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六部分 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
38）小燕妮恋爱
巴黎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推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开展。
——弗拉基米尔·列宁〔1〕 |
1871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家人都在忙着筹集资金，为公社流亡者安排住所、学校和工作。对于被困在法国的公社流亡者，马克思通过英国和大陆的众多人手秘密地把护照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时间最为关键：法国官员已经开始重写之前6个月的历史，把公社描绘为犯罪和叛乱，把社员描绘为窃贼和暴徒，如果不抓获他们，他们将危害法国的每个村庄，甚至危害到国外。法国人好像很愿意相信这个说法。这期间法国最流行的表演是军事法庭对公社社员的审判，2000人带着扇子和长短望远镜观看了8月的首次审判。这样的剧目还要上演3年之久，数千男女因为被指控在1871年巴黎起义中扮演的角色（无论多么无关紧要）被判处死刑或放逐。〔2〕
利沙加勒见证过5月28日公社社员在拉雪兹公墓被大规模屠杀后，来到英国。8月中旬，龙格也来到伦敦——这需要极大的运气。〔3〕他指挥过一个公社民兵团，是公社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还在3月21日与人共同创作一篇文章号召工人男女脱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将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引入起义。〔4〕好在有一名军医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藏在家里，龙格才有机会逃去比利时，之后来到英国。〔5〕
与其他很多人一样，利沙加勒和龙格很快来到莫丹那别墅。李卜克内西回忆说，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家总会住着几个法国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家这期间的几乎所有信件都提到无依无靠的流亡者登门求助。〔6〕从这些聚集在自己家门口、透过光亮的玻璃注视着屋内华丽家具的一家家人眼里，燕妮肯定看到了她和孩子们在1849年刚刚住到莱斯特广场时也曾有过的彷徨。她在这些流亡者眼里，无疑像是从梦中走出的天使，用自己的财富和舒适，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她的仁慈不存在任何高傲或故作谦逊。拉法格说燕妮眼里没有社会等级，她在自己家里、自己的餐桌上把工人当作王爵一样对待。“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想到这个待他们如此亲善的女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后人，”拉法格写道，“她的哥哥曾是普鲁士国王的大臣。”〔7〕
琳蘅却不是那样来者不拒。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马克思挡住不速之客。自从马克思被认定为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远至纽约都有报纸派人来采访这位“革命的化身”。〔8〕伦敦《名利场》杂志想登他的照片。但事实上，大多数跟马克思接触过的记者可能会失望于这位住在资产阶级房子里的头发已经花白的绅士，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有棱角。〔9〕《纽约世界报》的一名记者说，马克思的书房点缀着一个装满蔷薇的花瓶和一本莱茵省风景册，与股票经纪人的书房没多大区别。〔10〕有记者说马克思说话时开放、随和，受过良好教育，有才智，只是把才智献给了空想。〔11〕还有一名记者相比马克思，好像更害怕琳蘅。〔12〕
但这些客人和他们的喋喋不休很快让马克思感到厌倦。当有记者请他揭开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时，他毫不客气地回应说：“先生，这里没有任何需要揭开的秘密。如果说有，也许就是有些人身上的人类的愚昧。这些人顽固地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的最详细的报告都是公开发表的，任何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73〕但不论马克思合不合作，报道仍在继续。有报道说马克思在比利时被捕了，还有的说他死了。〔14〕法国报纸报道燕妮和杜西被捕时，居然离奇地把她们说成是马克思的兄弟。〔15〕柏林《国民报》则故技重施，说马克思脱离工人阶级，国际工人协会无耻地剥削工人：“受到蛊惑的工人拿出自己辛苦所得让委员会成员们在伦敦过上舒适的生活。”〔16〕这一报道被广为刊登，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忙着帮助流亡者的同时进行坚决反击。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
