房子里。警察长管也不管，结果炸弹爆炸了。在我们公开的抗议和谴责之后，同这个阴谋有牵连的那些人被捕了，但审讯他们的法官却把他们放了。这些人都是一个极端反动政党的成员，他们都逃到国外去了。为了使你了解这个案情，我得指出，智利和智利工人阶级的敌人搞这次阴谋，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发动一场扰乱人心的活动，企图在较脆弱的人们中引起恐慌情绪。他们的算盘是：我们那些脆弱的朋友所感染的恐慌情绪能够扩散开来，这样，接着就可以搞阴谋的第二个步骤了。我还得补充一句，这是个有组织的阴谋。有些阴谋分子从银行里大量提款，引起了成千上万个担心不安的公民把自己的钱也从储蓄银行里提了出来。电台和报纸用“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说法来大肆宣传。即将下台的政府的财政部长不仅不抚慰那些因为听信扰乱人心的谣言而确实忧心忡忡的人们，反而作了一次演说，故意来渲染国内混乱的假象。在这样的气氛中，阴谋的第二个步骤就端出来了——向公共大楼、纪念碑，私人住房、政府机关等地方扔炸弹……圣地亚哥的国际机场差一点被炸毁。

　　德：这样的局势在智利是第一次吗?

　　阿：我只不过告诉了你这个局势的开端而已。他们无中生有地搞出来一个组织，并且胡说它应当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袭击事件负责。当然，他们还说它是一个革命组织。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这些袭击事件把罪过推到我们头上。反动阴谋集团的一些成员暗杀了在一所公共大楼里执行警卫任务的、穿着制服的一名警察；还向在一个外国大使馆门口巡逻的另一名警察开了枪，造成重伤。有两次企图暗杀我；多亏了革命同志的警惕，由于他们充当了我的保镖，两次都没有得逞。

　　德：而陆军总司令倒被杀害了?

　　阿：我才是他们打定主意要杀害的目标。不幸得很，他们却杀害了陆军总司令，因为他拒绝参加反动阴谋。阴谋分子妄想把罪责推到我所代表的政治组织身上，妄想这么一来，军队，特别是陆军，就会在政治上有所反应，就会使得人民授权我们执政的决定无从实现。可是，陆军情报局却发现了凶手来历的可靠证据。

　　德：你是否感觉到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你看会打内战吗?你害怕吗?内战有多危急?

　　阿：是的，暗杀雷内·施奈德将军的事[14]证明当时内战确是迫在眉睫的。要是反动分子绑走了陆军总司令，我们无疑就要濒于内战。他们继续煽动军队，企图嗾使他们去推翻议会。不要忘了这次罪恶的袭击事件发生于国会召开全会的四十八小时之前，而全会是按照宪法要来批准总统选举结果的。在这期间，人民联盟已拥有足够的议会表决票数来批准在9月4日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这样一来，落选的总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15]写了一封信搞违背宪法的活动就被制止了。阴谋分子失去了合法击败人民联盟的一切可能性后，就抛开资产阶级法律了，人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德：原来资产阶级搞的那一套外表光明正大的、民主选举运动不符合事实吗?你就任总统一事也遇到了抵制吗?

　　阿：大概是吧，即使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抵制我，肯定就是从整个现存制度的角度来抵制我。事情非这么不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雷吉斯，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我一样，是懂得的。

　　德：反动派顽抗到底，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段……

　　阿：不是各种手段，不是的，因为他们还在活动……

　　德：是的，这是意料得到的。这样就使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嘛……可能相干，也可能不相干。为什么作为智利的总统，你不得不头一次依靠私人政治保镖呢?

　　阿：正如你所说那样，我请同志们保护我，因为我不信任资产阶级的政治警察。我晓得检察长在追究上述袭击事件的案犯时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更糟的是，我拿准他知道其中一个案犯是谁。因此，我不得不另找其他安全措施。倒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命安全，而是为了我所代表的事业。这就是我身边有这些青年同志作陪的原因。他们个个是经过考验的革命者，个个是志愿战士。他们保护我个人的安全。

　　德：以前你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感觉吗?

　　阿：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了，上层警察官员都是些政治傀儡。

　　德：有人在你府上门口袭击你家里人，由于政府“忘了”派防暴警察保护你，你就不得不手里拿着枪冲出来保护他们。这是真的吗?

　　阿：我所能说的是：我对军队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信任的。至于防暴警察，你可要记住，他们是通过内政部长接受政府命令的。而且，在一次袭击我家的时候，只有一名警察在门口警卫，他也没有得到可以开枪的命令。那批进行袭击的暴徒人数又很多，所以我不得不出来开枪把他们吓跑。

　　德：为了渡过所谓“和平道路”的最初阶段，你不得不求助于同这条路线毫不相干的人员和方法来保障你的个人安全。你认为这种事实的意义何在呢?

　　阿：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即使策略不同，目的还是一样的。你知道，今天在乌拉圭，同共产党和社会党不相干的城市游击组织图帕马罗斯也正在为了乌拉圭广泛联盟的前景而努力。你也知道，在康塞普西翁[16]由于大学选举事件，几乎引起了左派革命运动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我居间调停，协同制止冲突。

　　德：的确如此。由于你担当了左派政党统一者、人民力量促进者的角色，这就使人想起现在你的国内外敌人一定满有理由干掉你。如果把你干掉了，你认为又将出现什么局面呢

　　阿：那种个别人物创造历史的观念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欺骗说法。反动势力宣扬这种信仰，并企图用来为它们的政治利益服务。他们的一个拿手策略就是使用这类手法，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人民的觉悟对这类手法给以回敬。我认为虽然这明明是反动派的捷径，但事实上这类手法所造成的后果只能使他们更糟。这并不是说，只要有我在，他们就不敢动了；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真的把我杀害了，那么十分明显，反动派就不再准备遵守他们自己发明的比赛规则了。他们无法把罪状加在我身上——所有的公民自由都保留下来了，例如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社会进程不会因为它的一个领导人消失了而告消失。社会进程可能被推迟或延长，但是，归根到底是阻挡不了的。根据智利的情况，如果他们暗杀了我，人民将继续斗争，继续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所不同的，也许环境会更加艰苦，斗争会更加残酷，因为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这件事就是一个很清楚、很具体的教训。它向人民指出，这些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说明过这种可能性，我自己绝不会迎合这种可能性，我绝不会提供方便机会。但是，同时，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会经常发生。

　　德：如果他们抛开法律，你也抛开法律吗?如果他们出击，你也反击吗?

