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6）疾病缠身
在艰苦的日子里，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世界属于勇敢的人。
——燕妮·马克思〔1〕 |
1月底，情况更加糟糕。《纽约每日论坛报》只刊登了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他的一律没有刊登，马克思怀疑对方想把自己踢开。“我完全搁浅了，”他告诉恩格斯说，“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像在第恩街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2〕
不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如既往地亲近——马克思称恩格斯为挚友。〔3〕但到1857年，两人的生活千差万别。恩格斯已开始在欧门—恩格斯公司获取利润提成。〔4〕他的父亲视他为合格、甚至出色的商人，不再过度担忧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他表面上做一个出色的资本家，私下里做什么都行。从这样优越的位置，恩格斯写道：
你的来信像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眼下终于一切都已非常如意，你住进了像样的住宅，事情都已安排妥当，现在却发现，一切又都成了问题。……可惜的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以后会每个月寄给他5英镑，但马克思需要时也可以随时再找他要。恩格斯的责任感增加可能是因为他决定要“开始新的生活”。他告诉马克思说，“近来我太闲散了”。〔5〕
马克思此时肝病复发，除了自学丹麦语，什么事都做不了〔6〕（这就是他在病床上给自己找的消遣）。燕妮也生病了，还是由于老原因：她怀孕了。但家里经济条件紧张，他们谁都不能因此就不做事。〔7〕马克思继续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燕妮做他的秘书。等到燕妮不得不卧床休息，13岁的小燕妮和11岁的劳拉开始了给父亲做助手的漫长生涯。燕妮告诉恩格斯说，两个女孩完全剥夺了自己“家务总长的职权”，让她们的43岁的母亲安心等着又一个孩子的降生。〔8〕
1857年春，也许是因为近期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太少，《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达纳介绍马克思做《新美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这是一项多卷本百科知识词典工程，由美国和欧洲学者共同编写。《百科全书》的编辑告诫马克思不得偷偷把自己的“党”的观点写进去。虽然受到限制，马克思还是很兴奋——稿酬不错、稳定，而且比他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轻松得多。〔9〕恩格斯甚至建议马克思找达纳把整个《百科全书》包下来，恩格斯、鲁普斯和皮佩尔帮他一起弄。“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恩格斯得意地说，"我们提供 '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恩格斯极为少见地非常乐观，觉得这将解决马克思的经济困境。“现在情况又会好起来，即使付钱的日期并不很近，但是这毕竟是一件牢靠的事情。”〔10〕马克思马上忘记了肝病，回到大英博物馆，研究百科全书条目。〔11〕
这年春天，马克思回来时，发现阅览室进行了改造。书籍仍沿着墙，从地面一直摆到屋顶，但加设了20扇拱形窗户，围绕在上面圆顶处一面巨大的窗户下面。（图书馆没有人工照明，读者只能依靠时有时无的阳光，因此图书馆经常因为大雾关闭。）之前的长条桌也撤掉了，换成了朝向中间围成一圈圈的桌子。这样，研究者能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坐在铺着坐垫的扶手椅上，舒服地往后一靠，就能安静地进行思考。从格拉弗顿坊到博物馆的路程比从索霍区出发至少要长一倍，但马克思几乎每天都步行前往。恩格斯建议他租一处地方，专门进行百科全书研究，但马克思已经找到一处免费的地方——阅览室里位于K排和P排之间的一张桌子。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他都坐在这里。〔12〕
达纳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及时，让马克思从最近的家庭悲剧中解脱了出来。7月6日，燕妮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13〕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他又说，出生前后的情况“在我的幻觉里产生了可怕的印象”，让他“回忆起来极为痛苦”，所以不想在信中详谈。〔14〕燕妮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马克思说她“情绪很坏”。他没有责怪她，但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觉得厌烦。〔15〕但在燕妮写的信中，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愤怒，反而不同寻常地显得很乐观。她告诉斐迪南的妻子路易丝说，新生儿（名字她没有提，也许根本没来得及取名字）出生后只存活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心中的希冀又一次被埋葬在了坟墓里”。〔16〕到现在，她的死去的孩子比活着的还多。
一年多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盯着各国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问题和症状，尤其是法国和美国。恩格斯曾断言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将在1857年底前出现，并催生社会革命。10月，马克思认为一切已经开始：“美国危机妙极了。它立即影响到法国工业，因为目前纽约出售的丝织品比里昂生产的更便宜。”〔17〕恩格斯表示同意，称这次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18〕
