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34）小燕妮登上舞台
人很渺小，党很盲目，他们的方法或者暴力或者无用，但在这些挫折之下，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仍不可阻挡地取得进步。
——沙尔·普罗勒斯〔1〕 |
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成立4年多，力量和成员人数都已显著壮大。协会在9个国家建有分部，并掌控着国家报纸，举行过4次年度大会。但位于伦敦的总委员会从一开始便被争斗所累。委员会的每个代表团都有内部纷争，不同国家代表之间，更是因为民族倾向而相互指责——德国人权力太大，意大利人在密谋夺权，法国人喜欢残杀、英国人打算牺牲工人换取政治地位和选举胜利。马克思的职务虽然只是德国通讯书记，却是协会的大脑、心脏和灵魂。他关注所有细微的争吵，尽量从幕后解决，实在不行，则公开辩论。他的意图是在解决争斗的同时，保持协会的完整和组织的存续，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需要被牺牲。
马克思对协会的主导被他的批评者指责为独裁，有些还特意建立了对立的组织。包括维克多·雨果、路易·勃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朱塞佩·加里波第在内的知名民主派人士在1867年组建了和平与自由联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成员多为自视甚高的知名人士，他们想吸引无产阶级，却没有拿出任何真正的工人纲领。〔2〕巴枯宁是组织的外围成员。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内容虽然不切实际、又无主旨，却让听众疯狂，有观察者说：“如果他让自己的听众相互砍断对方的喉咙，他们也会很高兴地照做。”〔3〕但巴枯宁发现联盟太过温顺，因此在日内瓦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当然，加入的目的是控制协会。〔4〕他像马克思一样，无法仅仅作为一名成员，他一定要成为领袖——虽然表面上坚持推脱。就这样，巴枯宁假意忠于国际工人协会，同时却在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伺机从马克思手中夺取领导权。
这的确是值得抢夺的，由于在几次罢工中的成功介入，国际工人协会成员人数大为增加。1866年的经济危机重创了铁路、制造和采矿等欧洲经济核心行业，罢工随即开始。工资削减、工厂产量锐减、工时减少，使得工人无法生活。面对这一情况，协会募集罢工资金，广为宣传，更重要的是，协会把工人组织起来防止工厂管理者采用老办法从其他国家调集工贼破坏罢工。〔5〕实际上，协会的资金极为有限（1869年的收入只有大约50英镑），〔6〕负责协调的人员也极为有限。但马克思自豪地宣称（也不是没有根据），只要协会表露出介入罢工的迹象，就足以让工厂管理者回到谈判桌。〔7〕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勉强容忍这个敌对的工人组织，直到协会对芬尼亚会成员因为曼彻斯特事件被处决表示谴责，并号召举行集会声援爱尔兰人的事业。〔8〕这样的举动受到了英国政府的谴责，巴黎会员聚集声援芬尼亚会时，法国安全部队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场所，找到一些所谓的证据，将20多名会员定性为非法社团成员。〔9〕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拿破仑根本不在乎协会是否支持爱尔兰人，他不过是想向英国示好（或者如马克思绘声绘色所说：“奴颜婢膝地巴结英国政府”）。〔10〕1868年夏天，协会位于布鲁塞尔的一个法国分部（马克思说其成员都是“皮条客”和“暴民”）进行了一场模拟审判，宣判拿破仑死刑，这引起了法国人的警惕。虽然马克思代表伦敦总委员会公开谴责了布鲁塞尔分部的这一行为，但已于事无补，协会开始受到更多猜疑。〔11〕
这就是劳拉和保尔回到的法国。1868年秋，他们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租下一处公寓，公寓在一幢狭窄的楼房里，下面是一条拥挤的小街，这里距医学院只右一个街区。拉法格回巴黎表面上是为了准备参加法国的医学考试，但他好像对政治更有兴趣：他马上加入了当地的国际工人协会分部，并与两年前便已认识的布朗基主义者重新取得联系。一回到巴黎，他便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一名警察密探报告说，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6岁）大四五岁，比普通人略高，肤色偏黑，头发淡褐色。他还说拉法格流露出一种优雅感。）〔12〕
也许是出于政治原因，法国的学术官员对拉法格的英国医学证书不予认可，他被要求参加5门考试，而不是他预期的2门或者3门，才能在法国执业。〔13〕拉法格想在巴黎参加考试，但由于他之前遭到巴黎大学开除，因此必须得到教育部长和国家学术委员会批准，而这个委员会要等到12月才召集。〔14〕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摆脱对医学的兴趣，投身国际工人协会事务。11月，龙格被释放，很快回到拉丁区熟悉的地方，抽烟，玩骨牌——据劳拉说。〔15〕马克思在1848年认识的朋友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朋友有时也来看望劳拉和拉法格，他们一边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向5楼，一边抱怨攀爬的艰难。〔16〕