　　阿：如果他们用非法手段打击我们?你放心好了，我们会百倍地回敬的。

　　德：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奇怪：动员人民群众的工作相对说来是不够的。当然，在选举时候有一次人民群众的大动员，但在我看来现在却渐渐地少了。所以我要提的问题是：你打算怎样把选民群众转变成革命群众呢

　　阿：瞧，在回答之前，我想对你说，你讲的是对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渠道是人民联盟各个群众政党，这些政党的性质都是革命的。再者，我也没有割断同人民的直接联系。恰恰相反，我经常到棚户居民、矿工、农业工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去，同他们见面和谈话、另外，我们还有可以使用的一些宣传工具，这些并不是都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也不是什么工具都没有的。

　　德：难免会有一种善良的家长主义作风渗进政府工作的危险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搞的是“考迪罗”制度。我说的是你向人民颁布法令的恩赐。这些法令，人民是接受的，大体说来人民也是理解的，但是，人民却不曾提出过，也没要求过。你说，“人民就是政府”，“人民就在总统府”。你又打算怎么样把这些口号变成现实呢?

　　阿：首先，你必须了解智利的形势。你知道革命政党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了。你应当知道智利现在发生的事情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协作行动，这两个政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两者的联盟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以上了，而且两个政党也都没有丧失它的本来面目。你不能忘记组成人民联盟的六个政党制订了一共同纲领，规定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智利的革命过程既不是家长主义的，也不是宣扬个人崇拜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过去说过，现在还要重复一遍：我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考迪罗，我们知道人民政权是由下而上、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说真的，你也不能忘记人民联盟的基层组织就是它那些负责监督纲领实施的委员会。

　　德：不过据说这些在激烈的总统选举斗争前产生的委员会，自胜利后已经丧失了一些生气。

　　阿：是的，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其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应付范围极广泛的新任务。例如，人民联盟委员会[17]就得负责配给半公升牛奶；委员会还卷入一些土地问题——地产问题、土地改革问题。想想看，在这一个时候，我们就有由土地改革委员会接收过来的六十五宗农业地产必须加以经管。我们必须从我们的人员中间选派经管这些农业地产的人。在这些地区和这些庄园上的人民联盟委员会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才没收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庄园，土地就有五十二万八千公顷之多。不过，我还是同意你的看法，参加这些工作的人都必须更积极主动，组织得更好。

　　德：在这件事上，我看到的也许是一种异象。在上层，人们看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革命热情；而在下层，人们看到了被剥夺了土地和无家可归的农村群众中虽然也有一股积极性，但没有组织起来，有时候好象一盘散沙，你打算怎么样在来自下面群众压力和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组织关系呢?

　　阿：有相互通气的渠道；这就是各个政党、工会组织和人民团体。而且在革命开始的阶段里你总会遇到这种不均衡状况。别忘了苏联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就缺乏严密组织；别忘了古巴在开始时候的情况。

　　德：确是如此。关于古巴问题，我注意到某些方面，这些方而是一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到的。智利有一种传统，这就是人民政治觉悟的传统，这是1959年古巴所没有的，其原因不言而喻。你打算怎么样使这些内在的有利条件产生良好的效果呢?

　　阿：如果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那就等于犯罪。这个传统是我们力量的储备；立足于这个基点上，我们就可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一个自觉的、组织起来的、象我们这样政治上成熟了的民族，就能够实现它自己规定的目标。

　　德：国家只有一个，但在人民联盟里却有六个组织或政党，你是否认为有朝一日这六个政党有可能组成单一的政治力量?

　　阿：只有看将来如何了。革命进程的动力将为有朝一·日形成一个革命的政党逐步地创造各种适宜的条件，然而现在就来议论单一的革命政党，那就简直是空想了，在以后某个阶段里，如果形势继续有所发展，这件事也许就会变成适宜的了，但是以当前而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个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敌人的抵制越强烈，我们的团结就越坚强。他们还是要继续抵制的。说真的，雷吉斯，他们还在耍阴谋。例如，他们选定了2月5日作为他们行动的日子。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且我们的这次回敬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德：还有，一个单一的政党不能不尊重人民的意见，而只是靠官僚主义的办法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它，并且表示要把它建立起来。

　　阿：显然是的，显然是的。瞧，朱利亚·恺撒尽管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经常说：“开头不可太快。”

　　德：对，要走远路，就必须按照自己的步伐走。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想不大到在人民联盟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政党。至少有些政党或组织确实可以联合或合并起来，不是吗?譬如说，你看天主教左派难道不可以更有目的地联合起来支持人民纲领吗?

　　阿：当然可以。并不缺乏象统一人民行动那样的政治组织——这是从基督教民主党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它能把真正的基督教思想，也就是基督教左派的思想沟通起来。这一点你已经看到了，它是重要的。智利天主教教会已经改变了它过去的态度，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教会所缺少的一种态度。别忘了麦德林的那些主教，以及智利主教在当地所表现的态度。你没有在我们这里参加政府就职典礼，但我想说一件事——那次基督教感恩节的活动是一件颇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再者，我们这里有一部分人是属于所谓“青年教会”的，是有斗争性的牧师中十分活跃的一些人，住在棚户区里，当移民们接收土地时就跟随他们了。最近，考廷[18]省天主教教徒发出一份抨击庄园主的呼吁书，刚在报纸上发表。在天主教方面，现在有了真正的革命萌芽。我们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同他们配合。

　　德：直到如今，就眼前来看，资产阶级的法律倒被用来替革命效劳了，但是这个办法能行多久呢?直到如今，资产阶级的法制倒被用来对付资产阶级自己了。请记住，智利实际上可以说是这么个国家，凡是要解决一些问题时，人们总去请教律师，然而在其它国家里，人们却要去请教军队。人民联盟没有把法制当做敌人的牺牲品，正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但是，总有一天阶级敌人会抛开它自己的法律，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考廷省的庄园主是有武装的，他们正在挑起同当地工人的激烈冲突。从国外走私进来的军火数量很大；危险的颠覆阴谋正在酝酿着，你打算对付叛乱吗?

　　阿：开头，我们将利用他们自己的法律去制止叛乱。然后，我们将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会违反比赛规则的。我应当这样说，就目前而论，不超出法制范围之外。我已经这样讲过了。智利的情况就是这样，即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可以在宪法的范围内修改宪法。还有其它一种情况，倒是相当蹊跷而难以理解的。人民的法律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例如，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对强占别人土地的人们是很宽容的，把这说成不是一项很严重的侵权行为；反过来，谁要是去收回他们的土地就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法律并不惩罚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们，倒要惩罚那些去收回土地的人们。什么缘故呢?因为庄园主正在强占属于土著居民的土地，而那些打算收回土地的当地居民就在这种保护庄园主的法律的高压下变成牺牲者了。资产阶级立法者从来也没梦想到他们自己的法律会被人民用来对付他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占领土地的人们是土著居民，例如马普切族印第安人；而试图用暴力手段收回土地的人是那些被撵走的庄园主。这样，这些庄园主就感到他们自己法律的压力了。当然，事情有个限度，例如，最高法院的判决。[19]

　　德：不过，一般法院也都在他们手里。

　　阿：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这么说。我必须告诉你有个法院，就是那个最高法院刚刚整了一下人民，而且通过整人民的办法来整了政府。最高法院最近彻底取消了对于一个参议员的全部审讯，虽然在调查暗杀陆军总司令案件的军事法庭的代表们看来，是应当审讯这个参议员的，因为对他的行为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上诉法院的法官几乎一致同意——十八个人中有十七个人同意军事法庭的意见，但是这意见却被最高法院的多数成员驳回了。人们谴责说，特别是这个最高法院在履行其职责时是带有鲜明的阶级偏见的。对这次反动阴谋分子所参加的罪恶案件，法院一直不让进行详细而严肃的调查和审讯。这不是单纯一个把暗杀陆军总司令的真正凶手挖出来归案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把这次罪行的幕后策划者及其阴谋加以揭露的问题。

　　德：他们打算允许对施奈德案件进行彻底的审查吗?

