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五部分 从《资本论》到公社
30）流亡者的圣地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并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卡尔·马克思〔1〕 |
1864年，无论对马克思一家，还是对欧洲工人阶级都是改变的一年。恩格斯写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2〕19世纪60年代初，随着工人们目睹工业和金融利益控制着西欧政治制度，并将资本主义的触角延伸到欧洲各国广阔的殖民地，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仅英国而言，到60年代中期，下议院席位中有148席（总席位数的近四分之一）被铁路公司占据。资产阶级发现可以用金钱收买处于统治地位（很多已经在衰落）的贵族阶级，从而打开凭借政治和社会辩论无法打开的大门。〔3〕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尤为明显，在德国也变得愈加明显。
但地主阶级权力流失最为明显的国家不在西欧，而在俄国和美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敲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次年，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终结了美国的奴隶制。〔4〕这两件事意义重大，它们意味着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所有的欧洲和美国人为了获得工资（不论形式如何）而工作，再也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允许任何人强迫他人违背意愿毫无报酬地为其工作。
很多企业家和自由主义者奔走相告，他们认为自己奠定了劳动自由的新时代，出力终结了过去很多残暴的做法。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领袖却认为，这个所谓的新自由对没有食物、没有钱、没受过教育、健康状况不佳的人而言没有多少意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自己“自由选择”为其工作的工业机器碾得粉碎。1862年因为革命活动被捕的俄国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民众没有必需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和法律的好处。他担心在俄国得到放任发展的自由主义，将演变为一种比封建制度更加恶劣的制度，因为它完全以私利为基础，不考虑任何社会保障（比如公共生活设施和土地），从而导致穷者、老者和弱者无所依靠。〔5〕很多欧洲和美国工人有同样的担心，在俄国，改变的现实将造就数代革命者。而在西欧和美国，造就的是工会和工人的政治组织。
在1830年和1848年的欧洲起义中，领导者大多是上层阶级中的进步成员和知识分子。但到19世纪60年代初，工人阶级的规模、力量和凝聚力都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工人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中间出现了更多的领袖，有了更多为工人权利而战的办法。他们的选择不再限于革命或投降；他们可以组织罢工或和平示威，或成立大规模的政治和行业组织。〔6〕他们冷静而决绝，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
在英国，工人以伦敦行业协会为名义实现了大规模聚集，这是自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失败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组织的尝试。在德国，拉萨尔出版了小册子《工人纲领》。马克思虽然将其斥为《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但同时代的德国人还是将其视为朝着现代工人运动迈出的第一步。〔7〕在《纲领》的基础上，拉萨尔在1863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国，运动也在发展，但组织性稍差，部分是因为工业发展滞后，但即使组织性稍差，他们却有更多激情。
在这种背景下，1863年7月，欧洲工人在伦敦聚集支持波兰起义，这是1848年以来少有的革命运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被其控制的波兰看到了争取更大自由的机会。华沙民众连续两年进行和平抗议，要求允许波兰颁布宪法。但到1863年1月，他们仍未收到任何表示，民众在极其沮丧之下开始诉诸暴力。一向宣称拥护基本权利的西欧各国政府没有向波兰人伸出援手，但聚集在伦敦的工人决定不会袖手旁观。〔8〕工人代表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将于1864年9月在伦敦举行。〔9〕
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些聚会，马克思也通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为波兰人进行了募捐。但在1864年夏天，马克思基本上避开了政治活动。遗产给了他自由，让他可以把时间用来写书，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他说是受到恩格斯在这些方面知识的启发），跟着恩格斯踏足股票市场。〔10〕他告诉姨父说，自己一次投机就挣了400英镑，这个生意很合自己的胃口。“搞这种事情所用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11〕（这仍然是恩格斯的策略：10多年来，他一直在曼彻斯特把钱从他痛恨的工厂制度里转移出来资助他的朋友，让他的朋友可以摧毁这个制度。）
