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卡尔·马克思
阿基尔·洛里亚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1]
第2辑第38卷，全集共68卷，罗马，1883年
公正地评价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要是围绕着这个人的名字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又往往为私人的偏见、政党或阶级的利益所左右，那就更难了。卡尔·马克思一直是狂热的崇敬与刻骨的憎恨、无穷的颂扬与可怕的诅咒的对象。历史将判断他是否真正应该对他的追随者们的夸夸其谈负责，他是否是巴黎公社的可怕行动的鼓动者，他自己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公社的发起人。卡尔·马克思将会象蒲鲁东一样有他的圣贝夫〔13〕，将会象拉萨尔一样有他的勃兰戴斯。〔14〕在这里，我们宁愿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愿把他作为一个叛乱的煽动者来评论。
研究过马克思充满风险而又富于成果的一生的人，也许会注意到他与但丁·阿利格埃里〔15〕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贵族，都具有桀骜不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信念，他们都被驱逐出祖国的土地，在异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流亡生活为他们最后迸发出写作的灵感准备了基础，一个写出了一百首诗歌，一个写出了八百六十页无情的批判性论著。对于但丁来说，流亡生活激发了他的叛逆精神，使他从佛罗伦萨的修道院副院长和学者成为中世纪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的流亡生活激发了他蕴藏着的天才力量，使他从一个哲学教授、大臣的亲戚和律师的儿子成为社会批判的哲学家。正如《资本论》是对现今社会的批判一样，《神曲》不是对中世纪社会的批判又是什么呢？但丁认为“市镇自治权的扩大不过是无政府状态而已，经济和商业的兴旺不过是堕落而已。”[2]同样，马克思认为经济活动的自由发展不过是一个行将灭亡的无政府主义时代的病态的产物而已。但丁把他的一腔怒火喷向他的城市的“狡猾的法规”。马克思批判了他祖国的和欧洲的法律。《神曲》可以看成是一次普遍的审判，象博尼法斯第八〔16〕这样的教皇，奇阿科〔17〕这样的资产者，布鲁内托·拉蒂尼〔18〕这样的学者都受到了审判。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当代人的最高审判，许多人都被宣判有罪，诸如象桑德斯这样的资本家，梯也尔〔19〕这样的政治家，边沁〔20〕和穆勒这样的哲学家。但丁嘲骂中世纪的经济利己主义的发作，如高利贷和赎买官职（买卖圣职罪），他反对高利贷这种资本的中世纪形态。他论证说，正如《创世纪》[3]中所写的那样，按照自然法则，只有劳动才能生产财富，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购买之物都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学说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丁岂不成了中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了吗？他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谬误、罪恶、掠夺和战争，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为了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致力于哲学、物理学、天文学、语言学和历史的研究。同时，他走向人民，研究他们的宗教仪式和传奇文学，从而越来越认识到生活的奥秘。经过十八年的思索，他终于汇集了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并把它们重新熔铸到自己工整的不朽巨著之中。马克思也受到当代社会的迫害，他从中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灾难，就想对这个社会进行科学的普遍的批判。
这样，在研究了哲学、物理、数学后，马克思自己涉猎了宗教、社会、经济、统计、工艺和法律等领域。同时，他没有忘记研究现实生活，为此他考察了政府机关、银行和伦敦的工厂，一直在研究、观察和估量现实。他从对科学和生活的精确认识出发，得出了对他那个时代的看法。而且，经过十八年的思索，他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上。是的，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阿利格埃里，他的《资本论》确实是社会要求的神圣诗篇。
在评价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时，最好把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分开。很明显，马克思的哲学信仰是黑格尔〔21〕的一个分枝。事实上，他从黑格尔那里采用了社会各时期的正、反、合概念。在《资本论》的末尾，他证明中世纪的经济后来发展到财产的私人占有与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由于机器化生产的结果）。这时，马克思学说中的黑格尔特色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一点出发，他辩证地得出结论说，另一种“社会的”劳动与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一定会出现。[4]
虽然马克思的学说是以黑格尔的历史体系（朗格称它为人类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为基础的，但在一个根本点上与黑格尔的学说不同。黑格尔认为，事实上，最初的历史是在朦胧的形而上学即宇宙精神的支配下形成的。宇宙精神又通过历史逐渐显示出自身来。而马克思的体系却认为，人类发展的秘密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从而决定了上层建筑。因而马克思从现象中探寻历史的基础，把思想看作是现象的产物和它的必然反映。
