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39）杜西的烦恼
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今后的生命，正如我以往的活动一样，将贡献给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深信，这种思想迟早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
——卡尔·马克思〔1〕 |
1872年5月，马克思暗示将在秋天的年度大会后退出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位置。他已经为协会服务8年，很多会员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退出。〔2〕因为他对爱尔兰人的支持而惹恼了英国会员，又因为他对巴黎公社激进分子的倾力支持而使得更多会员与他疏远。还有的会员在思想和政治上与他一致，却痛恨他果断的作风。
马克思与会员争论，与各国政府斗争，为的是给工人建立一个组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以便通过政治挑战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他已经准备把火炬传递给一个新的领袖——或者说众多新的领袖。在公社之后的数月里，虽然各国政府一直强调要防范这个作恶的组织，协会还是不断在丹麦、新西兰、葡萄牙、匈牙利、爱尔兰、荷兰、奥地利和美国建立起新的支部。〔3〕协会有自己的生命，马克思希望能够静静地退出，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它继续壮大。他告诉一名比利时代表说：“我迫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受到的束缚结束之时。此后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4〕
马克思的确疲惫，但这绝不是他决定不再活跃于政治的全部原因。公社把马克思带入了作为一名革命战略家或者说理论家的世界。他的文字突然有了需求，不再被人无视。〔5〕迈斯纳打算发行《资本论》第二版，但马克思坚持要进行一些修改——用了一年多时间。巴黎的鲁瓦正在把第一卷翻译成法语，马克思对他的译文最初比较满意，但后来发现法译本还是需要进行大量修改。〔6〕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需要发文解决协会内部的分裂问题——他们认为是巴枯宁作祟。德国有人想出版《共产党宣言》，他们为此需要写新的序言，还需要翻译成法语和英语。〔7〕此外，马克思还要竭力监督《资本论》的俄文版情况。
马克思之前一直看不起俄国同行的社会主义热忱，因为他们大多是贵族。但新一代俄国人，不管是从圣彼得堡还是从流亡的日内瓦来信的，抑或直接登门拜访马克思的，用恩格斯的话说，都是“来自民间的人。……这些年轻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8〕马克思的朋友和国际工人协会伙伴彼得·拉夫罗夫是一名数学教授，他从圣彼得堡被驱逐后，住在巴黎，写的很多信件得到了发表。他说，俄国知识分子亏欠普通民众甚多，正是有了民众的辛苦劳动，他们才有了特权，能够思考和发展。〔9〕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点，走向刚刚脱离农奴身份的农民，开始在俄国各个工厂和乡村进行一项被他们称为“深入民众”的宣传。〔10〕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俄国人希望祖国能够在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西方社会的所有福利带给全体公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然的选择，因为它反映了俄国的共有传统。〔11〕但他们在实现的方式上却有分歧，巴枯宁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提倡暴力。其他人（包括接受马克思思想的人）则认为政治教育是改变俄国的重要步骤。〔12〕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了俄国书报检查官的审查，他们认为这本书太难以理解（如果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话），〔13〕不会有人购买，而且也难以在司法上追究，因为它采用的是数学科学形式，但他们不允许马克思的照片出现在书中。（马克思传记作家戴维·麦克莱伦说，当局认为那样会“暗示对马克思人格的极高尊重”。）〔14〕照此规定，1872年3月，3000本俄文版《资本论》印刷完成。〔15〕书卖得很快，不到两个月便已售完，而且读者人数比书的销售量大得多。〔16〕俄国读者经常相互借阅《资本论》，有时还把它藏在《圣经新约》的封皮里（很有预见性）。〔17〕与法译本不同，马克思对俄译本非常满意，说翻译得“很出色”。他在5月收到一本后，让丹尼尔逊再寄一本来，以便送给大英博物馆。〔18〕
面对这么多工作和期限，马克思少见地没怎么生病，他的烦恼好像都被燕妮吸收了。当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处在聚光灯下——燕妮一直希望他达到而且坚信他能达到的位置——她却怀念起他作为一个默默无名的学者的日子。她告诉李卜克内西说，只有马克思不要任何荣誉，也不再出头露面，“坏蛋们才一声不响。但是，一旦朋友们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他出头露面，那么一帮警察式的人物和‘民主派’就发出同样的吼叫：‘专制、贪权、虚荣！’他要是能够继续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们发展斗争的理论，那对他该是多好。”