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予关怀。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如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都包围着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怪物”。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17〕
8月中旬，马克思逃到海滨布莱顿休整。但他在这里依然不得安宁。“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天，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又遇上了显然是在等人的那个家伙，”马克思告诉燕妮说，他又碰到了那个之前跟踪过他和恩格斯好几次的人。“你知道，一般说来，我对于密探缺乏嗅觉。可是这个家伙竟公然地在这里监视我。昨天，我对此厌烦了，我就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以轻蔑的目光透过长柄眼镜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他怎么样呢？他恭顺地脱下了帽子，而今天就不再照顾我了。”〔18〕
自从搬离索霍区，马克思和燕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甚至彼此之间分隔了。他们经常共担苦难，却很少有共享喜悦。他们住在一起，但关系越来越像工作上的伙伴而非伴侣。的确，如此苦难的生活很难不影响到婚姻。但从1871年开始，他们的关系再次开始改变。他们又开始温柔地关注彼此，享受彼此的陪伴。也许是恩格斯让他们解脱了经济上的烦扰，也许是恩格斯回到伦敦后他们又站在了巨大的社交网络中心。又或者，《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终于卸下了这个巨大的包袱。不论原因如何，燕妮和马克思在这一年好像又焕发了爱意。马克思从布莱顿写信给燕妮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你不在这里更使我感到遗憾。”〔19〕
9月初，小燕妮和杜西终于逃脱法国的磨难，回到伦敦，正好来得及帮马克思准备国际工人协会要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特别会议。（年度大会本来计划在巴黎召开，但已无法实现。又由于协会受到的负面关注太多，不宜举行公开的大会招致太多关注。）会议不仅要确定后公社时期的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需要在会上谋划如何对巴枯宁近期试图控制协会的行为进行还击。
自从1864年最后一次来到马克思家之后，巴枯宁就忙着想方设法让协会脱离马克思的主导。他在1868年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试图与协会联合，但遭到了拒绝。为了达到协会的入会要求，巴枯宁声称已将该组织解散，实际上，他却将其改为秘密组织继续活动。〔20〕之后，他在1870年投入到法国的混乱当中，部分原因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圈子，最主要的是无法抵抗战斗的诱惑。但他这个体形庞大的俄国人发出战斗的召唤后，换来的却是警惕和怀疑。他被捕后，被投入里昂一座地牢，他越狱逃到马赛后卖掉了唯一的财产手枪，刮掉头发和胡子，才最终逃回瑞士。〔21〕
巴枯宁无疑是个冲动的角色，但他的不断失败好像并未影响到他的传奇色彩。马克思知道，对手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对自己的领导都能产生真正的威胁。〔22〕巴枯宁脱掉标志性的无边帽，戴上了绑着红丝带的宽边草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尤为成功，在瑞士也有一些追随者。伦敦这次大会非常重要，将检验他取得的进展，并解决英国代表对于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而产生的分歧。就在全世界都以为国际工人协会处在力量的顶峰时，它实际却面临着分裂的危险。〔23〕
来伦敦参加会议的代表首先去了马克思家。很多代表从未见过马克思——他只是文件或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西班牙人安塞尔莫·罗伦佐便是首次见到马克思，这次见面让他十分难忘：
我们来到一座房子前，站在门口的是一位庄重和蔼的长者。我带着小心翼翼的尊敬走近他，说自己是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他拥抱了我，亲了我的额头，一边带我进屋，一边用西班牙语跟我温暖地讲话。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家人在休息，他便亲自给我准备了一些非常精致可口的便餐。
晚上，罗伦佐住在了马克思家，第二天又极为高兴地见到了马克思的女儿小燕妮和杜西。他描述说小燕妮“具有一种理想的美，不同于我所见过的所有女性的美。她让我读一些东西给她，她好听一听正确的发音”。接下来，他又见到了16岁的杜西，后者主动帮他发一封电报回西班牙。“让我极为诧异和感动的是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居然很欣然地帮助一个还不认识的外国人，这与西班牙资产阶级的传统完全相反。这位年轻的女士，或者应该说女孩，非常美丽、甜美和开心，完全就是青春和快乐的化身。”杜西不像父亲和姐姐那样能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的沟通有些困难。“每次说错，我们都大笑个不停，就像多年的朋友一样。”〔24〕
