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除夕〔维·伊·查苏利奇〕

最后一个除夕^[1]

维·伊·查苏利奇

　　祝您新年快乐！真糟糕，我刚刚才醒过来。昨天，那些和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2]在一起的人都不得不徒步走了两个小时，因为冰鞋无法再用了。天气这样寒冷，又刮这么大的风，这在日内瓦只有在可怕的暴风雪的日子才会遇到。今天我浑身有病，牙痛，头痛，腰痛，再加上咳嗽，我的脑袋和胸膛几乎都快要炸开了。是啊，这样也好，也不用过什么节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哪儿也不用去了。昨天，德国人尽量开心，闲聊趣闻轶事。特别是有一个德国人，就是上次在社会党人午餐会上坐在您身旁的那个德国人，他说他有点害羞，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他们说的我全听懂了，他们还是要给我翻译；但我还是不能领会引人发笑的奥秘。大概就像犹太人说笑话一样，只有他们自己听了才笑得起来。我来晚了，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身边的座位坐满了，因此我坐得很远。刚吃完饭他就以平常那种亲切的感情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决定谈谈公猫^[3]的事，为了引起话题，就从这里的社会主义没有指望和毫不适用谈起。他就这个题目发挥起来：就是普选权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不会去利用这项权利；为了独立参加选举，就要像德国那样花费金钱和精力，而英国工人既然不能指望从中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就不会出一点力，出一文钱。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得如此之晚，以致落到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份上，这是德国的幸运。这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像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埋头于纯职业的斗争，而是使他们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用我们的话说，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将自觉参加政治解放运动。这恰好把我引到我想对他谈的话题上。他说，而没有我们，德国会怎么样呢？他本人的，即恩格斯的注释和补充是否提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减少，从1867年起危机就没有了而且再不会是老样子了呢？——Schwindel［生产和商业投机，欺诈］是资本家对他们为之进行生产的那个世界市场无知的结果。现在，电讯、交通的速度等等使他们了解市场，并且不再幻想：不管生产多少总有地方有人会购买。马克思说，生产集中到很大的资本家手里以后，就该打盹（einschlummern），不再追逐Extraprofit［超额利润］，因而不再加强劳动生产率，“扩充”生产等等。这也就是卡特尔所做（而且是有意识做）的。卡特尔把整个生产部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划分了市场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陷入Schwindel，也很少理由加强劳动生产率。当然，卡特尔只是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便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可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种取得政权和进行组织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英国生活本身也完全不是趋向发展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但这是我对你们的叙述，而当我鼓足勇气刚刚要对他讲的时候，就宣布还有五分钟就到新年，应该准备祝酒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承认阅读公猫的事。没有香槟酒，只有一种酸涩的葡萄酒。今天清晨我收到一张39先令的汇款单，不知是谁寄来的。我想巴维尔是不会寄来的，如果是您寄来的，那又太多了，您连买“五斗柜”还没有钱呢。（哎哟，我又头疼了；我刚才写公猫的时候，忘了头痛。您知道，他的那些思想感动了我。我向来不喜欢那种所谓的“自行瓦解”的资本主义，但是，他的这番话使我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请来信告诉我，这笔钱是不是您寄来的，否则我还是搞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敢去取钱。汇款单上已经注明，必须有人签名才能支付。昨天爱琳娜向我要您的地址，想给您寄去15先令，她说，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文已经发表在《泰晤士周报》，本星期内就可以拿到钱。——我对她说，这笔钱是您为我准备的；她也就没说什么了。这样，我就阔起来了。我就可以还给您部分借款；如果您不急用，我想去买一床鸭绒被，夜里太冷了，全部衣服都已经压在我身上，甚至星期天穿的衣裳也不例外。请您把《星期周报》立刻寄来。这对一个切齿痛恨敌人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我一定完整无损地还给您，连公猫一起给您，到时候您会发现，公猫身上一根戗毛也没有。我只要一发现，就会把它捋平。

您的　维拉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1] 维·伊·查苏利奇是俄国民粹运动的活动家，和恩格斯有书信往来，曾在伦敦拜访过恩格斯。这是她写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普列哈诺夫的一封信。

^[2] 指恩格斯，这是作者按照俄国习俗给恩格斯加了一个父名。

^[3] 指《资本论》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