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3）家庭生活的苦乐
我们有理由忧伤，但我们用心酸的幽默来排解。有谁一抱怨，就会有伙伴马上提醒他对社会的责任。
——威廉·李卜克内西〔1〕 |
普鲁士政府赢得了这一轮，马克思决定公开声明不再涉足任何党派政治。他受到了太多的诋毁——被对手，更关键的是，被曾经的朋友。“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2〕同盟辩护委员会还剩下最后一个任务：发出呼吁，为在普鲁士被判入狱的盟员的家人募捐。〔3〕这件事做完后，大家各自收拾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家，各自找事做，挣钱谋生。恩格斯担心这些人离开马克思后无所事事，最终变成酒鬼。〔4〕之前他一直在支撑着委员会的费用，加上自己的花销，他说，自己已经“花掉老头子一半的利润”。他和伙伴们必须更加节省，但不是他不愿再挪用父亲的利润，而是怕被发现。
恩格斯从自己做起：搬去更便宜的住处，喝更便宜的酒。〔5〕马克思则在新年后便把自己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他现在的报酬是一篇文章两英镑，他打算每周至少写两篇。〔6〕燕妮觉得这样的收入已经足够日常开销，虽然没办法从“狭小的第恩街公寓”搬走。其实，她好像也没有急着搬走。到1853年，马克思家在索霍区已经住了近3年，连燕妮都逐渐适应了这里的贫穷、污浊和混乱。她有了自己最喜欢的酒馆和咖啡屋见朋友或舒服地坐一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找到免费的戏票去看演出。她喜欢在索霍区长时间散步。〔7〕喜欢戏剧的她开始欣赏起在她周围上演的这出大戏—伦敦生活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都色彩纷呈地展现在她眼前。
牛津街上橱窗和衣服布料店遍布，满是公共马车、私人家的豪华马车，以及穿着体面出来购物的女人。海马基特同样人流涌动，劳动妇女和女孩一边沿街叫卖一些农产或鲜花药草，一边买些需要的东西放进顶在头顶或挂在脖子上的篮子里。还有爱尔兰区，在这里，一杯咖啡就算是一顿饭了。头上戴着围巾、脸上被晒得通红的妇女坐在地上，为了更暖和一些，把膝盖和脚都蜷缩在衣服里，只露出一只手来，等着极为稀少的顾客停下来，看看她们卖的东西。〔8〕为了吸引顾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卖歌词和口号，这些叫卖声与操着各种语言闲聊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索霍区街头生活的一出实时歌剧。不论是悲伤，还是混乱，在过客眼里，都在不断变化当中，也因此一直让他们觉得有趣——只要他们不靠得太近去观察。
燕妮在这些区域漫步时，戴着暗色的面纱，体现着出身带给她的优雅，让人觉得她应该是到这里看看，而非住在这里。
对孩子们来说，索霍区是他们的家，他们经历过的最稳定的家。但由于街上经常有些不三不四、道德败坏的人搞些所谓的消遣，女孩子们没有大人陪同，一般不在傍晚或晚上出去。比如第恩街上的索霍区剧院虽然破烂不堪，还是有很多小偷和妓女聚集。〔9〕第恩街上的考德威尔舞厅同样危险，经常有德国中产阶级雇用的年轻伙计和学徒来这里。〔10〕
小燕妮和劳拉都还很小（小燕妮将近9岁，劳拉7岁），但都喜欢交朋友。小燕妮更像父亲：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的面色和性情；劳拉则一头金色秀发，像母亲一样优雅。李卜克内西说，劳拉从小就有一双淘气的眼睛。〔11〕女孩子们很多时候只能待在家里，无所畏惧的穆希却可以到处玩耍。他认识第恩街上很多爱尔兰穷人家的孩子，他们教他唱歌，他则把自己非常少的零花钱贡献出来。〔12〕马克思一家在家里说德语，但孩子们学英语学得很快，穆希的英语说得跟索霍区本地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燕妮描述过穆希的一次勇敢事迹。当时面包铺老板威胁说以后不再赊欠面包给马克思家，问站在门口的穆希：“马克思先生在家吗？”6岁的穆希回答说：“不，他不在楼上”，然后就把三个面包夹在腋下，飞快地跑去告诉父亲。〔13〕他显然是在街上学会的这些：有观察者说，索霍区的孩子连走路都还没学会，就已经知道了偷东西。〔14〕
不过，对女孩子们和穆希来说，索霍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危险。同父母一样，他们的交往圈子也是其他德国流亡者——他们甚至到伦敦以外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营参加野餐，参加者多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俱乐部成员的家人。〔15〕穆希与卡尔·布林德的继子斐迪南·科恩尤其亲近。〔16〕但孩子们最好、也是最喜欢的玩伴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有时叫他爸爸，但更多的时候叫他摩尔。他们允许他每天忙碌，但星期日必须全身心陪他们，马克思很愿意地答应了（但他还是在口袋里装个小本子，时不时偷偷写点东西）。〔17〕
