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四部分 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
25）分离的痛苦
要是你们稚嫩的灵魂还在空中飞翔，并未固定在永恒的沉沦之中；绕着我轻快地盘旋一番，听听你们母亲的哀叹吧！
——威廉·莎士比亚〔1〕 |
穆希死后不到两周，马克思和燕妮坐上最便宜的火车，向北经过英国土地肥沃的乡村，去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会面。〔2〕他们知道只有他能让自己恢复精神。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被一个想法折磨着：如果他们当时能把穆希早点带离伦敦，他也许就不会死。现在他们要为自己找一处避难的地方。马克思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一家位于弗罗茨瓦夫的德语报纸撰稿的任务托付给了朋友，〔3〕专心照顾燕妮——11岁的小燕妮悲伤地描述说燕妮“瘦得像一根小蜡烛般，一根半便士的蜡烛，干得如干鱼般”。〔4〕马克思担心妻子熬不过这道坎。燕妮本人说悲伤已经在自己心内最深、最柔软的地方扎下根，不会离开，不会变老，不会停止流血。〔5〕
燕妮和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了将近3周，离家在外的燕妮情绪有所舒缓，但一回到家，悲伤重新袭来。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卧床不起。女孩子们和琳蘅也仍未能从伤痛中恢复过来。〔6〕马克思说全家仍然心情痛苦，“一直很糟”的天气好像也在应和着家里的悲伤。〔7〕但好消息也有一个。燕妮的伯父终于死了。这样，他们应该能得到至少100英镑遗产，省着点花，应该能撑过这一年。〔8〕但这笔遗产让他们心中又苦又甜——如果来得更早一些，是不是能用来想办法救活穆希？
7月初，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等钱到了，要带家人到伦敦以外走一走。“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的怀念折磨着她，她的姐妹们嬉戏时，她也感到难过。这样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来说，这种损失也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9〕但他们不用等到这笔钱就能离开伦敦了，他们的科隆教师朋友彼得·伊曼特要去苏格兰一个月，把自己在坎柏威尔的房子借给了马克思一家住。〔10〕一家人抓住机会，逃离家中的悲伤和讨债者大军——后者在他们哀伤的时候数目又增加了，也更凶狠了。〔11〕有些马克思传记作家将一家人的离开完全归因于躲避讨债者。但从他们的信件看，主要原因显然是穆希。
到坎柏威尔后不久，燕妮在写给普鲁士一名亲戚的信中描述了小燕妮和劳拉的悲伤。“她们再也不做可爱的小游戏了，也不唱歌了。她们的三人组中的第三个人不见了，她们的忠诚的、形影不离的朋友带着他的笑话和游戏离开了，再也听不到他用他那极为清脆的嗓音唱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歌了。”燕妮说两个女孩中，小燕妮受到的影响更大。〔12〕不过渐渐地，她们把关注转移到了幼小的爱琳娜身上，后者经过艰苦的几个月后开始茁壮成长起来。“她们好像把自己对珍爱的弟弟的爱转移到了这个小家伙身上，把她当作家里一片愁云惨淡的时候……上帝赐予的礼物。”〔13〕到了9月，马克思已经可以宣布远离索霍区〔14〕（10年后，他说这里的空气仍让他恐惧）的健康的乡村空气对全家有益。〔15〕燕妮的精神也有所恢复。运气更好的是，伊曼特打算在苏格兰半定居，这样马克思一家就可以一直住在坎柏威尔，等遗产到了之后，再到离第恩街远些的地方找处房子。〔16〕燕妮说他们打算住得离大英博物馆近一点，方便马克思的工作。在此之前，第恩街的房子保留着，以防还需要住回去。〔17〕
如果说马克思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多少能说明他的心理状态如何，那么应该说，一家人搬去坎柏威尔时，他已经部分恢复了平静（至少已经足以让他通过投入政治来忘记伤痛）。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谈论的内容开始从私事向公事倾斜，而公事的重点几乎完全在黑海和俄国南部克里米亚半岛，这里到1855年夏已经成为土耳其、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角斗场。这是1815年之后欧洲强国间的第一次重大碰撞，这是第一场现代战争，蒸汽船被用来运送部队，照相机被用来记录战斗，电报被战地记者用来发回报道。〔18〕这些报道以全所未有的方式向读者讲述战场的惨状，拉开遮布，向他们展示那些糟糕的、不计后果的决定如何夺走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19〕