12月底，保尔好像彻底失去了参加考试的兴趣，他和劳拉搬离医学院，在左岸谢尔什—米迪路租下一处公寓。这条街上充满热闹的巴黎生活的气息：卖面包、蔬菜和奶酪的店铺随处可见；散发出白垩粉气味的洗衣店里挤满闲聊的女人；浓浓的咖啡香味从咖啡馆里飘出。公寓虽小，也不奢华，但劳拉说正是自己喜欢的随意风格，她打算在这里开始快乐的日常家庭生活。〔17〕搬家的过程中，两人发现自己处在监视之下。在无法确定警察的目的之前，劳拉让姐姐小燕妮给自己写信时寄给保尔的一个亲戚桑蒂夫人，自己写给她的信则通过琳蘅转交，他们对信件的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18〕
马克思一直与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保持通信，他们告诉他说去过拉法格和劳拉家里，奇怪的是却一直没能见到劳拉。马克思担心劳拉是不是身体不适，打算亲自去一趟巴黎。〔19〕（他不知道的是，劳拉生育几周前摔了一跤，到现在仍卧床不起。）〔20〕马克思讲述拿破仑三世政变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刚刚出版第二版，他到巴黎并不安全，因此他指示劳拉和拉法格：“你们在信里丝毫不要涉及我的秘密计划。”〔21〕但一周内，就有陌生人来到他们的公寓，询问马克思先生到了没有，自己有事情要告诉他。〔22〕马克思和拉法格夫妇估计这个人应该是密探，他们的信件肯定被拦截并偷看了。马克思只得取消行程，但他依然担心劳拉的身体，打算让小燕妮和杜西代替自己去巴黎。〔23〕
到1869年2月，拉法格已经回到巴黎4个月，对于参加医学考试，却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法国学术官员本着大方的原则，同意他再参加两门课程考试，就能拿到行医执照，但必须去斯特拉斯堡考试。〔24〕保尔对于在巴黎参加考试本就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又需要长途跋涉到临近德国的地方去考试，他的抵抗情绪更大。况且，他参与了一个计划，根本不能离开巴黎。他和一些布朗基主义者朋友宣布将在本月出版一份报纸，名叫《文艺复兴》，但他们拿不出政府要求办报必须缴纳的250英镑“保证金”，也没有运营资金。他们有的，只是满腔热情和布朗基的支持。〔25〕拉法格竭力劝马克思投稿，或者担任共同编辑，〔26〕但马克思没有同意，说自己没有时间，而且他和恩格斯都认为拉法格应该先把政治放在一边，最要紧的是成为医生。
马克思考虑的是劳拉的未来和保尔的安全，而且担心拉法格的父亲与儿子疏远。他写信给保尔说：
筹划中的报纸可能会使您和您的朋友们同政府发生司法冲突。要是您的父亲知道这个报纸的编辑成员中有我，那他可能会认为是我促使您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妨碍了您采取必要措施（其实我一直不断地在催促您采取这种措施）去通过医学考试和掌握您的专业。〔27〕
在写给女儿燕妮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也希望能帮助布朗基办报，但考虑到弗朗斯瓦·拉法格的想法，自己还是不能答应：“不管怎样，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亲可没有多少理由感到高兴。”〔28〕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越来越担心保尔参与这种危险、天真的活动。布朗基已经回到巴黎，但处在躲藏之中，一天换一个地方。他开始组建十人活动小组，不同小组成员间相互不认识，以防止警察密探渗入。保尔所在的小组每周在圣路易斯岛无头女人街上的一处房子里见面，布朗基本人也经常来这里。〔29〕布朗基半辈子被关在监狱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大多最终也会走到这一步。马克思打算去巴黎找自己的女婿面谈，顺便观察一下形势。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会装作英国人前往，这样更安全。〔30〕同时，小燕妮和杜西也会去巴黎。她们很急迫，焦虑于劳拉的状况，因为她写给小燕妮的信中流露出明显的哀伤情绪。
劳拉已经卧床3个月了，只有桑蒂陪伴，丈夫整夜待在咖啡馆里，偷偷和人谋划如何对付皇帝。〔31〕新一代反抗者与1848年时有所不同，有了女性身影出现，比路易丝·米歇尔，她总在衣服里藏一把匕首，需要的时候打扮成男人；还有波勒·曼克，她是一名报人，〔32〕去拜访过劳拉和保尔，保尔也去过她家拜访。〔33〕劳拉告诉小燕妮说：“你知道，图尔原来只在厨房和舞厅里才愿意听女人说话，但现在，他更愿意在阅览室见到她们。”〔34〕这些法国女人自己挣钱，自己在社会上拼搏，相信自己与周围的男人是平等的。正如有人所说：“女人的地位并非自然低等，而是由于人为的创造和社会的制造。”〔35〕这便是小燕妮想要成为的女性，但劳拉选择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她也逐渐意识到了在英国和在法国生活的巨大差别：在英国，她处在家庭的温暖当中；但在法国，她嫁了人，却经常独守空房。在写给小燕妮的信中，她提到法国女人觉得并不是只有丈夫才能关注自己：“相反，丈夫们有时是世界上唯一不关注她们的。法国男人好像羞于承认爱自己的妻子，法国女人则永远不会羞于承认被很多男人爱着，其中却不包括丈夫在内。”〔36〕