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和正好在家里的朋友会从索霍区出发，走上一个半小时，到汉普斯泰特荒阜野餐。琳蘅挎着一个从德国带来的篮子，装着午餐，啤酒在荒野上买。午饭后，大人们打打盹或看看报，马克思陪孩子们一起玩耍。〔18〕李卜克内西回忆说，有一次马克思从树上砸栗子，砸的时间太久，右臂一连8天动不了。〔19〕他们有时也做游戏，马克思的朋友们装成马，每人背一个小孩，展开战斗，直到有一匹两条腿的战马告饶认输。还有骑驴游戏，马克思总会参加，完全不在乎自己装起步履蹒跚的驴子时的搞笑模样。〔20〕返回索霍区的路上，或者有人唱歌，或者马克思背诵《神曲》里的句子或扮演歌德的《浮士德》里的魔鬼靡菲斯特（李卜克内西说他演得不够好，太夸张）。接下来，马克思要讲自己的原创故事《英里》，他一停下来，孩子们便大喊“再讲一英里”。〔21〕
马克思从孩子们很小时便培养他们对文学和语言的热爱，像燕妮的父亲一样，他也让莎士比亚成了家里的尊贵客人。〔22〕他和燕妮不断给孩子们吟诵莎士比亚的剧作，神奇地把混乱狭小的阁楼变成了维罗纳的辉煌宫殿、法国的宏大战场和凄冷的伦敦塔，直到孩子们把台词记住，和他们一起吟诵。他还给他们读但丁、塞万提斯、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而且尽量用原语言。这些小学者们在信件中总会流露出对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家里的朋友般熟悉，还时不时像大人一样，用一些引用和双关语。马克思家的精神食粮是丰盛的，这也许帮助了他们忍受物质食粮的彻底匮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马克思在第恩街的生活做出的最仔细的描述来自一名普鲁士间谍的一份报告。他登过马克思家的门，觉得马克思的天才和精力让人印象深刻，但个人生活一团糟。“他过的是真正散漫的知识分子生活。洗刷、打扮、换床单这类事情很少做，喜欢喝醉。……没有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报告说马克思的三个孩子长得非常漂亮，马克思虽然性格粗鲁、急躁，但在妻子和孩子面前，“比任何男人都更温柔、和善”。但家里的状况会让任何一个绅士望而却步：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差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最便宜。他有两间房间。……房子里没有一件干净、完好的家具，全都破了或者碎了，灰尘足有半英寸厚，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很大的老式圆桌，铺着油布，上面有他的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他妻子做针线活的篮子和碎布条，几个边上已经破损的杯子、刀叉、油灯、墨水瓶、玻璃杯、荷兰土烟袋、烟灰——一句话，乱七八糟，全放在桌子上。……想找地方坐下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把椅子只有三条腿，另一把孩子们在上面做饭玩儿的椅子倒是有四条腿，这把正是给客人坐的，但孩子们做饭玩儿的痕迹还在上面呢，真要坐下，一条裤子就毁了。
他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和燕妮对此都不觉得难堪。“当谈话热烈起来、愉快起来，这些不足和不便好像又没有那么让人难以忍受了。慢慢地，你会逐渐习惯，觉得很有趣、很新奇。这就是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的真实家庭生活。”〔23〕
经过流亡者之间的争斗、科隆案的审判和两个孩子的夭折，从1853年起，马克思暂时把经济学著作和政治生活放在一边，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他为纽约的报纸撰稿，做每一个19世纪的丈夫和父亲都需要做的事情——养家。我们无法说他做得不错（家里一直处于负债状态），但也无法说他不喜欢做。革命者马克思开始了假期，开始观察和记录周围的生活，而不是尝试改变它。
