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2）燕妮离世
所以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我想活得再久一些，可爱的好医生。真的很奇怪，越是故事临近结尾，你越是想抓住这尘世的艰辛。
——燕妮·马克思〔1〕 |
到1880年11月，小燕妮和龙格已经决定在新年之后由小燕妮带着孩子搬去巴黎。就在这时，在写给龙格的信中，小燕妮的语调从对丈夫的想念转向怒气连生——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她说，自己对于他在《正义报》上的文章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顾资产阶级的接受性感受震惊，说自己读完文章后，“感受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失望和孤独”。〔2〕她害怕这个自己了解和深爱的男人回到巴黎后在朋友的影响下改变了，她直截了当地写道：
跟你说话时，我好像在对着风自语——我显然对你毫无影响。我们在一起时尤其如此——照经验看，如果我在巴黎，你的做法跟现在相比也不会有任何两样。……你问我，你不在身边，我是怎么熬的。想到在巴黎能够见到你的时候也不会比现在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也不能称其为家，我便哲学地进行思考，好好享受现在的平静和安宁吧。〔3〕
小燕妮对搬去法国充满恐惧，对龙格的母亲的强势深感不安——虽然她明确表示搬去巴黎后最好能住的离市区近一些，这样龙格离家更近，但龙格的母亲还是在阿让特伊给他们租了房子——这里到巴黎坐火车需要20分钟。〔4〕更让她气恼的是，龙格回法国后，在她留在伦敦更需要钱时，龙格的母亲终止了给他们的资助。"让我离开宠爱我的、生着病的可怜的母亲已经够悲伤的了，”小燕妮暴躁地说，“还要走进一个这样对待我的新家。”她指责龙格对自己为准备搬家需要做的一大堆事情视而不见。“你从空想的角度看待一切，你说这是乐观。我说要下雪了的时候，你是不是连天气都要无视，认为不会有冬天？”〔5〕小燕妮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疲惫不堪，这些情绪的爆发也情有可原。她担心父母：母亲一天天瘦下去，父亲咳嗽的时候会咳出血来。她还要考虑自己的身体：36岁的她又怀孕了，这是她在5年里第4次怀孕。〔6〕
龙格本打算到伦敦过圣诞节；从他8月离开起，一家人就期盼着在节日里团聚。但在12月初，他告诉小燕妮自己无法离开，他要参加市选举。他在咨询利沙加勒后得出结论：不留在巴黎进行宣传，将毫无获胜希望。〔7〕小燕妮对于他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咨询利沙加勒而不是自己，感到极为愤怒。她等了几天，让自己冷静下来并与父亲进行了商量后才回信。
实际上，马克思先写了信。马克思没有试图影响龙格的决定，而是告诉他问题很清楚：选择孩子还是选择政治职位。小燕妮没有强迫他做出选择。她的回复很像母亲面对同样情况会做出的反应。
很明显，如果你愿意进入这场选举的战争，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是不能离开战场的：现在是行动的时刻，我们显然应该把欢聚的时刻放在选举结束之后，总不能让这样幼稚的原因导致你的失败。如果我为了个人的欢愉，使得你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毫无怨言地在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前让步，往好处想，最重要的，永远不要站在你和你的公共职责之间。〔8〕
龙格留在了巴黎，但竞选失利。
1881年2月，梅特兰公园路一片嘈杂。龙格的物品寄往法国之后，小燕妮带着孩子们住了进来。现在，到了母亲和孩子跟着去法国的时候，却一切都没有准备好。燕妮像没有生病一样，数周来忙着给外孙们缝制衣服，从外套到内衣无所不包。小燕妮告诉龙格说母亲如此专注于对孩子们的爱，好像完全没有受到疾病的侵扰（已经被医生确定为癌症）。〔9〕但她越是如此，身边的人便愈加担心她在孩子们离开伦敦之后的状况。马克思知道分别将极为痛苦。他告诉尼古拉·丹尼尔逊说：“我们的外孙——三个小男孩——对她来说，正如对我本人一样，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10〕
燕妮对女儿将要踏上的旅程充满担心，这让她想起自己在1849年的那次艰苦旅程。那时她30多岁，怀着7个月身孕，带着3个小孩子，历尽艰苦来伦敦和马克思会合。那时她虽然有琳蘅的帮助，旅程还是无比艰辛。考虑到这些，马克思和燕妮竭力劝女儿把哈里留下，因为他智力迟钝、又病恹恹的。〔11〕但龙格不会同意，所以小燕妮在3月中旬出发时，把所有的负担都带上了。〔12〕虽然父母无比担心，她却并未特别担心。此时的小燕妮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她强迫自己乐观一些，相信法国的生活也许会很美好，丈夫也许准备好了回到家庭生活中来。〔13〕