受危机影响，《纽约每日论坛报》大幅裁减欧洲撰稿人，只留下马克思和另一个人，同时把马克思的稿酬减半。虽然自己的收入受到影响，但马克思对危机爆发的喜悦丝毫不减。〔19〕他告诉恩格斯说：“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20〕燕妮写信给一个伙伴说：“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但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埃德加）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21〕
正如世界博览会和其带来的资本主义必胜观念刺激马克思重新进行经济学研究，钱主的即将垮台对他产生了同样的刺激效果。他已经把他的经济学著作搁置数年，一直忙着挣钱，以便有条件开始写。但危机让他看到完成这本书的紧迫感。看着银行关门，证券和商品市场陷入灾难，不断有企业倒闭，人们失去工作、失去房子、陷人饥饿，他担心这一制度马上就要倒塌，自己来不及对其做出阐述，来不及对资本主义后时代的世界给出指导。他写信给德国的一个战友说，自己白天把时间“消耗”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百科全书》写稿上，像隐士一样过日子。夜里，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大纲，依靠大量的柠檬水和烟草，一般能干到早晨4点钟。他说自己必须尽快“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2〕后来又说，“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这一次，他的确会完成。〔23〕
恩格斯一直在曼彻斯特向马克思报告最新的市场消息，还在信中愉快地提到，自己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的异乎寻常的好心情让很多同事非常生气。他还说到，他们的绝望从酒馆的酒类销量大增就能看得出来。〔24〕谈到自己，他对马克思说：“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全新的恩格斯计划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猎狐。〔25〕（在提到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猎狐活动时，他说，“这样的活动往往使我有好几天非常兴奋。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体育娱乐”。）〔26〕
随着经济灾难在欧洲大陆扩散，直至影响俄国的铁路运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相应的进展。马克思嘲笑说，之前反对为失业者创造就业的公司现在一股脑向政府寻求财政帮助，想牺牲公众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利润权”。〔27〕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着危机波及农业，那时事情就“大了”。〔28〕
马克思数年来一直与杜塞尔多夫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保持书信往来。拉萨尔在1848年作为改革者崭露头角，但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是为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了12年离婚官司。拉萨尔把这场官司混淆为妇女解放斗争，通过详细地描述德国上层社会腐朽淫靡的私生活，借以吸引公众（甚至包括普鲁士国王）关注。官司打赢后，伯爵夫人和拉萨尔获得了一生享用不尽的财产，拉萨尔甚至搬去和比他大20岁的伯爵夫人同居。〔29〕马克思指责他宣称拥护工人阶级的同时，向贵族阶级献媚。〔30〕
虽然对拉萨尔有诸多疑虑，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把他看作是与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党的成员进行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与出版商有关系，这一点马克思牢记在心。到1857年，马克思已经淡出德国出版界太久，没有本地人从中介绍，很难找到出版商。他告诉拉萨尔说，自己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作品内容完全是科学的，在审查方面不会有任何麻烦。“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马克思说这本书可以不定期地分册出版，当然，必须得有报酬。〔31〕
马克思太骄傲，没有向拉萨尔透露自己的经济困境，但他告诉恩格斯说，由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减半，他的生活又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困境，再这样下去，他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32〕到1月底时，燕妮把披肩拿去典当，才有钱买一点吃的。〔33〕马克思思考之后又说：“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他又补充道："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34〕
住在第恩街时，孩子们还太小，无法理解家里的穷困，但搬到格拉弗顿坊时，她们已经长大，已经能够看到自己家和周围中产阶级家庭的差别。马克思的邻居大多是英国商人家庭：整洁，稳定，固定去教堂。马克思却是一个衣冠不整、不信上帝、流亡而来的学者，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邻居们不可能看不到围在马克思家门前的讨债者，肯定也听到周围店铺的人说这家人买最基本的食物都赊账。
