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2）流亡者的指挥中心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1〕 |
恩格斯努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每篇文章1英镑的稿酬太少，即便加上他从工厂里拿钱不断接济，仍然不够马克思一家吃穿。马克思又是努力找人出版自己之前的作品，又是给《评论》找销路——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挣到钱。约瑟夫·魏德迈已经在纽约安顿下来，正在找报纸编辑的工作，但马克思说“在同鲁普斯一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建议他做政治小丛书发行人。〔2〕马克思自己要出版的小丛书就足够魏德迈忙上至少一年。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最好马上写一本关于经济学历史的著作，作为几卷书中的首卷，在德国出售。恩格斯说：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亮相，最好是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益的、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书商们付的稿酬很低，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他还极为少有地带上了一丝批评的口吻，“这一次可要讲点生意经！”〔3〕
但马克思孤立、无能为力。他无法静心写作，他需要挣钱；他的战友未经审判被关在科隆的大牢里，运动不说已经结束，至少已经无以为继；他不仅被伦敦和德国的批评者嘲笑，在美国募集资金的对手也不忘给他造谣。已经有人在美国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的英雄’，竟悬赏奖励罪恶”。〔4〕
尤其令人无奈的是，在谣言甚嚣尘上的同时，被马克思看作吹牛者的大批其他1848年流亡者却因为“勇敢”而赚得盆满钵满。他们通过发行未来政府公债券聚拢巨额资金，以发动革命的名义寻求贷款，通过演讲募集资金。一趟美国的演讲之旅就能筹集到2万美元。〔5〕
对抗哈布斯堡专制王朝并几乎取得胜利的匈牙利英雄约瑟夫·科苏特在10月来到伦敦，如同女王的勇士战斗归来般，在博览会（到最后一天，参观总人数达到600万）结束时，成为伦敦市长的座上宾。民众聚集在道路两侧，想一睹他的真容，他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一身匈牙利传统打扮，腰上挎着佩剑，从马车上站起身，接受民众的赞扬。〔6〕无论马克思的批评者承认与否，马克思对这类恭维从未表现出丝毫兴趣。但他显然注意到了自己与科苏特之间境况的差别。他告诉恩格斯说：“科苏特先生像使徒保罗一样：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顿高喊‘天佑女王’。”马克思描绘了科苏特的这次筹集资金之旅，幸灾乐祸地说没有想象中的成功。7但这些其实与马克思无关。科苏特离开伦敦时有没有把口袋装满，对他的家庭没有任何影响。反正，他们一无所有。
虽然马克思家看似永远无法摆脱个人和经济状况上的不幸，但在1851年12月2日，一个远比这更重大的事件发生了，转移了整个家庭的注意——上到马克思，下到他的儿子埃德加。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正式结束了1848年起义这一篇章。在军队支持下，这个3年前还对法国一无所知的王位觊觎者迅速废除法国第二共和国宪法，解散国民议会，自命终身总统。政变前，他已经与议会就即将于1852年结束的4年任期进行过长时间争论，而他选定的12月2日正是1804年他的叔叔加冕皇帝的日期。〔8〕维克多·雨果说道：“一夜间，自由被宣誓过要保护自由的人践踏，法律的神圣、公民的权利、法庭的尊严和士兵的荣誉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凭借刺刀、虚伪、谋杀和刺杀而上台的独裁政府。”〔9〕
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和中部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但被全副武装的军队碾碎。在12月3日和4日仅仅两天的战斗中，便有大概500人死亡，26000人被捕。〔10〕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时，曾记录过柏林1848年起义的卡尔·舒尔茨正在伦敦。据他描述，政变的消息在流亡者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所有人聚集到各个法国俱乐部，全都“群情激愤”。〔11〕但无论他们如何愤怒，欧洲大陆的战斗已经结束。
