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0）家庭转机
在这方面，我不像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常常使我十分难过。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卡尔·马克思〔1〕 |
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给小燕妮带来的伤痛极深。她从卧室窗口就能看见孩子安息的地方——海格特公墓。这既给了她一丝慰藉，同时又让她无法释怀，无法摆脱负罪感、恐惧和悲伤。她告诉龙格说自己想象着他们“甜美的小鸟埋在潮湿阴冷的土里”，真希望“我们都在那里陪着他”。〔2〕街上和店铺里到处都是他的身影，每个孩子的哭笑声、每个棕发小男孩都让她想到卡罗要是活着应该长成什么样了。〔3〕她的身体强健了，对痛苦的感受也更加强烈。在卡罗死后的数周里，恩格斯和莉齐想尽办法转移小燕妮的注意力。恩格斯知道，她夜里总是因为想念孩子而无法入睡，但还是让马克思放心，她得到休息后会恢复的。〔4〕但小燕妮告诉龙格说自己在竭力掩藏真实的情感。“我把平时的面具戴上，不把绝望的脸展现在朋友们面前，不想破坏他们的陪伴。”她计算着回伦敦的时间，每一天像一个星期那样漫长，每一个星期像一个月那样漫长。〔5〕她从泽西岛写信给丈夫说：
很奇怪，面对岛上夏日里如此安静美好的景色，我却觉得愈加无法平静，无法不悲伤。昨天我们经过最美丽的乡村，看到巨大的橡树亭亭如盖，穿过巨大的栗子树和榆树间的巷陌，欣赏繁茂得从未见过的常绿树篱。……但是，我亲爱的沙尔，如斯美丽带不给我任何欢愉。……每当我闭上眼睛，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都是海格特公墓里凄冷的土地。〔6〕
她还写道：“我所有的希望和欢乐都留在了冰冷的墓地里。”〔7〕数周后，她仍然处在绝望之中：“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我们越来越无言地更加悲伤。”〔8〕
龙格寡居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在卡罗出生时来过伦敦，之后数月一直与沙尔、小燕妮和燕妮保持通信。她竭力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并在卡罗死后，愤怒地写了一封给燕妮，暗示她和马克思没有像自己一样帮助他们。燕妮在回信中很坦诚。“您认为我们的女儿不该搬出去，我们住在一起比分开住花费要更小些。说到花费，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毫无疑问，两家人住在一起花费会更少。”但她说除了“金钱问题”，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
坦白说，我丈夫和我（一生动荡，饱受烦恼和煎熬）需要——我敢说，也有权——得到一点平静和安宁，尤其是我的丈夫已经承受过这么多年的痛苦。我们希望生活中的限制少一点。我们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享受家里的舒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吃饭和睡觉时间，等等。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此外，有些人如果不是受到生活逼迫，就永远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天分和干劲。这也是为什么相对德国和法国，我更喜欢英国的体系。在这里，父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位置给子女提供教育。从16岁到20岁，这里的年轻人就要自己挣一点钱了。很多时候，父母（富人也是如此）会让子女自食其力。独立感就是这样在年轻人身上锻炼和发展的。……
另外，燕妮说，还有其他女儿需要考虑。她告诉龙格夫人说，家里也要讲求公正，3个女儿要同等对待，为一个女儿做了什么也需要为其他女儿做相应的事。“我相信，我的女儿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但杜西已经与利沙加勒先生订婚，我们需要像对待小燕妮一样对待她：在家里接待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不幸的是，拉法格先生投资不成功，遭受了损失。他对几个朋友信心太足，又太大方。他被出卖了，又被人占了便宜。”〔9〕（燕妮在信中没有说马克思和燕妮乐于见到龙格夫妇搬出去的另一个原因：马克思嫌龙格太喜欢争论，不愿跟他一起吃饭。）〔10〕
这年早些时候，燕妮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告诉他家里最新的情况时，曾说到经过30年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和母亲，自己已经不得不变得坚韧。11失去过4个孩子的她，不觉得女儿不该如此悲伤，也不觉得龙格夫人不该对孙子的死如此沮丧。但她知道，生活要继续，不管你认为如何不可能再继续，它还是会继续。在女儿们的成长过程中，燕妮一直未能给予她们自己希望能够给予的礼物和环境，但现在，她可以给予她们力量和智慧。
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是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12〕