小燕妮和杜西在3月23日坐船前往巴黎。到巴黎后，她们发现自己的小外甥长得非常漂亮，像他的外祖父一样有个巨大的脑门，劳拉的公寓很小，但很温馨，桑蒂夫人虽然“不好看”，却很和蔼。〔37〕小燕妮只待到4月14日，便返回伦敦继续做家庭教师，杜西则在巴黎住了两个月。〔38〕杜西离不开她的小外甥，还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施纳普斯（Schnapps，意为烈酒）——因为他太能喝（也像他外祖父一样）。〔39〕
在伦敦，马克思家的氛围有了很大改变。考虑到退出欧门—恩格斯公司后将有一大笔钱进账，恩格斯已经开始按季度向马克思提供一笔钱。马克思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以前著作的外文版或再版，比如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俄文版《资本论》。由于第一卷没有引起多大反应（1868年6月，有英国评论指出：“我们并不指望卡尔·马克思有什么能教给我们”），马克思已经少有提到第二卷的进度（虽然他早在年前就应该已经把第二卷和第三卷书稿交给出版商）。〔4〕家人好像也没有想催促他。小燕妮写信给库格曼说：“我们流亡，我们忍受数年的孤立，这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做出的伟大牺牲，对此我并不后悔。但我不得不承认人都有其脆弱之处。对我来说，父亲的健康比《资本论》第二卷更加重要，更何况，伟大的德国民族到现在仍对第一卷无动于衷。”〔41〕恩格斯问到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打岔说自己正在学习俄语，以便阅读俄国关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学的新书，从而融人到下一卷当中。〔42〕
虽然马克思仍通过文字和国际工人协会从事革命事业，莫丹那别墅却已几乎是一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模样。纠缠着他们的磨难终于消失了，家里出现了之前不敢想象的模样：稳定、舒适。小燕妮春天时写信给拉法格说，一家人那天最反叛的行为是马克思建议晚上吃一条鲜羊腿。〔43〕的确，马克思写给待在巴黎的杜西的一封信能够充分说明他已经变得多么安静和喜欢待在家里。详细描述完各个动物的情况后，他特别讲到自己与杜西的鸟“迪基”通过音乐建立了不错的关系。〔44〕5月初，燕妮把马克思抛给动物，去巴黎看望外孙，顺便接杜西回来。她走后，恩格斯邀请马克思去曼彻斯特，但马克思拒绝了，说自己已有安排。“小燕妮乐于在我妻子在巴黎短暂逗留期间，完全支配我，并使自己过得更自由一些。”〔45〕
这年春天，马克思博士带着长女一起参加伦敦的社交活动。他们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小燕妮看着父亲在一次会议上，就比利时科克里尔铁厂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遭到屠杀而愤起怒斥，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46〕这对父女组合之后又作为“一万人上层社会”（指贵族以及文艺和政治阶层）成员盛装参加了皇家艺术与行业协会在肯新顿博物馆举行的年度晚宴。马克思凭借杰出的学术和著论成就已经入选该协会（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加入的目的是用它的图书馆）。之后，协会举办了学术座谈会，参加者多是“皇家和其他尊贵人物”，〔47〕马克思和小燕妮对着请柬大笑了很久，因为上面要求参加者“帮助防止尊贵的客人受到拥挤和跟踪”。〔48〕但小燕妮说，活动实际上令人厌烦。“多达七千人穿着盛装挤在一起，动也动不了，坐也坐不下，椅子本来就没有几把，相互隔得很远，也早已被一些贵妇人迅速抢到了屁股下，泰然自若地坐着。”〔49〕
接下来，马克思又带着小燕妮去德国看望老朋友和新同志。去德国前，他把最小的女儿交给恩格斯照顾。〔50〕杜西刚刚从巴黎回来，便又要去曼彻斯特待4个月。跟着父亲坐火车去曼彻斯特时她还只是一个14岁的女孩，但秋天回来时却已长大成人。
在莉齐·白恩士的教导下，杜西接受了关于英国不公的高等课程——不是通过书本，因为莉齐不识字，而是通过城里传诵的各种故事。莉齐带杜西去看了曼彻斯特周围被爱尔兰人视作圣地的地方：铁路拱门（现在在当地被称为芬尼亚会拱门），凯利逃亡前卖锅的市场和居住的房子，以及莉齐与另一个逃亡者迪西会面的地方。杜西写信给姐姐燕妮说：“这真的非常有趣，白恩士夫人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凯利和迪西的有趣的事情，她跟他们很熟悉，去过他们家里，每周跟他们见三四次面。”〔51〕恩格斯则带杜西走进了德国文学的世界。到6月，她已经能独自阅读德语原版的歌德著作以及史诗和民间故事。他们还一起读丹麦语故事。〔52〕