李卜克内西正在德国等待叛逆罪的判决，燕妮还告诉他说，自己经常因为他面对的政治麻烦想起他的新夫人娜塔利亚：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们妇女的负担尽管是次要的，然而是更为沉重的。男人在同外界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敌人面前变得坚强起来——他们的人不可胜数——而我们却坐在家里织补袜子。这也不能排除一些牵挂，而日常琐事却在慢慢地、但是的的确确地消磨着勇敢精神。我是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样说的，但我可以说，勇敢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地丧失的。现在我太老了，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巴黎公社）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19〕
马克思这年春天的主要工作（也是燕妮说的恼怒的主要来源）是准备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未来与巴枯宁展开一场大战。在意大利和瑞士时，巴枯宁是出色的鼓动者，他与知名革命者联系，出版小册子，发展追随者，让他们来传播他这位强大的俄国斗士的神奇传说。1869年，巴枯宁在日内瓦遇到22岁的俄国虚无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即便算不上是精神病患者，也绝对是个危险的炸药包。涅恰耶夫编造了自己的革命履历，声称自己是从关押过巴枯宁的彼得保罗要塞逃出来的，是俄国一个地下组织的领袖，成员有数千人之众。〔20〕很难说巴枯宁有没有相信，但他显然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影响，他唤起了他对阴谋的热爱，让他觉得与俄国重新建立了联系。
在与涅恰耶夫来往期间，巴枯宁完成了《革命者教义问答》，在其中提出两个基本原则：“结果比方法重要”和“越糟糕，越好”。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巴枯宁相信一切“推动革命的手段都是可以的，阻碍革命的都是犯罪”。不只如此，在巴枯宁看来，用街灯点亮夜晚是不够的——整个城市都应该是一片火海。“革命只有一种科学，”他写道，“破坏的科学”。〔21〕
巴枯宁本应是最不可能翻译他的敌人马克思的著作的人，但在1869年，他收到一个出版商预付的酬劳（比马克思从这本书挣到的钱还多），请他将《资本论》翻译成俄语。但他只翻译完32页，便被涅恰耶夫拉去做其他事情了。〔22〕安排巴枯宁进行翻译的是与丹尼尔逊一起执行翻译任务的俄国年轻人尼古拉·柳巴温。为了把巴枯宁从翻译合同中解放出来，涅恰耶夫写了一封信给柳巴温，以自己庞大的虚无主义组织的名义，指控他剥削巴枯宁，并明言如果不肯取消巴枯宁的合同，自己将采取“不那么文明的方式”。〔23〕这一威胁并非空穴来风：涅恰耶夫曾在莫斯科殴打并射杀一名学生，仅仅是因为对方质疑他的地下组织的存在。〔24〕
马克思得知这些细节后，告诉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为了准备在1872年9月2日在海牙举行的协会年度代表大会上与巴枯宁摊牌，马克思开始收集他与涅恰耶夫来往以及无视协会规定继续经营他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证据。马克思希望凭借这些证据，将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驱逐出协会。〔25〕对马克思来说，这并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他要赶走巴枯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存在根本不同。巴枯宁认为工人不应参与政治斗争，也不应建立工人的政党。相反，他认为工人应该依靠武力来赢得权利。〔26〕马克思从1849年便开始与这种思想做斗争，现在，这种思想已经传播得更快、更广，这样的思想也就愈加危险。马克思相信革命必将流血，但暴力不应是第一选择；他尤其不希望协会会员变成暴徒。
马克思之前从未参加过在伦敦以外举行的协会年度代表大会，但1872年这次会议太过重要，他带着一家人（还包括想要成为一家人的两名法国人：龙格和利沙加勒）来到了荷兰，恩格斯自然也来了。这次会议将是巴黎公社以来协会举行的首次公开集会，报纸纷纷编造说协会将在会上决定接下来的恐怖行动。〔27〕来自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到海牙，对暴力激进分子的这次集会进行报道。马克思彻底被记者包围，有的只是想看看他，其他的则想最先了解和报道他的邪恶计划。到处一片混乱。一家当地报纸警告市民不要让妻子和女儿在这期间到街上去，珠宝商要尽量暂时关门。〔28〕但报纸和警察都失望了：代表们像是来参加商务会议一样秩序井然——这要归功于他们佩戴的天蓝色花结。〔29〕
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65名代表来到海牙，会议前3天讨论的焦点是哪些人有资格参加会议。〔30〕最终，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于9月5日在位于海牙工人阶级区域的一个舞厅里召开。会场内桌子以马蹄铁形摆放；舞厅上方有一处包厢，观众可以从这里看到革命者开会议事的情况，马克思家的女人们也在这里观看。〔31〕
经历过法国和西班牙的伤痛之后，来到海牙的劳拉消瘦而虚弱，一家人都惊恐于她的变化。劳拉虽然身体虚弱，但她只会让世人看到自己身体的疼痛，不会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的悲伤。她遗传了父亲的骄傲，不会让“庸人们”看到自己的苦难而开心。〔32〕之前从未见过她的库格曼说她美丽、优雅、可亲。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燕妮。经过数年与她的通信，听她描述一家人的苦难，他本以为看到的将是一个身材走样、满脸倦容的老妇人。相反，燕妮依然苗条，看着比58岁的人年轻得多。她对会议极为投入，使得库格曼在会议结束离开时还以为是她引导马克思进入了激进政治。〔33〕
