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1）外祖父的快乐
性格相容最必要的时候不是过往的日子，而是在某个人生阶段，当我们需要依靠彼此的支持来遗忘逝去的时间和抛弃我们的男人。
——德·斯塔埃尔夫人〔1〕 |
自从姐姐玛丽去世，15年来，莉齐·白恩士一直被看作恩格斯的夫人，而在这其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她的侄女玛丽·艾伦（被他们叫作“彭普斯”）一直被视作他们的“小家伙”。事实上，恩格斯把自己视为一名丈夫和父亲，他和莉齐搬回伦敦时，他们具有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所有特征。（莉齐甚至有一条狮子狗。）〔2〕恩格斯和莉齐站在一起并不搭。恩格斯身高6英尺，身材消瘦，举止果敢，在陌生人面前比较内敛。莉齐有些矮胖，作为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对待路人都极为热情。恩格斯喜欢读书，享受安静。莉齐却不识字，喜欢说个不停。虽然有着这么多差别，恩格斯却深爱着她，骄傲地说她是自己的爱尔兰革命妻子。她和燕妮·马克思看起来也不搭调，却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19世纪70年代中期，莉齐经常生病。但在1877年夏天，她没能彻底恢复。7月，恩格斯从兰兹格特写信给马克思说：“莉齐从昨天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感到非常不舒服；海水浴对她没有发生奇效这还是第一次，我开始感到严重不安。”〔3〕显然，恩格斯认为，让她恢复的唯一办法是远离伦敦，所以他们在9月回到伦敦后，马上又去了苏格兰。〔4〕
马克思、燕妮、琳蘅和杜西也都病了，考虑去卡尔斯巴德，但花费太大，让恩格斯都难以承受，他已经把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费和医药费都承担了下来。马克思的医生建议他们去德国西部一处便宜一些的疗养地巴特诺因阿尔。〔5〕琳蘅的家在这附近，马克思先把她送回去后，带着燕妮和杜西继续奔向阿尔河谷里的这处疗养地，之后还去了黑林山。〔6〕他们此次离开伦敦长达两个月，但回来时，马克思和燕妮的状况并不比离开时好，尤其是马克思的慢性咳嗽极为严重，一名朋友说，马克思咳起来的时候胸膛好像都要炸开似的。〔7〕燕妮更加严重。她连续数月头痛不止，胃痛甚至更加剧烈。11月，她去曼彻斯特找龚佩尔特诊治，后者让她服用松脂和颠茄药丸。〔8〕
在这段难熬的时期里，约翰尼·龙格不断带给外祖父母欢乐。马克思说他是“我最亲爱的宝贝”，〔9〕燕妮说，每当他坐着四轮婴儿车回来，“由老外祖母领头，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跑去迎接他，每个人都想争先抱到他”。〔10〕这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纯真的世界。1878年7月，小燕妮给马克思和燕妮带来了更大的快乐：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亨利——但之后一直被叫作哈里。马克思的书房仍是欧洲更年轻一代激进分子的首选目的地，老朋友们每次来伦敦，也必定来看他。但除了流亡者和造反者之外，房子里还多了个初学走路的孩子，时不时跟着三条狗（一条叫威士忌，一条叫棕榈酒，另一条名字不知，但无疑跟酒有关）〔11〕在屋里爬来爬去，以及一个婴儿尖利的哭叫声和笑声。房子的主人极为得意；欧洲的鞭挞者在享受作为外祖父的角色。
虽然去卡尔斯巴德花费昂贵，但哈里出生后不久，马克思和燕妮还是打算前往进行疗养，但终究未能成行。这一年，有两人（一个失业工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刺杀威廉皇帝。俾斯麦借机名正言顺地颁布法律，很快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会、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所有集会、出版物和演讲定为非法。〔12〕刺杀给了俾斯麦一直寻找的应对工人运动所需的弹药：1877年初的选举使得国会开始向左转移，社会主义工人党赢得20%的选票，获得12个席位。〔13〕在这种氛围下，马克思不能冒险去卡尔斯巴德。他考虑让燕妮一个人去：“曾经是高贵的前男爵小姐冯·威斯特华伦应该不会被当作违禁品吧。”〔14〕但燕妮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英国伍斯特郡莫尔文一处著名的疗养地，小燕妮后来带着约翰尼与她会合。〔15〕这期间，龙格和利沙加勒在泽西岛与其他法国流亡者会面，想办法返回法国。〔16〕燕妮可能意识到龙格开始厌倦英国，告诉朋友说自己的“经常发火、叫嚷和争论”的女婿越来越暴躁。〔17〕
马克思非常期待这一年的疗养之旅，9月初便去了莫尔文与妻子、女儿和外孙会合。但他刚刚抵达，便被恩格斯召回了伦敦。莉齐在9月12日凌晨一点半去世。〔18〕在她去世的前一晚，57岁的恩格斯和51岁的她在来到恩格斯家的一名英国国教会牧师的主持下，结成了合法夫妻。这样，便能把她埋在天主教墓地的同时立凯尔特十字墓碑。〔19〕杜西、马克思、拉法格一家、以及一些朋友参加了伦敦的葬礼，之后，恩格斯带着彭普斯和一个朋友去了南安普顿。〔20〕他伤心欲绝。小燕妮接到他的一封信后，对龙格说：“他好像已经绝望了，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快乐起来。”〔21〕