像几乎所有国际冲突一样，克里米亚战争也根源于一场更早的战争。一个世纪前，土耳其鄂图曼帝国统治者为感谢法国在对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中给予的支持，把对圣地基督徒的统治权送给了法国，但这里并不像法国那样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而是像俄国和希腊那样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由于东正教国家的反对，这一“礼物”被撤销，数十年的紧张局面由此开始。1852年，有着强大军队支持的拿破仑三世为取得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要求孱弱的鄂图曼统治者践行承诺，将基督圣地的统治权永远交给天主教徒。土耳其君主同意了，但俄国不同意。俄国拿出一份条约，声称据此拥有对鄂图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统治权，自然也包括圣地在内。
土耳其被夹在了中间。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因拿破仑战争产生的敌意尚未消退，反而因为西欧国家对俄国扩张的担忧，而所有增强。土耳其评估形势后，站在了法国一边。恼怒的强大俄国做了军事部署，土耳其虽然相对弱小，但也做了相应部署，英国和法国见到他们的动作，也派出舰队到黑海，阻止出现大规模冲突，结果，自己也陷了进去。1854年3月，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数周内，英国军队在土耳其加利波利登陆。〔20〕
恩格斯后来写道，任何战争，任何结果，只要能推动世界革命，他和马克思就欢迎。〔21〕但对于克里米亚战争，他们希望俄国落败。他们一直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发动政府，是欧洲改革的最大威胁。拿破仑战争后，俄国展现出一丝军力无敌的意味，面对西欧诸国，成了一个庞大的搅局者。1848年，它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独立起义。之后，把无处释放的反动热情加诸在了自己的国民身上，发动了后来所说的“残酷世纪”。〔22〕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到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以前完全出自贵族阶级，现在也出自一些商人和行业精英家庭——开始接触被他看作危险的思想，决定将这些思想全部去除。〔23〕（他甚至为此要求将“进步”一词从俄语正式词汇中去除。）〔24〕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尼古拉突然在1855年春天死去，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和谈很快在维也纳展开，拿破仑三世带着胜利的喜悦到英国访问。（他经过威斯敏斯特桥时，马克思看到了他，讥讽他是“穿制服的猴子”。）〔25〕和谈无果，各方继续死人。来自前线的报道向伦敦人描述了让他们震惊的真相。英国军队的指挥者多是贵族，或者年迈，或者毫无经验，士兵则多是因贫困而入伍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26〕《泰晤士报》的突破性报道描述了前线部队如何供给不足（冬天作战时只有夏衣穿），数千人如何因霍乱而死，士兵如何被无辜屠杀，以及被战死士兵的血液浸得湿滑的战场散发出如何令人作呕的死亡味道。1856年2月停战时，共有60万人失去生命，其中大多死于疾病。〔27〕
死亡如此惨重，无法想象任何一方能够自称胜利，但法国和英国还是被看作了胜利者。俄国战败后，其威胁极大降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有了自由主义变革的可能。战争还使得1853年出现的“现实政治”更加流行。〔28〕在新的世界里，各国市场因外交关系和军事力量而贯通，理想被视为获得物质利益的阻碍，从而被忽视和抛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揭示了他们所说的英法两国领袖的利己同盟：商业上，他们在土耳其这个新贸易市场获得了更优待遇；外交上，他们让欧洲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转变。〔29〕
1855年秋天，马克思和燕妮一直待在坎柏威尔，等着遗产到来。但马克思着急返回伦敦工作，一方面是受到战争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对34岁的伙伴罗兰特·丹尼尔斯的死亡而感到愤怒。科隆审判后，丹尼尔斯被无罪释放，但17个月被关押期间的条件太过恶劣，等于对他宣判了死刑。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斯的遗孀阿马利亚说，失去这样一个朋友让自己很伤心，自己会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他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惩罚。”〔30〕
