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9）死亡的阴影
但愿我最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
——卡尔·马克思〔1〕 |
1861年底，悲愁不止笼罩着马克思一家。摄政街、牛津街和伦敦其他商业中心区域的所有店铺和门柱以及整个英国的乡村，都系上了黑丝带。因为阿尔伯特亲王在12月死了，整个英国都陷入悲痛之中。〔2〕伦敦没有举行任何庆祝圣诞的活动；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称，庆祝将被视为叛逆。〔3〕失去了亲王后，公众也在担心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死后，女王退出了公众视线。曾经精力充沛、开明的英国女王陷入了茫然。〔4〕
与此同时，民众普遍认为英国可能会同美国开战。因为美国南方联盟派出的两名代表在搭乘英国“特伦特”号邮船前往欧洲为南方争取支持的途中，被北方军队抓获。该船违反了英国海上法，根据该法，中立船只战时不得载运交战国人员。〔5〕这在很多英国人看来是美国军队对英国主权船只的侵犯，就在英国政府就如何反应进行辩论时，伦敦的报童已经喊出报纸的头条标题“我们必须炮击纽约！”〔6〕
虽然英国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坚定，但政治上极为强大的英国棉纺商人担心美国废除奴隶制后，他们将失去低廉的棉花供应。〔7〕有批评者指责政府大臣试图以此事件为借口，介入美国内战，帮助南方的棉花寡头。〔8〕英国工人阶级站在了北方一边（他们将北方的胜利视为像自己一样的工人取得的民主胜利），很多人担心如果英国参战，社会结构将受到重大伤害，因为被招入伍参战的大多是反战最为强烈的人。〔9〕圣诞节过后，“特伦特”号事件得到解决。美国做出让步，同意释放两名南方代表——并非抓捕他们不合法，而是抓捕他们的船长未能履行适当的程序。〔10〕这一消息在1月8日出现在伦敦街头，并迅速传开。报社加班加点，印出三期晚间增刊。在刺骨的寒风中，民众聚集在新闻处外面，等着看最新的报道张贴出来——标题的油墨还是湿的。〔11〕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和讨论着美国内战的进展，如同他们本人就坐在华盛顿，听着大炮在波托马克河两岸轰鸣。很多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加入了战争，魏德迈和他们的老对手维利希都加入了北军，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却加入了南军。〔12〕马克思将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基本的形式，他和恩格斯都认为消灭奴隶制将是朝着世界革命迈出的一大步。〔13〕但同时，战争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直接影响。棉花价格飞涨，导致恩格斯工厂的利润降低。马克思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获得的稿酬很快减少了一半，接着是三分之二。〔14〕最终《纽约每日论坛报》在3月写信说，以后不再需要伦敦撰稿人投稿。〔15〕
马克思家的经济一直如此糟糕，根本谈不上什么时候算危机。马克思挣钱、借钱、躲债，就这样带着一家人熬过一年又一年。在刻薄的人看来，他12年来不断向恩格斯要钱无异于专业乞讨。但恩格斯不这样看。他觉得自己挣的钱属于共产主义，换言之，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马克思和其他有需要的“党”内战友。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不是白拿钱，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推进党的目标。如果出现延迟，或者马克思的效率欠佳，恩格斯会感到沮丧，但不会因此不愿再出钱。但美国内战让恩格斯也没了办法。爆发的时间太不巧了，马克思刚刚把最后的办法都用过了——把自己装扮成手头一时紧张的成功作家，才终于从他那个极为实际的商人姨父手里弄到一些钱，短期内不可能再找他了。
1862年，恩格斯的公司接不到订单，开工时间只得减半。他担心如果美国内战不尽快结束，自己一年的收入恐怕都不会超过100英镑，比他每年寄给马克思家的还少。春天，他告诉马克思说，自己在7月之前都很难帮上忙。〔16〕总结一番形势之后，恩格斯简单直接地告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你想一想吧。〔17〕