这样，我们看到黑格尔的基本哲学观点被颠倒过来了。对马克思来说，观念不再是现实的创造者，相反，正是现实创造了观念。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观点，与另一个把黑格尔学说运用到法哲学中去的作家的哲学观点比较一下，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创新或修正就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位作家就是斐迪南·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22〕是他的重要著作。对于拉萨尔来说，同黑格尔一样，宇宙精神是历史发展的本源，不同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不同表现，不过是绝对观念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因而，某个时代的法律条文，无非就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
拉萨尔把这样一些原则大量地运用于他的法律概念。特别是继承权概念中。他断言，一个遗嘱的合法性，在于它与绝对观念发展过程中某个时期的直接的关系。现在，由于人类精神在某个特定时代的内心状态，只有在宗教观念中得到真实的和真诚的描述，所以，某个特定时代的宗教观念必然与体现这个时代特征的法律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只有从伊特拉斯坎人和皮拉斯基人[5]的宗教信仰中来探寻遗嘱的起源才合乎逻辑。莱里兹的神话是这种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遗嘱的永恒性的象征。〔23〕在罗马时代被人们承认的遗嘱，就是从这个神话中来的。那时，遗嘱永恒的概念是绝对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副产品。当然，今天遗嘱已经是不合逻辑，不能接受和违反自然的了，因为我们不再相信遗嘱的永恒性可以支配现实的事物。[6]
如果比较一下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信仰，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两个哲学家之间存在的最深刻的对立。事实上，拉萨尔从抽象思维和现实本身的本能表现，即从宗教中推论出他的法律制度或各种现实现象。而马克思则从各种现实现象，尤其是从各种经济现象中推论出各种思想范畴，无论是艺术、哲学还是宗教。不过，对于这两个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客观和主观的同一性是他们哲学的中心。但是拉萨尔忠实地奉行晦涩难懂的黑格尔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正如朗格〔24〕正确地指出的，是“一堆庞大的废物”马克思把这种同一性颠倒了过来，使它合理化并更加接近康德的同一性和实证主义的一元论。〔25〕
马克思和拉萨尔理论之间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拉萨尔相信法律制度决定社会制度，因此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它的法律方面（财产权，继承权等等）的批判，而马克思则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解剖学”，认为法律制度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是在社会的名义下衍生出来的和外表性的制度，批判的矛头不能完全地、直接地对准它。因此，马克思把对资本的批判与对所有权的批判对立起来，并用对经济制度（工资，利润等）的批判性的研究，代替对法律制度的批判性研究。
拉萨尔的这本书确实被认为是人类思想某个特定阶段的最新的理性的产物，在这本书中，社会的相互作用被看成是行政机构的产物。这样一个理性的阶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期，包括了从孟德斯鸠到维科〔26〕，从霍布斯〔27〕到边沁，以及从特罗布隆〔28〕到卢梭〔29〕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最新阶段的最有意义的科学的产物。该书更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中看到了人类活动的基础。拉萨尔结束了哲学思想的一个循环，马克思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前一个循环的终点，正是后一个循环的起点。
马克思试图把人类历史的规律，从绝对观念的模糊不清的领域运用到现实现象领域中去，这是值得注意的尝试。不过，事实上，马克思多少修改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但这种修改与其说是实质性的，毋宁说是表面上的，这也是事实。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但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从其直接起源来看，生产方式不过是人类智慧在技术领域内的表现。因此，它们只是人类思想的产物。〔30〕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的智慧的产物，那么，假定生产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原因，就象假定思想本身是真正的原因一样，因为它是生产方式的本源。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发展的基础再次可以从黑格尔的“宇宙精神”或布克尔的“理智”中找到，从而又回到那些从思想中产生出现实来的学说中去。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的巨大矛盾。当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时，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黑格尔的观念是绝对的，存在于自我之中。