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爱琳娜·马克思

《进步》杂志,伦敦
1883年6月,第362—366页

尾注〕七 当时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评论文章



  大卫·李嘉图在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头写道:“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1]李嘉图的这个伟大发现,即劳动是价值的唯一真正尺度的观点,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出发点。这里,我不可能对马克思所完成的、部分地纠正并发展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给以详尽的说明,由于这个理论,那个争论不已的问题——“货币’理论,以其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力量已经被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承认。我只限于谈一下马克思以他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借以阐明资本的起源和在一个特权阶级手中不断积累的方式。
  假设所有的商品交换都是完全公平的,假设每一个买者在用钱买得的商品中得到了全部的价值,而每一个卖者又在这笔钱中得到了消耗在他产品中的必要劳动的全部价值,正如政治经济学家所常用的假设的方式那样,如果每一个生产者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用由此挣得的钱买进他所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最美好的经济领域里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资本——暂且在其通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形成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攒钱,或贮存商品,但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把它作为资本来使用,除非借出去获取利息。这虽然是资本的一种古老的、但还是一种附属的和原始的形式。在上面假设的基础上,是不可能产生利润的。
  然而我们每天都看到一些人取得利润、而且是巨额的利润。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考察产生利润的交易“形式”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在劳动社会分工的制度下,卖掉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买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供自己使用。现在,这个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他没有带着产品,只带着钱,而他买进的并不是为自己使用所需要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买进东西是为了再卖出去。如果他用100镑钱买进生铁20吨或10包棉花,再以100镑的价格把它们卖掉,这个人就是一个傻瓜。事实上,我们看到商人决不干这种蠢事。假如他买进商品时花了100镑,再以110镑的价钱把它卖出去,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还是假设所有的商品都是以十足的劳动价值进行买卖的,那么任何数量的这种买卖不可能产生利润。只是在很少一些情况下可以用买卖商品价格的变化来解释利润的产生,例如由于美国内战的影响,棉花涨价。但商品不能总提高价格,它们一般地围绕着某一个平均价值和价格波动。现在所得到的正是以后所失去的。依照我们的等价交换的假设,利润是不可能产生的。
  好,现在假设交换是不等价的。假设每一个卖者都能以高于其真正价值的百分之十卖出他的商品。那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作为卖主所获得的又作为买主再失掉。再者,让每一个买主以低于所买商品价值的百分之十买进。那么,他作为买主所得到的,当他变为卖主时就再次从他手中失掉。
  最后,假设利润是诈骗的结果。我以5镑的价格卖给你1吨铁,而它不过值3镑,在这种情况下,我赚了2镑,而你亏了2镑。在这次成交前,你有5镑钱,我有值3镑的铁,合起来是8镑。成交以后,你拥有价值3镑的铁,而我有价值5镑的黄金,合起来还是8镑。价值转了手,但是并没有创造出来,而真正的利润必须是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很显然,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总体是不能自己诈骗自己的。
  因此,如果是等价的交换,利润便不可能产生;如果是不等价交换,利润同样不可能产生。然而,利润确实是存在的。怎样解开这个经济学之谜呢?
  现在很清楚,在两次出售中作为利润出现,并把货币转变为资本的这个增加的价值是不能从那个货币中产生的,因为在买进和卖出这两个过程中,货币只是代表所买和所卖商品的价值(这里我们再次假定所有的交换都是等价交换)。利润既不能从假定是以它的全部价值进行买卖的商品的价值中产生,也不能使它变得多些或少些。因此价值的增加,只能从我们所谈的这个商品的“实际使用”中产生。但是,新的价值是怎样从一个商品的使用和消费中产生的呢?如果我们的商人有幸在市场上找到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商品,它的消费实际上会创造财富,价值的增殖就成为可能的了。
  这种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它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可是马克思更加正确地称它为劳动力,在这里我将采用这后一种说法。
  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存在于市场上的先决条件是:它被其所有者出卖,因此其所有者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另一个自由的人。他们俩人以平等的关系自愿地互相做买卖。此外,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出卖的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不然的话,这个卖者就会从自由的人变成奴隶。最后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就是后来的劳动者不能出卖他的商品——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被迫出卖他的劳动能力。这样,我们商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在市场上找到了自由的劳动者——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不仅自由地出卖他的劳动力,而且也没有任何能使自己把劳动力变为实际的劳动、变为工作的生产工具。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也许除了最简陋和最廉价的东西以外,他没有食物、原料和工具。
  我们的这两个“自由人”能够在市场上彼此相遇显然不是一个纯粹自然发生的现象,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一系列以前的社会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只有从十五世纪后半期以来,我们才发现大多数人逐渐变成了这种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
  现在,作为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劳动力象其它商品一样有一个价值和价格。象所有其它商品一样,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因而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使劳动者保持适于劳动的健康状态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因为他经常会自然衰老和死亡,要经常进行再生产以延续劳动力出卖者的后代。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种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里是很不一样的,但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里多少是固定的,那里在工人阶级中所确立的生活标准使它稳定下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商人是如何消费他所买来的劳动力的吧。假设所干的工作是纺织棉纱,这个雇来的劳动者被介绍到这个工厂,并在那里得到了所有的生产必需品:准备用来纺线的棉花、机器等等。假定一般情况下,一个纺织工人每小时生产123磅线,为此需要123磅棉花(撇开不可避免的损耗)。6小时中,我们的纺织工人将10磅棉花纺成10磅棉线。如果棉花价值是每磅1先令,10磅棉线相当于10先令棉花的价值。假设6小时内机器的磨损、油和煤等等相当于2先令的价值,这样线的价值提高为12先令。这还不知道纺织工人的劳动增加了多少价值。
  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劳动者一天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是3先令。再假定这些必需品的总和,或用钱来表示是3先令,相等于或体现为1个工人6小时的劳动。这样,我们的纺织工人在6小时工作结束时,已在棉线中增加了3先令的价值,因此它的全部价值是15先令。我们的商人,现在是纺织工人的老板,在棉线中得到了他花费的全部等价物:10先令棉花,2先令机器磨损等,雇佣劳动力的工资3先令——总共15先令。他垫支的每一笔钱,都在棉线的价值中得到了补偿,但没有一点盈余。然而我们的棉纺工人老板,或者说将来的资本家立即告诉我们,这完全不是他所理解的交易方式。如果6小时的劳动足以维持劳动者一天(包括晚上)的生活,那劳动者就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工作”一整天。他这个老板雇佣的是这个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因此他有权从他那里得到一整天的工作。劳动力的价值和它所能产生的劳动的价值可以是不同的。如果是这样,工人就有权得到劳动力的价值,而雇主同样有权把劳动的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劳动不仅是财富和价值的来源,而且也是比要求从事那种劳动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多的价值的来源。这正是雇主雇佣劳动者的原因。
  工人工作了6小时之后,雇主并没有让他离厂,而是叫他再工作6小时,总计12小时(我们暂且不管工厂立法)。这样在12小时工作之后,我们得到了下列结果:

20磅棉花(每磅1先令)……………………………………1镑
12小时内机器的损耗2×2先令……………………………4先令
12小时劳动所增添的价值…………………………………6先令
————————————————————————————
20磅棉线的价值                1镑10先令
雇主的支出
20磅棉花,(同上)……………………………………………1镑
机器的损耗,(同上)………………………………………4先令
付给纺织工人的工资…………………………………………3先令
————————————————————————————
1镑7先令
所得的盈利……………………………………………………3先令


  这个谜终于被揭开了。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得到了解释。货币转化成了资本。
  上述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不仅说明了资本的来源,而且成为我们全部生产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称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它是马克思整个著作的核心,现在已为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完全理解。
  我需要指出,这3先令不是利润,而是作为赚得的盈余。马克思把装进资本家腰包的总额称为剩余价值。它不全都是利润,但包括雇主的利润。他必须同其他人分享它:政府的地方税和全国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商人的……等等。支配这种再分配的规律,将在《资本论》第3卷(第二册)中加以阐述,作者把它与第2卷放在一起以手稿的形式遗留了下来。它将尽快地用德文出版。
  因此,构成社会各个阶级的并不都是实际的和直接的生产者(至少在英国,这些生产者几乎是唯一的工资劳动者),所有的阶级,从国王和王后到音乐师和水果商,他们各自都靠从这个剩余价值中分得的份额过活。换句话说,他们靠净赚的剩余劳动的产品过活,这个剩余劳动是资本家从他的工人那里无偿地榨取来的,不管落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而非实际的生产者)的这份剩余劳动是否通过议会的法案从国库岁入中拨给,也不管是否必须靠履行某种职务(而非实际的生产性的工作)而挣得的,这都无关紧要。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另外还有一笔基金,而是直接的生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直接的生产者并没有从此地得到任何报酬。