马克思说，政变让一直想着回去继续战斗的流亡者的伟大梦想顿时黯淡无光。〔12〕这对马克思有直接好处：他们自己被打击成这样，至少暂时没了打击他的兴致。而且，对于自己认为武装起义必将失败的预测得到应验，他肯定也感到满意。
魏德迈打算次年1月在纽约出版一份德语共产主义周报，名为《革命》，马克思将为首期写一份关于法国政变的文章。〔13〕他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法国人民不但已经不再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大胆行为，反而为之兴奋起来。他的政府在全民投票中获得了令人吃惊的92%的选票。〔14〕法国有产阶级并未反对，他们把路易·拿破仑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马克思对他们的立场做了形象描述：“他们窃笑‘罪行归他，果实归我们’。”〔15〕
来自法国的紧迫消息好像使马克思家甩掉了一年的不幸。马克思给魏德迈的报纸撰稿虽然没有报酬，但至少让他的思想精力有所释放，也让他和燕妮恢复了合作。像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一样，燕妮把他的一页页文字誊写一遍。在12月1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燕妮说自己亲爱的卡尔正“在法国的污泥中，‘自讨苦吃’”，文章应该能在恩格斯回伦敦这个周末前完成。马克思的情绪和高效很具感染力。燕妮说4岁的埃德加（已经改叫穆希上校）每天都给恩格斯写3封信，“十分认真地贴上旧邮票”。〔16〕数年后，燕妮回忆起那些帮马克思誊写“潦草的文章”的日子，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17〕像马克思一样，为革命而做的工作也能平复她最悲伤的个人苦痛。
不出所料，马克思没能在周末前把文章写完，恩格斯的归来又耽搁了他一些时间。经济状况所限，马克思家的圣诞节恐怕只能简单点儿过了，不过好在恩格斯带回一些钱，加上有琳蘅做饭，倒也有吃有喝。
马克思和战友们的集会地点在索霍区以外、法灵顿街上的一家酒商处，位于伦敦报业聚集地舰队街附近。马克思把自己的俱乐部称为“会堂”。〔18〕一直跟着他去图书馆和“会堂”的年轻单身汉们在圣诞节和新年应该是在马克思家蹭的饭，因为马克思在1月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自己、鲁普斯和红色沃尔弗的文章都还没有写好，自己是因为有私事，鲁普斯是因为生病，红色沃尔弗的文章则需要重写。〔19〕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狂欢”。〔20〕
恩格斯对燕妮表示抱歉，说马克思为此在“遭难受罚的床上”躺了两周。〔21〕燕妮回复说：“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③]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22〕
1月20日，马克思终于好了一些，能重新写作了，但只能待在家里写。他的问题不再是过度饮酒的副作用。问题与脑袋是否晕乎完全无关：痔疮。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没办法去阅览室，因为“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23〕此间，燕妮兴致盎然地帮马克思写信，在为他的身体欠佳道歉的同时，也像马克思一样，和包括恩格斯、魏德迈在内的战友们讨论报上的新闻和政治消息。
信件中讨论最突出的是在她哥哥的镇压活动中被捕的战友。马克思和燕妮了解到，经过9个月的关押，他们不会按照之前估计的那样在1月因叛国罪受审，因为当局宣布案情复杂，需要重新调查。没有多少报纸对这11个被关押的人进行报道，更没有报纸理会当局因为没有足够
的证据而特意拖延审判的做法。〔24〕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燕妮说他们的战友还需要“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受到极坏的待遇，除了马克思，周围的人无人理会。〔25〕
有了燕妮做通信秘书，马克思开始夜以继日地组织宣传攻势，确保这些战友不被报纸遗忘。他说普鲁士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不理会这件案子，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团体把这当做除去政敌的机会。〔26〕马克思只得求助于英语报纸来关注这个案件。同时，他还在忙着完成那篇关于拿破仑政变的报道，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自拿破仑一世1799年发动政变建立独裁的法国革命历日期。〔27〕