会议持续了5天。列斯纳回忆说，各个代表语言不同，性情千差万别，观点各异。气氛极为紧张，相互争论不休，会间风暴阻碍不断。〔25〕但最终，会议通过了17条决议，对巴枯宁的威胁做出了回应，并对会员的下一步行动做出了重要说明。〔26〕虽然报上骇人听闻地报道说协会想摧毁世界各国首都，它在巴黎公社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却提出了一个更加合法的起义方式。“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及实现最终目标——消灭阶级。”〔27〕
9月24日，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协会举办盛大晚宴，庆祝成立七周年。〔28〕（恩格斯将协会极为难得地存续如此之久完全归功于马克思：正是他不断招致批评的特点——他的“破坏性的权力和不容异己的性格”——保证了协会的凝聚。马克思无法忍受看着协会走向邪路或失败。）〔29〕宴会的餐桌上摆满法式和英式食物、红酒和啤酒，多人发表了演讲。马克思发表压轴演讲时，把协会受到的迫害比作早期基督徒受到的迫害，他指出：罗马人的暴行没能挽救帝国的崩塌，无论资产阶级国家如何迫害工人运动，也无法挽救它们的失败。会议达成的第九条协议号召建立工人的政党，马克思在演讲中向试图阻碍工人参与政治的政府发出警告：“我们必须用拥有的一切直面他们。……我们必须向政府宣布：我们会在可能时和平地对抗你们，但在必要时，我们会拿起武器。”〔30〕
恩格斯和马克思说，这次会议比之前历次集会都更加成功，因为规模更小、秘密召开，与会代表大张旗鼓的想法更少一些。〔31〕会议结束后，他们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去兰兹格特海边与已经先行抵达的燕妮和莉齐会合，在这里一起住了5天。〔32〕自从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在1862年离开伦敦去柏林后，燕妮在运动中就没了女伴——虽然她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但欧内斯蒂内已经在1867年离世。〔33〕燕妮和莉齐很快成了朋友。也许是因为出身工人阶级更加早熟一些，44岁的莉齐虽然比燕妮（57岁）小很多却更显老。燕妮则由于之前长时间一无所有，现在终于有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好像重新焕发了青春。
刚刚参加完革命活动（被政府密探描述为密谋了新的、更加邪恶的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与燕妮、莉齐一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游客。他们爬山，洗海水浴，坐在沙滩上休息，看吞火和傀儡戏表演，尽情吃喝。恩格斯说自己每天睡10个小时。〔34〕燕妮告诉女儿们，经过长时间散步，马克思的精神好多了。〔35〕
虽然他们4个感觉就像一家人，其他亲人（以及他们与其他亲人的关系）却远没这么亲切欢快。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翻译成德语后，一些德国报纸进行了摘录，使得恩格斯的74岁的母亲发现他不仅没有放弃激进政治，而且仍然没有离开马克思。〔36〕她需要答案。虽然恩格斯与父亲从未亲近过，他却深爱着母亲，觉得她能够理解自己。他告诉母亲不要相信报上关于巴黎的报道。至于自己，他说：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您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您也不应该觉得突然。……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37〕
马克思的亲人对他选择的道路感到恐惧。住在开普敦的妹妹来伦敦探望他时，在餐桌上对他大加指责，说不能容忍自己的哥哥在体面的家庭长大，父亲是著名律师，到头来却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领袖。马克思早已听过比这更加尖刻的批评，因此，在耐心地听她说完后，爆发出一阵大笑。〔38〕他和恩格斯都不打算悔改——事实上，他们在休整之后，正打算再接再厉。《资本论》第一卷传来好消息：经过4年，1000本德文第一版终于全部卖出，出版商打算印第二版。〔39〕
小燕妮失去了工作，已经雇她做了3年家庭教师的那家人把她辞退了，因为“他们惊恐地发现，我是煽动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首领的女儿”。〔40〕其实，小燕妮也已经不太可能专心于做家庭教师——她无法无视穷困的流亡者，以及马克思的战友给他寄来的大量信件。从意大利、瑞典、法国、俄国和中国香港寄来的信件已经堆积如山，巴黎公社虽已结束数月，涌来的流亡者仍不见减少。而且，秋天来到的这些人更加穷困，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到现在才得以逃出法国。小燕妮白天在城内为他们奔走，晚上则写信到深夜，募集资金，帮他们解决无穷的困难。这是一件累人的工作，而在过去的两年间，马克思的这名27岁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据医生诊断，她的呼吸问题是胸膜炎导致的，有时严重有时缓和，但呼吸一直不轻松。虽然身体最需要的是休息，她还是投身到了工作当中。在1871年12月写给库格曼一家人的信中，她说自己虽然多方努力，还是没能给流亡者找到多少帮助：“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被发现就被解雇。……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41〕
