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33）劳拉的婚礼
《资本论》的稿酬甚至不够我写的时候抽的雪茄烟钱。
——卡尔·马克思〔1〕 |
“我是脱了衣服裹着酒精压布给你写信的。前天，我第一次重新外出，也就是到大英博物馆去了一趟，不过我还不能写东西。昨天又长了一些痈。”〔2〕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话。他大概从拿到印好的《资本论》时开始生病，到这时已经4个月。他说，腰上又长了痈，腋下有“还没完全开放的蓓蕾”，左肩胛骨上长了个“怪物”。“看来，这个臭玩意儿老是没完没了。”〔3〕此外，还出了新问题：剧烈的头痛和“全身，也就是血液里，像针刺似的发痒”。〔4〕他的结论是要想保持健康，没钱是不行的，“像我这样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似的，是不行的”。〔6〕后来他又说：“我母亲说得对极了：‘小卡尔要是能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⑦]〔6〕
如果说马克思这样的身体状况是对他的著作遇冷的一种反应，那么燕妮却已经崩溃了。她把《资本论》当作生活的支撑，希望它能够实现盼望的结果——改变德国、改变世界、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现在，书出版了，却无人关注，她回想过往的生活，不禁要问自己这样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得：失去穆希，数年的穷困和病痛，女儿们未来可能因为父母的过往陷入困境。燕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表明她放弃过丈夫脑中盘旋的思想，但随着《资本论》继续遭受沉默的对待，她向库格曼承认说：“最近一个时期，又遗憾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不少‘信心’和活力。”〔7〕她很快就要54岁，给马克思做了半辈子的妻子之后，她感到了疲惫。当她知道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的丈夫威廉在普鲁士被捕后，甚至仍然觉得她的状况比自己要好。“说实话，生活中比这更加让人痛苦的挣扎和苦难还有很多，”她写信给欧内斯蒂内说，“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这样危机的关头，朋友们和党内同志给予被抓的人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帮助，比他没被抓的时候还要多。”〔8〕
她的心情悲伤、阴郁，开始在女儿们和丈夫面前发火。她继续在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朋友面前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但变得更加独立，她尽可能独自出去旅行，更多地与“世俗的”密友们自由地交流。她爱自己的丈夫，正如她对库格曼所说，她把自己当作党的老兵，但她好像终于要脱离丈夫的阴影，寻找自由。
按照与迈斯纳的约定，马克思应该尽快去写《资本论》的第二卷。但由于病痛和第一卷带来的焦躁，他没能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他一直在盯着有没有报纸提到自己的书，因此在1月中旬知道《星期六评论》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书的短评后，他极为兴奋。这篇短评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9〕但这无法掩盖《资本论》受到的忽视。对马克思和家人来说，好在还有一些私人和政治事件能够让他们转移注意，不至一直沉浸在失望中。〔10〕其中，爱尔兰问题吸引着马克思一家（尤其是女儿们）数年。
爱尔兰的悲剧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在1801年达到了一个高点，当时爱尔兰受到美国和法国革命激励，发动起义，但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战败，被并入英国。拥有500年历史的爱尔兰议会被解散，少数议员被并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议会，爱尔兰国教也被并入英国。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枯萎导致饥荒爆发，数百万爱尔兰人死去或逃离。这次危机的原因部分被归结为英国地主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耕种马铃薯，还有部分原因被归结为英国政府在饥荒爆发后任由地主不管挨饿的农民的死活，把爱尔兰土地上产出的玉米和小麦出口到利润更高的外国市场。爱尔兰人牢牢记住了英国的罪行，他们知道很多英国议员在爱尔兰的灾难中获益。