到1874年12月，小燕妮和龙格的生活出现了转机：龙格被聘任为伦敦国王学院法语教授，一年收入180英镑。此前他一直在学院担任临时教职，固定职位出现后，他提交了申请。〔13〕维克多·雨果和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为他写了推荐信，他最终在15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14〕小燕妮也在河岸街附近的克莱门特·达内斯女子学校找到一份工作。〔15〕）在此基础上，加上恩格斯资助的100英镑，他们搬出见证了卡罗的不幸的这处公寓，搬去了一处小房子，并在1875年初从拍卖会上淘得一些家具进行布置。〔16〕（龙格摆设的都是法国家具，被马克思称为垃圾。）〔17〕
马克思和燕妮也搬家了。除杜西外，其他孩子已经各自成家，家里不再需要莫丹那别墅这么大的地方。1875年初，他们搬到附近梅特兰公园路上的一处房子。〔18〕与格拉弗顿坊相比，这处房子依然很大，但不再是独栋，两侧都有其他家的房子相连。不过，改变只是表面上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变化。马克思的书房依然在一楼，里面飘出的文字依然足够写成数卷著作。
这期间，利沙加勒开始写《1871年公社史》，并和杜西一起经营他创办的报纸《红与黑》。〔19〕杜西说，这是一份从革命角度进行政治评论的周报，希望从欧洲和美国征稿。就像很久以前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刚刚建立通讯委员会时燕妮为他做的事情一样，杜西也在为利沙加勒做着同样的事情：写信给各处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利沙的报纸征稿。可惜，1874年秋天刚刚创办时还很活跃的《红与黑》到1875年1月便沉寂了。〔20〕国际间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向各国国内聚集。革命者（有了很多女性）主要在各自国家建立政党，缺少跨越边境联系的兴趣（目前如此）。〔21〕
法国在公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在1875年颁布了新宪法，对下议院和参议院做出规定，两院共同选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首位总统是率军镇压巴黎起义的麦克马洪。）〔22〕这样的结构终于为工人打开一条门缝，让他们的呼声得以传达到选举面更广的政府。这样的变化在法国虽说可喜，但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德国。
3月，代表德国工人的两个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发布合并纲领草案。两党领袖找到足够的共同点后，决定合并，成立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他们的合并意向毫不知情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非常诧异，他们担心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共同领导社会民主工党）在原则上过多迁就另一党的教条（马克思的已死的对手拉萨尔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一教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错误地解读了历史，未能足够强调各国工人间的团结，并且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仅仅提出了一条社会要求——国家帮助。〔23〕最重要的是，纲领完全没有提到工会。恩格斯告诉倍倍尔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与资本进行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即使最残酷的反动势力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24〕恩格斯和马克思虽然有所顾虑，合并大会还是于5月在德国中部城市哥达举行，新的工人党成立（1890年成为现在仍然存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打算不发表意见，与新党的纲领保持距离。〔25〕但最终，马克思决定做出反应，他写了小册子《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新党的纲领文件逐字逐句进行了批评。对于新党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主要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斗争，马克思指出：“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直接斗争的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26〕但同时，他又指出，在全球贸易的时代，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孤立存在，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可以位居次席，这是非常幼稚的。〔27〕