但杜西对这次曼彻斯特之行记得最清楚的是恩格斯逃脱“埃及的幽囚”（马克思的描述）那天表现出的喜悦。〔53〕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结束了自己的商业生涯。杜西数年后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高筒靴，准备出门完成最后一段商业旅程时，喊出‘今天是最后一次’时的那种喜悦。几个小时后，我们站在门口等他回来时，看到他从房子对面的一小块旷野走来，一边挥舞着一根木棍，一边唱着歌，笑容满面。我们准备庆祝一下，喝了香槟，大家都非常开心。”〔54〕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今天早晨，杜西和我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以庆祝我这第一个自由的日子。”〔55〕
恩格斯口袋里装着大概12500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万美元）〔56〕离开了欧门一恩格斯公司。他告诉母亲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57〕
庆祝持续了数周。恩格斯是家里唯一一个工作的，但他周围的人也都表现得像获得了解放一样。恩格斯带着住在家里的女人们——莉齐、杜西、以及莉齐的侄女玛丽·艾伦——和他的狗迪多慢走6英里，来到一家酒馆，结果莉齐和杜西喝了太多啤酒，只得坐火车返回。〔58〕杜西描述恩格斯有一次跟工作时的同事晚上出去庆祝，回来时“醉得一塌糊涂”。恩格斯退休后数周，她们仍在庆祝。在7月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恩格斯出去参加郊游，整个下午和晚上，杜西、莉齐和女仆莎拉都在喝啤酒和波尔多酒。恩格斯回到家，发现她们“全都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紧身内衣和靴子都没穿，只穿着衬裙和棉裙”。第二天，他们目睹了经过曼彻斯特的威尔士王子和王妃。杜西提前写信给姐姐燕妮说：“要是孩子们都唱‘威尔士王子被关进了贝尔维监狱；因为他抢了别人一品脱麦芽酒’该有多好玩！”〔59〕这就是爱琳娜·马克思这个夏天接受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没有在曼彻斯特结束。秋天，恩格斯突然打算带莉齐和杜西去爱尔兰。杜西喜欢所有与爱尔兰相关的东西——小说、民歌和诗歌，现在，她又亲眼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山区，被遗弃的村落，人们居住的用泥土堆起的屋子顶上飘出的炊烟，在都柏林潮湿冷冽的寒风中光着脚、没有外套可穿的脏兮兮的儿童，以及基拉尼湖和科克。她也看到士兵骑着马在街上巡视——穿着紧身制服和高筒靴，武器在侧。恩格斯说爱尔兰处在“战时状态”：“皇家爱尔兰团的士兵挂着猎刀，有时腰插手枪，手持警棍，分成一支支的小部队在各处走来走去；在都柏林，我们看到一个骑炮连直穿市区中心而过，在英格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与英国人联合的爱尔兰统治阶级对民众感到恐惧，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组织性，但人数却大大超过被他们痛恨的地主。
回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玩笑说杜西比之前更像爱尔兰人了。〔60〕这次旅行的确给杜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如马克思24年前跟恩格斯初到曼彻斯特时给他留下的印记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杜西一直在听这样的故事，一直知道政府是专制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她从未亲眼见到有人饿死，或者有人拿着武器、执行国家的命令杀人。她仍旧单纯、可爱，但同时对政治事业也更成熟了。她在信件中开始更多地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她会成为一个为了穷人而耗尽一生全部精力的女性。马克思曾说，小燕妮是几个女儿中最像他的，但这句话没说完：爱琳娜就是他。
杜西在爱尔兰期间，警戒比往日更严，这是因为英国狱警对爱尔兰政治犯的虐待导致爱尔兰人民的愤怒在积聚。1865年英国政府采取了打击报业的行动，在都柏林抓捕了《爱尔兰人报》的相关人员，包括经理奥顿诺凡·罗萨。〔61〕控方称，该报鼓动向穷人分配财产和杀死包括教会神职人员在内的统治阶级。共有30人被捕，有些被告按罪名应判以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但实际上被判了20年苦役。〔6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有爱尔兰人因为所谓的政治罪被捕，并被处于重刑。
1869年10月24日，伦敦海德公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赦免爱尔兰犯人。在杜西的坚持下，马克思、燕妮、小燕妮和她自己都去参加了。〔63〕这座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巨大公园聚集了数万名身穿丧服的示威者，他们把整个公园染成了黑色。天空却是多彩的，飘扬着人们自制的绿白红三色旗子，人们扛着上面写着“不服从暴君就是对上帝尽职”和“时刻准备作战”等标语的横幅从公园一端走到另一端，还有人用棍子把红色的雅各宾帽高高举在空中。地上挤满了人，孩子们爬到树上，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大人们高唱爱尔兰民歌和《马赛曲》，大胆地向王权表示抗议。〔64〕报纸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次示威，〔65〕说参加者只有7万人，是一次“悲惨的失败”，马克思却说这次游行非常成功。〔66〕