但首先，马克思需要躲起来——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债务：给穆希诊治的医生追债已经追到了坎柏威尔。马克思非常少见地写了一封密信给恩格斯，说家人会继续住在伊曼特的房子里，自己则秘密到曼彻斯特去。〔31〕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到12月，然后偷偷回到第恩街的住处，便基本不再出门，以免撞到医生或其他讨债的人。〔32〕他的主动拘禁在家终于在燕妮收到150英镑遗产后结束。马克思没能找到其他住处，伊曼特回到坎柏威尔后，燕妮和孩子们只得不情愿地搬回了第恩街。〔23〕她们一回来，便被讨债大军发现，围上了门，好在马克思已经有钱还给他们。〔34〕
同样在等他们的还有皮佩尔。他们不在时，这个不幸的多情人遇见了瓦格纳（后者在这年早些时候到过伦敦），〔35〕他便想演奏这位德国作曲家的作品，给马克思一家提提神。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被皮佩尔的“未来的音乐”吓怕了。〔36〕皮佩尔通过音乐让他们振奋的想法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到来却起到了最好的作用。没有他的滑稽表演，马克思一家刚刚回到伦敦的几周——第一次没有穆希上校的圣诞节——肯定无比沉闷。
一天，他正在给女孩子们上课，接到一个字条，邀他会面。字条的笔迹很陌生，但无疑是女人的笔迹，这让他浮想联翩。他把字条交给燕妮，后者一眼便认出是当初照顾爱琳娜的爱尔兰奶妈写的，她的形象跟皮佩尔的期待可绝对相去甚远。一家人大笑起来。但绅士皮佩尔还是赴约了，他不能让一位女士失望。〔37〕
实际上，皮佩尔在过去一年已经变得更加现实。这个被燕妮称为“索霍区的拜伦”的男人已经知道，〔38〕要想真正快乐，就必须找个有钱的妻子，这样才能安然度过困境。有了这个想法，他打算勾引一个蔬菜商的女儿，后者被马克思描述为“戴绿眼镜的蜡烛……身上没有半两肉”。她早就爱上了皮佩尔。皮佩尔去见她的父亲，袒露对他女儿的爱，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需要一笔钱，以便确保有个好的未来，也让他女儿有个好的未来。他向未来岳父要20到40英镑，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娶他的女儿。〔39〕
几天后，蔬菜商写了一封信到第恩街28号：不准皮佩尔再踏进他家门一步。为爱痴狂的蔬菜商的女儿来到马克思家，要跟皮佩尔私奔。皮佩尔见她也没什么钱，自然没了兴趣，闹剧就这样结束了。〔40〕小燕妮和劳拉一直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出浪漫喜剧的发展，小燕妮说皮佩尔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里的“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但10岁的劳拉纠正姐姐说，斐尼狄克是个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41〕
凭借燕妮的伯父留下的遗产，一家人总算一冬天都没有欠债。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极为罕见地少有说到钱的问题，即使提到，也是在讨论贸易和商业，而非个人困难。
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帮助下，燕妮在1856年春天拿到一张护照，可以带着孩子和琳蘅回特里尔。〔42〕燕妮回特里尔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母亲病了，二是她自己和孩子们也想离开第恩街。她们在5月22日启程，打算回去待三四个月。〔43〕家里只剩下了马克思和皮佩尔，有人可能会觉得马克思应该趁着没有燕妮和孩子们打扰，集中精神工作，但仅仅一天后，他自己也待不下去了，打算出去走走。他告诉恩格斯说，医生建议他出去换换空气.对他的肝病有好处。〔44〕从信件看，他还改变过散心的地点。在5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他清楚地表明没有家人的喧闹和打扰，他是如何很快变得无所适从。他埋头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不理解《亨利四世》中的hiren一词。对于塞缪尔·约翰逊把hiren解读为siren的做法，马克思表示疑问，他提出，这个词有没有可能不指hure（或者whore）和siren？或者是指heoren——听力之意？他总结说：“这个问题能使我产生这样大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情绪是多么沮丧。”〔45〕
要想工作（换言之，要想生活），马克思需要燕妮和孩子们为他提供后盾。他只有在她们的杂乱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头绪。她们是他最为需要的陪伴——他一生都是如此。这个17岁时便立志献身于全人类事业的男人，离了和他组成小家的女人们，显然便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他尤其需要燕妮。她不仅是他的朋友和爱人，还是他最信任的思想伙伴——从13年前度蜜月时便是如此。他的心和头脑都离不开她。