　　阿：我们正在尽我们一方的一切可能来实现这项目的，我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再说，不要忘记，由于本案，智利陆军的名誉和威望都成了问题。施奈德将军被暗杀是由于他反对反动分子策划的政治阴谋。我们决不允许他的死亡就这样没没无闻。这位总司令是智利军队传统的象征。暗杀他的真正凶手必须加以惩办。

　　德：昨天保护压迫者的那些人，本身既没有什么改变，又没有别人接替他们的职务，你真认为今天倒能保护被压迫者了吗?换句话说，同一个法院昨天还站在庄园主一边解释法律，本身既没有什么改变，难道今天就会站在农民一边了吗?同一支警察部队，昨天还把人民从他们所占领的庄园里赶出去，难道今天就会回过头来保护被压迫者了吗?

　　阿：我们已经向法院提出改革建议，我们也将修改法律。通过实行宪法修改，我们将促成司法机关的变革。我已经告诉过你，如果修改宪章的提案全部被否决，我们就将诉诸公民投票，我们将会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将向人民说明，拟订这些修正提案的目的在于要使人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正义。至于说到谁是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那么你就不得不同意，现在的执法者正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在竞选运动期间说过的话。其它反动政治势力本身都要引起社会动乱，因为他们依靠着保持原有局面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局面是用践踏多数人利益的办法维护少数人的。不要从人民联盟候选人获得选票的多少来概念化地考虑问题。如今政府已经取得比从前多得多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会越来越多，因为人民的觉悟还会提高。我曾经同防暴警察部队的军官们谈过话。我对他们说，我们要的是一支受到公民尊敬的警察部队，其所以受尊敬，是因为这支部队将专心致志于保护公民们不受非法损害[20]。我对他们说，决不能用他们的武器来反对人民。我组成政府之后不久，就敦促防暴警察部队中的一名将军辞职，因为当一些庄园主及其雇佣人员殴打一名负责土改任务的官员时，他一直无动于衷地冷眼观看。这个官员被打死了。出事的时候，这名防暴警察长官一旁站着，身边带着二百名武装人员，管也不管。当然，如果这一次是农民攻击庄园主的话，他早就动武了。这件事发生在人民联盟执政之前，但是把这个什么事都不管的军官提升为将军的建议却是在我执政期间提出的，于是我就主张要他辞职。在我看来，他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所以我把他的这种态度拿出来示众。我相信防暴警察部队的各级人员已经懂得这一点了。全国也已同样懂得。

　　德：你那个政党，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最近对我说过：“如果没有发生叛变，至少有冲突。”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冲突，必然会有叛变。你认为将发生冲突吗?

　　阿：冲突已经是生活中的常事了，雷吉斯，四面八方都有冲突，而且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德：我指的是那种带有决定意义的正面冲突，用暴力行动结束当前共存局面的那种冲突。例如，一次军事暴动……

　　阿：这就取决于他们了。如果他们发动，那么这种性质的冲突就会发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将等待着他们来发动。我们警惕着。但是我们不是机械论者。我们智利的历史多少年以来就是被历次冲突分割开来的。你一定知道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长串屠杀工人和农民的事件。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冲突呢?只要社会里还存在着矛盾，而且，即使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仍然存在着矛盾，冲突总是会发生的。让我们把基本的敌对局面问题搁在一边吧。这个问题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

　　德：现在阶级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

　　阿：显然如此。你会体会到，一旦我们的宪法改革实行了，国内外的财阀就会倒霉。那些受到我们土地改革或银行国有化影响的人就会作出反应。既然我们最主要的原则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这一个基本事实之上的，又怎么会不出现敌对局面呢?我们知道寡头集团、富豪集团、封建集团将不惜一切地试图维护它们的特权。

　　德：你谈到了“封建”部分和寡头势力。这就引出了一点疑问-虽然这也许只是个术语问题。让我趁此机会把几个概念搞清楚。让我们先把几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放在一边，一个问题是，为国内外市场进行生产的庄园主，是否可以真正称为封建的或半封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庄园主是同资本主义工业本身分不开而且被溶合进去的；而附庸性经济的上述两个部门，归根结底说来，难道不构成单一的阶级吗?然而，无论怎么讲，总统同志，我一向认为智利不是秘鲁，而且社会主义革命比起军人改良主义来，所起的作用也深刻得多。要不然，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即淘汰资产阶级中落后和不起作用的那些部分，以便把它们塞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去?或者，废除陈旧的农业结构，以便促使乡村现代化，向将来实力雄厚的工业企业家提供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呢?

　　阿：我们泛泛使用“封建”部分这个名词，所指的如果准确一些的话，应该称之为“智利农业资本主义”的落后形式。这种落后性事实上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关系仍然暴露出过时的效忠个人的痕迹，尽管这些痕迹是在逐步消失中；它也表现在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的财产结构。此外，正如在这类情况下常见的，我们还有一大群属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小农。再者，在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和一部分城市垄断集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事实。虽然在广义上可以说它们两者形成了单一的阶级，但是考虑到两者在智利附庸性资本主义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你也必须承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经常造成重大的政治分歧，例如在土改问题上就是这样。我们就拿农业问题来说吧，雷吉斯，如果问题是按照我们纲领所提倡的全面变革的那种格局来加以分析的话，我不理解你的顾虑还有什么依据。你也知道，如果把土地改革孤立起来看，多年来是以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一部分出名的，换句话说，这项改革是可以起刺激资本主义的那种作用的。然而，在现代世界里，当基本矛盾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时，大家公认，符合农业劳动者和各种各样中、小农利益的影响深远的一种土地改革，就只能靠工人阶级为首的所有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来实现了。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土地改革不是同维持资本主义齐头并进的，而是同摧毁资本主义的基本核心即本国和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齐头并进的。因此，这不是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通过最适合于我们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特性的方法，引导土地所有权结构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过程。不必多说，在有些情况下，新的结构将是最先进的类型，即公社所有制；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各种形式的合作制度；最后，小私有制的保存也将必须考虑进去。

　　德：那么，总统同志，是不是可这么说，你是在实现你的政治纲领了，而且其结果，冲突状态总是不断存在的?

