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1971）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英译者彼得·贝格兰）
第二部分
德：总统同志，昨天你在瓦尔帕来索的演讲中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对广大群众，你说：“我不去批评最高法院。他们是站在那边的，我们却是站在这边的。”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太明白。
阿：好，现在就来谈这个。在人民联盟的政纲里，我们解释说，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它的上层成员应当来自一院制国会。而且所有的政党，特别是社会党，都批评了最高法院的那些判决，而某些有名望的律师，其中包括财政保卫委员会的主席爱德华多·诺沃亚[21]，也都证实最高法院在百分比很高，很高的判决中都偏袒特权阶级，这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必须再说一遍，最高法院所实行的是阶级的司法。
德：换句话说，也许工人是掌权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掌握到司法权。
阿：正是这样。
德：这些束缚，不教你头疼吗?
阿：对，很头疼。但是正象我们曾经讲过的那样，只要这个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三权分立制度还是我们现行制度，我将仍然尊重它所加于我们的那些限制。我是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说我不去批评的。不过，你也晓得，事实上我已经进行了批评，并且对最高法院判决的政治含义作了说明。我也说明了我的看法，认为容许那个参议员安然逃出法网实际上就弄得无法去调查主要嫌疑犯。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我还要采用掌握在我手中的司法方面、法律方面和行政方面的一切办法，来把真正的罪魁祸首挖出来。
德：另外我还想起一件事，总统同志，这就是你经常反复讲的一句话：“我们是条沟渠，不是条堤坝。”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印象却是：在对待农民夺取土地问题上、在对待贫民占地运动问题上、以及在对待流民的安置问题上，你所采取的遏制办法使人家看起你来倒象是一条堤坝。用不着说，这并不是弗雷政府搞的那种堤坝，因为基督教民主党下令防暴警察部队和后来被人民联盟解散的机动部队使用武力，强行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那些没有耕地的农民从他们所占的土地上赶出去。圣米格尔和蒙特港[22]的大屠杀事件就是这点的铁证。显然，一个人民的政府就不能那样作。不过，另一方面，你也没有鼓励那些被剥夺者干起来。
阿：到9月4日，全国所从事的那项工作〔注：此处指总统选举。——译者〕已经完成了它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到11月3日我们组成了政府以后，我们就更前进了一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抓紧时机让同志们明白：他们应当对我们正在作的事和将要作的事抱有信心。雷吉斯，问题很清楚。我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完全解决住房问题。包括古巴在内。真的，我不赞成古巴有关城市改革的许多措施，因为我不相信这些措施是好办法，而且我还对菲德尔当面这样讲过。我们要正视住房问题。我们要解决住房问题，但是我们不赞成有关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无政府主义的途径。在智利，今天仍然有成千成万的棚户居民，他们家里没有饮用水，特别是妇女们还必须到处奔波去找水龙头来灌满水桶。假如继续容许城市向外扩张，到处都塞满临时搭起来的平房，我们就不可能为每一户人家提供饮用水、下水道、电、煤气、电灯，等等。想一想为每户人家提供这些生活必需条件要花多少钱。在有些地区，我们不可能建造独幢平房；我们必须建造成排成排的公寓式楼房，因为这样便于发挥楼房的长处。
德：是不是人们对于独幢平房有所依恋?
阿：他们对于“个人主义的住房”这念头是依依不舍的。
德：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理想典范，这也许是某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事物的征兆吧。
阿：但是这一点必须克服。唯一克服的方法就是用人们所能了解并能体会得到的那种话加以解释。你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这与夺取土地事件中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不是吗?我们有一项法律，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是我们对地产进行没收的工具——凡是超过法律上所规定的最大限额的地产，即凡是在中心地区拥有八十公顷、经过灌溉的土地都予以没收。但是我们要关心做到的，却是要在地区基础上去落实土地改革的工作，以保证智利所需要的产量能够跟得上去，因此，气候、土壤和地区等因素都必须估计在内，以便确定这项生产的格局。如果在作这项工作中搞无政府主义的做法，那么就不可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人民必须懂得我们不是一条堤坝而是一条沟渠的理由。如果人民就是政府，那么人民也就永远不会是一条堤坝的。更糟糕的是工人们占据正在建造或已经建造好的房屋，而这些房屋却是属于其他工人们的。我们不能容许同一阶级的人彼此间冲突。那是无政府状态。
德：回到阶级冲突这个主题上，让我把我个人的看法讲给你听。我很怀疑右派竟然愚蠢到敢于立即决裂的程度。你不认为资产阶级沉默的抗议更加令人担心吗?你不认为他们打的是一种壕堑战，一种阴险顽强的消耗战，而不是运动战吗?
阿：我们对这两手都要提防。壕堑战也好，运动战也好，雷吉斯，他们这两手是都用的。
德：到目前为止，看来他们的运动战是失败了。但是各条战线上的壕堑战却仍在进行着。并不限于政治斗争直接领域内。渗透和箝制的手段是多样的。用这些手段，人民联盟政府和它所推动的革命进程就会被限制，或被引到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里面。你也知道这些条条框框是些什么货色，这可能是过分遵守法制——也就是机会主义，可能是勾心斗角地追求一官半职，官僚主义化，也可能是把群众引向脱离政治，使群众处于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花样多极了。由于不容易发觉，也许最大的危险倒在阶级敌人从内部通过蚕食而攻下堡垒。你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总统同志?
阿：我跟你说，德布雷同志。我认为他们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你刚才说到的，我们称之为壕堑战。直到目前，他们却是在另一种战斗中，在运动战中打败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洗手不干了。他们需要把他们的力量聚集起来。如果他们能把力量聚集起来，他们早就再干下去了。
德：所以他们就另找途径，采用别的手段了吗?