杜西已经完全是一副年轻女人的模样：头发盘在头顶，只留几缕卷曲着散在额头，脖子上围着一条天鹅绒的丝带，领口开得也更低了一些。〔34〕小燕妮是三姐妹中变化最小的，当然，与龙格订婚之后，之前总是藏在心里的快乐也更多地流露了出来。
会场里，马克思坐在恩格斯身后，包厢里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一个神秘的巨人，起义的典型代表，头发胡子居然已经花白，一边抽烟一边在本子上急匆匆地写着。〔35〕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少，站在边上看的人数众多（有报纸称房间里聚集的人数比能容纳的人数多十倍），而且每个人好像都有话要说。〔36〕争吵极为激烈。维持秩序的声音被大家无视，喊声变成争论，争论几乎变成打架。
从一开始，马克思一边就占据优势：他们人数比巴枯宁的支持者多得多，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没有参加。第一个表决的议题是维持总委员会作为协会的领导者，而不是像巴枯宁的追随者要求的那样变成单纯的联络和通信中心。马克思一边获胜，总委员会的权力得以保留。接下来的议题被一名代表描述为不啻于一场“政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做了精心安排。恩格斯起身，手上拿着雪茄，操着平时的说话语调，时不时把窜到前额的头发往后缕一下，他建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他没有公开说的是，通过转移，马克思可以逐渐放开对协会的领导，同时确保巴枯宁无法控制协会。美国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人数极少，而且美国人对暴力的痛恨也将使得他们难有大的作为。恩格斯说完后，会场炸开了锅。批评者说不如把委员会转移到月球上去。但正如其他出色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事先计算过票数，他知道这个提议能够通过——的确通过了，但帮手出人意料地来自巴枯宁的追随者，他们以为马克思把协会转移到纽约的决定等于摆脱一切控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37〕
会议最后一天轮到马克思在与巴枯宁的长期斗争中抛下一枚炸弹。来到海牙后，马克思便非常紧张，很少能够入睡。几天里，在其他人站着争论时，疲惫的他经常都是安静地坐着，但现在，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他要讲一讲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如何试图秘密破坏协会，以及一件调查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但不打算公开的“个人事件”（涅恰耶夫威胁和谋杀人）证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本质。实际上，马克思并不需要讲述涅恰耶夫的事情——会场里的人都已知道，每个人都清楚马克思的目的。〔38〕
面对少数听众时，马克思是强硬的演说者，但听众更多时，他的语调和气势都有所减弱。上了年纪之后，马克思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博学又有些古怪的教授。他讲话时，右眼上戴着的单片眼镜时不时掉下来，他只得停下，把它弄好。〔39〕即便如此，整个会场都仔细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更重要的是，听众与他意见一致：驱逐巴枯宁及其一名同伙。〔40〕投票结果宣读后，一名腰上系着红旗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拔出一把手枪，指向宣读结果的代表，喊道：“这样的人应该被杀死。”〔41〕他很快被制住，解除了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实在是对自己批判巴枯宁的理由的最好例证。
至此，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正式结束。晚上，他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来到海牙附近的施维宁根大酒店。这座高雅的酒店正是马克思和燕妮在特里尔莱茵河河畔极为熟悉的那种场所。闪烁的煤气灯映照着北海平静的水面，管弦乐队的演奏声飘在空中。脱离了协会“束缚”的马克思将回归私人生活，做一名丈夫、父亲和理论家。这一晚便是改变的开始，他处在女儿和密友的环绕中。他们进餐，跳舞，游泳。不过，既然是马克思家的聚会，就不能没有插曲发生：一个伙伴游得太远，回不来了，好在有出色的士兵恩格斯在，挽救了这位朋友。〔42〕
第二天，马克思做了自己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可以说，这个讲话比他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讲的任何内容都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的争议让他的追随者一直争论到了下个世纪：有人认为他本质上是和平主义者；其他人认为他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次讲话说明他两者都是。马克思强调，历史先例不能决定每个国家的革命如何展开，因为各个国家的答案都不相同：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保证，虽然自己的日常参与会减少，但对斗争的忠诚不会改变。"我不会退出国际，”两家报纸引用他的话报道说，“我今后的生命，正如我以往的活动一样，将贡献给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深信，这种思想迟早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43〕