　　阿：是的，是一种经常状态。如果他们自找没趣，如果他们挑起冲突，那就会是不断的冲突状态，我们在精神上已作好了准备。这是用不着怀疑的。

　　德：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这不是一个你和政府是否有所准备的问题，人民也必须能够起而抵抗。他们必须有所警惕，因为也许就是明天，他们不知不觉已经处在极端严重的局势之中了。

　　阿：我们一再对他们讲过这一点。人民是明白的。并且，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的斗争是可以追溯到好多年以前的；人民的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不会被这种事吓一跳。我们应当作的是给他们举出几个例子，象最高法院的决定。作为总统和国家机关的首脑，在现行的行政制度下，我不得不尊重其他国家机关的决定，但这绝对不能阻止我根据种种迹象表示对这种制度的政治反感，在我看来，特别象一项决定，就限制了人们对施奈德将军被暗杀一案进行全面调查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也就是限制了人们去调查右翼的阴谋。而我的责任则是告诉人民，要他们提高警惕。这正是现在我所要作的事。

　　德：很多人都牵连在施奈德将军被暗杀的案子里了?

　　阿：说有多少就有多少。真的，就是有那么一帮子人，过去代表着、现在仍然代表着上层金融集团的利益和反动右派集团的政治利益。

　　德：他们只是智利国内的人物?

　　阿：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1] 共产党
　　成立于1922年1月。1912年，智利工人斗争的先驱者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建立了社会劳工党。1922年在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易名为共产党。智利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成员。1927年1月，智利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它的理论基础，宣称：“党将加强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共产党人进入国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破坏它。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用民主方式，而是用革命方式来实现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不是靠国会能做到的，而是靠苏维埃。”这次大会几乎成了该党在伊巴涅斯（见注3）执政前的最后一次活动，而它的战士遭受到严重的压制和迫害。
　　在第四国际出现时，该党经历了一场分裂。它加入了使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见注6）上台执政的人民阵线，但以后又同它分道扬镳了。
　　在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1946—1952年执政期间（见注24），共产党参加了内阁，但不久就被一项法律条文——保卫民主法即所谓“被诅咒的法律”——宣布为非法。党的领导人遭到流放、监禁和迫害，但这并未阻止该党继续从事地下的政治活动。1952年，该党甚至还动员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第一次当总统候选人。1958年，取消了对该党的禁令，它又恢复了合法地位。同年，它和其它左翼组织参加了支持阿连德第二次当总统候选人的人民行动阵线。从这时起，共产党在历届选举的得票上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上一届选举中〔注：指1969年3月的议会选举。——译者〕，它获得全部选票的17%左右。在1969年入民联盟代表会议上，共产党提名由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在阿连德内阁中现有三个部长：财政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劳工部长，三人都是工人。

　　社会党
　　成立于 1933年4月19日，但这个党的前身应该追溯到1932年期间支持过格罗维和马特两人政变（见注2）的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的小组织。该党成立时所宣布的政纲是：“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并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该党的形成是客观上民族条件的产物：具有长期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成熟了；传统的政党不能表现工人的利益；以及无产阶级在领导权问题上遇到了危机，因为虽然共产党已经深入到智利工人阶级之中，但是在当时它却分裂成了两个无法妥协的派别。
　　此外，这个新成立的社会党同共产党依然有某些不同之处。一个知名的社会党理论家把这些不同之处归结为如下一句话：“共产党的那种过于僵硬的理论观点、那种对于全球战略的屈从，以及那套概念化口号的策略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工人阶级的自发要求，更不要谈代表战士们了。”
　　社会党批评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同它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把其有关国际方面的政策局限于拉丁美洲范围之内。根据这种精神，社会党的政纲宣称：“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国际主义性质的，它要求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团结和联合行动。为了开始落实这些原则，社会党将保卫拉丁美洲大陆人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以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洲联盟，并创造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在国家权力问题上，政纲又加上了一句：“在全面改造旧体系的过程中，由组织起来的工人实行专政是必要的。”
　　在上届国会选举中，社会党获得了全部选票中的15%。〔注：英译本出版者注：在1971年4月5日的城市选举中，社会党获得22.38%的选票。基督教民主党则获得25.62%的选票。而共产党获得16.97%的选票。人民联盟总共获得了49.73%的选票，而四分五裂的各反对党派则获得了48.06%的选票。同年在参议院补选中，阿连德因为就任总统必须让出他代表南智利选区的参院席位，社会党候选人阿多尼斯·塞普尔维达投入了该席位的竞选而获得了52%的选票。〕

[2] [2a] 马马杜克·格罗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1年在伊巴涅斯独裁政权（见注3）投靠帝国主义并且肆行政治迫害之后，接着 1932年就是蒙特罗的阶级统治，这给智利留下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浪潮，表现在新生的工人组织和左翼政党所发动的罢工和其它政治行动方面。
　　群众的不满和执政者的许多不公正措施，再加上不少社会主义团体所进行的艰苦政治工作，导致了由马马杜克·格罗维上校（军界领袖）和欧亨尼奥·马特（民众领袖）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1932年6月4日，蒙特罗总统被赶下了台，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
　　新政府在“面包和住房”的口号下，提出了一个一百五十点的政纲，开始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被剥夺者的具体措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显然是非常直率和天真的——禁止把佃农赶出去、把抵押给人民信贷银行的东西归还原主、对于小本经营的商人给予低利息贷款，等等——但显然这些措施触怒了反动的右派。此外，新政府明显是反帝的。它的经济纲领宣称“我们过去被剥夺了信贷管理、对国外和国内贸易的控制、以及对工资和市场的控制。所有开采矿产的重工业和大部分公共服务事业全在外国企业手里。我们的特权阶级用我们的自然财富和人民的苦难作为代价，换取了外国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奢侈和舒适生活。这样，暴发的智利资产阶级比起其他自称为自由国家的资产阶级来，更不关心民族利益了。”
　　革命派的政纲既不曾企图使生产工具社会化，也不曾企图没收大产业。此外，这个政府也没有果敢地依靠群众来贯彻它的政纲。所以，十二天之后，它就被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一场政变推翻了。毫无疑问的是，虽然革命委员会是短命的，但它对工人阶级说来却是一个鼓舞；它团结了五个小的社会主义组织在它的周围。次年，该五个组织合并起来建立了社会党（见注1）。