之前数月，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采取了一些措施安抚爱尔兰，但他的姿态无法让爱尔兰人满意，因为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还有独立。〔67〕海德公园示威后不到一个月，爱尔兰选民又通过选举狠狠地嘲笑了一回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他们选举奥顿诺凡·罗萨代表蒂珀雷里地区进入英国下议院。〔68〕此时，他正在英国监狱里受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当选非常高兴，恩格斯认为这说明芬尼亚会抛弃了密谋的做法，转而采用更加有效和革命的方法——选举，而且这个方法是合法的。〔69〕小燕妮写信给库格曼说：“在奥顿诺凡当选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欢喜得跳起舞来，杜西简直像疯了一样。”〔70〕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会在爱尔兰开始。马克思写道：“为了加快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失去爱尔兰，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马克思相信，当世界上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得到了解放，其他欧洲国家会紧随其后。〔71〕
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神贯注于爱尔兰时，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足以持续到下个世纪的喧闹声。自1789年以来，孕育了欧洲历次重大起义的国家即将再次爆发起义，风暴的中心仍旧是巴黎。
1870年1月10日，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比埃尔·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在家里枪杀了共和派报纸《马赛曲报》的一名撰稿人，他是作为要与亲王决斗的一名布朗基主义者的助手来到他家里的。这枚子弹虽然只杀死了维克多·努瓦尔一个人，却被认为是打在了愈加强大的法国左派的心脏上。〔72〕在上一年5月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45%的选票，30名“赤色”候选人进入立法议会。拿破仑不得不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这引起了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的担忧，在他长达将近20年的统治中，这些人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但也开始担心老迈的他还能不能对付来自左派及其工人大军的进攻。〔73〕
杜伊勒里宫里的拿破仑仍能找到慰藉，弄臣和依靠他施舍的人仍在向他高呼“吾皇万岁”，法国新兴权贵资本家给予他的支持仍让他享受：他允许他们建立商业帝国，他们出钱为他保住皇位。拿破仑统治期间推行的政策无疑让巴黎更加壮丽，让法国更加富有。但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甚至在有些方面更加严重。在他那个奢侈的小圈子之外，不满的情绪在累计。〔74〕第二帝国统治期间，工资增长高达30%，但生活花费的增长达到了50%。〔75〕面对无法满足生存所需、却要搭上健康甚至生命的工资，工人们逐渐有了勇气，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罢工没有局限于巴黎，但首都人口最多，自然依旧是反抗的中心。1869年，自发的抗议开始在全城出现。男男女女聚集在广场或林荫大道上，警察出动，逮捕了抗议者，但第二天晚上，又会有新的抗议者站出来。〔76〕
1月12日，维克多·努瓦尔的葬礼触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大约20万民众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在哀悼努瓦尔的同时向拿破仑发出抗议。”〔77〕拉法格回巴黎后对他帮助极大的革命者路易丝·米歇尔说：“参加葬礼的所有人几乎都只有一个想法：要么实现共和之后回家，要么就不回家了。”〔78〕政府对麻烦早有预料：他们部署了6万名士兵随时准备进行镇压。但民众没有起义，即便他们有这样的冲动。他们已经更加冷静，知道起义只会遭到屠杀，新一代法国激进分子已经吸取1848年的教训。