这期间，马克思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日报的头版新闻的署名处。他用自己的语言在自己的国家写作会遭到查禁、迫害，但在19世纪中叶新闻报道无比自由、政治对话无比热闹的美国，他拥有热切的读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很多读者都会同意马克思对欧洲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批评以及对奴隶制度和死刑的直言反对。他的文章经常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用作第一篇社论，确立报纸当天的基调。马克思的报道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尤其是在他嘲讽和攻击科苏特或马志尼等独立英雄的时候，他有时也抱怨自己的文章被编辑得失去了锋芒。不过，针对他的一篇具有争议的报道，《纽约每日论坛报》向这位伦敦的撰稿人表达了赞赏："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绝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24〕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他们只是从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抽身出来，放一个假。恩格斯甚至想过以后回到德国，工作和招募新成员，完成一直以来的愿望——创办一份报纸。〔25〕他相信，“马克思派”下一次登上世界舞台时，行动的条件将会更好，因为很多旧日的投机者已经离欧赴美，年轻一代经过科隆案件的洗礼会进入党内，他们自己也将在流亡中得到锤炼。在1853年4月12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恩格斯描述了对未来的展望。
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26〕
可以说，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20世纪共产主义发展变化（即便不能说是剧烈震荡）的一个预见性描述。但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两位19世纪的共产主义创始人尚未完成能够用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并指导另一个时代的著作。他们已经决定要开始，但他们首先需要解决马克思家的迫切之需。
从1849年来到伦敦，马克思一家便和其他数万伦敦穷人一样，不得不每年带着惊奇和艳羡欣赏城内的圣诞美景。城市各个角落，原本脏兮兮的店铺窗户焕然一新，借助店内柔和的灯光，路人可以一瞥里面的玩具、织布和首饰。橱窗里展示着舞会礼服、儿童手套以及缎面靴子——在这样一个泥泞的城市，这实在是令人无法形容的奢靡。在卖食物的商场和市场，各种肉类一应俱全，蔬菜堆积成绿色、红色和白色的小山，边上还有新鲜的水果、干果以及各类糖果。购物的人群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不断有推车和篷车咯吱咯吱从路面驶过，向店铺供应鲜货，向翘首期盼的各家送去订购的货品。到了夜里，应着石块路面上极具韵律的马蹄声，唱圣歌的人和小提琴演奏者欢快地表演着，其他歌手和乐师只能暂避锋芒。〔27〕这样的欢庆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但一无所有的马克思一家只能强迫自己如此。但在1853年，他们决定尝尝欢庆的味道。
对马克思一家来说，圣诞节完全是世俗的节日，当孩子们问到起源时，马克思把基督的故事改成了一个被富人杀害的穷木匠的故事。他一般没多少时间放在宗教上，但他说人们可以“宽恕基督教，因为它教会我们崇拜孩子”。〔28〕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大人们在前厅做些布置、准备礼物，孩子们都不准进来。多年后，小燕妮在给妹妹劳拉的一封信中，回忆起在第恩街过的这次圣诞节：“当时的情景就在我眼前闪过，我清楚地记得你、埃德加和我伸长耳朵，焦急地等待着邀请我们进屋看圣诞树的铃声响起。等到铃声真的响起，我们都被吓了一跳。……你害羞地躲在后面，我却极为大胆地冲在了前面——为了隐藏我自己的胆怯。那客厅看着是那么美妙，往日积满灰尘的旧家具竟然焕然一新。”〔29〕
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纷纷登门帮忙布置，给孩子们带来礼物——布偶、假枪、厨房器具，还有一面小鼓。燕妮说，这是一家人在伦敦过的第一个真正欢快的圣诞节。像以往恩格斯带酒来时一样，马克思事后又病了。〔30〕实际上，一家人都病了，尤其是穆希——马克思说，他发高烧，说胡话，在床上折腾。他对恩格斯说：“希望小家伙能早日恢复健康。”〔31〕