[3] 卡洛斯·伊巴涅斯·德尔坎波
　　伊巴涅斯生于1877年，后来在陆军中当了将军，二十年内一直是智利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知名人士。他第一次竞选共和国总统是在1927年，获得了98%的选票，组成了被称为“伊巴涅斯独裁政权”（1927—1931年）的政府。
　　尽管事实上他一生都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首先是一个政客，伊巴涅斯却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工作，而是经常纠缠在搞个人阴谋的那种政治活动之中，参加过无数次“宫廷政变”。据说在1925年至 1940年之间，“只有一个时期可以肯定伊巴涅斯没有搞阴谋把戏，这就是他当总统的那个时期。”
　　虽然他的第一任政府给人们留下了极权主义和政治迫害的不愉快的回忆，伊巴涅斯在1951年又被捧出来成为总统候选人，支持他的是一些独立党派所形成的大杂烩-一个特别为他竞选总统而成立的政党（农工党）和社会党的一翼（人民社会党）。
　　他的政纲带有民粹主义煽动性的色彩，根据整顿风纪以及在“公务生活”中肃清管理上的积弊的需要而制定。
　　在该年的选举中，除他而外还有其他三个候选人（包括得到共产党和社会党中一翼支持的，第一次当总统候选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伊巴涅斯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几乎是50%。
　　他那套彻头彻尾反动的经济政策中，有一项是让美国的一个使团（克莱因一萨克斯使团）打进了智利，而这个使团则把全部控制他的经济政策的权力转手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的这种政策使人民社会党和他分道扬镳，脱离了他的政府。但是伊巴涅斯不但没有能阻止反而促进了通货膨胀。他那套“移风易俗”政策政府也未实施，而政府中各种越轨之事仍然层出不穷。
　　伊巴涅斯政府同阿根廷的庇隆民粹主义政权建立了联系。一系列的友好公告到1953年达到了顶峰，这就是庇隆对智利那次臭名远扬的访问。两国间这种同盟关系的政治目的并不清楚，但是当时却流传智利和阿根廷企图树立对拉丁美洲的领导地位以及组成军事一民粹主义轴心。
　　在其担任总统的后期，伊巴涅斯取消了十年来宣布共产党非法的“保卫民主法”。这样就使共产党在1958年能够动员起来支持阿连德第二次成为总统候选人。卡洛斯·伊巴涅斯死于1960年。

[4] 劳塔罗会和共济会
　　劳塔罗会根据智利十六世纪反对西班牙征服的斗争领导人、阿劳乌坎人的酋长劳塔罗命名。1812年，由共济会会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立。在这些人中，知名的有何塞·圣马丁将军和智利的贝尔纳多·沃伊金斯，两个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人。据说当时军队构成了解放运动中军事上的一翼，劳塔罗会则是其政治上的一翼。这种说法可以用圣马丁和沃伊金斯不辞辛劳地在安第斯解放军刚进入的地区建立劳塔罗会一事来加以证明。该会的基本宗旨规定为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前途进行研究。一个历史学者曾经把劳塔罗会和共济会支部的关系说成下列那样：“因为对各劳塔罗会的所有参加者来说，按照共济会那样的仪式履行入会手续都是具有约束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如果劳塔罗会的目标明显地是政治性的，那末，共成员们也是同样富于共济会特点的了。”因此，1827年3月15日在智利建立的第一个共济会支部就是源出劳塔罗会的，而该共济会支部的第一个“大师傅”曼努埃尔·布兰科·恩卡拉达也历来是劳塔罗会一个支部的一员。这两个会社的关系显然在于它们所用的徽记和仪式相同，以及职能和活动相似。下面是贝尔纳多·沃伊金斯亲自起草的智利劳塔罗总会会章的一段，足以证实以上的说法：“会友中任何人被选进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后，未同本会诸商不得擅自决定任何重大问题……”；接着他又加上一句话：“……根据本组织宗旨，诸会友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任何民事纠纷中互相协助，互相维护，并互相支持彼此的意见”。还说：“……会友中如有任何人泄露了支部的存在，即使片言只语或示意动作，亦得依照公认为最适宜的方式予以处死……”。

[5] 激进党
　　1858年，在佩德罗·莱昂·加略领导之下的一批人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形成了激进党。1888年，激进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该党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建立义务的、免费的、世俗的初等教育；改善妇女的法律地位。对于那个时代的寡头统治集团和上升的资产阶级来说，这都是些很进步的改革了。激进党对待群众的改良主义态度则可以用当时它的一个最出色的党员恩里克·麦基弗的一句话归纳起来，在他看来，“工人们缺少必要的文化，缺少了解政府问题的必要准备，更不必谈要他们参与政府的组成了。”
　　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实体，激进党代表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表达了这个正在成长中的阶级的希望。激进党同寡头集团间最严重的分歧来自宗教和教育问题；就这两个问题来说，它的态度是比较进步的。
　　在二十世纪中，激进党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联盟执了政。有三个党员在1938至1952年期间连续地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在1969年，激进党最进步的一翼在其一般党员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把过去同右派结成同盟时期掌握党的领导的最反动的那一派驱逐出党。为了实现1969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促进了“人民联盟”的组成，并参加人民联盟政府。在政府中，它有三个部长。

[6] 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和人民阵线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后，智利共产党就以全力从事建立人民阵线的鼓动工作。这一思想在激进党的大部分人中得到了反映。这条路线是从反法西斯斗争和保卫民主立场上出发的。用一个研究智利社会主义历史的学者胡利奥·塞萨尔·霍维托的话来说：“人民阵线是作为工人口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之间的同盟而产生的，它的政纲具有消除阶级之间极端对抗的倾向。这个政纲的主要点不仅有从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着眼而提出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而且还有保卫民主自由。”人民阵线成立于 1936年，成立后立即同紧紧团结在古斯塔沃·罗斯·圣塔马里亚这一典型人物周围的激进党民族主义右翼发生了冲突。
　　1938年，左派代表大会选出激进党教师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为该年总统选举中代表人民阵线的候选人。
　　这次竞选运动，对右派抵抗展开一场尖锐斗争，结果阿吉雷·塞尔达以四千票的优势取得胜利。除了激进党是这个阵线的主力外，还有共产党、社会党、民主党以及某些伊巴涅斯派的组织都支持了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政纲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它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发展和改善受到外国财团严重损害的民族经济情况。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改革是成立生产发展公司一事，该公司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经济计划和对工业信贷的控制，迅速使国家工业化。
　　阿吉雷·塞尔达死于 1941年11月23日，这正是人民阵线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已经消失的时候。