饥荒永远地改变了爱尔兰，农民住在杂草和泥泞里，很多曾经生机勃勃的社区已经消失，大片富庶的土地荒废着。膨胀的人口令英国政府更多的土地饲养牲畜，见到如此大片的草场它便在1849年颁布法案：如果土地主人破产或无力经营，政府有权将土地收回合并。这使更多的爱尔兰人离开土地，失去工作，因为原本用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变成了牧场。〔11〕马克思说从1855年到1866年，大约100万爱尔兰人把土地让给了1000万头牛、猪和羊，他认为，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把爱尔兰人赶出爱尔兰，把这片土地变成英国的农业区。〔12〕
19世纪50年代，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通常称为芬尼亚会，他们计划发动武装起义，把英国人赶出爱尔兰。19世纪60年代，会中很多成员通过参加美国内战，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潜回爱尔兰后，发动当地居民，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组织成一支起义大军。不过数年，芬尼亚会在爱尔兰便拥有了大约10万名追随者。〔13〕据估计，在爱尔兰人聚集的曼彻斯特和周围地区，每6个人当中就有1名芬尼亚会成员或支持者。〔14〕
1867年9月，两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因为游荡罪被捕。就在这两个人即将被释放时，警察发现他们是芬尼亚会的重要成员。其中一个是托马斯·凯利上校，年初他在爱尔兰领导过一次失败的起义，来英国的目的是管理这里的芬尼亚会成员。另一个是他的助手迈克尔·迪西上尉。他们的被捕在英国安全部队中间引起轰动，让英国人极为兴奋，也在曼彻斯特的爱尔兰人同样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们马上开始想办法进行营救。〔15〕
恩格斯的“妻子”莉齐参与谋划了营救行动〔16〕9月18日，押送凯利和迪西的警察篷车经过曼彻斯特铁路拱门时，遭到袭击。当时正是早上，7名警察面对30到40名爱尔兰人，他们大多拿着一些简陋的武器，但也有人拿手枪。袭击者首先打倒了拉车的马，然后冲向篷车，救出里了面的同胞。混乱中，又有很多人开枪，一名警察和一个旁观者被杀。增援的警察包围了整片区域，迅速逮捕了在场的20多名爱尔兰人，但迪西和凯利在地下支持者的帮助下逃脱。〔17〕据说，之前热情照顾过很多逃亡的芬尼亚会成员的莉齐·白恩士把他们藏在了自己和恩格斯住的房子。〔18〕凯利和迪西最终逃到了美国，留下身后一片混乱。〔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支持芬尼亚会的暴力做法，但他们坚定地站在爱尔兰人一边。〔20〕也许是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支持爱尔兰人会导致莉齐暴露，恩格斯提醒他绝不能搞得自己好像可以对芬尼亚会的活动负责，该会的领导人都是“蠢货”和“剥削者”。〔21〕但私下里，恩格斯非常欣赏这次行动，还在事件发生4天后带拉法格去参观劫囚发生的地点。〔22〕恩格斯写信给库格曼时大胆地说：“关于芬尼亚会成员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小突击，您大概已经听说了。事情策划得很周密，并且完成了，但遗憾的是，领导者们被捕了。”〔23〕
马克思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担任在袭击现场被捕的爱尔兰人的辩护律师。26名被告中，5人被认定为主犯，被控谋杀。结果毫无意外：5人全部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每一个宣判都伴随着被告席上响起的一声呼喊，“上帝宽恕你们的灵魂”和“天佑爱尔兰”。〔24〕但很快，5人中的1人因为证据不实被赦免，其他4人（很多人认为同样是这次不实调查的牺牲品）成为爱尔兰人、反对派、甚至部分主流媒体的焦点。〔25〕马克思竭力鼓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英国会员加入到支持芬尼亚会的抗议中。他说：“抛开国际公正不谈，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就是改变英国和爱尔兰目前这种强迫的联合形式，因为它等同于奴役爱尔兰，如果可能应把它改变为平等自由的同盟，如果需要应允许其彻底独立。”〔26〕
11月21日，25000人聚集在伦敦，请求女王对被判死刑的爱尔兰人予以宽恕。但两天后，其中3名芬尼亚会成员被吊死。〔27〕行刑时，曼彻斯特爱尔兰人聚集区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他们都聚集在爱尔兰天主教堂里，为绞刑架上的同胞举行葬礼。〔28〕