小燕妮这年18岁，可远算不上健康。她在过去一年间瘦了很多，部分是因为贫困，还有沮丧。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该再依靠父母。对同龄人而言，这意味着嫁人，但她还不想这样做。〔18〕她背着父母找到一个演员出身的美国戏剧老师，看能不能在舞台上找到事做。但还没等有任何结果，她便病倒了。〔19〕马克思知道了这件事，他自责说她的病和做出这样轻率的决定都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顿带来的“压力和……屈辱”。他告诉恩格斯说：“面对所有这些，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20〕
恩格斯虽然没有寄钱，但寄来8瓶波尔多酒、4瓶1846年陈莱茵酒和2瓶雪莉酒。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开始想办法减少开支，寻找挣钱的途径。为了减少开支，恩格斯搬去了玛丽和莉齐住的房子，但出于身份，城里的住处还得保留着。〔21〕马克思让燕妮去当铺试试运气，一家人把能当的全当了，包括孩子们的物件和以及琳蘅和玛丽安娜的东西，甚至包括靴子和鞋子。〔22〕
在经济状况出现曙光之前，马克思只得“消失”一段时间，躲避煤气公司（已经威胁要停止供气）、钢琴老师（“一个很粗鲁的家伙”）、学费（“尽一切努力不让孩子们受耻笑”）和其他各种“魔鬼”。〔23〕燕妮告诉上门讨账的人，丈夫不在家，自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马克思离家前，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要隐藏起来，但没有说具体要怎么伪装，以免被人发现。〔24〕
不巧的是，伦敦在1862年5月再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而且像首次举办时一样，再次吸引了众多欧洲参观者。〔25〕拉萨尔说，要在7月来伦敦，他打算住到格拉弗顿坊，显然在期待马克思像去年他在柏林招待马克思一样在伦敦招待他。〔26〕马克思连养活自己家人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招待像拉萨尔那样喜欢吃鹿肉和冰激凌的人。〔27〕虽然他7个星期以来一个铜子都没挣到，却无法拒绝拉萨尔的要求。马克思继续向恩格斯诉苦。“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们由于目前处境而忍受的屈辱、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对可怜的孩子们特别感到心疼，因为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展览季节，她们的熟人都在尽情游玩，而她们却只怕有人来，会看到这种寒碜景象。”〔28〕
7月9日，拉萨尔抵达伦敦，说要呆上几个星期。〔29〕从一开始，马克思一家就被这位自认为身处历史事件中心的37岁律师的光芒给吓到了。他姿态夸张，假着嗓子高声阔谈，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30〕燕妮说，他的吵嚷声把邻居们都惊动了。燕妮回忆说，他还向困惑的听众们提出过一个典型的拉萨尔式问题：“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古埃及专家，还是作为一个多才多能的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士兵，来让世界震惊呢？”〔31〕这还不够，他还把自己想象成唐璜。〔32〕马克思家的女人们倒是被他震惊了，一家人觉得他是贪吃的好色之徒，是伪装成理想家的普里阿普斯。〔33〕
在伦敦期间，拉萨尔极为铺张，他还毫不在乎地说自己在之前一次投机买卖中损失了750英镑。但他一点钱都不想借给马克思，〔34〕相反，他问马克思和燕妮愿不愿意把其中一个女儿送去柏林给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当“女伴”。恼怒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要不是我处于这种绝境，要不是痛恨这个暴发户炫耀他的钱包，他倒会使我非常开心的。一年不见，他完全发疯了。”〔35〕