情况最糟糕的流亡者有460人，他们在11月份来到英国前，在法国北部海岸上的浮码头被关押了5个月，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不对他们进行起诉，在狂风暴雨中将他们丢在了英国海岸上。〔42〕他们没有食物，没有钱，没有暖和的衣物，长途跋涉到伦敦后，有的找到了国际工人协会，但协会的资金很快用完了，不足以满足他们所需。〔43〕
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时常令人诅丧，小燕妮却重新唱起歌来。恩格斯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她的歌声比以往更加强劲和清晰。〔44〕他把这归功于她的身体好转，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她处在了恋爱中。
龙格来到伦敦后，马上重新加入协会总委员会，重新与马克思进行交流。之前与马克思家交往时，他便对小燕妮有好感。这次回到伦敦，他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她也没有拒绝他的甜言蜜语。原因很简单。首先，龙格需要拯救：他刚刚经历过战斗，巴黎的数周恐怖经历和逃亡中的担惊受怕给他带来的精神伤害仍未消退。其次，他虽然与弗路朗斯不同，但也同样非凡。实际上，他比她之前的爱慕者更像她的父亲。32岁的龙格更喜欢作为一个作家和思考者，只有在必要时，才会诉诸武力。他的经历与马克思很像：出自诺曼底资产阶级家庭，学习过法律，办过法国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报纸，是个优秀的辩论家，因为政治思想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也许从小燕妮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龙格尊敬她的父亲。没有任何男人可以代替马克思在她的情感和思想中的地位。她的丈夫必须知道这一点，而且明白为什么，龙格做到了。
马克思一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如此亲密，直到1872年初，小燕妮不小心说漏了嘴，当时马克思说要去龙格的住处跟他商量一篇报上的文章，小燕妮脱口而出说：“你去他家找不到他的，他去找荣克讨论事情了。”她后来告诉龙格说，她的父亲、母亲和恩格斯都停下手上的事，转过头看着她，“听到我如此熟悉你的行踪，他们极为诧异”。〔45〕既然无法再隐藏下去，他们决定由龙格在2月19日找马克思“谈一谈”，请求他把女儿嫁给他，小燕妮还建议他们在此之前先不要再见面。但龙格无法忍受那么久不见面（“两天也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说自己星期日晚上在恩格斯家，小燕妮可以“碰巧”去。小燕妮这个周末正好约好了要练歌，但龙格说她的歌是为他而唱，他应该有优先权。“我非常清楚，我爱慕的人儿，你想把未曾言语的话唱给我听，但我已经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不需要语言，已经从你的唇传到我的唇。”他觉得这样的“偶遇”应该没有风险，因为在他们公开宣布之前，他无法想象任何人（尤其是她父亲）会细腻到发现他们的情感。“任何人都猜不到我像现在爱你那样爱你，除非他也能这样爱，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会梦到你。……我一生要你的吻。”〔46〕
与龙格的激情洋溢不同，小燕妮给他的回信条理清晰，明显表现出了对于龙格与父亲见面的焦虑，以及想到结婚后将不得不放弃作为一个活动家和作家而产生的失落。“星期一的会上，我一直想着你一定要戴黑色、或者至少暗色的围巾，你平时戴的红色的围巾不协调，跟你的脸也不搭配。”她承认自己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忍不住想到自己的俄国革命朋友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看到后会作何评价。“她得有多不悦，多失望！她一直希望我做一个女英雄，第二个罗兰夫人。……别忘了，是你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女英雄。”〔47〕
可惜的是，对于马克思和龙格的谈话没有任何描述留存下来，但结果是他们所希望的：马克思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马克思夫人对前景并不看好。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
龙格是个很有才华的、很好的、可爱而又正派的人，这一对年青人观点和信仰都一致，我认为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结合，我毕竟不能不有所担心，老实说，我本来希望燕妮（为了变换一下）选择一个英国人或者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48〕