[7] [7a] 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美洲革命人民联盟
　　1918年，阿亚·德拉托雷作为一个学生领袖出现在秘鲁，他参加了支持一天八小时劳动制的一次全天的示威运动。1923年，他被放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创立了美洲革命人民联盟。该联盟在诞生期间所关怀的中心问题就是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以及摧毁大庄园制和寡头统治。它企图建立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对当时那个阶段说，它代表了秘鲁最先进的思想。不过，由于在反帝斗争中站在赞成不同阶级结成联盟的立场上，阿亚·德拉托雷却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由于争取到群众的支持，他左右了国会并使布斯塔门特于1945年当上了总统。1948年，美洲革命人民联盟起来反对布斯塔门特，企图全部控制政府。但经过激烈斗争之后，在贝德里亚领导下的军方趣取了政权，开治实行独裁，在以后八年中使美洲革命人民联盟受到了残酷的压迫。阿亚·德拉托雷躲到哥伦比亚大使馆中避难，他在奥德里亚独裁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躲在那里。从这时起美洲革命人民联盟开始没落，与包括老对头军方在内的资产阶级搞了一系列的同盟。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阿雷瓦洛是一个被乌维科独裁政府（1931~1945年）流放到阿根廷的危地马拉政治家。在乌维科垮台后，他被召回，领导了一场广泛的改良主义运动。
　　在上台后，他起草了1946年宪法，这是经过两段长期独裁统治之后的第一部宪法。他写了一本反帝的名著《鲨鱼和沙丁鱼的故事》，促进了国内人民的反帝觉悟。他鼓励建立工会。在他的政府之下，危地马拉有史以来第一批政党组成了，其中也包括1947年成立的危地马拉劳动党。
　　阿雷瓦洛在选出的总统中是第一个做满总统任期的人（自1946年至1952年〔注：按阿雷瓦洛的总统任期其实是从1945年至1951年。——译者〕）。继他之后的是哈科沃·阿本斯，也是通过普选当选的。阿本斯对社会改革运动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措施。1954年6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和支持下发生军事政变和入侵，把他赶下了台。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和民主行动党
　　委内瑞拉政治家贝坦科尔特于1926年以学生领袖身份初露头角。两年后，被流放到哥斯达黎加，由于他加人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而被哥斯达黎加当作“共产党人”赶了出来。他就委内瑞拉所写的第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国际”“为了使委内瑞拉的生产工具为外国的剥削服务”，需要在这个国家内保持采取高压手段的政府。在1936年回到委内瑞拉时，他组织了国家民主党。但是洛佩斯·孔特雷拉的政府谴责它是“共产党”，因而未能成为合法的政党。1937年，贝坦科尔特再度被放逐。他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了一场国际运动，以支持委内瑞拉民主化和波多黎各的独立，并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访问了智利，与参加人民阵线的各个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接触。1941年9月13日，以贝坦科尔特为领导人的反帝和主张十改的政党——民主行动党诞生了。1943年，委内瑞拉的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政府实行了一项新的石油法，以后又实行了一项保守的土地改革纲领。这个政府所造成的新形势，对于民主行动党是有利的。该党自1944年以后就成了委内瑞拉政府的反对党，并于1945年10月18日参加了推翻梅迪纳的政变。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一些青年军官，其中有卡洛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和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当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以贝坦科尔特为主席。1947年12月举行了选举，民主行动党候选人、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得胜，但在他执政十个月后又被政变推翻了。美国使团中有一个名叫亚当斯的上校积极参加了这次政变，使佩雷斯·希门尼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以后被暗杀）和略维拉·派斯取得了政权。这时，贝坦科尔特又被流放了。在美国支持下掌权之后，佩雷斯·希门尼斯在1954年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授与的勋章，并保持了他这个地盘，直到1958年1月才被群众运动冲垮。同年举行了选举，贝坦科尔特和他的政党取得了胜利。当时只有共产党仍旧是反对党，贝坦科尔特为报答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竟抛弃了共产党。1959年8月，警察开枪驱散了加拉加斯失业者一次示威游行。从此掀起镇压独立工会和共产党的浪潮。1962年，民族解放军诞生了，发动了委内瑞拉的武装斗争，在镇压浪潮中死难人数超过五十人。民族解放军和它的政治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大体上可说是共产党决定用武力反对镇压人民、亲帝国主义的贝坦科尔特政府所作努力的一项成果。人们不能忘记这个受到肯尼迪赞扬的政府正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恶劣腐败的政府之一。不过，贝坦科尔特却能混到他任期期满并让位于其继任人、另外一个民主行动党人劳尔·莱昂尼。目前，他又准备当总统候选人，希望取代基督教社会党人拉斐尔·卡尔德拉。

[8]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
　　1925年，桑迪诺为了反对美国对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占领，组织了武装斗争。他在尼加拉瓜森林地带叫做拉斯塞哥维亚斯的地方建立起游击队的强大据点。桑迪诺和他的队伍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斗争，成了整个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传说。1927年，美国派了十六条军舰把一支登陆部队送到尼加拉瓜。美军的指挥是洛根·费兰德准将。他在轰炸据说是桑迪诺藏身地的奥科塔尔之后，柯立芝总统还特地为他授勋，这次轰炸竟使三百个尼加拉瓜人和一个美国人丧了命。这场斗争一直拖到1933年美军撤走。桑迪诺同新政府进行了和谈。可是当他离开总统府时，却遇到了伏击，为国民警卫军头子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所暗杀。索摩查后来透露了，原来暗杀的命令是美国大使阿瑟·布利斯·莱恩亲自下达的。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的名字在拉丁美洲是经常作为第一个从事武装斗争的反帝战士来提到的。

[9]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
　　古巴共产党书记处成员，革命政府的部长。1970年11月，罗德里格斯当智利总统交接时率领古巴代表团去智利。1970年12月，古巴和智利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关系中断于1964年，当时智利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服从了美洲国家组织埃斯特角会议企图把古巴同其他拉丁美洲兄弟国家孤立起来的决定。