听着拉萨尔高谈阔论数周之后，马克思和燕妮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决定取笑他的计划，让自己开心一些，马克思说这使得拉萨尔大为生气。“他大嚷大叫、暴跳如雷，最后则确信，我太'抽象’，不懂政治。”〔36〕燕妮说拉萨尔发现他们居然不赞同他这样伟大的人物，很快就离开了。〔37〕但他离开前，还发生了一点插曲。马克思一直不想让这位自己并不欢迎的客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窘境，但在拉萨尔离开那天，房东来了称自己不会再忍受拖欠房租，如果无法尽快拿到钱，他就派经理人来卖掉马克思家的所有东西。同一天，马克思还接到催缴税费的通知和零售商人要账的信，他们威胁说拿不到钱，就不再向马克思家提供任何东西，并且还要起诉他。马克思怀疑这些人都认识房东，所以才在同一天进行催逼。
秘密既已泄漏，马克思只得放下脸面，向拉萨尔吐露了一切。拉萨尔表示同情，但他说自己手头也紧，只能等到1月时给马克思15英镑。但他同时许诺，马克思可以用他的名义作保，向其他人借钱。〔38〕
马克思向恩格斯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恩格斯表示同情，但他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日益糟糕，虽然还没到把靴子拿去当的地步。恩格斯说养马花了15英镑，裁缝、鞋匠、衬衫和雪茄的花费有25英镑，但最大的花费还是来自马克思：60英镑——直接寄给他或帮他付了账。〔38〕但他让马克思放心，他不会丢下他不管。“我相信只要能办到，我们今后还是要互相帮助的，完全不在于谁在某个时候是‘榨取者’还是‘被榨取者’，这种角色是会调换的。”〔40〕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采取一些“财政行动”，从家里搞点钱，或者尽快把书写完，这样也能获得70英镑的收入。〔41〕此间，恩格斯在上个季度已经支援马克思的钱之外，又通过以拉萨尔的名义作为还款担保，〔42〕费尽周折帮马克思搞到了60英镑。这使得拉萨尔极为恼怒，或许他已经忘记当初给马克思的承诺，或许马克思故意曲解了他的意思。无论如何，他们借到了钱，至于拉萨尔做何感想，他们也顾不上了。〔43〕
马克思用这些钱打发了逼得最凶的债主，然后在8月底把家眷送去了兰兹格特海滨，因为小燕妮的病一直没有好，这让马克思极为担心。一年来，她体重不断减轻，还开始不断咳嗽，这说明不是感冒那么简单。〔44〕“这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孩子，”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但她在这里却受到双重痛苦。首先是肉体上的；其次是家中的烦恼严重地影响了她。”〔45〕这期间，马克思又去荷兰找了他的姨父，但发现菲利普斯不在荷兰。他便返回特里尔看望母亲，但她仍像以前一样，不愿帮忙。马克思无功而返，甚至回来时比出发的时候还穷，不过，与南尼达的又一次见面应该让他感到高兴。〔46〕通过她，马克思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她印象中的样子：一个文雅的哲人和作家；而不是现实中的自己：一个连家人都养活不了的到处躲藏的穷鬼。
马克思形容自己“坐在火药桶上”。9月回到伦敦后，他决定迈出之前从未考虑过的一步：找份工作。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在1863年初可能去英国一个铁路营业所工作，现在两个人都要被“榨取”了。〔47〕美国内战看来很难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快速结束，这场在美国战场上不断夺走生命的战争，也快要夺走英国棉纺业的生命。恩格斯说，截至1862年秋天，棉纺织品的价格上涨了5倍。已经习惯于货足价低的消费者自然不肯接受如此高的价格。〔48〕到了11月，恩格斯说，自己“囊空如洗”了。〔49〕
马克思通过报纸和在大英博物馆（现在是由劳拉陪着）借阅政府文件，〔50〕了解美国内战的进展。他也去一家美国咖啡馆阅读美国报纸（南方和北方报纸都看），因为他觉得英国报刊在报道战争走向时有所取舍。〔51〕