接下来，对于哥达纲领只是模糊地号召劳动的公平分配，却没能解释如何实现，他用一句著名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文字上首次出现）做出了解答。〔28〕他还反驳了哥达纲领中关于人与国家关系的结论，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29〕
最后，马克思描述了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漫漫长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0〕马克思引用《以西结书》中的一句话结束了这篇长达18页的批判：“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31〕
《几点意见》让人感觉马克思又变回了那个出色的、干净利落的辩论者。五年来他一直埋头于重写和翻译之前的著作，到1875年，终于将翻译和重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马克思将其献给了女儿小燕妮）最后一批校样发回给了法国出版商。首版印刷1万册，迅速售罄，吸引了新的法国读者和英国读者。〔32〕3月，伦敦《双周评论》刊登了短文《卡尔·马克思与德国社会主义》。文章批评《资本论》用骂大街的语言谩骂权威。作者的愤怒之处好像不在马克思在书中说了什么，而在他的强硬方式。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资本论》8年前刚刚面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感到兴奋。但现在，它只是又一次好笑地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值得注意，至少会引起人的谩骂。但文中的一句话却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民众可能会给他面子谩骂他，但不会读他。”〔33〕
这年夏天，马克思一家纷纷离开伦敦。马克思决定独自去卡尔斯巴德。燕妮打算趁此机会先去日内瓦与党内（政治上的）朋友交流，之后去科隆见私交。〔34〕8月时，小燕妮和龙格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也许是为了在儿子夭折刚满一年的时候强迫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除了夏季里酷热难耐（小燕妮只得把三层法兰绒衬裙脱掉一层）〔35〕以及数次错过与朋友的会面之外，马克思家的女人们在旅行中极为难得地没有遇到什么戏剧性的变故。马克思的旅程也很顺利。坐船去大陆途中，他的旅伴包括一具运往美因茨的尸体和一名天主教神父。神父把空空的瓶子展示给马克思看，说自己又饿又渴，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瓶白兰地递给他，神父痛饮一番后，拿其他旅客开了些无聊的玩笑。〔36〕到卡尔斯巴德后，马克思发现来这里的人没什么变化，不是“胖得像酒桶”，就是“干瘪得像纺锤”。马克思没再像上次那样登记为富裕的绅士，因为那样需要交更高的疗养税，而是登记为“伦敦哲学博士查理·马克思”。〔37〕
卡尔斯巴德一名负责对他进行监视的警官报告说，马克思“一直很安静，很少与其他客人交流，经常独自长时间散步。”但当地一家维也纳报纸的描述与此完全相反，该报的名人轶事专栏对这位迷人的人物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学识出众，不仅精深，而且广博……总能拿出准确的字眼，迷人的笑容，让人开怀的笑话。”〔38〕面对女人和孩子时，他“非常风趣，健谈。……他显然更是一名哲人，而非行动者；更是运动的史学家或者说战略家，而非身经百战的战士”。这篇炙热文章的作者有可能是马克思的医生斐迪南·弗累克勒斯，〔39〕但不论作者是谁，关键的是该报居然肯刊登这样一篇文章—要知道，马克思一年前还被当作危险人物。
的确，57岁的马克思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令人恐惧的革命者。他体格魁梧，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依然浓密，脸上充满笑容，一副生活美满的模样。在卡尔斯巴德与马克思相识并在伦敦与马克思成为朋友的俄国人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说：“人们仍然把马克思看作对抗资产阶级学说和文化的阴郁的和自大的反抗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兼具英国和德国修养的绅士。好在他现在的个人生活很美好，他很快乐。”〔40〕
燕妮也很快乐。这年秋天，一家德国报纸刊登了她向一名英国演员致敬的一篇文章。《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对文章极为满意，邀请她多写些关于英国戏剧和文化生活的文章。这不仅意味着她能经常去剧院（她和马克思都喜欢），还意味着她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她的文章被发表不是因为她是卡尔·马克思的夫人，而是因为她自己的风格和智慧。虽然极为兴奋，但已经习惯于站在丈夫背后的她还是要求文章匿名发表。〔41〕