[10] 萨尔瓦多·阿连德和游击战士（复活节岛、塔希提岛）
　　1968年2月17日拉巴斯来电说，有五个原在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领导下现在还活着的游击队战士（三个古巴人和两个玻利维亚人）已经越过玻利维亚和智利两国接壤的边境。这些革命者从奥鲁罗走了一千四百公里才到了智利。他们没有吃的东西，装备很差，被军队和玻利维亚突击部队紧紧追击着，而在他们进人智利前已经同这些军队和突击部队打过两次仗了。当这个消息传到圣地亚哥时，新闻界、国会中的左派和政府方面都立即作了布置。这个消息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一系列自发的声援示威和集会。在游击队战士向智利当局投降的地方伊基克，就有三千人举行了示威。为了使这批政治迫害的受难者能从智利政府得到应有的保障，并为了使他们得到最好的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照顾，当时的参议院议长阿连德是第一个赶到北方去的人。这些革命者正在进行健康检查和受到警察审问时，国会中左派议员同政府进行了讨论，要求迅速把他们护送到圣地亚哥。政府在作了这事之后，勒令把这些人驱逐出智利领土，并立即用一架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机把他们送往复活节岛。这些革命者在情报人员护送下，一清早，没有把他们的动身时间和目的地通知智利左派代表，就离开了圣地亚哥。阿连德亲自找内政部长谈话，并坚持要以参议院议长的资格坐飞机到复活节岛去，决心亲自保障这些革命者安然无恙地先去塔希提岛，再取道欧洲前往哈瓦那。阿连德还把他这次旅行看成为在思想上和人道方面的一项表态行动，这是智利的左派代表对于在玻利维亚解放运动中，同游击队领导人格瓦拉司令在其一生最后时刻中曾经并肩战斗的一批战士们所表示的休戚相关。在复活节岛，阿连德同他们耽在一起，并和他们一起飞到塔希提岛，直到他们乘上去欧洲的飞机。
　　在回到圣地亚哥时，阿连德碰到了反动新闻界发起一场最有煽动性的运动。当时反动新闻界认为可以利用他这次表示休戚相关的旅行把他从政治舞台上赶下去。但阿连德却能予以反击。当时他被邀参加一次电视节目，在讲坛上同领导着诽谤运动的那些报纸编辑们展开辩论。阿连德就此从被控诉者变成了控诉者，把他的行动作为他一生中的政治影响来说明。他说，对于一个“从事拉丁美洲革命的战士来说，向在同一个革命中进行战斗的同志们伸出友谊之手以表示人道方面的和思想上的休戚相关，是一项正当的而且光荣的职责”，“这是革命者一致公认的，但也是走狗和唯利是图的家伙永远不能理解的事情”。他插手这件事，是他对公众宣传工具的一次尖锐批评，对唯利是图的新闻界，对现存制度，对维护和操纵现存制度的那些政治集团的当头一棒。同时，这次插手不仅反映出阿连德在智利政治活动中的立场，也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的可能性。下面阿连德答复智利保守派报纸《信使报》的一段话，是他插手的一个很好例子：“智利一直到目下为止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虽然它有种种缺点，但毫无异议它却是拉丁美洲非武装形式的斗争仍具有真实意义的一个国家。不过，智利人民运动通过选举取得胜利的机会却越来越小了。祸首之一就是《信使报》。《信使报》厚颜无耻、穷凶极恶、没完没了地歪曲真理和事实，不择手段地维护它自身的利益，并且不让绝大多数智利人争取另一种生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人能指挥我们走什么道路，正如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政党，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指挥过智利人民运动要走什么道路一样。我们引为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诉诸暴力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恰恰是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你不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对于《信使报》来说，越南好象是不存在的；不过，作为一个活人，甚至罗马教皇也得承认它是存在的。斗争将以世界规模和全洲规模展开。作为一个智利人，我诚恳地希望我们能够避开暴力。但是，一旦人们看到建立一支美洲国家警察武装的种种计划，一旦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所存在的鸿沟，一旦人们考虑到美国人是怎样侵入圣多明各，美国人在巴西干过些什么勾当，他们在自己国内正在干什么事，人们就会大大怀疑美国是否会尊重人民的意志。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才继续同人民一起斗争。而且，我对你们还要一再指出，我们是不会首先使用暴力的，不过有时候对于你们反动派暴力的答复也只能是革命的暴力。”

[11] 统一人民行动运动
　　在1968年开了一次纷争不休的代表大会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内最进步的一部分，主要是青年人，分裂出来组成了统一人民行动运动这个组织。作为人民联盟中非马克思主义党派之一，统一人民行动运动把它的工作和最有经验的干部都放在农村的政治活动方面。
　　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基督教徒，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在人民联盟圆桌会议讨论中，提名现任农业部长、该党的雅克·琼乔尔作为人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圆桌会议则选出萨尔瓦多·阿连德充当左派联盟的总统候选人。
　　除农业部长外，该运动还有一个女战士被任命为家庭福利部长，这是一个目前正在筹建的政府部门。

　　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66年7月，创建人是从基督教民主党和弗雷政府分裂出来的众议员，名字叫帕特里西奥·乌尔塔多。他把全国反抗运动和一个由参议员路易斯·费尔南多·卢恩戈领导的名为国家民主党的组织联合起来，组成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以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自居，从事拉丁美洲的解放和支援古巴革命事业。根据它的领导人帕特里西奥·乌尔塔多的讲法，它同社会民主党国际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观念都没有关系。

　　独立人民行动
　　在人民联盟中，独立人民行动是最小的一支政治力量，历史也最短。它的领导人是参议员拉斐尔·塔鲁德，他是人民联盟全国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现任司法部长也是这个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

[12] 工人统一工会
　　工人统一工会由那些自愿承认它的宗旨和会章的联合会、协会、小组、行会总部等合并组成。在1945年智利工人协会分裂之后，智利工人运动经过长期的分裂状况，终于在1953年2月12日成立了这个组织。这样，从它成立时起，工人统一工会就发扬了智利工人斗争的带头人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所建立的旧智利工人协会的那些优良革命传统（见注1）。它第一次宣布的纲领所规定的宗旨是：通过智利工人的积极斗争以社会主义取代压迫者的国家。由于它的战斗精神，它的领导人长期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53-1961年），特别是它的主席克洛塔里奥·布莱斯特曾经多次被迫害、监禁和放逐。但是在1957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它开始就其第一次宣布的纲领开展了争论，终于在1959年12月对该纲领进行了修改，使其带上了比较温和的色彩。修改后的纲领着重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要求，避开了对现存制度政治基础的质问。
　　这个变化基本上是在此期间受到本组织内中间派压力的结果，中间派是同基督教民主党和激进党结盟的。从那时起，历届全国代表大会（1962年，1965年和1968年）又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现在成为坚决支持人民联盟政府的组织之一。
　　工人统一工会的组织结构大致如下：它的领导机构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由通过普遍、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三十五名委员组成。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任期是三年，由每届代表大会改选，委员会中有主席、两个副主席、总书记、司库等。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设区域、部门、地区、地方委员会和作为基层的工会组织。同这一套机构相平行的就是协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由工人统一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加上各个协会的约四十名代表组成。自工人统一工会建立以来，各人民党派一直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例如，它的现任主席路易斯·菲格罗亚就是一个共产党众议员；它的总书记埃尔南·德尔坎托则是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虽然工人统一工会是智利工人阶级的最富有代表性的组织，但是宪法并没有给以法律上的确认，因此它只是一个事实上的组织。这就是说，它不能履行集体合同，不能从事买卖行为，也不能以合法身份执行任何法令。这种情况自1925年来一直不曾改变。该年颁布的劳工法典明文禁止组织工会联合会，并且只在法律上承认工厂和公司一层的个别的工会。但是工人统一工会事实上的存在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使此后的许多劳工法都指名提到了它。人民联盟政府上台后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以期树立工人统一工会的法律地位，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同基督教民主党结成同盟的右派则利用在国会中占多数的机会，否决了这个法案。
　　这项法案被否决，明显地不是根据什么充分的法律理由。正式提出的解释是：参加工人统一工会的智利工人人数只占全国的大约20%，不应让它从全国工人中征收会费。事实上却是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法律上的承认再加上随之而来的财务上的自主，将使工人统一工会成为全国自强大的一个组织；显然这是右派吃不消的。

[13] 两院制国会
　　智利的两院制国会是1822年宪法的产物，并在1833年宪法中予以确认。沿袭罗马法体系，国会原先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前者带有调和的、类似元老的特色，后者则对行政机构行使财政管理。现行1925年宪法剥夺了参议院原来拥有的政治上的职能，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高级法院和谘询机关。参议院不享有财政上的大权，只是立法机关中的第二位伙伴，其职能为审讯某些特种案件。
　　参议员和众议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者当选资格上的差别只在于年龄：众议员必须年满二十一岁，参议员必须年满三十五岁。众议院有一百五十名众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参议院有五十名参议员，任期八年，每四年部分改选。