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把智力看成是社会现象的基础的假设是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马克思不断地重复“我们所考虑的方法来源于我们的方法，而不是别的方法”，但与此同时，他把社会现象看作是工业技术状况的产物，也就等于说，社会现象是人类智力状况的产物。因此，智力决定了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又转过来决定智力，而且思想又是它自身的产物。十分明显，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将会发现，很难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7]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引起争论和巨大分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和进化论的信仰者，马克思把达尔文的学说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的绝妙的证据。他断言，社会的发展也象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从有机的结构到更高一级的结构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乐于指出他自己的学说和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如果达尔文的理论认为物种的历史不过是“自然工艺学”的历史（被认为是生命的“生产方式”的动植物有机体的形成的历史），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产业工艺学的历史。马克思的著作就是想这样来说明支配某个社会有机体（即从封建制度的瓦解中产生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宣称，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由一些严格的必然性的规律所支配，但这些规律只对这个制度起作用，它们也不能支配即将来临的更加新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在表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物学规律的过程中，采取了最正确的历史方法，把生物形态发育的理论运用于社会。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比斯宾塞的理论更为科学和更有意义。事实上，斯宾塞由于历史知识和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限制，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归结在同一个规律下，甚至没有想到这些制度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把它们全部归纳在一个公式之中是徒劳无益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与达尔文之间理论上的相似之处外，就找不到别的什么相似之点了。他们的追随者所解释的他们之间在其它方面的相似点，比他们本人之间真正存在的相似点要多得多。在这些理论中，最著名的是莱奥波特·雅科比〔31〕的“三次革命论”。这位机敏的作家证明，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进而发展为各种初等动物。在第二次革命中，人这种高等动物是在低等动物出现后才出现的。最后，第三次革命将引起一个变化，其结果是人类从兽性主义的阶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兽性主义阶段，人由于不平等而蒙受痛苦，并被生产工具所支配，日常的生存斗争把自己弄得十分虚弱，在新的阶段中，人将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平等的生活条件使人感到舒适，人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和生产力的主宰。拉马克〔32〕是第一次革命的理论家，达尔文是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家，马克思是第三次革命的理论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解释的根据在于假定发展最终将会结束。按照黑格尔的标准，[8]这是一种有根据的观点，按照达尔文的标准，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观点。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在许多方面与达尔文的理论不同。马克思认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堕落的、腐败的社会制度，一个新的、健康的社会将由此产生出来，因为“在历史中，也象在自然界中一样，腐败是生命的实验室”。达尔文虽然没有谈起堕落的社会制度，但他说过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它将通过生存斗争得到改善。马克思断言人类的发展有一个目标，这种发展将在社会主义中找到最后的归宿，他不是从现代发展理论中完全排除掉的古代目的论观念的追随者。〔33〕杜林批评马克思想让历史按照黑格尔逻辑的旋律来跳舞〔34〕，我并没有发现这种批评有什么绝对不公正的地方。我认为恩格斯回答杜林时提出的论据似乎也不太有力。此外，马克思否定了达尔文的人口规律理论。〔35〕他试图把贫困与自然界分离开来，而把它与历史联系起来，他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改进产业工艺学的基础在于人与生活资料之间的不平衡，达尔文把这种不平衡看作是改进“动物工艺学”的原因。马克思断言，人类的生存斗争与人口自然规律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最后，达尔文不象马克思那样，相信一个社会制度定能通过革命的手段发展为另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马克思比起达尔文来，与赖尔〔36〕更为接近，赖尔告诉人们，现实原因所造成的地球的巨大变革，是如何结束一个又一个地质年代的．