尾注〕七 当时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评论文章


〔1〕恩格斯致洛里亚的信和洛里亚的答复引自季安·巴雷奥·布拉沃:《恩格斯与洛里亚:联系与争论》,《历史研究纲要》,第6期,1970年7月—9月,第539—540页。文章指出,洛里亚向意大利人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必须予以肯定,他的缺点必须从当时意大利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的落后性来加以说明。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录》,昆蒂恩·霍尔和杰弗里·诺韦尔·史密斯编译,1971年纽约版,第13、162、163、164、457—460页。
洛里亚提出人类的行为是人与自由土地的比率的产物。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在1893年提出了“边疆理论”。[2]
〔3〕伊雯·卡普:《爱琳娜·马克思》,伦敦,1972年版,第1卷第277页。
〔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史学家、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维护妇女和劳动的权利,晚年采取社会主义立场。
〔5〕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被刺杀。
〔6〕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革命诗人,《新莱茵报》编辑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放弃激进主义原则,加入了资产阶级行列。
下面是由斯特鲁克教授翻译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动人诗篇《<新莱茵报>的告别辞》片断(引自德克·斯特鲁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纽约,1971年版,第83页):

在公开的战斗中不敢进行公开的搏斗,
他们靠阴谋杀人——
我被黑夜里鬼鬼祟祟行动的恶棍所害,
他们不过是沙皇收买的无赖。

该诗的另一节译文如下(引自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卡尔·马克思传》,德累斯顿,1958年版,第182页):

再见吧,再见吧,你这斗争的世界,
再见吧,你这战斗的大军!
再见吧,你这硝烟弥漫的战场,
再见吧,刀剑和戟枪!
再见了——但不是永别!
弟兄们,他们不能把精神扼杀!
不久我将砸碎镣铐,昂首而起,
不久我将身披盔甲,重返战场。