[14] 雷内·施奈德被暗杀事件
　　1970年10月22日晨8时15分，当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在赴陆军部途中，座车被八辆车子拦住了。从这些车子中跳出几个拿枪的人。他们把这位将军的车窗砸碎，而当他进行抵抗时，这批人开了三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咽喉，胸腔和右肩，然后这些刺客就溜了。汽车司机把将军送到了陆军医院。在医院中他痛苦地熬了三天，终于在10月25日晨去世。
　　事后对案情进行了调查，发现背后有深远的阴谋，而企图绑架这位将军的流产事件只不过是阴谋的第一步；阴谋的目的在于阻止国会两天后确认阿连德的选举胜利。第一批被捕的人都是些同右派政党有政治上联系的富家子弟。同时，一些极右翼的组织（亚历山德里兵团、“不许出卖智利”队、“国民党攻势”队和“独立共和阵线”）则在圣地亚哥的各个地方大搞恐怖活动，进一步策划阴谋。
　　施奈德将军之死轰动了全国，因为从上个世纪以来，还没出过政治暗杀事件（暗杀迭戈·波塔莱斯事件发生于1837年）。根据阿连德的说法，如果绑架施奈德的原定计划得逞，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陷进内战之中。到目前为止，与此案有关而被逮捕的和被宣布为有罪的人数已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包括若干将军、一个海军元帅、若干大庄园主和政治上的头面人物。

[15] 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
　　土木工程师，曾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德里是1958年至 1964年期间的共和国总统。他的父亲也曾两次当过共和国的总统。他本人还一直担任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组织——商业和生产联合会的主席。作为企业界的知名人士，他是许多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虽然他从来不曾在任何政党中进行过活动，但他却是智利经济上和政治上一个最典型的右翼代表人物。
　　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执政六年的那个政府是三十年来最反动的。虽然如此，在近几届总统选举中右派仍然把这个七十四岁的老家伙捧了出来作为无党派人士的、民族新生的象征。

[16] 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冲突事件（康塞普西翁事件）
　　这是一次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冲突事件。1970年12月2日，左派革命运动战士、一个二十三岁叫做奥斯卡·阿诺尔多·里奥斯的康塞普西翁大学学生在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发生冲突时被人开枪打死了。这场冲突是在左翼各派进行协商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左翼各派正在为了康塞普西翁大学学生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着手起草一份统一的左派名单。
　　那些长期以来卷进意识形态斗争之中的人们陷进了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立场，里奥斯之死标志着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这次事件一方面促进了对这些宗派主义立场的改正和自我批评，另方面表明了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斗争中，需要以公开对话作为达成协议的唯一方式，从而在这两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采用这种方式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制定出了一份由共产党支持的、以左派革命运动战士为首的统一的左派名单。在这次事件发生时，阿连德总统正在一艘驶向瓦尔帕来索的智利海军军舰上。在促成、鼓励和加速公开对话一事上，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就防止了右派和基督教民主党在政治上从中渔利，同时也避免了智利人民和革命力量间的内讧。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对话现仍在双方领导间继续进行着。智利的观察家认为它是促成左派各方联合的一个政治上的主要因素。

[17] 人民联盟委员会
　　这些都是人民联盟为了引导和推动群众参加竞选运动而建立的群众组织。
　　这些委员会的规模大小不一，建立在“工厂、贫民区、机关、学校等等”地方。根据人民联盟的政纲，这些委员会的职能是“作好行使政治权力的准备”。同时，这些委员会又成为“一种实现人民联盟政纲的经常、积极的力量，一个活的群众学校，一个使人民联盟的政治要求在各个方面都能加以贯彻的基层组织。”
　　人民联盟委员会的工作很快地在选举前后就达到了它的顶点。最近，人民联盟政府号召所有这些委员会作好准备来应付反动派挑起的任何叛乱活动。

[18] 考廷
　　是南智利的一个农业省份，也是全国印第安人集中的唯一重要地区。那里印第安人的马普切族有十九万人，占全省人口的75%。但该族人民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却只占25%，就是说每人只有一公顷半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只有60%是能耕种的。虽然该省的牛奶产量占全国的24%、肉类产量占18%、小麦产量占25%，却是国内最落后的地区：37%的马普切人是文盲；二万人失业；婴儿死亡率也最高，而且医疗设施特别缺乏。
　　在最近六个月中，就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农民通过“筑篱圈地”的办法，夺取了庄园地产达五十六起。甚至还同大庄园主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些大庄园主在阿连德竞选胜利之后自己组织了强大的武装队伍“白卫军”。但是在印第安人农民那一边，在革命农民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也在政治上高度组织起来了。在劳塔罗公社里的那些合作社就此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设法把这个地区组织成为统一的生产小麦的公社。事实上，有三个合作社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使马普切人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右翼反动派对这些打算收回其被剥夺的土地的印第安人发动了武装袭击。在这些挑衅行动面前，农民们表现了组织性和坚定性，因此，当前智利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考廷省比其它地方更为明显和激烈。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插了手，把农业部长派到这个地区来加速推行土地改革和社会发展计划。

[19] 劳尔·莫拉莱斯的国会议员豁免权
　　1970年11月21日，军事检察官费尔南多·利翁为了便于传讯，要求取消右翼激进民主党人、参议员劳尔·莫拉莱斯·阿德里亚索拉所享有的国会议员的豁免特权。一些被判处破坏国家安全和暗杀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见注14）的人在证词中把这个参议员也牵连了进去。证词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右翼参议员看来就是一个叛乱野心计划的主谋，而这个计划中有一项是把五百挺机关枪从阿根廷运进智利，以便制造混乱，最后再推翻人民联盟政府。
　　取消这个参议员的国会议员特权的要求经上诉法院初审后被批准了，但是最高法院否决了上诉法院的批准决定。最高法院的否决引起了举国震惊。这事件证实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是带政治性的，而且也妨碍了调查的正常进行，因为军事检察官依然无法传讯这个参议员来供述。

[20] 防暴警察部队
　　这是在内政部控制之下的一支穿着军装的、军队化的警察部队。它的基本职责是保障法律、秩序和国内安全。
　　防暴警察部队是1927年，伊巴涅斯将军第一任政府（见注3）时期对各省地方警察部队和民兵加以合并和中央集权化而组成的。它是一支拥有现代重型武器、现代通讯工具、现代运输工具装备的，并拥有一个效率很高的办事系统的职业军团。它拥有三万人员，组成各种专业化部队，分布在全国各地。它的总指挥只向共和国总统负责。

　　机动防暴警察队
　　该队创立于1960年，专门从事镇压工人、学生和农民运动。拥有现代装备，队员都受过专门训练。约有二千多人，是亚历山德里和弗雷政府手中：最得力的镇压工具。1970年11月，在阿连德总统的人民联盟政府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有一项就是废除这个镇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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