小燕妮对家里的困境尤为敏感——她本身就是家庭困难的明显例证。13岁的她长得很高、很快，燕妮和琳蘅给她改的衣服，经常不合身。〔35〕她和同学间的差别无从掩藏，让人羞愧。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相反，她觉得自己是本已困顿的父母的负担。在工人阶级家庭，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已经需要离家出去工作。〔36〕但她的父母没有这样做，她便尽力多做些家务。她虽然努力，可惜却不是一个好帮手。她给杜西缝的衣服太花哨（全套银色和红色），收拾餐桌时，用她母亲的话说，太“笨手笨脚”。“轮到她布置茶几时，”燕妮写道，“所有茶杯都有被打碎的危险，不过当你喝上一口，你就会觉得自己之前对摆放讲究的瓷器的担心没有白费——茶香如此浓郁，这个浪费的小家伙用茶杓放茶叶时总忍不住放多”。〔37〕如果说劳拉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孩——脸颊红润、金发、娇嫩、声音悦耳，小燕妮则肤色稍暗、健壮、聪慧。〔38〕她13岁生日时，劳拉送给她一个笔记本，但她没有用来写些女孩们的日常心思和梦想，反而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历史的长篇文章。〔39〕
虽然有着贫穷和政治因素，燕妮还是希望把女儿们教育成举止得体——即便不能说优雅——的淑女，以便让她们以后能找到有教养的丈夫（最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建立自己的家庭，不用承担经济和政治上的忧虑。她向一个朋友透露说自己有时想“不成熟”一回，远离一切政治上的东西（这对她和卡尔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们而言，“很不幸，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不管代价如何，她不想女儿再把革命当作生命中的动力。〔40〕然而，像大多数19世纪中叶的年轻女孩子们一样，她们的未来依赖于父亲拥有的财富。而她们的父亲，几乎在所有的事业关口，都在遭受挫折。
1858年春，拉萨尔为马克思的书找到一个出版商。〔41〕柏林人弗兰茨·古斯塔夫·敦克尔同意马克思的分册出版计划，打算在5月出版第一分册。马克思虽然明确说过要有报酬，但他对出版的前景感到极为兴奋，说第一分册可以不收报酬。〔42〕但敦克尔给他的报酬比在相同情况下给柏林的教授的还要高。出版商希望他每隔几个月能提供一个分册，说已经准备好出版卡尔·马克思博士的经济学系列著作。〔43〕
终于，马克思一直在头脑中酝酿的这本书即将成为现实。但从出版合同一签订，他的大脑和身体就全都开始造反：他的肝病极为严重，以至于“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他告诉恩格斯说：“不健康总是不幸，因为在没有复原和能握笔以前，我不能为敦克尔准备手稿。”〔44〕
马克思总算把第一分册的纲要寄给了曼彻斯特的朋友，寻求意见。恩格斯回复说“这个纲要的确非常抽象”。恩格斯表示抱歉，自己没能完全理解，暗示说可能是工厂的工作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迟钝了。〔45〕但马克思太敏感了，恩格斯如此温和的批评在他听来却如雷击般，他甚至无法回信。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燕妮身上：
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您大概已从他上次写得很笨拙的信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46〕
燕妮和恩格斯知道，合同会对马克思造成折磨。在过去15年里，从巴黎时开始，马克思就从未遵守过最后期限或时限要求，也从未像接受任务时那样去完成任何任务（关于后面一点，《共产党宣言》是例外）。问题不是他缺乏积极性，而是他寻根问底的思维习惯。他不能把研究放在一边，提笔就写；他总要去探寻不知道的东西，在探寻中，他的主题不断进化，在把这个不断进化的主题的各个方面了解得一清二楚之前，他无法把理论付诸纸上。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知识的宫殿是无穷的、发展的——即便他愿意在余生都倘佯其中，合同也不允许他这样做。这时，痛苦便开始了，并且很快从思维上转移到身体上。马克思知道手头的工作的重要性，告诉魏德迈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47〕实际上，这样的危险真的很小，他只是需要找到可以责怪的人或对象。
4月29日，把纲要寄给恩格斯27天后，马克思终于再次给恩格斯写信：“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他说医生建议他去旅行，停下一切工作，出去“走走”。〔48〕
恩格斯让马克思马上到曼彻斯特来，让马克思买头等票，由他出钱，他还会寄钱给燕妮，让她在马克思不在期间用。〔49〕第二天，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会在5天内到达，还坦白地说，“从昨天起我又好多了”。〔50〕
恩格斯的介入让燕妮轻松了许多。事实上，一家人都对马克思在恩格斯的照顾下发生的变化感到惊奇。但她们不需要的：恩格斯让马克思远离压力和责任（不管是债务还是期限），用美食、美酒和上等的雪茄招待他，希望这次彻底的放松能打开他才华的闸门。恩格斯告诉燕妮说，自己带着马克思骑了两个小时马，摩尔现在“感到非常良好”。〔51〕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到5月底，也就是第一分册书稿应该交到出版商手里的时候。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了一封信，里面满是半真半假的陈述和几乎有些荒唐的理由，解释说自己病了，吃了很多药，医生要求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活动，最后，以骑马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最后我无可奈何地向医生和家里人的主张让了步，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他希望拉萨尔向敦克尔解释一下自己的情况，却对何时能交稿只字未提。〔52〕