6月初，马克思再也无法忍受孤独，和皮佩尔一起去了赫尔，之后独自去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会合，后者刚刚同玛丽从爱尔兰回来。〔46〕在从都柏林到高尔威途中，恩格斯发现这是一片因饥荒而荒凉的土地，英国的占领显而易见——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宪兵。他说这里的人民，不论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地主，全都士气低落，“每次都遭到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工业方面”。恩格斯把这归罪于威斯敏斯特宫，“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或许是为了表示团结，恩格斯还像贫困的爱尔兰贵族一样，蓄起了大胡子。他说，相比英国商界同僚把胡子刮得很干净，自己这样长、这样密的胡子能把围巾和衣领完全遮住。〔47〕（马克思这时的胡须也很短，也修剪。）
即使有可贵的朋友恩格斯在身边，马克思依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也许是因为穆希的死带来的伤痛尚未消退，也许是因为自从一家人6年前来到伦敦后，他便从未与她们分开如此之久。无论原因为何，他深深地想念她们。在1856年6月21日（他们结婚13周年纪念日后两天）写给燕妮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的亲爱的，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跟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
马克思说虽然他的眼睛被昏暗的灯光和烟草所损坏，但仍能在心里描绘她的影像。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勾起我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48〕
不幸的是，燕妮给马克思的回信没能留存下来，但她在7月中旬写给李卜克内西的妻子欧内斯蒂内的信中，说到过分离的痛苦。燕妮详尽地描述了孩子们带给她的欢乐，〔49〕每当她带着爱琳娜（由于一直小咳不断，现在有了小名“杜西”——来自法语动词tousser（咳嗽）[④]）〔5〕和两个大一点的女孩在特里尔散步，总会引起人们的艳羡和关注。但燕妮同时说：“整个地方都少了点什么。……与‘摩尔'的分离对我极为艰难，孩子们更是想念他，连杜西都记得她爸爸，提到过他好多次。”她还承认说自己无法抑制穆希的死带来的悲伤。“我可爱的孩子离开得越久，我就越想念他，也就越痛苦。”〔51〕
燕妮在特里尔的时间因为又一个人的死亡而缩短——她的母亲在7月23日离世。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她生命的最后11天里，女儿燕妮陪在她身边。这样的损失在燕妮状态好的时候都让她难以承受，何况发生在穆希死后不久，她极为伤痛。她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跟斐迪南一起把母亲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就打算离开特里尔。她打算带着孩子们先去一向能给她带来慰藉和舒适的巴黎，之后去诺曼底海岸以外的泽西岛，这里不仅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生活也比伦敦更加低廉、舒适，孩子们还能学习法语。燕妮还说，琳蘅的妹妹玛丽安娜之前一直为母亲工作，这次会跟她们一起去伦敦。
马克思草草回了信。燕妮不在时，他本应到远离第恩街的区域找个住处，或者，至少挣些钱。但他两样都没做。更糟糕的是，去年拿到的遗产也已经花光。他告诉恩格斯说，考虑到燕妮脆弱的精神状态，他只能赞同她的计划，但实际上，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钱来实现这个计划。〔53〕他说燕妮根本不知道伦敦这边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我现在如坐针毡。家眷回来以前，我必须为住房操心，我不知道怎样从旧住宅搬出，又怎样搬进新住宅，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款，最近也没有任何指望。”〔54〕
仔细考虑之后，马克思打算采用拖字诀。他写信给燕妮说：“无论我怎样怀念你和孩子们（而这是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仍然希望你们再在特里尔住一星期。这对你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为了让自己的境况显得更惨淡些，他又说：“而且，和我睡在一起的是皮佩尔，而不是你。荒唐极了！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如此。……这三个星期来把我忧郁死了。”〔55〕
