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 第一部 革命的创造者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和城市 1917年6月上旬的一个白夜[1]里，我第一次来到彼得格勒——来到这个几乎是接近北极圈的城市。虽然是在半夜里，但是城内那些空旷的广场和宽大的街道，铺着北地夜间神秘的柔和光芒，显得迷人而又可爱。 我们绕过那些有着蓝色圆顶的古老教堂和泛着银色微波的叶卡德琳娜运河，乘车顺着涅瓦河驶去，可以看见对岸彼得保罗要塞的峭拔的尖顶，像一根巨大的金针似的指向高空。后来，冬宫在我们旁边掠过去，接着就是伊萨基辅大教堂的灿烂的圆顶，以及无数纪念那些早已死去的沙皇的圆柱和雕像。 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统治者的纪念物。它们并没有吸引我的注意，我所感到兴趣的是现在的统治者。我要去听一听大名鼎鼎的克伦斯基的言论，因为他的演说曾经名震一时。我还要去会见临时政府的各部部长。后来，我会见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听到了他们发表的议论，并且和他们谈了话。他们都是学问渊博、礼貌周到、口才极好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他们只是“一时之雄”而已。 我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那些未来的执政者，那些直接从战壕、工厂和乡村里选出来参加苏维埃的人。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俄国，每一个军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里，几乎都成立了苏维埃。现在，这些地方苏维埃把它们的代表派到彼得格勒来，出席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我找到了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一幢陆军学校的房子。那块上面题着“1916年1月28日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御驾临幸”的牌子，仍旧挂在墙上，成了光辉的过去的唯一纪念品。 这些大厅里，再没有那些身上穿着绣金线制服的军官和脸上含着微笑的廷臣与内侍了。“皇帝陛下”，也就是说沙皇，已经没有了。现在“革命阁下”控制了这个地方，正在欢迎无数穿黑色短衫和保护色衣服的代表。 人们从全国各地——从冷冽的北极地带，到燥热的土尔克斯坦——聚集到这里，有斜眼睛的鞑靼人和浅色头发的哥萨克，有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2]，有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包括所有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各色的衣服。这里有来自矿井、打铁坊和乡村的代表，他们已经工作得筋疲力尽；有来自战壕中的士兵，他们已经在战役中负了伤；有来自五个俄国舰队的水手，他们都在大海上被太阳晒黑，被风吹得粗糙了。这里还有“二月革命党人”，他们在二月风暴将沙皇吹下王位之前一向是没没无闻的。但是现在已经用革命的红色装饰了自己，称自己为社会党人。这里还有革命的老战士，他们许多年来一直忍饥挨饿，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到痛苦的考验和磨炼，但是始终忠实于他们的事业。 主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齐赫泽[3]，问我为什么到俄国来。“讲到公事，我是作为一个记者来的，”我回答他，“但是，讲到真正的理由，我是被革命召唤来的。我不能够违抗它。它像一块磁石，把我吸引到这儿来。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够置身事外。” 他请我向大会代表演讲。1917年6月25日的《消息报》上，把我的演词这样刊载出来： 同志们，我今天要代表美国和挪威的社会主义者，向你们致敬。我们并不要指点你们去做什么，因为这是多余的；班门弄斧，是会贻笑大方的。不，我们只是向你们表示真诚和崇高的敬仰，因为你们对全世界作出了贡献。
美国工人，因为你们在革命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深深地向你们表示感谢。暴力和绝望的浓密阴云，笼罩在全人类的上空，仿佛辉煌的文化火炬已经被汹涌的血的洪流淹湿，就要熄灭了。但是，这时候你们来到了，同志们，于是快要熄灭的火炬重新放出了光芒。我们长久地谈论着怎样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争取世界各国工人的团结。当我们还只是在口头上谈论的时侯，你们却悄悄地实现了这一切，这一点是人类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们不但使俄国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并且使自由的信念在所有人的心中复活起来。 平等，博爱，民主——这些字眼听来是多么无聊啊，对于千百万生活痛苦、经常挨饿的人，他们只是一些动听的字眼罢了！对于纽约的十六万儿童，对于我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它们只是一些空洞的字眼，对于英国和法国被剥削的阶级，它们听来只觉得可笑。你们，同志们，使这些字眼具有新的内容，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实现它们，是把多少年来只是人们的梦想的东西变成现实。我相信，你们摆脱了反动的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后，一定会完成这一新的伟大的事业。 你们完成了光辉灿烂的政治改革以后，就要进行社会改革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不再瞩目西方和美国，而将注意到东方，注意到伟大的俄国。正义的光芒将不再从纽约的自由神像的火炬里发出，而将从战神广场[4]上社会主义战士们神圣的坟墓里发出。你们的毅力和决心使我们感到惊奇，你们对伟大的理想怀抱的忠诚引起了我们衷心的赞美——我们从海外伸出友谊的手，和你们一起欢呼：“自由的俄罗斯万岁！革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齐赫泽致答词的时候，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它们停止可怕的屠杀，以免给人类带来羞辱、给俄国的自由诞生的伟大日子蒙上阴影。 