实际上，1864年夏天对马克思一家极为难得，他们舒心、自在。〔12〕燕妮去拍卖会给家里寻觅一些家具，女孩子们沉浸在装饰卧房的中产阶级情趣中。〔13〕小燕妮做了一面莎士比亚画廊，上面挂着莎士比亚和著名莎剧演员的图片，她的书架上放满最喜爱的戏剧。〔14〕她还接管了温室，这个被贫穷折磨得身体孱弱的年轻女孩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美丽的植物环绕过，她喜欢上了这里。〔15〕在莫丹那别墅安顿下来之后，马克思在7月中旬带着三个女儿去海边度了一次假。一年前，伦敦和兰兹格特之间新开了一条火车线路，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乘客从烟雾缭绕的首都直接送到东南方向的海边。
盛夏的兰兹格特沙滩很快变得像圣诞节时的牛津街一样，挤满伦敦人。沙滩上，长裙飘飘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休憩，衣着讲究的男人们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散步。这里有各种活动让游人消遣——杂技、舞蹈和歌曲。〔16〕马克思家的女孩子们第一次可以放松心情，不计花费，融入社交生活中去。之前马克思又长了一个痈，使得他不得不卧床很久，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恢复。
这期间，留在伦敦的燕妮也在享受这种她原本以为再也享受不到的生活。在写给马克思和女儿们的信中，她说自己在新家里也不用忍受炎热，因为她可以从一个房间换到另一个房间，躲避太阳。她做了80坛果冻和果酱，邀请朋友来吃盛大的晚餐，喝了很多啤酒，穿着被她称为“最好的衣服”（假钻石和一件白色大衣）出去参加晚宴。马克思和女孩子们从兰兹格特回来后，燕妮独自一人去布莱顿一个朋友家“借住”。〔17〕自从20年前嫁给马克思以来，这个夏天是她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夏天。唯一的顾虑是马克思提醒她不要随意使用印着“燕妮·马克思夫人，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女爵”的名片，因为马克思在布莱顿的敌人可能会以此攻击他。〔18〕但这与他们之前经受的伤痛和屈辱相比，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这年夏天，燕妮在布莱顿照了一张照片，她的脸上已经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19〕她看着轻松、美丽、优雅，就像一个一直在轻松享乐的女人。短短几个月，一家人的运气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恩格斯的运气也在变化，44岁的他成为欧门一恩格斯公司的完全合伙人，虽然棉纺市场尚在混乱之中，但财富已经在向他招手。〔20〕他和莉齐·白恩士搬去了一处大一些的房子。已经37岁的莉齐，从少女时起便跟着恩格斯和姐姐玛丽一起生活。这期间，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勇敢的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把她的家变成了新爱尔兰反抗英国激进分子芬尼亚会成员的安全屋。〔21〕她的房子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掩护，因为房子地处曼彻斯特爱尔兰人聚集区以外，而且在玛丽死后，她已经成为恩格斯的“妻子”。
9月，弗莱里格拉特传给马克思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拉萨尔在日内瓦中枪死了。拉萨尔的朋友说，他爱上了一个已经订了婚的19岁姑娘，她的未婚夫是一位罗马尼亚贵族，向拉萨尔提出决斗。〔22〕拉萨尔不是这个被描述为“伪国君”和“骗子”的人的对手，下腹中枪，死得缓慢而痛苦。〔23〕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嘲笑起拉萨尔时毫不留情，但这件事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马克思。拉萨尔正处在事业顶峰，他已经成为德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虽然有传言称他暗地里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商谈结盟，但他对德国工人事业的推动远比任何人出色。〔24〕马克思写信到布莱顿告诉燕妮这一消息说：“拉萨尔总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25〕几天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26〕
以前，每当马克思周围的队伍遭受损失，就会有援兵补充进来。这一次同样如此，在他写信给恩格斯两周后，流亡伦敦的法国人勒·吕贝邀请他于9月28日代表德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虽然马克思没有参加1863年的那次会议，但直觉告诉他，这次在圣马丁堂举行的集会将非常重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拒绝，而是同意了。〔27〕
到目前为止，欧洲工人只是建立了一些地区或国家性组织，为劳动权利而战，但这种区域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各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国家间几乎所有的商业壁垒，使得贸易从1850年到60年代末期增长了260%。〔28〕工业也已跨过国界，各国安全部队也不再将国界视为打击反政府运动的阻碍。在这种环境下，聚集在伦敦的工人一致同意，必须通过国际协作才能对付这些挑战。