其实，留在特里尔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这年8月的英国酷热难耐。恩格斯说自己外部“不停地洗澡和冲洗”，“内部用各种其他的液体”。〔56〕在这样的天气里，马克思从早到晚不停地为家人寻找新住处。〔57〕终于，他在9月22日告诉恩格斯说，在伦敦北部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的哈佛斯托克小山区域找到一处房子。〔58〕很多股票经纪人、商人和买卖人从城里搬到这里。〔59〕这片区域虽然仍在建设当中，道路和污水管道仍不完善，煤气路灯还没装好（马克思说这里的环境还“不怎样完善”），但他还是对找到这个住处而感到兴奋。〔6〕
这处位于格拉弗顿坊9号的砖建三层小楼房龄7年，两侧相连的房子结构几乎完全一样。房间共有8间，比第恩街的住处大4倍，租金大概贵1倍。〔61〕马克思肯定急于逃离索霍区，才租下这么贵的房子，另外，他可能也在期待燕妮能从她母亲那儿分得的遗产，所以没有特别在意费用。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计算花费，以为燕妮拿到的遗产加上自己的收入足以负担这处更昂贵的房子。
燕妮的弟弟埃德加知道母亲的死讯时，正在纽约州的一处农场工作。他虽然穷困（这年5月曾通过斐迪南作保，借过一笔钱），但还是在8月写信给哥哥说：“对于母亲留下的家具和任何财产，我把我的那一份让给姐姐燕妮。”〔62〕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只有一些债券，但燕妮和马克思觉得能继承到的遗产再少，也总该比自己拥有的财产多——他们只有50英镑左右，还需要用来还债和交纳定金。〔63〕小燕妮都感受到了家庭的困境，写了张便条给父亲，说母亲已经把拖欠的租金交了。“我想明天我们就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洞穴了。”马克思向恩格斯求助，后者自然有求必应。〔64〕
马克思一家的经济困难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市场混乱导致的。美国金融地震的首批震波已经跨过大西洋，影响到欧洲银行和债券市场。卡罗琳的债券跌价严重，斐迪南不想在亏损时卖出。〔65〕遭受损失的人不在少数。1849年开始并在进入50年代后仍在继续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投机的基础上的。无数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购买几乎尚未成立的公司和尚未开建的铁路的股票。之前一向安全的银行业也采用新的高风险政策，加入了进来：银行开始接受私人支票作为支付方式，根据个人信用批准贷款，不再要求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人作为担保。金融开始等同于赌博。〔66〕对那些愿意为了发财而无视规定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
1856年，有些专家认识到，正在腾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太过薄弱，甚至没有基础，他们因此预测世界性的金融风暴将会出现。他们是对的：他们看到的是袭击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现代经济危机的开端。危机从纽约一家银行的倒闭开始，由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交织，局部危机将演变为整体危机。〔67〕英国政府宣称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商业是健康的，〔68〕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坚信不仅英国的商业不健康，法国和整个欧洲都不健康。恩格斯说自己期待“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人漩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这一切在1857年出现。〔69〕马克思也看到了社会风暴的迹象，预计自己和恩格斯将被拖回到革命行动当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马克思开玩笑地跟恩格斯说，“甚至我终于又找到了住宅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使我相信，‘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70〕
10月初，燕妮收到97英镑6先令遗产，全家搬去了格拉弗顿坊。遗嘱的执行和财产的分配由斐迪南的妹夫威廉·冯·弗洛伦库尔负责，〔71〕后者虽然与燕妮没有血缘关系，却一直被燕妮视作亲近的家人。她写信感谢他的帮助，并让他代自己"向斐迪南致以最深的感谢，感谢他的爱和忠诚”。〔72〕燕妮与哥哥之间就其他遗产的分割起过争执，但在格拉弗顿坊安顿下来之后，她好像不再纠结于个人的情感好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党的事务上。她对斐迪南的亲近部分肯定也出于需要，毕竟后者掌握着家族的钱袋子。另外，在经历了失去孩子和母亲的苦痛之后，她开始更加珍视其他家人。她最近回普鲁士期间，和哥哥进行过交流，也许他们都认识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亲情比把他们拆开的政治更重要。