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可用三个题目加以概括：价值、机器和原始积累。第一个旨在说明利润的本质；第二个明确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第三个揭示了资产阶级财产的来源……马克思全部科学理论的中心是价值理论，即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这是马克思用以谴责全部社会制度的主要手段。他甚至指出，象威廉，配第〔37〕和詹姆斯·斯图亚特〔38〕那样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这条经济学原理。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正派的人总是主张理论必须用论据来证明，而不是用引证或引文来论证。而马克思只有一个论据来支持他的理论，这就是用一个方程式来表示价值。构成一个方程式需有两个项，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些共同点。这样，当商品的价值相等时，它们必须有共同点。事实上，这个共同点就是有用，因为用途与商品的质量有关。因此，除了有用之外，商品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劳动，人的劳动的产物。最后，价值方程式的基础就是劳动。
现在，经济学家同意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方程式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争辩说，这个东西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两部分组成；它不只是劳动，而是劳动和节欲，这是生产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努力。这样，直到能证明节欲不是一种努力，也不是生产的一个因素时（这是马克思自己试图加以证明的），马克思的论据才有份量。可是，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并没有给自己的原理提供证明。他无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答复季别尔〔39〕教授时，他承认阐述这一理论时，用的是“先验的”方法，这只是一种通过现实主义手法所达到的表现事物的艺术方法。很清楚，这是一种省心的权宜之计，在这里科学方法的讨论就成了“通过思想意识”的判断了。仅此而已。这个把价值贬低为劳动的理论可以同物理学的许多假设比较一下，这些假说由于对现象作了完满的解释而成了规律。但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不仅没有阐明，而且甚至同现实的现象相矛盾，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别开来，认为不是用作供养劳动的资本，在已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中自然而然地重新生产出它自身的价值，而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在产品的价值中得到了增殖。由这部分资本所供养的工人，把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日用于生产商品，其余时间用来创造构成利润的额外财富。这样，不是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是“不变量”，不产生利润，结果，利润仅仅是由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产生的，因而是“可变量”。
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使他陷入了与现实现象的矛盾之中。因为，如果不是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真的是“不变资本”，即是说不生产利润，那么，那些由于技术的需要而付出更大数量的不变资本的工业企业只会得到较低的利润。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是矛盾的，这会使固定资本占优势的工业企业几乎在经济上不可能存在。〔40〕于是，马克思马上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他承认（《资本论》第6章）事实上在不同的企业中，利润可以是相同的，这个事实“明显地”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但他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他只是向读者送一本尚未出版的第2卷，他将在那本书里探讨竞争的理论！因此，我不无理由地断定，这个经常拿来威胁他的对手的、永远不会出版的著名的第2卷，也许是马克思用来抵挡科学辩论的一种狡猾诡计而已。
马克思从假设出发，推论出他的利润理论。他发问道：如果价值取决于劳动，资本怎样产生利润呢？资本家买进原料和机器，还雇佣工人。他所出产的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原料以及由工人直接付出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如果工人得到了由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那部分价值，那末留给资本家的是机器和原料的等价物。这样，他如何能得到利润呢？只有不付给工人与他们的劳动相等的价值。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生产出了该工作日的价值，比如说，他的工资只是一个工作日的一半的产品。那半天的产品就落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成为他的利润。这样资本增殖的特殊性就得到了说明，事实上，这不过是“无偿劳动”而已。