最终，马克思离开协会和与巴枯宁的斗争都很轻松。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确保投票时能占得优势。同时，他也得益于巴枯宁未能出席。俄国人说自己未能出席海牙会议的原因是没钱，但也可能是因为他根据经验判断自己会输——协会毕竟是马克思的产物。〔44〕这一年，巴枯宁的确很不走运，他的朋友涅恰耶夫在瑞士被捕，最终将被送去彼得保罗要塞；〔45〕他的年轻妻子安东尼娅有了一名意大利恋人，跟人家生了两个孩子，对此他最终许可了，因为他没有给他的妻子应得的关注。〔46〕此外，本已体形巨大的他又胖了，（朋友形容他像大象。）〔47〕他稍微一动就气喘吁吁，穿个靴子都能累得脸上发青。〔48〕海牙会议两年后，巴枯宁宣布退出公众生活：“今后我不再打扰任何人，请别人也不要打扰我。”〔49〕在一名裁缝的帮助下，他把衣服进行了翻新，摇身一变成了瑞士资产阶级。他说自己是“最后的马希坎人”，〔50〕还说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两个也会压迫第三个。〔51〕同他的德国对手一样，巴枯宁知道自己是时候退出舞台中央了。
1872年10月9日，小燕妮和龙格终于结婚，地点也是在劳拉和拉法格4年多前登记的圣潘克里斯注册办公室。〔52〕但相比他们，已经28岁的小燕妮和33岁的龙格更像是走了个过场，他们的婚期是从7月推迟到现在的，而且在得到法律认可前，马克思一家人早已将他们视为夫妻。
龙格夫妇马上离开伦敦去了牛津，沙尔在那里教授法语，但他们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龙格的名字出现在了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的参会人员名单中，他的学生陆续婉拒了他的授课。〔53〕他和小燕妮还没来得及过上舒心的婚后生活，便陷入了马克思一家极为熟悉的生存挣扎之中。小燕妮没有把情况告诉家人，她的独立性太强，不能接受依赖于父母的仁慈。但她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经常流露出一个新娘不该有的焦虑。10月30日，她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尼克：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想再见到您。我感觉好像离开您有数个世纪之久。今天早上我看到您的字迹时，忍不住大哭了一场。”〔54〕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我上周日特别想回到汉普斯泰特，但魔鬼阻止了我——让我们成为胆小鬼的理智告诉我要谨慎，提醒我回一趟汉普斯泰特要花费20个先令，所以我哪也不能去。”〔55〕马克思也许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因此在11月亲自来到牛津。龙格当时正在校对《资本论》的法译本，所以马克思的到来不至于让他们怀疑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查看女儿的婚姻生活到底如何。〔56〕也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劝说，也许是龙格和小燕妮都意识到没有工作就没办法在牛津生活，他们很快决定搬回伦敦。
拉法格夫妇10月底便已回到伦敦。他们参加完海牙大会后在荷兰休整了一段时间，回到莫丹那别墅时，马克思和小燕妮都觉得劳拉看上去比在海牙时好了不少，但还远未恢复。他们重新搬进了马克思家，琳蘅和燕妮给了劳拉极好的照顾，努力让这个失去3个孩子的年轻女人恢复过来。11月中旬，劳拉好了很多，决定和保尔搬去附近的一处公寓。马克思的家刚刚送走他们，又迎进了龙格夫妇。
小燕妮虽然失望于在牛津遭受的失败，但很快承认自己离开伦敦就很难快乐起来。她告诉库格曼说：“伦敦有莫丹那别墅，而在别墅一层的书房里，我永远能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无法向您描述我离开他时感觉有多么孤独。他告诉我说他非常想念我，我不在时，他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57〕
12月7日，恩格斯在写给纽约一名伙伴的信中高兴地说，马克思在时隔4年之后终于又有全家人围在身边了。〔58〕这虽是事实，却不意味着一定和和美美。小燕妮从牛津返回伦敦前，杜西写信给她，愤怒地描述拉法格和劳拉在马克思家与利沙加勒会面的情景。利沙加勒和一个朋友待在马克思家，拉法格夫妇与他的朋友握了手，对他却只是点了点头，第二天晚上仍是如此。杜西对他们的无礼感到吃惊，她写信给姐姐小燕妮说：“要么，正如保尔在信中所说并且他也用行动证明了的，利沙加勒是真正的君子，应当受到这样的礼遇；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君子，不该得到我们的接待；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劳拉那种极为有失妇人身份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快。”〔59〕
这个插曲虽然不值一提，但拉法格夫妇躲避利沙加勒的决定，的确影响了杜西和劳拉的关系，事实上，她们再也未能像原来那样温暖。拉法格夫妇这样做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仅仅是因为两个男人在法国报界有过交集，利沙加勒冒犯过保尔，后者无法予以原谅；也许是劳拉对他的在场不高兴。脆弱的劳拉也许不能允许又一个法国人（除了革命履历外一无所有）试图引诱马克思家的又一个女儿。当她转身看看自己和姐姐小燕妮的生活，她们不但没有摆脱母亲承受的厄运，反而陷入得更深。（小燕妮曾告诉龙格说，自己梦到像母亲一样长了天花，面目可憎，他甚至拒绝见她。）〔60〕