我们无法确定拉法格是否参加了努瓦尔的葬礼——他正忙于私事。1月1日，劳拉早产下一个女孩，起名叫燕妮。琳蘅从劳拉的来信中得知情况后非常担心，寄了些钱给拉法格夫妇，让他们好好护理婴儿。但保尔相信婴儿是健康的，没有请奶妈，他说，小燕妮如果不肯喝牛奶（当时被用作人奶的替代品），就再从伦敦请奶妈来。〔79〕
此时，也许马克思觉得拉法格被家庭事务缠身、无法参加政治活动是件好事。去年夏天，拉法格的父亲写信给马克思说担心儿子丢弃了学业，这让马克思极为担心，只得匿名偷偷去巴黎待了几天。但保尔告诉他，自己无法参加考试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劳拉的健康，他答应秋季时参加考试。〔80〕到来年2月，保尔仍没有参加考试，但他已经不能将原因归咎于劳拉或是革命激情的吸引。拉法格无疑是关心劳拉的，但不论他对马克思做了什么许诺，他显然已经把政治当作了自己的情人。
努瓦尔葬礼几周后，《马赛曲报》编辑亨利·德·罗什弗尔因为在一篇谈论努瓦尔被杀的文章中，号召起义推翻帝国而在巴黎被捕。〔81〕罗什弗尔的一名保护者是知名共和主义者古斯塔夫·弗路朗斯。弗路朗斯总是激情——有人会说鲁莽地保护他认为受到冤枉的人，罗什弗尔被捕后，他马上宣布革命。罗什弗尔被抓时，弗路朗斯正在与他会面，他扣住了当时在场的警察长官，纠集60个人装作民兵部队，他们来到巴黎工人阶级和激进分子聚集的贝尔维尔，在这里打算抢夺政府武器，发动起义。〔82〕但起义遭受了可悲的失败：早上，弗路朗斯喊出“拿起武器”后，却发现身边只剩下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弗路朗斯在巴黎躲藏了1个多月后逃去荷兰，后来到了伦敦。3月到伦敦后，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走进了马克思家。〔83〕（这期间，陪审法庭宣布波拿巴对努瓦尔的死并无责任。）
罗什弗尔和龙格是朋友，两人几年前便在圣佩拉热监狱见过面。那时监狱里专门有一座房子用于关押未经审判的政治犯，此外龙格也曾为《马赛曲报》撰稿。拉法格与被囚的编辑虽然没有任何私人或业务上的联系，但他想在罗什弗尔被关押期间，把《马赛曲报》掌握在手中。拉法格在这一点上与年轻的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他觉得自己只要有一份报纸发表观点便足矣。保尔的这一尝试肯定被该报当作了滑稽之举——毕竟，他连一个职业报人都还算不上。他自荐后，该报出于礼貌没有退回来，却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复。最终，他连文章都无法在《马赛曲报》上发表。〔84〕但马克思家另一名成员的运气要好一些。
2月底，马克思发现英国报纸未能公正地报道关于被关押在英国的爱尔兰政治犯的情况，因此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年轻国际工人协会伙伴塞扎尔·德·巴普，就他的报纸应该刊登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文章提出一些建议。〔85〕德·巴普把马克思的这封信分两次、一字未改地进行了刊登。〔86〕马克思在信中控诉了“资产阶级自由之地”的暴行。也许是未曾料想到这封信会被刊登，马克思在信中没有采用通常的精美文字，而是使用了很多短句，反而使得效果更加出色。他详细列举了爱尔兰政治犯遭受的虐待：医生和《爱尔兰人报》副编辑丹尼斯·道林·墨尔凯希“脖子被套上铁链去拉装满石头的马车”；《爱尔兰人报》出版人奥顿诺凡·罗萨“被关在黑漆漆的地牢里长达35天，双手始终被反绑在背后”；《爱尔兰人报》编辑查尔斯·基卡姆右手脓肿无法挪动，便被强迫用左手砸砖石，每餐只有6盎司面包和热水；一个姓墨菲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称作奥利里）3个星期以来只靠面包和白水过活，因为他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使受到逼迫，也不肯信仰宗教。虐待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一名爱尔兰囚犯被折磨致死。马克思还说，有人关注过囚犯受到的对待，但探监的要求被一律拒绝了。〔87〕
马克思家不只有他一个人在呼吁：小燕妮对于《马赛曲报》支持英国报纸对于是否将爱尔兰犯人视为政治殉难者持谨慎态度而极为愤怒，她在2月27日写了一篇文章（署名“燕·威廉斯”）给这家法国报纸。《马赛曲报》在3月1日刊登了文章，并邀请她再写一些。〔88〕小燕妮开始了双重生活：白天是家庭教师，夜里是爱尔兰犯人的保护者。〔89〕她感到极为高兴，不仅因为文章发表了，还因为自己有机会用文字对抗不公。之前，她一直期盼着父亲的文字产生巨大的影响，现在，她有机会看一看自己的文字的力量。
小燕妮的第一篇文章结尾非常尖锐：“在仁爱的英国监狱里，已有二十名芬尼亚会成员死亡或发疯。”她的下一篇文章更加大胆，指责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为了掩盖政府罪行而撒谎。〔90〕她引述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封信用铅笔头写在厕纸上，之后被偷偷传出监狱。〔91〕（已经成为马克思家的常客的弗路朗斯把这封信翻译成了法语，小燕妮把全文放进了文章。）〔92〕罗萨在信中描述说，自己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只能趴在地上吃东西，脖子上还被套上绳索拉车。不断遭受毒打，加上食不果腹，他眼睁睁看着狱友一个个死去。“我不因我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要说：我有权用书信将我所受的非法扣留及虐待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死在狱中，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请千万别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信尾署名是：“政治苦役犯——奥顿诺凡·罗萨。”〔93〕