阿：这就是你所说的那条途径。
德：你也知道，那条途径不但在智利有，面且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
阿：而且是在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于这种情况的唯一对策就是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不断启发觉悟，使群众经常提高认识，直接参加国家大事，并使各个政党的战士保持警惕和自觉的态度。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推动革命事业的因素；同时，不管是地下或公开的抵制，都会使人民联盟团结得更加牢固，从而制止反对派。因为我们是处在斗争中，我们就有一个对手，我们就有我们的敌人，而且如果我们辨别出来某种形式的动向，那么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我们的活动，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已经看见我们每天都在进攻——谁也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快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想得到吗?他们也同样不相信我们竟同越南和朝鲜建立贸易关系，但是我们竟这样作了。
德：在这一点上，政府所在地搬到一个省府瓦尔帕来索也许同反对官僚文牍主义的斗争有点关系吧。
阿：当然是这样，因为进步迟缓、缺乏实际行动、搞不出什么名堂等现象，凡是以前历届政府时期里见惯的这些事情，人们在各省要比在别的地方更容易觉察出来。我们必须同这一切一刀两断，这就是昨天我说人民政府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改变的道理。在瓦尔帕来索，我们将同大家共同研究那些基本问题，我们将把问题······解决，而且使大家都来参加，积极投入重要讨论。我们希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学生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德：联系到参加这个概念，你常说权力产生于基层。是不是有了当前这些构成人民联盟的政党就算够了呢?你看人民联盟委员会在现在的形式下不能重新振作一下，不能再作一些其他的工作了吗?例如，首先通过控制物价和消费品的质量，继而逐渐提高到保卫革命的高度，使得人民能够日益掌握他们的生活条件。
阿：我们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把那些无家可归和失业的人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把妇女们组织起来，使她们监督食品的价格和质量。举例来说，雷吉斯，正如我昨天说的那样，全国妇女运动这个组织现在有两万名会员，她们正干着义务的社会福利工作；加在一起，她们每月作了十六万小时的义务工作。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是积极的参加。她们将协助分送牛奶、清除垃圾、向小孩子的母亲讲解预防腹泻的方法，以及宣传刚才我们讨论过的那个题目，比如说，面包价格和质量的监督。
德：大体上说，冻结物价这件事行得通吗?
阿：直到现在，完全行得通。
德：在你的一篇演讲中，我念到了这么一段：“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官老爷了”。此外，你还说了一些我不太理解的话。你说：“我们不应容许工人贵族出现。”你是指什么说的?你也许指的是楚基卡马塔的矿工投票支持右派的事。这件事国外人士感到很惊讶。真是难以理解。工人阶级投票支持阿连德，但在一些矿区……
阿：很少的一些……
德：很少的一些……他们在帝国主义公司的所在地区投票支持了亚历山德里。
阿：不，只在楚基卡马塔。既不在萨尔瓦多，也不在埃尔特尼恩特。意义更大的是：在萨尔瓦多的一个选区，所有三百个登记的选民都投了票，我得了三百票。换句话说，这些工人百分之百支持了人民联盟候选人。
德：这是不出所料的。不过反常的是在楚基卡马塔[23]发生的那件事。你又怎么解释呢?
阿：好吧，那件事是这样解释的。正象你熟悉的那样，在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范围内，工会组织已经在某些领域树立了权力和影响。铜矿工人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患有象矽肺之类的职业病。但是这种艰苦生活是有高额工资来补偿的，在智利采铜的外国公司付得起这笔工资，因为它们靠智利的自然资源获得了高额利润。多年来，这些美国公司一直对工人们说，一旦它们离开智利，工人们，特别是挣美元的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就会恶化。我们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宣传工具来清除统治阶级塞进这部分群众头脑中的那种思想框框，而这部分群众大部分是同社会的其他部分隔绝的。你应当记得楚基卡马塔实际上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商业利益集团支配的孤立城堡。我们必须竭力以真实情况说服这些工人：他们应当有工会组织，但是除非工会组织充满革命思想，否则还是不够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一直竭力主张工人统一工会的革命思想。我们也正竭力使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我应当告诉你，智利工人阶级中只有20%是有工会组织的，而他们的大部分，即80%，还没有组织起来。
德：你又怎么解释这个缺点呢?
阿：有许多原因。首先，过去历届政府使工人们不容易组织起来，因为它们都是抱有阶级偏见的政府。你知道一个组织起来的工人是一个力量更加大得多的工人，更加自觉，并且更加能够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德：而且过去这些政府并没有给予工人统一工会以合法地位，是么?
阿：对，但是我们则要作到这点。
德：你打算促进工会运动，并把它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吧?