马克思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前工作，周围无比杂乱。孩子们发明了一个新游戏：马克思坐在椅子上，她们在他后面排成一列，她们是马车，马克思是拉车的马，要装出用力拉车或者挨上一鞭子的样子。数年后，他的女儿写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几章是在给他的三个孩子当马的同时写出来的”。〔28〕马克思只有在安静的夜里，才能集中精神工作。他经常在寒冷的前厅熬夜到天亮，时不时抽几口能买得起的“廉价破烂”雪茄。早上，他倒在沙发上，家人在周围继续一天的生活。这样的作息对他的健康有害，尤其是眼睛。〔29〕他经常借助油灯或蜡烛的昏暗光线阅读。煤油灯倒是更亮，但在狭小的空间里气味太大。〔30〕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也只能如此，伦敦的冬天极为阴暗，太阳很少出来，白天有时也要点灯。
即使这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是没能刊登在魏德迈的报纸上：马克思还没写完，报纸就倒闭了。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逐渐扩展〔31〕（马克思说是出于需要）〔32〕成了一本书。马克思好像非常享受——此时也极为擅长写这类报道，他能把博学与对事件的把握结合起来，把某个时刻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别人看到波浪，他却能看到潮汐。对于路易·拿破仑看似不可能的崛起，他写道：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33〕
谁都无法想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作者是一边坐在椅子上当马，一边写的，是在眼睛红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的情况下写的，但谁都会被书中清晰的思维折服。文字简洁、雄辩，分析和文风出色。可这却不足以让马克思找到出版商，而他又必须想办法弄到钱。他想过把批评蒲鲁东的文章再利用一下，也找过出版商商谈自己尚在概念中的经济学著作。但都不成功。〔34〕2月底，他告诉恩格斯说：“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马克思又没外衣又没钱，无法参加纪念1848年起义的宴会。不过，他让燕妮去了，后者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同伴一起参加，不用交入场费。〔35〕
间谍们好像有第六感，知道马克思家什么时候有空子可钻。马克思收到匿名提醒，说有间谍渗入他和朋友们中间。〔36〕马克思觉得自己知道是谁。去年12月，他和同伴在法灵顿街照例举行星期四集会时，有个叫威廉·希尔施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马克思的直觉是对的：希尔施受到普鲁士警察收买，来寻找将关在科隆监狱的同盟盟员定罪所需的证据。〔37〕在伦敦第一年期间，马克思和同伴们听起来跟被指控的犯罪团伙的确有些相似：革命、刺杀等各种反政府活动都讨论过。但希尔施参加集会时，他们的侧重点是宣传和生存。大家从一开始就对希尔施有所怀疑，背着他把“会堂”集会改到了星期三在索霍区玫瑰皇冠酒馆举行。〔38〕
但事情远未结束。希尔施是按件得钱的，找到证据，才有钱拿，为此，他伪造了会议记录。马克思这时还不知道希尔施的创造，也不知道另一名间谍施蒂贝尔已经从敌对流亡者的集会上拿到一些文件，准备用来对付他的朋友。最危险的是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还有一名密探在想方设法进入他的小圈子，而这个人的告密将对他和他的朋友们造成极大伤害。
恩格斯回到伦敦过复活节，但这次并不像去年圣诞节回来时那样轻松愉快。马克思和燕妮最小的孩子弗兰契斯卡由于严重的支气管炎发作，在4月14日第一个生日后不久死了。〔39〕在19世纪的英国，婴儿在这个年纪死亡并不少见；大约15%的婴儿在年满一岁前死亡。〔40〕但这样的统计数字无法安抚任何父母的悲伤，燕妮更甚，还要遭受贫穷的折磨。家里甚至没钱给弗兰契斯卡买一副棺材。
因为没办法埋葬女儿，燕妮把孩子的尸体放在后屋，把床和被褥搬到前厅，在找到钱安葬女儿之前，一家人先住在前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三个活着的孩子在我们身边躺下，我们都悲伤地为我们的小天使哭泣，她的铁青、毫无生机的身体就放在隔壁。”燕妮和马克思向德国和英国朋友们借钱，但徒劳无果（连恩格斯都没有钱）。最终，燕妮找到住在附近的一名法国移民，后者给了她两英镑买棺材。“她来到这个世界时没有摇篮，离开这个世界时又很长时间连个安息的地方都没有”，燕妮回忆说。“看着她被埋进坟墓，我们的心情是何等悲伤沉重！”弗兰契斯卡被埋在了与第恩街相距几个街区的墓地——小福克斯就埋在这里。〔41〕