的确，恩格斯过去很少将党的工作置之不理，但在莉齐死后，他好像意识到不能再为了回复源源不断的来信和答应数不尽的征稿请求，而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回到伦敦后，他拒绝了年轻的苏黎世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征稿请求，他解释说："我从在伦敦度过的九年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22〕
马克思的写作如何了？虽然家里事情不断，又受到病痛的侵扰，但马克思仍在工作。同以往一样，调查工作又把他引入晦涩的领域，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一位朋友说曾看到他读罗马尼亚报纸。）〔23〕这个一生不断学习的男人在晚年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一如当年在科隆根据拾捡枯枝的报道，发现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的那个年轻报纸编辑。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发展——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不论发生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对他都极为重要，因为他要在著作中传递对世界的深刻思考，从而尽到对全人类的责任（他少年时在特里尔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是最具革命性的武器。
1878年秋天，马克思告诉尼古拉·丹尼尔逊说，《资本论》第二卷在德国付印很难早于1879年底——比他在汉堡向迈斯纳承诺的时间晚10年。〔24〕到1879年春天，马克思又写信给丹尼尔逊，偷偷告诉他说自己得到消息，德国政府的反社会主义法不撤销，第二卷就不能出版。马克思说这样也好，因为在自己弄清英国当前面临的工业危机如何解决之前，第二卷无法完成，而且这样正好有了“借口”，有了时间再研究一下从美国和俄国寄来的资料。最后，他说身体也不允许自己进行长时间的工作。〔25〕
马克思不是在伦敦就是在这个或那个疗养地，他试图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但几乎每次都被危机打断。1879年8月，他和杜西经过长时间计划后去了泽西岛，但抵达后，便接到消息说，与龙格一起在兰兹格特海边度假的小燕妮在8月18日早产下一个男孩，取名埃德加（穆希的名字）。〔26〕匆忙中，马克思给女儿写了一封短信：“可爱的小燕妮：世界小公民万岁！”〔27〕燕妮已经赶去兰兹格特，马克思坚持也要去——不仅为了照顾女儿，也为了让自己安心。马克思在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中抵达兰兹格特。他抵达后写信给恩格斯说，小燕妮已经无恙，倒是自己嗓子难受，很不舒服，大脑停不下来，思绪一团糟。（他为了试一下思维能力，看了看数学笔记，却发现根本看不下去。）〔28〕马克思写信给在伊斯特勃恩疗养的恩格斯时，劳拉和拉法格跟恩格斯在一起。〔29〕劳拉从信中看出了父亲的焦虑，赶紧前往兰兹格特照顾他，好让母亲有时间照顾姐姐。在劳拉的照料下，马克思很快大有起色，小燕妮也好了很多，因此一大家人（小燕妮、她的丈夫、三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外祖父母和二姨）在9月15日如同从海边度假返程般、浩浩荡荡坐上火车返回伦敦。〔30〕
马克思喜欢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家长，但在欧洲各国政府高层眼里，他仍是值得注意的对象。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德国皇储妃维多利亚向英国国会议员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打听马克思。〔31〕达夫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决定通过尽可能高雅的方式对他做一番了解：他邀请马克思到自己的俱乐部见面。马克思接受了邀请，两个人在德文郡共进午餐，交谈了3个小时。达夫很愉快地向皇储妃汇报说马克思看起来“决不是一个惯于吞噬摇篮里的婴孩的人——我想那是他在警察眼中的形象。”马克思对过去和现在的把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于马克思对未来的预测，他则不是很确定，比如马克思认为俄国将发生大的崩溃，德国随后将发生革命。当达夫问起马克思如何能确定德国军队将起来反抗政府时，马克思提到德国军队中的高自杀率，他说士兵从向自己开枪发展到向长官开枪不会很难。当达夫提出欧洲各国政府有一天也许会一致同意缩减军备从而减少战争的危险时，马克思说那是不可能的：破坏性武器方面的竞争和科学进步将使局势更加糟糕。花在战争机器上的材料和金钱将一年比一年多，形成恶性循环，无法逃避。
达夫让皇储妃放心，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想法“过于虚幻，因而不成其为危险。……总之，作为一个观点同我们完全对立的人来看，马克思可以说没有给我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我很愿意再次和他相见。不管他有没有颠倒世界的愿望，但颠倒世界的人不会是他。”〔32〕