1875年12月31日，梅特兰公园路马克思家，马克思一只手牵着妻子另一只手牵着莉齐·白恩士，拉着她们踏上临时舞池的“庄重之旅”，〔42〕所有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妻子、琳蘅、以及马克思家的女儿们和各自的丈夫有充足的理由庆祝：小燕妮又怀孕了，这个孩子出生时不会再缺这少那。〔43〕预产期在5月，小燕妮同意从3月起不再教课，龙格的收入已经足以支撑他们的小家庭所需。她还打算雇一名奶妈（杜西1855年出生后就是在奶妈的帮助下，活了下来）。〔44〕龙格和小燕妮决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好这个孩子，因为他们无法（大家都无法）再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
马克思身体颇佳。他从卡尔斯巴德回来后，连恩格斯都说他完全变了样：“健壮、精力充沛、愉悦、健康”。〔45〕马克思在疗养地见到一种用于雪茄烟的过滤器，订购了200个。〔46〕数年来，医生一直要求他戒烟，但有了这些过滤器，他就有借口继续抽烟了。他和恩格斯虽然都受到过量饮酒的侵害，却都没有减量。在星期日，亲戚朋友们经常聚到恩格斯家共进晚餐，每次确定的时间都是3点，但每次都要到7点才能开始，这期间，宾客们喝啤酒、波尔多酒和香槟酒，开饭之后也喝，甚至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小燕妮见一名刚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俄国人如此憔悴，甚至担心他被淹死在恩格斯慷慨提供的酒水里。）〔47〕但最享受这样的夜晚的还是主人——当然，还有他的朋友卡尔。
小燕妮分娩几周前，龙格带母亲去了怀特岛。这期间，燕妮和琳蘅来到龙格家，清扫每一个角落，准备孩子的降生。她们清扫墙壁、地面、家具和窗帘时，小燕妮只能待在一间屋里。清扫完之后，她们又忙着给孩子准备衣服。小燕妮告诉龙格说，自己对这些没有兴趣，但乐于见到她们像天使一样围在身边保护她。〔48〕5月10日，小燕妮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让·罗朗·弗雷德里克·龙格，又名约翰尼。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婴儿名字中的让来自龙格的父亲，罗朗来自劳拉，弗雷德里克则出自将军。〔49〕
杜西在1月度过21岁生日。她已经长大，对于跟利沙加勒的感情，她已经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如果她愿意冒着与父亲疏远的危险。但这对马克思的女儿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多么出色的追求者都不能让她们放弃她们的摩尔。马克思的要求显然是在利沙加勒地位稳妥之前，他们不能结婚。由于利沙加勒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年轻的杜西便这样被卡住了。每天，她从父母家出门去做家庭教师，期盼着情况能有改变。〔50〕但利沙加勒不但没能找到工作，他好像不愿再待在英国。（来到英国5年后，他仍然不会说英语。）〔51〕他忙于自己那本关于公社的著作，游说法国新政府发布大赦允许流亡的公社社员返回法国。燕妮跟一个朋友说到杜西时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显然还得经受一些失望，像我们所有人一样。”〔52〕
杜西的身体直接反映了她的心情。伦敦正在遭受热浪袭击，恩格斯和马克思两家人都无法忍受，纷纷离开伦敦。8月，杜西陪父亲去卡尔斯巴德，但旅程从一开始便麻烦不断。他们先是在途中找不到旅馆可以落脚，在火车站将就了一宿到卡尔斯巴德后，发现这里也天气炎热，还缺水。〔5〕马克思唯一能够用以消遣的是一本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书（这样厚重的书对他而言与休闲读物没多大区别），但天气实在太热，读不下去，马克思便把时间花在了听别人闲扯瓦格纳的私生活上〔54〕——他周围无所事事的富人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15]
马克思和杜西在卡尔斯巴德一直待到9月中旬，返回伦敦后，马克思开始为利沙加勒的《公社史》在德国寻找出版商——已经有比利时出版商愿意出版法文版。马克思代表利沙加勒与人协商时，说这本书是第一部真实讲述1871年斗争的史书，说作者流亡在伦敦，“生活自然不宽裕”。〔55〕马克思兴趣浓厚，亲自担任编辑，校订样张；利沙加勒对马克思无比信任，让他全权代表自己与人协商。马克思家又一名女人把未来寄托在了一本书的成功上。杜西也许以为这本书能给利沙带来足够的收入，让他们可以结婚。但就在这种可能性出现时，她好像有了其他想法。
到1876年，杜西已经与利沙加勒在一起4年多了。4年前，每一个在公社结束后来到伦敦的法国人都被马克思家看作浪漫的英雄；现在，她作为一个少女对他的狂热崇拜开始成熟。也许正是知道这一点，马克思才坚决地拖延小女儿与这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的婚姻。现在的杜西不再是那个把未来放在起义上的17岁少女，她的兴趣更加广泛。〔56〕她把一半心思放在政治上，在当地一家学校理事会选举中支持一名女性候选人，把利沙加勒的《公社史》翻译成英文；同时把另一半心思放在戏剧上——利沙加勒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或心思。