马克思和燕妮还没来得及哀悼女儿，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魏德迈一直想安排出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终究无法实现，他告诉马克思这一消息的信刚好在弗兰契斯卡下葬那天送到。〔42〕马克思告诉一个朋友说这封信让人崩溃。“她（燕妮）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如何不断遭到挫折。”〔43〕马克思向恩格斯倾诉说：“我上星期处境之糟，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在埋葬那天，各方面答应的钱全没有收到，为了向这些英国的狗东西付埋葬费，我最后不得不跑到邻居法国人那里。同时非常不幸的是，又接到魏德迈的来信，从来信看，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也全都破灭了。……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这种混账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44〕后来他又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45〕
在某种方式上，马克思这样做了。一个名叫亚诺什·班迪亚的匈牙利报人认识了马克思，并在1852年春天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班迪亚便是那个马克思没能察觉的间谍，他的背叛给马克思带来了政治上和私人上的双重后果。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和美国的同伴的信件看，他完全信任班迪亚，并在4月底轻易跳进了后者设置的圈套。出于消遣，马克思写过几个在伦敦的德国反对派流亡者的讽刺性短文，讲述他们的组织、喜好和目标。班迪亚告诉马克思，柏林一个名叫艾森曼的出版商愿意出25英镑买一小本这样的短文，马克思可以匿名写。〔46〕
马克思想让恩格斯一起写，但恩格斯有些疑虑。他考虑万一两个人被自己攻击的人发现，爆出丑闻，这个钱值不值得。而且，在他们的科隆朋友面临指控的时候，这样的书会不会被看作是对整个德国反对派的不忠，甚至反动。〔47〕但马克思无法抵挡班迪亚提供的价钱的诱惑。匈牙利人说一收到书稿，就会尽快付款。5月底，马克思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一起做这件事情。
马克思每次离开伦敦，燕妮都要独自面对愤怒的债主。但这次，倒有了收入可期：马克思不在家时，班迪亚给了燕妮一份合同，说是柏林的出版商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拟定的。〔48〕但这买不来一家人活命所马上需要的牛奶、面包、土豆和煤。马克思在这个时候离开尤其艰难，因为弗兰契斯卡死后刚刚一个月，燕妮仍沉浸在悲痛，甚至自责当中——如果他们能给孩子们提供他们应得的生活条件，弗兰契斯卡和小福克斯可能就不会死。
6月初，马克思和燕妮将小燕妮、劳拉和穆希送到了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的父亲正好去曼彻斯特，所以孩子们应该是和玛丽·白恩士、莉齐·白恩士住在一起。他们都在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件末尾写了一些话，说吃到牛排、豆子和土豆多么开心。劳拉帮穆希代笔说：“吃过丰盛的晚餐，我们还会有一顿美味的夜餐，有您最喜欢的黄油面包，还有奶酪啤酒。我们会为您和弗里德的健康干杯，如果我们喝醉了，那可是为了您的健康。再见，我最好的爸爸。”〔49〕孩子们只需要这点东西，就能如此快乐，可马克思和燕妮却连这点东西也给不了她们。
孩子们回来后，马克思去了曼彻斯特。燕妮在给他的信中痛苦地说：“我坐在这里，六神无主。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我坐在这儿眼睛都快哭出来了，却依然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快裂开了。一周来，我强撑着，但现在我撑不住了。”〔50〕马克思的回复90%的时候谈公事，只有10%的时候安慰燕妮。可能是因为他与恩格斯一起实在太愉快了（他说他们写这些短文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体会不到燕妮的困境。或者，他知道帮助妻子的最好办法，除了寄钱，便是让她专心于事业。马克思常说燕妮生性乐观，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能振作起来。他因此在6月11日写信给她说：“我亲爱的……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经受这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后，他又给燕妮布置了一系列党的任务，还夸她把另一件事情完成得非常出色。〔51〕