会上掀起了风暴般的欢呼声，接着大会就转入议事日程：乌克兰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士兵的孤儿寡妇问题，怎样把食粮供应给前线，怎样维持铁路上的秩序，总之，讨论的都是临时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本身没有能力，组织又不巩固，临时政府始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它的部长们老是发表演说，从事争论，互相倾轧，或是同各国的外交官一起消遣散心。临时政府不去管国内迫切的问题。于是它们由人民成立的苏维埃来处理了。 布尔什维克阐明自己的目标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知识分子占多数——包括工程师、记者、医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属于当时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个政党。一百零五位真正无产者的代表，坐在最左的席位上——其中有普通的士兵和工人。他们都是意志坚强、意见一致的，他们发表的言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的演说仍旧常常受到其他代表的嘲笑，被他们的喊声打断，提出的建议也总是遭到反对。 “瞧那一伙布尔什维克，”那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向导恶毒地对我说。“他们多半是盲从的狂人，是德国的间谍。” 这就是我听到的一切。在旅馆的前厅、在闻人聚会的场所、在外交家荟集的地方，我再也听不到其他的评论了。 于是，我到其他的地方，到工厂区里，去搜集情报。在尼日尼，我遇见了萨尔托夫（我记得，他是一家机车修理厂的机械工人），他邀我到他家里去。他家里那间大屋子的角落里倚着一枝步枪。 “现在每一个工人都有武器了，”萨尔托夫解释。“从前，我们用它为沙皇打仗，现在用它为自己打仗了。” 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挂着圣尼古拉的像，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神灯。 “我的老婆仍旧相信宗教，”萨尔托夫说，仿佛是在给自己辩护。“她相信圣徒，认为他会在革命中保佑我。仿佛圣徒会帮助布尔什维克似的，”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好，让她去相信吧！反正这也没有多大害处。谁知道这些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永远猜不到他们会搞出一些什么名堂来……” 他一家人睡在地板上，硬把床让出来给我睡，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在这一间屋子里，我发现还有一个美国人。借那盏神灯的微弱的光亮，我看见一个从墙上瞅着我的人的脸——阿伯拉罕•林肯[5]的那一张威严、熟悉和严肃的脸。他离开了伊利诺[6]森林中拓荒者的茅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伏尔加河岸边这个工人的小房子里。过了半个世纪，林肯心头的火焰延烧到另半个地球上，延烧到正在寻找光明的俄国工人的心里。 这个工人像他的妻子一样，他妻子向伟大的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礼拜，他却向伟大的解放者林肯鞠躬。他把林肯的像挂在自己屋子里的上首，还做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林肯的礼服的翻领上钉了一只大的红花结，在花结上写了“布尔什维克”几个字。 有关林肯的生活，萨尔托夫知道得很少。他只晓得：林肯曾经反对不公正的制度，宣布解放奴隶，并且本人曾经受到侮辱和迫害。在萨尔托夫看来，这就是林肯和布尔什维克相似的地方。为了表示最大的敬意，他用这个红色的标志点辍了林肯的画像。 我看出来，工厂和大街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单单是在人们说“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的声调里，就可以听出它们的基本的区别。在大街上，人们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带着轻蔑和嘲笑的口气，然而，一到了工人们口中，听来它们就像是在表示最高的赞美和崇敬。 布尔什维克不去理会资产阶级。他们只顾把自己的党纲解释给工人们听。关于这个党纲，我是直接从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那里知道的，而那些代表则是从驻法国的俄国部队中来的。 “我们的要求是把革命继续搞下去，而不是把战争一直拖下去，”这些布尔什维克坚决地声明。 “你们为什么老是谈革命呢？”我仿佛是在向他们找碴儿。“瞧，你们已经完成了革命，对吗？沙皇和他的走狗已经不存在了。这正是近百年来你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你们说对吗？” “对的，”他们回答，“沙皇不存在了，然而，革命才刚刚开始。推翻沙皇，这仅仅是一件小事。工人从一个统治阶级，从保皇党手里夺取了政权，并不是为了要把它交给另一个统治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不管它名义上叫什么吧，奴役反正仍旧是奴役。” 我说，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俄国人目前的任务是成立一个像法国或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在俄国建立像西欧国家的那些制度。 “我们就是不愿意要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回答。“我们不欢喜你们的那种制度和政府。我们知道，你们国内有穷苦，有失业，也有压迫。一面是贫民窟，另一面是高楼大厦。一面是资本家，他们利用同盟歇业、黑名单、造谣的报刊和雇佣的凶手，来对付工人。另一面是工人，他们采用罢工和抵制的办法，拿起了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我们要结束这个阶级间的战争。我们要消灭贫困。只有工人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在俄国，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步。” “换一句话说，”我说，“你们是要规避进化的规律。你们是打算挥一挥魔棒，一霎眼工夫就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有合作经济和高度组织的国家。你们准备从18世纪跳进22世纪。”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回答我，“但是绝对不是用跳跃的办法或者使用魔法。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力量。” “可是，你们打哪儿去找到一些有头脑的人来完成这一切计划呢？”我插嘴说。“别忘了，群众是没有文化的。” “有头脑的人！”