代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英国议会议员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在下议院宣称自己永远不会相信被绞死的人是杀人犯，从而引起一场骚动。这样的言论在英国议员眼里属于异端，但从索霍广场到波士顿，爱尔兰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赞扬巴涅尔身处敌域的勇敢。〔29〕恩格斯说英国人给了爱尔兰人一直缺少的殉难者，经过这次曼彻斯特事件，“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每一个爱尔兰儿童的摇篮边，都将响起歌唱这一事迹的歌声，爱尔兰妇女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出色。”〔30〕这首歌会悲伤，但也激昂。
12月，芬尼亚会的暴力扩展到了伦敦，他们再次试图营救爱尔兰囚犯，这一次，他们在克勒肯维尔监狱的外墙上引爆了炸药，但爆炸不但没能炸毁监狱，反而炸毁了附近的房屋并炸死12人、炸伤100多人。这使整个伦敦陷入恐慌，超过15万市民自愿担任协警，保护自己的城市。爱尔兰人之前在曼彻斯特事件中赢得的同情全部葬送在了这里。〔31〕恩格斯谴责这次爆炸行为是少数狂热分子所为，这些人以为放火烧毁一些伦敦店铺就能解放爱尔兰了。〔32〕
但小燕妮既认可事业，也认可方式。她为了缅怀曼彻斯特殉难者，穿上了黑衣，并用一根绿带子把她去买彩票时赢得的一枚波兰十字章戴在了脖子上。她赞成使用暴力：“纵火和子弹只要运用时机得当，将会很有效果。”〔33〕她完全沉浸于爱尔兰事业，开始关注如何解放被关押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很多批评者说，这些人虽然是政治犯，拥有的权利却比杀人犯和窃贼还要少。〔34〕恩格斯曾寄给她一份报道：一个年轻女子因为在芬尼亚会审判期间试图开枪射杀一个保护证人的警察而被判处5年苦役。〔35〕他寄来这篇报道的原因是他是知道小燕妮对此感兴趣，还是担心她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拿这个吓她？
在所有这些政治纷争和马克思的写作停滞中，劳拉和拉法格打算择日结婚。他们好像没有理由非要经过马克思为他们规划的两年恋爱期：拉法格已经被接纳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知道这个家庭的一切秘密，当然，经济状况除外。因此他们决定在1868年4月结婚，虽然但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简单，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却是难题。马克思只能向刚刚为芬尼亚会成员进行过辩护的厄内斯特·琼斯询问，如何在伦敦为劳拉和拉法格办理非宗教仪式的结婚手续。婚礼本来打算在巴黎举行，但马克思在那里需要身份证明，“这样一来，就可能惊动警察”。（法国政府仍然没有撤销对他的驱逐令，而且已经开始打压国际工人协会会员，部分原因是协会对芬尼亚会成员的支持。）燕妮则希望婚礼尽可能不要声张，免得让英国熟人议论为什么不在教堂举行婚礼。〔36〕
琼斯两天内就回答了马克思的问题：婚礼可以在区登记官办公室举行，带上两名或两名以上证婚人，并提前14天张贴结婚预告。至于燕妮的担心，恩格斯建议她“告诉庸俗的邻里们，这样做是因为劳拉信仰新教，而保尔信仰天主教”。〔37〕
保尔的父亲弗朗斯瓦已经在法国办妥张贴结婚预告等必要的手续，宣布婚礼将在4月1日举行。按照拉法格的父亲的理解，这对新人的计划是到巴黎度蜜月，然后回伦敦，儿子参加完最后一门医学考试后，到巴黎参加法国的医学考试，然后去美国，住进拉法格家在新奥尔良的房产。〔38〕在保尔的家人眼里，程序很明了，但马克思和燕妮仍未发布正式的结婚预告，原因是老问题：没钱。〔39〕他们没钱给劳拉准备嫁妆（花费一般应该在20英镑左右），也没钱承担婚礼的花费。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总不能把她像个叫花子那样打发出门。”〔40〕别无办法，马克思向荷兰的亲戚求助，但他的姨父已经去世，他的表亲们不愿向他提供帮助。〔41〕