阿：我们希望它是普遍性的。对所有的工人开门，包括那些在政府部门中的人。那些在政府部门中的人有一个组织，但是没得到承认。无论如何，政府部门情况特殊，举例来说，我读到过，在法国甚至警察也扬言要罢工。在智利，按照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的角度说来，那简直是智利人不能接受的作法。我们要为我们的公务人员也提供一个名副其实的组织，不过它应当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他们必须懂得这个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没有必要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举行罢工。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例如，铜矿工人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认识到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铜矿业中举行长达三十天或六十天的罢工，因为这将是对智利一下狠狠的打击，而且也是国家收入的一项重大损失。所以从逻辑上看，他们举足轻重，深知他们举行任何罢工都会影响国民经济，任何政府都不得不解决他们的问题.政府又怎么样解决呢?好，满足他们大部分要求就是了。结果又怎样呢?铜矿工人必须懂得，他们决不因为是铜业工人就可以享有远远高于其他工人的那种特权地位。大家的阶级地位应当还是一样的。他们还必须懂得，我们需要他们为智利从事劳动和生产，而且他们中大多数都拿到了生活工资。这些都是事实，这也就是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个良心问题，一个人民的阶级觉悟问题。在铜矿业中，一部分工人被提升到职员的地位，部分职员虽是智利人，拿的却是美元工资。其中还有一些人，我没有说是所有的人，经常把他们的美元在黑市卖出。所以当你问他们每月挣多少钱时，他们告诉你的是美元按黑市价格折合成埃斯库多的数目，而不是按照官方汇率折合的数目。
德：关于工人们在生产中心所起的作用问题，你曾经指出过，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政府将赋予工人们一份参加公司管理的权利。
阿：而且也同样给科室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份权力。
德：对我来说，由于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由于我了解社会党和南斯拉夫之间那种虽然疏远但倒是历史悠久的关系，你上面那番话使我想到工人管理这一条。
阿：不，不。我们一直坚持要体力劳动工人和科室人员以及技术人员一道管理我们的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在有关生产方面就享有独立地位了。我们现在和将来永远是赞成集中经济的，而且各公司也必须按照政府的生产计划办事。为了达到这项目的，我们将同工人保持经常的对话。但我们将不会把一个公司交给工人，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要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或者让他们把参加管理这件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变成有利于他们自己个人利益的东西，以便要求高于别人的工资。我们反对任何这种性质的政策。
德：原来你搞的就是按控制计划的路线来达到民主制定计划的目的，不过在作决定时让工人们也参加罢了。
阿：当然是这样，否则就不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改革了。这就是我们如此告诉工人们的缘故，譬如说吧，我到煤矿去一事也正是为了这个。我非常抱歉没有约你一道去；当时约了你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矿区并同那里的工人们谈谈话。哦，当时我向工人说了些什么呢?说了这个：你们目前每天生产三千八百吨煤。可是我们需要每天生产四千七百吨。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而你们就必须在工作中多加一点油，多生产一些，多牺牲一些。但是他们这些工人是不会为了填满雇佣他们的私人公司的保险箱而去牺牲自己的。现在他们是为他们自己面工作了：我们将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我们将为他们提供适合于人类居住的住房，我们将为他们提供运动场地。我们还将为他们的子女提供牛奶，我们将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面他们将为国家而工作。由于我们的石油资源日渐枯竭，我们现在更需要把煤作为一种能源。这就是工人们关心国家大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他们体会下述一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管他们是在煤矿、铜矿或者在土地上劳动，他们都是为了智利面工作，而不是仅仅在自己的个人问题或他们自己本行本业问题里兜圈子。
德：换一种说法，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权。
阿：一点不错。而且也是让他们认识到，对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来说，这个权代表着什么。
德：这就是说，要不受心胸狭窄的态度，不受地方主义，不受本身利益的局限。我们不妨深入一些观察工人阶级和政治权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管这一阶级享有领导权与否。你非常清楚，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是一回事，而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从社会、道德和文化方面进行领导则是另一回事。甚至工人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后，资产阶级仍然可能继续散布它的意识形态、继续控制文化风尚和处世规范。这里姑且不去谈论妨碍群众直接表现主动性的那种制度结构仍有进行挣扎的能力那样的问题。使人担心的却是，在银行和垄断公司实行国有化之后，统治阶级保留在手中的那种广泛的控制势力仍可能存在下去。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当前的问题。但是当前的一个问题倒是群众的宣传工具问题。今天，还是同过去一样，这些工具是受金钱控制的，不是受人民控制的。我想，对于你这个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阿：确实是这样，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德：你打算想点办法解决它吧？
阿：是的。我们刚才谈到过，我们并不准备搞掉资产阶级手中的这些宣传工具，不过我们要调整于中的宣传工具，增加它们的数量，并且保证那些在宣传机构工作的人们，新闻工作者，都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将是首先从我们的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这样那些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公司中工作的人们，一旦看到公司老板的政策同人民联盟政府发生抵触，由于他们在这些公司里，他们也成了抵制资产阶级的一个因素。你想一想，当一个新闻工作者觉得放心，知道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时，他就可以对他的公司老板说：“瞧着吧，我是不发表这条消息的”，或者“我就是要发表这些事实真相”。举例来说，雷吉斯，昨天瓦尔帕来索的大会你是在场的。好，这还是智利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你知道我作总统候选人已有多次了——十八年来我一直是总统候选人），《信使报》刊登了一张人们参加群众大会的现场照片。
德：第一次吗?
阿：第一次。如果这次大会是在选举之前举行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会说有三千人参加大会，可是事实上这次只得说有四万人参加了。这个数字是正确的。
德：你当候选人的时候，人数比这次还要多的大会你也主持过，不是吗?
阿：主持过。但是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举行了一个几千人的大会，下文没有了。
他们说，有三千或五千阿连德的支持者在塔尔卡、瓦尔帕来索或康塞普西翁开会对他进行声援。事实上，开的都是十万到三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报道过实际数字。
德：但是除了你开这些大会这件事之外我还要把另一件事当作一个问题向你提出。当然我这不是批评你，因为我到这里是你的客人。
阿：你完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的对话就是为了这个嘛。
德：不管怎样，下面我就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你提出吧。这城里有三套电视节目。在电视节目中，虽然你向人民宣读文告时有必要采取一套方式，可是你向人民谈话时为什么不采取比较家常、比较不拘形式的方式呢?为什么你同人民不多作几次谈话，说明你正在干什么，同报界以及人民的代表共同进行讨论呢?为什么你不让全国都看到你象我们现在这样不拘形式的谈话呢?