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由于一天的劳动用半天工作的产品来偿付，因此工资与劳动的价值并不相等；劳动能力（劳动力）的价值，不过是恢复工人体力所必需的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用薪金偿付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而消费其“使用价值”。资本家就很象一个买主，付出交换价值而消费“使用价值”（消费品价值）。但是劳动的能力（当它被资本家消费时）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其一部分是恢复劳动能力的价值，一部分是无报酬地送给资本家的新增加的价值。
这就是马克思的“静态”体系，其用意在于说明在以工资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劳动永远不会获得它真正的价值；它还表明，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结果。马克思的这个“现实”的证据是建立在他的机器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大胆地想用这个理论来替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论证说，工业技术的需要，要求资本以很大的比例用于“不变资本”。这样由于积累的发展，用来雇佣全部工人的，“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的部分就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常常变为“绝对”减少。当资本家称之为“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转化”这类现象发生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工资”资本的这种相对的或绝对的减少，就会导致生产过剩。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与资本有关（和过剩）的人口的绝对增加，而是因为用作工资的那部分资本量的减少。机器的使用使人口过剩，所以机器是资本家的得力助手，因为它允许资本家突然增加生产，也可使他在产品需求减少时解雇过剩的工人。机器的使用省掉了重复劳动，因为它允许资本家调节对劳动的出价，压低工资以经常保持剩余的劳动。〔41〕
本文的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独特的学说进行广泛的批判……因此，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的人口理论是以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为基础的：机器的采用不会限制创造新的资本，这个新的资本将重新吸收那些被其他资本家解雇的工人。经济学表明，由于强调生产积累，机器的使用会重新雇佣早先被解雇的工人。有了机器并不是非得解雇工人，除非资本家使用机器是为了对付劳动费用的增加，因为这样一来，机器就不会刺激资本的积累，而那些生产中过剩的工人就肯定会被解雇。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地区性规律”。
这里必须看到，由于马克思的新人口理论，他的体系和拉萨尔的体系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歧。拉萨尔和李嘉图一样，认为正是人口的绝对增长，才把工资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而马克思却认为，这种工资的降低是资本相对减少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存在，即便人口稳定，工资还会降低。拉萨尔断言，工资的增长会导致人口的增长。马克思断言，这种学说同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不相容的。他深信工资的增长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从而使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转化，也会导致劳动价格的虚假的提高。拉萨尔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以及他们的自然法则的追随者。马克思是社会规律的创始人，他倾向于把社会从自然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最后，马克思在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本身是怎样产生日益深重的苦难以后，论述了一个根本问题。他争辩说，利润是劳动的产物，是对劳动剥夺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以“原始”资本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它有自己的来源。资本家如何成为他最初财产的所有者的呢？他如何在市场上找到必须出卖自己的不幸的人们呢？这一切都在著名的“原始积累的秘密”[9]的研究中作了说明。这不过是老调重弹：
“富人把他们的快乐、花园、公寓、酒杯和站在外边的山羊都归之于他们的罪恶。”〔42〕
尤维纳尔[10]〔43〕对罗马的财富曾经这样唱道。十七世纪初，卢索〔44〕写了一篇讽刺文章，指出封建的财产是暴力剥夺的结果。马克思也阐发了资本主义财产起源的理论。他想证明，资本主义财产是从十七和十八世纪殖民者的掠夺中发展起来的。通过搜刮被剥夺者的财富，并把他们投入劳动市场，殖民者造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两根支柱。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