口袋空空的马克思一边劝说劳拉和拉法格把婚事推迟到4月8日，一边四处筹钱。他告诉库格曼说，之前4个月由于自己生病、处理文件、为第二卷从美国寻找材料花了太多钱，已经没钱给劳拉出嫁。库格曼听到了马克思并不隐晦的求助声，给他寄来15英镑。〔42〕加上恩格斯的40英镑，马克思终于可以让劳拉体面地嫁出去，但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恩格斯说4月8日是工作日，自己无法参加。〔43〕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恩格斯的缺席。拉法格本就想让他和马克思一起做证婚人。“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要让这一行为合乎社会价值，好像就必须有两个证婚人在场，”拉法格写信向恩格斯讲述自己即将迈入的婚姻。“虽然你远没有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履行这一体面而高雅的责任所需的品质，但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你是我最希望能站在我身边的人。”〔44〕劳拉也恳请他到场，否则自己将“如坐针毡”。〔45〕最终，马克思为照顾恩格斯的时间，将婚礼日期定为4月2日。
也许是婚礼的临近（马克思说过嫉妒拉法格娶走自己的女儿），〔46〕也许是《资本论》第二卷的压力，也许是经济困境，马克思在3月底受到多种病症困扰：身上起了红包；大腿上长了痈，导致“走路困难”；还有一次“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47〕但在婚礼这天，马克思把痈遮住，服用了一次砒剂，穿上一件正式的黑色礼服大衣遮住疲惫的身体。他在恩格斯的陪同下，来到圣潘克里斯注册办公室见证女儿劳拉嫁给保尔·拉法格。〔48〕整个过程，马克思一直受到病痛的困扰，恩格斯身体状况却很好，他见证了他从来不肯尝试的结婚时刻。（之后，在莫丹那别墅举行的午宴上，他的笑话和调笑让年轻的新娘无法抑制泪水，离开了餐桌。）〔49〕
这对新人在巴黎度蜜月时，劳拉沉醉于这个城市的种种神奇，以前，她只在很小的时候在这里短暂停留过。〔50〕但她依然想念家人，每天写信回伦敦，而家人对她的想念更甚。小燕妮说，劳拉和保尔启程去法国那天：
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最难受的一天。……爸爸建议大家去荒阜走一走，到山谷里去喝点茶。我们便去了，但茶喝得没一点味道，也没人有心思吃面包和黄油。……从荒阜回来，我们坐在客厅里，都想把气氛调动起来，却都像哑剧里的小丑一样，悲伤而勉强，妈妈和海伦妮忍不住，哭了出来，回到各自屋里去了。爸爸和恩格斯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我则一直让自己装作和琳娜·舍勒尔说话，问她一些根本不需要答案的问题。〔51〕
4月11日，劳拉和拉法格到巴黎还不到一周，马克思便表现出了他如何思念自己的第一研究助手。他写信问劳拉能不能在巴黎找5个人或书店，帮自己找些目录，或和别人谈谈《资本论》。他还道歉说：“我亲爱的孩子，你也许会认为，我太喜欢书了，以致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为了书的事情还来打扰你。但是你大错特错了。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52〕
劳拉和保尔在4月底回到伦敦，这对被马克思称为“形影不离的”夫妻在距离莫丹那别墅不远的樱草丘附近找了一处房子。〔53〕5月5日马克思将度过50岁生日，他们正好来得及为他庆祝。留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给自己的老朋友发来祝福：“我无论如何要祝贺你的寿辰。我离这个日子，也只有短短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我们曾经自豪地设想，等不到这一天到来，我们早就被砍头了，那时我们是多么富有青年人的热情啊。”〔54〕
劳拉的婚礼作为马克思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时刻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无法进行第二卷的写作。5月底，他带着13岁的女儿杜西去曼彻斯特散心。只有活跃的小杜西在身边，马克思这位思维受困的天才能够得到极好的抚慰。从很小起，杜西的思维就极为敏锐。她专长的领域（年龄虽小，但这样说毫不为过）包括文学、戏剧和政治。她上学的本子封皮上写着“什锦水果冰激凌”，但里面的内容却是关于农业劳动和村落污水的剪报、她就法国历史做的笔记、以及她画的穿着婚服的新娘。〔55〕8岁时，她把自己当作让法国政府颤栗的激进分子布朗基的朋友，坚定地支持波兰人在1863年反抗俄国的斗争，她还曾写信给父亲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说：“您觉得波兰的情况怎么样？我一直支持波兰人，他们都是勇敢的家伙。”〔56〕
杜西沉浸在一家人为受压迫者而战的斗争中，又有着丰富的想象。马克思家有一个想象中的帝国，小燕妮是皇帝，杜西是她的继任者，但她需要发明一种能够用来写信的语言（虽然收信人对于书信的意思绝对一抹黑）。她假装的另一个角色叫“阿尔贝里希”——一个有时坚强、有时凶恶的矮子。