随着战争的进行，马克思对林肯的崇拜不断增加，他称他是“史册上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马克思认为，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宣言”）虽然充满律师式的词句，却无疑是“联邦成立以来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林肯的风格虽不激昂，却比欧洲领袖们仪式性的表演更有力量。“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如此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上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52〕马克思说，此时的美国“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意义”。〔53〕
马克思没能得到铁路营业所的工作，因为他的字迹太潦草。恩格斯在夏天为他筹来的60英镑已经用完，可新年的到来要花更多的钱，尤其是1月就要交房租。〔54〕12月，马克思在让燕妮去巴黎，跟“文学圈”的朋友谈书的出版事宜，并找一个落魄时受过他们帮助的银行家。但旅途从一开始就多灾多难，如果少一些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有点搞笑。
燕妮乘坐的船遇上了强风暴，经过剧烈的颠簸，她总算到了巴黎坐上火车去找那位银行家朋友，但火车发动机又出了故障晚了两个小时。接下来她乘坐的马车又翻了车。〔55〕等她总算到了银行家家里，却发现他在自己到的前一天患了严重的中风。结果，她在巴黎唯一的收获是一个报人朋友的许诺：马克思的经济学第二分册出版后，他协助出版法文版。
坏运气还没完，回到伦敦后，燕妮乘坐的马车和另一辆马车相撞，她只得下车，雇了两个男孩子帮她拿着行李和在巴黎买的圣诞礼物，在雨雪和泥泞中一路步行回家。期盼着家人热情问候的燕妮进屋后，却发现房子里一片静寂，原来琳蘅的妹妹玛丽安娜在两个小时前因为风湿热去世了。她写信给朋友说：“小燕妮和劳拉一脸苍白和无助地走向我，小杜西满脸泪水。……你可以想象海伦妮的悲伤，她们姐妹的感情是那么好。”〔56〕
圣诞节前夜，玛丽安娜在马克思家装殓入棺，三天后下葬。〔57〕这个圣诞节，没有圣诞树、没有果肉布丁、没有圣诞装饰，只有一具黑色棺木一直放在前厅。燕妮说“全家人都沉默而悲伤”。〔58〕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他都表现得极其以自我为中心。即便面对最深爱的人，他有时也会无视他们的感受和需要。1863年1月便是如此。1月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的伴侣和爱人玛丽·白恩士死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去睡了，当莉齐在12点左右准备上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非常突然：不是心脏病就是脑溢血。……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以她整个的心灵爱着我。”〔59〕
第二天，马克思便回了信，但他只在开头两行讲到玛丽，表达了自己的意外和震惊。接下来，他用31行文字描述自己的经济困难——或许，他是在采用“顺势疗法”，用“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以此向恩格斯挚爱的伴侣致哀。或许，他希望恩格斯能从自己相似的情感中找到慰藉，他说：“相比玛丽，为什么不是我的母亲呢，她也一身是病，反正现在过得很痛苦，而且也算长寿了？”〔60〕
恩格斯过了将近一周才给马克思回信，信里充斥着令人胆寒的普鲁士命令式语调。“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冷冰冰的态度，使我不可能早些回信给你。我的一切朋友，在这个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悉听尊便吧！”〔61〕
11天后，马克思写了一封忏悔的信，努力挽回自己在最尊敬也最需要的人心中的形象。他基本上把自己的冰冷都责怪到了燕妮头上。他说，那天接到玛丽去世的消息，房东的经理人正好登门。孩子们都没有去学校，因为没钱交学费，而且她们也没有能穿得出去的衣服。他说燕妮非让自己把这些苦难都告诉他，而且信一发出去他就后悔了。他还说，恩格斯的第二封信让他看清了事实，他打算采取数月前就已经想过的办法，就是马克思宣告破产，让两个大女儿出去做家庭教师，琳蘅去其他家做事，自己带着燕妮和杜西搬去政府提供的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时运不济时就在那里住过。〔62〕