契切林[11]教授指出，这个理论的弱点在于马克思的下面这个看法，“把纯粹的经济影响放在一边，我们在这里将论述以暴力促进这个剥夺过程时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科学的分析，应该阐明形成该历史时期基础的经济原因，而不是该过程所采取的形式。分析剥夺农民的经济原因就可证明，正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才使与世隔绝的分离体制不可能存在。[12]所以，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企图证明财产是如何从剥削中产生的，那么，这种对财产的批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还想证明财产的来源是不合法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证明今天的财产也是非法产生的。马克思证明，英国资本主义的财产起源于非法事件，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财产不能以其它的形式发展起来。
另外一些作家，如马尔萨斯〔45〕，用逻辑的方法论述现代财产的起源问题，认为它是从人口的发展，最终是从人类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想必也已证明，这种逻辑的推理是没有根据的，想必也以财产的不合法起源的普遍情况来对这种说法提出质问，但他只是指出了残酷的赤裸裸的事实，因而使经济学家感到有点失望。所以，这个长期以来把其学说建立在逻辑方法基础上的人，又突然放弃了逻辑方法，而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唯一的历史资料上。显然，马克思在两种对立的方法之间保持平衡，在逻辑和历史之间保持不稳定的平衡，这常常遭到批评。
至此，对这部被迈耶尔称为德国作家写的最重要的巨著的评论可以结束了。〔46〕当然，要证明马克思的某些理论来源于其他作家并不困难。事实上他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47〕断言经济发展是以工艺发展为基础的理论，可以在傅立叶那里找到，价值理论可以在一些英国學者的作品中找到，货币理论可以在富拉顿〔48〕和图克〔49〕的著作中找到，拉姆赛〔50〕提示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剩余价值的理论来源于伯恩哈迪〔51〕，工资理论来源于霍吉斯金〔52〕和布雷〔53〕，机器理论来自伯顿〔54〕、李嘉图和西斯蒙第〔55〕。最后，原始积累的理论首先是由桑顿〔56〕、罗杰斯〔57〕和其他几个英国作家提出的。马克思发展了所有这些理论，他用统计学论证了这些理论，最后把它们融合在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之中。由于这一点，他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并有很高的知识价值。它证明智者如何反映自然界的活动，并象自然界一样，在现存种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生命。
在经济学原则的尖锐性方面，马克思能够与李嘉图相比。……而在思想的深刻性方面，使我们想起了杜能〔58〕。总的来说，马克思具有多方面的才智，他同样还能创立高深的哲学理论，并能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常常利用知识作为他的唯一的论据。他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家，但也是一个常常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社会的诡辩者……
纵观马克思的著作和生活，我们能看到它们后来留下的重大启示，也可以看到它们所造成的重大失败。他鼓动他的门徒拉萨尔写的经济著作，有力地动摇了科学上的乐观情绪，并对德国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有力的影响。随着《资本论》的出版，他唤醒了当代沉睡中的政治生活。“讲坛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指南复兴的产物。通过对英国工厂法历史的简要叙述，他向欧洲大陆的政府指出了为工人阶级提供生计的必要性。德国政府不再隐瞒马克思对它的经济政策产生有力影响的事实。实际上，两年前，班贝尔格尔〔59〕就向德国国会指出，首相提出的关于劳动安全保护法案，从其术语和内容来看，似乎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摧毁了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并把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暴徒的骚乱区别开来，他对这些暴徒深恶痛绝。马克思无可争辩地阐明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他成功地唤醒了第四等级的自立和尊严的感情，培养了他们的智力，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这些都是马克思著作的最好的和无可置疑的成果。
然而，他试图创立“革命的代数学”，建立一个国际工人联合会，论证并同时发动一场社会革命，都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的代数学似乎是诡辩术，他创立的协会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瓦解的。公正的经济学家发现了他学说中的错误并加以批驳。他想把工人们团结在革命的旗帜周围，但工人没有响应他的号召。结果他过着孤独的生活，默默无闻地死去。他的著作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扬，但是作为其基础的观点被粉碎了。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但用冷静的科学分析来加以检验，他的学说失败了。他的赞扬者们崇拜他，但并没有接受他的全部信条。他以神秘的吸引力迷惑了人民，但同时他的著作却经不起批评。〔60〕
马克思的学说也同他的生活一样表明，他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他的学说就是在这个时代中产生出来的。1840年，旧的形而上学正在瓦解，新的实证哲学还没有产生。这样，做一个形而上学者太迟，做一个实证论者尚早。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学生，马克思试图把这种哲学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恢复其活力。后来，当新的科学创立起来了，他就致力于实验的调查。他研究社会生活，试图用他获得的新的实证主义观点来复兴黑格尔的哲学理论。然而，尽管他通晓现实生活，在一群实证主义者中间，他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者，梦想在一群并不理解他的人中间实现绝对观念。〔6〕