的确，龙格急迫地想见到她们。小燕妮到达前几周，他便向她保证：新家会很好，孩子们在古斯塔夫·杜朗（公社后帮助他逃脱的那名医生，也住在附近）家会有伙伴一起玩耍，她也不需要担心他母亲的插手。〔14〕但当她来到阿让特伊，却发现房子不仅偏僻，而且尚在修缮，几乎无法入住。第一周，她曾经对住处离巴黎太远的担心便应验了。他在城里错过了回家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阿让特伊。〔15〕这样的模式还会继续，小燕妮发现自己孤独地陷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独自住在四面透风、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只有几个孩子陪伴在身边。
两周后，她说自己在法国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她告诉劳拉说自己“神经绷得快要到了绝望的地步——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如此”。总有一个孩子让她夜里无法睡觉，也总有一个在生病。“在伦敦的几个月虽然单调却自由、独立和充满生机，这让我无法再适应与仆人和婴儿的战斗。这一切实在让我无法忍受，以至让我感觉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跟这些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用不了几年（不是几个月），我就会变成无可救药的白痴。”她在信尾说：“我无法代沙尔向你问候，因为他不在家。”〔16〕
如果说小燕妮孤独，梅特兰公园路更加孤独。有时，当马克思听到街上传来孩子的声音，会以为是自己的外孙，当他赶快走到窗前，才意识到他们远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他告诉小燕妮说，她们离开后，家里无聊透顶。唯一的变化是给燕妮找来一位新医生，但由于燕妮的状况已经无可挽回，除了让她情绪上有所转变外没有多大区别。〔17〕这期间，马克思又接待了一名访客：26岁的卡尔·考茨基，因为酒量大，他很受恩格斯喜欢。马克思却觉得他“平庸，目光短浅”，没什么意思，是天生的俗人，“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马克思说，自己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恩格斯那里去。〔18〕此时的考茨基虽然只是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报人和经济学家，未来却成为了德国领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辑了《资本论》第四卷。〔19〕考茨基胡须修剪整齐，戴着窄框眼镜，给人以精明的感觉。他走进马克思的书房时，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会计师，而非社会主义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里紧张得怦怦跳，但马克思没有问他理论问题，而是问了他母亲的情况。
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热情感到诧异，但他发现房子里疾病弥漫，少有欢乐，唯一的笑声来自燕妮。〔20〕小燕妮说，母亲虽然虚弱，依然会欢迎党内年轻成员的到来，把身上所有的力气使出来，展现出同样的“精气神和兴致，同样的对人类苦难的感伤，……·这就是让她一直与众不同的原因”。〔21〕
孩子们离开后，为了让家里恢复一些生气，杜西的多加贝里朋友把剧院搬到了马克思家的客厅里，这让燕妮的精神大有改观。当然，相比这些人的业余朗诵，她更加注意的是他们中间迸发出的浪漫火花，甚至在其中为杜西物色了一个人选：一个名叫欧内斯特·雷德福的英国律师。〔22〕但这些客人无论有多风趣，都无法真正抚慰这对孤寂的外祖父母内心的伤痛。马克思告诉大女儿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马克思在这封长信中写满失望和牢骚之语，唯一兴奋的时候是讲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3月遭到的刺杀。6名受审的刺杀者中，有5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就包括曾与哈特曼搭档的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马克思称赞他们“是一些能干的人，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23〕
4月底，小燕妮又生下一个男孩。马克思写信祝贺小马赛尔的出生：“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增加入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24〕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25〕