其实，在某些方面，他已经做到了。
1879年，法国共和主义者终于牢牢地掌握了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1871年镇压公社的麦克马洪辞去总统，继任者为71岁的共和主义者儒勒·格雷维。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和政治权力交替，等待着政府宣布大赦，允许逃离和被流放的法国人返回故土。与马克思家关系最为密切的3个法国人（拉法格、龙格和利沙加勒）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马克思和燕妮都病着，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也在承受精神的煎熬：他们担心龙格带着家人回法国去。小燕妮的孩子们是马克思家里的明灯，只有他们能给燕妮带来真正的喜悦，对马克思也是如此。他的朋友和家人都经常提到他对孩子的喜爱。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一家住在索霍区时，马克思有时话讲到一半，注意力就转到街上没人照看的孩子身上去了。他虽然极为穷困，但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要分一半放到孩子的手上，如果口袋里空空如也，也会尽量给孩子安慰，跟他们轻声说话或摸摸他们的脑袋。晚年时的马克思在荒阜上散步时，后面经常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他这个坚定的革命者显然被当作了圣诞老人的化身。〔33〕
马克思虽然极喜欢孩子，但对自己的3个女儿做的却不够，更不要说早死的4个孩子。
为了给变革打下基础，为了避免他担心的突然革命，马克思一直坚持自己鼓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这一代，也不是为了孩子们那一代，而是为了更远的将来的人。在他眼里，家人之前做出的牺牲是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须的。但现在不需要再牺牲了，他发起的运动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他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他和燕妮可以把没有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外孙们身上了。
因此，大赦的可能性就像一把利剑悬在这对外祖父母的头顶，好在这期间里家里热闹不断，分散了他们的一些注意力。杜西交往的圈子开始包括政治活动家、演员和不知名的作家。她拿到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读书证，像原来马克思和劳拉一样，几乎每天都去。〔34〕阅览室里不准吸烟，有烟瘾的人（包括杜西）就在间歇的时候聚在一个特别的小房间里。年长的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烟斗和雪茄，一边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这些挤占空间的年轻人，听他们从戏剧到政治再到宗教说个没完——想法还很吓人，即使算不上社会主义，也绝对算得上左派。
杜西的朋友们跟她来到梅特兰公园路，在马克思的允许下，在他书房外的客厅举行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即多加贝里俱乐部。恩格斯和马克思把自己当作荣誉会员（有时是制造麻烦的会员）。杜西的朋友玛丽安·斯金纳回忆说，有一次轮到自己朗读《约翰王》中年轻王子亚瑟的一段对白，台词很感人，但自己就是无法聚精会神，因为她的注意力都在马克思和燕妮身上。她说马克思言语有力，气势逼人，头发有些蓬乱，他的妻子燕妮坐在他身边，虽然已经远不能与年轻时相比，但还是非常迷人。斯金纳和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燕妮正病着。她皮肤蜡黄，眼睛下有些瘀点，“但她还是显得极具教养，举止优雅”。同样明显的是夫妻间的爱——结婚数十年后，燕妮对马克思的爱意依然明显。
多加贝里夜晚的活动还有游戏和猜谜——斯金纳觉得这应该是马克思想出来的。恩格斯经常加入进来，以至于把杜西的朋友也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曾邀请马克思去参加他为彭普斯举行的一次晚会，参加者就有杜西的这些朋友，但马克思没有参加，说不喜欢跟比外孙大的人待在一起。）〔35〕
还有一个经常登门的是马克思最早的英国支持者之一：亨利·海德门。〔36〕海德门虽是典型的上层阶级绅士（从高顶丝质礼帽到镀银的手杖），却觉得自己有资格领导工人：他把认识的工人称为“同志”，〔37〕把马克思称为“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38〕海德门读过《资本论》，这也许足以让他进入马克思的书房。海德门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自己和马克思的友谊能让恩格斯嫉妒。如果他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应该足以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爆发出一阵大笑。果然，友谊不到一年就变了味，海德门出版了著作《大家的英国》，从《资本论》“借用”了很多内容（有时甚至逐字借用），却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尤其恼人的是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尚未出版英文版，这样，英国读者了解他的思想将是通过另一个人的名字。〔39〕更加让马克思恼怒的是，海德门把马克思的思想与他自己的被恩格斯称为“国际主义措辞和沙文主义妄想”的想法混在了一起。〔40〕