这个决定对马克思同样不会容易，一方面他与妻子具有同样的忧虑，另一方面他不想与最喜爱的女儿分开。龙格的请求得到应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帮马克思在巴黎完成的一项事务。上一年12月，在西班牙的拉法格为《资本论》找到一名法国出版商，支付了2000法郎给出版商作为启动资金。〔49〕这年1月，龙格在巴黎找到一个人负责翻译。约瑟夫·鲁瓦翻译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具有翻译晦涩难懂的德语文献的经验。〔50〕（鲁瓦得到马克思的允许后随时可以开始翻译《资本论》的一部分。）他答应每天用六到七个小时翻译这部著作——龙格聪明地把这一消息在与马克思谈话前告诉了他。〔51〕
不管马克思一家最初对这件事如何冷淡，在3月正式订婚后，他们还是开始欢喜起来。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自己也像当时取笑她一样取笑了小燕妮。琳蘅甚至允许龙格进厨房，展示不是非常成功的法国神奇厨艺。〔52〕
在小燕妮的感情开花结果的同时，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杜西也步入了爱河。
爱琳娜·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士。她的一头黑色长发将近及腰，被库格曼的女儿弗兰契斯卡描述为“的确非常迷人，但又有点花哨”。〔53〕她的肤色像父亲一样偏黑，眉毛黝黑浓密。但马克思的脸显得严厉，杜西的脸却显得诱人。一名俄国人说她身材苗条、性感，带有德国浪漫主义女英雄的气质。像她的性格一样，她的美是自然的、清楚的，不局限于表面上。〔54〕她极为勇敢和活泼，闪闪发光的眼睛总在期待着有趣的事情出现。她能在转瞬间晴转阴、阴再转回晴，但最能表现她的是她的微笑——或者说笑声。
从法国回来后，杜西开始担任父亲的通讯员，帮他写信给从欧洲大陆各地的激进分子，并此过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活动家”（燕妮语）。〔55〕她在信中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能力（法语、德语和英语）和社会观念，既有超出年龄的成熟，又有年轻人的直率，从头到尾展示着马克思所说的“凶悍”性格。〔56〕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从不伪装：她就是父亲的16岁的信使，有时显得学问不错，有时闹些笑话，他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一个有点蠢的女孩。在当时的欧洲反动环境下，马克思的每个收信人都面临着危险，轻则受到监视，重则被捕。〔57〕杜西的信却让革命这件事显得不那么危险和凶恶，反而更像是家事。
她很擅长找理由。她写信给《资本论》的俄文版译者时说：“阁下：爸爸现在非常忙，……他要我转告您……他一直要写到深夜，白天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58〕同时，她又能让人感受到温暖：把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称作“我亲爱的老图书馆”；写到流亡者的挣扎时说：“人家都说他们盗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写到自己时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认出您来，但是我相信，您不会再认出我来。仅在两三年以前见过我的人，现在都很难认出我了。……请原谅，我的字写得很糟，但是我的笔很不好使，墨水也几乎用完了。”〔59〕杜西给欧洲的革命者写信时，好像把他们当作了最为平常的通信人。
杜西最亲密的朋友是她的父亲——拥有世界上最顶尖头脑的马克思。〔60〕一般人自然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流亡者中虽有数不清的人追求她，她对自己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也感到喜悦，却没有爱上其中任何人。〔61〕但赤色的圈子里有一个人凸显了出来：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
利沙加勒显然具有让杜西向往的男子气概，就像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他出身自古老的法国巴斯克家庭，一出生便是伯爵，但由于激进的社会思想，被家庭赶了出来。他经历丰富：在一所因政治原因被辞退的教授们建立的学校里任过教；编辑过报纸，却因为报纸的激进内容被多次关进监狱；当1870年新的法国共和国需要与普鲁士作战时，加入了甘必大的军队。〔62〕停战协议（被他视为失败）达成后，他去了巴黎创办报纸，报纸办不下去后，他把笔换成了枪，在贝尔维尔街垒上战斗。他枪法极准，用剑也是好手，在决斗中毫不退却，最终受了两处重伤。〔63〕在伦敦，他头上悬着逮捕令，知道法国人在向英国施压，要求引渡他。
利沙加勒经常来莫丹那别墅，得到马克思一家人的盛情对待。小燕妮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曾提到马克思评价说利沙加勒的短作《五月街垒战的八天》是关于公社的唯一一本值得一读的作品。〔64〕但一家人显然都未能发现这个流亡中的高贵的人与马克思的小女儿之间的情感。1872年3月，利沙加勒和杜西秘密订婚。他34岁，她17岁。