事实证明，这次集会远比组织者设想的更加成功。参加者包括伦敦行业协会的英国工人，与朱塞佩·马志尼结盟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波兰的爱国者，还有代表德国的马克思和他的裁缝朋友格奥尔格·埃卡留斯〔29〕（有作家把这次集会称为激进公民的联合国大会。）〔30〕与会者同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总部设在伦敦，联系和组织欧洲及美国的工人团体。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协会的章程原则和宣言，马克思是委员会成员。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急需选出新主席。李卜克内西问马克思愿不愿意担任，其他成员也请他推荐人选。很奇怪这些身在德国的人，居然向伦敦的马克思寻求意见和指导。〔31〕近15年来，他未曾参与过任何德国的政治运动，除了销量不佳、未能产生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也没出版过什么著作。倒是卡尔·福格特的那本攻击他的小册子销量甚广、多次重印，让他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和知名度。
马克思回复李卜克内西说，自己不能在普鲁士居住（恢复国籍的申请被拒了），无法担任这个职务。但马克思觉得把这作为一个策略也不错，所以他重新打开政治棋盘，他指示另一名联合会成员说，如果自己真的当选，也是不错的选择。他到时可以公开说明自己不能接受的原因，这样也将有助于扩大国际工人协会的声望。〔32〕马克思最终没有当选，但他走出了无人关注的状态，正好在需要为国际工人协会招募力量的时刻，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领袖及重要理论家。
10月底，马克思拿到了自己未参加的委员会会议起草的宣言和规章。他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老对手马志尼搞出的那一套陈腔滥调，模糊又不切实际。但他为避免引发争执，没有直接动手修改，而是采取了一个他在科隆时对付书报检查官的策略：把其他委员会成员拖垮。他把大家召集到家里开会，然后引着他们谈些细微末节的问题，直到夜里一点，大家都觉得应该休息了，便都告辞而去，把草稿留给马克思下次继续讨论。但他们休息的时候，马克思仍在工作。他一个人坐在宽敞的书房里，写出了《告工人阶级书》，把马志尼的那一套宣言弃之如敝履，把40条章程压缩为10条。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时，所有成员一致接受了马克思的修改（觉得总算解脱了），只要求他加上两小句话。〔33〕
马克思的《告工人阶级书》长达10页，可谓经典之作。他回顾了他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历险”过程，描述了他们面对困境时取得的成就。1848年以来，欧洲各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他写道，但同时，这个商业进步的新纪元使得“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从这个角度，他说，工人阶级已经带着新的力量站了起来。他高度赞扬赢得十小时工作日的英国工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他同时说，只有当各国工人肩并肩一起为了解放而共同奋斗（也只有他们能实现解放），他们才能成功地击败统治阶级，赢得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收益的权利。他说，正是这个信念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协会不仅主张工人的权利，还主张公正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工人绝不应该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在战争中对抗和牺牲只会为资本主义带来好处。全文以熟悉的口号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4〕
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和这篇宣言的影响，如何赞誉都不为过，虽然在当时真正知道这一组织成立的人并不多。马克思的宣言成为新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数周内，这篇文章不断在欧洲各反对派报纸刊登，甚至远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正在等待出发打击南军的魏德迈和其他北军士兵也读到了这篇文章。〔35〕
协会成立后，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家成了“流亡者的圣地”。最先来访的包括马克思已经16年未见的米哈伊尔·巴枯宁。〔36〕此时的巴枯宁在一代代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更加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中间，已经是近乎传奇的人物。〔37〕