与马克思的愿望相反，一家人在1854年疾病缠身。一个好了，另一个又病倒，不过如马克思所说，总算没有一起全都生病。孩子们的病是简单的麻疹或感冒，但燕妮和马克思出现了多种病症，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32〕马克思因为风湿加上鼻子和嘴巴之间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说话或笑一笑都疼，以至于一连将近3个星期无法做事。他还承受了类似肝炎的肝部疾病的侵袭（他在1853年春天染上这一疾病，一生都受其煎熬）。〔33〕据燕妮说，她的丈夫疼得无法入睡，最后不得不使用鸦片和斑蝥硬膏（一种局部用药膏）。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无法写作，家里的钱箱又空了。燕妮写信给他们在曼彻斯特的可靠朋友说：“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我们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34〕
马克思康复后不久，燕妮又生病了，加之精神疲劳，病情有所加重。她已经40岁，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自怀上弗兰契斯卡以来，她已经4年没有怀孕，是结婚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也许是弗兰契斯卡和小福克斯的夭折让她采取了避孕措施。不管原因如何，再次怀孕并非好事。他们的生活刚刚有所转机，虽然贫困，但总能生存下去。现在，他们又要花钱找医生、找奶妈，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以自己如此穷困的条件，孩子生下来后会遭受夭折的命运。
马克思迫切地需要找到除《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经他的妹夫介绍，马克思打算给一家以英语和荷兰语出版的南非报纸撰稿，但这个营生在3月份黄了——报纸编辑说马克思要价太高，报社承担不起。〔35〕马克思还与瑞士一家报纸商量为其写些被他称为“讲述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他并不认可这家报纸的政治取向，但对恩格斯说，为了安慰燕妮，自己还是接受了。〔3〕
马克思说，家里变成了真正的诊疗所，担心自己的稿酬买不来家人保持健康所需的食物。让他尤其担心的是霍乱在伦敦爆发了，而且索霍区是主要流行区。〔37〕在距第恩街不过一分钟路程的宽街，已经有115人死于这一疾病（这年伦敦共有将近11000人死于霍乱）。〔38〕马克思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认为霍乱爆发的原因是新铺设的下水管道穿过了埋有1665年瘟疫死者的坑穴。〔39〕但索霍区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真正的原因是下水道破裂，污水渗入了伦敦人取饮用水的水井。宽街就有这样一口水井。〔40〕
6月，燕妮怀孕3个月，卧病在床。医生说，离开伦敦对她的健康有好处，马克思因此打算让她、琳蘅和孩子们一起到一个朋友的乡下房子去住一段时间，然后燕妮再回特里尔去。〔41〕这需要钱，而马克思又没钱。医生已经把去年冬天以来共计26英镑的账单寄给马克思，要求他每隔一段时间还一笔，否则，将不再给他们看病。此外，还有药费和日常开支。如果马克思没有生病，一直工作，也不至于让债主讨债上门。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陷入了困境，这些不愉快已经使他变成“一个非常沉闷而迟钝的人。没有家的人，真是幸福”。他问恩格斯自己该不该向朋友们借点钱，但实际上，他们也都身无分文。〔42〕政治流亡的篇章已经告一段落，不管住的区域有多差，他们现在需要谋生，既然政治动乱不会很快发生，他们需要先把精力放在面包，而不是思想上。
甚至连运气和脾气都更好、能够熬过大多数危机的恩格斯都感到沮丧和愤怒。土耳其与扩张的俄国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关系紧张，战争看似一触即发，法国和英国都会被卷入。想到做撰稿人可以随时跟踪报道军事动向，加上经营父亲的厂子给他带来的疲惫，恩格斯决定向伦敦《每日新闻》投稿，做军事撰稿人。〔43〕最初的反响很不错：编辑赞扬了恩格斯的作品，让他写一篇文章，试用一下。