但这些都只是一些小插曲，一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巴黎的决定，决定在1880年7月发布：政府大赦，法国的大门向流亡者敞开。
利沙加勒马上离开伦敦，回法国投身报业。可以想象，马克思和燕妮肯定长出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有所担心。杜西的结婚计划一直未定；她和利沙加勒已经订婚8年，却好像谁都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燕妮上一年写信给女儿时表达了惊讶：在说了一番自己作为母亲的喜悦之后，问道“你们两个还没有下定决心吗”？（41但杜西又不能被逼迫得太紧，以防她生病或闹出事端，小燕妮曾说，杜西在这个问题上无法沟通。〔42〕
拉法格好像并不急于回法国，事实上，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回去。劳拉教课和他的照片蚀刻生意的收入都不多，他们主要依靠出售新奥尔良房产拿到的钱支撑，这部分钱用完他就真的破产了。他们能坚持下来应该也多亏有恩格斯帮助。拉法格对于向恩格斯要钱好像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总想着自己会有有钱的一天。〔43〕他仍梦想着做生意挣大钱，并且决定要回法国。他咨询恩格斯在巴黎投资出版旅行书籍怎么样，恩格斯发现拉法格不仅对投资的安全没有考虑，收益也无从谈起。恩格斯对于他如此幼稚地相信虚无缥缈的合作伙伴感到沮丧，说：“别人还以为你求着被抢钱呢。”〔44〕拉法格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
但所有人等待的是龙格的决定——他在赦令宣布后很快就决定了。他的老朋友，激进分子领袖乔治·克列孟梭邀请他回巴黎负责他的报纸《正义报》的外国政治专栏。龙格骨子里是一名报人，而且他无法抵抗共和法国的吸引，他相信只要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数量足够庞大，就能保住收获的果实。他马上离开伦敦去与克列孟梭见面，但他保证会在8月中旬返回伦敦，和一家人到海边去。〔45〕这年夏天，马克思和燕妮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疗养，而是在兰兹格特租下一处别墅，带着所有孩子住了进去，恩格斯也在。空气中好像弥漫着无奈的味道。小燕妮虽然还没有决定马上带孩子去法国，但这是迟早的事情。燕妮的身体也很糟糕：马克思这一年提到她的病症时，开始使用“治不了”这样的字眼，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诊断，但看着越来越像癌症。〔46〕
杜西是唯一一个8月时没有在兰兹格特的，利沙加勒回法国后，她与拉法格夫妇的关系更紧张了，以至于恩格斯不能让两姐妹同时来自己家里。〔47〕也许是杜西不想在被自己一心保护过的男人抛弃后，在劳拉脸上看到任何得意。一家人都知道这两姐妹的疙瘩，但没有公开讨论过。杜西8月时扭伤了脚踝，正好给了她一个的缺席理由。〔48〕
奇怪的是，马克思邀请了伦敦一名记者来参加这次家庭聚会。自由主义改革家约翰·斯温顿，从伦敦一路向南来面见这位在他看来引起的政治地震比欧洲任何其他人都多的人物。马克思所住的房子为木制结构，刷过清漆，坐落在高高的海边悬崖上，周围却又有旺季海边休闲区的吵闹。在私人对话中，马克思从自己的角度带着斯温顿进行了一次世界之旅。斯温顿说，马克思就像苏格拉底，他问马克思：“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马克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建议一起去沙滩上走走。他们在沙滩上见到了马克思其余的家人：燕妮、小燕妮、劳拉、孩子们、以及马克思的两个女婿。〔49〕（拉法格刚刚完成一本短篇著作《懒惰的权利》——好像没有讽刺的意思。第二年出版后，他被指剽窃。）〔50〕斯温顿说：“这是可亲可爱的一家——总共十来个人——两个为自己孩子感到幸福的父亲，和孩子们的充满生活乐趣、富有女性温柔的外婆。”马克思、斯温顿和马克思的两个女婿离开女人们，去边喝酒边闲谈。斯温顿说，自己一下午都在等着问马克思一个被他称为“存在的最终规律”的问题。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问马克思：“什么是存在？”马克思看着咆哮的海面和沙滩上欢闹的人群，回答说：“斗争！”〔51〕
8月中旬，龙格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兰兹格特，返回了巴黎。毫无疑问，他急着返回法国，但离开家人并不容易。他在8月24日抵达巴黎后写信给妻子说：“我想我无法快乐起来。我的航程充满悲伤，我先是愤怒，后是悲伤。……我想返回去找你们，但在这个时候，船起航了。这使得我在途中更加悲伤。我感觉好像吻你吻得不够，你会指责我缺少感情。我放不下可怜的小家伙和可爱的小哈里。……离开你们，我是如此不习惯。”〔52〕