恩格斯马上计划让马克思和燕妮去法国看看新出生的小外孙（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陌生人”）。〔26〕医生认为燕妮应该能够承受这次旅行，但她的状况起伏不定。她有时需要卧在床上，有时却感觉很好，还能去看戏。到了6月，她的病情迅速恶化，穿衣服都感到困难。医生建议马克思和燕妮去一趟海边，看看她到底能承受多远的路程。劳拉陪着照顾两个老人——马克思由于担心燕妮，自己的病痛也有所加剧。〔27〕最终，马克思和燕妮旅途中表现都不错，医生对燕妮的恢复感到满意，同意他们去法国。〔28〕马克思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准许：克列孟梭向龙格保证，马克思来法国完全不需要担心警察。〔29〕
小燕妮对父母和琳蘅即将到来和陪伴感到由衷的喜悦。她一直害怕收到电报说他们来不了了，每次邮差来到她家门前，她都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但消息是好的：他们会来。她回信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到星期二。……我的手抖得几乎抓不住笔。”〔30〕
7月底，马克思、琳蘅和燕妮启程。大自然第一次在他们前往大陆的旅途中给了面子：马克思说海面平静，天气十分好。但从加莱到巴黎的火车之旅却比较艰苦，旅途中，燕妮一直遭受痉挛和腹泻的侵扰，到巴黎后，麻烦仍未结束。龙格在火车站接了他们，但他们还要去另一个车站坐车去阿让特伊。〔31〕一行人直到晚上10点才来到家里，他们一安顿下来，一向大方的恩格斯就写信给说燕妮“绝对不应克己了”。他的钱包任由他们支配。〔32〕马克思想让燕妮尽可能在阿让特伊长住。她近期频繁的胃痛在法国反而有所缓解，原因也许是孩子们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虽然马克思觉得妻子的状况没有好转，但她自己觉得有所好转。〔33〕
此时，距离燕妮和马克思当年被迫离开巴黎已经过去了32年，相较燕妮熟悉和喜爱的那个巴黎，这座城市已经变了太多。奥斯曼虽然破坏了那个巴黎，却建造了一个公认的更加宏伟的巴黎。8月初，燕妮说想去看看马克思做到的事情。她越来越瘦，有时血会顺着皮肤上的裂缝往外流。马克思想马上带她回伦敦，但她故意把衣物送去了洗衣店，周末才能洗好，所以他们必须待久一些。看到她病成这样却依然如此固执，马克思让步了。
一名法国医生给燕妮用了足量吗啡来缓解疼痛，以便让马克思和小燕妮能带她再去看一看这座曾带给她无比快乐的都市。他们坐着敞篷马车徜徉在1849年时还尚不存在的林荫大道上，经过马克思所说的多姿多彩永远不会散的街头集市。燕妮兴致很高，她想去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他们坐在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重温巴黎的街头生活。〔34〕马克思和燕妮也许有一刻想象着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那时，他头发乌黑，刚刚从哲学家变成强硬的革命者，她是特里尔的美人，依偎在他的怀里，准备一起挑战这个世界。但现在，他们只是两个老人，与其他的老人无异。他身体已经发福，头发已经花白，她已经变得如此虚弱和瘦小。唯一没变的是他们依然像年轻时那样热烈地依恋着彼此。当年，他们相互打过招呼后，眼神再也无法离开对方。如今，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将不得不永远说再见。但现在，至少在现在，他们仍陪伴在彼此身边。
回火车站的路上，燕妮又感到不适。她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这样长时间的活动，但她是如此享受这次游览，想让马克思再次带她去巴黎。但这次未能实现，8月中旬，马克思接到杜西的朋友多利·梅特兰的来信，说杜西病得很重，却不肯看医生。〔35〕8月17日，马克思独自离开法国，返回伦敦照顾她。〔36〕
当一家人都着急于燕妮和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和龙格一家的离开时，杜西在伦敦的新朋友圈在壮大。弗尼瓦尔付钱雇用她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后来的牛津词典），她也开始了作为权利斗士的生涯。〔37〕一个名为土地联盟的组织，一直在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爱尔兰对大地主有利的法律，特别要求停止时不时赶走佃农的做法。土地联盟成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爱尔兰的独立，但也有人支持目前的自治政策：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爱尔兰人用自己的法律治理爱尔兰。领导这次斗争的是来自爱尔兰的国会议员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他从美国募集到20万美元的捐款。〔38〕小燕妮在伦敦时，曾把一些关于爱尔兰状况的文章发给丈夫的报纸。但马克思家最小的女儿没有局限于文字，而是走上街头，和民众一起聚集在一处治安法庭外，声援一位被关押的芬尼亚会会员和土地联盟创始人。但民众都被骗了，这名爱尔兰犯人已被秘密转移，杜西非常气愤，她直面一名膀大腰圆的爱尔兰人伦敦警察，指责他为英国人做肮脏的事情。〔39〕