对孩子们来说，家里的政治活动、夜里来家里集会的各色人物，以及不断上门讨债的债主，都已经让他们习以为常。况且，他们也没有其他参照进行对比，玩伴们的父母大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是投身反对派政治的贫穷德国流亡者。但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当初按照自己阶级普遍接受的方式养家，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不同。到伦敦后，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将要面对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每年都会加剧。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将是他们的生活最黑暗的时候之一。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
马克思站在旁边口述，燕妮和恩斯特·德朗克轮流笔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百页流亡人物短文《流亡中的大人物》。完成后，班迪亚很快给了钱，扣除7英镑后（显然是之前借给马克思的），给了马克思18英镑。〔52〕马克思付过报酬给德朗克后.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开销，班迪亚又不肯说小册子什么时候能出版，但马克思对此寄以厚望。〔53〕恩格斯经济也很紧张，8月时告诉马克思说自己6个星期内恐怕无法给他寄钱。〔54〕魏德迈的报纸凭借一个德国流亡者赞助的40美元复活了，也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印了，但这笔钱不够配送的费用，报纸只能堆在一边，到不了读者手里。〔55〕威廉·皮佩尔的英文译本一团糟，根本无法在伦敦销售，德国又没有出版商对作品表示出兴趣。〔56〕这样的耽搁很要命，因为每过一天，作品的相关性就减少一分，就会有更多的读者去看其他关于这次法国政变的作品。尤其让马克思恼怒的是，他的宿敌蒲鲁东批评路易·拿破仑的作品赚了10万法郎。〔57〕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信件中显得非常烦恼，总谈论对手的经济状况，没钱导致的焦虑非常明显。他还极为少见地关注起别人对自己和恩格斯的攻击。尤其激怒他的是一个在美国辛辛那提旅行的德国流亡者，后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了出来”。〔58〕马克思虽然总说不在乎流言，但面对1852年下半年凄惨的经济状况，作品又得不到认可，他的神经很容易被刺痛。
说这句话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因其救世政治幻想，被马克思称为“耶稣基督”金克尔）回到伦敦后，马克思写信质问他，但后者没有回应。马克思觉得金克尔怕自己再写信，肯定不会再收下寄自索霍区的信件，便让鲁普斯从温莎投寄给他，用的是写情书的信纸。金克尔打开这封信，就会发现在芬芳的玫瑰花和勿忘我花中间，是卡尔·马克思博士的一番挖苦。〔59〕
马克思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他告诉恩格斯说，一家人都病了，却请不起医生。“八至十天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现在，四面八方都在攻击我了。”面包房老板、菜贩和肉铺老板都在向马克思要债。“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不是听别人议论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容忍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60〕
最后的办法是当铺，但估值一般只有真正价值的三分之一，算上最后要交纳的高额利息，比这还要少。马克思把燕妮的带有阿盖尔家族饰章的银器拿了一些去典当，当铺老板见一个看着如此粗俗、贫困的外国人手里拿着如此昂贵的东西时，以为他是偷来的，便要找警察来。可能是觉得羞愧，马克思没有把这件事的结果记下来。一个流传下来的说法是，马克思成功地让当铺老板相信自己的妻子出自英国最有历史的家族之一。另一个说法是马克思被怀疑偷盗，关了一晚上，直到燕妮证明了自己与阿盖尔家族的关联，马克思才被释放。〔61〕不论哪一个说法是真的，结果都一样：马克思感受到了难言的羞辱。他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被身处伦敦最肮脏的区域之一的当铺老板当成罪犯。
1852年秋，马克思家的狭小公寓成了流亡者的指挥中心，大家一起忙着挖出间谍、拯救被关在科隆的战友。燕妮告诉马克思在华盛顿的朋友阿道夫·克路斯说，他们在第恩街的公寓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目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62〕