阿：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历届政府滥用了在全国无线电和电视节目中政府硬性规定的广播时间，人民终于对这些时间中的节目感到厌烦，不愿意听，不愿意看了。另一个理由是，我不愿意我的政府变成总统同志的独脚戏。这就是我指示我的部长们和高级官员们参加电视节目中的讨论，并让他们解释他们部门的那些问题的理由。你应当记着，在三套电视节目中，只有一套是由国家控制的；此外，主管电视的部门还给政府加上了相当严格的限制——这一直是一种政治把戏。另外两套电视节月则是属于大学的。这些都是同问题有关的事实，必须考虑进去。无论如何，我想总有一两个部长每星期都参加了电视节目中的讨论。我认为我自己虽然没有任何既定的计划，但一直是每隔十天左右总在电视节目中露面一次。我决定尽量在重要的问题上都露面。
德：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在讲演中，以及在人民联盟有限而经过审慎考虑的宣传中，一再出现一种论调：“新人”、“新道德”，等等。……目前你们的社会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其中旧的教育机构又还不曾搞掉，你们用上面那种字眼说话，难道不觉得是空想吗?
阿：不。我们完全知道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受教育的人同我们所谓的“新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目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仍然是占着统治地位的。不过，十分清楚，我们所谓的“新人”将会涌现出来成为新社会的公民。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在教育领域里作出重大努力，以唤醒群众觉悟，关心建立一个新社会并把这个新社会成员的形象“新人”表现出来。现在，在先锋队伍中有着决定如此努力去做的革命者；很清楚，他们所作的事正是为将来诞生的“新人”奠定基础。因此，我不认为用那些名词讲话是什么空想。不过，如果我们竟然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会在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活生生出现，那就真正是空想了。这个“新人”只有在新社会里才会出现。
德：这个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待于建立起来……
阿：但等新的社会共处关系塑造出“新人”，我们有了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时候经济基础就建成了。
德：换句话说，这些都不是当前的问题，不是吗?现在，让我们谈一谈当前的问题吧。国有化范围很广，影响到铜矿、煤和其他主要工业部门。但我弄不懂的却是人民联盟政府打算贯彻的那一套赔偿政策。有人说为了维持社会治安，或者甚至为了维护智利的和平，对外国公司付出了这样大数目的赔偿费用，代价是太高了。你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看法?这样，是不是把国家都搞穷了，弄得对垄断企业有利呢?
阿：第一，在铜矿问题上，我们没有同意过赔偿。我们将研究每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原始投资、收入、市场上的超额利润、折旧等等。我们可以一个比索不给，也可以给十亿美金。这是我们的事。我们曾公开说过，我们不愿意听到的是，人们会说我们剥夺了和霸占了不该接管的东西。我们给予银行股份持有者以按定价向国家出售股票的权利，这就是一个例于。我们这样作主要是为了避免伤害小股份持有者。我们不能四面树敌；那样作是愚蠢的，也是不公道的。另方面，在有些地方用上几百万元，还是合算的，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卷进抵制、冲突或可能的军备竞赛之中，使我们这方面的费用省也省不下。
德：在武器问题上，我了解到革命派方面的供应不足，甚至用来自卫还不够。我读到法国左翼杂志上一篇有关智利的文章，标题是“没有枪炮的革命”。从你的角度看来，所谓没有枪炮的革命这个公式是现实的吗?当然，枪炮在智利这儿一直没有用过，或很少用过，但是这儿正在发生的真是…场革命吗?
阿：我认为是场革命。我们现在正处于革命的阶段中，告诉我，你又是怎样给革命下定义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吗?
德：我愿意立刻把一点意思讲清楚。对我来说，暴力问题并不是一个重要争端。
阿：不错。革命是政权从一个少数人的阶级转移到多数人的阶级的问题。
德：确是这样——至少单从定义上看是这样的
阿：在这里少数人那个阶级已被人民赶下台了，而且这点已经得到证明，因为少数人那个阶级如果是在台上，那么就不会有铜矿的国有化、银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了，雷吉斯。
德：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政府还不曾跳出改良主义的框框?它的行动不脱离以前历届资产阶级政府继承下来的那个宪法；一直不脱离根深蒂固的制度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是改革。我想，大概在1905年，列宁指出了两种类型改革的区别：一种必定会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另一种则必定会陷入歧途并最后妨碍社会主义革命。
阿：我认为我们采用了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那些改革。我们宣称，我这样说绝非自夸，我们正在闯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而且我们正在证明，实行基本变革、从而铺平通向革命的道路，这办法是行得通的。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将要成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革命的和人民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就会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不是靠颁布法令来硬套的。我们采用的一切措施都是导向革命的措施。
德：不过，我提出来的问题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过人民阵线，也曾经有过一些民主政府。你本人就曾是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一个部长。以后又有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24]，冷战开始时，这个政府就彻底垮台了。再接着又有伊巴涅斯的民粹主义。不单是在智利，而且是在整个美洲，这一切都失败了。
阿：对不起，请问什么叫失败?
德：工人政党和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彼此在单纯选举联合基础上形成的那种合作和妥协的政策。这种政策失败了。总统同志，你怎样能肯定智利在 1970年不会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呢?
阿：首先，雷吉斯，我坚持认为智利的人民联盟并没有失败。理由很简单：智利人民阵线并没有规定出一项实现对智利进行革命改革的任务。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搞了一套政纲，政纲的口号是：“衣、食、住”。这就是说，它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政纲，但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更谈不到是革命的了。谁要认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是一个革命者的话，当然也就一定会说他是失败的了。不过事实上我们却是有意识地搞政党联盟，以形成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左翼。对比起来，我们现在正按我们的政纲所表明的那样，在努力改变这个制度，所以这就完全与过去不同了。雷吉斯，在人民阵线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一个多数党、资产阶级的政党，激进党。今天，在人民联盟中，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只有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都是革命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最后一点，同志，共和国的总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情况不同啦，而且我也是为了实现智利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为了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来担任这个总统职位的。我们的目的是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德：同样，国际形势也不同了。
阿：当然啰，我们几时才能达到目的呢?说起来，我在1953年曾经到过中国。那时中国的革命胜利已经有几年了?