1881年春，海德门成立了民主联盟，他将其视为工人组织的保护伞。虽然马克思痛恨海德门，杜西还是加入了同盟。她既然想为英国的受压迫群体代言，就必须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40〕这样的做法合乎她的性格。小燕妮和劳拉满足于在幕后工作，但杜西更愿意冲在前面自己行动。她周围这些聚集在阅览室里的年轻人属于英国新一代政治觉醒者，与上一辈不同，他们把社会问题与艺术、文学和音乐相结合。（她的其中一个朋友是刚刚来到伦敦的爱尔兰人萧伯纳，后者读过法文版《资本论》，正处在蜕变过程中。）〔41〕这样的环境让杜西如鱼得水，在他们中间，她可以同时拥有政治和戏剧。
3月，她在公社周年庆祝活动中参加了在圣潘克里斯的演出。演出厅里三分之二的观众是包括她的父亲、恩格斯、列奥·哈特曼和倍倍尔在内的知名激进分子。杜西登台朗诵了《哈姆林的吹笛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回忆说她的声音非常美妙，整个人非常活泼。“由于我的英文很差，我没办法每个词都听明白。我只记得爱琳娜的朗诵充满生气，声音抑扬顿挫，赢得了热烈的掌声。”〔42〕
7月，马克思和燕妮去伊斯特勃恩时，恩格斯又坐在迪莱坦特俱乐部剧院的观众席上，欣赏了杜西在两个独幕剧中的表演。他向马克思汇报说杜西“十分沉着，在舞台上显得很可爱”。〔43〕他觉得她演得很不错，但他和马克思都觉得这不过是杜西的业余爱好。但上个月杜西向姐姐小燕妮吐露说想把舞台作为职业，她找到了多年前指导过小燕妮的表演老师。杜西知道马克思会反对，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燕妮生病和小燕妮搬家，马克思身上的债务又增加了不少），但她还是告诉姐姐说，自己在教育上的花费已经比父亲预想的少了很多，而且自己会尽力赚出这部分钱来。〔44〕“我希望自己能做到，那将是很大的安慰。反正我要试一试，失败也没什么。亲爱的，你看，我现在有很多选择，我觉得自己之前浪费了太多生命，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了。”〔45〕
对杜西而言，不幸的是，这个夏天没人有心思理会她的需要。她一个人留在伦敦。父母和琳蘅在法国，恩格斯也去了约克郡。由于劳拉对利沙加勒曾经的怠慢，杜西仍然不想跟她说话，她陷入了沮丧，并出现了厌食。马克思在8月中旬回到伦敦时，杜西已经出现失眠的症状，好几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并且出现了手部颤抖和脸部痉挛的病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她处于“极度的神经抑制状态”。医生检查后没有发现器质性疾病，只是由于她没怎么吃东西，“胃的功能完全紊乱”，“神经系统严重的过度紧张”。〔46〕
两天后，燕妮和琳蘅回到伦敦时，马克思和杜西都待在客厅里，杜西靠着垫子依偎在沙发上。燕妮写信告诉小燕妮说：“都是她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导致她现在处在这种虚弱但又兴奋的状态，走路比我都好不到哪去。”提到阿让特伊之行时，她对大女儿说："我对你还有你的爱和仁善的记忆将永远是我内心最宝贵的财富，我要像守财奴一样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看管着。”〔47〕
到10月，杜西好了，但一家人都在看护着燕妮。她已经很少下床，即便下床，也是坐在屋里的一张椅子上。马克思由于数月来担心妻子、女儿和外孙们，自己的病痛也加剧了。他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都与呼吸有关，先是支气管炎，后是胸膜炎。由于吸烟，尤其是年轻时经济条件极为艰苦只能抽最为劣质的雪茄，他的肺部功能明显衰弱了。他的青春朋友、同志和“不能忘怀的深爱的伴侣”正在迎接死亡，他却被医生要求待在隔壁的小房间里，不能下床，不能去看她。〔48〕小燕妮想带孩子们回来，看他们能不能让母亲恢复精神，但劳拉告诉她说母亲目前的状况已经无法再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欢乐，而且，母亲一直都把他们记在心里，她紧紧攥着小燕妮寄来的每一封信。〔49〕
凭着最后一点力量，10月燕妮给小燕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交给杜西去邮寄，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寄到法国。“这很可能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却居然一直没能寄到，我悲伤得不知该如何言语，”劳拉写信给姐姐说。〔50〕“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极为悲伤。她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才写好这封信，在其中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等待着你的回复，信的丢失将令她无法承受。”劳拉暗示说，杜西作为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极端的自私和嫉妒，因此没有寄出这封信。但这应该只是劳拉与杜西之间的相互不满作怪，杜西在写给姐姐燕妮的信中，描述了母亲知道信的丢失后会多么伤心，建议姐姐假装收到了信。〔51〕