〔7〕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拉弗勒(1822—1892),比利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现代社会主义》1880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8〕关于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给纽文胡斯的另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386—388页。[3]
〔9〕指1572年8月24日在圣·巴托罗缪节这一天开始的对胡格诺派[4]教徒的大屠杀。
〔10〕引自味吉尔的诗。[5]
〔11〕关于恩格斯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秘密团体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致美国人的信(1848—1895)》,第97、99、103—104页。
〔12〕由土地同盟和各种秘密团体领导的农民反对英国地主的风潮席卷了爱尔兰。1881年初,为了镇压爱尔兰农民的群众斗争,议会通过了在爱尔兰停止宪法保护和实行戒严的一系列法令,但是即使派遣军队协助地主驱逐佃户也没能阻止群众的斗争,格莱斯顿被迫撤销了1881年的紧急法令。
〔13〕指沙尔·奥古斯坦·圣贝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
〔14〕指乔治·蒙斯·勃兰戴斯(1842—1877),丹麦文学批评家。
〔15〕但丁·阿利格埃里(1265—1321),意大利的伟大诗人、《神曲》的作者。
〔16〕指波普·博尼法斯第八(1294—1303)。[6]
〔17〕大概是指帕斯夸勒·迪·奇阿科(1789—1865),意大利作家和政治理论家。
〔18〕布鲁内托·拉蒂尼,十六世纪意大利学者。
〔19〕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实业家,后成为臭名昭著的“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他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7]
〔20〕耶利米·边沁(1748—1832),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以功利主义的倡导者著称。
〔21〕乔治,黑格尔C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考察了创立理性范畴的辩证法规律,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了影响。
〔22〕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发表于1861年。
〔23〕皮拉斯基人是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居住在爱琴海地区的“海上之人”。莱里兹是罗马宗教中与土地和房屋联系在一起的家神或圣灵,后来成了仁慈的祖先的圣灵。
〔24〕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28—1875),德国科学家和政论家,《劳动问题:它在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的作者。
〔25〕马克思虽然在某些观点上与实证论者有共同之处,但在一些方面也有深刻的区别。马克思不是一元论者,他认为关于什么类型的物质存在的问题(物质,思想,或两者皆而有之)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烦琐哲学问题。
〔26〕指卓万尼·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
〔27〕托马斯·霍布斯(1588 —1679),英国哲学家,著有《利维坦》。
〔28〕指雷蒙·泰奥多尔·特罗布隆(1795—1869),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家。
〔29〕让·雅克·卢梭(1712—1778),与孟德斯鸠一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代表之一,著有政治、哲学、教育和伦理等方面的作品。
〔30〕除了象黑格尔这样的唯心主义者外,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发明一种工艺革新同把这种工艺革新作为生产的一种现实的因素付之实施并随之在生产关系方面引起变化并不是一回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是设计一项工艺革新,但并没有通过劳动(人的活动)把它加以实施是不会对人类发展产生影响的。在这个问题上洛里亚没有看到,只有真正的人类活动才能改变历史,而不是观念自身的逻辑演化。
〔31〕列奥波特·雅科比(1840—1895),《社会哲学的思想发展过程》(柏林,1874—1876年)一书的作者。
〔32〕指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德·蒙奈·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
〔33〕马克思不是目的论者。目的论者认为,自然界变化的各个过程是由其在大自然的总规划中的效用决定的。
〔34〕卡尔·欧根·杜林(1833 —1921),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柏林大学讲师、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恩格斯写有著名的《反杜林论》一书抨击了杜林关于科学的观点。
〔3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达尔文引起了我们对自然工艺学历史的兴趣。”[8]关于恩格斯对达尔文的“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和马尔萨斯理论”相似的评论,参见1865年3月29日他给弗·阿·朗格的信,[9]《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198页。
〔36〕指查理·赖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37〕指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政治学家、《政治算术》(1655)的作者。
〔38〕指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英国作家,以“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著称,《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作者。该书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在英文著作中还是第一次使用。
〔39〕关于季别尔,见本书第170页。
〔40〕洛里亚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利润率的下降与利润绝对量的增加是一致的。
〔41〕参见爱琳娜·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文章,该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清楚的阐述。
〔42〕引自尤维纳尔《第一首讽刺诗》,第1集,第75—77页。引文把hortos改成为hortes,并略去了开头的一行。全句如下:
“诚实的人得到了赞扬并愣住了;他们(富人等)把他们的快乐、花园、公寓、酒杯和站在外面的山羊都归之于他们的罪恶。”山羊是奉献给巴克斯[10]的祭品。
〔43〕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尔),古罗马讽刺诗人。
〔44〕指查理·卢索(1564—1627).法国法学家,著有论述封建制度的多种作品。
〔45〕列维尔德。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牧师,他在《人口论》(1798) —书中认为,食品的生产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因而导致饥饿和贫困。
〔46〕大概指A·迈耶尔,德国经济学家。
〔47〕当然,马克思研究了所有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但他也指出了他们作品中的矛盾。(参阅1863年7月6日他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846—1895)》,第153—156页。)[11]
〔48〕乔治·富拉顿(1859—1925),哲学家,《形而上学体系》的作者。
〔49〕指托马斯·图克(1774—1858),英国经济学家,《价格史(1796—1856)》(六卷本)的作者。
〔50〕指乔治·拉姆赛爵士(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论财富的分配》(1836)的作者,他在书中证明工资的变化与对劳动的需求成正比,与劳动的供应状况成反比。
〔51〕泰奥多尔·冯·伯恩哈迪(1802—1887),德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52〕指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的作者。他在书中提出只有劳动生产财富,因此劳动有权获得全部产品。
〔53〕指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1895),早期社会主义作家和劳工运动的鼓动家、著有《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书中指出,劳动是价值的要素和尺度,但得到的只是其产物的一部分。
〔54〕约翰·霍尔·伯顿(1809—1881),苏格兰作家,著有《政治和社会经济及其实际应用》(1849)。
〔55〕指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33—1842),瑞士历史学和经济学家。
〔56〕指亨利·桑顿,英国经济学家,他在《英国货币信贷的本质及其影响的研究》(1802) —书中发展了桑顿关于利润的许多理论。
〔57〕指詹姆斯·爱德文·撒罗耳德·罗杰斯(1823—1809),英国经济史学家、七卷本《英国农业与价格史以及六个世纪的劳动与工资》的作者。
〔58〕指约翰·亨利·冯·杜能(1783—1850),德国经济学家,他发展了实物工资及其与利息和租金的比率关系的理论。
〔59〕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23—1899),德国民族自由党的领袖。
〔60〕这是洛里亚最荒谬的论点之一。
〔61〕洛里亚这里关于马克思试图用新的实证论观点来复活黑格尔的解释,无视马克思对实证论的批判。
〔62〕普罗米修斯是泰坦,据希腊神话传说,他从奥林帕斯山把火种偷运给人类。[12]
〔63〕奥西尼黛是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传说是奥西诺斯和提修斯的女儿们。洛里亚这段华丽的词藻只不过更加暴露出他的结论的荒谬。




[1]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稅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页。——译注

[2] 弗·杰·特纳(1861—1932)在1893年发表的论文《边疆地区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中,用美国西部边疆的大片“自由土地”(free land)能接纳移民这一历史特点,来说明近三百年来的美国历史。——译注

[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2—155页。——译注

[4] 胡格诺派是16至17世纪法国新教徒的总称,主要社会成分是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教会地产的新教封建贵族以及要求维护城市自治权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译注

[5]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公元前70年—19年),古罗马诗人。——译注

[6] 罗马教皇(1294—1303年在位)。——译注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7页。——译注

[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页。——译注

[9] 同上书,第31卷第469页。——译注

[10] 古罗马传说中的酒神。——译注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6—363页.——译注

[12] 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中的成员,奥林帕斯山位于希腊东北部,传说是众神所居之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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