恩格斯原谅了马克思。他像燕妮、琳蘅和其他无数人一样，知道马克思的缺点。他也像她们一样，深爱着马克思，不会让这些缺点掩盖马克思的优秀品质——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爱和忠诚（虽然恩格斯在这样的时候还能想着这些着实不易）。恩格斯与燕妮、琳蘅一样，都认为有责任保护马克思，期待他的伟大。他对马克思说，虽然马克思对玛丽去世最初的反应让他无法释怀，但他还是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的死使我深为悲恸。我觉得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久的和最好的朋友。”接下来，恩格斯想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把一张支付给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票据，改成了支付给马克思，从而给马克思寄去100英镑，让他们不用搬家，孩子们也可以继续上学。他说自己正在试着学斯拉夫语，想以此让自己忘记伤痛，“但孤独我实在忍受不了”。（63）
1863年冬天，马克思家的生活依旧艰难。4月，小燕妮又病了，燕妮也在卧病在床，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很可能是天花的后遗症），〔64〕马克思的肝病也发作了，而且比之前更加严重。但他仍坚持撰写经济学书稿，并在5月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会把这本“倒霉的书”誊清后，带到德国去找出版商。〔65〕他说，第二分册将比第一分册“百分之百更容易理解”。〔66〕他说，自己这段时间没有在家工作，而是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大英博物馆，避开上门的讨债声。恩格斯也许是从马克思的描述中听到了求助的声音，便给马克思弄到一些钱，让他还了债。〔67〕加上燕妮在德国的一个朋友的帮助，马克思家的女人们终于又得以到海边度了一次假。〔68〕
琳蘅回德国照料一个生病的姐妹期间，她们只能自己料理家务。劳拉是个很有天分的厨师，她做的馅饼、蛋糕和酱汁都非常漂亮，小燕妮负责打扫，燕妮负责洗衣服，她不想女儿们的双手受到损伤。她们还用到了燕妮所说的“洗衣坊”：经过染色、翻转和打补丁，穿久磨破的衣服也能变得像新的一样。〔69〕（但这并非总是成功，小杜西去年就曾因为一顶自制帽子的样子太奇怪，而遭到邻居小孩嘲弄。）〔70〕
女孩子们已经开始社会生活，必须穿得体面些了。（燕妮告诉朋友说，孩子们没有一点虚荣心，这让她暗暗感到奇怪，“尤其是与她们的母亲年轻时相比较”。）〔71〕燕妮想，以后登门的朋友中肯定有年轻人，给客人留下好印象自然就极为重要，虽然女儿们好像还没有嫁人的想法。
劳拉已经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与曾经让特里尔城倾倒的母亲一样，拥有淡褐色的秀发和碧蓝的眼睛。她具有穷人家的孩子不具有的矜持和高贵。她骄傲、自重，但不傲慢，在写作和语言方面极有天分。她在厨房和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一样舒适自在，在舞场上能翩然起舞，在大海里能从容游泳。在三个女孩中间，她显得最为可爱。〔72〕她有个绰号叫卡卡杜，出自一本小说中的一名时尚裁缝，因为她是马克思家的女人中最会穿衣打扮的。〔73〕小燕妮则更加复杂，作为最年长的女儿，她迫切地想要为家庭承担得更多。她像中产阶级家的男孩一样长大，愿意面对挑战。她很可爱，但不如劳拉那样美丽。她个头高挑，线条优美，但五官不如妹妹那样匀称，母亲说她的鼻子不够翘。〔74〕
虽然外形不同，但小燕妮和劳拉还是相似之处更多，她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从小时候开始，她们便分享彼此对家庭的想象。长大后，她们才发现想象与朋友们所处的社会千差万别，在父母注意不到的细微之处，她们相互扶持。（比如，小燕妮生病时，琳蘅、燕妮和马克思都忙着给她弄吃的或者喂药，劳拉却每天给她写一首诗，振奋她的精神。〔75〕她知道，姐姐的症状虽然是身体上的，但根源却是精神上的。）两个年轻的女孩相互依靠着度过了家里无数黑暗的时刻，现在依然彼此依靠。
琳蘅回来后，马克思家的女眷们去黑斯廷斯住了四周，她们租的公寓有三面大窗户和一个花园。但最吸引她们的还是大海。燕妮带着孩子们划船、游泳、吃牡蛎，在一名议员家的花园里看烟火、爬山，直到小燕妮的脸颊终于又红润起来。〔76〕回到伦敦后，她们发现离家期间，马克思的书有了重大进展——手稿已经有700多页，燕妮告诉朋友说，这本书会“像炸弹一样降落”在德国土地上。〔77〕