德：三、四年光景。
阿：我看还要多一些。
德：毛不是在1949年1月进入北京的吗?
阿：对。举例来说，上海那时候的情况怎样呢?那里还有半私营性质的公司。还有香港。英国人在上海还保留着关税方面的特权。〔注：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也就是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台湾干掉。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干呢?只不过由于这样干会危害世界和平和他们本身的革命。为什么菲德尔不把关塔那摩基地拿下来呢?是不是有人会说菲德尔不愿意把那儿的美国人赶走呢?为什么他不拿下来呢?
德：但是我也要讲清楚，我当然不是鼓吹要采取这类性质的措施。被人家一直当成个极左派的角色我才不愿意呢！我认为一步步慢慢来，按照你自己的速度办事，是绝对正确的。需要加以区别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采用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暴力的争论；主要问题倒是究竟社会中的哪一部分力量才是革命的动力?究竟哪个阶级掌握革命的舵?
阿：无产阶级。就是说，工人阶级。
德：如果真是这样，面且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并得到巩固，那就有各种保障了。更别提宪法保障……
阿：……我们必须提出这种保障，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执了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背离我们的政纲。
德：有绝对必要吗?有必要通过谈判来制定有关民主保障的条例[25]吗?
阿：是的。这就是我们这样作的理由。我仍然相信提出保障条例是正确的。但是也应当讲清楚，这里用“谈判”一词是不恰当的，因为有关我们政府纲领的规定，我们一步也没有退让过。你处于这个条例正式成文的那段时间，你就会理解到策略上有这个必要了。关于从9月4日到10月24日这段戏剧性时期，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所谓“恐怖运动”是敌人向人民进行的心理恐吓战所使用的一个名词，想一想当时在这个恐怖运动灾难下的智利吧。这次运动正是在世界各地都在惊奇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时候掀起的。人们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选举取得胜利而掌了权，这还是第一次。”基督教民主党内有一派，头头拉多米罗·托米克是该党领导人之一，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他们那个党不把它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票数提供出来，凑成一个多数，使我们的胜利得以实现，那么，智利就会发生内战。于是，这一派就建议以制定一个“保障条例”作为交换条件，对人民联盟的胜利予以承认。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不脱革命阶级本色的，于是他们竟说我们宣扬恐怖；尽管这样，他们同时又认为他们不能对内战承担责任。在这种形势下，“条例”就产生了。读一下这个条例，把它同我们的政府纲领比较一下，你就会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政纲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当时，重要的是把政府抓在手里
德：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别的问题。鉴于这些具体情况，既然人民联盟的政纲在选举之前就已经出名，既然你的人品、特别是你最近的政治经历，也都十分有名；那么，资产阶级，干脆说就是右派，或者说就是对方，竟然把他们的选票一分为二，提出了两个候选人，这件事你又怎么解释呢?我知道我这个问题有些似是面非的味道，因为托米克的政纲同你们自己的那个政纲相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你又怎么解释，面对着目标明确的左派，右派竟然还不团结呢?
阿：我们在圣地亚哥的谈话中，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我说过这牵涉到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肯定不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相比的。事实是：一则基督教民主党人犯过错误、二则他们缺少决定性的号召力，三则他们拿不到传统右派中顽固核心的选票，更不用说想拿到左派的选票了，因此智利右派首先就不相信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够取胜。这样，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的名字上面，因为如果没有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这个人，右派就找不到一个候选人作为他们编造出来的神话人物。右派是信仰这个神话的，而亚历山德里本人也非常赞成广泛传播这种信仰。对于右派来说，亚历山德里的形象是一帖万灵药，它可以跨越一切政治上的界限，它是无法形容的一线曙光〔注：亚历山德里由右派政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但他本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译者〕。亚历山德里之所以可望取胜，因为他是亚历山德里。这里有一点你必须深刻加以体会，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历史证明某些个人、某些名字是拥有巨大影响的。亚历山德里的父亲在智利历史上足足活动了五十年；伊巴涅斯则活动了四十年。这次又选中了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他曾经当过总统，而且从他父亲时代开始，他在政治上就一直是活跃的，他参加我国历史上的活动也大约有四十年了。而且，放肆的说，虽然我比较起来还是一个新进，但是在智利历史上也活动了三十年啦。
德：他们料不到人民联盟的胜利吗?
阿：噢，没有，根本没有。
德：也许应当发明出一条新的历史定律——或者说一条逆定律来：冷门定律。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无论发生在什么时候，总是冷门的。
阿：不，不见得是冷门。总的形势取决于当时特定的全盘时局发展。
德：说起来，冷门这个因素起了重大作用。
阿：不过，让我讲给你听。右派既然有了1964年的经验可资借鉴，居然还会让时局发展起了这种作用，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晓得，如果在1964年有了三个候选人，我早就当上总统了；他们撤回了对于当时右派候选人的支持，转而支持弗雷一事，就是明证。
德：这叫什么呢?瞎了眼?
