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片断〔彼·德·博博雷金〕

回忆录片断^[1]

彼·德·博博雷金

　　［……］命运竟让这位使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哲学根据并对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当代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予以极大影响的德国籍犹太人注定在伦敦而不是在巴黎生活、工作和辞世。
　　1868年我还没有机会与马克思认识。当时就是在伦敦、甚至在激进派的圈子里也不是时常提起他。
　　关于他个人的情况，他的家庭、家庭环境，他的习惯、兴趣爱好、辩证法和性情举止，我从我们的一位70-80年代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的社会学者^[2]那里听说了许多。
　　早在马克思逝世前我就从他那里得知，他成功地学会了俄语，还听说我的那位熟人有一次凑巧碰上马克思手里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我从俄国朋友那里还拿到了写给恩格斯老人的信，恩格斯可比他的朋友和领导马克思活得长得多。恩格斯通常被认为是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我”、中尉和旗手。
　　我是在伦敦一个偏远而安静的街区的一幢占地不大、三层高的楼房里找到了恩格斯。他生活得像一个收入不错的人，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移居国外的人的烦恼和无助的境况。
　　这是1895年7月的事。^[3]老人身材很好，腰板笔直，头发有些花白，头颇大，脸上的线条不是很匀称但很可爱，浅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善良而愉快的微笑。您在德国经常可以遇见这样的退休教授。
　　虽然我是用德语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但不知怎么却用法语交谈起来了。恩格斯的法语讲得很流利，语调也很好听。我们坐在他的宽敞明亮的做藏书室用的书房里，这里摆放着千余册书〔……〕起初我们谈我们的朋友，后来谈整个俄罗斯。恩格斯很了解俄国的事情，还知道不少俄语词汇，比如“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他说得挺吃力但发音清楚。老人渐渐谈得兴致勃发，并吩咐端来一杯红酒。
　　当然，谈到了马克思的学说［……］谈到这个话题时，恩格斯马上流露出对他的导师确立的决定命运的世界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绝对真理的坚定信念。一切取决于经济准则。世界上没有什么现象不是物质经济原因的直接产物，包括创作和优美的艺术在内。
　　我不愿进行原则性争论，因为我表示怀疑，仅仅是一些日常的经济条件（工资和一片面包）就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例如德国人创造出一流的音乐民族。而其他民族，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类似的经济条件下却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恩格斯激动起来。
　　“这样的问题半小时是解决不了的！”他大声说。
　　我想了想，“当然，但马克思主义者作这样的反驳常常是要作好准备的。”
　　临别时恩格斯送给我他的一本德语小册子。我与他告别时，还仔细看了看这位仍然精神矍铄、行动利落的老人。然而怎么也没有想到，同年初秋他却去世了。
　　现在，好像在活着的人中再也没有一位像恩格斯那样的马克思的第二个“我”了。

^[1] 这篇文章是俄国作家彼·德·博博雷金撰写于191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世界之都<30年的回忆>》一书中的片断。

^[2] 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者注

^[3] 1895年7月恩格斯不在伦敦。他在伊斯特本休养。7月24日从那里返回已患重病。恩格斯同彼·博博雷金的会面看来是在恩格斯出行之前，因为他很快就收到了博博雷金1895年6月3日的信，信中请求恩格斯约定见面的日期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