这两对年轻的夫妇饱受经济困扰。在西班牙时，拉法格花光了继承自父亲的所有遗产。他拿到了英国的医生执业证，但不肯行医。〔61〕他和劳拉只能四处寻找工作，为了帮拉法格寻找撰稿的工作，马克思甚至跟俄国的友人联系，但这样的工作很难找，报酬也极低。〔62〕1873年2月，拉法格尝试经商，他与马克思在1848年认识的老朋友欧仁·杜邦一起根据杜邦的发明制造铜制乐器。但由于缺乏资金，生意很快失败。〔63〕拉法格之后与社会主义者乔治·摩尔和邦雅曼·勒穆修合伙搞的雕版生意也不成功，以至于马克思为了担起拉法格的财务责任，〔64〕短暂代替他入伙，但到年底，马克思也退出了，恩格斯不得不为此偿还大概150英镑的债务。〔65〕拉法格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但乐观的他还是继续尝试，在厨房里建起一个照片蚀刻工作室，想办法挣钱争取经济独立。〔66〕丈夫在经济上屡试屡败的同时，劳拉则在教授语言私课，补贴家用。〔67〕
龙格也找不到工作，他在公社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只能和众多法国流亡者一起争抢教课和撰稿的工作。〔68〕和劳拉一样，小燕妮也做家庭教师补贴家用。她在附近几乎所有商店窗户上张贴海报，奔波在城内各个角落教授语言和音乐——她自嘲地把这称为“生存所必须的愉快战斗”。小燕妮觉得，龙格无法找到工作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她因此加倍努力。她告诉库格曼说，如果在小城镇，结果会大不一样，但“结婚后，我的心仍属于父亲所在的地方，其他地方的生活不属于我。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想我也只能离开。……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也不想提前想太多。”〔69〕
马克思夫人却将龙格的无业归结为不够努力，她向李卜克内西抱怨说：“我们在为之前向巴黎公社及其流亡者（最为出色的政治闲人）表示的鲁莽热情付出代价。细节不适合在信里说，我就不说了。”〔70〕她在心里也许把利沙加勒也算上了。
3月，马克思和杜西一起去了布莱顿。马克思因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而筋疲力尽。法文版将分为44个部分出版，使得本就艰难的翻译过程持续了3年。德文第二版也先分部分出版（分9部分，从1872年7月到1873年4月），之后，再合为一本整书出版。〔71〕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强度并不比当初写《资本论》时差多少。〔72〕他在家里就像幽灵一般：每天早上7点起床，喝几杯黑咖啡，之后就一直躲在书房里，直到中午过后，将军登门把他拽到荒阜上去走一走。〔73〕5点吃完晚饭后（马克思一般要被叫三遍，才肯上餐桌），立刻又进了书房，直到夜里2点或3点睡觉。〔74〕
杜西也需要休整：她虽然没有过度劳累，却思虑过甚。她已经18岁，投入到了一场不被允许的爱恋当中。家人已经知道她和利沙加勒的情感，但父亲罕见地动用了否决权，阻挡了她认为近在咫尺的快乐。也许马克思以为离开伦敦后，自己可以温和地劝说她，让她相信这样的婚姻不会成功。但他的强大说服力这次未能建功，反倒使得被惹恼的杜西宣布要留在布莱顿做家庭教师。马克思对变化措手不及，错以为换个地方能让杜西放弃利沙加勒，便同意了。燕妮却觉得小女儿的决定太过轻率、甚至有些危险，因此，在5月和6月间写了很多信给杜西，事无巨细加以询问。〔75〕她想让杜西相信自己理解“你是多么想要工作和独立，因为只有这两者能让你度过目前的烦恼”。〔76〕想到自己年轻时对马克思的爱恋得不到许可，她又说：“要勇敢，要坚强。不要被这次可怕的危机压倒。相信我，不管表面上如何，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你的处境、挣扎和痛苦。”〔77〕燕妮如此急迫和频繁地给杜西写信，说明她的确明白杜西的困境，也知道由此导致的压力（甚至忧愁）会对杜西的健康造成何等影响（撇开马克思的写作困局不说，燕妮自己的忧愁就曾让她不断生病），而且她担心万一杜西误以为没人理解自己，会做出轻率的决定。
5月，杜西开始在一家女子中学兼职教授德语和法语。〔78〕但不到一个月，她开始吐血，燕妮急忙赶到布莱顿照顾女儿，无论她如何祈求，杜西就是不肯回伦敦。燕妮还从管理学校的几名妇女口里知道，一个被她们称为“杜西的未婚夫”的男子来看过杜西几次，她们没有阻止，因为毕竟他们订婚了。〔79〕燕妮为了避免女儿尴尬，没有进行澄清，也没有告诉马克思这一消息。她知道马克思已经打算写信给杜西谈利沙加勒的事情，这样的消息肯定会让情势更加紧张。〔80〕
事实上，马克思给杜西和利沙加勒分别写了一封信，但都没能留存下来，所以内容无从得知。[12]唯一的线索是马克思几天后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杜西的回复。〔81〕杜西认为马克思对利沙加勒不公正，但马克思告诉她：“我只要求他（利沙加勒）不讲空话，而是给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他告诉恩格斯说：“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我要回来同你商量之后再回信。信就留在你那里。”〔82〕
这期间，燕妮竭力劝说杜西在6月陪琳蘅去德国，以便让她离开布莱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利沙加勒。杜西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问题是她有教课的任务。〔83〕事实上，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对于杜西在学期中间请假极为不满，她们写信给燕妮，傲慢地说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燕妮针锋相对地回复说：“亲爱的女士，对于您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也感到极为烦恼。”〔84〕
最终，杜西没有跟琳蘅一起去德国。第一次尝试独立失败后，杜西泄气地回到了伦敦，报纸上报道她的父亲病重的伦敦，她的姐姐小燕妮试图掩藏怀孕的事实而徒劳的伦敦。