阿：放不下架子。用在右派身上，这就是蛮干。总的说来，这就是对社会各阶级彼此间的合纵连横关系认识不足。
德：对。也许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在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社会动荡，唤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以及对附庸国中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上的破产有了新认识，这种情形甚至在资产阶级本身的许多阶层中也看得到。我认为托米克这个人就能称作小资产阶级这种激进化的产物。
阿：的确，谁说不是?在许多方面，托米克的政纲和我们的政纲有共同之处，而且有人会说他的政纲在某些地方甚至比我们的还要进步呢[26]。
德：总统同志，请允许我扯得稍远一些。你也知道，只要策略上的妥协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的有利需要，只要这些妥协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些妥协并不妨碍阶级斗争的长期发展，那末，列宁主义并不反对妥协。我们今天看到事情正在那些妥协局面下向前进展，而这种局面无疑是符合客观条件和智利具体情况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妥协局而能不能继续有利于推进这一事业；换句话说，怎样才能一口气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另一种更民主、更革命、更无产阶级化的制度?社会中的一个阶级为了避免被人推翻，宁愿牺牲一两个手指头，以求保全手和臂，这类事在历史上是有不少例子的。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会不会被资产阶级种种制度束缚了起来，会不会给零零落落的儿项改革迷了心窍呢?或者，到了一定的时候，局面会不会发生突破，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来呢?究竟是无产阶级坚持自己的权利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逐渐改造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重新溶化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呢?毫无疑问，我把问题过于一般化了，不过，基本上我问的是：谁在利用着谁?谁在愚弄着谁呢?这样的提法未免粗暴了些，也许还带有一点煽动性的味道……
阿：我并不认为一个同志居然会带着煽动性的意图来向我提问。
德：不过，有些人说我是一个专业的“煽动分子”，总统同志。
阿：我不受人煽动。
德：问题是重要的。
阿：答案是干脆的：无产阶级。
德：在现阶段，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你知道面且你也解释过，人民阵线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
阿：不，人民联盟不是人民阵线。这一点必须讲清楚。
德：那么，就应当把它叫作工人阵线啰。
阿：叫工人阵线、爱国阵线、人民联盟都行，但是要有骨干，在这阵线内工人阶级是无可争辩的推动力，因为虽然我们不具有一党制的那种领导权，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无疑是代表着百分之九十的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公务员、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党。现在可以回到你提的问题：“谁利用谁?”即使接受了这种提问方式，我的回答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工作的，并且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的。
德：你的回答使我信服。尤其是因为今天在智利出现的现象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发生的，从战前人民阵线的年代以来世界上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不少变化。这点必须铭记在心，因为在国外，不少人竟说这类的话：“智利是拉丁美洲的英国”，“他们是一个善良的民族，他们跟我们一样，并不激烈，他们不喜欢暴力”，等等。不过，我对于形势的理解却是：智利正在发生的情况恰恰同世界范围内反帝的斗争是一致的。这不是真的吗?
阿：真的。
德：你参加了哈瓦那的三洲会议吗?
阿：我是智利代表团团长，而且成立拉丁美洲团结组织[27]一事也是我提出的。
德：想来你从那时候起就不曾改变过看法吧?
阿：没有。
德：人民智利仍然留在三洲之内吗?
阿：对不起，你说什么?
德：我的意思不是指仍然留在三洲会议组织之内与否的问题，而是象刚才所讨论的那样，是指参加或不参加正在三大洲进行的反帝斗争的这个问题。当然，这场斗争并不妨碍大国中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阿：抱歉得很，我希望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特别对于象你这样一位同志讲清楚。代表着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一批人或代表团，出席了三洲会议。我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道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我提议成立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因为非洲和亚洲都有这样一类组织。我认为在拉丁美洲也应当有一个区域性组织，成为一只鼎的第三条腿，那么亚、非、拉三洲就可以各有一条腿了。不过，自从提出了这个建议以来，我也一直主张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不可成为超国家的革命总部。
德：很清楚。这样就是对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采取了…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而这一项过程并不象对于军事行动那样，可以靠总参谋部在地图上移动小旗的办法来加以处理。
阿：正是这样。我一直主张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必须是一个宣传组织，是一个协调的和体现团结的单位。由于我坚持了这个主张，所以我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坦率明确地说，我不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主席，但是，我是它的理事会理事，而且即使有人为了这事要谴责我，我也不会放弃这个职位，可是他们不敢这样干。事实上，基督教民主党根本无权谴责我。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国际组织。因此对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智利政府并不在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之内。为什么?因为在智利政府中就有着一些政党，象激进党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并没有参加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却是留在该组织之内的。可是，十分坦白地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在智利从来就不是很强大的。
德：不，我们不妨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从来只是一块踏脚石。但是智利政府居然在菲德尔最近称之为妓院的美洲国家组织里面一直混下去，这也许是使人奇怪的事。如此说来，智利简直成了这个妓院的一个老主顾了。人民联盟曾在政纲中宣称，它将谴责现在这个美洲国家组织，而且，它的政府将为创立一个真正代表拉丁美洲国家的组织而努力。人人了解这些内容，因为政纲是在选举之前就公布了的。这就更加使人难以理解了。这矛盾是表面的呢，还是实质性的呢?
阿：雷吉斯，不要忘了，是我帮助起草那个政纲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你看一看拉丁美洲的局面，你就会明白，对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来说——由于我是智利的总统 我不愿说得过分明确——创立一个真正代表拉丁美洲人民的机构而又不让美国以某种方式参加进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放弃美洲国家组织这个讲坛就会是一个大错误。此外，古巴的情况不同，因为古巴人是被赶出美洲国家组织的。
德：但是，古巴人说他们再也不回去了。
阿：当然。为什么呢?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吃了帝国主义政策的苦头。古巴离开美洲国家组织的时候，随即计划把它孤立和经济上加以扼杀的第二阶段就接着“决议”而来了；那项把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智利并没有投票赞成。美国在国务院的倡议下，不经过美洲国家组织的同意，就实行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因此我能体会到菲德尔对于美洲国家组织所作出的评价。目前，我们深知我们所受到的限制，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绝对有必要多利用这个讲坛，以便把我们的观点公诸于众，同时就美洲国家组织所需要进行的变革加以阐明。
德：这样一来，随着情况的变化，美洲国家组织也许可以发挥一点积极作用了，而拉丁美洲情况是变化得很快的。好，现在谈谈你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否你有理由认为这种关系将恶化起来呢?你看怎样?