经过17个月，普鲁士被捕同盟盟员案件终于准备庭审。检察当局的证据极为荒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被无罪释放——给他们定罪已经变成事关政府声誉的问题。马克思和朋友们认为陪审法庭是专门设计的，包括三名资产阶级上层、两名城市贵族、两名地主、两名政府顾问和一名普鲁士教授，对被告不利。〔63〕有利的方面是，两名重要的控方证人失踪，其中一人逃去了巴西，另外有确切证据表明警方有不法行为。〔64〕
检察当局的起诉状长达70页，对聚集在伦敦（说是按照马克思的指示）的德国激进反对派的描述很是吓人。虽然从1851年5月逮捕到1852年10月开庭审理，过程已经极为漫长曲折，检察当局没有满足于此，甚至提供了早至1831年和同盟成立之初时的证据。〔65〕在盟员被长期关押期间，当局通过强迫他们行军（每人长达11天）等审讯方式，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一些资料。〔66〕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受到伤害最大的包括出版商贝克尔和医生丹尼尔斯，前者据说会失明，后者出现了肺痨的迹象。〔67〕
马克思认为，虽然当局从被告直接获得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具有反政府情绪，但并不能如诉状所称，证明他们参与了任何反政府密谋。他说，这一指控的所谓证据主要是在伦敦活动的间谍搜集到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被告不是因为政治观点受审，而是因为他们很危险，他们的领袖更加危险。马克思虽然没有和其他11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但显然他才是主要目标。〔68〕
间谍施蒂贝尔提供给检察当局的文件实际上是监视维利希一伙时得到的，这伙人的确密谋过反政府暴力行为。有警察报告说马克思等人已经从上述团伙分裂出去，但当局对马克思念念不忘，对此选择了无视。〔69〕“马克思派比其他流亡者、煽动者和中央委员会都要厉害。……马克思本人更是众所周知，他手指头里的聪明都比其他人加起来脑袋里的聪明还要多。”〔70〕为此，检察当局违心地把这些文件列为证据，想着马克思一伙和维利希一伙的活动重叠的地方很多，陪审员也许不会发现。
当局在施蒂贝尔的文件上耍的花招没被发现，希尔施提供的证据就不行了，虚假之处太明显，马上便被拆穿。第恩街辩护委员会称：希尔施声称自己参加马克思的“会堂”会议，听到他们讨论密谋，从而记录下来的记录是伪造的，而且伪造得并不高明。辩护委员会提供了笔迹样本，证明会议记录人根本不是希尔施所说的李卜克内西和另一个叫L.W.林斯的盟员，后者几乎不识字，自然无法记录——希尔施的运气实在不好。他们还拿到酒馆老板的证词，证明他们的集会时间是星期三，而非星期四，地点也与希尔施所说不符。记录显是伪证无疑，加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法庭只得将希尔施提供的记录不予采纳。〔71〕
这份证据失去后，检察机关更加坚决地要保住一份最为有力的证据。（柏林最高检察官写信给普鲁士驻伦敦使馆说：“政治警察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庭审结果！”）〔72〕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和50本“红色问答书”被发现后，经鉴定，信件出自马克思之手，上面写着：“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还指示收到信的人在1852年6月5日午夜前把“问答书”悄悄塞进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家里去。虽然这封信应该是在被告被捕后出现的，但还是被列为了证据。
这让伦敦的人难以置信，所有知道马克思的人都知道这是假的：不仅因为他永远不会搞这样无聊的事情——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把文件塞进支持者家门；还因为信件内容与他的信念相反。马克思早已因为认定革命近期不会发生而引起其他流亡者的愤怒。〔73〕马克思找到英国治安法官，宣誓自己与那封信和“问答书”无关，之后把声明寄到科隆作为辩护材料，并在英国报上发表。但检察机关不为所动，拒绝将马克思的笔迹与那封信件进行对比。〔74〕
站在证人席上，施蒂贝尔描述说，伦敦有一个精细的监视网络，每名“密探”背后都有一名间谍——前者一般是当地人，受后者雇佣做事，自然也受后者监视。〔75〕10月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辩护委员会在楼上工作时，房子外面出现过可疑的人。此外，两人都觉得有人在偷偷拆看自己的信件。〔76〕但他们没有让工作受到影响：5个星期里，流亡者们在第恩街楼里跑上跑下，搜集和拼凑证据，营救他们的朋友。他们来得早，走得晚，抽的雪茄搞得屋里烟雾缭绕，随着新的消息传来，他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愤怒。孩子们对于他们挤在自己家里又是吃饭又是喝啤酒，已经习以为常，把他们当作了家人。一天早上，燕妮还没穿戴好，一个成员便进来了，燕妮赶紧去抓衣服，穆希上校却让她不用担心，“是弗莱里格拉特”。〔77〕