自从1844年以来，马克思家就没有哪个孩子有福气出生在富裕和舒适的环境中，1873年9月3日出生的沙尔·费利西安·马克思·龙格（小名“卡罗”）也不例外。龙格在莫丹那别墅住了8个月后，仍未找到工作——“也没授课，也没翻译，也没通信，”马克思夫人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相反小燕妮却是不肯停歇，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都照样出去寻找教课的机会，虽然这样的工作挣得很少。……这样出色的人不该如此受苦。摩尔因为空想的爱，很多事情都看不到。但我无法如此乐观，所以很可能会赢得凶恶的岳母这样的名声。”〔85〕燕妮对女儿的关心可以理解，虽然对龙格也稍微有失公允。他努力了，甚至远到曼彻斯特去找工作，但他只是一个穷困的法国人，还是公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找工作自然更加艰难。〔86〕
至于马克思的健康，英国有报纸在1873年6月报道说他病得很重。消息出自总委员会的一名英国成员，很快传遍欧洲各家报纸。马克思的朋友和家人经常听到关于他死亡或被捕的报道，一般对此不会注意。但由于他去年突然地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又没有说明原因，这个消息听起来就具有了一丝真实性，很多朋友着急地来信询问，更有好奇者直接登门。〔87〕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燕妮跟他开玩笑说：“我希望报纸都在夸大，我亲爱的丈夫的情况没那么糟糕。”〔88〕但玩笑掩盖下的真相是：马克思真的病了，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数月来，他一直忍受失眠和剧烈的头痛。他服用安眠药，但不管用。这期间，马克思一直不肯停止修改《资本论》译文，而且除了工作上的烦扰，还要操心于女儿们的命运〔89〕（被燕妮称为“重大、沉重、无法言表的家事”）。〔90〕马克思的血压升高到非常危险的水平后，恩格斯劝他去曼彻斯特见唯一一位他们两人都信任的医生——80岁的德国人爱德华·龚佩尔特。龚佩尔特要求马克思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工作，改变饮食，饮用配葡萄酒的苏打水。最重要的是停止深夜写作，否则，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时情况大为好转，燕妮、琳蘅和恩格斯对他进行监督，确保他遵照龚佩尔特的嘱咐。他们觉得确保马克思不会恢复老习惯的唯一办法是让他离开伦敦，进行一段长时间的疗养。〔91〕秋天，马克思带着杜西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次（以后会有很多次）康复之旅，他们去的是英国小镇哈罗格特。〔92〕他们到的时候属于淡季，旅店里客人很少，除了他们，只有一个厌世的英国国教会牧师——据马克思说，从思想的一致性和简单的观察来看，这位牧师除了自己的肚子，什么都不关心。〔93〕
晚年时，马克思评价过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对比：微观世界是家庭，宏观世界是其他一切，主要是政治方面。海牙会议后，他开始退回到周围人的小世界里。但他没有停止工作。他虽然已经正式脱离国际工人协会，却仍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把他看作创始人和朝圣的对象。他逐渐把这些人的来访当作愉悦的社交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精力。即便是面对那些什么时候想起来伦敦住着一位“恐怖分子”就想来采访的记者，他也不再把他们的要求当作敌意或者挑衅，而是当成乐子。他是一只猫，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把周围的小老鼠撕碎，但他跟他们玩耍，乐在其中。他告诉库格曼说自己“毫不理睬公众的看法”。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身边的人。〔94〕
其次则是他的健康。多年以来，龚佩尔特一直建议马克思去奥地利卡尔斯巴德进行水疗，但马克思一直拒绝（他说去奥地利进行水疗太无聊，也太昂贵）。〔95〕不过，在哈罗格特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他终于开始考虑。哈罗格特的时光虽然快乐，却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龚佩尔特告诉他：只有去卡尔斯巴德才能痊愈。马克思在5月开始考虑去卡尔斯巴德，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老问题——护照。劳拉婚后搬去巴黎那年，马克思考虑过申请英国国籍但并没有申请。要去奥地利，他就必须有护照。
欧洲各国政府仍将国际工人协会视为导致社会动乱的威胁。1872和1873年，三皇同盟（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普鲁士）开会制订策略，结成统一战线，立刻开始了对协会的打击行动。[13]但在1873年的经济崩溃面前，民众顾不得担心政府的打击，纷纷加入工人组织，躲避资产阶级市场的侵袭。〔96〕伴随这一重大变革，德国工人阶级在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97〕俄国则在1873和1874年爆发学生暴动，同时，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普遍受到迫害。〔98〕在1874年的一次清扫行动中，多达1600名俄国社会主义者遭到逮捕；他们用来教育工人的资料中有一本就是《资本论》。〔99〕此外，就在马克思考虑去奥地利卡尔斯巴德时，附近的维也纳对社会主义活跃分子进行了庭审。其中一名被告被起诉的原因仅仅是邮寄了一张“社会共产党人卡尔·马克思”的照片。〔101〕在这种氛围下，没有英国君主的保护，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肯定是不安全的。为此，马克思在8月1日申请入籍英国。可以预料，他被拒绝了。伦敦警察厅报告说：“考虑到以上种种，我必须报告他是众所周知的德国煽动者，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这个人不曾忠诚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101〕