1849年在德累斯顿（他提议到市政厅进行自杀式袭击）被捕后，巴枯宁以叛逆罪被判处死刑。6个月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被移交给奥地利政府，并被关入监狱，用铁链锁在墙上。1851年5月，军事法庭认定他犯有叛逆罪，判处将他吊死，但在同一天，死刑又改成了无期徒刑，并把他移交给俄国，关入圣彼得堡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要塞。由于受到数年的监禁和折磨（尤其是在俄国被关期间），他的牙齿掉落了，原本强壮的肌肉松弛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让女人着迷、让男人效忠的人了。〔38〕他的力量被消耗了，信仰也一样。〔39〕1858年，经过他母亲的努力，沙皇同意给他两个选择：继续待在监狱；或者去西伯利亚度过余生，条件是签署一份文件乞求沙皇释放他。他签了文件，被押送着踏上向东的长途跋涉。〔40〕在西伯利亚，巴枯宁娶了一名波兰商人的18岁女儿安东尼娅。〔41〕三年后的1861年，他离开妻子，逃离西伯利亚，先后在俄国海岸和日本坐船，到过旧金山和纽约，终于在12月27日他来到了英国利物浦，之后来到伦敦，投奔俄国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42〕
1849年以来，巴枯宁实际上已经淡出这个世界，他的政治思想没有变化。他没有经历那个让他的同伴成熟和冷静的过程，所以随着他的精力恢复，他在德累斯顿街垒上展示过的战斗热情也回来了。他不认规律，只认行动。赫尔岑说：“已经50岁的他仍是当年那个流浪的学生，那个（巴黎时的）不羁的流浪汉，不理会明天，蔑视金钱，有钱的时候就四处乱花，没有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地四处借钱。”〔43〕马克思把他描述为“一个怪物，长了一大堆肉和油”，他体重达到280磅，走路都困难。〔44〕
马克思是通过裁缝列斯纳知道巴枯宁在伦敦的，巴枯宁正打算离开英国，去意大利，因此找列斯纳帮他做一些衣服。〔45〕马克思想着巴枯宁到意大利后，也许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制衡马志尼的影响，便邀请他上门做客。〔46〕在带着安东尼娅（后来在伦敦找到了巴枯宁）前往佛罗伦萨的前一天晚上，巴枯宁拖着庞大的身躯挤进了马克思家的门，他戴的帽子太小，只能歪着戴在一边。〔47〕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的关系都很紧张。但对于他们这次在伦敦见面，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巴枯宁一如既往地带着孤注一掷的激情，答应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协会。〔48〕
如果马克思能早些意识到巴枯宁的忠诚只会给自己带来威胁而不是支持，未来也就能省去很多麻烦了。正如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所写，马克思的梦想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巴枯宁却是毁灭的大师，他的梦想是把社会毁灭，在灰烬的基础上重新建造。〔49〕
马克思一家多年的孤寂终于结束，他再次积极投身于政治。他的经济学著作就快完成了，但不再是原本要由敦克尔出版的系列中的一个分册。它已经自成一本书，叫作《资本论》。女孩子们也不再让自己处在孤独当中。1864年10月，家里举办了第一次舞会——至少燕妮是这样描述的，因为按照英国标准，舞会应该有数百人参加，而他们只邀请了50位客人。〔50〕虽然此时离舞会流行的“季节”已经很久，但这并未影响马克思一家人的心情和准备。〔51〕请柬是这样写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马克思夫人，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在1864年10月12日参加他们在位于伦敦西北部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的住处举办的舞会。〔52〕
燕妮告诉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说，女孩子们经常受到邀请参加这样的聚会，却从来无法答谢，出于尴尬，后来便不再参加了。这次舞会必须足够壮观、足够奢华，才能弥补数年来对女儿们的亏欠。她们一直把自己置身于社交生活之外，担心朋友们发现她们的“博士”父亲原来是革命者，而且她们的生活原来如此穷困。楼上的客厅用于演奏音乐和跳舞，楼下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透过巨大的窗户，路人能够一瞥屋内50名年轻男女穿着得体的晚礼服，在煤气灯光和烛光的映照下，翩翩起舞。骄傲的父母和琳蘅也加入了进来。马克思喜欢跳舞，女儿们的朋友都是他最喜欢的舞伴。社交活动的评判专家燕妮评价这次舞会“非常绚烂”和“极为成功”。剩下的食物足够第二天给杜西的朋友们举行一次儿童聚会。〔53〕
在这关键的一年里，最后的一幕是亚伯拉罕·林肯成功连任美国总统。马克思非常兴奋地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给林肯写了一封祝贺信：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54〕
林肯通过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回了信，这使得马克思极为兴奋（他之后数月不断在信中提及此事）。〔55〕亚当斯说林肯对美国公民和全世界人民给予他的信任“感到诚惶诚恐，一定证明自己不辜负这份信任”。
各民族不应只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应该通过友善的交流和互相学习，谋求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正是基于此，联邦认为目前与维护奴隶制的暴徒展开的斗争是为了人性而战的事业，欧洲工人的证言给了联邦新的力量——美国的国民态度得到了他们的开明的支持和真挚的同情。〔56〕