阿：如果看一看历史，肯定我们会有不少顾虑的。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的经验带有戏剧性，带有血腥味。我们可以讲到铁腕政治或金元政治，或者派遣海军陆战队。我们对这类事都是熟悉的。不过，我们同时也觉得，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他们今天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同过去非常不同的时代。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国内问题。这不单是种族问题，而且还有劳动人民中某些阶层的问题，学生问题，以及不接受侵略政策的知识分子问题。同时，美国由于对于越南的态度激起了全世界的谴责，因此他们在拉丁美洲更难施展其伎俩了。对于美国人民，我们没有采取什么敌对的态度。
德：如果还存在敌对态度的话，难道还不是来自美国吗?
阿：让我这样说：从我们这方面讲，连口头上敌对的话也不会讲。尼克松先生是美国总统而我是智利总统。只要尼克松先生尊重智利总统，我就不会讲一句损害尼克松先生的坏话。如果美国背弃了他们的义务，如果他们再度抛弃了民族自决和不干涉的原则，那么，他们就会受到一个民族及其代表应有的反击。
德：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我认为，他们不会作什么蠢事。不过，还有其它方式的侵略行动：经济措施，封锁。
阿：我认为，他们不会作任何类似的事情。首先，因为正象我所说的，我们一直是在智利法律范围之内，在宪法范围之内行事的。雷吉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贯认为，通过投票来争取胜利便是事先防止任何这类政策的办法，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手脚就被捆起来了。
德：这意思是说，任何干涉都找不到合法的理由。不过，一旦这成了一个干涉行动问题，事实上他们就不会把国际法放在眼里。最后，从智利目前的事态中，你以为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你说，对于拉丁美洲，教训应当是什么?
阿：教训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它的行动必须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这里没有固定的公式。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它就展示了种种可能性，它指明了一种道路。我们是通过选举投票方式达到的。人们显然可以说我们不过是一些改革而已，但是，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意味着我们要实现革命，那就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又进一步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德：在拉丁美洲这一整幅画面上，你的形像正被怎样用来同非德尔和切的形象唱对台戏，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有些人说，智利最近的事态，证明人民战争这个论点是谎言，武装斗争恐怕适用于别国也是谎言。你对说这种话的人们又有什么看法
阿：在我们胜利前不久，我就谈过这个问题。革命斗争可能以游击中心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城市起义的形式出现；革命斗争可能是人民战争，也可能是通过选举表决方式的一种造反；革命斗争的形式取决于革命斗争的具体内容。在某些国家中，只有武装斗争一个办法，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政党，没有什么工会，在那里只有独裁统治，这样，谁又会相信选举胜利的可能性呢?在那些国家，选举毫无希望。而那里的人民，那里的革命者，非达到他们的目标不可。
德：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并且感觉到你的胜利无论如何是对继续斗争的一种鼓舞。
阿：当然。这是对我们的胜利正确解释。
德：我个人的政治经历很少，我对拉丁美洲的理解也不够，可是我一直注意到拉丁美洲的许多政府把它们自己说成是革命的。某些政府说得多做得少；也有些政府，不过为数很少，则做得多说得少。在这里，人们的印象是，智利的政府是属于后一类的。
阿：我们这里重行动不重言论。
德：那么，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根据智利的经验，在智利人民的胜利支持下，你又是怎样展望拉丁美洲未来的呢?
阿：胜利也罢，不胜利也罢，我所讲的总是一贯的。拉丁美洲是一座活火山。人民决不能再过地狱生活。你很清楚，全洲有一亿二千万文盲和半文盲；你也知道，拉丁美洲还存在着房荒问题——缺少一千九百万户住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吃不饱；你知道我们的人民拥有富饶的资源，但是失业、饥饿、缺乏教育、精神和肉体上受折磨却是常事。拉丁美洲人民除斗争外没有其它出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但是斗争总是必要的。为了什么呢?为了争取经济上的独立，也是为了成为政治上完全自由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伟大远景，可是作为总统，我可以说，特别要对青年人说，这个伟大远景和伟大时机要靠这场斗争，要靠造反，要靠献身于同工人们的团结，才能达到。拉丁美洲必须实现政治上的独立。我们必须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来为政治上的独立创造条件。总有一天，拉丁美洲全洲将以一个团结的民族声音讲话，一个为人所倾听和为人所尊重的声音讲话，因为这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各国人民众口一致的声音。雷吉斯，这就是我所想的，同志啊，我认为，你把所见所闻和我们努力的目标告诉人们，那么，就是帮了我们事业一个大忙了。
德：我将努力这样去作。不过，现在我不再多费你的时间了，同志。谢谢你。
[21] 国家保卫委员会〔注：正文中是“财政保卫委员会”，与注释中有出入。——译者〕
这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向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并负责在有关国家或财政部门的所有诉讼案件中保护国家的财政利益。由十二个执行律师业务的知名人士组成，在任何法律方面的意见都是带有决定性的。目前的头头是一个左翼无党派人士、有名望的律师爱德华多·诺沃亚。他在该委员会工作约有三十年了。
[22] 圣米格尔事件和蒙特港事件
圣米格尔：1968年由于地主不顾农民的一系列要求，一批农民罢工了。他们进行了三十九天的合法罢工，使用了所有的合法调解办法，都不解决问题。随后，他们就夺取并占据了圣米格尔庄园。弗雷政府的内政部派了机动防暴警察分队（见注20）的六百名人员和六辆装甲车去把他们赶走。全体农民都被关进了监牢并以颠覆罪受审。
蒙特港：一百户失业人员的家属为了搞到一些土地好过日子，占据了离蒙特港二公里远的一片没有围起来的、没有开垦过的私人土地。平平静静过了一个星期，在1969年3月9日星期日那天早上五点钟，内政部派去了二百名带着催泪弹、自动步枪和汽油的机动队人员，赶走移居者，并放火烧他们的草房。当这些人企图抵抗时，机动队就开枪冲过来了。官方发表的这次屠杀数字是死者八名，伤者二十七名。
[23] 楚基卡马塔