“如果一切顺利，”恩格斯热切地告诉马克思说，“那么，夏天当我的老头来到这里时，我就摆脱生意经而移居伦敦。”〔44〕但不到两个星期，该报就客气地回绝了恩格斯，说他的文章“太专门了”。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怀疑有对手知道自己向《每日新闻》投稿，正好那个猪猡对手又与该报有联系，便告诉编辑说恩格斯“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这件事使我很烦恼。”〔45〕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和政治上的麻烦，恩格斯必须再找一处房子，却苦于没钱。〔46〕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不能信赖这伙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只能你我两人相互依靠。”〔47〕
的确，由于贫穷、酒精和女人，他们的朋友都在无所事事中浪费时间。曾在施拉姆与维利希决斗时给施拉姆当助手的波兰人和其他6名流亡者住在怀特柴泊一个简陋的棚子里，棚子着火后，他被烧死了。〔48〕曾在马克思家短暂住过一段时间的皮佩尔又两次来到马克思家门口。第一次是因为没钱交租被赶出了住处。开始教授德语总算挣了一点钱后，却又被他花光了，第二次来到马克思家。〔49〕维尔特去了美国加州，想在那儿找个老婆。〔50〕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圈子里的两个女人之间举棋不定，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最后娶了德国女人，却在婚礼后，就丢了工作。〔51〕鲁普斯则被酒精害惨了。他在曼彻斯特同恩格斯一起喝了酒，之后又独自摇摇晃晃去了另一家酒馆，遇到6个流氓和两个妓女。他说那些流氓跟着他出了酒馆，把他打了一顿，抢了他的钱。但恩格斯说事情不止如此：鲁普斯没有回家，而是花一先令住到了一个毫不相识的英国人家里（离他自己的住所不超过200英尺）。〔52〕
鲁普斯的离奇经历让马克思家的孩子们浮想联翩，他们对父亲的朋友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喜欢刨根问底。马克思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劳拉因为生病正好在家，她写信告诉在学校的小燕妮和埃德加说，鲁普斯被强盗袭击了。〔53〕穆希写信给马克思，向他描述整件事的过程，好像不是父亲最先把事情告诉他们的：“我亲爱的魔鬼，希望你一切都好，我很快就回去看你。差点忘了告诉你，鲁普斯又像往常一样出去喝酒了，喝得大醉，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无法辨认）还有眼镜和五英镑……还被打了一顿。……我是你的朋友穆希上校。”〔54〕
面对如此多的乱事，7月8日，马克思送燕妮独自回特里尔。这给家里带来了更多债务，因为如他对恩格斯所说，为了脸面，燕妮要保持“表面上的富足”，自然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回去。“这些额外的花费又使我同我那些固定的和‘日常’的债主发生冲突，等等。‘这是老生常谈了。’”——马克思无奈地引用海涅的话说。〔55〕但是，事情并非全都是老生常谈。《纽约每日论坛报》想降低马克思的稿酬，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与该报编辑的争执，后者有时把他的一些文字用在其他地方，却没有给他署名。〔56〕
家里只剩下孩子们和琳蘅，马克思希望通过纵情于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狂欢”来让自己精神起来。〔57〕其中最无法无天的一次，参加者还有李卜克内西和埃德加·鲍威尔，后者并未因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攻击自己的兄弟布鲁诺而离开马克思。一天晚上，几个人打算喝遍牛津街和汉普斯特街之间的所有酒馆——这段距离足有一英里半。“我们无所畏惧，”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说，“一路到了托特纳姆法院路尽头，都没出什么事。”但在这儿，他们与人发生了冲突，相互谩骂“该死的外国佬”和“英国小人”，还差点儿打起来，马克思等人赶紧撤退。
燕妮不在期间，这不是马克思最后一次狂饮——他的确精神了，但家里的预算也更紧张了。劳拉写信给母亲说，父亲周日一整天躺在床上，因为“昨天喝了很多杜松子酒”。58但马克思没有总是喝酒。燕妮不在期间，他和朋友们还经常带孩子们到伦敦各处转转。有一次，他带着琳蘅和孩子们去了伦敦人最喜欢的避暑胜地坎柏威尔，见一位科隆朋友彼得·伊曼特。〔59〕他们让伊曼特在德国的兄弟带一封信给燕妮，但对方回复说信件没能送到。“我们都被吓坏了，”小燕妮告诉母亲说，“以为你被抓了呢。”〔60〕
燕妮没有被抓。她在8月底回到伦敦。她已经怀孕多个月，但得到了休息，积攒了一些体力——好在如此，她才能撑过即将到来的无边黑暗。〔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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