劳拉成了父亲在大英博物馆的专职助手——他身体好的时候，就陪他一起走到大罗素街，他身体不佳时，她便自己前往。〔57〕事实上，这个19岁的姑娘每天都去博物馆阅览室，她一头红褐色的长发，穿着裁剪合身的衣服，腰部显得尤为纤细。想想她会在那些沉静的学者中间引起何等的轰动，实际上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一名爱慕者请求马克思家的一位朋友传话给劳拉。“告诉她，我每年挣350英镑，还有40英亩土地，我最近就去拜访她。我昨天经过她家门口了，但害怕她爸爸，没敢进去。”〔58〕柏林的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说一个年轻人看过劳拉的照片后，就爱上了她。〔59〕劳拉虽然比燕妮小，却更早盛开，而且她成熟的时间也很巧，正好是马克思重返党的政治之时：马克思家的女儿们一直以来见到的都是父亲的老友，但现在，新一代法国革命者开始出现在舞台上。
虽然1848年的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且国家倒退回了帝制，但法国的革命传统远未消亡。19世纪60年代中期，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将当年在街垒上战斗的前辈视为英雄。正如英国年轻人从小便对骑士精神感到神往，这些法国年轻人从小听着反抗的故事长大，骄傲地坚信，起义的精神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他们最为崇拜的人物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蒲鲁东和布朗基.他们——学生、报人、艺术家、律师、医生——在拉丁区会面，一边讨论这两位前辈的思想，一边喝酒、抽烟、吃饭（如果想得起来）。
沙尔·龙格便是想不起吃饭中的一个。他身材高挑、消瘦，胡须散乱，有人说他是“你能够遇到的最典型的放荡不羁的人”。〔60〕龙格出生于诺曼底一个古老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学习经典著作和法律，梦想着长大后在巴黎成为法律博士。但来到首都后，他便进入了讨论激进报纸、政治和蒲鲁东的圈子。他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是拉丁区的格拉瑟餐馆，他在这里与阿纳托尔·法朗士、沙尔·波德莱尔和乔治·克列孟梭等朋友见面。〔61〕他跟着克列孟梭在报纸上进行了第一次历险，结果受到了4个月监禁。〔62〕但他没有被吓倒，出狱后他便创办了报纸《左岸》，并使得该报迅速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报刊，〔53〕也是第一家刊登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法国报刊——要知道1847年以后，马克思的著作就再也未曾出现在法国。〔54〕1865年2月，即文章刊登后不久，刚刚年满26岁的龙格来到伦敦。
另一位年轻的同志也在同一个月来到伦敦（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但有学者对时间有争议），〔65〕他就是23岁的保尔·拉法格，一个在古巴出生的法国人，其家庭在加勒比拥有种植园。拉法格的种族反映了多样的岛屿文化：他既有黑人又有白人的血统，既是古巴人又是犹太人和法国人，他喜欢说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被压迫民族的血液。拉法格一家从古巴搬回法国后，安顿在了波尔多，他们在这里拥有葡萄园。保尔在1861年前往巴黎学习医学，却很快卷入了不断壮大的学生运动。〔66〕他和龙格通过《左岸》报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相识，他们虽然都极为坚定，但性情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走得很近，即便是数年后，他们都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
龙格没有记下自己对马克思的第一印象，但拉法格记下了。他回忆说，自己作为巴黎分部的信使来到莫丹那别墅时，马克思正忙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虽然患病在身〔67〕（马克思在2月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又长了痈），但还是热情地欢迎他——他对年轻人总是很热情。（拉法格提到马克思说过“我必须训练年轻人接班，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68〕拉法格说，迎接自己的不是那个政治煽动者，而是坐在书房里的理论家。〔59〕
书房在一楼，窗子很大，阳光充足，向外看去，能看到一处公园。窗户对面壁炉两侧的墙壁摆放着书架，架上满是书籍，报纸和手稿堆积在上面，已经快要够到屋顶。壁炉对面窗户一侧摆放着两张桌子，上面堆满报纸、书籍和纸张。屋子中间光线最充足的地方摆着一张简单的小书桌（两三英尺见方）和一把扶手木椅。〔70〕
这张小桌子便是马克思写作的地方。屋里还有一张皮沙发，供马克思下午小憩。壁炉上还摆放着书籍、雪茄、火柴、烟盒、镇纸，以及燕妮、恩格斯、鲁普斯和三个女儿的照片。
与马克思的首次见面让拉法格“印象深刻”。〔71〕但他和龙格在1865年的这次来访时间都很短暂。龙格回去继续经营《左岸》报，拉法格回去继续参加激进政治活动。
2月，女孩子们为母亲举办了一场晚会。燕妮的51岁生日极为热闹，完全不同于去年的凄凉，那时，她只能独自一人回想半个世纪的苦难，马克思却在荷兰被南尼达细心照顾着。1865年2月13日，10岁的杜西写信给“最亲爱的弗雷德里克”，问他能不能寄几瓶莱茵酒和波尔多酒来。“我们要自己准备晚会，不让妈妈插手，而且我们要举办得很盛大。”〔52〕恩格斯第二天便寄了一箱来。〔73〕
马克思家的女人们无忧无虑，男主人却说自己被病痛和国际工人协会“折磨得不得安宁”。〔54〕马克思每晚都要处理协会的事务，甚至直至凌晨，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却是协会的真正领袖。〔55〕随着众多工会组织整体加入，协会规模快速增长。4月，马克思告诉一名通信人说，仅英国便有12000人加入了协会。〔56〕