这封信引起一场骚动，它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奥顿诺凡·罗萨好像是从坟墓中爬出来，控诉谋杀他的人。《马赛曲报》迅速推出一期特别版，专门刊登关于政治犯的文章，小燕妮的这篇报道迅速传到布鲁塞尔、柏林、都柏林、以至美国。几天内，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旗帜报》等英国报纸均进行了转载。〔94〕3月16日，伦敦《每日新闻》刊登了英国内政大臣的一篇回应，否认奥顿诺凡·罗萨的指控，但承认给他戴过铁链。〔95〕这给了“燕·威廉斯”素材再为《马赛曲报》写一篇文章——这篇由小燕妮和马克思合写。〔96〕
马克思对女儿取得的成就感到极为自豪。她的文章促使议会要求政府对爱尔兰囚犯受到的对待进行彻底公开的调查。她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人获得自由，同时，她不断写文章，让民众保持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以提高他们在狱中的待遇。马克思认为，她粉碎了所谓自由派政府比反动政府更加关注人权这一幻象。这期间，他在每封信中都提到女儿的文章，也不管收信的人感不感兴趣。恩格斯也极为得意。〔97〕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燕妮可以欢呼：全线胜利！没有她，‘可敬’的格莱斯顿绝不会同意进行新的调查。”〔98〕
这年春天，小燕妮的世界扩大了。她的文章虽是匿名发表，但马克思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就是作者（奥顿诺凡·罗萨的妻子玛丽开始时以为燕·威廉斯是个男人，所以一直都很友好，当她发现这位作者是个女人后，嫉妒之心超过了感恩之心）。〔99〕小燕妮开始以作家燕妮·马克思的身份，而非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的身份受到邀请。3月底，她受到一名意大利富商的妻子的邀请，参加一个英国名流聚集的社交晚会，朗诵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据她喜不自禁的父亲说，晚会“非常成功”。她甚至重新开始学习歌唱，目光又瞄向了舞台。〔100〕
小燕妮也引起了弗路朗斯的注意。32岁的弗路朗斯肩膀宽阔、头发金黄、胡须浓密，碧蓝的眼睛极为有神。他在很多方面很像1848年那一代人——激情的浪漫主义者，统治阶级的死敌。他的父亲是法国贵族和巴黎科学院成员，他本人学习过自然科学，写过一本关于人类学的著作，但他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更加远大的事业，成了自由的斗士。弗路朗斯体魄强健，但待在马克思家里时，举止温和、细致，而且风趣。〔101〕马克思家的女人们都很喜欢他。小燕妮尤甚，称他“把学者和实干家非凡地结合于一身”。〔102〕他们一起为爱尔兰囚犯代言，同时盯着法国——拿破仑想要恢复权威的努力好像正在导致相反的结果。
法国将在1870年5月8日举行公投，届时人们将投票决定是否修改宪法，让拿破仑可以越过国民议会直接修改法律。在拿破仑看来，公投的语言设计巧妙，措辞模糊，无论民众如何投票，他都能取得胜利。但他自以为聪明的举措在批评者眼里不过是一个不断失去权力的君主，〔103〕为了骗取民众的支持而采取的绝望的手段。[⑨]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4月底举行的一次多达1200人参加的会议上，揭露了皇帝的这一花招，号召民众抵制这一虚假的公投。〔104〕结果，法国安全部队袭击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和布列斯特的办事处，借口是协会是非法秘密组织，其成员密谋刺杀拿破仑。〔105〕
此时，平日总是向马克思汇报法国情况的拉法格和劳拉却很安静，原因是悲伤的：2月末，他们的女儿小燕妮死了。〔106〕劳拉说，自己在悲痛的打击下，拿不起笔来。〔107〕马克思知道后，想安慰她，却又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言语都没有意义：“我自己为这种损失忍受的痛苦够多了，因此我深深同情你们。但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好听的老生常谈和宽慰话只能加重真正的痛苦。”〔108〕