就在一切看似终于走上正轨之际，马克思的工作又被打断了。他长了两个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后背。后背上的大得吓人，长成了拳头大小的痈。（7B）医生将病因归咎为卫生状况不佳和体质太差，但燕妮觉得是马克思在之前几个月里工作太过拼命，“抽的烟是平时的两倍，用的各种药丸是平时的三倍”。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她表达了沮丧之情：“这本不幸的书好像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像做着一个噩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79〕这期间马克思疼痛难忍，只能卧床休息。
医生让家人每隔两小时给马克思换一次热压布，并让马克思尽量增加饮食。马克思对吃的从来没多大兴趣，但酒精有助于缓解疼痛。接下来的两周里，他每天喝一夸脱半黑啤、三四杯波尔图酒和半瓶波尔多酒。燕妮每天夜里守在马克思床边，或者睡在地上，却没有累倒，反而是帮忙的琳蘅因为辛苦和担心，病了。〔80〕
11月底，马克思接到德国来信，他母亲去世了，这时他才刚刚能每天下床走上半个小时。〔81〕（她很早以前就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时间——11月30日下午4点，正是她结婚时的日期和时辰。）〔82〕马克思虽然身体尚虚，但他必须回特里尔去。他带着两大瓶药上路了，虽然后背仍在流脓，但他相信路上总能遇到愿意帮他换药的“好心人”。〔83〕
马克思顺利抵达了特里尔，但发现母亲的事情到荷兰才能解决。遗嘱的情况比较乱，姨父莱昂是两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马克思在特里尔停留时，也许是感伤于母亲的离世或者自己的病痛，他寄给燕妮一封爱意绵绵的信。在信中他试图抹去多年来的痛苦，好像所有的悲伤从未发生，他们又回到了身在莱茵省的年轻时代。1863年12月15日，他写道：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恰恰相反，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84〕
几天后马克思从特里尔启程去了荷兰。在荷兰期间，他的背上又长了一个痈——正好长在之前的那个下面。他再次被病痛折磨，他觉得自己在1月前恐怕都回不了伦敦了。他告诉恩格斯说他的姨父亲自给他糊药，他的可爱而伶俐的表妹、27岁的南尼达“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和照顾我”。〔85〕
虽要忍受疼痛，但马克思至少吃得好、住得暖，燕妮和孩子们却只能再次依靠恩格斯。冰柱从窗外垂下，一家人需要大量的煤，才能让屋里暖和起来。〔86〕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过冬时每处房子都要在地窖储存一吨煤才能够用，如果储存得不够，临时需要时再用马车往家里拉，只会带来又一笔费用。
圣诞期间，马克思没有给燕妮写信。新年后，燕妮主动写信给马克思，结束两人长达8天的信荒。她有些狡猾地说，如果不是他在荷兰过得很舒适、被照顾得很好，自己在节日里肯定会觉得“非常非常孤单”。接着，她描述了她们在伦敦的节日是多么黯淡，马克思肯定会意识到她在说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孤单。燕妮说，家里既没有圣诞树也没有装饰，小燕妮和劳拉为了让杜西高兴起来，给20多个玩偶穿上了不同的服装——她们还把杜西的一缕头发粘在一个玩偶的下巴上，把玩偶打扮成一个中国老人。房东没有来讨债，因为他知道马克思不在家，而且他和周围“相关的邻居们”都知道马克思病了。但节日一结束，房东便再次登门。
欢乐的时刻也是有的。新年夜时，她们在家里招待了法国人洛里默斯一家。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迎接新年钟声的到来，客人们一直待到夜里2点才离开。但最大的惊喜来自鲁普斯，他给了孩子们3英镑，她们用这些钱请全家人去了剧院。燕妮说这个夜晚让“悲剧演员”小燕妮非常开心，大家一起坐出租马车回的家。她说，所有人都非常开心，但从她的语调中看出，“所有人”不包括她自己。在信尾，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送上一千个吻，而是写道：“再见了，老家伙！希望早些收到你的信。”〔87〕2月，马克思仍没有回到伦敦，燕妮更加失望。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毫不遮掩地描述了自己的情绪：“离他如此遥远，被担心和焦虑折磨着，长期病痛带来的高昂费用和债务如山一般压在身上……我们孤独地坐在家里，悲伤着，希望渺茫”。〔88〕这期间，燕妮度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只有女儿们陪在身边，加上伦敦创纪录的严寒，她的心情更加孤寂，真的有了被遗弃的感觉。〔89〕