到1874年，拉法格已经一文不名，他打算卖掉唯一还剩下的一份遗产——位于新奥尔良的一处房子。他非常急迫地需要现钞，恩格斯把房子拿做抵押，〔102〕借给他600英镑。[14]龙格没有这样的储备，也没找到工作，只能依靠他母亲给的一点钱和燕妮做家庭教师挣的收入，因此极为拮据，但他们还是在4月从马克思家搬去了附近一处公寓。燕妮后来暗示说自己和马克思支持他们搬出去，但他们显然一生都为此后悔。小燕妮的身体状况很差，呼吸困难，又难以入睡，到夏天，她的孩子卡罗病了。
这段时间，马克思和燕妮极为少见地一起出去旅行了。这对已经分别56岁和60岁的夫妻去了位于英国南部海岸以外5英里的怀特岛，在赖德镇一座阳光充足、面朝大海的房子租下几间房间。岛上的气候很像意大利。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这个岛是一个小天堂。”马克思为没能写信而道歉时，原因通常都是太忙。但这次，他告诉恩格斯说没写信是因为太闲散了。他和燕妮坐船游览了一番，爬了山，以一种已经数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方式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嘲笑当地一张选举海报居然直白地写着“请投富翁斯坦利一票”，还有一帮来远足的戒酒会会员居然有一半喝醉了。（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我也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堕落的、粗野的、猥亵的白痴，妇女们也是丑陋不堪。”）马克思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已经“无需服用药丸”。〔103〕
正是在这10年，家人和朋友经常评价马克思和燕妮对彼此的深爱。但他们一生并非一直如此。在60年代的某些时期，燕妮好像在马克思面前把心冰封了起来。那时，当她挣扎着四处找钱买炭时，他在柏林在拉萨尔和伯爵夫人的款待下享受歌剧；当她后来和女儿们穷困地度过圣诞节，连他的一封信也收不到时，他在荷兰享受姨父莱昂和表妹南尼达的热情招待。但上了年纪后，他们又在各方面成了真正的伴侣。杜西说他们就像孩子，“一次又一次，尤其是在应该端庄安静的场合，我经常看到他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以至于边上本应对这样的轻率行为感到震惊的人都忍不住会跟他们一起笑了起来。我还经常看到他们彼此不敢看对方，生怕一交换眼神，就要忍不住大笑。”〔104〕俄国朋友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甚至包括屠格涅夫在内，马克思最有权利说自己只有唯一的爱。”〔105〕
也许，他们知道宝贵的独处时间不会太久，他们在7月底不得不回到伦敦。小燕妮的11个月大的孩子死于马克思所说的“肠胃炎的一次突然急性发作”。〔106〕悲痛又一次笼罩了马克思家。两个女儿生下4个孩子，却都夭折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自己睡得很差。“我非常想念小家伙。”〔107〕但他更担心的是已经崩溃的女儿小燕妮。恩格斯坚持让她离开伦敦，来兰兹格特与自己和莉齐住一段时间，小燕妮同意了。〔108〕
马克思回到伦敦，正好来得及在8月6日送悲伤的女儿去兰兹格特。他们乘坐火车穿过肯特郡的田野，土地苍翠、肥沃，他们的心情却乏味、沉闷。〔109〕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9个月大的孩子坐在马克思和燕妮乘坐的车厢里，这让小燕妮的痛苦更加难以抑制。〔110〕
外孙的夭折和女儿的悲痛让马克思感到凄凉。虽是盛夏，伦敦中午时的天空依然昏暗、阴郁。回到莫丹那别墅后，马克思写信给小燕妮说：“我亲爱的孩子：……从小天使不再使我们家活跃的时候起，这个家就变得死气沉沉了。没有他，我处处感到寂寞。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样可爱、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为了你的父亲，坚强起来。”〔111〕考虑到燕妮，马克思本来打算推迟去卡尔斯巴德，但恩格斯已经在照顾她，而且打算带她和莉齐从兰兹格特去泽西岛。马克思也就放心了，加上杜西也急迫地需要疗养。杜西已经生病数月，不肯吃东西，又开始吐血。她心情烦躁、抑郁，完全没了那个让人一见就喜欢的可爱的年轻姑娘模样。她的痛苦是因为父亲不准她和利沙加勒的恋爱。杜西曾在3月写信给马克思，恳求他允许自己见一见利沙加勒。
我最亲爱的摩尔：
我要求您一件事，但首先我需要您答应不会生气。亲爱的摩尔，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利沙。不见他真的太难了。我已经尽量让自己耐心，但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我不能什么时候跟他出去走一下吗？……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不会再有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而感到奇怪。
她告诉父亲，自己在布莱顿生病时，利沙加勒每次去看她，都能令她更坚强、更快乐。“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无论我多想努力振作起来，让自己快乐、高兴一些，我都无法做到。……我最亲爱的摩尔，请不要因为我写了这些而生我的气，请原谅我的自私又惹您担心。……这是我们彼此间的秘密。”〔112〕