杜西加入了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和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经营的莎士比亚学会。弗尼瓦尔还是伦敦语言学学会的秘书，实施的资料收集计划最终促成了牛津英语词典的面世。他与英国精英阶层来往（是勃朗宁和乔叟学会的创始人），但没有阶级偏见（他的妻子曾是女佣）。〔57〕弗尼瓦尔理解杜西对知识的渴望，鼓励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兴趣——她加入协会后不久便翻译了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德语文章，协会进行了出版。〔58〕（原作者给她寄来一封祝贺信；燕妮希望女儿能就此迈进文学杂志的门槛，找到有报酬的工作。）〔59〕莎士比亚学会每两周聚集一次，一般轮流在各成员家里举行，但马克思非常喜欢他们的聚会，所以聚会经常在马克思家举行。杜西的朋友圈逐渐扩大，更重要的是，她开始与同龄人交往，其中大多是英国人。虽然在德国家庭长大，杜西却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通过钟爱的莎士比亚，她很快舒适地处在了一群兴趣相投的伙伴们当中。
到1876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展开严厉批判已经过去30年，但他和恩格斯发现他们需要再次进行同样的斗争，只是批判的对象换成了新一代空想者。德国的盲目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大学讲师欧根·杜林不断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左的批判（他把马克思尊敬地称为“老青年黑格尔派”），〔60〕在德国新成立的工人党中赢得了很多重要的追随者。恩格斯和马克思觉得有必要进行反击，因为在巴黎公社结束后，欧洲工人阶级政治运动正蓬勃展开，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空想主义（他们认为杜林的哲学正是以此为基础）抬头。〔61〕
恩格斯通过著作《反杜林论》进行了反击（他说要与“令人厌烦的杜林辩个究竟”）。恩格斯在书中不仅进行了批判，还极大地帮助读者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恩格斯用清楚流畅的语言，从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揭示”）的角度讲述了马克思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62〕《反杜林论》是研究马克思的重要入门书籍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经典著作。同时，它又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介绍，还体现了恩格斯的独特兴趣和专长领域。在马克思谈论货币、财产和思想控制如何被资本主义用来压迫广大人民时，恩格斯还谈到了军事力量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
多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投票权必须由拥有武器的权利来支撑和保证。只要武器和军队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不管是作君主专制还是民主社会，民众都只会受到奴役。〔63〕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经济角度讲述了武器问题，认为当一个人不能再利用石块、金属或木头制造自己的武器时，他就会受到掌握着制造更先进武器的人的奴役。换言之，哪个阶级控制着社会上的经济力量，也必将控制军事力量。恩格斯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任何个人都无法发动起比游击战更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先进武器的生产不仅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而且“极为昂贵”。〔64〕
马克思通读了《反杜林论》的校样和草稿，写了其中一章——这将是两人合作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们都将受到私事的烦扰。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都感到他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写给日内瓦一个朋友的信中，燕妮描述了这样的情感：“年纪越大，时光越无情，日子就过得越快。……当青春、朝气和‘美好’一去不复返，真是可怕的不幸。”〔65〕工作还没有做完，但他们三个都知道自己在这出大戏中已经走到最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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