他们激动地大声说。“也许，您以为我们会祟拜有势力的人吧？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一次战争更加疯狂、愚笨和罪恶的呢？可是，应当为这次战争负责的是谁？这不是工人，而是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毫无疑问，工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学问和经验，但是并不会造成这种局势，这种局势正是由那些最有头脑、最有文化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造成的。我们相信群众。我们相信他们的创造力。无论如何，我们会完成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 “可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从前，有过奴隶制。后来它让位给封建制，而封建制又让位给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是资本主义应当退出舞台的时候了。它给大规模生产和全世界工业化创造了可能性，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现在它应当下台了。它已经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战争，如今正在扼杀工人阶级，摧毁文化。现在已经轮到它让位给下一个阶段——让位给共产主义制度了。创造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落到了工人阶级肩上。虽然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能够发动社会革命。其他各国工人的任务是把它继续下去。” 重新改造价界——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政纲！ 所以，当詹姆斯•邓肯随着鲁特使节团来到俄国，向这里的人发表演讲，很沉闷地淡论到车间工会、车间荣誉和八小时工作日的时候，人们觉得他的见解庸俗，这是毫不足奇的。听他演讲的人，有的觉得可笑，有的感到沉闷。第二天，一份报纸这样报道他那两小时的演讲：“昨天晚上，美国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向苏维埃发表演说。他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显然是拟好了两篇讲稿：一篇是给俄国人准备的，另一篇是给没有知识的爱斯基摩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毫无疑问，他以为是在向爱斯基摩人发表演说了。”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提出伟大的革命纲领是一回事，促使一个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接受这纲领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只要我们考虑到：那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一共只有将近十五万名党员。[7] 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有许多因素在人民心中巩固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影响。首先，布尔什维克是了解人民的。他们强烈地影响了那些多少具有文化的居民阶层，比如那些水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那些手工业者和城市工人。他们因为是来自人民，所以和人民同甘共苦，说着共同的语言，关心同样的问题。 但是，单单说布尔什维克了解人民还不够。他们本身就代表人民。所以人民信任他们。俄国工人，由于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欺骗，现在只信任自己的人了。 讲到这一点，我的朋友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萧科夫遭到的那一件事是很堪玩味的。他侨居国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以后，就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工人大学，自己主持校务，成为工人事业的战士。由于很有能力和口才，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就被选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基市苏维埃主席。于是资产阶级报纸立刻向克拉斯诺萧科夫大肆抨击，管他叫“无业的流民”。 “伟大的俄国的公民们，”他们在一份报纸上这样问，“你们由一个脚夫，一个在芝加哥洗窗子的人来领导，不觉得可耻吗？” 克拉斯诺萧科夫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答辩，说他在美国是做律师和教书的。他带着这篇稿子往报馆编辑部去的时候，顺路走到苏维埃，想要知道报上那篇抨击他的文字怎样在工人们心目中损害了他的威信。 他刚推开门，一个人就大喊道： “克拉斯诺萧科夫同志！” 所有的人都从位子上跳起来，一面高兴地喊：“咱们的人来了！咱们的人来了！”一面和他握手。 “我们刚才读了报纸，同志。这一篇东西使我们都感到高兴。我们虽然一向很欢迎您，但是总以为您是资产阶级出身。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您是我们自己人，是一位真正的工人，所以我们都敬爱您。我们愿意为您献出一切的力量。”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工人。当然，党内也有一部分不是直接无产者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列宁一样，都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所以了解穷人的思想和希望。 布尔什维克多数是青年人，这些人不但敢于负起责任，并且不怕牺牲性命。和有产阶级恰巧相反，他们都不怕劳动。他们有很多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杨内谢夫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他后来变成了所谓世界工人。十年前，他由于鼓动本村里人反抗沙皇，不得不逃出了俄国。他曾经在汉堡的船坞里辛勤地工作，在奥地利的矿井里采煤，在法国的铸造厂里铸钢。到了美国以后，他曾经在制革厂的鞣革桶旁边硝皮，在纺织厂里漂白布匹，几次在罢工的时候被警察用棍子打在背上。在各地流浪的时候，他学会了四国文字，对布尔什维主义怀着热情，充满信心。