也许是因为卡罗夭折后，家里的苦痛已经够多，禁令被取消了。〔113〕8月中旬，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杜西的身体好多了，她的食欲在以几何级数增加，但这是带有歇斯底里因素的女人病的特点。别人必须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她又开始靠尘世的食物为生了。不过等完全痊愈，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114〕马克思还是决定带杜西去卡尔斯巴德，让她继续恢复。他不带护照旅行，万一遇到麻烦，就去氛围较为开明的汉堡。他告诉女儿小燕妮说自己对目前的政治阴谋感到气恼，“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很久完全没有人说起‘国际’和我了，可是恰好现在，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彼得堡和维也纳进行的诉讼案中，而意大利的滑稽可笑的暴动被认为不仅与‘国际’、而且与我有直接的关系。”〔115〕
卡尔斯巴德是资产阶级疗养胜地，来过这里的传奇人物包括巴赫、歌德、席勒、贝多芬和肖邦。〔116〕马克思住的日耳曼尼亚旅馆同时也住着俄国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两个人都没有在信件中提到彼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彼此。〔117〕屠格涅夫在俄国既是激进主义者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庇护者，还是巴枯宁在柏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库格曼为马克思和杜西的逗留做了安排，自己也带着妻女来到了这处如今位于捷克共和国的传奇疗养地——从他的信件来看，他好像几乎每年都来。为避免引起怀疑，马克思做了充足准备，入住时登记的名字是查理·马克思，一名富有的绅士——他装得很是像模像样。这期间，波兰贵族普拉特伯爵也住在卡尔斯巴德。〔118〕马克思的装扮极为得体，以至于有客人说如果他和伯爵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他是伯爵。〔119〕很快，马克思和伯爵成了朋友，这使得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开始发挥想象力，报道说，普拉特伯爵是“虚无主义者的首领”（杜西说，“你可以想象这让我们的老伙计有多吃惊”。），正与“国际的首领”马克思交往。〔120〕警察对马克思进行了监视，但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显然他只是来治疗肝病的，医生们说他是模范客人。〔121〕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比杜西小几岁，她和母亲盖尔特鲁黛显然都无法完全理解杜西的行为和马克思对她的放任。弗兰契斯卡说，杜西的衣服很高雅，但同时太显摆。（她描述马克思维护女儿说“年轻女孩子应该打扮得漂亮一点”。）库格曼家的女人觉得杜西太直接。（“她会直接把想法说出来，不管面对的是谁，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她们对她的举止感到震惊。（“她坐在餐厅里抽烟，读报。”）此外，杜西还拿出利沙加勒写给“我的小妻子”的信展示给盖尔特鲁黛看。〔122〕
库格曼家的女人对杜西如此独立感到愤懑，可能与盖尔特鲁黛感觉受到的禁锢有关。事实上，马克思在这期间越来越因为库格曼对待妻子的方式而对他有所轻视。马克思的房间最初挨着库格曼家的套间，难免会听到库格曼不断抱怨盖尔特鲁黛对自己提供给她的物质条件不知道感恩——杜西说夫妻间“这样的场景令人感到憎恶”。尤其是有一天，地上灰尘很大，盖尔特鲁黛只是因为未能及时撩起衣服避免把裙摆弄脏，就遭到一通责怪。马克思搬去了更高的楼层，断绝了与这位崇拜者有时也是资助者的关系。〔123〕
离开卡尔斯巴德和修养糟糕的库格曼后，马克思和杜西又游览了一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他和燕妮度蜜月时去过的地方。马克思还与老朋友和党的新成员见了面。〔124〕在莱比锡与李卜克内西见面时，马克思了解到一个名叫威廉·布洛斯的25岁社会民主主义者即将出狱。布洛斯走出监狱后，不仅见到了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儿子，令他意外的是，居然还看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和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头发花白的绅士。“我见过他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他：卡尔·马克思。”〔125〕
父女俩还有一些地方要去，包括去汉堡见出版商迈斯纳以及去柏林见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在莫丹那别墅住了6个月，从美国内战的创伤中恢复之后，便回到了柏林，虽然他仍是马克思的坚定追随者，生活上却需要家里的反动成员接济。杜西和马克思在柏林待了3天，一面躲避警察，一面与埃德加见面并游览马克思之前常去的地方。埃德加后来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杜西从旅馆离开后一个小时，就有警察上门寻找马克思。〔126〕
马克思和杜西回到伦敦时，状态大有改观。卡尔斯巴德虽然没能治愈他们的疾病，但至少暂时有所缓解，让他们能够恢复工作。更重要的是，父女间因为利沙加勒而产生的裂痕消失了。马克思好像接受了这一事实（至少暂时如此）：他的18岁的女儿做到了政治敌人和革命对手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在意志之争中击败自己。他仍然反对她的订婚，但方式是希望杜西自己有智慧结束这一段感情。看到其他两个女儿的苦难，马克思也许也曾希望她们当时具有这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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