一家人好像都在鼓励她的角色，他们经常称她为“他”，一方面是因为她总喜欢扮演男性角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勇敢性格。〔57〕马克思和燕妮肯定在她身上看到了穆希淘气的性格——她就在他死去几个月前出生，“他”这个叫法也许就是他们在悲伤和思念当中顺嘴叫出来的。〔58〕但这个可爱的、卷曲的黑发及腰的女孩子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他”——她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小淘气鬼和坏蛋。
对杜西来说，单独跟父亲去见恩格斯算得上是一次转变之旅。他们同恩格斯、莉齐以及莉齐的7岁侄女玛丽·艾伦住在一起，杜西很快喜欢上了曼彻斯特，她自称是芬尼亚会的姐妹。这个月，爱尔兰人迈克尔·巴雷特因为克勒肯维尔爆炸案在伦敦新门监狱外被吊死，爱尔兰人的反抗情绪再次爆发。（巴雷特是最后一个在英国被公开吊死的人。）〔59〕面对爱尔兰人的愤怒，杜西把《天佑女王》进行了改写：“上帝挽救我们的绿色旗帜，保佑它永远鲜亮；上帝挽救绿色大地，让它充满胜利、和平和荣耀；上帝挽救我们的绿色旗帜，上帝挽救绿色大地。”她开始阅读《爱尔兰人》报，被卖报的人称赞为爱尔兰的真正朋友。〔60〕自豪的杜西把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活动汇报给姐姐，后者以玩笑的口吻责怪她去参观马车袭击的现场及跑去芬尼亚会的酒馆：“你这个小反贼。没准儿哪天警察把你抓住，顺势找出恩格斯。”〔61〕
马克思和杜西在曼彻斯特待了两周。回到伦敦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小杜西狂热地赞美曼彻斯特的家，并且坦率地表示希望尽快回到那里去，这差点儿使我们全家都嫉妒了。”〔62〕当小燕妮责怪杜西跑到爱尔兰人一边，不再向自己这个“皇帝”致敬时，杜西回答说：“从前我倾心于一个人，现在我倾心于一个民族。”〔63〕但让她喜欢向北走的不只是爱尔兰人，她还非常喜欢恩格斯，像父亲多年前那样，她与恩格斯进行思想和私事上的交流。恩格斯写了6封信给她，马克思说她把信都背下来了。〔64〕
杜西可能并不理解，她离开莫丹那别墅的天真愿望对马克思和燕妮而言是一种刺痛。孩子们正在一个个离开，保尔刚刚通过医学考试，已经成为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会员（被马克思称为“取得了宰杀人畜的特许权”），〔65〕他和劳拉将很快搬去巴黎。〔66〕小燕妮也宣布要离开。她接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她一直瞒着父母，只向劳拉和琳蘅透露过。她肯定觉得在劳拉结婚后，自己不能再待在家里等吃等穿——劳拉的离开会时刻提醒她，她虽有野心做到一切，却实际上什么都没做成。马克思把女儿们带入了文学、政治、历史和科学的世界，却好像又指望她们安静、满足地待在家里，等着丈夫上门，把她们接走。他不能、也无法认识到女儿们想要有所作为的想法。
就小燕妮来说，他责怪她不该在她母亲身体不适时出去工作，并竭力确定女儿的这份工作没有强制性的约定。虽然对女儿决定出卖劳动的决定感到伤心，马克思还是向恩格斯展示了一个中产阶级受伤的自尊：“不管这件事使我多么难受（一个女孩子几乎要整天教小孩子）——这是用不着告诉你的——但我在提出这个保留条件以后还是同意了，首先是因为让小燕妮干点什么事情散散心，特别是让她不再总是待在家徒四壁的家中，我认为这是有益的。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了——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些——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情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67〕但是一切总归有个限度。”[⑧]
小燕妮在1月份离家。劳拉刚刚离开不久，最喜爱的女儿又走了，马克思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杜西还在家里，她的众多小动物也还在家里跑来跑去，但没了那两个仍被他看作小女孩的女人，家里远没那么热闹了。从她们一出生起，他就带着她们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已经把她们当作了可以信任的伙伴。有她们在身边，旅程才够完整。在孩子们身边，马克思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他经常说她们是自己最喜爱的玩伴）；她们走了，他也没了精神。天气也和他的心情一样阴郁：大雾笼罩着伦敦，马克思把自己关在家里，忍受着感冒和记忆的折磨。〔68〕所以当他在1月1日收到拉法格从巴黎传来的喜讯——劳拉生了个儿子——马克思感到无比惊喜。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信："新年好！你从附上的拉法格的来信中可以看到，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外祖父的称呼。”〔69〕