是1969年以前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美国安那康达铜公司通过它的分支机构智利勘探公司，拥有这个矿的全部财产。在1969年这一年，该公司与弗雷政府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智利政府买回全部股份的51%，同美国公司组成了一种混合企业。这个受到智利左派反对的协议包含了一项所谓“法律契约”的规定，规定本协议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取消。人民联盟上台后，为了实现铜矿国有化而制订了实行宪法改革的计划，就是出于上项规定所造成的法律上的原因；因为如果要避免同美国公司达成的那项商业协议而实现铜矿国有化，便只有靠宪法改革这一手了。但是不把铜矿国有化看成是一项普通法律改革，而把它看成是一项宪法改革，除了法律上的原因以外，也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具体地说，过去制定宪法为的是宣布这个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在政治上独立了；现在进行宪法改革则为的是指出这个国家要摆脱外国资本，在经济上独立。
楚基卡马塔在1970年的全部精铜产量是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九十八公吨，几乎是智利全部精铜产量的一半。
[24] 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激进党的一个政客，曾在1946年至1952年期间任共和国总统。除了他自己的激进党之外，共产党也支持他当选，并参加他的政府工作一年。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他借口莫须有的国际阴谋而同共产党决裂，并颁布一项“保卫民主法”，开始了对共产党战士的血腥追害（见注1）。保卫民主法被认为是镇压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一个手段，智利工人阶级称之为“被诅咒的法律”。这也许将是华而不实，庸碌无能的冈萨雷斯·魏地拉唯一使人记得起的事情。他弄得国家债台高筑，把国家拱手交给外国公司，出卖了支持他上台的政党，让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弄得晕头转向。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利用了这些关系又进人了银行界。
[25] 宪法保障条例
虽然人民联盟的候选人阿连德在1970年9月4日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却不曾获得绝对多数。按照宪法规定，国会应在五十天后举行两院联席大会，在他和获得第二名的右翼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两人之间决定谁当总统。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所得的选票只占第三位，可是在五十天后，它的选票就能在联席大会中举足轻重，决定谁当选。从一开始，基督教民主党的基层党员，特别是那些年轻党员，一直就断然拒绝支持右派候选人。但是该党的领导则只肯在一个条件下支持人民联盟：后者必须同意在两院联席大会开会之前先制定一项宪法保障条例。这是因为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并非不相信“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主意图，却不认为支持阿连德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宪法保障条例是有关修改国家宪法的条款的大杂烩。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人民联盟同意这个办法，并由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联盟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起草关于宪法修正案，这就构成了宪法保障条例。基督教民主党认为，这些修正案将保证智利民主制度的固定性。概括地说，宪法保障条例包含下列几点：保障政党的自由；保护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教育自由；通讯权利不受侵犯；工作自由；行动自由；保障公共团体参加社会活动；军队和防暴警察部队的专职化。
在宪法保障条例中只有一项当场受到阿连德和人民联盟的反对。这就是规定智利军队为公断人来保证该条例的实施。基督教民主党接受了这一反对意见，这样，该条例就作为提案送到国会。国会首先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在两院联席大会中正式予以通过；这次大会宣告阿连德以一百五十三票对三十六票的多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26] 拉多米罗·托米克
生于 1914年，曾任律师和大学讲师。1933年，当一批学生从保守党分裂出来的时候，他伙同弗雷等人一道创立了全国长枪党。在 1956年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个党改名为现在的基督教民主党。他在北格兰德地方当新闻记者，从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后来在1941年，他成为长枪党的第一个众议院议员,并于 1945年再度当选。从1950年至1958年和从 1961年至1965年1月期间，他两度任参议院议员。在弗雷政府期间，他离开了参议院，任驻美大使。1968年回国。1969年8月，基督教民主党宣布他为该党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虽然他曾经宣布过如果得不到人民联盟的支持，他就不当候选人，可是他终于放弃了原来立场，成了基督教民主党一党的候选人。
由于他的社会改革纲领比起弗雷在1964年当选总统时的那个纲领来较为大胆、较为进步，再加由于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他在选举中还是得到了八十万票，居第三位。目前，他领导了基督教民主党中最进步的势力，即其左翼。这一翼的某些基本观点是同人民联盟政府的纲领一致的。也正由于有着这些观点，他领导下的这一翼才同党内弗雷领导下的右翼分道扬镳了。
[27]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
诞生于1966年1月哈瓦那的三洲会议上。它的第一次大会在1967年7月末举行，参加的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它的政治纲领根据的概念是在拉丁美洲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它的基本任务是把全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团结在一起，配合在一起，并予以支持。闭幕会的宣言正面攻击了拉丁美洲某些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立场，指出“革命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本路线”。在这次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上，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派代表参加了：前者的代表是博洛迪亚·特脱尔鲍姆和豪尔赫·蒙特斯两个参议员，后者的代表是参议员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和该党领导成员，现任外交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当这些人回到智利时就碰到了右翼和基督教民主党在新闻界所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他们建立了以当时社会党总书记阿尼塞托·罗德里格斯参议员为首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智利分支机构。同其它国家情况一样，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智利委员会此后并未再搞什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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