恩格斯对杜西非常了解，可能注意到了她与利沙加勒之间的一丝不同寻常。（他告诉劳拉说，杜西为姐姐小燕妮感到极为高兴，而且“表现得很想紧随姐姐的脚步”。）〔65〕但马克思和燕妮不会支持。他们不想再有一个流亡的法国女婿，也不想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事实上，他们当时也无暇注意这些，一家人都在担心劳拉。
劳拉和拉法格一直安静地住在西班牙港口小城圣塞巴斯蒂安，但在1871年9月，当地官员要求保尔在6个小时内离开，否则将被逮捕。〔66〕西班牙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变化。拉法格只得离开，但劳拉和施纳普斯无法跟他一起。〔67〕孩子仍未从上一年夏天的病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劳拉在9个月里一直照顾在施纳普斯的床边，盼望着能让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恢复健康。到了12月，孩子仍未康复，但已能够承受颠簸，劳拉便带上他向南去马德里与拉法格会合。〔68〕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高兴拉法格在西班牙首都对抗巴枯宁在那里的影响，燕妮却担心外孙的健康，她对于保尔来信总是乐观地汇报国际工人协会在西班牙取得的巨大成功，却极少提到施纳普斯而恼怒。1872年2月，马克思责怪保尔只说些关于运动的有趣的细节，“对亲爱的小病人却只字未提”。〔69〕3月，焦急的马克思再次询问外孙的情况。〔70〕5月，他得到消息：施纳普斯仍旧病着，而且愈加虚弱。〔71〕
小燕妮和龙格将婚期确定在7月中旬。巴黎媒体（或者如小燕妮所说，巴黎的警察媒体）将小燕妮视为国际工人协会最高领袖的邪恶女儿，不断编造关于她的私生活的谣言。小燕妮说右翼的《高卢人报》已经把她嫁出去20次了，她在6月告诉库格曼说：“当我真结了婚的时候，想必这些白痴文人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72〕但婚礼没有在7月举行——考虑到劳拉和保尔，他们把婚期推迟了。〔73〕）1872年7月1日，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可怜的小施纳普斯经过11个月的煎熬，就快死了。”〔74〕7月底，孩子死了，4岁的施纳普斯是劳拉几年来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一直以来，劳拉就有些与人疏远，她的这一特质因为孩子的夭折而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一张照片很能说明这一点：曾经艳丽的年轻女人变得低沉，眼神毫无生机，面容冷厉。她和丈夫因为拉法格的政治活动流亡到西班牙，又因为“党”（恩格斯和她的父亲）的指令而留在这里，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分部。不难想象，她应该会责怪生命中的这三个男人导致了自己的悲痛。他们对政治和工人的投入赔上了马克思一家，现在又赔上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她没成为寡妇，但现实比这更糟。一年前，她在比利牛斯地区奔波时还有两个孩子在身边，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让她的伤痛更剧烈（如果还能更剧烈的话）的是，她的损失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拉法格一直乐观地汇报西班牙的政治进步，实际上，这里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严重，巴枯宁的影响丝毫未减。（巴枯宁说拉法格是“废物堆起来的”。）〔75〕根据拉法格的描述，恩格斯向伙伴们夸耀说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成为西班牙工人的党，但实际上拉法格尚未对工人产生任何影响。〔76〕失败不能完全归因于保尔，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将马克思对组织的强调视为普鲁士人的“独裁主义”，对其有所怀疑，他们更愿意接受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77〕
政治上一无所成，又经受了丧子之痛，拉法格夫妇埋葬施纳普斯后不久，便启程前往葡萄牙，算是迈出了返回伦敦的第一步。保尔说这次旅程“有点艰苦：在热得小鸡都能孵化出来的天气里，坐了三十个小时火车。好在，我们有一个足足十八磅重的大西瓜，才算在曼恰沙漠没被渴着”。〔78〕
强韧的拉法格将很快从不幸中恢复过来，但劳拉一直未能完全恢复。26岁的她还年轻，还可以生育孩子，但她没再生育。她好像把自己也一点一点埋进了巴黎、吕雄和马德里的三个小坟墓里。她失去的不仅是爱，还有信心。在马克思家的女人中，劳拉可能是唯一一个对马克思描绘的未来从根本上有所怀疑的，因为一家人为此付出了太高昂的代价。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会继续出力推动马克思的目标，但与母亲和姐妹不同，她不再带有对事业的投入。在失去孩子、快乐和生活之后，她也失去了信仰，剩下的，不过是家庭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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