小家伙名叫沙尔·埃蒂耶钠·拉法格，马克思一家人因为他的降生而热闹起来。杜西给她的猫穿上衣服，抱着它四处走，装作抱着那个“小家伙”，她还把芬尼亚会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思考如何把孩子从他父母身边偷过来。小燕妮玩笑着把杜西的阴谋透漏给了劳拉，说自己听到杜西说：“要是能把小拉法格先生从那两个老家伙（保尔和劳拉）身边偷过来，变成我的……”〔70〕燕妮则对于自己没有被请去巴黎见证第一个外孙的出生而有些恼怒，尤其是朋友们不断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巴黎（更何况还有关于孩子的浸洗仪式的问题）。〔71〕
这对兴奋的年轻父母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富希特腊（在法国奥弗涅地区的方言中，有小傻瓜的意思，或者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表示挫折的感叹词）。劳拉说，他长得像马克思，但不知道马克思的思想会不会让他变成又一个“费希特、康德或黑格尔”。无论如何，马克思对于又一个家庭成员的降生感到极为兴奋，更何况还是个男孩。
在1869年1月，家里比任何时候都要空，但富希特腊的出生也许预示着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将会顺利。1868年秋天，一个好消息已经出现。马克思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鉴于您的最近一部作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极为重要，当地一位出版商（尼·波利亚科夫）愿意承担俄文版的出版工作。”《资本论》传到了俄国圣彼得堡，俄国经济学家、作家尼古拉·丹尼尔逊和两名同事想将其翻译成俄语。〔72〕
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用德语、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国家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73〕
伴随这个好消息，恩格斯也传来惊人的消息。他预期他的生意伙伴哥特弗利德·欧门会在1869年尝试给他一笔钱，让他退出生意，所以他需要确定拿到的这笔钱足够他和马克思支撑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在1868年11月非常突然地给马克思写信说：“亲爱的摩尔：请你尽量精确地答复下面两个问题，并且要立即答复，好让我能在星期二早上收到你的回信。（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你的全部债务，把你完全解脱出来？（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够用（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除外）……如果不够，请把你需要的数额告诉我。”恩格斯解释说，他觉得能够从欧门手里拿到的数目应该足以让他在五六年里提供马克思一家所需的花费，但他需要确定他们每年的具体花费是多少。“至于五六年以后的情况将会怎样，说实话，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会发生许多变化，而你的写作也能给你带来一些收入。”〔74〕（虽然在《资本论》出版一年半后，销售额仍不足以支付出版费用。）〔75〕
在1867年，每年350英镑的收入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属于偏低的水平，但马克思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慷慨的数目，如他所说，他“十分感动”。〔76〕他和燕妮计算之后发现债务多达210英镑，还不包括拖欠医生的诊疗费。至于每年的花费，马克思说：“最近几年，我们的生活费都在三百五十英镑以上；但这个数目是完全够用的，因为第一，最近几年拉法格住在我们这里，因此开支大大增加；第二，由于一切都赊账，多花了好多钱。只要彻底摆脱债务，我就能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77〕如果把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的话出自根本不知道节俭为何物的朋友，恩格斯可能会觉得可笑。但这是马克思的一个承诺，他选择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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