他的一生同他的思想一样，经历了许多同样的发展阶段。他诞生在一个反动思想已经死亡而自由思想尚未产生的时代。当一个反动分子太迟，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尚早。于是他成了一个革命者，密谋者，一个反对一切现存的政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战士。当反动时期连同它的密谋活动结束的时候，马克思试图把他的革命宣传与新的方式协调起来。他呼吁进行合法的、自由的和议会的鼓动，谴责密谋活动。在这个时代，在一些国家中，他仍然是一个革命者，虽然在这个时代和在这些国家里革命既不正常也不合时宜。他继续批评1870年的普鲁士，似乎还把它当成是1844年的普鲁士。马克思的生活经历就象他的思想一样，永远处于矛盾的境地。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矛盾降低了马克思的伟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正是这些矛盾才造就了他的伟大。社会经常经历这样一些阶段，旧的制度正处在灭亡的过程中，但是直到随之而来的新制度强大到足以取而代之时，旧制度才会灭亡。关键的时期产生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将动摇正在灭亡的社会制度，使新的社会制度得以诞生。这些人物反映了造就他们的这个时代，也反映了支配这个时代的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使他们变得伟大，因为这种对抗给他们以力量。当他们的使命完成的时候，也正是这种对抗又转过来反对他们本人。正是这种矛盾造就了马克思的伟大，他在一群实证论者中间是一个形而上学者，但是他的形而上学鼓舞了整个一代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面对这种发展，任何实证论思想都无济于事。他的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证主义的方法从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密谋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还是一个密谋家。他依然骄傲地、顽强地挺立着。马克思生活和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把他置于一种异常的地位，正是这种异常地位使他成了一个革命者并动摇了旧的社会制度。
但是如果说，这种矛盾使他的著作变得伟大，同样也使他的著作不能自圆其说。由于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它的效验越来越差。他的批判震撼了科学界，他的经济批判却没有发展形而上学，而是发展了实证主义。他的连续不断的煽动震撼了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他的行动并不是阴谋的、正常的行动，而是保守的行动。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他自己的著作抛到一边的人。他如此骄傲地追求的那个伟大的变革最终发展到反对他自己，标志着他的使命的结束。他依然被许多人崇拜和敬重，但是已经遭到年轻一代的抛弃，虽然他们承认他，把他当成神圣的见义勇为的普罗米修斯〔62〕，但他们更新了那个三千个奥西尼黛白天去安慰这位永恒的殉道者，夜晚仍把他丢弃在那里的神话。〔63〕
[1] 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1866年至187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1878年至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译注
[2] 卡杜奇：《文学研究》第2版，里窝那，1880年，第64页。——原注
[3] 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第1卷。——译注
[4] 马克思：《批判》，弗莱德，第10—11卷。——原注
[5] 伊特拉斯坎是古代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国家，皮拉斯基是居住在古代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部族。一—译注
[6] 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第二版，莱比锡，1880年，第2卷。——原注
[7] 对马克思社会学体系的更全面的批判可参阅我的《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一书，1880年，第6章。——原注
[8] 无限的循进完全是观念贫乏的反映：一种对于精神和内容的绝对方法彼此不可能引导出相同的概念。《逻辑学》第2卷，纽伦堡，1816年版，第302页。——原注
[9]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1节《原始积累的秘密》。——译注
[10] 第一个讽刺诗人。——原注
[11] 波·尼·契切林（1828—1904），俄国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写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说：“他显然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并且以为，巴师夏学派的陈词滥调一经以他契切林的名义发表，就会变成独创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5页）——译注
[12] 《俄国的浅薄与永久性的土地占有》，莫斯科，1878年，第16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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