在这期间，马克思完全投入科隆案件，无暇他顾，便由燕妮代表他处理案件以外的事务，包括参加纪念1848年维也纳起义中牺牲的一个战友的大会。〔78〕他写了一篇关于科隆案件的文章，长达50页，打算尽快出版，吸引公众对案件的关注。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个案件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79〕这时，马克思的房东威胁他再不交房租，就把他赶出去。马克思说，房东说了很难听的话，而自己也耍了一回横，让房东灰溜溜地走了。〔80〕
案件在11月7日宣判。宣判前，柏林各报纸都预测被告将被无罪释放，因为指控未能证实。〔81〕但陪审法庭对11名被告的裁决各不相同：包括丹尼尔斯在内的4人被无罪释放，其他7人被判有罪。包括报人毕尔格尔斯在内的3人被判6年徒刑，包括出版商贝克尔在内的3人被判5年，裁缝列斯纳被判3年。〔82〕燕妮说，裁决结果是陪审法庭在“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与“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之间取舍的结果。〔83〕
不到两周后，马克思正式宣布解散同盟。庭审的结果，普鲁士当局一定要除掉同盟而后快的决心，欧洲的反革命气候，加上马克思认为当前的时机更适合进行反思和学习而非组织运动——这些都让他觉得，同盟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84〕之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印证了马克思的想法。12月2日，共和主义的堡垒法国再次成为帝国，路易·拿破仑不满足于做终身总统，宣布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这个曾经在帽子里藏一块培根来吸引雄鹰盘旋在自己头顶的小个子骗过了最狡猾的政府部长们，成功地让民众相信他能够恢复法国昔日的荣耀和稳定。好像在他一挥手间，1815年到1848年间取得的所有革命成果都消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知道了他们在其中坦露一切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命运：所谓感兴趣的出版商根本不存在，班迪亚把手稿交给了警察，在一个月以内从柏林两次拿到钱（这也是为什么他能那么快付钱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以为小册子出版后才会落到警察手里，但班迪亚的出卖使得警察在调查科隆案件时便掌握了这本书，从而对流亡者团体有了更多了解。〔8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兄弟责怪马克思导致了罗兰特的被捕，说如果马克思没有认识班迪亚，罗兰特就不会被捕。〔86〕（这样的指责并不公平，在马克思见到班迪亚一年前，丹尼尔斯便已被捕。）班迪亚逃到了拿破仑的巴黎，成为法国警察部的特别探员。〔87〕对于拿破仑和班迪亚，马克思出乎意料地表现得很淡然，也许是因为当时有瑞士出版商对他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评价极高，表示愿意出版，马克思对此非常兴奋。〔88〕燕妮说，按照出版商的估计，首批销售就能为他们挣得30英镑。〔89〕马克思寄了一份手稿给华盛顿的阿道夫·克路斯，建议他看看能不能在美国出版。
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那么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的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90〕
来自瑞士的这次机会将再次变成失望。出版商把几乎全部2000本印好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偷偷运到了巴登，打算从这里分发到普鲁士各地。但出现了差错：全部书籍在存放的村庄被普鲁士政府没收、烧毁。马克思出离愤怒，恼怒地表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兴致来写作。〔81〕真是白费精神！”〔82〕
但这还没完。数月内，瑞士出版商的合作伙伴要求马克思支付424法郎印刷费用。又一个挣钱的事儿变成了负债。〔93〕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