在写给弗洛伦库尔的信中，燕妮对新住处的描写更像是在描绘一幅德国浪漫山水画。她说格拉弗顿坊与第恩街的住处相比，就是一座宫殿。她的新家“空气畅通，阳光足，干燥，建在砾石土上。周围是绿色的草甸，奶牛、马、山羊、绵羊和小鸡在上面悠闲地吃草。从房子正面看出去，巨大的伦敦城在雾中若隐若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从后面房间看出去，能看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和海格特公墓。〔73〕
实际上，格拉弗顿坊周围的区域没有这般美好。燕妮在写给另一个人的信中说：“你只能在一堆堆垃圾中间找路走，下雨的时候，泥泞的红土不断粘到靴子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要走到我们家，可得费一番力气。”〔74〕房子虽然宽敞，但也不过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住处。〔75〕工作区域（厨房和洗衣间）在地下室；一层有两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个小衣帽间；二层有三间房间；阁楼由琳蘅和玛丽安娜居住。〔76〕方便的是，房子有两个厕所，〔77〕另外，燕妮很高兴地说，可以在花园里喂鸡。〔78〕
主要问题是房子里没有家具。他们自己什么家具都没有，又没钱买新的，便去了50个处理二手家具的家庭，〔79〕淘了一些旧家具回来，总算把家里布置了起来。燕妮告诉弗洛伦库尔说，这些旧东西也给家里带来了快乐：“我之前的苦痛和负担在这座精美的宫殿里消失无踪了。……孩子们非常高兴有这么多房间，小爱琳娜兴奋得不断亲着地毯和蜷缩在火炉旁毡垫上的那只‘小狗’。”〔80〕
一家人在新居里安静地度过了一季。但安静没能带来平静。住在第恩街时，燕妮盼望着远离那里的记忆。但在格拉弗顿坊，她依然无法摆脱这些记忆，这里又没有事情能让她分心，暂时忘却这些记忆。她想念在西区的长途散步。她想念在索霍区和圣贾尔斯教区的酒馆（大风车街上的红狮酒馆和德鲁里街上的白鹿旅舍）里的闲谈。她想念那些不断到家里进进出出、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的朋友。〔81〕对朋友们来说，格拉弗顿坊太远了，没办法想来就来。他们住在索霍区时，弗莱里格拉特经常顺路上门看一下，但他现在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伦敦分行担任经理，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远道去伦敦北部看望他们。〔82〕像他们家门口的流浪猫一样经常登门的皮佩尔也不来了。其他人彻底离开了伦敦。鲁普斯留在了曼彻斯特，跟恩格斯在一起，红色沃尔弗在兰开夏郡当了一名小学校长。〔83〕还有一些亲密的伙伴已经死了。燕妮刚来伦敦时到码头接她的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哈瓦那做事时死了，年仅34岁，死因是在国外奔波期间染上的某种疾病。〔84〕他们的老朋友海涅也死了。虽然他们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便已经处在垂死状态，但他的最后几年极为痛苦。他的兄弟说：“七年的身体折磨让他与外部世界脱了节，他好像对这个世界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务都没了概念。”〔85〕燕妮和马克思都深爱着海涅。他的离去给一段奇妙的时光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让他们对巴黎的美好回忆有了残缺。
在格拉弗顿坊的头几个月，燕妮一直情绪低落，被药瓶所包围。她坦然地说，“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渐适应这种彻底的孤独”。〔86〕虽然马克思之前做过计算，他们的钱又不够花了。燕妮拿到的遗产都用来布置房子了。〔87〕这期间，《纽约每日论坛报》开始无法按照之前的约定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文章，另一家美国报纸《普特南氏月刊》这一年早些时候向马克思征过稿，马克思也寄去了他们需要的文章，却仍未收到稿酬。1856年圣诞节前，马克思再次写信给恩格斯，寻求经济帮助。“如果我头一次就不能给房东如期交付房租，那就要完全丧失信用。”〔88〕
一家人已经离开第恩街，但最棘手的问题仍紧跟着他们。他们本就身有病痛，一文不名，现在又要承受寂寞。“‘波西米亚’生活结束了，但我们不仅不能继续公开与流亡中的贫穷抗争，反而必须保持表面上的体面，”燕妮数年后写道。"我们倾尽全力想要过上雅致的生活，却仍要面对同样的琐碎压力，同样的奋争，同样的苦难，同样频繁的当铺之行——唯一消失不见的，是幽默。”〔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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