不巧的是，就在马克思刚刚签署出版两卷《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之后，他却要对协会肩负更多责任。1月，马克思委托朋友与汉堡出版商奥托·迈斯纳进行协商。〔77〕书稿还没有准备好，但马克思从1861年以来就已经把理论理清，他相信只需把语言润色一下，就可以把这部从1851年（即便算不上1844年）便开始努力的著作出版。〔58〕恩格斯非常兴奋，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这件事要赶快做。目前的时机对出书很有利，而我们的名字又一次得到了公众的尊敬。……不要放过时机，这在效果上有很大的不同。”〔79〕
迈斯纳要求在5月底拿到书稿，并承诺在10月出版。马克思哪头都不想放下，他让小燕妮在协会给自己担任秘书，因为她比劳拉懂得的语言更多，让劳拉帮自己进行研究，燕妮和琳蘅照料家务。〔80〕但这样仍然无法赶上进度。〔51〕5月，在本应把书稿交给出版商的时候，他告诉恩格斯说：“希望我的书（尽管多次间断）能在9月1日以前彻底完工。”〔82〕
间断的原因多种多样。4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对林肯被刺的报道让他陷入震惊，虽然此时已经是事件发生12天后。〔83〕马克思称，刺杀行为是南方各州所能做的“最大的蠢事”。〔54〕像写信祝贺林肯获得连任一样，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写了一封信给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以优美和激愤的语言缅怀林肯。马克思写道：林肯是一个安静地、谦逊地进行着自己宏伟的工作的人，“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被热情所蒙蔽的事态……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见的人物”，他的被刺使得“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85〕
马克思给约翰逊（后来被他骂作“奴隶主的肮脏工具”）写信时，家里正在准备给小燕妮庆祝21岁生日。〔86〕马克思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他邀请了5名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来家中做客。他告诉恩格斯，这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生日”，〔57〕虽然这些人恐怕不是小燕妮在这样重要的日子想要邀请的人。马克思知道她急迫地想要独立，却好像并不急于让她脱离自己、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相反，劳拉在这方面进展很快。小燕妮生日这天，一个名叫查尔斯·曼宁的年轻人向劳拉求婚。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富有，而且也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是劳拉‘对他并不在意’。”马克思很同情这个小伙子，觉得事情闹成这样很不好，因为劳拉和他的家人关系不错，他又“如痴如狂地热恋着”她。〔88〕
5月中旬，恩格斯突然给马克思发来电报，说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到了曼彻斯特，第二天就会到伦敦。〔59〕燕妮的这个弟弟已经46岁，自从1849年他30岁时撕毁与燕妮的一个朋友的婚约、放弃律师的职业和家庭、远赴美国寻找机会后，他们便再也未曾见过他。那时的他英俊、健壮，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当他在1865年5月敲响马克思家的门时，燕妮说团聚给自己带来的喜悦化成了悲伤：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极其憔悴、苍老，面色苍白，背都直不起来，她已经认不出他了。过了几天，她才从这个陌生人的脸庞和呆滞的眼神中找到弟弟的一点影子。〔90〕
来到伦敦前，埃德加已经在美国战场上代表南方战斗了三年，当南方再也无力向军队提供补给时，他和很多士兵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没有补给，没有衣服，当他疲惫得连武器都拿不起来时，他被赶出了军队。他回到自己置办过产业的德克萨斯州，却发现产业已经被没收抵债。〔91〕后来，他又失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只得向圣安东尼奥的朋友寻求帮助。〔92〕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有太多的家庭需要帮助，单身汉只有两个选择：战斗，或者离开。〔93〕战争爆发前，埃德加写信给哥哥斐迪南，索要属于自己的那份父亲的财产，斐迪南要求他回到德国才肯给他。埃德加此行便是出于这一目的，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允许他继续前往柏林。
燕妮马上照顾起弟弟，女儿们也都帮忙，她们早就听说过这位舅舅的故事，但他离开布鲁塞尔时，她们还太小，没能记住他。她们叫他“鲁滨逊”，因为她们觉得这个突然登门的舅舅一身的荒野气息，与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一样奇特和神秘。埃德加也让马克思感到困惑。他曾是马克思最早的追随者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盟早期的成员，但他却为南方而战。〔94〕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这个埃德加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而且他始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可是他却站在奴隶主方面参加了饥饿和反饥饿的战争。”〔95〕