10月底，医生终于允许马克思去看自己的妻子了。数年后，杜西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上，父亲终于有了足够的力气走进亲爱的母亲的房里。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她是盛开的女孩，他是爱慕她的青年……他不是疾病缠身的老人，她也不是垂死的老人。”〔52〕马克思会说自己等待了7年迎娶燕妮，但那就像7天般，因为他是如此爱他。杜西写道：他一生都不需要去爱他的妻子，他一直在爱着她。〔53〕
这个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会又多赢得3个席位。在抑制或消灭工人运动层面，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显然失败了；运动只是转入了地下，而且变得更加强大。〔54〕依靠吗啡支撑的燕妮明白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她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为之欢喜。〔55〕老斗士们聚在她床边，惊叹于取得的进步：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国王已经不再神圣，工人——这些曾经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无言地接受命运的广大被剥削者——已经走进政府。虽然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燕妮还未能像年轻时预期的那样看到丈夫站在最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也还未能见到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像他希望的那样改变这个世界。她为了丈夫内心的理想牺牲了自己和孩子们的一生，却好像无法看到这个理想成为现实了。
11月底，伦敦西区张贴出一些海报，宣传一份叫作《现代思想领袖》的月刊，它刊登了首篇称赞马克思著作的英语文章。11月30日，马克思坐在燕妮的床边，兴奋地把这篇文章读给她听。文章的作者是年轻的贝尔福特·巴克斯，他称赞《资本论》“代表着对一种经济学说的剖析，其革命性和广泛的重要性足以与哥白尼天文学体系，或者说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相媲美”。〔56〕恩格斯都无法总结得比这更漂亮。〔57〕燕妮极为兴奋。她就知道丈夫是天才，虽然庸人们一直看不到这一点。马克思形容说，她此时的眼睛“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58〕
燕妮在两天后的12月2日去世，享年67岁。
燕妮·马克思被埋葬在海格特公墓，离她的外孙卡罗的墓不远。马克思没有参加葬礼。外面天寒地冻，一家人都不愿他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冒险，连燕妮都在去世前对身边的护士说过：“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59〕恩格斯替马克思念了悼词：
她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睿智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政治嗅觉，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谨慎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谨慎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60〕
燕妮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党内伙伴纷纷传来吊唁。自布鲁塞尔时期后就再也未曾见过燕妮的西比勒·赫斯写道：“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破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61〕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曾经所说，安慰之言本意虽好，却丝毫无法缓解最深切的悲伤。马克思的朋友们极为担心马克思失去夫人后的状况，恩格斯说得最为坦白：“摩尔也死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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