劳拉承受这一巨大的损失时，正是马克思一家刚刚要为小燕妮的成功而欢呼时，这可能让拉法格夫妇更加痛苦，因为发表她文章的报纸连保尔的一篇文章都不肯刊登。但表面上，拉法格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开始写文章批判被他和马克思认作是空想民主主义者和急于出名的资产阶级，维克多·雨果。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拉法格无意完成学业，而且这与劳拉的健康无关。〔109〕马克思写信告诉女婿说，自己虽不强求，但觉得保尔应该给他的父亲一个解释。〔110〕但拉法格担心与父亲爆发冲突，觉得这件事由马克思来说比较好。〔111〕
对于保尔放弃从医的决定，马克思一家不可能感到欢喜。燕妮和马克思同意劳拉嫁给拉法格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他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职业体面，有前途。但他现在决定要从事政治和写作了，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尚未表现出任何才能。劳拉肯定也感受到了压力，母亲经受的苦难让她知道成为一个卓越的革命思想家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她肯定对未来感到担心，害怕将来的生活空有意义，却黯淡无光。在写给姐姐燕妮的信中，她说自己被“关进了新的监狱”。〔112〕
5月1日，小燕妮度过了26岁生日，礼物很丰富：成果丰硕和最为成功的一年，和一个生日晚会。弗路朗斯也受到了邀请，除了赢得房子里的女人们的喜欢，他还获得了男主人的青睐。马克思向恩格斯描述他时说：“他充满幻想和对革命的热情，但仍不失为一个很有生气的青年，绝非‘一本正经’的学究之辈。”在马克思看来，弗路朗斯最大的特点是大无畏精神，同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大学讲过学，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马克思推荐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希望他在伦敦多待一阵——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也有为小燕妮考虑之意。〔113〕
弗路朗斯参加晚会时才接到消息，知道自己牵扯进了针对拿破仑的密谋。由于担心法国政府会要求引渡他，晚会的气氛从欢乐变为担忧。小燕妮说，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对他不利，“我们尚不清楚详细情况，但弗路朗斯应该不会被马上逮捕”。情形与1848年有几分相似，当时燕妮对于比利时政府居然担心马克思购买武器武装工人感到极为诧异。小燕妮说弗路朗斯即便真的“向巴黎寄钱以便在起义爆发时用炸弹武装人民……这也并不能说明他和刺杀皇帝的图谋有任何关系”。生日庆祝暂时放下，小燕妮、弗路朗斯和其他参加晚会的人离开了马克思家，他们走到荒阜，想理一理这个突发情况。〔114〕
随着消息传开，协会中的英国会员开始放出风声，说下一次协会会议上，弗路朗斯会被扣押，协会会员也会被逮捕。马克思研究了之前多起外国人被牵扯进他国案件的情况，得出结论，弗路朗斯在正常情况下无需担心英国政府。但这次不是正常情况，英国政府还在为虐待爱尔兰囚犯的问题遭受法国反对派报纸的狂轰滥炸，他们也许会考虑把这个共和主义者送回巴黎。逮捕的流言越传越盛，以至于一些记者已经提前准备好目击警察对国际工人协会会议进行突袭，但现实让他们失望了。〔115〕
在挑战面前退缩并非弗路朗斯所愿，所以他在被正式确定为密谋的嫌疑犯后3天，便返回法国，消失在了巴黎的反对派地下世界。〔116〕小燕妮很快放弃了对爱尔兰的强烈“忠诚”，她母亲说她从那时起“完全变成了‘法国人’”。〔117〕
有了新鲜的血液加入（包括马克思的女儿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开始在相互通信中把自己称为党的老人。马克思甚至开始自称“老尼克”，因为他的黑胡子已经开始变白。他们这一代人正在凋零，越来越多的伙伴死去——维尔特、魏德迈、拉萨尔和鲁普斯。最近，又加上了沙佩尔，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因为是否立刻发动革命问题与马克思发生分歧。马克思去病床前看了他，他们把认识的人的情况告诉了彼此，谈论他们躲过的一次次圈套——但最后一个，谁也无法躲掉。沙佩尔为了不让妻子伤心，用法语对马克思说：“我很快就要做一个新鬼了。”他在第二天死去。〔118〕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4年起便是最亲密的朋友，但从1850年开始，他们的友情主要依靠书信保持。1870年，恩格斯打算结束这种情况：他宣布要搬回伦敦。〔119〕马克思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感到高兴的。多年来，燕妮一直告诉恩格斯，他住得那么远实在遗憾，自己一个人很难约束马克思，她对“恩格斯夫人”也有了不同的态度。她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玛丽·白恩士（至少现存的没有），但对莉齐的态度好像完全不同。7月，她告诉恩格斯和莉齐，自己帮他们在摄政公园路122号找到了一处房子，距离莫丹那别墅只有大约10分钟路程。她说：“您知道，她到我们家来，我们全家将由衷地感到高兴。”〔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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