马克思身上又长了痈。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为了尽快把书写完“像匹马一样工作”，工作之余就搞搞微分学。〔96〕但燕妮告诉恩格斯说，马克思疼痛难忍，一连两个星期无法入睡，她怀疑这病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写作，美国的局势，以及经济困难。〔97〕1865年7月，马克思向恩格斯坦白，母亲和鲁普斯上一年留给他的遗产都花完了。
“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使人更难忍受的要求纠缠着我。”马克思说自己继承遗产的消息弄得科隆时期的债主都冒了出来，单是偿还本地的债务和安家就花费了500英镑。
我诚心告诉你，与其我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和政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以往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已经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
马克思好像打算对恩格斯不加任何隐瞒，接下来便讲了《资本论》的真实情况。“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延期是必然的，"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98〕
马克思说自己向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撒了谎，告诉他们自己要离开伦敦，这样才有时间写作。这年夏天的伦敦极为炎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三个月来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呕吐，为了能凉快一点，他便坐在开着的窗前工作，结果右臂和肩胛骨得了风湿。〔99〕但他承诺会尽可能快地完成《资本论》。“这件事像梦魇一样压着我。”〔100〕
恩格斯表示同意。“当手稿送出之日，我将尽情痛饮。”〔101〕但书稿已经超过期限，每拖延一个月，出版的希望就更渺茫一分。8月，马克思胆病发作，加上天气炎热，使他无法思考。〔102〕一周后，他又得了流感，只得研究些“不相关的，比如天文学”。〔103〕这期间，劳拉病了，杜西出了麻疹，燕妮咬掉了下颌上的两颗牙，只得去补了四颗，小燕妮染上了白喉，埃德加倒是在恢复，但已经快把他们家吃空了。马克思说埃德加每天想的都是吃和穿。〔104〕除了家里的这些麻烦事，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发现了马克思没有离开伦敦，便坚决要求他出席会议。〔105〕
到1866年1月中旬，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多达1200页，在迈斯纳的不停催促下，马克思不得不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进行誊稿，希望能够在3月交稿。〔106〕伦敦被一层没过脚踝的积雪覆盖着，〔107〕马克思坐在壁炉旁，进行誊写和润色，或者如他所说“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107〕但是，马克思又长痈了，还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小疮”。由于长痈的部位特殊，他无法坐着，又因为疼痛和治疗，他无法进行理论思考。医生说原因是夜间工作过多，但马克思说，白天协会的事务繁多，别无他法。〔109〕
到2月中旬，马克思又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觉得著作尚未做好出版的准备。他告诉恩格斯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发展过程又有新的变化需要考虑，自上次研究结束以来地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关于日本的游记中他也发现一些新的情况需要思考。在把这些情况考虑清楚之前，书稿不能交给迈斯纳。〔110〕
在一个德国医生的护理下，马克思开始小剂量服用砒剂，每天服用三次。燕妮告诉朋友说，马克思经常无法入睡，即使睡着，“说梦话都说到个别章节，对这些章节总是念念不忘”。〔111〕多年来，燕妮和恩格斯多次经历过马克思身体陷入危机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多半是他被交稿期限逼得焦头烂额时。但在1866年初，马克思的状况让他们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恩格斯一般会敦促马克思的进度，但这次，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必须马上停下工作，照顾自己的身体，即便这意味着《资本论》的完成要再推后三个月。〔112〕他建议马克思到海边去疗养。“给我和你的家人赏个面子——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最坏的地步。”〔113〕
3月，马克思同意去海边。但离开前，他还是得强打精神，在家里召开一次“作战会议”〔114〕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法国派一片混乱，正打算“反抗缺席的‘暴君’”马克思。〔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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