回到伦敦后，马克思说感觉好多了，已能工作。“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他告诉恩格斯说，“因此我得编一个目录，好很快地在某册某页上找到我工作中首先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他本应已经把书稿完成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整理，而他的手稿多达800页。〔53〕
7月中旬，书稿仍未完成，由于马克思的曼彻斯特之行，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堪，需要他把全部时间用来筹钱。伦敦正在经历一波创纪录的高温，但马克思还是必须徒步或者坐公共马车长途跋涉到城里去，由一个熟人作保，向另外一个熟人借钱。天气炎热，干旱严重，泰晤士河里只剩下污水，臭气熏天，让人无法呼吸。〔54〕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现实的处境让他无法再忍受下去。燕妮尤其令他担忧。“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艾伦医生虽然也猜到症结所在，但自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又一次——这次很坚决——对我说，如果不让她到海滨浴场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就不能担保她不得脑炎或类似的病症。”马克思说燕妮的问题是两方面导致的：日常操劳和“必然的、灾难的结局带来的阴影”。〔55〕
别无他法，马克思求助于贷款社：可以贷款5至200英镑，无需抵押，有人担保便可。马克思找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杂货商给自己做了保，挤出2英镑，交了处理费，最终却被拒绝了。他只能再次向恩格斯求助。马克思把花费和债务列了3个长长的清单，问他的朋友能不能想出办法，让他脱离这个经济困局。从账目看，马克思最大的花费是当铺、税、学费、医药费和报刊费。马克思说即便自己彻底削减开支——让孩子们退学，搬进工人阶级住处，把琳蘅和她妹妹送走，完全靠马铃薯填肚子——还是剩不下钱还债。他说：
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柴泊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来说也不见得适宜……
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56〕
恩格斯估计马克思马上需要大约50至60英镑，但自己再想办法也只能弄到大概40英镑。他建议马克思找他的母亲或姨父“试探一下”。〔57〕马克思试探了一下母亲，给她带去一张爱琳娜的照片，希望能够修复自己已经漠视数年的关系。她的最初反应还算积极，但很快便冷淡了。〔58〕最终，还是恩格斯出钱，加上弗莱里格拉特出面安排，经过一番复杂的交涉，终于挽救了马克思。〔59〕
马克思尽可能还了账，之后把燕妮送到了海滨小镇兰兹格特，这里因其健康的空气被称为伦敦的“肺”，极受英国上层社会欢迎。〔60〕燕妮认识了几个被马克思嘲讽地称为有教养的、刁钻的英国妇女。“她长期处在丑恶的社会中，或者说一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没几天，燕妮便让琳蘅和孩子们也去了。〔61〕小燕妮和劳拉在南汉普斯泰特女子学校的成绩非常优异：小燕妮获得了年级综合一等奖和法语一等奖，劳拉获得了年级二等奖。〔62〕
这期间，马克思把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发给兰兹格特的燕妮进行誊抄，然后发往纽约，琳蘅的妹妹玛丽安娜留在伦敦照看房子。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马克思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书稿，对此，他也认识到了急迫性。〔63〕但他不但没能工作，反而又病了。9月21日，已经数周没有给恩格斯写信的马克思写信告诉他说，自己还是肝的问题。写一点东西就要费很大劲，恐怕在两个星期以内都无法把书稿交给敦克尔。〔64〕一个月后的10月22日，马克思说还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把书稿寄往柏林。〔65〕
到11月，拉萨尔也开始疑虑书稿的事。一个拜访过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告诉他说，事实跟马克思在信中说的完全相反，事实上马克思有一位美丽的妻子，生活处境很“光辉”。马克思赶紧解释说，自己和弗莱里格拉特特意给这位访客制造了光辉的假象，因为不想让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后“幸灾乐祸”。之后，马克思又说了一些理由让敦克尔继续等待。他说自己虽然的确有疾病和家事烦扰，但耽搁的真正原因是对形式的考虑。
“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首先，它是15年辛苦的成果，马克思说是他思维的黄金时代的成果；其次，著作将首次科学地表述一个有关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他再次请求拉萨尔向敦克尔做工作，并说明了自己的进度。“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66〕
接下来的数周里，马克思在全力写作的同时，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充满谎话和借口：
11月29日：燕妮正在誊抄手稿。〔67〕
12月22日：书稿在年底前必须交给出版商。“失去任何一点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68〕
1月中旬：书稿仍未寄出，尽管长达192页，可编成3册，尽管书名叫《资本一般》，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69〕
1月21日：“倒霉的手稿”可以寄出了，但没钱付邮资和保险。〔70〕
最终在1859年1月26日，信里只写了3行字，说书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寄给敦克尔。〔71〕
马克思想，如果这本书在柏林获得成功，是不是应该在伦敦找出版商出英译本。〔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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