燕妮把这段时间看作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之一。马克思虽然又长了豆子般大小的疖和高尔夫球般大小的痈，又是疼痛又是高烧，他却告诉他的姨父说，在荷兰度过的两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片段。〔90〕马克思在2月19日回到伦敦，〔91〕比离开时胖了些，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家里的女人们更加健康。
马克思从母亲的遗产中能够继承大概1000英镑（但无法马上全部拿到，而且要扣除大约300英镑的借款）。〔92〕他从中拿出一部分（像燕妮在1856年时一样），带一家人搬去了一处更好的地方。格拉弗顿坊虽然没有像第恩街一样总是带来死亡，却还是让他们磨难不断。一搬进去，一家人感受到的就是极端的孤寂、病痛和贫困，以至于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都受到了损害。
新住处位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离格拉弗顿坊不远，也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周围，却要好很多。〔93〕这是一座三层的郊外别墅，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房后有个花园，房前有处公园，客厅外侧还有一间温室。女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卧室，〔94〕杜西收养的动物（这时已经有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95〕也有了足够的空间。马克思选了一层面对公园的房间做书房，其他的空间就都归女人们了。燕妮相信一家人将在这里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里可以让女儿们自豪地向朋友们展示，可以让她一展自己所长，让家庭真正体面起来。
他们显然没有从格拉弗顿坊吸取教训，有钱租下房子并不意味着一直能供养得起，但马克思还是签了三年租约，每年租金高达65英镑。〔96〕一家人一如既往，高兴地跟着他跳进了新的更加昂贵的冒险当中。
4月底，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对鲁普斯的健康状况感到忧心。鲁普斯已经55岁了，饱受头痛的折磨，身体极为虚弱，医生却只是给他治疗脚上轻微的痛风。恩格斯找来另一名医生，但鲁普斯的病情继续恶化，症状有点像脑出血或脑膜炎。〔96〕马克思大为担忧，在5月3日去了曼彻斯特。6天后，他写信告诉燕妮，鲁普斯死了。从1844年他们与鲁普斯在布鲁塞尔相识，他便一直是他们如家人般忠诚的伙伴。马克思写道：“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完美的人。”〔98〕
第二天，他更加知道了鲁普斯是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鲁普斯生前一直在曼彻斯特做家庭教师，作为一个单身汉，除了喝酒，他花费很少，存下了大概1000英镑。他把这些钱在遗嘱中做了处理：留给恩格斯、他的医生和席勒协会（曼彻斯特一家德国人社交和文化俱乐部）各100英镑，剩下的钱加上所有书籍和物品都留给了马克思和燕妮。〔99〕
被鲁普斯的馈赠惊呆的马克思在葬礼上致了悼词，他哽咽着怀念这位真正的朋友。〔100〕鲁普斯的死对恩格斯打击尤为巨大，鲁普斯和玛丽一样，是他年轻时便结交的朋友，他不断提醒他，不能陷在“资产阶级的污秽”中而忘记伟大的斗争。他和鲁普斯几乎每天都见面，他悲伤地说：“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无价的战士。”〔101〕
恩格斯悲伤难抑，无法再留在曼彻斯特，马克思邀他前往伦敦。20年来，马克思家第一次照顾起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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