他以前是农民，现在变成了工业无产者。 从前有人说，无产者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工人。杨内谢夫是生性不爱多说话的。然而，他现在不得不开口了。千百万和他共同劳动的弟兄都在追求幸福，由于他们的要求，他变成了一个口才极好的人。他常常在矿山上和工厂里演讲，讲得比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好。他平时白天黑夜地干活，可是那年夏天却回到他的村里去，我和他一同去了，那一次旅行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的另一位朋友沃斯科夫，从前是纽约木匠工会的活动家，现在是领导谢斯特罗烈茨克兵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委员。沃洛达尔斯基也是我的好友，他老是孜孜不倦地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感到无限的幸福。我还要提到涅依布特。他手边永远带着几本书，常常津津有味地读布雷尔斯福尔德的英文版《钢铁与黄金的战争》。这些侨民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方法增添了生动活泼的新方法。这些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年轻人，精通业务，热爱劳动，并且具有旺盛的精力。 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心是彼得格勒。这是一个多么尖锐的讽刺啊！这座城市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骄傲和光荣。他来到这片沼泽地，建立了这一座堂皇富丽的都城。为了要给这座城打好基础，他在这片沼泽里沉下了几个森林的木材和几座山崖的石头。这座城市是彼得的钢铁般的意志的宏大纪念碑，同时也是可怕的残酷的纪念碑，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是用千百万根木材造成的，也是用千百万根人骨头造成的。 劳动人民像牲口似的被赶到这一带沼泽地里，有的冻饿死了，有的患坏血病死了。多少不幸的人被沼泽地吞噬下去了，又有多少人被赶到这里来了。人们用空手或者木棒掘土，然后用帽子和围裙把土运走。在槌打和鞭抽底下，在垂死者的呻吟下，彼得的城高耸起来，好像那些在奴隶们的痛苦和灾难之上堆起来的金字塔一样。 现在，这些奴隶的子孙起义了。在革命中，彼得格勒起了带头作用。每一天里，它都派出了使者去参加追求真理的长征，并且印出了整捆的，甚至是大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品。在6月一个月里，彼得格勒印出了几百万份《真理报》、《士兵报》和《贫农报》。“这都是用德国人的钱印的，”那些来自盟国的观察者哀号，接着，像胆怯地把脑袋钻进沙土去的鸵鸟一样，都躲进了林荫道上的咖啡馆，不去相信他们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然而，如果他们向大街的转角后面张一眼的话，他们就会看见许多人在报贩旁边排列成长队，尽量献出他们的捐款：有的捐十个戈比，有的捐十个卢布，有的甚至捐一百个卢布。站在这里的人，有工人，甚至有农民，他们热心地捐款支持布尔什维克报刊。 布尔什维克获得的成就越大，他们的敌人发出的叫嚣和怒吼也就越响。资产阶级的报纸，一方面极力颂扬其他的政党，说它们的政纲十分合理、亳不过激，一方而呼吁当局采用最严厉的手腕对付布尔什维克。当克伦斯基和其他的人被让进冬宫中沙皇的宫殿里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被关进了监牢。 过去，所有的政党都由于它们的主义而遭到压制。可是现在，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他们变成广今天的受难者。但是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威信。迫害的行为使他们更得人心。现在群众都注意布尔什维克的学说，认为它接近他们的思想，符合他们的愿望。 然而，使群众最后聚集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并不单单是布尔什维克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热情。还有几个强有力的“盟军”影响了群众，其中主要的是“需要”，群众的三件需要；需要面包，需要和平，需要土地。 二月革命以后，农民又在村苏维埃里提出了这个要求：“土地属于上帝和人民。”城里的工人撇开了上帝，提出了这个要求：“工厂属于工人。”在前线上，士兵们宣布：“战争是魔鬼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要战争。我们需要和平。” 在群众中，形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由于这种情形，就出现了农民、工厂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问时民众都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俄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几百万演说者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被吸引着走上了大街。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开始了。 [1] 在近北极圈的地区，夏季日照的时间很长，夜间也很光亮，称为白夜。——译者 [2] 大俄罗斯人指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指乌克兰人，是从前对乌克兰人轻蔑的称呼。——译者 [3] 尼•谢•齐赫泽（1865—1926）：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年2月至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成为反革命分子，1921年起流亡国外。——译者 [4] 战神广场（或译马尔索沃广场）在列宁格勒，19世纪初广场成为经常的阅兵场，并树立了俄国军事统帅的纪念像，因此得名。1917年3月，在这里安葬了在二月革命期间牺牲的革命工人与士兵。——译者 [5] 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1861—1865年南北内战时期的总统。——译者 [6] 伊利诺是美国中部州名。——译者 [7] 作者没有指出这个数字是什么时期的。我们知道，在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前（1917年7月），党拥有二十四万党员。——俄文版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