小燕妮需要照顾三个孩子，却只有一位奶妈帮着照看埃德加，而且迫于经济压力，她在9月重新开始教课。这虽然艰苦，但到法国后的生活将更加艰难。作为一名报人，龙格的收入远不如在国王学院，而且考虑到报社工作的极端不稳定性，他的职位没有半点保障。家人寄希望于他回到国王学院，但他在9月中旬到英国短暂逗留后，又返回了巴黎，把自己与克列孟梭捆在了一起。
看到丈夫为了巴黎而放弃在英国有保障的生活，小燕妮开始质疑他的情感。龙格走后，她冰冷又伤心地写信给他说：
当我在站台上送你离开，我感到彻底的孤独，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孤独，坐在公共马车回家的路上，我只能装作有东西飘进了眼睛。在我看来，分别数月并未让你感到可惜，因为你一整天都独自在城里处理些最零碎的事情。……你首次从伦敦离开与从兰兹格特离开时差别是如此之大。巴黎又控制了你，成了你的唯一，让你再也不顾及任何其他！也许，那也没什么——因为你的态度最终对我也有了好的影响……不要自得于我在孤独中心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到来时，我会接受。〔53〕
李卜克内西极为少见地来了伦敦，小燕妮带着孩子们去梅特兰公园路看他。一进屋，约翰尼（马克思的最爱）就跳进外祖父怀里，要求骑到他肩膀上。角色很快分配妥当：马克思是公共马车，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是拉车的马。随着坐在马克思肩上的小家伙大喊“驾！快点！”，这三位让各国政府颤栗的老一辈激进分子，在花园里轻快地奔跑起来。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说，马克思跑得汗都滴下来了，他和恩格斯一慢下来，约翰尼就做出挥舞鞭子的姿势，大喊“你们这些懒马！”，他们只能继续跑，直到马克思尽了兴，又跑不动了为止。
马克思的孩子也是恩格斯的孩子。他每天下午都到马克思家讨论政治问题、圈子里的争论、以及家里的事情（他毕竟是负责生计的人）。到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分别拥有地毯的一部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上踱步。恩格斯对涉及孩子们的每个决定都会提供意见，随着燕妮病重，马克思把很多家事瞒着她，只跟恩格斯商量。有趣的是，一家人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全家的合影里不是马克思、燕妮和三个女儿，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女孩子们。
他们被新一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视为运动的“精神先驱”。〔55〕（一名年轻的追随者说他们具有“终极吸引力”。）〔56〕这些来伦敦面见他们的年轻人大多与马克思的女儿们一般年纪，他们纷纷来向两位寻求保护或建议，或者在筹办新政党或新报前求得他们的祝福。列奥·哈特曼便是如此，他在试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失败后在1879年逃出俄国。（他和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扮作夫妻，在铁路附近租下一处房子，挖地道到铁路下面，计划炸毁沙皇乘坐的火车。计划在最后时刻流产。）〔57〕哈特曼抵达伦敦当天便来到马克思家门前，马克思马上迎他进门。〔58〕
对场运动的未来极为重要的两个人也在11月登门：苏黎世报纸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亲密伙伴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时已经有无数男人和少数女人投身社会主义报业和政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人是最出色的。
他们先见到的是恩格斯，他一边跟他们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一边对他们大喊“喝酒，年轻人！”。他给他们倒上一杯又一杯波尔多酒，一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该去马克思家了”，便大步流星地朝马克思家走去，伯恩施坦和倍倍尔都很难跟上他的脚步。这时，伯恩施坦已经被恩格斯吓怕了，不过估计到马克思那儿情况更糟。“我本来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有些阴郁和极为易怒的老人，但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头发已经全白的老人，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笑意、言谈极为宽容。”〔59〕
马克思与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初次见面时表现得如此温和，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了自己的政治传承者和运动的新一代年轻人，而此时由于新的政治自由使得运动被拉向各个方向，马克思希望能在自己离开时把这新一代人引入正确的轨迹。他越来越明白，要承担起把他的消灭阶级的设想变为现实的，不是他，而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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